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中华科技的崛起

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美籍知名学者

李政道、杨振宁不仅是首先获得诺贝尔奖的炎黄子孙，而且杨振宁还是第一个于1971年夏访问新中国的美籍知名学者。

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李洁明曾说过：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当年到中国大陆，对中国的现代化有促进作用，而美国目前的政策也是支持及愿意协助中国进行现代化的，杨振宁可以是首开其端……”

1971年春，杨振宁从报上清楚地看出，自1949年以来冻结了的中美关系正在显出融解的迹象。紧接着，他又获悉，美国国务院已经解除了美国公民不可到中国旅行的禁令。于是他迫不及待地访问了新中国。他在《读书教学四十年》一书中这样写道：

“我迫不及待，因为我怕刚刚打开一道小缝的门很可能由于越南战争和亚洲不断变化的地理政治形势而在几个月内又会被重新紧闭起来。”

于是他首先给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的父亲杨武之拍了电报，表达了要去上海访问探亲的愿望。父亲收到儿子的电报后，思绪万千。一方面他十分想念儿子，特别是近年来疾病缠身，更希望儿子回来看看，毕竟是26年未回来过了！另一方面当时在美国居住的儿子回国探亲，还没有过，会不会由于“海外关系”造成什么意想不到的后果呢？考虑再三，他终于还是给国务院写了封信提出了要求能批准他的儿子回国探亲的报告。不久，杨武之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于是杨振宁成了“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自此，他多次回祖国大陆，曾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杨振宁虽然加入了美国籍，但不管如何，中国——是他永远不能忘怀的神圣故土。周培源先生不止一次地赞扬他是“一位爱国的科学家”，说“他是第一个回国访问的美籍科学家，在这一点上是任何人都不能与他相比的！”

杨振宁的首次访华，叩开了中国紧闭20多年的科技大门，从此，大批著名外籍科学家陆续不断地回到祖国访问，为新中国科学的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也为中国的现代化迎来了一个充满朝气的新局面。

返回美国后，杨振宁积极宣传新中国的变化及成就，并放映解说他自己在中国摄制的幻灯片。他盛赞“新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由于他的名望和地位，他的讲演和报道在美国社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当时中美关系还没有解冻的情况下，他这样做是担了很大风险的。但他认为如实报道中国各方面的伟大成就是他的义务。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他访问中国回到美国后，曾多次找他，他镇定而坚决地说：“在中国，我的父亲、母亲、弟妹们——我的亲属们都在那里，我的许多朋友在那里，我想念他们，所以我要去看望他们……这并不触犯美国的法律！”由于他在学术上有很高的地位，他经常到欧洲、南美洲、东南亚、日本等地去讲学或访问，每到一处，大家都请他讲中国的情况。他的报告在这些地方，尤其是在华侨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许多外国人特别是科学家，都愿意同中国接近。

杨振宁十分关心中国的科技教育事业，并为此献力献策。他曾参与创办了在北京出版的《科技导报》；在美国石溪纽约州立大学发起组织CEEC（与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新中国的学者去该校进修；在香港亿利达公司刘永龄先生的热情慷慨资助下，先后提议在中国发起并设立了“亿利会”，以勉励青年学生努力学习，脱颖而出。1990年1月5日，江泽民主席会见了他，他表示，希望新一代的领导人，把发展教育、科技，视为重要国策。

杨振宁任全美华人协会会长，为加强中美两国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十分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他曾说：

“贯穿历史的只有一个中国。在世界人民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合则盛，分则衰。”

他相信，台湾与大陆的分裂状态终将结束，祖国的完全统一定会实现。

“李精于学”

杨振宁回国之行，深深触动了李政道的心。1972年9月19日，李政道偕夫人踏上了阔别26年的祖国。自那以后，李政道曾多次回国探亲和讲学，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及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赞扬。周总理生前曾评价他“李精于学”，这一点他是当之无愧的。

1946年他从灾难深重的故土走出来，是怀着一片科学救国之心到美国求学的。离开故土的26年来，李政道无时无刻不准备着回到祖国，为使中国繁荣昌盛而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如今，他已是蜚声国际的大科学家了，但是他并不满足。他说：“一个科学家，能为人类认识大自然尽一点力量，是最令人欣慰的事情。”他又认为，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无止境的。在接受诺贝尔资金的仪式上，他曾生动地谈到孙悟空翻筋斗的故事：“孙悟空尽管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但是翻来翻去还没有翻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我们在寻求知识的过程中，可能做出迅速的进展，但我们必须记住，即令我们翻筋斗翻到如来佛的手指根上，我们距离绝对真理仍然是极其遥远的！”他没有陶醉于已取得的成就，仍然孜孜不倦地努力攀登科学的高峰。

