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自力更生

• 毛泽东幽默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1吨重的大勋章。”
• 孙继先感激地握着谢列莫夫斯基的手，激动得只说了两个字：“同志。”
• 毛泽东说：“我们不要忘记苏联党和苏联人民在历史上给我们很大帮助。”

毛泽东说给赫鲁晓夫发大勋章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们认为，中国当局的这些行动是不尊重他们本人及其工作的表现，是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所不能容忍的，实际上是公开煽动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

……

基于这些事实，我们不得不相信，正如我们的一些专家指出的，他们正在受到监视。这表明，这些怀着深切的感情，愿意帮助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联人，得不到最低限度的理解。

的确，所有这些都伤害了苏联专家们的感情，中国方面对他们的不信任引起了他们的愤怒，使得他们被迫向苏联政府提出回国。

苏联政府认为必须指出，中国方面上述的举动对苏联是极不友好的。这些举动违背了中苏签署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这些协议中，中苏双方同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友好合作，完善和巩固双方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然而，就中方的这些举动而言，让苏联专家们继续留在中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大使馆受命通知中国政府，包括军事方面在内的苏联专家和顾问，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将被召回他们的祖国。在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苏联方面也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政府本身以前也曾提出过命令一些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回国的问题。

苏联政府表示，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正确理解苏联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

7月25日，未等中方答复，苏方又通知中国政府：自7月28日至9月1日期间，将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并撕毁了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

同时，苏联还片面中止派遣按照两国协议应该派遣的900多名专家。

据统计，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共304项。到1960年上半年，已建成103项，还有201项正在建设中。

苏联在华专家分布在中国经济、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部门的250多个企事业单位中，在技术设计、工程施工、设备安装、产品试制科学研究等方面担负着重要任务。

这些苏联专家聘期未满，合同没有到期，中国政府虽然多次挽留，苏方始终坚持其决定。

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给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

苏联的这一举动，使中国一些重大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被迫中断，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入生产，二百五十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苏联政府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动，不仅严重地打乱了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加重了中国当时的经济困难，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进一步破坏了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

7月31日，中方复照苏方，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专家的决定，表示愿意挽留在华工作尚未期满的全部苏联专家，继续按原定聘期在中国工作。

苏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1个月内，撤走了在中国帮助工作的1390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议定书以及三百多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二百多个科学技术项目。

对于赫鲁晓夫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中共中央在后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说：

在中国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你们乘人之危，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

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带来巨大的困难。但是，中国人民秉承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的精神，不断攻克难题。

在苏联撕毁合同4年后，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又过了两年，中国的氢弹试验也成功了。

毛泽东在谈及这件事时，幽默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1吨重的大勋章。”

孙继先不忘专家真诚友谊

1960年5月，中苏关系已经陷入僵局。当时，中国国务院强调：

聘请苏联专家的原则是继续贯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聘请专家只限于为保证苏联援建项目的需要和发展高、精、尖、新的现代技术以及培养高等学校开设新专业或新课程的师资；聘请专家必须严肃认真，全面规划，通盘考虑，严格审查。

苏联方面对专家来华则更加严格限制，特别是在中国实际急需的领域。

同年7月3日，聂荣臻向中共中央报告说：苏联的援助在国防科技领域已经封口，对国民经济中的新技术则尽量控制，对已经签订的协议采取拖延和推托的态度。

周恩来批示：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

周恩来还指出：

专家问题：1、满期的一般不留，热诚欢送；十分必要而专家本人又好，可提出延聘，如不同意，即不再留；2、未满期的我们一律不退，帮助他们好好工作，他要撤走，留一次，不成，即不再留，如不征求同意即撤走，应表示遗憾。3、新聘的，要少提或不提，十分必要的提出后不同意，即不再提。

这时，苏联全面撤退专家的迹象已经显露，中方也做好了这方面的心理准备。

新中国一直很重视人才，对苏联来的专家可以说是仁至义尽。

早在1949年10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告诉苏联大使罗申，恢复国民经济的一个重大障碍是缺乏技术人才。

