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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二、苏联撕毁合同
- 毛泽东从容地说道：“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当然好，不能帮助那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
-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想控制我们，控制不行就整我们。”
-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对中国撤专家，不给机器，对印度则派专家，给机器。”
毛泽东不满苏联撤走专家
1959年9月30日，中国政府举行国庆招待会。赫鲁晓夫在招待会上发表长篇讲话。
赫鲁晓夫在谈到社会主义力量空前强大之后，说了一段明显对中国不满的话：
我们应当对当前局势有现实的看法和正确的理解。这当然绝不是说，既然我们这么强大，就应该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将不会理解，也绝不会支持那些想这么干的人。
赫鲁晓夫此言一出，立即引起毛泽东的不满。
赫鲁晓夫还说：“现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开始表现出以现实主义态度来了解世界上既成形势的倾向。”
赫鲁晓夫说：
我刚从美国回来，在我同艾森豪威尔总统交谈的时候，我有了这样的印象，得到不少人支持的美国总统是明白必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因此，我们这一方面也应该尽力排除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的战争，而用谈判来解决争端……维护和平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和平共处。
……
拥有种种手段，对付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阴谋，帝国主义侵略者企图通过干涉我们这些国家的内政来把我们从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拉开，并使我们回到资本主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959年10月1日，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国庆典礼。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
毛泽东从容地说道：“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当然好，不能帮助那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
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和中苏关系是紧密联系的。那是在中苏关系十分密切的时候，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
这次会议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等。会议由毛泽东主持。
会议听取了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关于核物理和铀矿地质学的介绍。
钱三强从最基本的讲起，他用最通俗的语言，把原子弹的原理讲清楚。
李四光事先把铀矿石包起来放在桌子上。一些中央领导用手去摸。李四光赶紧说，哎哟哟，摸不得，摸不得，这个有放射性，赶紧去洗手，洗干净手再喝茶。
毛泽东在会上说：
我们要不要搞原子弹啊，我的意见是中国也要搞，但是我们不先进攻别人。别人要欺负我们，进攻我们，我们要防御，我们要反击。因为我们一向的方针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是消极防御的。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同时，毛泽东强调指出：
我们今天要比昨天更强大，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接着，毛泽东看着大家笑笑，说：“你们看怎么样，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会议结束后，大家来到餐厅就餐，这顿饭是毛泽东请客。餐厅里摆了3桌饭菜。毛泽东坐的那桌，他的右边是彭德怀，左边是李四光，钱三强坐在他的对面。
毛泽东平时不喝酒，这次，他却突然站起身来，举杯大声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
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国核武器计划，代号为02。同年6月，成立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的中央3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
早在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5周年庆祝活动时，赫鲁晓夫那时刚刚“上任”，为了寻求中国的支持，他答应苏联军队于1955年底以前撤出旅顺口海军基地，将该基地交还给中国；将中苏合办的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新疆石油公司、大连轮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于1955年1月1日起完全移交中国。
不仅如此，赫鲁晓夫还承诺给中国5.2亿卢布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程，扩建141项工程。
在1954年10月3日中苏领导人最高级会谈时，赫鲁晓夫问毛泽东：“你们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吗？”
毛泽东说：“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赫鲁晓夫一愣，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个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搞那东西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还得储藏起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
毛泽东听了这话不太高兴，他略微沉思片刻，将香烟掐灭后说：“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赫鲁晓夫提高了声调说：“目前你们还是集中力量搞和平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业，改善人民生活为好。”
毛泽东说：“我们之间在对外方面，要多进行协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在对内方面，则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岂不很好吗？”
紧接着，毛泽东抓住时机说：“赫鲁晓夫同志，你做事要谨慎，说话要注意分寸，要有内外、亲疏，不要让敌人抓住话柄，钻空子。”
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事情发生转机。1957年10月，中苏签订《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赫鲁晓夫支持中国发展原子弹。这个协定的签订，可以说是费了中国九牛二虎之力。
