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效祖国" class="reference-link">报效祖国

1948年5月2日，钱三强与何泽慧抱着只有半岁的孩子，登上返回中国的邮轮，离开法国，邮轮航行了40天，抵达上海。钱三强在国外整整11年，今天又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何泽慧的父母就在苏州，他们在苏州暂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北上回到北平。

是北上还是留在南方的问题上，钱三强一家遇到了一些麻烦。他们在离开巴黎前夕，曾经和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的负责人长谈。那位同志对形势的精辟分析给钱三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建议钱三强回国后到北方的一所大学任教。之所以特别提出要到北方去，钱三强心里是非常清楚的，迎接解放，到解放区去，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去向。可是，当钱三强一家刚在苏州落脚，行李就被国民党海关扣留。国民党政府在摇摇欲坠时，竟拉拢起科学界有名望的人士。他们软硬兼施，企图把钱三强留在南京，要他当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所长。钱三强当然不愿为祸国殃民的国民党做事，借口北平有老母亲要奉养，清华大学物理系已有约在先为由婉言谢绝。行李在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钱三强的老师萨本栋先生的帮助下，几经交涉才得以放行。按照原先联系好的方案，钱三强到北平后担任了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教授职位，并且应严济慈先生的邀请，担任了北平研究院原子能研究所的所长，而何泽慧则任原子学研究所研究员。不久平津战役打响，北平解放在即，这时钱三强突然得到通知，要他马上南下。南京政府将派专机来接著名专家和教授。

钱三强早已有了准备，他仍是用以前的策略，婉转对来人说：“我实在是走不了，老母亲生病，女儿太小。”其实他心里在想，如果我要跟你们走，去年我就不来了。

1949年1月，钱三强和大家一起迎接北平和平解放。4月，钱三强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保卫世界和平代表团，到布拉格和巴黎出席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临行前，中央根据钱三强的建议，为了发展新中国的核科学，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专款五万美元，交给钱三强带到国外购买核科学急需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

1949年11月钱三强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学研究所合并于此，1958年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后来任所长。

1955年初的一个夜晚，钱三强得到通知，说是周总理还有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要会见他。钱三强和李四光按约来到了中南海，周总理亲切地把他们迎进了办公室，钱三强注意到在场的还有薄一波副总理。周总理首先向李四光详细地询问了我国铀矿资源的情况。周总理说：“党中央、毛主席非常关心我国的铀矿资源。毛主席说，找到了铀矿，他要亲自看看。”接着，他向钱三强询问我国从事核科学研究的人员情况。问是不是可以加快培养核科学人才的进度。他要钱三强回去研究一个步骤，看看如何做好这件工作。周总理还询问了我国核科学的设备情况。周总理问得是那样地详尽认真，使钱三强激动不已。但是最使钱三强激动的是，周总理对他们讲的如下一席话。

周总理说：“三强同志以前带来的法国约里奥教授的口信，我已经转告毛主席了。毛主席很欣赏约里奥教授这句话，要我们开始着手做些准备工作。”他怕李四光听不明白，向李四光解释说：“约里奥教授说得好，要反对原子弹，首先就要掌握原子弹。”钱三强马上补充道：“那是杨际宗从法国回来时，约里奥教授要他转告毛主席的。”

周总理请钱三强具体介绍原子弹的原理和所需的技术条件。最后，周总理告诉大家，中央将专门研究发展原子工业的问题，请他们做好准备，到时带些测量仪器和铀矿标本，以便一边汇报一边表演。

专门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毛主席的主持下及时召开了。所有在京的中央领导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会议上，李四光和钱三强分别就铀矿资源情况和原子能工业有关的问题作了汇报。钱三强携带了简单的核探测仪器，向与会者作了表演。当他把探测放射性的盖革计数器放在铀矿石旁边，仪器发出嘎嘎的响声时，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都高兴地笑了。毛主席即席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的铀矿。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是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毛主席接着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毛主席敏锐的目光环视众人，最后落在钱三强身上。毛主席对钱三强有特殊的感情，因为他早年在北京大学工作时就认识钱玄同先生，几年前和钱三强第一次见面时就向钱三强提过这件事，所以钱三强倍感亲切。这时钱三强从主席的目光里看到了无限的信任和期望。

钱三强记得很清楚，毛主席在听取汇报之后，还就原子核的结构问题和大家交换了意见。他兴致勃勃地问钱三强：“质子、中子介什么组成的？”钱三强听到这个问题感到很吃惊，他没有想到毛主席会向他问这样一个连物理学家当时也回答不了的问题，只好如实地回答说：“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被认识，根据现在的研究，还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毛主席听后打着手势说：“原子里头分为原子核和电子，它们是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分为质子和中子，它们也是对立面的统一。一分为二是普遍的现象。质子、中子、电子也仍然是可以分的。”毛主席慈祥地微笑着问大家：“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毛主席主持的这次中央会议，对我国发展核工业、试制原子弹的工作作出了重要决定，从此我国开始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新时期。

