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出高徒" class="reference-link">名师出高徒

1932年，钱三强来到了清华大学，当时清华大学因为坐落在清华园里，因而叫做清华学院，后改名为清华学校。1928年才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美丽如画的清华园，原来是一座王府。西靠世界闻名的颐和园与圆明园，风景秀丽，环境宜人，确是读书做学问的好地方。年轻的钱三强进到清华园，环目四顾，清华大学的校舍实在名不虚传。大圆盖的礼堂坐落在正北，气势显得很雄壮；礼堂前的草坪像绿茸茸的地毯，三层楼的科学馆在草坪的西侧，物理系就在二楼。清华学堂在草坪的东侧，是学校办公的地方，钱三强首先进入这里，办理报到注册手续，然后，到科学馆二楼向物理系报到。

钱三强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这确是一个极好的选择。因为这时清华大学物理系正处于鼎盛时期，知名教授云集，学术气氛甚浓，在国内外已经享有很高的声誉。当时的清华大学，可以说是理科，特别是物理学这一科，是第一个在中国生根的园地。它除了经费比较充裕、教职员工的待遇较为优厚之外，主要是学校形势比较稳定、具有学术民主的传统。在这之前，南京有一段历史更为悠久的大学，是由南京高等师范改成的大学，名叫东南大学（后来又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扶持的重点大学，一批批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很多都集中在东南大学，一时间东南大学成了国内人才最集中的地方，可是不久就发生军阀混战，南京是政治中心，很不安定，大家对孙传芳的统治非常反感，觉得前途无望，相继离开南京，其中一大部分北上转移到了北京（当时叫北平）的清华大学。当时清华大学有明确的办学方针，广招贤才，优秀人才纷纷应聘前来任教。一时间，清华大学成了理科教学和研究的中心。

清华大学物理学院和物理系的创办人是梅贻琦和叶企孙。经他们推荐，清华大学陆续延聘了一批学术造诣较高的理学院教授，例如：1927年数学系请来了熊庆来；1928年物理系请来了吴有训和萨本栋；1929年化学系请来了张子高和蒸本铁；物理系请来了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1931年物理系请来了赵忠尧。1932年以后，又有一些高水平的科学家应聘，到抗日战争前夕，清华大学物理学院的教授阵容在国内名列前茅。

30年代初，在叶企孙教授和吴有训教授的主持下，清华大学物理系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两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两位系主任都有十分明确的办学方针：就是要建立一个高水平的培养物理人才的基地，必须开展科学研究。由此，他们在延聘学术造诣较高的教授的同时，积极筹划既有利于培养人才、又有利于研究工作的实验室和其他辅助设施，诸如能供师生亲自动手的金属车间和书刊资料比较齐全的系图书馆。钱三强进入清华物理系时，这里已从初创走向正规。

一个学校的办法质量，关键在于教师和校风。国立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教授就说过这样的话：“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清华大学理学院，尤其是物理系，真可谓名师荟萃。当时有以测定普朗克常量著称的叶企孙教授、以验证康普顿效应著称的吴有训教授、以电机理论著称的萨本栋教授、以研究基本粒子著称的赵忠尧教授以及霍秉权、任之恭、沙玉彦、余瑞璜、张景濂、王谟显等名人。实验室里已经有一批比较好的仪器设备，有的还很贵重，而且更重要的是，已经能自己加工制作一些小型的仪器设备，也能自己动手修理一些仪器。物理系培养了一位仪器员，名叫严裕昌，他有一手好技艺，不但把全系的仪器管理得井井有条，而且能灵巧地制作一些必要的配件，对物理系的教学质量和科研进展起到了保障作用。

清华大学的最大特点是教师们除教学工作外，大多数还亲自进行各自的科学研究，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相当突出的。许多大学纷纷设立物理系，很不容易地请来了几位教师或教授，勉强开出几门必要的课程，课程的质量难得保证，更谈不上开展科学研究了。钱三强在清华大学的四年期间，物理系开展的科学研究就有很多项目，其中大多数是那时国际上的前沿课题：例如：吴有训进行的X射线散射研究，取得了理论上和实验上的成果，在国内外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赵忠尧和霍炳权研究核物理，他们研制了威尔逊云室；萨本栋和任之恭进行的电路和电子学方面的研究，还准备试制真空管；周培源进行广义相对论方面的研究，提出了重要方法，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叶企孙进行的光谱学和声学研究，也获得良好的结果。优异的学术环境，使钱三强这一班级得到了特殊的培养和训练。毕业前要求每个人认真地写毕业论文，四年级时，除了几堂必修课外，学生们的主要精力都用在毕业论文上，每人都有一位指导教师，教师帮助选定论文题目，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己查阅文献，设计实验、制作和配置仪器，然后进行实验和理论分析，最后是写作论文和进行答辩。整个过程要求非常严格，这种训练对以后进行科学技术工作很有益处。钱三强先生五十年后回忆说：“我们后来在国外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时，由于国内受到这种训练，因而很快能动手做实验，不差于同时工作的外国青年。”