国防部五院成立后，中国导弹事业正式起步，但是技术力量不足。
1957年4月24日，聂荣臻召集陈赓、安东等人一起研究如何集中技术力量开展导弹研究与仿制等问题。
聂荣臻说：
搞导弹事业不能平均使用力量，应遵照周总理讲的以导弹带动其他工作的精神办，
陈赓接上去说：
应该贯彻中央确定的这个精神，坚决搞，集中力量搞。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负责领导火箭、导弹的研制工作，要努力扩大影响，有些问题要去磕头求援，有些问题要大声疾呼，不搞这个东西要亡国。
为了解决国防部五院技术力量问题，陈赓倾注了大量心血。
1957年7月，苏联领导人同意中国派遣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进行具体谈判。
1957年9月7日，一架苏制伊尔-18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以聂荣臻为团长，陈赓、宋任穷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赴苏联。代表团成员有李强、刘杰、万毅、刘寅、王诤、张连奎、钱学森等，还聘请了二十几名火箭、原子能、飞机、电子等方面的专家，就新技术援助问题同苏方进行谈判。
当天下午，莫斯科时间18时，专机到达莫斯科。
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别尔乌辛与中国驻苏大使刘晓在离飞机不远的地方，等候欢迎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到来。
机舱门打开后，聂荣臻、陈赓、宋任穷等站在舷梯上向苏联朋友挥手致意，然后疾步走下舷梯。别尔乌辛及欢迎人员走上前去，与聂荣臻握手拥抱。
9月9日，双方开始谈判。谈判共进行共35天。在这段时间里，中苏两国代表团人员围绕新技术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意见交换。
整个国防新技术谈判，包括军事、原子能、导弹、飞机、无线电电子等几部分，分别由陈赓、宋任穷、钱学森、张连奎、王诤为组长，各自分头进行。每个方面，可以说是一点一点地取得进展。所幸代表团各个方面的准备都很充分，中方提的要求也非常具体。
在谈判期间，中国代表团还参观了苏联科学院的有关研究所和导弹研制机构。苏方还邀请钱学森在苏联科学院作学术报告。
在谈判桌上，苏联人总的来说是友好的，别尔乌辛甚至对聂荣臻说，有些项目你们提出的型号性能已经落后了，可以提出更新一些的型号。但苏联人对有的技术项目也有保留，不是只给资料，就是只给样品。
9月底，中苏双方经协商起草《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
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这个草案表示满意。很快，苏联方面上送的草案也得到批准。
1957年10月15日，签字仪式在苏联国防部举行。聂荣臻副总理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别尔乌辛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协定规定，在1957年至1961年底，苏联将供应中国几种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中国进行仿制，并提供有关导弹研制、试验靶场的工程设计和重要设备。
苏联还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及有关资料，派遣有关专家，增加接收中国火箭技术及原子能专业留学生的名额。
根据《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内容中各重大项目，中苏双方各有关部门，还相应签订具体合同。有关火箭、原子弹的试验靶场、原子弹储存库等建设的合同是由陈赓同苏军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签字的。
12月18日，中央军委召开第一三五次会议，听取聂荣臻、陈赓向军委汇报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同苏联政府代表团就援助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能工业、生产原子武器、火箭武器和航空技术装备等所进行的谈判及取得的结果，会议还研究了今后军队及有关工业部门应做好的各项工作。
中苏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后，苏联承诺提供有关实物、样品及技术资料，并派遣有关技术专家来华。
1958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筹建核试验场，同年6月，中苏合作建立第一座重水型核实验反应堆。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站着讲话：
原子弹就那么大的东西，没有他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
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两枚地对地近距离导弹模型，中国科学家也做好了原子弹爆炸的模拟实验的一切准备工作，苏联专家因没有接到苏联当局的指示，以安全系数不高为由，没有进行试验。
就在关键时刻，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这种做法有损中国的独立主权，被毛泽东果断地拒绝了。
当时，毛泽东对苏联大使尤金说：
中国不同意和平时期在本国领土上建立苏联的海军基地，我们只同意你们帮助我们建立我们做主人的军事基地。
赫鲁晓夫的性格以鲁莽著称，得知此事后，自然非常恼火。
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秘密访华，与中方商谈联合舰队事宜，结果惹恼了毛泽东，双方不欢而散。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由，提出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赫鲁晓夫和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于1959年9月15日至28日赴美访问。访问结束后，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戴维营进行了3天个人会谈。
赫鲁晓夫在访问期间的公开声明中，多次强调核武器的危险性，呼吁和平共处和普遍彻底裁军，高度赞扬艾森豪威尔总统。
返回莫斯科后，赫鲁晓夫表达自己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真诚希望结束冷战和改善我们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的信心。
赫鲁晓夫的行为激起中国人的愤怒。
在后来的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上，邓小平说：
仅从外交礼节上考虑，无法解释和原谅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帝国主义者言不得体的赞颂。
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返回莫斯科后，立即飞往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
1959年10月2日，中苏两党举行正式会谈。
赫鲁晓夫首先介绍他此次美国之行的感受，他认为同美国只能在经济上搞竞赛，搞和平竞争，不能搞武力对抗。
毛泽东说：“我们赞成你访美，赞成同美国搞和平共处，但美国究竟怎么样，不能看表面，应该看其帝国主义的本质。”
