一、云南全境剿匪

●邓小平代表西南局在批复中指出云南面临三个重大问题：国防问题、民族问题和土匪问题。

●素有“飞毛腿”之称的我军一一四团，奉命从文山出发，对金绍云匪部进行围歼。

●陈赓说：“不出三个月，必将这个反革命家伙打死或者抓回来交人民审判。”

邓小平指出云南的重大问题

1949年12月9日22时整，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从位于五华山光复楼内的电话总机发向了全国——云南起义了！云南和平解放了！

云南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有27个县、市分别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国境线长达4000余公里，有10多个少数民族在国境线上跨境而居，是一个民族众多、地形地貌复杂多样的边疆省份。

云南历史上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挑拨离间，使民族之间矛盾重重，纠纷不断。

国民党败逃大陆前夕，曾派遣大量匪特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利用土司头人的戒备心理不断挑起民族矛盾，煽动闹事。

这些潜藏的匪特按照国民党事先制定的“总体战”进行流窜破坏。

短短时间内，不少地区暴乱频起，由于人数多、范围广、突发性强，更由于事关民族政策，所以使得这里的剿匪工作变得十分艰巨。

解放前，云南土匪之多，在全国出了名。那时，边远地带有匪、平坝地区有匪、交通要道有匪、就连省城昆明也有匪。

落于民间和非法武装掌握的枪支数量惊人。据不完全统计：流落滇南有7万余支，滇西1.5万支，轻重机枪500多挺，边疆土司有枪2.3万支。

这些土匪最令当时的政府无奈、老百姓切齿痛恨，直接威胁着政府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民国初年，为害滇南一带的土匪吴学显趁机作乱，烧杀掠抢、霸占田产、血洗过往客商。

面对匪患四起，云南军阀唐继尧妥协让步，将土匪收编为国军。长期为害滇南一带的匪首吴学显被委任为第一游击支队长，派往干海子驻防。

这些土匪匪性难改，收编不服管，所到之处依然为所欲为，搅扰百姓不得安宁。

后来，吴学显因为在反动势力的争斗中为一方立了功，被委任为元武江防司令，许多土匪队伍也被调入昆明。一时间，土匪在昆明城内四处摆赌摊、烧杀掠抢、强奸妇女，无恶不作。

其中有一个制造假钞被处决的土匪叫蒋楦出，因与军阀结仇，心底不服，发誓此仇报非君子。几经奔波，蒋楦投奔匪首吴学显当上了“谋士”。

蒋楦为吴学显出谋划策，制造了大批假钞运回云南。

云南头年刚发行了新的5元大钞，不到半年，市面上就流通起5元假钞。

一时间以假乱真，新发行的云南5元钞信誉一落千丈。

土匪吴学显用假钞购买军火势力逐步扩大，西犯通海、南掠石屏、东攻蒙自，滇南许多地方被这帮土匪搅得鸡犬不宁。

继吴学显之后，横行于滇南一带的禹发启、杨友堂、龚铁匠、王文光、周国兴、彭万友、王次东、杨松林、李小洪、陈光保等土匪头子继续作乱，虽经几次清剿，但一直没有根除。

还有以劫持外国人进行敲诈勒索的惯匪杨天福家占着地理人熟，将队伍拉进大山玩“捉迷藏”，曾经把国民党官军拖得人困马乏，最后唯有不了了之。

解放军第四兵团进驻云南后，司令员兼政委陈赓便要求指战员当好“第一批宣传者和执行者”，在民族地区工作要“慎重稳进”，要牢记三句话：“宜缓不宜急；一定要讲团结；当前要反‘左’。”要很好地贯彻中央提出的“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

1949年底溃逃到境外的国民党军残部和云南境内的土匪在边境地区大肆破坏捣乱，气焰十分嚣张。

同时，因当地群众曾受“共革盟”的恶劣影响，人心也比较混乱。

那是在1949年，“共革盟”曾经派人潜伏保山，以组织形式发展武装，几个月之间就达到几万人。

在这些人当中，混入了大量地主、恶霸、旧军官、土匪特务、流氓、地痞，以及大量抗日战争留下来的外省人，因违法乱纪，损害群众利益，后被卢汉派省保安团余建勋先“招安”后镇压，不久便迅速土崩瓦解了。

