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一、修补友谊裂缝
-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要为苏联的两个阶段辩护，既为他的革命阶段辩护，又为他的建设阶段辩护。”
- 毛泽东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
- 毛泽东说：“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
毛泽东为苏联两个阶段辩护
1956年12月23日至2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中南海召开。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周恩来、刘少奇、彭真、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议由毛泽东主持。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他说：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在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存在这种矛盾。现在要讲这个矛盾不仅存在，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由非对抗性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
现在我们要为苏联的两个阶段辩护，既为他的革命阶段辩护，又为他的建设阶段辩护。苏联的革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现象，而是一种国际现象，是带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现象。
所以，无论它的成就和挫折，都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财富。如果苏联的革命和建设是所谓斯大林主义，这种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好的主义，所谓斯大林分子就是好的共产党人。如果苏联的这种革命和建设是所谓官僚主义，那么这种所谓的官僚主义也是好的，因为他取得这么伟大的成就和胜利，可见他不是百分之百的官僚主义。百分之百的官僚主义是绝不会取得这么伟大成就的。所以我们要为苏联的两个阶段辩护。这是我们的义务。现在也只有中国能够理直气壮地作这样的辩护。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的“上篇文章”在几天后发表，这篇文章便是《人民日报》于12月29日发表的社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这篇文章，是在极其复杂的背景下发表的。
早在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上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在波兰引起强烈反响。6月上旬，波兹南斯大林机车车辆厂工人要求减少税收和增加工资。当局表示可以考虑减少税收，但拒绝增加工资。
6月30日，波兰当局采取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原机械工业部部长被降职；波兹向斯大林机车车辆厂征收的税款将分期还给该厂工人；为事件中的受难者举行安葬仪式等。骚动平息下去了。
10月，当选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的哥穆尔卡认为，波兹南工人走上街头“抗议反对的不是波兰人民，他们抗议反对的是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歪曲”。
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二届八中全会，被批评为“有右倾民族主义倾向”的哥穆尔卡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新改组的党中央为波兹南事件平反，释放被捕者。哥穆尔卡说：“把痛心的波兹南悲剧说成是帝国主义特务挑起的，这种笨拙的企图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他还说：“波兹南工人抗议的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歪曲”。
统一工人党二中全会的召开引起苏联的强烈不满，赫鲁晓夫突然飞抵华沙。波兰统一工人党对苏联的干涉极为愤慨，双方发生激烈争论。
在波兰强烈要求下，苏联最终将包围华沙的驻波部队撤回基地。并将担任波兰国防部长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调回苏联。
苏共二十大同样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社会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中引起巨大波澜。1956年7月，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会宣布解除拉科西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格罗·艾尔诺接替。随后，匈牙利政治形势日趋恶化。
1956年10月22日，裴多菲俱乐部向匈党中央提出实行工人自治、修改第二个五年计划、恢复纳吉的职务、开除拉科西党籍、按平等自主原则调整匈苏关系等“十点要求”。
布达佩斯从10月23日清晨起，大约10余万市民开始走到街上举行和平示威游行。大多数参加者要求纠正以前的错误，实行新的经济政策，要求伊姆雷·纳吉出任总理。
格罗·艾尔诺发表广播演说指责示威游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当天夜晚，一批暴乱分子武装袭击国家广播大楼，随即攻占电台以及一些武器仓库和警察哨所，进而袭击公安部队人员和共产党人。
深夜，匈牙利政府宣布改组，由伊姆雷·纳吉出任总理。伊姆雷·纳吉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声称这次事件为反革命事件，政府已请求驻扎在匈牙利的苏联部队协助平息叛乱，要求闹事者放下武器。此后，暴乱波及全国。
1956年11月4日，以卡达尔·亚诺什为总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政府宣布，已向苏联提出，请求红军部队帮助恢复国内秩序。苏军进入布达佩斯，暴乱逐步被平息，伊姆雷·纳吉被捕并被处死。
11月7日，卡达尔·亚诺什和工农革命政府其他成员回到布达佩斯。武装暴乱的破坏使匈牙利遭到约30亿福林损失，因生产停顿而造成的损失大约200亿福林，约相当于当时匈牙利全年国民收入的1/4。死亡和逃离的匈牙利人超过20万。
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继续固守己见，使社会主义阵营友好团结的氛围受到破坏。中共中央面对这样的情况，积极分析国际形势，为维护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友谊献计献策。
10月30日，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说：