赫鲁晓夫接着说：“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还是要搞好，希望中国采取一些步骤来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你们去年对金门打炮不是办法，台湾现在不能解放，索性像苏联内战时期对远东共和国那样处理。”
毛泽东随即反驳说：
赫鲁晓夫同志，你把问题搞错了，你把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搞混了。一个问题是我们同美国的关系问题，这是国际问题；一个问题是我们跟台湾的关系问题，这是国内问题。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问题是美国侵略我国台湾，我们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兵；我们同台湾的关系则是解放台湾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别人无权过问。
这次会谈，显示出中苏两国的裂缝已经变大。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很幼稚
1960年1月7日至17日，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
这次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市的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部长。全体会议的地点在锦江饭店南楼和北楼之间的小礼堂。
会上印发了毛泽东在1959年12月杭州会议上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提纲全文如下：
中国将在长时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中国将在8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8年内，中国完成工业体系的初步建设，完成尖端工业的初步建设；完成技术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理论（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党与人民政治觉悟的大提高。（或者三者都完不成，或者能完成。）
谨慎小心，摆事实，说道理。
学习苏联优点，拥护苏联一切正确主张。
反动派大反华，有两件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而中国的大旗则是鲜红的。
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
赫鲁晓夫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
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8年之后）。
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
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
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苏联人民是好的，党是好的。党与人民中若干不好的作风，若干形而上学作风，若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历史遗传下来的。列宁早死，没有来得及改造。
这些自由主义，还有大国主义，总有一天走向反面，变得好起来。世界上一切事物没有不走向反面的。我国也将走向反面，然后又走向反面之反面，即正面。
不断革命。
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对表论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
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成为与会者议论的焦点。
在会上，大家认为，艾森豪威尔1960年发表新年国情咨文，表明美国在准备战争，大搞核武器和洲际弹道导弹。会议上许多人提出，现在美国是不是就要打大仗打核大战呢？有的人则认为不一定。
当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美国的本质没有变，还在进行备战，存在着战争危险。我们的战略准备，还是要放在他要打仗这一基点上，不能放在他不打仗这一基点，这样才有备无患。但是也不是说要做大规模的准备，如马上可能爆发战争那样，而是减少常备力量，加强尖端武器，主要是核武器和导弹。
会议讨论到美国，自然会联系到赫鲁晓夫对美国的看法。大家对赫鲁晓夫的表现感到气愤。
有人认为，赫鲁晓夫上台以后犯了两大错误：第一大错误是大反斯大林；第二大错误是大捧艾森豪威尔。这些错误，一个是把自己人一棍子打死，一个是把敌人美帝国主义捧上天。
关于赫鲁晓夫的前途，大家议论到四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是沿修正主义的道路继续滑下去。
第二种可能是有所改变，就是碰了钉子以后，他不得不做些改变。因为在戴维营会谈上艾森豪威尔态度强硬，他坚决地反对共产主义，奉行侵略扩张政策。因此，赫鲁晓夫在碰了钉子后，也可能在形势压迫下，不能不有所改变。
第三种可能是发生根本性改变。成为完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那是比较困难的。这个可能性极小。
第四种可能是赫鲁晓夫完全变成修正主义，公开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完全投到美国的怀抱里面去。这个可能性也比较小。
毛泽东着重分析第四种可能性。
他说：
这种可能性不太大，但是也存在这个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帝国主义一方面拿着核武器，扩军备战；另一方面又搞糖衣炮弹。他们采取一硬一软的两面手法，目的都是为了把苏联搞垮。
……
赫鲁晓夫手里也有核武器，是唯一能在战略上与美国抗衡的大国，他是有所依恃的，不会轻易向美国俯首称臣。同时，修正主义者又是实用主义者，在美国糖衣炮弹面前，又很容易为了局部的暂时的利益而牺牲整体的长远的利益，可能会变来变去。修正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有一定的社会原因，但是，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也受各种社会条件的制约。
与会者普遍认为，大搞修正主义是没有好下场的。世界形势的发展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也不以赫鲁晓夫的意志为转移。
会议上大家同意这些分析，比较倾向于肯定赫鲁晓夫存在两种可能性。变好变坏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
一位代表指出，我们的方针是力争他变好，采取以团结为重的方针，这是我们的根本利益所在。
在这次会上，大家还认为，积极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帮助其他国家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与世界和平而斗争，这也是一个方式。
最后，大家还强调说：
归根到底还是要靠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高自己的水平，壮大自己的力量。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根据会上大家的意见，系统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说：
