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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一、发展体育运动
- 1953年3月1日，发表了贺龙给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和国防体育工作会议代表们的信》，信中指出：体育是全国人民的事业，不是体委一家的事。
- 贺龙大为赞赏，他说道：运动员就得从小培养起。上海各个区都可以办一所这样的体校。学校是体育的重点，层层上去，形成宝塔型，才能加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
- 会议提出：依靠共青团组织，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坚持业余、自愿和简便易行的原则开展农村体育运动。
第一个体育训练中心落户西南
1951年4月底，全国第一届篮排球比赛在北京举行。
当时西南行政区也派了代表队，队员有高宝成、谢明昭、王渊等，队长是高宝成。
在这次比赛中，西南代表队表现很不好。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和政委邓小平得到消息后，非常生气，代表队尚未回重庆，就往北京挂了电话，说西南区打成这个样子不行，回来以后要集中训练。
6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西南分会成立，贺龙兼任会长。为推进体育事业发展，贺龙、邓小平力排众议，决定成立西南体工队和西南军区体工队。
贺龙四处搜罗人才，进一步加强体育力量。对年纪轻、技术好、有发展前途的体育人才，不管原来从事什么工作，贺龙都千方百计把他调来。
有一次，贺龙在北京开会期间，发现华北大学有个叫孙传鼎的学员球打得不错，便亲自给当时兼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周恩来写信，把孙传鼎调到西南军区。
铁道部轻二设计院火车司机马全仁、重庆大学地质系学生包德庸、云南军区陆军医院的黄韵侉、纺织工人徐秀英、会计李雪祖等人，都是在贺龙的亲自过问下调进了战斗篮球队。
贺龙得知当时在贵州大学选修班读书的李考云是打篮球的高手，便亲自给贵州军区司令员杨勇打电话，请他支援战斗队。
杨勇只好忍痛割爱，让贺龙把李考云调走。为了让李考云安心训练、努力工作，贺龙还特别对军区文化部长陈斐琴交代，要把李考云的爱人一起调来。
在贺龙的高度重视和精心组织下，西南军区第一届人民体育大会于1952年1月4日在重庆开幕，参加大会的有11个单位1177人，参观团327人，战斗英雄、劳动模范，西南及重庆各机关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代表共100余人应邀观礼，工人、农民、部队和机关干部约1.5万余人出席了大会。
贺龙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目前举办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会来提倡和推动人民体育运动是有重大意义的。……随着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随着人民物质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的体育活动也必然会广泛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十分重视体育的。共同纲领中也有明文规定，要提倡国民体育。在今天当我们各项工作任务很繁忙和国家财政经济还有不少困难的时候，我们提倡和推广体育运动，不惜分出一部分精力并尽可能拨出一部分经费来支持这样的一个大会召开，这就是因为发展人民体育运动对加速我国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对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与经济力量，是紧密联系而不可分离的任务。
1951年，贺龙从重庆来到成都，视察西南地区体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贺龙到市区进行勘察巡视，信步来到被称为“皇城”的市中心。
500年前，这里是明代藩王所建蜀王府故地，古老的“皇城”早已不留半砖片瓦，空旷的广场上只有风卷起的尘土在满天飞扬。
在“皇城”的东北部，堆积了200多年之久的煤渣和垃圾，犹如一座土山，因此被当地市民们称作“煤山”。在这附近，还有一片片乱葬坟。
而这“皇城”四周的“御河”，也早已变成了臭水沟，成为了污染环境的“发源地”。
贺龙视察以后，决定铲平“煤山”，淘净“御河”，把这片荒废之地，改造成为能够让人民群众锻炼身体的体育场。
为了贯彻这个指示，成都市委和市政府负责人指示道：“立即组织市民进行义务劳动。”
1952年初，开始动工，到年底已初步完成了占地10万平方米的体育场。
这时，贺龙又来成都，并亲自到新建的体育场绕着跑道走了一圈儿。他登上看台，遥望市区高兴地说：“成都有了一个像样的体育场了！”
贺龙又对陪同前来的体委负责同志说：“体育场的入口应该加个门，主席台上还需加个顶盖……”
体委负责同志深深为贺龙的细致而感动，表示一定要把这个体育场建设好。
在成都，有许多地方都留下了贺龙关心体育事业的足迹。
1953年6月，贺龙来到成都体育专科学校视察。听完负责人的汇报后，他说：“百闻不如一见哪！走，到现场看看去。”说完，他迈开脚步，在运动场、教室、宿舍走了一圈。
建在成都南郊的成都体育专科学校，是一所解放前开办的培养运动员和体育教师的中等专业学校。
解放后，这里陆续招收了一批新教员和新学生。但是，由于开课时间短，经验与训练都不足，学生们到校外参加比赛，一直取不上名次，群众就戏称他们为“零专”。然而，体专的师生们屡输屡赛，斗志不减。
临走时，贺龙笑着对校领导说：“你们不能老是‘零专’吃‘鸭蛋’呀！搞体育，要提高技术。你们是专门学校，成绩不冒尖不行。不要泄气，相信你们能把成绩搞上去。”
学校领导听后，深受鼓舞，表示一定要拿出满意的比赛成绩。
贺龙对成都体育专科学校的关怀并没有停留在语言上。1954年，在贺龙的直接关怀和过问下，国家体委批准成都体育专科学校扩建为成都体育学院。并为学校聘请了许多名师来校执教，原西南区体工队的几名老队员也调到这里工作。
在贺龙的关怀下，这所学院成为我国西南地区培训体育工作人员的中心。
另外，根据贺龙的指示，又建立了成都滑翔学校、太平寺机场里的省航空俱乐部、凤凰山机场上的市航空俱乐部。后来，贺龙每次到成都，总要去这些地方看看。
贺龙随后又去了重庆，在那里有一个大田湾，原来是一片荒芜的沙丘。
在贺龙的提议下，重庆市动员了各机关、团体、部队、学校进行义务劳动。人们一锹一镐地修建了“大田湾广场”，昔日的荒芜沙丘成为重庆的第一个群众集会、体育比赛和训练的场所。
1954年11月1日，经贺龙提议，西南行政委员会拨款，在大田湾广场上又开始动工修建一座大型的露天体育场。
贺龙还特意指示要把设计方案交给他看一下。在审定设计方案时，贺龙指示屋顶最好设计成拱形屋顶。
该馆于1954年施工到1959年2月竣工，钢筋混凝土结构，占地9544平方米，可容纳5000名观众。
馆内设有运动员休息室、浴室，观众休息厅等。馆内外镶嵌大理石、玻璃瓦，和汉白玉栏杆的石级环绕。
在洁白的体育馆对面，则是体委办公楼，屋顶采用简易型传统屋顶，楼身呈灰绿色，古朴而肃穆。
在重庆期间，贺龙经常到工地视察，无论是重大问题，还是一些细节，他都要过问，并当场解决。
对于一些问题，他指示道：“要多设通道，做到几分钟内观众即可全部退场，……”
在贺龙的亲自关注和督促下，3年前还是一片荒丘的大田湾，终于建被建成一所理想体育场所。
这座体育场面积约10万平方米，长360米，宽270米，半圆式田径场可容5万观众观看比赛。看台外是1个大型足球练习场，2个篮球练习场，4个排球练习场，1个适合少年儿童使用的小足球场。
体育场除田径场外，还有草地足球场，机械化喷灌装置。体育场到1956年2月29日竣工。
在贺龙的关怀下，重庆和成都成为我国西南地区的体育训练中心，新中国从此有了自己的第一批体育训练基地。
贺龙提出开展群众体育运动