当时，新中国从国民党那里接收下来的工程师和专家总共只有两万人，而他们大多数人的政治观念是反动的、亲美的。

1951年7月，周恩来仍然认定，技术干部严重不足“将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主要障碍”。由于缺乏专家，中方甚至无法提出要求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货物清单。

毛泽东提出设立中苏共同委员会，请苏联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大量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

自1950年到1953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1093人。如果按照苏联的统计材料，1951年到1953年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已有1210人。这些数字大概都没有把铁路专家计算在内，据铁道部1953年的工作报告，仅1950年5月长春铁路公司正式成立以来，就先后聘请苏联专家1500人。

1956年10月波苏冲突时，苏联被迫答应撤退在波兰的军事专家，并在10月30日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表示愿意考虑撤退在其他国家工作的苏联专家。此事对在华苏联专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1957年2月6日，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我们需要苏联专家，但有些部门过去请得多了些，以后要严格控制。随后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

今后在聘请专家方面必须严格掌握精简的原则，凡可聘可不聘的坚决不聘，凡能缓聘的坚决缓聘。

中国改变聘请专家的政策，主要是从经济角度出发，目的是缩减聘请专家的庞大开支。另一方面，是对某些在军队和政府部门的苏联顾问有意见。

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就已经开始思考“以苏为鉴”和不能照搬“苏联模式”的问题了，因此再保留大量可能影响中国政策方针或体制建设的顾问显然是没有必要了。

1958年12月，苏联经济专家负责人符明转告中方，今后将严格按照派遣专家的新协定办事。过去中方往往在聘期届满时才提出延期问题，苏方为了满足聘请部门的要求，一般都同意先把专家留下来，以后再补办手续，今后，使馆没有权力这样做了。

由于执行新政策，苏联向中国派遣专家的数量逐年减少：1957年952人，1958年915人，1959年699人，1960年410人。再加上不断有专家到期回国，从1957年开始，在华工作的专家人数更呈现下降趋势。

在1960年8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几天之内撤走全部专家时，有些专家非常细心，他们在细节上帮助了中国。

苏联专家组组长谢列莫夫斯基上校对中国十分友好。1960年夏季，苏联专家驻中国国防部首席顾问巴托夫大将刚从莫斯科来到北京，就乘专机来到戈壁滩，名为看望大家，实为秘密布置撤离。

在欢迎宴会上，巴托夫大将突然指着谢列莫夫斯基宣布：“他明天就要回国了！”

这个决定太突然了，让大家都很吃惊。

当天23时，谢列莫夫斯基来到训练基地司令员孙继先的宿舍，对他说：

发给你们的材料都不能用，管用的都在我的笔记本上。隔几天，苏联的专家都要撤走，各自的笔记本也会统统带走的。你们赶紧连夜拍下笔记本内的内容，不必挑选，全拍下来。

孙继先感激地握着谢列莫夫斯基的手，激动得只说了两个字：“同志。”

随后，孙继先立即调动所有能拍照的中国技术人员到工作间作好拍照准备，并严格保密。

后来，孙继先把从笔记本上拍下来的资料拿到五院，与五院研究的资料一对照，证明谢列莫夫斯基的笔记本上的资料是正确的。

很多年后孙继先说起谢列莫夫斯基时，还说那才叫国际主义战士。

毛泽东强调要自力更生

1960年7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中苏关系。

在7月18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话。这时，苏联已经向中国发出照会，要撤走所有在华的专家。

因此，毛泽东在这次会上的讲话，是针对苏联来说的。毛泽东说：

现在全世界反华的最多只有10％的人，这里面包括反动派、半反动派、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半修正主义。90％的人是同情我们的，因为他们要革命。尽管一个时期好象是满天乌云，全世界都反对中国，跟1947年3月国民党进攻延安时一样，那个时候也是满天乌云。我们不要被这种假象吓倒了。