这次会议只在196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上作决定。关于国防战略问题，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都是交换意见，不作决定。
……
大家还是要读书，要组织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学习苏联出版的两本书，一本是《政治经济学》，一本是《哲学原理》。学习这两本书要第一书记挂帅。读这两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把苏联的观点搞清楚，特别要从理论上搞清楚。
毛泽东接着说：
国际形势是好的，世界人民一天天觉悟起来。还有一点应该估计到，就是苏联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军事上是强大的。因为有这么一个重要因素，加上全世界各国人民和各国共产党的共同努力，世界大战现在是打不起来的。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是做了好事的，这是应该肯定的。赫鲁晓夫访美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帝国主义现在不敢打大战，这一方面是好的。
毛泽东还说：
赫鲁晓夫想控制我们，控制不行就整我们。他整了我们几下。我们党历史上受过多次整，也习惯了。挨整挨得多了也就不怕了。我们顶了他，结果还是顶住了。我们对苏联，包括对赫鲁晓夫本人，我们的政策还是团结的政策，这是我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全世界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两个社会主义大国要团结。赫鲁晓夫虽然有缺点，但还是应该团结，而且是可以团结的。斯大林不是也整过我们吗？但是还是可以团结的。当然这两个人不能相提并论，但可以对赫鲁晓夫做工作。
……
赫鲁晓夫是不是系统的机会主义？这个问题我们暂时不作结论为好，因为赫鲁晓夫这个人善变。我们要看几年，他也要看我们。
毛泽东指出，我们跟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分歧的，我们赞成缓和紧张局势，我们赞成和平共处，但是我们不赞成给帝国主义涂脂抹粉。正面讲道理时不要同苏共、赫鲁晓夫公开争论，不点他们的名，不引用他们的话，但可以引用南斯拉夫人的话，用批评南斯拉夫观点的形式讲清道理。
在这次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信心十足地说：
面对反华浪潮，我们要坚决顶住，也能够顶住。我们要准备顶他13年。因为从我们离开延安到现在整整13年，我们再顶它13年。分3步：第一步顶3年，第二步顶5年，第三步再顶5年。不要有顾虑，要准备出大乱子。大不了就再回到延安。
……
我们总的方针还是团结的方针。我们全国要团结，同苏联要团结，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要团结，同世界进步力量要团结。当然，同尼赫鲁也要讲团结，就是又团结又斗争，目的还是要团结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土壤，战争终究要在帝国主义消灭以后才能够说是可以避免的。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还是拥护我们的，拥护的人是会越来越多的，这是因为我们的事业符合他们的利益。
上海会议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开过几次会。在会上确定了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方针，只对南斯拉夫进行批评。
1960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利用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发表文章，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帝国主义的本质、列宁主义是不是过时等问题上的意见，开展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1960年4月，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时候，中国方面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等篇文章。
这些文章采取旁敲侧击的办法，表面上是批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及其领导人铁托，实际上是批判苏共及赫鲁晓夫。
《列宁主义万岁》中说：
现代修正主义者硬说，在他们的所谓“新时代”里，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马克思、列宁所提出的“旧概念”已经不适用了。铁托提出了这样的说法：“我们不是教条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和列宁没有预言月球火箭、原子弹和巨大的技术进步”。很好，不是教条主义者。谁要他们当教条主义者呢？但是，可以是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反对教条主义，也可以是反教条主义其名，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铁托就是属于后面这一类。在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社会发展起什么影响的问题上，有一种人，他们因为不能够用唯物史观来看待它，就产生了不正确的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却故意在这个问题上制造混乱，利用科学技术的进步，妄图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近几年来，苏联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站在世界的最前列。苏联的这些成就，是伟大十月革命的产物。这些突出的成就，标志着人类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同时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起了很重大的作用。但是，在现代技术发展的新条件下，是不是像铁托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业已被马克思列宁所“没有预言”的“月球火箭、原子弹和巨大的技术进步”所动摇了呢？能不能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社会历史观、道德观等等基本观念，变成了所谓陈腐的“教条”，阶级斗争的规律已经从此再不存在呢？马克思和列宁没有活到现在，当然没有可能看见现代世界上技术进步的一些具体情况。但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说来，究竟是预兆着什么？他们认为，这只是预兆着新的社会革命，绝不是预兆着社会革命会消失下去。
在文章的前面，已明确点名铁托是“现代修正主义者”，文章中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显然指的就是赫鲁晓夫等人。
显而易见，中苏两党在重大理论问题上，已经发生了严重分歧。
彭真回击苏联大国沙文主义
1960年6月20日至25日，罗马尼亚共产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