1953年3月1日，贺龙在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后，发表了给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和国防体育工作会议代表们的信》，信中指出：
体育是全国人民的事业，不是体委一家的事。……要热诚地对待群众的革命创举，经过实地考察或亲手试验，帮助他们把先进经验总结出来，加以推广。
贺龙的这次谈话，其实是针对1952年6月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题词所发展而来的。
当时，毛泽东的题词为：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贺龙见到这个题词后，非常高兴，他还在西南区体育界宣讲它的重要意义，贺龙说：
通过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使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改变“东亚病夫”的形象，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强部队的战斗力。
1953年4月27日，贺龙又在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说道：
“体育运动是人民事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就应该把体育运动搞好，使人民身体健康。这不仅现在需要，而且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会更加需要。我们的体育运动要为广大群众服务，就是要为工人、农民、士兵和机关工作人员服务。”
4月30日，贺龙又进一步阐述了普及体育运动与提高体育运动的关系：
普及与提高是矛盾的统一。提高是为国家争取荣誉，同时也是为了指导普及。
我们训练了6千名运动员，他们在国际上是我们的战斗部队，在国内是宣传员、组织员、教练员，也是干部，应经常在各地巡回表演，推动并提高各地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开展。
贺龙认为，优秀的运动队的样子，是这样的：
就象中药里边的“甘草”，是个“引子”。运动队要为普及服务，下工厂、下农村、下学校，搞表演，搞辅导。
10月2日，我国召开了田径、体操、自行车运动大会。在这次运动大会上，我国人民都积极地参加比赛项目。
此外，在大会上，贺龙又号召：
国家已经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人们的健康水平和劳动效率有待于积极地改善和增强，全国的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要继续加倍努力提高政治和业务水平，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实现毛主席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伟大号召。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而光荣的长期任务。
其实，早在1952年，我国就召开了一届西南区体育运动会。
这次运动会的召开，是由于贺龙和邓小平为了改变西南地区体育的落后状况，迅速赶上全国先进水平，提议在1952年5月4日召开西南区首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以此来推动全区体育运动的开展。
1952年3月22日，西南区军政委员会文教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南工作委员会、西南区体育分会邀请西南及重庆市各有关单位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
贺龙以西南区体育分会名誉会长的身份，主持这次筹备会。
李梦华、许志奋为正副秘书长。下设秘书、总务、竞赛、宣传等4个处和一个评审委员会。
贺龙对筹委会的成员说：
人民体育运动关系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至为密切，因此大家应该了解这个大会召开的政治意义。
此外，贺龙还指示道：大会的筹备应在节约的原则下积极进行，并必须有计划地、精确地做好大会的一切准备工作。
为迎接这次大会，贺龙和邓小平指示西南军区举行一次选拔赛，组成了由100多名运动员参加的体育训练团。
训练团团长由军区宣传部副部长王敏昭兼任，尹超凡任副团长。同时，还组织了一个参观团。
在军区选拔赛上，除了西南炮校体育干事李代铭带着已经考上飞行员的温小铁和陈孝彰报名参加女子体操比赛外，再无部队女选手报名。
对此，贺龙说：要参加西南区运动会，团体赛的参赛队至少要有3名女队员，你们可以到军区京剧院选一名刀马旦。
在军区训练团的成立大会上，贺龙说：
代表们不仅要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展开体育竞赛，还要负责开展全军的体育运动。
必须认识开运动会不是为了夺锦标，是为了推动我们的建设事业。
把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带到大会中去，带到西南各个角落中去。
参加大会的除西南军区外，还有7个省、区，分别是云南、贵州、西康和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再加上重庆市、西南一级机关和西南铁路局，共11个单位的体育代表团。
竞赛项目为田径赛、篮球赛、器械操、自卫竞赛、集体竞赛等5大项。
为准备大会会场，筹委会动员了机关、干部、工人、学生，以义务劳动的形式，修建了赛场，包括看台、主席台、饭堂、厕所等。
筹委会按照贺龙的指示，设计了会徽，拟定了大会口号，并确定将李同生创作的《体育运动之歌》作为会歌，同时还编印会刊。
筹委会的许多同志提议，请贺龙司令员为大会题词。
贺龙笑容满面地说道：“好哇！我也是大会的工作人员，你们分配我什么工作，我就做吧！”
第二天，贺龙就派人把他写的题词送到了筹委会。题词是：
开展人民的体育运动，为祖国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而服务。
另外，邓小平也应邀提笔，题词祝贺道：
把体育运动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
1952年5月4日9时，西南区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在重庆大田湾广场开幕。
贺龙、邓小平和熊克武、刘文辉、李达、王新亭、孙志远、蔡树藩、楚图南、张霖之、曹获秋等出席了开幕式。观众达2.5万余人。
贺龙代表大会接受了少年儿童的献花。
贺龙调来“战斗”文工团乐队为开幕式演奏军乐。
1184名运动员由身着红衣白裤的西南区篮排球队为前导，在军乐声中步入会场，接受贺龙、邓小平等西南区首长的检阅。
致开幕词后，贺龙、楚图南、曹获秋相继讲话。
贺龙在讲话中对新体育的方向、意义和如何发展西南区的体育运动，作了阐述。
他说：
我们的国家即将出现一个经济建设的高潮。在这种情况之下广泛发展为国防建设服务与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人民体育事业，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在目前，大力提倡与发展人民的体育事业，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发挥人民的劳动能力，培养新的道德作风，把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锻炼成为身体强壮、精力充沛、勤劳勇敢、刚毅而机智的新人物，成为建设祖国的优秀工作者，保卫祖国的英雄战士，这一工作也就成为整个国家建设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要使新体育运动得以广泛开展，不仅要开好这个大会，更重要的要关心广大人民经常的体育活动。