苏联在波兰问题上冒失决定派军队干涉波兰是错误的，而现在在匈牙利问题上又匆忙决定撤出驻匈的苏军，置匈牙利政权垮台于不顾，同样是错误的。
赫鲁晓夫一左一右的做法都不对头。我们不赞成他们从匈牙利撤兵，建议苏军仍然留在匈牙利，帮助匈党和人民。
毛泽东提出，要赶紧起草电报，告诉刘少奇和邓小平，要他们代表我党中央郑重向苏共中央提出，我们不赞成他们从匈牙利撤兵，建议苏军仍然留在匈牙利，帮助匈牙利党和人民。
同年11月4日，苏军根据卡达尔工农革命政府的要求，重新进入匈牙利布达佩斯。卡达尔政府宣布解除伊姆雷·纳吉的一切职务。匈牙利社会主义政权基本稳定下来了。
12月29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着重指出：
……
我们现在这篇文章将着重地讨论以下一些问题，就是：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
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世以来，帝国主义就用尽一切手段来危害苏联。在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以后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他对于社会主义阵营所进行的明目张胆的破坏活动，更成为世界政治中异常显著的现象。帝国主义阵营的首脑美国，在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方面，作得特别凶恶无耻。他多年来阻挠着我国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多年来公开地把颠覆东欧各国作为政府的政策。
……
但是斯大林在苏联的内外政策方面都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肃清反革命的问题上和对某些外国的关系问题上，斯大林在肃反工作中，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完成了这条战线上的任务；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斯大林在对待兄弟国家和兄弟党方面，总的来说，是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援助了各国人民的斗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的。但是，在处理某些具体问题的时候，他却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缺乏平等的精神，更谈不到教育广大干部采取谦虚的态度；有时他甚至错误地干涉某些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因而引起了许多严重的后果。
对于斯大林的这些严重的错误应该怎样解释呢？这些错误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科学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生产关系以及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都有他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上层建筑基本上不能再同它相适应。在这样的时候，就必然要引起根本性质的变革。谁要抵抗这种变革，谁就会被历史所抛弃。这一规律，以不同的形态适用于一切社会。这就是说，也适用于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八大”的召开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的发表，期间相隔只有3个月。而在这3个月里面，因为苏共二十大埋下的隐患，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引人注目的事件。中国共产党在处理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时，始终坚持以大局为主，坚持团结协作，求同存异的方针。
即使如此，在波匈事件发生后，中苏两党的分歧已经十分明显，中方的努力，还是没有能制止中苏关系滑向低谷。
毛泽东揭示苏联模式弊端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
出席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1026人，候补代表107人，代表全国1073万名党员。59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列席大会。
在热烈的掌声中，大会开幕。
毛泽东首先致开幕词，他用宏亮的声音说：
就国内的条件来说，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并且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进行伟大的建设工作，在我们的面前，摆着极为繁重的任务。虽然我们有1000多万党员，但是在全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在我们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员来作。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
在国际范围内，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现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是更加有利了。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国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战争、不要和平的，仅仅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发财的垄断资本集团。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不断努力，国际的局势已经趋向和缓。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我们必须使帝国主义制造紧张的局势和准备战争的阴谋彻底破产。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会议继续进行。
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在热烈的掌声中，刘少奇走上讲台。他在报告中说：
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和团结一致，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有利的国际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另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发展，是民族独立运动的广泛胜利。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外，在亚洲和非洲，摆脱了殖民主义束缚的，还有其他一系列的民族独立国家。这些民族独立国家，包括我们的伟大邻邦印度在内，共有6亿多人口，占人类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些国家的绝大多数都在执行着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他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的成功，许多亚非国家独立运动的新发展，特别是最近埃及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震动世界的事件，证明了民族独立运动已经形成为一种巨大的世界力量。