会前，苏共中央于6月2日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利用罗共三大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中共中央收到苏共中央的建议信后，复函建议扩大与会成员，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且延期召开，以做充分地准备。
经过协商，双方同意利用罗共三大的召开，各兄弟党派代表团到布加勒斯特的机会，就已经出现的分歧和召开兄弟党会议的问题，内部交换意见，但不作决定和不发表任何正式文件。
中国代表团前往布加勒斯特负有两项使命：一是按照惯例去祝贺兄弟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二是根据苏共中央的提议，趁社会主义各国兄弟党负责人都来与会，就原定在年内举行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有关问题交换意见。
中国代表团团长为彭真，成员有伍修权，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许建国等人。还有一个顾问班子，成员有熊复、乔冠华、张香山、张彭等，着手研究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对策。
在上海时，毛泽东就对彭真讲：
现在看起来与赫鲁晓夫的一场面对面的争论是不可避免了。中央确定我们代表团的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斗争，达到新的团结。
6月17日，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在赴罗马尼亚途中，在莫斯科同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进行会谈。
科兹洛夫对于各国党代表会议召开的时间采取回避的态度，只说到布加勒斯特后再商讨。
中国代表团致电中共中央说：
赫鲁晓夫可能要在布加勒斯特整我们，代表团已根据中央的方针做了后发制人的准备。
6月19日，彭真率代表团抵达布加勒斯特。随后几天，赫鲁晓夫一直不提召开兄弟党会议之事。直至22日下午，赫鲁晓夫才同中国代表团举行会谈。
这次会谈充满了火药味，赫鲁晓夫大肆评判中国的国家政策：你们那么爱斯大林，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你们老讲东风压倒西风，就是你们中国想压倒大家，要压倒全世界……
6月23日下午，苏共代表团将一份注明日期为6月21日的《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交给中国代表团。这份文件的中文译本长达84页，主要内容是反驳中共中央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文章中的观点。
通知书对中共中央进行全面攻击。
很明显，这个文件是苏方事先准备好的，在发给中国代表团之前，已经发给其他兄弟党代表团。
1960年6月24日，布加勒斯特会议召开。果然不出中方所料，一开始，赫鲁晓夫就对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进行全面攻击。
代表团不得不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他们已经陷入了苏方“事先布置好的一个圈套”，整个事情可以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罕见的大阴谋”。
在会议上，赫鲁晓夫煽动大多数党向中共中央代表团进行围攻。赫鲁晓夫给中国共产党扣上一系列的大帽子：“教条主义”、“拒绝和平共处”、“希望战争”、“制造紧张局势”、“左倾冒险主义”等。
6月25日，会议讨论到第二天中午，大会主席乔治乌·德治提出建议，说会议要发表一个声明，对所谓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派别主义进行谴责，也提出1960年10月份利用参加苏联十月庆典的机会，再召开第二次各国工人党和共产党的代表会议。
当时，彭真立即提出：“希望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把会议的宣言草案报给国内，待国内有指示后我们再谈意见。”
赫鲁晓夫听后蛮横地说：“明天就要表态，不允许更多时间的拖延。”
就此问题，中苏双方也有过争执。彭真讲：“我是中共中央委员，这样重大的问题，我一定要请示中央，这是最起码的道理。”
苏方说明天一定要表决，而彭真坚持说：“没有我们中央的意见，我们不参加表决。”
当天晚上，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酒会。
在宴会期间，周恩来打电话给彭真，把中央的态度通知彭真。
周恩来在电话中说：
毛主席、政治局常委，坚决支持你们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反对赫鲁晓夫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
紧接着，代表团收到国内的电报。电报的内容大体是：要发表一个声明，批判赫鲁晓夫老子党的恶劣态度；要约见乔治乌·德治，告诉他，我们准备签名，但是我们要对宣言提出修改意见。
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后，代表团立即开会研究怎样处理在会上要发表的声明，是宣读还是递交？因为以前发生过苏联代表在会上打断其他代表发言，破坏讨论的事情，代表团决定将声明连夜翻成俄文，再装好信封，在会场上由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代表、工作人员交给每一个代表团的团长。
同时，中方通过大使馆向罗马尼亚党中央表示，彭真想会见罗马尼亚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
过了一个小时，代表团接到通知，说乔治乌·德治在他的官邸等候彭真。
随后，彭真和伍修权，还有驻罗大使及翻译一起到乔治乌·德治的官邸。当时，罗马尼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体都参加了会谈。
会谈一开始，彭真对乔治乌·德治说：“我们接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明天准备签字，但是我们对声明草案要进行修改；同时，我们要发表一个声明。”
另外，彭真还建议明天召开一次社会主义国家党代表会议。
乔治乌·德治听了中方的意见很感动。他说：“中国共产党真伟大，在这种情况下，能够采取顾全大局的步骤。”
中方声明不屈服于苏方压力
1960年2月26日上午，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在布加勒斯特举行。
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当前国际局势中的迫切问题交换意见。
中苏两党代表团在会上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冲突并进行了激烈的交锋。这次交锋其实是中苏两党关系逐渐恶化的一次爆发。
在此之前，乔治乌·德治已将彭真的意见转告赫鲁晓夫。
会议开始后，彭真站起来首先发言说：
我们接到中央的指示，要求对会议声明草案进行修改，修改后签字。同时，我工作人员在会议上把装有声明译文的信发给参加会议的各代表团。
这封信严正指出，中国共产党只服从真理，绝对不服从指挥棒，不会屈服于赫鲁晓夫的压力。
中国代表团通过会议执行主席罗共总书记乔治乌·德治向各代表团的声明说：
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中央代表团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次会谈中完全破坏了历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兄弟党协商解决共同问题的原则，完全破坏了在会谈以前关于这次会谈只限于交换意见、不作任何决定的协议，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对这个公报的内容没有预先征求兄弟党的意见，而且在会谈中不允许进行充分的正常的讨论。