1950年2月，人民解放军进驻保山后，当地匪特、地主便大肆造谣说我军就是当年的“共革盟”，又说美国已经在朝鲜发动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东三省已被原子弹炸成了一片焦土，共产党的日子不会长久，和“共革盟”一样，只是“昙花一现”，等等。

当地匪特、地主还与投机粮商一起，囤积居奇，有意控制市场，使保山城形成有市无粮的局面，群众极其恐慌。

为了解决燃眉之急，解放军四十一师党委组织粮食工作队，进行集训、学习，并组织人员征收粮食，解决军需民食和支援解放西藏。

与此同时，解放军驻剿部队着力打击地主的经济势力，重点打击对象是地主中的大粮户。

解放军的一支征粮武工队进驻七区后，遭到当地地主的疯狂破坏和抵制，不少地主分子躲起来不露面。

征粮武工队便发动地下党员、区乡干部和小学校师生去催促，地主就在公粮中大量掺沙子、石头、水进行破坏。

白天收到的粮食，晚上匪特们就来抢劫。匪特与地主相互勾结，十分猖狂，还杀害了多名征粮干部战士。

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建设国防、巩固边疆的任务显得十分艰巨。

1950年4月，云南省委向西南局书面请示关于边界地区的工作方针问题。

邓小平代表西南局在批复中指出：云南面前摆着三个重大问题，即国防问题、民族问题和土匪问题。这三个问题密切联系，互相交错。邓小平指出：

核心是民族问题，只有解决民族问题，才能解决国防问题和土匪问题。这就为云南省委提供了一把解决问题的“金钥匙”。

后来，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有了民族团结，就有国防，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国防。”

云南省委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批示，提出了“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联防自卫，防匪保家”的工作方针。

军队和地方派出了3000多人的民族工作队，深入民族地区开展“做好事，交朋友”活动：一方面，疏通民族关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边防军和各族民兵实行联防；另一方面，加紧剿匪，清除匪患，安定边疆人民的生产生活。

消灭“小台湾”匪帮

1950年5月，素有“飞毛腿”之称的我军一一四团，奉命从文山出发，对在江川、通海、晋宁、华宁地区作乱的金绍云匪部进行围歼。经过28日、29日两场激战后，金绍云匪徒大部分被我军歼灭。

金绍云带领残部300多人，偷渡抚仙湖，占领孤山岛，占山为王，伺机东山再起。

抚仙湖是一座淡水湖，水质澄清、一碧见底。湖的西南水域矗立着一个峥嵘多姿的孤岛，群众叫它“小孤山”。孤山岛是抚仙湖中唯一的岛屿，其外形恰像一头浮游在烟波浩荡中的鲸鱼。这个岛高出水面近40米，四围悬崖绝壁环立，地势十分险峻。

金绍云把孤山称作云南的“小台湾”，妄想依仗山孤水深，顽抗下去。他们白天修筑工事，晚上龟缩在岛上的石洞里，负隅顽抗。

为了歼灭这股顽匪，云南省军区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警备师师长周学义和玉溪军分区司令员黄建涵指挥老红军团一〇九团、师山炮连和一一六团，以及玉溪军分区独立第一营、第二营，于9月2日追至抚仙湖边，封锁湖岸。

9月2日拂晓，周学义率领红军团和三十七师炮兵部队由昆明出发，经晋宁抵达抚仙湖西岸的大马沟、大沙咀、牛摩村一带，与原来跟踪追击过来的一一六团、玉溪军分区独立团等部队汇合。在周学义师长统一指挥下，各部队迅速展开，发动群众。他们了解匪情，封锁湖岸，占领制高点和交通要道，堵死了金绍云股匪可能逃跑的一切道路。同时，组织突击队，打捞沉船、征集船只，展开湖上练兵活动，着重训练上下船动作，水上队形，划船技术，水上射击等，为渡湖作战做好一切准备。

9月8日凌晨，进攻“小台湾”的时刻到了。突击队健儿们登上木船，摆开了进攻阵势；炮兵分队在发射阵地标定了射击目标；担任警戒、堵击任务的部队，也准时到达了指定地点待命。

许多参战的民兵和水手，争相为突击船划桨掌舵。那个被土匪害得家破人亡的胡大爷，更是非划第一船不可，他对解放军说：“我要亲自为我死去的亲人报仇！”

战士们亲切地对他说：“大爷，您年纪大了，不要去啦！您的仇就交给我们报吧！”