……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民族独立运动的同情和支持，大大地便利了这一运动的发展和胜利。同时，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又削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事业，因而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建设。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的友好合作，既符合于彼此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于世界和平的利益。
这一些伟大的历史变化，是同帝国主义的、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愿望背道而驰的。美国垄断资本利用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的有利地位，在战后进行疯狂的扩张活动，首先是控制德日等战败国，夺取英法等国在亚洲和非洲的势力范围，力图树立世界霸权。他组织军事集团，建立军事基地，制造紧张局势，准备新的战争。美帝国主义把他的这一切活动说成是为了“防御共产主义侵略”。
世界是要走向和平的；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和其他民族独立运动的问题上，采取武力干涉政策只能招致彻底的失败。
同年11月10至15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在会上，刘少奇作《目前时局的报告》，谈到埃及问题、波兰问题、匈牙利问题，以及我党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和应记取的教训。
周恩来作《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
周恩来的“报告”充分肯定了成绩，指出了缺点，总结了经验教训；报告明确提出，1957年的计划应当在继续前进的前提下，为基本建设作适当的压缩；合理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适应国家的财力和物力的可能性。
陈云作《关于粮食和主要副食品问题的报告》。
在这次会议最后，毛泽东作总结发言。
毛泽东同意全会所采取的各项方针和措施，并着重谈了经济问题、国际形势问题、整风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号召全体工作人员向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
毛泽东接着说：
我看列宁这把刀子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以不可以做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基本上丢掉了。
毛泽东的发言说明，苏共二十大后，他开始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赫鲁晓夫和苏联模式。
早在1956年3月中旬，毛泽东得知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消息后，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斯大林的功过。
在这次会上，中央在指导思想上，从教条式地模仿苏联转向实事求是地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苏共二十大在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毛泽东认为苏联经验帮助我们考虑问题。当时，毛泽东认为：
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
4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
苏共二十大反对斯大林，我们要从中得到教训。他认为最重要的教训就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
9月，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时，还赞扬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评是好事。
毛泽东说：
对斯大林的批评是好的，他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了。
苏共二十大后，通过对苏联模式的思考，毛泽东已经觉察到苏联模式的缺陷。毛泽东认为苏联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的最高水平，苏联在处理农、轻、重关系上存在着严重失误。
毛泽东在这一段的思想都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这篇文章中。
毛泽东在文章中指出：
再讲农民。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1954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70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70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发现了缺点，1955年就少购了70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
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
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与著名逻辑学家王方名的谈话中，通过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阐明了在革命和建设以及一切工作中都要注意独立思考。
当时，毛泽东认为：
盲目地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胜利。以此为经验教训，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也只有靠我们自己独立思考。认清中国的国情，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的哲学观点是，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分歧，成为中苏论战的诱因。