这是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极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种态度同列宁的作风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
声明认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应当采取严肃的态度，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同志式的讨论，但是赫鲁晓夫采取的却是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他实际上把苏联共产党同各国党的关系不是看成兄弟党的关系，而是看成父子党的关系。
声明表示：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绝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中国党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意见，从两党的整个关系说来，仍属部分性质。希望能找到机会，进行平心静气的同志式的交谈，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意见，使中苏两党的关系更加团结和巩固起来。
……
我们在此严正地声明，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
声明重申中国共产党绝对不会屈服于他的压力。
赫鲁晓夫将信交给坐在他旁边的苏共二把手波德戈尔内，然后站起来说：“中国人是好样的，要签字了。”
赫鲁晓夫话还没说完，波德戈尔内就拉他坐下，说：“你不要夸中国人，他们在骂你！”
赫鲁晓夫一看信，重新站起来骂中国共产党。中苏双方又重新吵起来，争论十分激烈。
赫鲁晓夫说“共同舰队”是中国无中生有。在中印边境问题上攻击中国是“民族主义”，中国在国内政策上是“冒险主义”等等。
彭真说：“你说的这些事情我都清楚，你走到哪一步我就走到哪一步。”
彭真抓住苏联对中国的不平等态度和错误立场进行了有力地批驳。
不少代表团纷纷发言。
卡博仍然坚决不同意赫鲁晓夫的做法。他强调：
这么重大的问题我一定要请示中央，我把你们给中共的通知书送回地拉那后，现在还没有接到指示，我不能表态。但是，我认为赫鲁晓夫这个做法是不对的。你怎么可以在这么一种会上，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来对待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党的小组会上，在党内也不允许这样粗暴的做法。
会议最后涉及宣言是否需要修改。赫鲁晓夫坚决不同意修改。
彭真说：“不修改就不修改。”
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接着又召开有资本主义国家党代表参加的全体会议，又争论了7个小时。
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争吵十分激烈时，彭真理直气壮地对赫鲁晓夫说：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只服从真理，绝对不会屈从于你的压力，我们宁可被压成粉末，也不会屈从于压力。
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于是他采取一系列的严重破坏中苏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的举动。
布加勒斯特会议结束后，越南党胡志明主席出来调解，他先到中国后去莫斯科，建议中苏两党通过谈判解决存在的分歧。
9月，中苏两党会谈，但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
毛泽东主张静观其变
1960年7月5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
会议议题有两个：一个是讨论国民经济计划调整问题；二是讨论中苏关系问题。其中的主要工作之一是起草对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散发的《通知书》的答复。
参加起草《答复书》的人员有：熊复、邓力群、胡绳、许立群、王力、姚溱、张香山、范若愚，还有外交部的乔冠华、余湛，中联部的伍修权、刘宁一，调查部的孔原、冯铉。
参加材料收集工作的有外交部、中央联络部、中央宣传部、中央调查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马恩列斯编译局、《红旗》杂志社等单位。另外还有全总、青年团、妇联也参加工作，因为他们同世界工联、国际妇联、国际学联、世界青联等国际民主组织经常来往，掌握不少材料。所以收集的材料相当齐全，数量相当大，近千万字，后来把这些言论分类编成摘录。
会议正式开始的第二天，彭真在会上汇报布加勒斯特会议的经过。他讲起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情况，还讲到从这个会议可以看出的几个问题。
接着，大家就对这几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大家讨论认为，只要战争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还存在，就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不能说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赫鲁晓夫强调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说，去掉两个“不”字，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了。
一位代表说：“我们在讲到战争的社会根源时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只要存在战争的社会根源，战争的危险就始终是存在的，不是可以避免的。”
在会上，大家坚持反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观点，认为，赫鲁晓夫之所以对我们又怕又恨，是因为我们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3篇文章打中了他的要害。
一位与会者提出：“赫鲁晓夫是个阴谋家，从他搞掉贝利亚，搞掉莫洛托夫，后来又搞掉朱可夫的这些情况来看，他是善于搞阴谋的。他在党内既然这样做，那么在兄弟党之间也会这样做的。布加勒斯特就是一个证明。”
同时，与会者强烈反对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散发给各兄弟党的《通知书》，要答复，要坚决进行反击。
彭真汇报和讨论结束后，毛泽东说：
布加勒斯特会议这场斗争，是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是人家准备好向我们“围剿”，而我们中央委员只去了3个人，搞反“围剿”。不管赫鲁晓夫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我们还是把他顶住了。现在反“围剿”告一段落。下一回合是十月革命节时召开世界兄弟党会议。
……
我们现在要静观一个时期，暂时不公开发表跟他论战的文章，看他还有什么法宝要拿出来。他既然下决心在布加勒斯特会议采取这么恶劣的办法企图压服我们，但没有压服得了，是不是还要压呢？估计他还要压。所以我们还要看一看，看看他还要拿出什么东西。当然，他们的《通知书》是要回答的，要统统给他顶回去，秀才们要做准备。
……
毛泽东对当时局势的分析是十分明智的，苏联方面这时也等着中方表态，以作出回应。
周恩来全面总结中苏关系