钱三强先生和其他科学家一起，艰苦创业，自力更生，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展科学研究。他们靠自己的力量建造了一批核物理研究仪器，并通过科研实践培养了许多年轻人才，使近代物理研究所在原子核物理、放射化学、宇宙线、理论物理和电子学等领域取得了多项成就。作为所长，钱三强教授知人善任，精心组织，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钱三强认为最重要的是人才的培养和队伍的建设。他常说：“人，有专业技术的人，有专业知识的人，这是第一位的。”在他的动员和组织下，我国物理学界一批一批有才华的专家学者和刚从大学毕业的优秀年轻人纷纷来到了近代物理研究所，他们组成了我国第一支原子能科研队伍。1958年我国第一座新型重水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在近代物理研究所相继建成。从此这里成了我国原子能第一个科研基地，这个基地的主要负责人就是钱三强先生。

钱三强先生很重视理论工作。他是一位实验物理学家，却始终注意原子核理论和粒子物理学的研究以及有关反应堆、同位素分离、受控热核反应等应用性理论问题的研究。1959年中央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作出依靠自己的力量建造原子弹的决定。钱三强教授不负党和政府的重托和信任，带领原子能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进行原子弹研制中的一系列技术攻关。在关键时刻钱三强所长把最得力的专家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邓稼先等人送上试制原子弹的第一线。由于钱三强及时安排原子能研究所的黄祖洽、于敏、丁大钊等人进行氢弹原理的研究，使我国原子弹之后仅用了两年时间又取得氢弹试验的成功。

科技界许多著名人士忘不了那激动人心的一次会议。

1962年3月，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副总理主持召开著名的“广州会议”，在会上周总理作了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报告。钱三强和来自全国的科技界、文教界代表参加了大会。聂荣臻副总理指定钱三强向大会讲讲原子能工作的情况。这时，钱三强已经在这个领域里辛勤耕耘了十几个年头。经历过开创阶段的艰辛、遭遇到苏联违背诺言的打击、迎接了三年困难时期的考验，此时正当展翅欲飞之际，钱三强作为原子能事业的代表，他有多少话要向大家诉说啊！可是，原子弹的试制工作是完全保密的项目，他感到有些为难，聂荣臻同志知道他的难处，鼓励他说：“要放开来讲。”

钱三强首先介绍了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和部署下核工业的进展情况，许多情况人们还是第一次听到。接着，钱三强宣布：我国原子弹的总体设计已经开始走上了轨道！我国将在预定的时间里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话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

这个预定时间就是国庆十五周年前后。果然两年后新华社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15时，中国在本国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实现了第一次核试验。”

消息传开，举国欢腾！

钱三强也和全国人民一起沉浸在兴奋之中。

关于钱三强先生对我国科学事业的贡献，最好还是引用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先生的评价。1993年2月，周光召先生在《钱三强论文选集》的序文中写道：

从一开始就参加中国科学院的组建工作，并长期参与领导，为科学院的发展、各个不同时期重大问题的决策、为国家重大攻关任务和国防建设组织和调动院的力量，还有，在加强学术领导，创建和发展学部工作，开展国际交流等许多方面，钱先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辛勤操劳了几十年，真是呕心沥血。还应该指出，钱先生在科学界（包括国际科学界）做了许多团结人的工作，起了非常好的作用。

钱先生在我国原子能事业方面的功绩，是众所周知的。从近代物理研究所时期，钱先生就求贤若渴，广揽人才，知人善任一心要让“原子能科学在中国生根”，为此，带领大家一步一步艰辛创业。后来，长期由他担任所长的这个研究所，终于逐渐发展成为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在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过程中，在技术基础与人才培养两个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我国核工业建设全面展开之后，调兵遣将，规划安排，钱先生挑起的担子就更重了。他的精湛的科学知识和远见卓识的杰出的组织工作才能，在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就是他对青年科技工作者教育和培养方面，他在强调钻研业务的同时，特别重视思想品德要求，他一再告诫大家不能追逐名利，要服从国家需要。正是在一代像他那样的老科学家的带领和影响下，我国的原子能科技工作者不怕艰苦，默默拼搏，终于做出了使全体中男人民扬眉吐气的光辉业绩。

钱先生为人坦诚、刚直，不迎合潮流，对于不尊重客观事实的情况，大胆直言，从不苟同，即使个人遇到压力。尽管他身体不太好，仍然不辞劳苦，忘我工作，活跃在科学舞台上：如重建科学院学部，为国际学术交流开拓新路，推动科技改革和新的研究领域的发展，对国家重大科技、经济、社会问题组织讨论，提出建议，等等。一直工作到他最后的那些日子里。

彭桓武先生在悼念钱先生时写了这样的诗句：“人民站起新时代，科学还需指点才。”钱三强先生正是这样一位掌握全局、运筹帷幄的指点之才，他无愧于这个时代。在科学界，他是这个时代的代表，同时，他又是时代的楷模。这并不只是由于他在原子核物理上的重要发现和做出了饮誉海内外的光辉业绩，而且还因为，他全部科学生涯中贯穿着的深厚爱国主义和崇高品格。熟悉钱先生的人，不会忘记他那开阔的胸怀，勇挑重担的气魄，杰出的组织才能，甘为人梯的精神，谦逊朴实的作风，以及只求奉献不求索取的高风亮节。在钱先生身上，科学和道德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正是因为这样，钱三强先生才受到广大青年学生的仰慕，科学工作者的爱戴和全国人民的普遍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