中央反对苏联推脱责任
1958年9月5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决定在1959年1月召开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审议1959年至1965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接到苏共中央的邀请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告诉副主任阎明复，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一大，团员有康生、李雪峰、刘宁一和驻苏大使刘晓。
1959年1月23日傍晚，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前夕，苏联驻中国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突然打来电话说：受苏共中央委托，紧急求见中共中央领导，转交苏共中央的信件。
20时，邓小平、杨尚昆接见安东诺夫，阎明复、朱瑞真担任翻译。
安东诺夫递交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信中指出：
苏共中央认为，现在的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发展壮大了，相互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用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在当前已经不能充分的反映客观的事态。
其实，苏方采取这种说法，是由于赫鲁晓夫为了筹集所需资金，想要对摆脱中国和亚洲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求援，进一步缓和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赫鲁晓夫在1957年苏联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时，曾与毛泽东谈到苏联要在15年内赶上并超过美国。
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物力资源，为了苏联自身的实际利益，赫鲁晓夫准备甩掉包袱。
邓小平当场明确表示不赞成取消这个提法。
当天24时，杨尚昆向毛泽东汇报，把苏共中央的来信读了一遍。
紧接着，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会人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
会议讨论苏共中央来信中提出的问题。大家认为目前作这种改变不好，应该尽量说服赫鲁晓夫保留这个提法，以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最后，会议决定：一方面委托周恩来到莫斯科后同赫鲁晓夫面谈，请他们不要提出这个问题；另一方面起草给苏共中央的复信，说明中方的态度。
1959年1月24日22时，杨尚昆接见安东诺夫，向安东诺夫转交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1月23日来信的答复。复信中表示中共中央不赞成改变“以苏联为首”的提法。
中共中央认为，“在现在条件下提出这一问题是不妥当的”。因为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苏共为中心，“四十年来的事实是这样，而且也需要这样”。
信中还说，这个问题已经写入1957年通过的《莫斯科宣言》，“决定是正确的，应该予以坚持”。
苏联方面之所以会在二十一大之前向中方发送这样一封信，和当时中苏关系的变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早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前后中苏两党友好关系达到顶峰。
1957年11月，来自所有共产党国家的代表团聚集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中国代表团由毛泽东率领。
在庆祝期间，除南斯拉夫以外的其余12个共产党国家的执政党代表于11月14日至16日进行了会晤。
毛泽东在会议上的一次讲话引起许多争论。当时，毛泽东指出，世界存在着一种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但是，即使核战争爆发，世界上至少有一半人口能幸存下来，而“整个世界将会变成社会主义。”
十二国宣言重申了和平共处原则和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并谴责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1958年4月，赫鲁晓夫发动的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的批判，得到毛泽东的全力支持。
6月7日，毛泽东读到国防部长彭德怀5日提交的一份报告，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于4月18日写信给彭德怀，表示苏联过去援助中国建设的3个长波电台功率太小，不足以指挥其在远洋活动的潜艇。希望双方合作，在中国南方花4年时间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投资1亿卢布，苏方出资7000万，中方出资3000万，使用时间各占一半。
彭德怀当即复函，主张苏方出技术及设备，由中方投资，所有权属中方，建成后双方共同使用。
毛泽东在彭德怀的报告上明确批示：
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
如苏方以高压加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
紧接着，又发生了共同舰队问题。
7月，赫鲁晓夫提出建立“共同舰队”的建议，使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那一套又回来了”，两位元首第一次吵得面红耳赤，虽然双方最终弥合了已经出现的裂痕，但是这一事件给中苏关系留下阴影。
8月，中国在没有告知赫鲁晓夫的情况下炮击金门，台湾海峡出现了空前的紧张局势。赫鲁晓夫对此大为震惊，生怕被拖入同美国的战争。认为中国蓄意破坏他的缓和同西方关系的努力，使他感到毛泽东声称的“以苏为首”毫无诚意，有必要同毛泽东的“冒险行径”拉开距离。
以苏联为首和中心，是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积极倡导的，当时，赫鲁晓夫对于这样的地位也感到很高兴。如今，在苏共二十一大举行之前，苏共中央突然提出要取消这个提法，自然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
在中苏双方关系不断下滑，面临恶化的危险时，毛泽东选派周恩来率团前往苏联。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中间，周恩来同赫鲁晓夫交往最多，他比较了解赫鲁晓夫。
这次周恩来去莫斯科除了出席苏共二十一大外，还要同赫鲁晓夫签署关于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新协定。
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一大讲话
