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三司

1075年（熙宁八年）10月，神宗让沈括去主管三司。

三司是盐铁、户部、度支三司的总称。三司是宋朝管理财政的最高机关，地位十分重要。因此，三司的长官三司使又称“计相”。

神宗为了富国强兵，见沈括精明强干，又拥护变法，所以罢免了原来的三司使，让沈括去主管三司。

沈括雄心勃勃地走马上任，了解一下全国的财政情况后，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

一天，沈括有事去见神宗，神宗面有忧色地问他道：

“卿说说看，到底什么时候能下雨呀？”

沈括肯定地说：

“明天一定会下雨！”

神宗听了，脸上出现了笑容。

沈括走后，神宗身旁的侍臣对神宗说：

“陛下，外面烈日炎炎，晴空万里，明天怎么会下雨呢？”

神宗见侍臣这样说，心中也泛起了疑云。

是啊，前些天连日阴云密布，尚且没有下雨，而今云开日出，天晴气燥，怎么会下雨呢？

原来，沈括出使辽邦前后，全国许多地区因干旱和蝗虫造成了严重的灾荒，百姓流离失所，神宗寝食不安。汴京一带也难逃厄运，也同样是久旱不雨。为了普降甘霖，到处都有人在祈雨。

这时沈括对神宗说明天一定会下雨，侍臣们说什么也不相信，神宗也不知听谁的好了。不料第二天，真像沈括预言的那样，果然天降大雨了。

侍臣们望着滂沱大雨，佩服地说：

“沈大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真是神人啊！”

由于沈括热爱科学，钻研科学，掌握了天气规律，所以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不被表面的天气现象所迷惑。

沈括在三司主管全国财政长达一年零八个月。他呕心沥血，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为国家兴利除弊。

首先，沈括改革了陕西的盐钞法。

盐钞法是宋朝国家专卖食盐的一种措施。仁宗皇帝在位时，宋朝常和西夏发生军事冲突，陕西一带常屯有重兵，军费浩大，国库难以支付。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即盐钞法，办法是让盐商到陕西用现金换取盐钞，然后拿盐钞到产盐的解州（今山西解虞）去支盐，便可到各地去贩盐获利了。这样，不但国家增加了盐利，边费也解决了十之七八。

后来，盐钞法被破坏了，原因是国家财政困难，入不敷出，为了救急，竟大量印制盐钞，使得商人买了盐卖不出去，无人再肯用现金去换盐钞了。

沈括经过调查研究，发现盐的销售量大于需求量，是盐钞法被破坏的根本原因。于是，他建议少印盐钞。

沈括对神宗说：

“民间每年用盐不过三十五万袋，折合现钞二百一十多万贯。今后，盐钞发生应以每年二百万贯为定额。这样，供小于求，盐商见手中的盐能够卖出去，有利可图，自然踊跃认购盐钞了。”

神宗早已被财政拮据弄得心乱头疼了。如今见沈括有了筹集军费的办法，当然乐于听从了。

沈括改革陕西盐钞法不久，军费解决了，国库也增加了收入。神宗开始喜形于色了。

神宗见沈括确实有理财的才能，又向他询问钱荒的原因：

“这些年来钱币枯竭，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沈括早已把这个问题研究透了，他从容不迫地回答说：

“造成钱币枯竭的原因总共有八个。其中有两个原因是正常的：一是人口日增，费用日繁，钱币不足，不足为怪；二是钱币在水火灾害中丢失销熔，在使用过程中破碎磨损，这是无法避免的。另有五个原因，是可以而且必须设法防止的：一是民间用铜钱制造铜器，对付的办法是实行铜禁，否则，天长日久，铜钱将一个不剩，不止是减少而已；二是盐钞失去信用，富家储藏盐钞的都改为储藏钱币了，流通的钱币自然就减少了。改变这一现象的办法是稳定盐钞的价值。改革陕西盐钞便是从根本上加以解决的办法。盐钞是纸质的，体积小，重量轻，人们是非常喜欢用它来攒钱的；三是金银都被人们拿去制造金器和银器了，导致币路狭窄，应该用金银来辅助货币的流通，当做货币使用；四是官府库藏的钱币太多了，连一般的小县都在万贯以上。而钱是应该流通的，好比十户人家各有钱一万贯，如果把各家的钱集中到一个人的手里，即使过了一百年，仍然还是十万贯钱。如果十户人家都把自己的那一万贯钱用起来，则很快就能变成一百万贯了。因此，应该让钱不断地流通，不断地使用，避免钱币枯竭；五是百姓用铜钱私下到边境去买牛羊，使钱币大量外流，因此要禁止百姓私下贸易。最后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西部偏僻地区的百姓用铁钱私换羌人的马、羊。但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因为那里的铁钱本来就过剩，不如让它流入羌中，换回有用的战马和肉羊。同时，官府还可以对私人贸易进行征税，增加了一项收入。那里的钱币既然不过剩了，粮草的价格也将下跌，边防驻军的费用自然也就减少了。而流到外地的，只不过是一些多余的铁罢了。”