20世纪70年代中期，李政道又大胆提出一项新“核物质”的可能性。他说，在未来几年内可能会产生比铅重50倍的“超密核子”。同时在理论上推测“可能会产生由700—1000个稳定的质子数的新元素”。他计划“用一种新加速器，以重核子来撞击，设法产生像‘晶体’般大的‘超密核子’，所产生的原子核将会比原来的要大。”他的这一新理论，引起科学界很大的重视。“超密核子”一旦产生，会对基本核子发生重要的影响，将会有更多而且能量更大的“新原子核”产生，其意义极为深远。由于他在基本粒子研究的前沿始终勤于耕耘，因而硕果累累。他还以独创的精神提出了“非连续性力学”、自由态夸克、真空等问题的新见解，使他在国际高能物理学界被视为“最有潜力的人物”。难怪美国著名科学撰述家吴贝尔这样说：“李政道教授具有已故天才科学家爱因斯坦所特有的那种能作‘超时代大胆想象’的特殊能力。”这一赞誉是很难得的。

李政道对中国青少年一代特别关心，早在1974年，他就向毛主席、周总理建议要从小选拔，培养人才。当他得知中国科技大学试办了少年班时，非常高兴，在繁忙的讲学中挤出时间专程去看望少年大学生，传授治学方法，挥笔为少年班题词：“青出于蓝，后继有人。”勉励他们好好学习。

1979年李政道教授应中科学院的邀请，为中国的研究生讲学。为了在短时间内多讲授些课程，他坚持每天讲授3小时，连续7周讲授110个学时，讲完了“粒子物理”和“统计力学”两门课程。在美国，一年中通常他只讲28—30个学时，这次的讲课量竟是他在美国通常情况下3年的教学量！

为了尽快为祖国培养人才，李政道教授费尽心血从1979年起，倡办了CUSPEA《中国—美国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仅1979年一年，李政道就给美国40多所大学的教授写上了上百封信，取得这些教授的支持，同意按照本国研究生的条件和待遇招收中国研究生。至1989年，美国已有70多所大学招收CUSFEA研究生。在李政道教授的努力下，中国已送出1000多名优秀学生到美国一流大学攻读物理学。

李政道对这些远离祖国的学生有如慈父严兄，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更关心他们的思想成长。有一次，纽约地区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的120多名中国留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楼举行学术讨论会。李政道在会上讲话时，有的学生不认真听讲，在后面交头接耳。李政道声色俱厉，整个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他严肃地说：

“请各位听着，你们有这个机会再不听的话，你们是没有前途的。

……

中国人不尊重自己，不尊重科学家的人是没有前途的。今天我在这里讲演的时候，后面还有人讲话，这是我到世界各地去讲演的时候所没有遇见过的，即使听众1000人，也没有这种情况，都在注意听。昨天，全世界、全美国200多位物理学界有成就的人都来了，为什么他们都尊重我呢？你要自己尊重自己，你们对得起自己，你们必须努力。200年来，中国人是受压的，但炎黄子孙是要抬头的。你们是精华，你们必须尊重自己，你们必须向前看。你们必须告诉自己，你们是优秀的，你们是要负责任的。20年后，在座的人中会有出色的物理学家，你们要看到这不是几块钱的事，你们要把建设国家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

李政道把对这些学生的爱，全部倾注出来，他是那样激动，那样坦率，使在场的许多同学都流下了眼泪。主持人请他给同学们题词，他当场写下了“自尊向上，不进则退”八个大字。与会每个同学都拿了一张题词的复印件，作为座右铭。

后来李政道对同学们说，他由于“爱之深”，所以说话尖锐了些。但这些尖锐的话，对在扬的学生，甚至对所有中国的留学生都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