1959年1月24日9时，周恩来率团离开北京，乘坐苏联派来的图－104专机飞往莫斯科。以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也同机飞往莫斯科。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政治局委员彭真，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中央委员廖承志、伍修权、习仲勋等到机场送行。
周恩来与胡志明在飞机上就苏共中央来信交换意见。胡志明也表示不赞成取消“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
1月24日莫斯科时间15时45分，周恩来一行乘坐的专机抵达莫斯科。
到机场迎接中共代表团的有：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基里钦科、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兹洛夫、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等。
下飞机后，苏方告诉中方，赫鲁晓夫才从列宁格勒回来，未能到机场迎接。在这次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下榻莫斯科列宁山政府别墅。
苏斯洛夫和基里钦科陪同周恩来到别墅。周恩来向苏斯洛夫、基里钦科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
他说：
中共中央认为在现在条件下取消“以苏联为首”和“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不妥当，我们不赞成，《莫斯科宣言》是正确的，应当继续坚持。
苏斯洛夫听后解释说：“苏共中央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考虑到这个提法已不能充分反映客观的事态，因而害多利少。”
苏斯洛夫还表示，将向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报告中共中央对此问题的意见。
随后，赫鲁晓夫给周恩来打电话，约定次日15时会见中国代表团，讨论这个问题。
1月25日上午，周恩来与朝鲜劳动党领导人金日成会谈，朝方参加会谈的有朴正爱、李钟玉和李松云。
中朝双方就苏共拟改变“以苏联为首”和“以苏共为中心”提法的问题进行讨论，金日成同意中共中央的意见，双方都认为不应当取消原来的提法。
当天15时，赫鲁晓夫同周恩来举行会谈。
中方参加会谈的还有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
苏方参加会谈的有米高扬、苏斯洛夫、基里钦科、安德罗波夫等。
会谈一开始，赫鲁晓夫便说：“我们已考虑到了中方的意见，对二十一大报告中‘以苏联为首’和‘以苏共为中心’部分作了修改，主要对部分词句作了改变。”
赫鲁晓夫认为，“以苏联为首”和“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会给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造成困难，改变这个提法有助于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以及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团结群众同敌人作斗争。
1月27日，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开幕。会议开始，赫鲁晓夫作《关于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的报告。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指出，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开展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新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同时他还把赶超美国的时间提前了2年。
赫鲁晓夫说：
1959～1965年苏联发展电力的主要方向是优先建设以廉价煤、天然气和重油为燃料的火力发电站，加速发展电力网，以及逐渐实现建立苏联统一的动力系统，以保证在投资较少和技术较高的基础上快速地发展国家动力工业。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既没有宣布取消“以苏联为首”和“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也没有明确表示继续坚持这一提法。
赫鲁晓夫认为，各国党是平等的，在此基础上他们才建立起一种互相信任和自愿合作的关系。
接着，赫鲁晓夫批驳了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者散布的谎言。他说：
帝国主义思想家和跟着他们的调子喊的修正主义者，力图用一切方法破坏各国共产党日益增长的影响。他们散布谎言，硬说什么共产主义运动是“莫斯科一手制造的”，还说什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是从属于苏联共产党的。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尤其卖力，他们企图证明，好象我们党力图建立对别的党的“霸权”。
然后，赫鲁晓夫解释说：
必须着重指出，不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或者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各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是完全平等和自主的。实际上，苏联共产党没有领导任何其他的党。苏联也没有领导任何其他的国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什么“上级”党和“下级”党。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是平等的、自主的，都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和胜利负有责任。
赫鲁晓夫在谈到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时说：
社会主义国家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是不能任意破坏或越过的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认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是自己的最终目的。但是，社会不能够不经过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就从资本主义跳到共产主义。
赫鲁晓夫认为“那种‘平均共产主义’只能使积累起来的资金都被耗光，并使得经济的进一步顺利发展和扩大再生产成为不可能。”
赫鲁晓夫在谈到集体农庄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问题时说：