希望各级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各人民团体，特别是文教部门和青年团组织，更要把开展人民的体育运动，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之一。一切体育工作者们要安心工作，把为人民服务的体育工作看成是自己的光荣任务。
我们一定要把体育运动真正普及到广大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中间去，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样体育运动才有生命、有力量，并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开幕式后，由重庆市学联3000人表演了团体操。然后进行足球表演赛。
在运动员的邀请下，在观众的欢呼声中，贺龙步入足球场，为大会的第一场足球比赛，举脚开球。
大会开幕后，贺龙有意识地请当时正在重庆开会的西南各省、市党政军负责同志到赛场参观，反复向他们宣讲开展体育运动的意义，指示他们要把体育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认真地说：
以后我到了你们那里，也要检查体育工作的。
大会共进行了210场篮排球赛，29项田径赛和器械操、集体竞赛、自由竞赛。
在大会所进行的11天比赛中，还穿插了西南军区代表团的“五大军事技术联合演习”、西康藏族舞蹈队的歌舞《孔雀吃水》、《巴塘弦子》。足、篮、排、垒球、武术对练、举重、“虎伏”、战士和工人拔河等表演项目，使观众大开眼界。
5月15日，在运动会的闭幕式上，总裁判许志奋宣布：西南军区代表团获总分第一名。运动员个人成绩以许泽清、陈家齐、冷珊和、李冠莲、李孝章、于立茂等6人最高。
西南军区的女子体操队获得了冠军。温小铁获跳箱第一名，陈孝彰获自由体操第一名。
贺龙向优胜者们颁发了毛泽东银质浮雕像等奖品后，指出：
人民大众的体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一项革命事业。
希望全体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应该重视体育工作，安心于体育工作岗位。
这届西南地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体育运动大会，打破了几项田径的全国纪录，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为宣传和普及体育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使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的西南体育，以极快的速度奋起直追。
此后，贺龙又组织了多次运动会，在西南地区掀起了体育高潮。
8月18日，贺龙在成都市南虹游泳池召开了西南区第一届游泳比赛大会，同时还举行了踩水、潜水、鸭儿浮水等项水上民族形式体育表演。
同年12月21日，贺龙又组织了西南区第一届足球比赛大会，以选拔参加1953年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足球比赛的西南队。
在开幕式上，李达为首场比赛开球。
在27日的闭幕式上，贺龙请来了由著名足坛宿将李凤楼为领队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体育训练班足球队，他们专程来到重庆，同本届亚军云南队作表演比赛。
宋任穷、张际春、张子意、李达出席观看。
各地群众闻讯赶来大田湾观阵，一下子挤进广场一万多人。
当大会播音员宣布请贺龙为双方开球时，观众立刻轰动起来，万道目光都射向贺老总，有人甚至连看球都顾不上了。
1953年4月1日，西南军区公安部队运动会也在大田湾举行。
贺龙在开幕式上说：
要建设成一支现代化的军队，首先就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强的政治品质，要具有先进的军事科学素养和高度的文化水平。除此以外，还必须具有强壮的体质和充沛的精力……
在我们部队中，全面开展战斗性、群众性的体育文艺运动，乃是我们军队建设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同时，贺龙指出：
我们的体育文艺工作，必须贯彻“面向连队，为兵服务”的方针。
通过这几次运动会，贺龙物色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运动员，把他们调入了西南区和西南军区的两支优秀运动队中。
1953年11月17日，贺龙在《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中，提出了开展群众体育运动的方针：
当前开展体育运动的方针应当是：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使体育运动普及和经常化。为贯彻这一方针，要求首先在全国各厂矿中，有准备有计划地推行劳动前或工作间隙的体操。
全国各机关中，应逐步推行早操或工间操。
在全国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中，有准备有计划地推行“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的预备级，并选择其中条件最好的学校，重点试行“劳卫制”。
全国各部队，除加强体育训练外，亦应有重点地试行“劳卫制”。
着手研究和整理民族形式体育。我国的民族形式体育如武术等，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几千年来我国劳动人民锻炼体魄的良好方式。
民族形式体育的项目极为丰富。其中有许多是对强身有益的体育形式。中央体委拟设专门机构着手研究和整理，以便正确地推广和提倡。
1954年1月16日，贺龙在《在总路线的照顾下，为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而奋斗》中指出：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运动即明确地以服务于人民健康、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为目的。这是我国体育历史上的一个本质的改变。
1953年，贺龙又在《在中央体委委员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今天搞体育不是为了得锦标，而是为了把人民的体质搞好，使学生不缺课，工人不缺勤，战士的手榴弹扔得远些，同敌人拼刺刀时勇气更足一些，使害神经衰弱的减少一些。”
因此，贺龙对于各级体委在工作中的任务，强调说：“必须善于抓住开展基层体育运动这个中心环节，善于进行组织工作，把我们有限的力量，使用到最主要的地方去。”
从贺龙对于体育运动精神出发，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在酝酿机关编制时，便决定要成立一个群众体育处，隶属于办公厅。
对此，习仲勋在审定编制表时，认为规格定低了，说：
那怎么行？群体要独立成处。
于是，体委便按照这个意见做了修改，然后又呈报给了邓小平。
邓小平看后，指示说：
不行，不能是处，要成立司，和其他各司拉平。
1954年，中央体育委员会便成立了一个群众体育运动指导司。
与此同时，中央体育委员会还成立了一个民族形式体育研究会。
可以说，党和国家在用最切实的办法来发展人民群众的体育运动，来积极推进人民群众的体育活动。
举办首届全国民族体育会
1953年11月8日到12日，国家体委在天津举行了第一届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
在此期间，贺龙接见了记者，发表了长达3个小时的对武术问题的精辟见解。