总指挥周学义也来劝胡大爷说：“老人家，如果您真是非去不可，那就为我的指挥船掌舵吧！这也是个艰巨的任务呀！”

胡大爷这才答应了总指挥的要求：“那好吧！我保证把你们送上小孤山。”

黎明前的天阴沉沉的，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又飘落着毛毛细雨。进攻是从炮击开始的，霎时间，炮弹呼啸，黑色的天空划出一道道白光。山炮、迫击炮的炮弹带着湖区人民的仇恨向敌人射去，倾泻在寂然无声的孤山岛上。排列在湖岸上的30挺重机枪也喷射出火舌。小孤山岛顿时浓烟滚滚，烈火腾腾，把抚仙湖映成了一片火海。

随着呼啸的炮弹和雨点似的子弹，一〇九团团长顾永武指挥24只战船，像离弦的箭，向孤山飞驰而去。四连长秦得旺第一个扑向岸边，指挥战士用成捆的手榴弹扔向敌人，很快就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感到大难临头的土匪慌了手脚，他们丢下10多具尸体，拼命向主峰阵地逃去。

顾永武带领突击队不给敌人喘息机会，一鼓作气，立即攻击主峰。可是通向主峰的唯一小路，狭窄陡峭，杂草丛生，加上敌人设置的重重障碍物，很难攀登。

金绍云在峰腰构筑了防御工事，建立了第二道防线，所配置的火器已严密地封锁了小路。负责把守第二道防线的是匪团长宋秉宽。这时他正带领着90多名匪徒，发誓要与我军战斗到底，声称要与小孤山共存亡。

我四连战士刚一发起进攻，便受阻于山脚之下，而且有10多名战士负伤。

鉴于这种情况，我方部队很快改变进攻战术。让四连佯装强攻吸引土匪火力，一连和九连利用悬崖下的射击死角，用绳子、木梯攀崖而上，出其不意地绕到土匪后面，枪弹齐射，一阵猛打。

敌人正集中火力加强正面防御，做梦也没想到我军会从两翼侧攻上去。当我突击部队从两翼突然出现时，敌人猝不及防，被我火力打倒了一片。正面攻击的四连连长看见敌人乱跑乱窜，便率领战士从前面乘虚猛攻，迅速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防线。

占领第二道防线后，三支突击队汇合在一起，稍加整顿，又立即发起了对小孤山主峰的进攻。战士们密切配合，互相支援，顺利地通过了山上一片开阔地，向主峰上的破庙进攻。

一时间，孤岛顶峰到处响起：“缴枪不杀！活捉金绍云！”的喊杀声，匪徒们纷纷跪地投降。

就这样，三个突击连经过激战，一举攻克了全岛。

我军占领孤山岛后，在俘虏和敌人的尸首中都没有发现金绍云的影子。在这四面环水的孤岛上，这家伙能跑到哪里去呢？

渔民胡大爷从匪窝中找到了被土匪绑架的儿子。从胡大爷儿子的口中得知，原来，就在部队刚上岛时，金绍云就把自己的老婆和儿子打死，坐上了一条自己早已准备好的小船，带着几个随身保镖逃走了。

顾团长获此消息后，立即通知沿湖和湖上巡逻队加强搜索追捕匪贼。为了确保活捉金绍云，他自己上船和警卫人员一起追捕。

上午的时候，雨过天晴，万里无云，我军追捕船队很快就发现抚仙湖湖面有一个小黑点。顾团长当即命令六连前往侦察。六连连长赵成昌奉命指挥船只火速靠近该船，当确定是匪船后，便加紧追捕。

顽固不化的匪徒，不但不投降，反而疯狂地向我军射击。被激怒的战士一起开火，匪徒一个个栽到湖里。突然间，匪船平静下来，从船舱里冒出一个凶恶的大个子，端起机枪疯狂地向我射击。

“金绍云，他就是金绍云！”

“抓活的，不要打死他。”顾团长大声地喊，叫战士停止射击。顾团长命令战士们：“你们一定要抓活的，交给人民公审，以祭奠被他杀害的烈士。”

赵成昌指挥船只靠近金绍云的船，不料金绍云拿着手枪突然跳进抚仙湖。浑身是胆的七班长李文学还来不及报告，便翻身跳入水中。搏斗当中，抓住金绍云的头发把他提出水面，不等他喘气，又把他按到水里。金绍云连喝了几口水，终于被制服了。