所有制的形式不是可以任意改变的，而是在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发展的，他取决于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集体农庄制度完全符合农村当前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需要。
后来，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二十一大的报告中间接地谈到中国的问题是为了给苏联的干部“打预防针”，免得他们对中国盲目效仿，给苏联的经济和政治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赫鲁晓夫写道：
我在苏共二十一大所作的报告……相当中肯地分析了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虽然当时我并没有点中国的名，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
赫鲁晓夫对周恩来在1957年1月莫斯科会谈中严厉批评苏共对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大国沙文主义极为恼火，宣称周恩来给他“上大课”。这次，赫鲁晓夫总算找到了发泄怒火的地方。
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也在这次会议上发言，他和赫鲁晓夫一样，不愿直接批评中国，而是吹捧赫鲁晓夫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论点没有丝毫的“乌托邦主义。”他说：
我们可毫不夸张地说，赫鲁晓夫同志在报告中关于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道路的论点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中的新篇章。他在这里严格遵循了列宁主义准则，在确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方面没有丝毫的乌托邦主义。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致辞并宣读毛泽东签署的中共中央致苏共二十一大贺词。
当周恩来走上讲台时，全场一致起立，热烈鼓掌。周恩来致词说：
……
自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苏联的工农业生产有了极大的发展，1958年钢产量达到5490万吨，粮食产量达到85亿普特。苏联的科学技术不断涌现新的奇迹，继3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之后，宇宙火箭又上了天。这是人类开始征服宇宙空间的最豪迈的壮举，也是苏联人民对于整个人类的划时代的贡献。
接着，周恩来宣读毛泽东签署的贺词：
代表大会亲爱的代表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和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表示热烈的兄弟的祝贺，向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表示诚挚的衷心的敬意。
现在，苏联共产党根据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纲领，提出了1959～1965年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实现，将在物质条件方面和精神条件方面为苏联过渡到共产主义建立巩固的基础，并且将以建设共产主义的宝贵经验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
这个计划的实现，还将进一步改变世界力量的对比，更加有利于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伟大的“七年计划”进一步证明了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无比优越性，证明了社会主义在和平竞赛中必然胜过资本主义。
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人民从来就是各国无产阶级和整个进步人类的光辉榜样。我们相信，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鼓舞之下，各国无产阶级和整个进步人类将更加信心百倍地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自从1957年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莫斯科会议以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以苏联共产党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无论在保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在一切斗争中互相支持、互相鼓舞方面，在彼此互相学习、交流经验方面，都有了重大的发展。社会主义各国和世界各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工作和斗争中都取得了不少新的成就。
尽管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还在玩弄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的阴谋，但是这种阴谋必将同以往一样遭到可耻的失败。现在，帝国主义正遭受着经济危机和社会冲突的严重打击，他们的殖民体系正在进一步瓦解，他们的内部正在逐渐走向四分五裂。
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所支持的民族独立运动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已经汇合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的垂死挣扎绝不能挽救他们最后的灭亡。
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去一年，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都取得了空前的胜利。通过这个胜利，中国人民对于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了更加坚强的信心。中国人民在建设和保卫自己的国家的斗争中，从苏联得到了一贯的兄弟般的援助和支持。我们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向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表示衷心的感谢！
祝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成功！
祝苏联共产党领导苏联人民在进行共产主义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获得新的伟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1959年1月23日
贺词宣读完后，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在1959年2月1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比二十大有进步。