在CUSPEA繁忙的工作中，李政道还惦念着，如何使这些相当数量的获博士学位的青年能对建设四化发挥最大作用。1984年回国访问，再次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会见。李政道就我国留学生博士后的工作，与邓小平同志进行了交谈。当时邓小平同志问，“博士”这个名称恐怕在汉朝时就有了。博士的知识显然已经很博了，为什么还要有博士后呢？李政道解释说，在大学的时候，老师给大学生出的是已经有解的题目，然后老师指导他解题。大学生按照在学校学习的课程，解老师给他的题目。如果这个解与老师知道的正确解相符合，这个学生就能完成大学学业，得到学士学位。在研究院，老师给研究生出的题目，老师也并不知道怎么去解，研究生按照所学的知识来解老师的题目，而这个解由老师自己与同行来谈判，主题是对的，就可以从研究院毕业，获博士学位。可真正的研究，真正的发挥，是要自己出题目，独立进行研究。这个独立研究的阶段，就是博士后的过程，因此必须有博士后。从研究院出来的博士后，就能成为独立的研究人员……中国要建设现代化，毫无疑问，必须要有一支能够独立研究的精锐队伍，人数不一定要多，但要精。必须能够独立进行创造，才可以有所发展，才能够跟人家竞争。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希望，才能够面向全世界去发展。一向关心科学教育的邓小平同志听后大为赞赏。

紧接着，李政道又伏案提笔，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再次给国家领导人写信，提出了建立博士后科技流动站的具体设想。还根据中国的国情，就拨款的规模、博士后人员的户口、工资、编制、住房等具体问题提出了设想，并建议可让他们到国外去从事“博士后”工作，作为国内“博士后”制度的补充。鼓励从国外回来的博士在国内工作一年后可允许再次到国外做博士后，以保持与科学前沿的接触。此外他还认为博士后流动站不宜全部集中在北京，外地也应精选一些点，以鼓励各地的积极性和各省市竞争。还可由多方筹集资金。

我国领导人十分重视李政道的这些建议，邓小平指出，“博士后的这个办法很好，我赞成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在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人才……这是培养使用科技人才的好制度。”

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李政道先生的建议得到了很好的实施，我国已于1985年7月5日实行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试点方案。仅仅几年，少年班、CUSPEA班、博士后流动站在中国物理、生物、化学等各个领域都结出了硕果，许多科技后起之秀脱颖而出。李政道对这些人才充满了希望，他常自豪地说，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前4名几乎每年都是我办的CUSPEA的中国学生。其他如哈佛、普林斯顿、耶鲁也都是这样。因此，今后20年的科技领域有成就的大部分都是华人，这是没有问题的。他认为我们的竞争不光是在经济上，也在科技发展上，不仅需要跟人家手拉手，而且要领先。要领先就要有一支精锐的、有独立创造性、能够突破的队伍，今后的博士后人才就是将来的这个队伍。那时，世界科技领域的局面就会大为改观。

李政道曾说：“我现在是1/3时间用于CUSPEA，1/3用来帮助和发展中国高能物理事业，剩下的1/3时间做物理研究。”值得敬佩的是，他不仅自己“精于学”，用仅有的1/3时间做出了具有世界水平的物理研究。他倡导的CUSPEA，也为中国培养了不少“精于学”的高级人才，而他“精于学、勤于业”。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发展高能事业的1/3，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早在1972年，李政道第一次回国探亲时，就向周总理提出了建设高能加速器的建议。1984年10月，他陪同邓小平同志参加了中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奠基仪式。自这项工程开始以来，由李政道任终身主任的世界实验室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每年都选择几个世界科学最前沿的课题，分别邀请约10位第一流的国外专家学者来华举行国际学术工作会议，介绍各自领域取得的进展、存在的困难和发展前景。在建造过程中，李政道还组织美国5个高能实验室的一流专家，帮助解决了从设计到安装中的许多难题。

1988年10月16日凌晨5点56分，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传来喜讯，我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这是一项被认为中国科技史除原子弹以外最庞大、最复杂的科技工程。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高科技研究能力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消息传开，全国人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邓小平同志亲自来到这里，参观这项中国科技史上最宏伟的工程，并向中外专家和科技人员表示祝贺。他一下车走进休息室，第一个就与李政道握着手，亲切地对李政道说：“感谢你为这个工程做了很多工作。”

李政道笑着说：“这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

邓小平同志代表全中国人民道出了一句真诚的“感谢”，表达了全中国人民的心声。感谢你，李政道先生，你为中国的科技教育事业真是贡献得太多、太多了！你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将永远记载着中华骄子——李政道的不朽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