他说：民间流传的武术套路是很多的，不仅汉族有，各少数民族也有。这是要花费力气去发掘的。
譬如一座宝山，要探明情况发掘出来，这是头一件要做的事。
被挖掘出来的东西是真空还是假宝，又得花力气去淘洗、整理。要剔除其违反科学的东西，打开人们的眼界，还复它固有的健康的形体。如何使它符合科学原理，使它们更易于掌握，收到增强体质的效验，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件事。
要提高拳艺，不外两个方法：一是从现有基础上开拓新境界，一是博采他人的专长。只有经过刻苦认真的揣摩，道路才能越走越宽。习前人之习，也才能在自己手里发扬光大，取得更大更多的成效。这是第三件事。
其实，武术是中国民族形式体育百花丛中的一支奇葩，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发展、积累起来的体育运动的精华。
贺龙认为，武术“深深植根于民间”“不受年龄、性别限制，也没有地区、条件的约束”，是一项投资少、收效大、能健身防身、利国利民的体育运动。
他号召武术界人士要不断发掘、整理、提高、推广这一传统体育项目，并且指出：
让武术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的物华天宝。
可以说，武术既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体育项目，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1950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就召开了一次武术座谈会。当时，全国各地有许多武术爱好者，以及从事武术锻炼的人都前来参加。
之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武术锻炼，举办起了武术队。如，天津市的一些棉纺织工厂，铁路和建筑系统建立了武术队，哈尔滨工业大学也有数百名学生习武，山西太原市郊有20多个村庄的青年农民经常在劳动之余演习武术。此外，在南方学习武术的人也不在少数。
为发掘、整理和指导武术及其他形式的民族体育项目，国家体委刚成立时，就在运动竞赛司内专设了一个民族形式体育科。
此后，有些省也向国家学习，设立了相应的机构。
1954年，国家武术队成立。在武术工作者中，有的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的成为高等院校的教授、副教授，有的成为全国体育总会的委员。
贺龙作为全国体育运动的领军人，自幼习武，他深知武术界的门户之见和封建迷信的影响极为深广。
对此，贺龙强调指出：
民族形式体育中有些江湖味道的东西要否定掉。这些对增强人民体质没有益处，搞不好，就会当作今天的杂耍那样搞。
我们要的是真功夫。这对人民体质的增强有好处。
并且，贺龙还建议体委全体委员们对民族形式体育做一个认真讨论，他说：民族形式体育中哪些要提倡，哪些要否定？必须作出科学的结论。
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上的武术社团的成份是比较复杂的。
一开始由于主管部门缺乏经验，在组织武术团体的时候，有一些反动组织的头目也混了进来，从而在体育界和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
对于这种现象，贺龙在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进行了严肃批评。
他说：
一是没有很好地研究，没有分析哪些是科学的，应该提倡的；哪些是不科学的，落后的，应该反对的。冒然提倡，所以形成混乱。
二是没有分析“民族形式体育”的社会基础，没有加以很好的领导和控制。今后对于武术的研究、整理工作，需要有真正懂武术并具有一定科学水平的人来领导。
几年之后，贺龙发现武术的发掘、整理工作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便督促国家体委的负责人说：
要是再不搞，少林拳等就要失传了。现在农村用的石担子、石锁、石墩，过去武秀才就是靠这些东西去习武，古代就有的，是武术的一种，挺科学的。
1956年，中国武术协会成立，李梦华任主席。
1957年，中国第一次把武术列为国家体育竞赛项目。
并在这一年，召开了全国武术观摩评比大会。一共有27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185名男女运动员参加了评比大会。
1957年之后，国家体委连续3年举办了全国性的武术研讨会，学习党的体育方针政策，交流技艺，讨论学术问题。
1958年，中国武术协会主持起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武术竞赛规则》。
第二年，也就是1959年由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批准，并公布施行。
1960年，举办了全国武术运动会。这个时间表说明国家体委在开展武术运动方面，从1956年之后，逐渐走上了正确的轨道，而且每年成绩都有显著的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贺龙作为体育事业的领军人，对于武术工作的意见，对于中国武术的发掘、整理和健康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提倡武术运动之后，大部分省市建立了武术队和业余体校武术班。各体育学院和师范学院培养出了一批武术人才。
1962年，国家还组织编写了体育学院通用的武术教材。并且，研究、整理出版了《简化太极拳》，还有长拳以及刀、枪、剑、棍等书籍。
此后，我国涌现出了一批优秀武术运动员。
贺龙对于武术工作非常关注。有一次，他观看武术比赛，发现表演刀术的运动员在刀把上系的绸子很长，便对荣高棠说：“不能这样搞，绸子太长了，就成了舞蹈了，不是真功夫。”
1963年1月21日，贺龙在视察人民解放军体育学院时，针对部队如何学习武术的问题，指示说：
搞点武术是需要的。但部队搞武术，一定要结合实战的要求。
1965年初，贺龙还对全国体工会的代表们说：“武术的整理是个大问题”，并督促大家加速研究和整理武术。
此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形式的体育项目，除武术之外，还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与形式。
贺龙在组织发掘、发展武术的同时，还建议在体操、技巧、球类、田径等项目的基础训练中汲取武术、杂技等民族形式体育项目的科学方法。
对此，贺龙说：
在训练上，采用中国办法，即民族的方法加上外国方法。不要感到自己的不行。中国过去的飞檐走壁不都是练出来的吗？不拿东方的一套，总跟人家学，在人家后头跑是不行的。
其实，在国家体操队成立之初，当时既没有和外国队比赛过，也没有现成的教材，根本不知从何练起。
对此，贺龙有自己的一套，他亲笔写了封信，并盖上自己的名章，让体操队的人去文化部找刘芝明副部长联系。
于是，体操队便按照贺龙的建议，从中国京剧院的武生中挑选一些年轻人参加体操队，然后再聘请武行高手来体操队执教。
后来，又到北京前门大栅栏的广和楼挑选了几个人，并聘请张云溪和张春华到北京体育学院指导学生练功。
广和楼，就是广和剧场，在北京前门外。建于明末，曾为京城最早最出名的戏楼，与华乐楼、广德楼、第一舞台并称为京城四大戏园。张云溪和张春华则是当时的京剧武生演员。
对于他们的体操锻炼，贺龙曾到现场观看。
1955年，内蒙古体委副主任哈萨巴特尔向贺龙介绍了关于“那达慕”大会的情况：内蒙各盟、旗每年举行一次“那达慕”大会，绝大部分人把全家老小都搬来参加，一住就是10天半月，直到开完运动会才搬回去。有的旗一共有1万人口，就有1200人参加“那达慕”比赛，观众达几千人。
“那达慕”大会是中国蒙古族人民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传统活动，也是蒙古族人民喜爱的一种传统体育活动形式。
“慕”是蒙语的译音，意思为“娱乐、游戏”，用来表示丰收的喜悦之情。每年农历六月初四开始的“那达慕”，是草原上一年一度的传统盛会。