孤山战斗，我方战士先后击毙击伤匪徒20多名，生俘“滇中反共独立师”师长金绍云、第三团团长宋秉宽、第四团团长赵康云等匪徒76名。武器除了被土匪丢入湖中的外，缴获轻机枪3挺，长短枪80多枝，望远镜1架。

玉溪地区的剿匪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抓捕叛匪王耀云

就在解放军向“小台湾”的金绍云匪帮进行攻击的同时，我人民解放军又对另一股土匪王耀云展开了进攻。

王耀云是金绍云的同乡，两人经常来往，关系十分密切。王耀云到达江川后，便背着我军代表暗地召开军官秘密会议，多次与金绍云一起策划叛乱。

4月28日，王耀云终于下了毒手。这天深夜，王耀云命令团警卫排偷偷闯入军代表的驻地抢走了武器，又把军代表全部捆了起来，然后强行拉走了部队。当叛军到达业家山村后洞子沟时，王耀云下令把军代表以及江川县委副书记黄河清等20人全部杀害。

为了摆脱解放军的追击，王耀云带领全团1000多人，向昆阳、易门、峨山交界地区逃窜。

6月上旬，王匪窜至新平县约湾、期克地区，遭到我军第一一六团和一一四团两面夹击。激战了一天，我军击毙土匪300多人，活捉200多人，其他匪众不得不放下武器，钻进山林逃命。王耀云带领残部200多人，分路渡过夏缅江，进入冬瓜岭的大平掌，与李崇安的匪部合流，打起“云南人民抗共军”的旗号，继续残害人民。

陈赓司令员对王耀云的叛变和屠杀人民的罪行十分震怒，他在云南省党、政、军干部大会上说道：“不出三个月，必将这个反革命家伙打死或者抓回来交人民审判。”

剿匪部队第一一五团和第一一六团一营，执行陈赓将军命令，进入大平掌地区，多路合围王耀云、李崇安匪帮。被围匪众在我军强大政治攻势之下，纷纷投诚，使匪首王耀云、李崇安等人陷入孤立，不得不分散躲藏在山里。我军发动群众，仔细搜查匪首。

8月21日，大平掌有个姓马的老大爷向我军报告：“豆峰山上有四匹军马，可能是土匪头子的。”

一一五团七连立刻奉命前往豆峰山搜索，果然发现土匪。在山谷小溪击毙一名土匪后，又接着搜索。

六班长带领全班爬上陡岩时，在草丛里摸到一个人头，立即用冲锋枪抵着这个脑袋高喊：“不准动，动就打死你！”

两名战士冲上去将此人捆起来。一审问，原来正是大匪首王耀云。

在同一天里，七连的另外一个班又捕获了另一个匪首李崇安。

9月18日，在玉溪城召开了4000人公审大会，宣布判处王耀云死刑，立即执行。顿时，整个会场发出欢呼声：

“打倒叛匪王耀云！解放军万岁！”

追击彝族土司匪首

云南楚雄的匪乱，是云南少数民族匪患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1950年4月的一天夜晚，在楚雄盐丰的一所彝族土司官寨里，昏暗的灯火摇曳出两张诡秘的面孔。

身披黑色斗篷、腰挂“盒子炮”的彝族土司普光才正恭敬地将一块肥硕的“砣砣肉”敬奉给藏匿于此的国民党中将特务范宇舟。

这位颇有点嘴上功夫的中统特务正按上峰布置的“应变计划”，努力游说，策动彝族土司叛乱。

4月底，盐丰彝族土司普光才，在特务范宇舟策动下，组成“滇西青年抗粮军”，下辖一个师，三个团，约1000余人。他们杀害了新政府征粮队员和工作人员20余人后，哄抢了数十万斤征购粮。

在普光才的匪乱大旗下，楚雄地区匪患不断爆发。国民党退役营长杨永寿和广通县盐警队长汤固，勾结地主恶霸势力，组成“中国义勇救国军”，约有1000余人，成为普光才匪部的又一支骨干力量。

滇西的5月，赤日炎炎，暑热难熬。

解放军一一八团接到师部的命令，由团参谋长王争率领一、二营奔赴楚雄，执行剿匪任务。

5月5日黄昏，一一八团顺利抵达楚雄。此时，部队已十分疲劳，连吃饭和休息不过四小时，又直奔广通。

广通是位于成昆路上的一处大型交通驿站。黑夜里，通向广通的山路十分陡滑。剿匪部队仅用了6个小时就走了80多里路程，到第二天清晨，部队悄然潜到广通城外。土匪们还浑然不觉。