1960年7月14日到16日连续3天，北戴河会议由周恩来报告中国共产党和苏共的关系。
周恩来经过一番准备以后，在7月14日开始作长篇发言，连续3天，每天整个上午，详细地介绍从共产国际成立开始一直到最近中共中央和苏共的关系。
周恩来的报告把中苏关系分成了五个时期。
周恩来首先说明：
共产国际的成立是必要的，解散也是适时的。尽管这中间有些缺点，但是大体上还是正确的，特别是列宁在世的那4年是正确的。斯大林主管共产国际的工作长达18年，总的来讲，支持革命是主要的，不许革命是次要的，他犯过一些错误，也进行了一些自我批评，有的也改了。后来由季米特洛夫主持共产国际还是比较好的。
周恩来指出：
共产国际和我们的关系在第一个时期大体上是正确的。这个时期是从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一直到1927年。共产国际成立以后，就派人到各国去考察、物色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
接着，周恩来谈到共产国际的第二个时期说：
从1927年7月到1935年7月，这个时期是共产国际中期，对中国革命影响最大。共产国际给中国党提出的路线、方针，基本上是错误的，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也是最大的
1927年“八七”会议，是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没有对国民党叛变以后中国的革命形势作认真的分析，没有总结大革命时期跟国民党搞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今后革命采取什么路线、方针、政策。
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创立了红军，这是它的历史功绩。但是，在具体军事路线上是错误的，南下广东以后只在汕头地区等待共产国际的支援，而不是采取就地上山开展游击战争，造成起义的失败。后来退到湘南组织浏阳暴动，把队伍带上井冈山，和毛主席在“八七”会议后回湖南组织的农民起义的部队会合。
周恩来就第三个问题接着说：
第三个时期是共产国际后期，从1935年到1943年。这个时期，因为中央和共产国际联系少，所以影响也比较小。
这时中央正在长征路上。后来红军到了陕北，中央跟共产国际联系也比较少。当时完全靠电台联系，电台设备又差，联系不好。同时，共产国际七大以后，路线还比较对头，一般不干涉各国党内部的事务。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路线和方针政策问题，使得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事情影响比较小。
周恩来在谈到共产国际和中苏关系的第四个时期时说，从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为止，就是斯大林晚年时期。
周恩来指出，在整个斯大林时期，应该说斯大林对中国的关系上，在10年间有错误的，有正确的，但最后正确的是主要的。
当然，斯大林对中国问题出的主意，不仅仅是1943年到1953年这10年，在列宁逝世以后，在斯大林打倒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以后，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在立三路线、王明路线、博古路线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指导的错误的根子，应该说也是出自于斯大林。
周恩来说：
共产国际的错误归共产国际的错误，我们党的错误由我们自己负责，不能因为有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而推卸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向来是批评我们自己的，批评我们党内领导，并没有把责任推到共产国际。但这些错误本身是来源于共产国际，来源于斯大林。
周恩来在讲话时，全场鸦雀无声，都为周恩来客观的总结表示赞赏。
周恩来强调斗争是为着团结
1960年7月14日到16日，周恩来在北戴河会议上报告中国共产党和苏共的关系。周恩来把中苏关系概括为了五个时期，在前两天的会议中，周恩来详细地总结了中苏关系的前四个时期。
在7月16日上午的会议上，周恩来着重总结中苏关系的最后一个时期，即中苏在当时的关系。
周恩来在谈到中苏第五个时期时指出，这个时期是赫鲁晓夫时期。
周恩来把这个时期分成了几个阶段。从1953年到1955年是第一阶段，赫鲁晓夫对中国党的关系还是比较正常的。因为当时赫鲁晓夫刚任苏共第一书记，他要巩固自己的地位，要扫除从贝利亚一直到莫洛托夫和后来的朱可夫的障碍。但在这个阶段已经可以看出，赫鲁晓夫的思想方向是不大对头的。他一上台就急急忙忙要结束朝鲜战争。
周恩来说：
在斯大林的葬礼结束以后，赫鲁晓夫就提出，要马上停止朝鲜战争，不管怎么样都得马上结束，不再提出原来的要求。原来我们计划在夏天再打一个战役，突破沿三八线的几十公里防线，威胁汉城东北的战略要地。这样做对停战谈判有利。赫鲁晓夫急于停战，我们只好同意，很快就同美国人签订了停战协定。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赫鲁晓夫很怕美国人，要讨好美国人。
周恩来还说：
第二阶段是1956年到1957年，这一阶段从苏共二十大开头，到莫斯科兄弟党会议结束。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引起世界性的反共高潮，给兄弟党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造成极大的困难。在社会主义国家连续发生了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
波兰事件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他要对波兰动武，因为我们坚决反对，才没有敢干。对匈牙利，他原来是要出兵援助的，后来在西方国家的反对下他害怕了，反过来要撤兵。我们劝告他不要撤兵，要帮助匈牙利人民平息暴乱。第一天他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我们的意见，到晚上他们主席团开了一个通宵的会。第二天，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带领的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北京的时候，在去飞机场的路上他才告诉少奇同志，他们主席团整夜讨论，同意中国同志的建议，还是继续增兵到匈牙利，帮助匈牙利人民保卫住社会主义江山。
周恩来说，第三阶段是从1958年到现在（1960年）。这个时期是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成长发展时期、大肆放毒的时期。这时，苏联从惧美到媚美，不惜牺牲盟友的利益来讨好一些民族资产阶级。
谈到第三阶段时，周恩来说：
从1958年开始，赫鲁晓夫就企图控制我们，首先要我们跟他们共同建立长波电台，共同使用，共同拥有。我们反建议中国自建自有，苏方可以利用，他们不干。我们曾经要求他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而他却提出要搞共同舰队。那时我们根本没有舰队。所谓共同舰队就是苏军的舰队，他所建议的共同舰队就是苏军的舰队，他所建议的共同舰队驻扎在我们沿海港口，实际上就是要把我国沿海口岸完全控制起来。另外，他还想派空军或导弹部队驻扎在福建前线。这些要求都被我们顶回去了。
……
赫鲁晓夫1958年要搞共同舰队没有搞成以后，到1959年6月他就宣布不供应我们原子弹样品，不供应我们制造原子弹的技术资料，单方面撕毁中苏两国政府1957年签订的协议。他采取撕毁协议的这个步骤，不是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而是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前，在1959年赫鲁晓夫动身去美国和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之前，他是把他作为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之一。