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后的一段时间里，中苏之间尽管存在一些分歧，但是双方的矛盾还没有公开，但是赫鲁晓夫对中国内政的影射和攻击，为中苏关系的恶化埋下了隐患。
中苏双方的关系就像断线的风筝，急剧下坠。
中方谴责赫鲁晓夫偏袒印度
1959年9月下旬，赫鲁晓夫在美国戴维营举行苏美首脑会谈后，飞抵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
10月2日，中苏举行正式会谈。
当谈到中国和印度的关系时，赫鲁晓夫说：“谁开第一枪我不知道，反正印度人被打死了。”
周恩来立即接上话说：“印度人先入境，打了12个小时，怎么能说我们错了呢？”
赫鲁晓夫毫不讲理地说：“我打过仗，不管谁先开枪，反正印度死了人。你们为之战斗的土地只是一块人烟稀少、荒凉的高地，边界也是几十年前确定的。”
这时，陈毅说：“中印边界是英国在1914年用所谓的‘麦克马洪线’确定的，这块土地是属于中国的，是英国人把他从我国手里夺走的。”
赫鲁晓夫说：“尼赫鲁是主张中立和反帝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应当积极同他搞好团结。苏联不同意采取任何疏远和削弱尼赫鲁在国内地位的政策。”
陈毅回答说：“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政策是既团结又斗争，而不是迁就主义的态度。”
赫鲁晓夫又说：“西藏问题你们不慎重，不该让达赖喇嘛跑掉。”
这时，毛泽东有些生气，他说：“这么大的边境我们怎么能看得住他呢？”
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的话很少。
在陈毅讲完话后，毛泽东才说：
赫鲁晓夫同志，你这次来，给我戴了好几顶大帽子，我也送你一顶，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赫鲁晓夫在离开北京到海参崴后，又指责中国领导人是“好斗的公鸡”。这样，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在这次会谈中，赫鲁晓夫不明事实，偏袒印度，的确冤枉了中国。中印边界争端是历史遗留问题，这个问题又和中国西藏地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是在1952年6月14日，周恩来在中国已完成和平解放西藏的任务后，向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就中国处理印度与中国西藏之间的关系问题，正式地提出了处理原则和措施。
周恩来指出：
对于印度在中国西藏的关系的现存状况是英国过去侵略中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对于这一切，新的印度政府是没有责任的。英国政府与旧中国政府缔结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特权，现在已不复存在。因此，新中国与印度在西藏的关系，通过协商重新建立起来。
1953年12月，周恩来接见中印两国代表团谈话时提出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1959年开始，中国在西藏所取得的胜利，打掉了中外反动势力阴谋制造“西藏独立”的社会基础，使印度幻想的“缓冲国”的企图破灭。于是印度政府蓄意向中国挑起边境争端，制造边境紧张局势，使中印关系严重恶化。
1959年3月22日，西藏反动上层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被中国平息。当天，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式给中国总理周恩来写信，提出了大片领土要求。
同年9月8日，周恩来在给尼赫鲁的回信中明确指出：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双方应根据“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边界问题。
周恩来在信中友好地说：
中印两国都是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这种共同的遭遇，本来应该很自然地使中印两国对上述的历史背景抱有一致的看法，并且采取互相同情、互相谅解和公平合理的态度，处理两国的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原来以为，印度政府是会采取这种态度的。但是，出乎中国政府的意料之外，印度政府竟要求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局面，作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根据。更严重的是，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施加种种压力，甚至不惜使用武力，来支持这种要求。这不能不使中国政府感到深切的遗憾。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印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在此以前，作为临时性的措施，双方应该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而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应该使用武力改变这种状况；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协议，以保证边界的安宁，维护两国的友谊。这正是我在1959年1月23日给你的信中所表达的基本思想。中国政府仍然认为，这是我们两国解决边界问题所应该遵循的途径。
1960年4月，周恩来赴新德里，与尼赫鲁举行会谈。但是，中方为争取公平合理地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真诚努力，仍然没有得到印方的响应。
双方除同意由两国官员共同审查、核对和研究有关边界问题的事实材料并向两国总理提出报告外，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
6月到12月，中印两国官员举行会晤，分别提出和审查对方提出的边界主张的论据。
中方用大量确凿的材料论证中国所指的传统习惯的中印边界线是有历史和事实根据的。但印方主要根据英国旅行家、冒险家的显然不足为凭的材料，硬说“麦克马洪线”是中心边界东段的传统习惯线，历来属中国管辖下的阿克赛钦属于印度。由于印度的顽固，此次会谈仍无实质成果。
为避免边界局势进一步恶化，中国曾反复建议中印双方在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讨论中印边界问题，但印度却坚持要中国从西段自己的大片领土上撤出，甚至要中国东段撤出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扯冬地区作为同意谈判的先决条件。于是，和平谈判之门骤然关闭。
印度当局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后，继续推行“前进政策”，使用武力片面改变业已形成的边界状况，并不断制造流血事件。
在东段，印度派兵越过“麦克马洪线”，于1959年4月25日侵占该线以北的朗久；4月28日侵占塔马墩；8月13日侵占兼则马尼，并在这些地区建立哨所。