等到发起攻击，在一阵枪弹声中，土匪们才如梦初醒。土匪零乱的队伍七拼八凑赶到城墙隘口，却被解放军的火力压得毫无还手之力。土匪们意识到遇上了解放军的正规部队，稍事抵抗后，在一片惊慌声中，便丢下了40余具尸首，落荒而逃了。

残匪普光才和杨永寿逃往城北30余里外的凋翎山。我剿匪部队乘胜直捣凋翎山。当我军到达时，普光才带着少数匪徒悄悄离开了匪队，其余大小匪徒包括杨永寿在内全部被抓捕了。

5月28日，有群众报告，普光才躲在盐丰昙花乡的一座山上。

解放军一一八团机枪连奉命搜索围剿普光才残匪。经过几天的政治争取，普光才老婆被说服了，答应上山劝说普光才投降。

普光才由于惧怕被清算，决定先让40多名骨干下山自首，看看解放军如何处置。

剿匪部队听说敌人投降了，当天中午，一一八团参谋长王争顶着烈日，亲自到山下迎接，却不见土司普光才。

投降匪徒说：“普土司害怕解放军。他讲，所有的人都会受到宽大，唯独他不会。”

“那他到哪去了呢？”王争急忙问。

“他带了一个贴身娃子（奴隶）往佤族寨走了。他让大军不要找他，他不会再干坏事了。”

“不行，一定要找到普土司，找不回人，一一八团的剿匪就不能算全胜。”王争斩钉截铁地对大家说。

说完，王争带着两个连翻山越岭地去寻找普光才。

佤族是个彪悍的民族，主要分布在滇西南一带和缅甸、老挝境内，保留有许多古朴雄浑的民族文化，但解放前的阿佤山区盛行一项原始落后的习俗——“祭鬼节”。

每到春华秋实或遇有旱涝天灾，佤族便会举行盛大法事，将外族人或仇家抓来，当众“砍头祭鬼”，期望风调雨顺。直到1956年，毛主席听说后，在北京接见佤族代表岩波时劝道：“我看‘祭鬼节’上用人头祭鬼，能不能改一下？比如用牛、羊之类的作替代。”岩波回到佤族山寨，传达了毛主席的劝告，这个习俗才被废除。

1950年6月的一天，大坡村过起了“祭鬼节”。佤族小伙轻衣简装，腰别砍刀，表演着上刀山、下火海、摸油锅；姑娘们则着节日盛装，吟唱着怪异的神曲。就在这时，普光才带着贴身娃子跌跌撞撞地闯进了村庄。受佤族“祭鬼节”的吸引，普光才也挤入人群看起来。

主持祭鬼的法师正愁找不到人头来祭神，忽见两个神色慌张的家伙钻入了观看队伍，心里就有了主意，决定拿他们开刀，就把他们抓了捆绑起来。

三天后，大坡村佤族神庙里，巫师涂着大花脸，焚香告庙。佤族人齐聚庙前，个个凝神屏气。一番法事过后，巫师站了起来，清了清嗓子，就要宣布杀头的号令。

普光才俩人顿时筛糠般颤抖起来，他们绝望地闭上了双眼。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声“刀下留人”，解放军潮水般冲进了神庙。领队的正是王争参谋长，他说：“佤族父老乡亲们，千万不要用他们的人头祭鬼。彝族和佤族是亲兄弟、亲姐妹呀！”

经过苦口婆心地说服，佤族人终于答应放还普光才二人。

“我……我向大军……投诚。”普光才悲喜交集，拉着王争的手热泪直流。

发动群众鸡足山剿匪

1950年5月下旬，解放军十四军一一九团接到任务：到鸡足山剿匪。

敌人以鸡足山为中心，大概有1700百多人组成了“云南人民救国军洱海纵队”，王梓才自任总司令，他是宾川县的大地主，再加上宾川县长阎德成，土匪以前由他指挥，杀了我们二十几个工作队员和基层干部。

解放军得知情况后，迅速调集部队，除原驻宾川的一一九团一营，又增调一一九团五连、六连和一二六团的七、八连，与一二四团教导队组成武工队，再加十四军工兵营两个连，四〇师工兵连一部，组成宾川地区剿匪委员会，由时任十四军一一九团团长原金锁统一指挥。