“那达慕”或以嘎查和苏木，即以村屯和区乡为单位，或以旗县为单位举行。“那达慕”大会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
大型“那达慕”，摔跤选手为512名，骏马300匹左右，会期7至10天。
中型“那达慕”，摔跤手256名，马100至150匹，会期5至7天。
小型“那达慕”，摔跤手64名或128名，马30或50匹左右，会期3至5天。
对于“那达慕”大会来说，不论何种民族与宗教信仰的人，都可报名参加。
1955年7月，内蒙古体委副主任哈萨巴特尔准备在呼和浩特举行“那达慕”，打算邀请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
于是，他向贺龙提出几点请求：
1、希望国家体委原定在1958年拨给内蒙体委的修赛马场用的100万元提前拨出；
2、给包头市修几个运动场；
3、派运动员来北京受训；
4、帮助订一批滑雪用具；
5、发给一批打猎、射击项目所需的枪支、子弹。
贺龙对这些要求全部批准并说道：
对兄弟民族要特别帮助。
这次“那达慕”规模可以大一些，国内可以邀请青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等地参加。
最后，贺龙还叮嘱了一句，他说：“注意，不要输给蒙古。”
1965年10月，贺龙还出席观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举行的民族形式体育运动会，并接见了摔跤手和骑手们。
另外，贺龙对于民族形式的赛马、射箭、摔跤等项目，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同时，贺龙也有计划地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运动员和体育干部。
可以说，我国民族体育运动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与传扬，这一切都有赖于党和国家的重视。
兴办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
1955年，在贺龙的大力推动下，上海办起了全国第一所青少年体校。对此，贺龙大为赞赏。
他说道：
运动员就得从小培养起。上海各个区都可以办一所这样的体校。学校是体育的重点，层层上去，形成宝塔型，才能加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
可以说，贺龙极为提倡各省市兴办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
在贺龙的倡议下，国家体委于1955年先在北京、上海、天津试办了3所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
1956年，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的兴办，得到了全面的推广，并迅速发展到全国各地。
到1957年年底，在全国92个市、20个县办起159所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在校学生达到了1.7万多人。
到1965年年底，全国的体育学校已达到了1800多所，其中455所为重点体育学校。在校的专职教员有2490人，学生达到7万多人。
1966年5月17日，贺龙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全国业余体校教练员训练班全体人员。
这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训练班，参加的有田径、体操、游泳、排球、足球、篮球、乒乓球和举重等8个项目的800多人，他们来自于全国各地。
许多人都是第一次来到北京首都，第一次见到敬爱的贺龙元帅。他们激动万分，蜂拥着贺龙，争着握手问候。
贺龙则微笑着一个一个同他们握手，询问他们来自哪里，叫什么名字，搞什么项目，有什么困难和想法。
贺龙被教练员们簇拥着穿过足球场，走向主席台，准备一起合影留念。
贺龙边走边对他们说道：
你们在最基层，体育苗子全靠你们培养。只有你们发现和培养出人才，国家队才有优秀运动员。中国6亿人口，哪怕1亿人当中出1个世界冠军呢，就有6个！哈哈，我这个当体委主任的，要向你们伸手要哟！
贺龙的一席话，把大家说得都笑了。
这时，贺龙好不容易走到准备摄影的椅子前，才坐下来擦着额头上的汗水。
然后，贺龙把警卫员叫过来，悄悄地指了指自己的脚。这一下，他身边的教练员们愣住了。
原来，不知谁在拥挤中踩掉了贺龙的一只鞋！而贺老总怕影响大家的情绪，竟然穿着袜子走了一路。他谈笑风生，居然谁也没有察觉到。
对此，教练员们非常过意不去，大家急忙连声说道：“实在对不起……”
贺龙摆摆手，笑道：“这有什么关系。让小鬼捡回来就是了。”
可以说，全国业余体校教练员在贺龙那里，得到了巨大的鼓舞，他们回到各自岗位后，更加勤奋地工作，训练水平也不断提高，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一批批体育人才。
我国的优秀选手，大部分都经过业余体校训练。因此，可以说业余体校成为了“冠军的摇篮”。
召开全国职工体育工作会议
1954年11月，全国总工会和国家体委在北京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职工体育工作会议。
会议上讨论了如何开展工人体育运动，并制定了《关于开展职工运动暂行办法纲要》。
1955年1月，国家体委又下达了《关于批准中华全国总工会＜职工体育协会组织暂行条例＞的指示》。
这是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等领导人积极配合国家体委普及群众性体育运动的两个有力步骤。
20世纪50年代，在这次会议的推动下，全国各地的工人对于国家体育运动的号召积极响应。
全国机关工作人员坚持参加工间操的达70％以上。北京、上海、四川、江苏、河北、沈阳等19个省市的工会、体委和团委联合组织工作组在70多个厂矿、企业搞了试点。
铁路系统的“火车头”体育协会，在全国职工体育活动中起到了“火车头”的作用。全国铁路职工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员达到52万多人，成为各工业、交通系统之首。
1955年7月，全国煤矿第一届职工体育运动大会于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贺龙此时正在波兰访问，没有出席运动会。但国家其他领导人周恩来、陈毅、肖华和赖若愚等出席了运动会。
紧接着，1955年10月，在北京举行了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
贺龙在大会上致词时，把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大会称作“中国工人阶级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
他说：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当中，不仅需要工人阶级有高度的阶级觉悟，而且需要有强壮的身体。体育运动决不应当是供少数人玩乐的工具，而必须成为动员广大群众为生产服务的重要手段，成为向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手段之一。
贺龙对这届运动会的组织给予了大力支持。
开幕式这天，贺龙请来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为大会题词祝贺。
运动会开幕式的团体操表演，由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来表演的。
这所学校的体育教研组组长张婉容利用暑假编写出一套10种图案的韵律体操。
其实，早在运动会准备阶段时，1200多师生每天利用闲暇时间不停的排练。
而党中央对于他们的排练也极为关心。这一天，正当他们在排练的时候，贺龙、陈毅同国家体委负责人员来校视察。