钱三强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有两门课印象特别深。一门是叶企孙先生的热力学。热力学是一门比较不容易讲的理论课程。叶企孙先生是上海口音，而且有点口吃。但是这些并没有妨碍他把热力学这门课讲好。他把基本要领讲得非常清楚，他话讲得不多，但都经过深思熟虑，条理异常清晰，在一些关键性的地方，他不厌其烦地重复讲解，直到学生们弄明白为止。他的课指定有参考书，但他从不照本宣科。叶先生在这几年中曾连续讲了两三遍热力学，每年举的例题都各不相同。他有时就让同学们借上一班的笔记来参考。叶先生备课十分认真，他每讲一遍都要添加新的内容和新的体会。钱三强在学生时代就非常敬佩叶先生，叶先生的敬业精神，给他留下了终身不忘的印象。据钱三强先生回忆，十几年后当他从法国回北京，曾应聘在清华大学任教，有一段时间住在叶先生家里，正好叶先生又在教热力学，钱三强这才注意到叶先生的备课与常人不一样，他几乎都是用热力学最近发展方面的例子来做讲课内容。类似于国外高水平的教授那样，原来叶先生教课的过程，也就是他吸收国外最新研究成果并发挥自己观点的过程，这种独创性的教学实在难得。

另一门课就是吴有训先生的近代物理。吴先生讲课内容非常新颖，绝大部分是近代重要物理实验和所得结果，以及这些结果的意义。他讲了密立根的油滴实验、J·J·汤坶生的抛物线离子谱、汤森的气体放电以及卢瑟福的α粒子散射实验等等。他上课，嗓门大，准备充分，选材精练扼要，科学性和逻辑性强，说理明了，讲解生动形象，引人入胜。他特别注重引进新鲜内容。他还经常介绍一些大科学家的生平事迹，例如他常用法拉第、卢瑟福、玻尔的故事启发和开导学生，讲这些科学先辈献身科学的奋斗经历，他们的顽强精神，用来鼓舞和激励学生。吴有训先生在课堂上常常对学生们说：“你们任重道远、前途无量，发展中国的科学事业应要靠你们这些后生。”吴有训教授是江西人，他带着江西口音的讲话使听众感到格外亲切。

对于钱三强来说，理论课重要，动手能力的培养同样重要。吴有训教授要求物理系的学生要像化学系学生那样选化学系的化学实验，即每周两个下午实验。还希望学生学点金工。钱三强按照吴有训教授的指导选了这些课程。在这些课程中学到的技术，后来都用上了。吴有训教授还亲自开一门实验技术选修课，教学生吹制玻璃制品。钱三强和其他五六位同学选了这门特殊的课。吴有训教授亲自指导每个人操作，他手把着手地教学生掌握烧玻璃的火候和吹玻璃技术的关键所在，并随时指出缺点，他鼓励学生要敢于动手，多做实验。

吴先生本人就是身体力行的典范。在清华大学的科学馆里，学生们常常看见这位知名教授，身穿粗布工服，时而用煤气和氧气的火焰，拔制石英丝，安装静电计，时而拿起木工刨锯，做起放仪器用的板凳。钱三强印象最深的，就是吴有训先生经常告诫学生的一句话：“实验技术的培养，要从拿螺丝刀开始。”这对钱三强有很深的教育意义。等到钱三强四年级做毕业论文时，吴有训先生亲自为他点了一个实验研究的题目：“金属钠对真空度的影响”。吴有训先生给了一个真空泵和一些玻璃制品，让他用吹玻璃的技术连接成真空系统。钱三强在试抽真空时，突然玻璃的真空系统炸裂了，吓得他不知所措，立即向吴有训教授报告，吴先生没有责备，只是叫他赶快把窗户打开，以免水银中毒。然后再从容地向钱三强解释，炸裂的原因在于玻璃制品中应力不均匀，以后要注意退火。这使钱三强深受教益。

清华大学物理系对学生的选择非常严格。钱三强这个班组（物理八级）入学时共28人，1933年升入二年级时，减到了12人，1934年入三年级时，又减到10人。这10人是：陈亚伦、钱三强、何泽慧、谢毓章、许孝慰、戴中（即黄葳）、王大衍、杨镇邦、杨龙生和郁钟正（即于光远）。