解放军开展群众调查，摸清了混在群众中的土匪。在调查过程中，解放军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刚开始群众不相信解放军，怕遭土匪打击报复，不仅不给解放军提供情况，反而还给土匪送饭送水送情报。

于是我们只有想办法走群众路线，主动接近群众，帮助打扫卫生，看病，搞宣传等。有群众终于说出了王梓才隐藏的地方。

不到半个月，土匪头子王梓才被一二四团抓住了，交给三连看守，将他关在一个很普通的房间里，不像监狱那么严密，他便趁机逃跑了。

后来三连又抓住了王梓才，他又趁机逃脱了。

经过一段时间，发动群众起了效果。

部队白天帮助群众劳动，晚上到各山村做宣传。

群众逐渐觉悟提高了，有的群众开始向解放军报告土匪的情况，部队也通过群众向土匪做宣传、讲政策。

就这样，有的土匪自觉交枪，陆续自首了。

后来，解放军对鸡足山地区实行包围，进行拉网式的搜索，俘虏了大部分土匪。还有一部分土匪跑到鸡足山上躲起来。在鸡足山剿匪的难度很大，山大林密。山上有几十个寺庙，为了保护寺庙，部队规定不许丢手榴弹，不许打枪，寺里的和尚感觉到解放军是正义的，也帮助解放军，一有情况都来报告。

有一天，几个土匪到寺里要和尚给他们做饭吃，有一个和尚出来报告解放军，二连就去了一个班把土匪消灭了。剿匪结束了，寺庙得到保护，群众也发动起来了，都拥护解放军了。

王梓才看到非常不利于他躲藏，他是走投无路了，只好乖乖地投降了。

广西战役结束以后，部队就向云南进军，到了昆明就搞入城式。当时部队在巫家坝驻扎，因为行军打仗衣服都很脏了，就休整了一天一夜洗衣服，脏衣服都洗白了。

部队搞了一个动员，大家全部集中在一个村庄，交代进城的注意事项，要求把军队的作风表现出来，不能见了老百姓什么礼貌都不讲，又给我们讲了昆明和平起义，老百姓希望看到解放军的新面貌，部队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大家本来很疲劳，一下有了精神。

第二天早上7点多钟，就开始站队，从巫家坝走到体育馆，又走到金碧路，到了近日楼，破破烂烂的，又到了马市口看到毛主席和斯大林的照片，大家很兴奋。当天天气很好，大家也吃得好、喝得好，道路两边全是欢迎的市民。

双龙营反击土匪

丘北县于1949年3月31日获得解放，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可是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灭亡，企图卷土重来。

国民党特务头子潘方侠潜入丘北边远民族地区，拉拢坚持反动立场的残渣余孽，组织“滇桂黔边区反共救国军新编第一集团军”，自称总司令。并委任何良武为十二军军长，罗四、罗五为十三军正副军长，赵占祖为十二军第三师师长。

随着潘方侠阴谋计划的实施，接着出现了有组织的反革命行动。曰者和温浏两地的人民政府被包围，官寨李尚勤组织土匪暴动，树皮区张自全、李绍堂武装判乱，区委书记、区长等遇难，平寨黑纳王登龙也相继组织暴动。

土匪们互相呼应，攻打我各区、乡人民政府，杀害革命干部和农会会员，抢劫人民财产，无恶不作。

广大人民群众不得安宁，全县6个区，就被土匪围攻占据了4个区，导致各区乡不能开展正常工作，被迫撤进县城，仅剩下县城和双龙营能保住政权。

当时的土匪气焰十分嚣张，县城被围，工作难于开展。在县委领导下，进行全程总动员，男女齐武装，全力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

1950年6月，双龙营区长段忠海带领部分武装到亮山乡征粮时，接到区委书记杨铎同志通知：“现在土匪纷纷暴乱，情况紧急，速回。并带部分武装到区上集中。”

段忠海立即带领武装人员20余人到区政府驻守，并召集紧急会议。政工、武装干部及部分乡干部参加，研究分析敌情，大家认为：敌人是声东击西，攻城是虚，打双龙营区政府是实，妄图攻下双龙营再反攻县城占领全县。大家认为，必须坚决保住新生的革命政权。