顿时，在场排练的师生一片沸腾。学生们高兴得又跳又叫，把两位元帅紧紧地包围起来。
贺龙见到张婉容老师后，关切地问道：“体操排练完了吗？”
张婉容说：“还有几节没排完。”
贺龙说：“有什么困难没有？”
“各级领导都很支持。同学们热情也很高。没什么困难。只是觉得时间太紧了，因为只能在课外时间排练。”
贺龙听后，便马上与学校负责人商量，建议适当抽出一些课时来进行排练，并鼓励他们说：“排练这么大型的团体操，我们还没有经验，可是经验是创造出来的，我们要敢闯嘛！”
在开幕式上，选手们开始进入到比赛之中，参加本届运动会的选手有1700多人，他们都是从17个产业系统的120多万职工运动员中层层选拔出来的。
在运动会结束之时，共有10名运动员打破了11项全国纪录。
可以说，在一系列的运动会召开之后，全国职工掀起了体育活动的热潮。许多体育爱好者纷纷要求参加体育协会。
然而，各级体育协会成立时，有的协会条件过高，挫伤了一些喜爱体育的积极分子的热情。
贺龙发现这一问题后，便批评道：
有的地方，入体协比入党、入团还难。要自传，找保人，参加宣誓等等，手续很多。这样做是太保守了。今后应普遍地建立起来。
这之后，在贺龙和国家体委的引导之下，到1955年底，全国总工会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会相继建立了体育部。
1956年底，在全国建立起了全国性产业体育协会19个，基层体育协会2.51万个，会员达到168万人之多。
其中，成立较早的铁路系统“火车头”各级体育协会，还配备了专职工作人员229名，兼职工作人员1400多名。
在职工体育运动的高潮时期，广播操和生产操也得到迅速推广。全国组织了近万个锻炼小组，有22万多人参加“劳卫制”锻炼。全国各项业余运动队有7.7万个，队员达8259万多人。
还有一些职工运动队成绩非常好，有的甚至和国家级运动队不分高下。
如，1954年，大连造船厂足球队同全国最著名的“八一”队和中央体育学院队都踢成了平局。
再如，1956年的21个单项举重全国纪录中，有7项是职工运动员创造的。
此外，准备参加第十六届奥运会的92名运动员中，有27名运动员居然都是从职工中选拔出来的。
贺龙经常督促国家体委群体司负责人加快普及群众体育的速度，他还要求发现问题就提出批评，并加以改正。
但是，当贺龙发现批评错了，就要求主动检讨。
比如，在1956年全国体工会预备会上，贺龙又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宣传群众体育的重要性，他说道：
我因为血压很高，本来今天不打算来。但昨天晚上想了想，今天还是非来不可。事实上群体司已超额完成计划，应当奖励。因为我对所发文件没有很好地看，反而批评了他们。我这个批评应当取消。
体育事业是6亿人的事业。沈钧儒老先生每天坚持锻炼。毛主席常游泳，身体很好。昨天开大会，毛主席只穿了一件薄薄的棉大衣。马约翰老先生冬天只穿单裤或夹裤。这都是锻炼身体的结果。
贺龙带病参加会议，并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错误，公开道歉，这种坦荡的胸怀，使大家感到贺龙的可亲可敬。
1958年1月，贺龙听说全国总工会准备要压缩当年的体育活动经费，便亲自致函赖若愚。
若愚同志：
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文化体育运动的高潮也必然接踵而来。为在已有的基础上，更大规模地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盼你把工人运动搞起来，以引导全国人民体育运动事业的发展。
据说今年总工会体育规划的数字小，经费也大大缩小了，望加修改。因这笔钱也是有关工人福利的，仍应保持去年工会会费10%到15%好。另总工会和各级工会的体育部应迅速建立起来，以便有领导的开展国防体育活动。
此致
敬礼
贺龙
元月20日
贺龙对于体育运动的发展与推广非常满意。这封信，反映了贺龙期望他们更上一层楼的心情。
可以说，全国总工会领导的职工体育运动，在当时普及面最广，成绩也非常显著。
经过总工会等群众团体和众多体育积极分子的努力，群众体育活动越搞越红火，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都得到了蓬勃开展。
这一时期体育运动搞得非常出色的单位有很多。如，山西新绿纺织厂、天津绒毛加工厂、东北机械三厂和上海国棉三厂等，参加人数达到60％至80％。
另外，有一些厂矿、企业、单位还开展了“10分钟体育锻炼”。
在这个体育锻炼热潮中，文艺界的职工也都积极参加体育运动。如：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崔鬼、演员张亮，相声大师侯宝林和马季等都曾披挂上阵。他们分别组织了演员剧团男子篮球队和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体育报社、北京日报社等单位的记者联队，进行友谊比赛。
侯宝林作为教练员兼运动员，活跃在赛场内外，引起球迷们的极大兴趣，留下了一段体育佳话。
召开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
1956年6月，国家体委根据贺龙的倡议，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会议提出：
依靠共青团组织，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坚持业余、自愿和简便易行的原则开展农村体育运动。
会后，四川、湖南、河北、新疆等10多个省、自治区组织力量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
同时，国家体委群体司也派人去河南省长葛县搞农村体育调查。他们背着行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走了七、八个乡。
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贺龙就认为，“体育队伍的雄厚力量还是在农村”。
但是，由于农村的体育水平普遍较低，经费又非常有限，所以开展体育活动则应该有重点，因地制宜，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根据这个精神，国家体委在1953年确定了在农村中实施体育运动的方法：
主要结合民兵训练，利用农闲季节，重点试行一定运动项目的经常锻炼。另外，也可以一般地提倡农民中固有的有利于增进人民健康的民族形式体育。
50年代初，农村体育运动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比如，原来体育相当落后的西南地区，由于贺龙的大力提倡，到1953年已经有明显的改善。
这可以从1953年4月27日贺龙在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看出，贺龙说：“在少数民族地区，几乎每个村庄都有排球架、篮球架。……有些人没有球鞋，就光着脚踢足球；没有球场，就去河滩上踢。”
到了1955年1月9日，四川省体委副主任刘文煊向贺龙汇报说：“农村青年热爱体育，但没有经费，晚上捉鱼卖得钱买球。”
另外，内蒙古自治区体委副主任哈萨巴特尔也对贺龙说：“青年喇嘛组织了两个篮球队，打败了全盟的代表队。有些喇嘛要求打球。有的活佛支持青年喇嘛，给他们买球，做运动服。”
对此，贺龙在接见各地体委党外人士时说：“这说明体育不仅可以改善人民身体健康，还能收到移风易俗之效。国家体委要给这些地区拨一部分款，扶持群众的体育运动。”
可以说，中国农村地域广大，体育运动的开展极为不平衡，除个别项目外，体育的普遍水平都相当低。
而中国的80％的人口在农村，因此，普及农村体育运动，对于提高全国人民的体质和运动水平，就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
经过几年的组织工作，到1957年，中国农村已经建立起3万多个基层体育协会，会员达到了90多万人。
在中国农村，还自然形成了一些体育运动之乡。如：“足球之乡”、“排球之乡”、“田径之乡”、“武术之乡”、“游泳之乡”、“摔较之乡”等。
其中，非常著名的是广东“三乡”，他们分别是：梅县的“足球之乡”、台山县的“排球之乡”和东莹县的“游泳之乡”。这3个县的运动队在全国比赛中，都曾经名列前茅。