神宗听了，笑着说：

“卿对于理财，真是洞若观火啊！”

沈括的货币思想，核心是调节货币的流通量，使之与社会需求相适应。货币过多则会贬值，引起物价飞涨；货币过少则会影响货物的流通。另外如实行铜禁，稳定盐钞所值，开阔币路，增加货币各类，也都是为了这一目的。沈括的货币理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系统与完整。“钱是应该流通的”等见解，在欧洲直到17世纪才有人提出，比沈括要晚600年。

正当沈括大有作为，将他的货币理论付诸实践的时候，他的政敌，时任御史大夫的蔡确竟上书弹劾他，诬指他为保持个人权位，行事前后不一；私自跑进相府，结纳新执政的大臣；说话前后矛盾，反复无常。而神宗竟误听了小人之言，罢免了沈括的官职，将他贬到宣州（今安徽煊城）去做知州去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王安石变法之后，遭到了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开始时，神宗坚决支持新法。但守旧派在曹太后的支持下继续反对新法，越来越猖狂。1072年（熙宁五年）8月，太子中允唐坰（jiōng）捏造王安石罪名六十条，在朝堂上大声宣读。1074年（熙宁七年）4月，曹太后亲自出面，对神宗说：“祖宗法度，不宜轻改。”神宗经不住这些人的反对，开始动摇了。王安石感到很失望，主动辞去了相位。次年二月，王安石虽然再次出任宰相，但反对派攻势不减，而革新派内部又出现了叛徒。王安石的助手吕惠卿为了推倒王安石，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竟也千方百计地陷害王安石，甚至把王安石过去写给他的信都公布了。信中有“无使上知（不要使皇上知道）”的话。至此，神宗终于下了决心，于1076年（熙宁九年）9月，罢免了王安石，停止推行新法。

沈括是新法的积极支持者，守旧派怎能放过他呢？他们在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机会终于被蔡确找到了。

早在熙宁初年，王安石提出新役法时，规定过去豁免徭役的官僚地主、寺院地主和城市商人都要以钱代役，只有城乡的贫苦下户，可以免交役钱。但新役法在执行时，有的执行者故意破坏，有的执行者为了中饱私囊，使得新役法执行得走了样。如两浙一带，本来规定城市居民家产不满二百贯、农村居民家产不满五十贯的，可以不出役钱，实际上家产低于这些规定的，也都被迫出钱了。按照旧时的徭役法，贫苦下户虽然要服徭役，但也只是轮流摊派，并非年年有份，总还有个喘息的机会。自从新役法推行后，贫苦的下户反倒每年都要交役钱了，这和王安石的初衷是大相径庭的。

1076年（熙宁九年）11月，沈括上书神宗，为民请命，请求将两浙的税收总额减少五万贯，以免除二十八万余户贫民的役钱，并请神宗在全国各路均照此办理。

上书后不久，一天沈括因公事到相府去。这时，王安石已经罢相了，新任宰相吴充问沈括道：“新役法到底可行否？百姓有何反应？”

沈括道：“新役法倒没有什么不好，只是下面执行时出现了许多弊端。”

接着，沈括详细介绍了新役法的执行情况，并提出了免除下户役钱的建议。吴充听了，极表同意，当即写成奏章建议神宗采纳沈括的主张。

不料，1077年（熙宁十年）7月，蔡确竟以此事为借口，上书神宗，诬蔑沈括在王安石罢相后，为了保持个人权位，对新役法由拥护转为反对；私自跑进相府，结纳新任宰相，私献计谋，越职言事；先说减少两浙下户役钱，后又说免除两浙下户役钱，前后矛盾，反复无常。

其实，蔡确所罗织的这些罪状，都是站不住脚的。沈括建议神宗改革的，正是有碍新法推行、违反新法本意的弊病。沈括进相府是去办公事，吴充向他问起新役法他才提出建议的，并非私献计谋。三司之一的户部是掌管全国土地、户籍和赋税的，役钱是当时的重要财源，官吏的俸禄完全依靠这项经费维持开支，掌管全国财政的三司理当过问此事，沈括作为三司使，完全有权谈论役钱，决非越职言事。至于说到“减”和“免”的矛盾，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事后，沈括苦笑着说：

“按一路来说是减，按每户来说是除，减役钱和除役钱是一回事，有何矛盾呢？”

这样看来，沈括根本没有罪。

那么，神宗为什么会误听小人之言而罢免沈括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神宗已经变了，他连变法的主持人王安石都罢免了，何况王安石的追随者了！

沈括怀着忧郁的心情离开汴京，到宣州上任去了。一路上，他很痛苦。他觉得对不起母亲。他那“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愿终于落空了。其实，沈括无需自责，不是他无才干，而是神宗无魄力。

十六年前，沈括曾被派往宁国担任县令。如今，他又被贬到距宁国仅有百里之遥的宣城！十六年来的往事，一幕幕在沈括脑海中闪现：整顿司天监、主持军器监、出使辽邦、主持三司……沈括越想越觉得自己无愧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