会上，研究了兵力部署，由书记、区长、部分基层武装驻守区政府，设立临时战斗指挥所。副区长张毅带领部分武装驻守大营，为指挥所右翼；八道哨乡长苗大纯驻守核桃树，为指挥所左翼；副区长杨熙荣，基干队长苗邑膏，排长杨正华带领部分武装配合双龙营乡乡长张明，马者龙乡民兵驻守双龙营街上。

当时，区政府能投入战斗的兵力，仅有百余人，兵力实属敌众我寡。

布防驻守就绪，第三天的清晨，罗四、罗五集中土匪500余人，围攻区人民政府。

第一天战斗，指挥所两翼阵地及东山后山岗哨和部分街道便失守。敌人在东山阵地用轻机枪直接向区政府扫射。我指挥所岗哨被敌人占领后便叫喊：“缴枪活拿，用菜刀砍掉杨铎。”

敌人摇动树枝引诱我方射击。排长史华义用卡宾枪点射回击敌人，喊话才停止。后山的敌人居高临下，离指挥所仅十来米远，他们向屋顶连投三颗手榴弹，炸烂了屋面及楼板。

段忠海负伤了，鲜血直流仍坚持指挥战斗，并鼓励同志们：“不要怕，革命不怕死，坚定革命信心，不动摇，坚持战斗。团结一致，死要死在一起，活要活在一起。”

我方顽强抵抗了几天，但仍不见援兵，便准备组织力量突围。

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区政府后山及左右两侧，都遭到敌人包抄袭击，指挥所一遭失控，整个战斗即归失败。双龙营失守，丘北县城便受到严重威胁。

在紧要的关头，指挥所采取果断措施：

一是挖通区政府厨房的后墙，把后山岗哨三个同志接回来，10时重新组织火力掩护，再把岗哨阵地夺回来。共产党员杜正明和王兴汉、王怀仁同志，组成战斗小组。在火力配合下，经过20分钟激战，夺回了后山岗哨阵地。

二是增派两个战斗小组，插入已经失守的大营阵地，控制敌人，保卫区政府。一组以党员张树辉、朱自荣和李树仁三同志组成，插入敌占阵地的大营韩家大门楼上，抓住战机消灭敌人。二组由胡怀书和杨老九两同志潜伏于区政府右侧，钳制敌人，使敌人难于逼近指挥所。

在街上的战斗也十分吃紧。北栅子门被敌人用火烧着了，南栅子门被敌人攻到门下。党员杨正华用卡宾枪扫射，敌人不得不狼狈溃逃。街上的战斗，在杨熙荣、张明、杨正华的指挥下，顽强地把敌人的火力压了下去，稳住了整个局面。

整个战斗打得很激烈，我方弹药十分紧缺。为了胜利，大家决心打到最后，也要保住区政府，于是动员每个人应节约子弹消灭敌人。当我方控制住前沿阵地时，指挥所便派区政府炊事员，连夜通过敌人的封锁线送信到县城求援。

第二天早晨，军分区独立一团二营副营长张丕洪，副连长张定纪带一个排及小炮班48人，由小寨、白石岩用炮火猛攻东山失守的两个制高点，配合双龙营战斗的各阵地猛烈反攻，采取内外夹击，打得敌人昏头转向。一股土匪向高良方向逃窜，一股土匪慌忙向松毛地方向逃窜。

解放军排长李正武率一个班乘胜追击，经8小时激战，击溃了敌人。

在这次战斗中，击毙敌10余人，俘虏30余人，我方只有两名战士负伤。

这次战斗，狠狠地打击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暂且保留元阳土司制度

1950年秋，在云南省各地陆续开展起来的剿匪运动中，位于云南省南部、哀牢山脉南段的元阳地区的剿匪工作却进行得非常困难。

这年元旦，元阳县正式解放，2月，元阳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在县政府的柱子上，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消灭土司制度”，下联是：“根除封建剥削”。对联上写的“土司制度”，就是指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分封地方首领的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

废除“土司”制度，令潜伏在元阳地区的国民党特务和土匪们暗自高兴。他们利用这副对联，四处煽动说：“对联都贴出来了，要消灭土司。祖上1000多年传下的规矩，说不要就不要了，消灭是什么？就是杀头嘛！”