对此，贺龙把这些体育之乡视为明珠，曾在国家体委的工作计划中指示道：“广东梅县的足球、台山的排球，中山的篮球，吉林延边自治区和辽宁金县的足球，都有长久的历史传统，”要把他们的经验“普及到广大农村。”
1958年，贺龙在全运会准备工作第三次会议上还建议道：“对东莞县应该奖励，替他们修一个有跳台的游泳池，送给几只船。”
3月1日，贺龙就全国各地群众开展体育运动的情况，写信给周恩来和邓小平。信中说道：
湖北反映，农民缺少文化生活，主动组织球队。汗川人和乡有几个篮球队，社干部带上球队到乡里开会，休息时就比赛，一场有800观众。青年订出增产计划，收入用来买球，有的用棉花缠起作球。各地同志也提出对农村要求低了，并且一致希望能在40条或60条中再加上“体育”两个字。
60年代初，由于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针对当时国家具体情况，国家体委提出：
农村体育要区别情况，暂时少搞。自然灾害严重的地方不搞的原则。
然而，有些尚有条件的地区实际上完全停止了体育活动，有一些县甚至撤销了体育机构。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1965年，才有所好转。
此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农村体育运动便逐渐得到恢复，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推行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
1958年9月29日，蔡树藩向周恩来提交了一份《关于劳动卫国体育制度的报告》，对一些体育项目标准进行了修改，并提出：
将“准备劳动与卫国制度”的名称改为“劳动卫国体育制度”。
但是，周恩来对这个名称的修改，并不很满意。
其实，实施“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是贺龙率代表团到苏联考察后，参照苏联的经验，再结合我国在北京、上海等地试行体育锻炼标准的实际情况，在1954年从学校开始试行的。
1954年5月4日，“劳卫制”暂行条例经政务院批准，颁布实施。
制定中国式的“劳卫制”，是由国家体委副主任蔡树藩主持的。
“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是一个外来语，从字面上看，只适用于在校学生。
因此，周恩来对这个名称并不满意，建议改一改。
而出人意料的是，当蔡树藩提出修改的名称后，10月17日，他便在去莫斯科的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
因此，在当年10月下旬的国务会议上，贺龙、黄中、陈先等人出席了会议，他们一同参加讨论了蔡树藩的报告。
在会议上，贺龙提出：
“劳卫制”是蔡树藩同志主持的，为了纪念他，名称似可暂时不改。
对此，周恩来说：
贺老总搞得对，这是对树藩同志的最好纪念。
因此，直到1964年，“劳卫制”才正式改名为《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
可是，这个时候，群众已经习惯称其为“劳卫制”了，所以在群众的生活中，这个名称还是沿用了很久。
但是，在推行“劳卫制”的几年时间中，并非一帆风顺。
有的学校搞了体育，有些学生学习成绩有所下降，于是有人就开始不赞成推行“劳卫制”。
甚至，还有一个学校在搞“负重长跑”时死了一名学生，更是引起一部分人反对“劳卫制”。对此，有几家报刊还登了不赞成“劳卫制”的文章。
在这些舆论面前，贺龙的决心是坚定的，他并没有因为面前的挫折而动摇。他认为不能因为出了个别的事例就取消“劳卫制”，而是应该通过修改项目和加强技术指导来解决问题。
对此，贺龙委派荣高棠专程去北戴河请示周恩来。
周恩来当即批示道：
“劳卫制”还是要搞。
其实，推行“劳卫制”的初衷，是为了培养健壮、坚毅、勇敢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祖国的保卫者。
其锻炼内容包括：田径、体操等多种项目，根据不同年龄、不同水平分级分组，制定出相应的标准，凡各项测验合格的青少年，都可以获得“劳卫制”证章和证书。
可以说，“劳卫制”的推行，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青少年对体育运动的热爱，并且加强了他们对体育锻炼的积极性。
“劳卫制”的开展，主要是面对在校学生推行。全国大多数学校都得到了充分推广，绝大多数学校都坚持“两课、两操、两活动”，就是每星期上两节体育课，每天一次早操、一次课间操或眼保健操，每星期两次课外活动。
从“劳卫制”颁布到1956年的短短两年内，学校体育活动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全国有83万多青少年达标，从而促进了青少年在德、智、体三方面的健康发展。
但是，在1958年，国家体委却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过高标准。有的地区甚至提出“白天千军万马，晚上点灯笼火把”搞体育的口号，打乱了学校体育教学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违背了体育锻炼循序渐进的规律，有损学生的健康。
后来，贺龙和国家体委觉察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加以纠正。因此，贺龙经常在事先不通知的情况下到基层检查。
1960年6月4日，他在湖南视察军工生产，了解到湖南大学推行“劳卫制”成绩突出，学校的运动技术水平也提高很快，在长沙的高校运动会上获得总分第一。
于是，贺龙利用工作间隙，突然来到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察看了学校的体育活动，接见了拥有180多名运动员的校代表队。
贺龙对学校党委书记说：
我听到省体委的同志说，你们学校的体育活动开展得好，在今年的高校运动会上拿了个第一。我要查对一下，是不是好，是不是第一？
当贺龙视察之后，他感到非常满意，于是高兴地说道：“加紧点，今后要搞得更好，争取全国第一！”
1958年秋天，为了进一步总结交流推行“劳卫制”的工作经验，国家体委分别召开了中学和高校体育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并决定给先进单位发奖。
在开会之前，贺龙对组织会议的人员说：“奖旗要做得大一点！”
全国高校体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召开，到会的有49所高等院校的代表。
贺龙出席会议，亲手将绣有“全国体育运动红旗院”的5面大红旗，分别授予北京矿业学院、合肥矿业学院、南京航空学院、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和沈阳农学院。
而中学体育工作经验交流会则在江苏徐州举行，荣高棠代表国家体委出席了会议。
总之，在广大青少年中推行“劳卫制”的10多年里，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工作中的偏差，但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总共有4200多万人通过了“劳卫制”和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从而促进了青少年健康成长，并且培养了大批的体育人才。
比如，清华大学每星期有4次课外体育活动，每次45分钟，考试期间体育活动也照常进行。
而且，每逢课余、假日，就出现体育锻炼热潮，不仅师生的健康状况得以提高，还涌现出了10名运动健将。
北京矿业学院最为突出，院党委书记亲自抓体育，设立文体办公室负责全院文体工作，保证学生每天有一小时的体育锻炼时间。
同时，学院还成立了足球、排球、篮球、游泳、体操、田径等9个项目的院代表队，坚持在业余时间训练。
1959年，在高校田径运动会上，北京矿业学院的选手战胜了北京体育学院队，夺得总分第一名，并且还有9人获得了“运动健将”的称号。