物理系那时的课程并不很多，但都是精选的重点课，四年中只学普通物理、理论力学、热学热力学、电磁学、光学和声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统计力学、近代物理、原子物理、相对论和无线电学等十二门课。每学期只有一两门主干物理课，各门课讲得都不多，但每堂课一开始总要公布指定自学材料的书目和章节，这些自学材料在图书馆阅览室借书台上用很简便的手续可以随时借阅，只要拿借书证作抵押就能借用一个单位时间。例如，赵忠尧先生讲电磁学，一学期讲课45小时，每周3小时，课本是佩济与亚当所著的《电学原理》（这是一本通用的电磁学教科书），还要求学生自学路易斯编的工学院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两本教材的主要部分。各老师讲课都很精练、精彩、富有启发性。他们大多不按教材讲，而按逻辑体系和历史发展的顺序讲，一般都能启发学生思考问题、使科学的精髓深入学生思想，经过自由争论，都变成了自己的东西，终身不忘。尤其是像热力学、量子论、相对论、量子力学、近代物理等新概念较多的理论课程，每当涉及光速与光源运动的关系迈克尔-莫雷实验的发展、黑体辐射、量子概念、放射性、玻尔原子模型、跃迁的选择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熵的概念，都是老师们特别重视的地方，就着重讲解，务求让学生对新概念的实质，产生新概念的历史背景和提出新概念的实验依据等等方面有详尽的了解。同学们既认真做笔记，又集中注意力按照教授的指点进行思考，一学期下来，同学们收获都很大。钱三强和大家一样，兢兢业业地学习，四年的大学生活很快就过去了，他以优异的成绩结束每一个学期，又以饱满的热情迎接每个新的学期。

钱三强非常珍惜宝贵的大学学习，他把每门课的笔记在学期结束时都妥善地装订成册，加上封皮，就像一本书那样，这样就不会散失，随时都可以备查了。

物理八级是一个学术气氛十分活跃、相处融洽的班级。大学跟本系各位老师关系都很密切，特别是跟赵忠尧先生和周培源先生，赵忠尧先生是他们的班主任，事无巨细，关怀备至，周先生给他们学习方面的指导，使他们深受教益。因为周先生开的理论力学是第一门专为本系学生开的课程，周培源教授劝导大学多读参考书，鼓励大家独立思考，独立研究，凡事要有自己的见解，学到的知识，要能融全贯通，提纲挈领，纳入自己的体系，变成自己的东西。他说，作学术报告对自己确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建议班上定期地开一些科学报告会，物理八级按照周培源先生的意见组织了这样的讲学会，每人自选专题，收集资料，准备演讲。杨镇邦讲的是“逃逸速度”，许孝慰讲的是“肥皂泡的表面张力”，钱三强讲的是“真空的测量”，王大珩讲的是“光栅的制作”，何泽慧讲的是“云雾室的新进展”。他们有的到图书馆借阅大部分外文书，有的在杂志中查找资料，有的讲自己的亲身经验和研究成果。令大学生最感兴趣的是特邀七级学友熊大缜讲的“赤内照相”。所谓赤内，后来改名为红外线，是一种看不见的光线，其波长比红光还要长。熊大镇技艺高超，他展示了最新拍摄到的一些红外线照片。其中一张是他深夜在清华大学气象台顶层拍摄的西山风景。其清晰度不亚于白天拍的普通照片。照相术不但在生活中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上立下了功劳。钱三强对这门技术特别感兴趣，熊大缜的演讲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在清华学习期间，学生的文艺生活相当活跃。钱三强记得，在他临近毕业那一年校庆，四月底的一个晚上，他也参加了哥咏晚会，而且和大学同学一起登台演出。他参加一个合唱队，是八级生临时组成的。他们首先唱的是由朱自清先生作词的第八级级歌，歌词如下：

“维风雨飘摇，维风雨飘摇，鸡鸣四野声胶胶；

同堂朝复朝，同堂朝复朝，天涯海角来订交；

同德同心其利断金，慷慨各努力；

吾侪任重路迢迢，为校光为国光；

诸弟兄姐妹，志气干云霄，少年志气干云霄。”

接着九级生合唱队也登台演唱，他们首先唱的是第九级级歌，歌词如下：

“莽莽平原，汉汉长天，举眼破碎河山；

同学少年，同学少年，来挽既到狂澜；

去向民间，去向民间，国家元气在民间；

莫怕艰难，莫怕熬煎，戮力同心全在咱。”

歌词悲壮动情，感人肺腑，这一盛况，钱三强一辈子也忘不了。

四年的大学学习生活行将结束，在毕业典礼之后，全班同学相聚在大礼堂前的台阶上合影留念，大家的话题不约而同地转到毕业后的出路上，这时已经有两位同学找到了工作，他们是杨镇邦和陈亚伦。就在毕业典礼的前夕，杨镇邦和陈亚伦匆匆离开清华园，赶赴南京，去兵工署的弹道研究所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