毛泽东接着自信地说：

当时谁如果给吓倒了，那就要站在蒋介石一边去了。现在呢，从去年以来反华表面化了，就是9月9日塔斯社声明发表以后就表面化了。依我看，越表面化越好，他放毒越多越好。多行不义必自毙，“多”是数量，“毙”是质量，到一定数量以后他就垮台了。所以我们不要被暂时现象吓倒。

这时，中苏关系已经严重恶化，苏联正在召回援华专家。毛泽东说这番话是意味深长的。他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坚贞不屈、永不言败的精神，更体现出中国劳动人民是“吓不倒”的。

毛泽东的讲话结束后，会场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毛泽东讲话结束之后，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开始讲话。

李富春在说到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批评中国的时候，特别强调中国要坚决实行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方针。

这时，毛泽东说：

十月革命以后，没有什么别的国家，更没有社会主义国家援助苏联，可是列宁就是开始领导苏联党和苏联人民进行建设。

斯大林搞工业化也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现在我们可能而且必须搞自力更生。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一国可以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可以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非要外国援助才行呢？我们要走列宁、斯大林的道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之所以在18日这一天强调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收到苏共中央16日交给中方的信，他们在信里提出要在7月28日到9月1日期间全部撤走在中国的苏联专家。

苏联所谓的“援助”，实际上是供给中国设备，中国向苏联出口东西来偿还。折合卢布的费用，这304项一共152亿卢布。

到1960年，中国已经还了72亿卢布，还剩下79亿卢布。苏联撕毁这些合同，意味着这近80亿卢布他们要赖账了，还没有完成的147个项目要全部作废了。

当时，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会讨论。与会者认为，我们应该把决心下在他们把专家统统撤走、所有援助的设备统统都不给、条约统统撕毁上。

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决定，要争取5年还清，要号召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勒紧腰带，要争这口气，要尽快把欠苏联的债全部还清。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上说：

不管怎么样，过去我们答应买武器弹药按半价的，现在我们还是按半价还债，一个钱也不赖。经济建设的设备也是一个钱不赖，欠多少还多少。因为这是苏联人民的钱，我们要对得起苏联人民，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他们帮助了我们。现在他们领导这么反华，但是钱是苏联人民的钱，还是全部还清。

毛泽东还说：

各地方、各部门要下决心把东西挤出来。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得多了，要勒紧腰带，争取5年内把债务还清。

毛泽东的话鼓舞了大家。

从此，中国大地掀起一股自力更生的热潮。

毛泽东说要铭记苏联的援助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苏联专家。

苏联政府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动，不仅打乱了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加重了中国当时的经济困难，还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这时，毛泽东显示出大度的胸怀，他在一次会议上坦诚地说：

我们不要忘记苏联党和苏联人民在历史上给我们很大帮助。现在不帮助了，我们只能采取自力更生、勤俭建国这个方针。非这样不可。不是可以这样，可以那样，而是非这样不可。我们既不能向赫鲁晓夫乞求，也不能向美国乞求。

毛泽东客观地评价了苏联专家对中国的帮助。有的专家在中国呆了七八年都没有回苏联，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挥洒着汗水，为中国的发展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早在新中国成立时，一些专家便从苏联远道而来，踏上了神州大地。

那是1949年底，尽管中国迫切需要苏联专家，但并没有及时做好接受专家的各项准备工作。

1950年，在周恩来领导下成立了苏联专家工作指导小组，日常工作由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和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杨放之主持。中方最先成立的苏联专家事务管理部门是“北京苏联专家服务局”，专门负责接待、住宿等生活问题。1954年12月，9名苏联女教师来人民大学任教，中方却一直没有得到通知，两位国家安全机关的专家已经到达北京，中国有关方面竟无人知道此事。

计划专家班高夫刚刚派到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工作不到1个月，苏联总顾问便通知将其调赴东北经济计划委员会工作。既没有同专家本人商量，也不征求计划局的意见。这些都是造成双方交涉困难，出现麻烦的原因。