可见，“劳卫制”的推行与实施，使青少年在体育运动方面得到了健康而全面的发展。
陈毅、贺龙寄语棋赛与体育
1960年6月28日，贺龙和陈毅在北京接见了中国围棋、象棋和国际象棋的部分名手。
陈毅说：“贺老总，你是体委主任，请你给棋手们讲讲话哟！”
贺龙说：“还是你主讲，你对下棋是内行，我陪你，需要我说话，我再讲。”
这是贺龙严格奉行的一条准则：凡是他请来主讲的，他一定相陪，绝不多讲话，也很少插话。
于是，陈毅对棋手们说：
最近在上海开会，北京正有棋赛。听说黄永吉同志跟日本朋友下，本来是赢棋，黄永吉下错了一着，下和了。在上海，就赢了两盘。当时正是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登山队安全返回。我把这两件事告诉了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听了很高兴。大家为这两件事干了杯。
中国象棋有成千上万人下。国际象棋还不普遍。围棋有几万人下。党和政府很关心下棋。这是个高尚的文化活动，要好好开展。过去10年，我们对棋类关心得不够。
要看第二个10年了。我们要提倡3种棋。围棋，以日本为目标，62年下平，65年战胜。日本人所向无敌，很骄傲。
我国从乾隆以来，一蹶不振。国运衰，棋运也衰了。最近我接见了日本围棋代表团。他们的负责人说：围棋原是中国的，现在日本下得最好的是吴清源，他也是中国人。
上海有人说“30年也赶不上日本”。我们反对失败论者。围棋应该三年五载就赶上日本。赶不上那还行啊？……
明年，我们要正式和日本比赛围棋。贺龙副总理说，钱由他出。有了老板，这就好办了。
这时，全场的棋手们则以掌声向贺龙表示致意。然后，陈毅接着说道：
中国象棋有几千万人下，不能置之不理。这是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宣布的对棋艺的政策。要出棋类刊物，搞个印刷厂。
我们要大力培养新生力量，老的要把年青的带好，不要怕输。年青的把老的打败了，才有希望。
陈毅接着说道：“今天大家欢聚一堂，希望大家好自努力。”
之后，贺龙接着说道：“我完全同意陈毅副总理的讲话。体委正在研究解决棋手们的组织领导和待遇问题，给你们创造较好的条件。希望老棋手们好好总结经验，带好徒弟。同时又希望年青的棋手超过老师；青年棋手要加强思想修养，学习军事思想方面的论著，做到又红又专，手上有千斤之力。”
其实，事先贺龙早已和陈毅研究了成立棋社，以及提高棋手的生活待遇等问题。因此，才有了上面的一番话。
1960年的秋天，在北京举行了全国棋类锦标赛。这是棋界的一件盛事。
而此时，贺龙却受中共中央之托，于10月21日率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赴朝鲜访问，并参加朝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10周年举行的纪念活动，预计11月中旬才能返回北京。
因贺龙不能参加棋类锦标赛的闭幕式和为优胜棋手们颁奖，于是就又请陈毅代劳，可以说陈毅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对此，陈毅欣然应命。
此外，陈毅在11月4日的闭幕式上，对棋手们说：
这是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棋类运动会。贺龙同志不在北京。我代他发奖。不过要说明，即使他在，我也要来参加。我对棋类活动很有兴趣。下棋是正当娱乐，是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它表现人民的精神面貌、道德品质，不能简单地看作游戏。一个国家娱乐不正当，必然衰败灭亡。娱乐正当的国家，必然兴旺。要诱导千千万万的人搞健康的娱乐。棋类活动趣味浓厚，很有艺术性，可以培养人的思想品德，使人的头脑细腻。
从历史上看，国运衰，棋运衰，国运兴，棋运兴。唐太宗盛世，棋运兴，赵匡胤和清乾隆统治时期国运兴旺，下棋也盛极一时。现在，我国结束了几十年混乱，和平发展，空前团结昌盛，文娱和棋类活动大大发展。这样多的人下棋的国家，一定垮不了。这样说是否科学？我看可以这样说。今年比赛成绩不错。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同志们祝贺。这些话希望大家带回去广为传播。
之后，贺龙对于陈毅两次提出的“国运兴，棋运兴”的论断极为赞赏，并且加以推广，又解释为“国运兴，体育兴”。
贺龙认为，国家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好，就为体育运动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基础和物质条件。在全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应该把体育事业向前推进。
因此，在第一届全运会之后，便在一些重点项目上建立起层层衔接的训练网，形成了人才宝塔。
上面一级是省以上代表队，中间一级是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体育中学和运动学校，下面一级是学校基层运动队、训练点。
国家体委和共青团、教育部等部门曾多次联合，在青少年中开展乒乓球、游泳、田径、广播操、小足球等活动和层层破纪录的活动，从而推动了体育活动的普及，以及运动技术的提高。
比如，乒乓球，当时全国形成热潮，仅在少年儿童业余体校接受训练的就有2万人，但在全国能够挥拍上阵的，则达到上亿人。
在这一雄厚的基础上层层选拔出国家代表队，取得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胜利，便是非常自然的事。
贺龙主张贯彻因地制宜的原则，靠山登山，靠水游泳，北方要搞滑冰，速滑、花样滑冰、冰球也要搞起来。
1963年，中国速滑队在世界速度滑冰比赛中，王金玉、罗致焕双双打破世界男子个人全能纪录，罗致焕在1500米比赛中，以2分09秒2的成绩获得中国速度滑冰的第一个世界冠军。19岁的王淑媛获女子1000米第二名。
3月8日，贺龙在接见归国的速滑队时说：
欢迎你们凯旋归来。滑冰是国内开展得比较迟的运动项目，条件较差，没有室内冰场和人造冰场，每年训练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但进步很快。
今后3年左右，能否搞点别的项目？除速滑外，还有冰球、花样滑冰，都要搞起来。华北、西北没有条件。冰上运动主要靠东北。
1965年8月1日，在哈尔滨举行了该市第六届体育运动会的江上游泳表演，贺龙在江上俱乐部观看了表演，并向黑龙江省体委负责人谈了他的一些想法。他说：“镜泊湖那儿大可利用，可以以湖养湖。滑冰，你们应该包下来，因为有这么有利的条件。要调些教员，搞些好钢好刀。要选好苗子，在全国选。你们点名，我给你们调。调不来，我负责；搞不好，你们负责。这个项目是你们的嘛！你们还可以多搞些自然冰场。”
紧接着，1965年9月，贺龙又主持了第二届全国运动会。从而继第一届全运会后，全国又掀起了第二个群众性体育运动的高潮。
参加体育活动的人上亿，仅参加乒乓球比赛的就有9000万人。
在这届全运会期间，有24名选手10次打破9项世界纪录2331名运动员469次打破130项全国纪录。这一年，共有66人41次打破28项世界纪录。
在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到1966年前，按照贺龙和国家体委的战略部署，一些重点体育项目，在全国都建立了相应的基地：如，滑冰在东北，登山在西南、西北，排球在山东等。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体育事业的发展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使中国青少年的平均身高，比父母亲一代普遍增加了3厘米左右。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由解放前的35岁，提高到60岁以上。
以上的成果，可以说标志着中国的体育运动已经向着更高的台阶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