一时间，元阳地区的“土司”们人心惶惶。土司团长黄金祥说：“他们说国民党有数不清的苛捐杂税，是收取于民，却用于官。但共产党却在这春荒的年代，要我们交公粮，这不是想我们死吗？”

于是，在黄金祥的带动下，当地的土司头人连同土匪，在元阳县新城村庄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抢劫事件。

为了稳定元阳的形势，县城驻军三营营长乔敬安同志率领100多名解放军来新城驻扎。土匪头子陈保生跑到土司团长黄金祥家中躲了起来。

乔敬安营长决定派一个班的兵力去黄金祥家将陈保生捉出，却被土司头人走漏了消息，使得战士们遭到了土匪的埋伏，伤亡很大。接着，土匪们又袭击了元阳县犒吾区到尼枯普村征粮的解放军同志，我方的同志均被匪徒们残忍地杀害了。

6月19日，农历五月初五，正是端阳节的日子，土匪们在这天对元阳县的新城区发起了进攻。

当时，新城区政府集中了区领导和民兵共100多人，敌抗攻打该区的200多名土匪，并兵分两路向土匪靠近。

一群土匪从新城后面的山坡上居高临下地射击，另一群土匪从区政府的前面发起攻击。

我民兵同志分别驻守在区政府前后的各个阻击位置上，用政府里仅有的50多枝枪和手榴弹，和匪徒们激战了整整一天。到了晚上9点，由于政府内枪支和弹药十分有限，新城区的领导和民兵们也伤亡了不少，区长决定带领剩下的人员从新城区撤走。

7月，土匪们的气焰更加嚣张。金平、元阳、红河等县的土匪头子贺光荣、白永清、朱应光、董家国，以及龙鹏程、黄金祥等少数反动土司，同国民党特务相勾结，结成了反革命联盟，打着“反共救国军”、“人民自救游击队”、“江外联防救国军”等反革命旗号，蒙蔽和裹胁一部分不懂政策的土司头人及其随从人员，聚集了2000多人，疯狂地围攻元阳县城新街，妄图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江外反共基地”，实现其反革命美梦。

元阳县工委、县人民政府和当地驻军各族基干队和民兵共约1000多人，在新街附近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击退了土匪的多次进攻。

当时的战斗十分激烈，当地驻军一个营及民兵与土匪激战，伤亡很大。就在这紧要关头，解放军第三十八师徐副师长率大部队抵达，才解了新街之围，并取得了新街保卫战的胜利。

8月中旬，虽然新街土匪已经平息，但全县大部分地区仍被土匪控制着。县委总结了前段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组织工作队到附近村寨宣传剿匪胜利的形势和方针、政策，宣传“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发动各族群众组织“防匪自卫，保家护产”的联防武装。各村各寨站岗放哨，查路条，联防队员们配合解放军剿匪、搜山，起到了鼓舞士气、巩固阵地、搜捕残匪的作用。

新街保卫战虽然胜利了，但土匪们的伤亡并不严重，以白永清为首的土匪们，一直企图伺机反扑。

9月14日，土匪头子白永清亲自带领800多名匪徒，从县城南面的山头直扑元阳县城，想乘驻元阳解放军大部队奉命前往滇西之机，拿下县城。

正当土匪们来到新街南面的小水井村时，就被当地的联防民兵发觉了。

接到民兵报告后，驻水普龙的解放军一一二团三营立即在城南布置了防线，待白永清部逼近时，几百人一齐开火。半个小时后，打退了土匪的进攻，毙、伤、俘土匪20多人，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弹药。其余土匪溃散，纷纷落荒而逃了。

这一仗，驻元阳的解放军打出了军威，从此，土匪们再也不敢向驻有解放军的地区进犯了。

在这以后，白永清又多次对一些没有驻守解放军的元阳地区进行围攻。1951年4月，我中央访问团专门到元阳地区进行群众采访和调查。调查的结果，原来是当地的群众顾虑很大，有一半的土司头人对新政府抱有成见。他们经常与附近的土匪们暗中来往，把我方元阳地区的驻军情况向他们汇报。

针对这些情况，中央人民政府特别对元阳地区的土司头人实行“三要”与“五给”的政策，即“要拥护共同纲领、拥护人民政府，要反帝、反蒋、反匪特，要为人民服务；给土司们保护生命财产，承认土司制度，不收缴其武器，经济上给一定供给，既往不咎。”

从此，元阳的局势才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元阳的剿匪工作才真正取得了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