接着，8月25日印军挑起朗久事件，向中国驻朗久附近的工作队开枪射击，在印军遭中方还击2人毙命后，于27日仓皇撤逃。
在西段，1959年10月20日，印军3人非法越境侦察，遭中国边防巡逻队扣押后，60多名印军于21日越境围攻中方巡逻队。双方互有伤亡，在中方击毙印军9人，俘7名后，印军余部狼狈逃窜。
印度政府策动和支持的西藏农奴主叛乱遭到失败，对中国西藏执行扩张主义的幻梦破灭后，尼赫鲁公然抛弃中印友好的旗帜，对中国步步进逼。
中国政府和边防部队坚持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对印军的不断入侵挑衅和蚕食祖国领土的行径，始终保持最大的克制。
1959年8月25日至26日，中国军队占领西藏边境哨所，印度政府声称，这个边境哨所是他们的东北边境机构。
然而，周恩来在给印度政府的一个照会中坚持认为，这一边境哨所在中国领土之内，并且被印度军队所非法占领。
得知中印冲突后，赫鲁晓夫正在作访问美国的准备。赫鲁晓夫让塔斯社发表声明，对中印边界冲突表示“遗憾”，并说中印边界的冲突，是“那些企图阻碍国际紧张局势缓和的人搞的”。
1959年9月9日，苏联塔斯社发表的一个声明指出，苏联“保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的友好关系”；中苏两国人民“是由建立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之上的颠扑不破的兄弟般的友谊所连结在一起的”；“苏印两国之间友好合作的成功发展是与和平共处思想相一致的。”
声明表示，苏联对中印两国将会解决由边境事件引起的误解抱有信心，并声称“为了煽动冷战……利用这些事件的企图……应当受到坚决的谴责。”
苏共对中国的处境完全不抱以同情，反而隔岸观火，赫鲁晓夫的这种做法严重伤害到中国人民的感情。
赫鲁晓夫在1959年10月访华之后，中苏之间的裂痕就更大了。
毛泽东说对苏联择善而从
1958年3月9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四川成都召开。在这次会上，毛泽东首先讲话。
他在讲话中指出：
少奇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下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自己煮饭，这是好事，警卫认为不得了。这是讲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规章制度问题，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这也是拿钱买经验。建国之初，没有办法，搬苏联的，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没有其他办法。政治上、军事上的教条主义，历史上犯过，但就全党讲，犯这错误的只是小部分人，多数人并无硬搬的想法。建党和北伐时期，党比较生动活泼，后来才硬搬。规章制度是繁文缛节，都是“礼”。大批的“礼”，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部长也不一定知道。
毛泽东接着分析说：
工业和教育两个部门搬得厉害。农业部门搬的也有，但是中央抓得紧，几个章程和细则都经过了中央，还批发一些地方的经验，从实际出发，搬得少一些。农业有物也有人，工业只有物没有人。商业好象搬得少一点，计划、统计、财政、基建程序、管理制度搬得不少。基本思想是用规章制度管人。
毛泽东在讲话最后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个道理没有运用到经济建设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办法。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如办报纸，搬《真理报》的一套，不独立思考，好像3岁小孩子一样，处处要扶，否则就丧魂失魄。什么事情都要提出两个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学。铁路选线、工厂选厂址、三峡选坝址，都有几个方案，为什么规章制度不可以有几个方案？部队的规章制度，也是不加分析，生搬硬套，进口“成套设备”。
6月17日，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了报告，汇报了1958年中国国民经济形势和1959年的经济发展。
其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
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给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还改成了一个极为醒目的标题：《两年超过英国》，并且批示说：
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钢的产量上就超过英国了。
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乐观，甚至提出钢产量要翻一番，即从1957年的535万吨增加到1958年的1100万吨。
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的工业也受到了破坏。赫鲁晓夫说：
中国人开始缺少原料，他们工厂的设备遭到了严重毁坏——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开始宣传机器的定额生产能力是一种“资产阶级概念”。例如，他们吹牛说，他们用从苏联购买来机器可以生产出比苏联工厂印的说明书上所介绍的数量更多的产品。结果，机器的寿命大为缩短。
赫鲁晓夫对中国当时的做法也颇多微词。
1958年12月4日至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中共中央的对策。会前，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个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
毛泽东在会上根据这个提纲讲话，主要谈了对赫鲁晓夫和苏共前途的看法，并确定了中共中央的相应对策。
毛泽东说：
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也不完全是修正主义者。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有大国主义，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赫鲁晓夫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
毛泽东还为赫鲁晓夫访美写了一首打油诗：
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
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
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
列宁火焰成灰烬，人间从此入大同。
在后来的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废除1957年10月由中国、苏联两国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随后，单方面撤走全部援华专家，中止了一切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