为解决上述问题，中苏双方及时地加强了高层接触和交流。

1953年6月8日，周恩来接见苏联大使库兹涅佐夫和军事总顾问柯托夫、政府部门代总顾问布拉金，接受了苏方提出的今后统一由苏联大使馆办理各系统增聘、延聘、辞聘专家的手续的意见，并表示今后凡带方针政策性和涉及各部门全面计划性的工作问题，都吸收首席顾问或专家组长参加党委会议进行讨论。

6月13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等人提出：

为统一管理苏联专家工作，并负责对苏联专家的聘请和分配，建议政务院下设以伍修权为组长的专家工作小组，以及专家工作办公室和专家招待处，为专家工作小组的办事机构。拟于月内召集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讨论改进专家工作问题。

9月9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规定》。此后不久便成立国务院外国专家工作局，杨放之任局长，进一步加强了对专家工作的管理。

从1954年起，苏共中央的档案中也开始出现了有关专家工作计划的记载。

1949年6月27日，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刘少奇时表示：

我们已经准备好在最近按照你们的要求，派出一批专家。但我们应当谈妥关于专家的报酬。我们认为，如果你们是按照粮食价格向你们的专家提供报酬的话，对苏联专家也可照此办理。但是应当按照你们的优秀专家的高水平报酬标准提供给苏联专家。不能低于、当然也不要高于这个水平。鉴于我国的专家享有高工资，因此，如果需要的话，将由苏联政府向他们补足。

斯大林还说：

我们不容许苏联专家对中国专家和中国人民采取傲慢和轻视的态度。如果发现我国专家中的个别人有不良行为，请你们通知我们。正像人们所讲的，家中难免有丑陋之人，在好人当中也可能会发现坏人。不良行为将会败坏苏联国家的荣誉。因此，我们对此将进行警告、教育。必要的话，将进行惩罚。

刘少奇对“苏联人民国际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非常感动，指示陈云和薄一波“苏联专家临时薪资，暂订最高标准为2500斤小米”，另外，适当规定食堂伙食价格并设特别商店，对专家给予照顾。

后来，当苏联意识到专家来华必须做真正意义上的技术专家、而不同于安插在东欧国家的“顾问”时，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

苏方提出，在支付专家工资之外，中国还应支付一笔费用，做为补偿专家原所在企业所蒙受的损失。

后来，苏联政府表示，中方应按每人每月2000到4000卢布交付给苏联政府。

苏方的要价令中国政府大吃一惊，周恩来特意把《支付专家费用协议》第4条的相关要价的问题，同毛泽东进行仔细协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

如果每月用美元向苏联支付2000—4000卢布专家补偿费用，中国政府将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1950年2月12日，周恩来在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的会晤中向苏方强调：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每个专家的费用相当于每月10000至18000斤小米，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们每月只有3400斤小米，部长们只有2800斤小米。

在后来谈判中，苏方同意将补偿金降1500到3000卢布，但坚持应以卢布结算。

苏方还要求把在华苏联军士的报酬提高到低级专家水平，即每月应为他们支付1500卢布的补偿费用，苏方“甚至赞同，中方也应支付普通士兵的实际生活费用，而这笔费用不能算在应该补偿他们的差旅费之中”。

周恩来后来说：“算了，不和他们争了。”

大多数苏联专家在中国都非常勤奋，苏联专家在新中国建设初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还清苏联的全部贷款

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后，中国开始调整经济，以降低因苏联专家离开所造成的损失。

9月30日，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明确提出：

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听取和讨论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正式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8字方针。

会议认为，经济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是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因此，要求在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时，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经济。

会议确定，1961年经济工作要贯彻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首位的方针，要求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都支援农业。

会议要求，深入贯彻《紧急指示信》精神，继续做好整风整社工作。

在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着重强调恢复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的问题。

毛泽东提出：

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可能要搞半个世纪。今后搞几年慢腾腾，指标不要搞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

1962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至少30年不变。这个指示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由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从1960年冬以后一直是在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社会主义建设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此期间，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对内克服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并且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的人民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

到1964年，中国提前1年还清了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1965年10月以前，又还清了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中国还清了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

同年12月3日，外交部长陈毅接见日本记者时宣布，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

中国人民当时的骄傲和喜悦心情不言而喻。

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