周恩来最后指出：
赫鲁晓夫访美结束马上到中国来，为美国人当说客，要我们放弃台湾，要我们释放在中国的美国罪犯。这就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是想牺牲中国，讨好美国。而对我们，他从中国回去以后，就大骂我们“公鸡好斗”，大骂我们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等等，甚至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中恶毒地攻击毛主席，一直到布加勒斯特会议时对中国进行围剿，采取高压手段，企图把我们压服。这是赫鲁晓夫背弃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历史发展。
周恩来用了三个半天的时间，对中国跟共产国际、苏联、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关系作了系统性地历史回顾。
周恩来在结束他的讲话时说：
我们跟赫鲁晓夫的路线斗争不是偶然的，要充分认识这个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这个斗争会高一阵低一阵。我们现在在内部把整个过程说清楚，但在公开讲的时候，特别是发表文章的时候，应该十分谨慎。
周恩来还指出：
我们现在还是要高举团结的旗帜，不仅在很快就要在十月革命节召开的兄弟党会议上，而且从长远来看，我们绝不先发制人，而是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我们始终要高举团结的旗帜。斗争是为着团结，不是为着破裂而斗争，但是也要准备赫鲁晓夫要搞破裂。我们的目的是争取团结，争取能够拖延、推迟分裂的时间，这对中国有利，对世界革命也有利，对苏联人民也有利。
1960年7月17日，周恩来的总结讲话结束后，小组会讨论了整整一天。
最后，大家认为，我们今天跟赫鲁晓夫的争论是有他的必然性的，从此也看到了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毛泽东谴责苏方撕毁合同
1960年6月24日至26日，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当前国际局势中的迫切问题交换意见。
中苏两党代表团在会上发生尖锐的意见冲突并进行了激烈的交锋。这次交锋其实是中苏两党关系逐渐恶化的一次爆发。
布加勒斯特会议后，苏共领导人继续对中国施加压力，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
7月16日，苏联政府通过其驻华使馆突然照会中国政府，说要撤走援助中国的苏联专家。
照会指出：
依照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政府应中国政府的要求，派遣了相当数量的专家到中国工作。
为了这一目的，苏联政府选派了最好的和最有经验的专家，而这常常给苏联国内的经济带来影响。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专家们认为，他们的行动是向友好的中国人民履行兄弟般的国际主义义务。苏联人在华期间，他们真正遵守了指示，避免了任何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事务的言论和行动，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内外政策的批评。
在1958年8月初苏联领导人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中国方面表示了他们对某些苏联专家和顾问的不满。这可以被理解为是对苏联的直接指责。
早在1956年底和1957年初，苏联政府就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召回苏联专家的建议，这是考虑到这些国家正在培养自己的干部，并且按照苏联政府的判断，这些国家有能力经过努力解决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大多数人民民主国家当时同意了苏联政府的提议，苏联专家从这些国家被召回国。
在1958年中国领导人表示了他们对苏联专家的批评意见之后，苏联政府再次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召回苏联专家。然而，如同在1957年一样，这次中国方面仍然表示苏联专家最好能够延长在华期限，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需要他们。
照会还说：
最近，中国方面在处理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问题上开始推行一条显然针对苏联不友好的路线，这与条约的规定以及社会主义国家间通常的关系准则是相抵触的。按照当局的指示，中国官员在苏联人中分发用俄语特别编辑的旨在宣传直接反对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立场的材料。他们竭力引导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联专家去讨论那些苏联共产党与其他兄弟党之间存在某些不同意见的问题；他们竭力把他们的观点强加给苏联专家们，并试图引导专家们反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
苏联背信弃义的做法，使当时正遭受自然灾害的中国雪上加霜。
8月上旬，毛泽东在会见越南主席胡志明时对苏联断然撤走专家、撕毁合同的做法表示极大的愤慨。
毛泽东说：
赫鲁晓夫可以同美、英、法合作，可以同印度、印尼合作，甚至可以同南斯拉夫合作，唯独不能同中国合作，说是因为意见不同。那么也就是说，他的见解与美、英、法以及印度相同了，可以诚心合作了。对中国撤专家，不给机器，对印度则派专家，给机器。
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引起中国上下的一致愤慨，后来研制出的第一颗原子弹便以停止援助的时间“596”来命名，以示争气。
8月14日，周恩来在一次外事会议上讲到中苏关系时，明确提出要从最坏处着眼，准备苏联人在宣传上封锁、组织上分裂、政治上颠覆、军事上威胁以及帝国主义利用他来挑起战争。
周恩来又特别谈到最近苏方派飞机沿边界侦察中国检查站、巡逻队以及在新疆某地派边防部队包围放牧的中国少数民族牧民，捉去一公社副社长的情况。
毛泽东当场便说：
赫鲁晓夫主张世界搞缓和，同美国关系缓和，但是他对中国却要搞点紧张。看来中苏边境上已开始出现一些紧张状态。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几个月后，中苏之间发生了第一次边境事端，苏联边防军在新疆博孜格尔山口追打中国牧民，造成流血事件。
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底，苏方共撤走专家1390名，撕毁两国签订的12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议定书，以及300多个专家合同与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00多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同时大幅度地减少了对中国的军事及其他各方面的物质援助。
苏联政府不仅要专家们带走大批关键性图纸、计划和资料，还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重要设备和原材料，其中新型材料就达1691种。
除此之外，苏联还要求中国提前付清贷款。
中苏友谊破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