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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一、决策与规划
- 毛泽东说：“我们可以藐视一切，但不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 周恩来说：“砥柱，就那么点大，竟然冲刷了如此多年，竟然还能屹立在那里。”
- 周恩来说：“有些问题，我们能够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后人会替我们解决的，总是一代胜过一代……”
毛泽东决心根治黄河
1952年10月，毛泽东在罗瑞卿、滕代远、杨尚昆、李烛尘、荣毅仁等陪同下，利用中央批准他休息一周的时间，沿黄河下中游溯源而上，对山东、河南和沿平原省境内最容易泛滥、决口以及防泛、引水灌溉建筑等，进行了深入的巡访调查。
10月27日15时，毛泽东在许世友和山东省、市委主要领导的陪同下，巡视了山东黄河在历史上频频决口泛滥的地段泺口方向。
毛泽东下车后，省委的领导立即向毛泽东介绍说：“泺口又名洛口，因为古泺水而得名，在济南市北历县境内，山东名泺，幽州名淀，泺与泊通，所以梁山泊也叫梁山泺。泺水源出济南市西南，北流至泺口入古济水也就是今天的黄河水道。”
省委领导接着对毛泽东说：
“历城北部沿黄河地区，是一段狭长的地带，其东西长104华里，南北宽3至5华里，有耕地面积25万亩，包括以泺口为重点的吴家堡、西沙、药山、新城、鹊山、华山、卧牛、坝子、娄家、河套、杨史道口，鸭旺口等15个小乡的十几万群众生活在这里。”
“自古以来，由于黄河的泛滥、变迁、改道致使泺口一带的河底淤高，地下水位上升，再加上汛期南部山洪下泄，小清河排泄不及顶托倒灌，使这里15万亩土地越变越坏。历城旧县志已有‘野生碱卤，地尽不毛’的记载。”
直至解放前，这里还流传着反映黄河水患的一首歌谣：
春天一片霜，夏天明光光。
豆子不结荚，地瓜不爬秧。
毛泽东听到这里，他说：“黄患！把这里的人民搞得太苦了。”
停了一下，毛泽东又问：“济水源出何地？”
山东省委领导说：“据汉书《地理志》和《水经》记载，济水自河南荥阳以北，分黄河东出，流经原阳县南、封丘县北，至山东定陶县西，折东注入巨野泽。又自泽北经梁山县东，至东阿旧治西，自此以下至泺口，就归入了现在的黄河河道。”
毛泽东接着问：“泺口从古以来就常常淤断么？”
省委领导继续说：“对，是这样的，自泺口以下至海，略令小清河河道……金代以后，自汶口至泺口一段遂成为以汶水为源的大清河。《春秋·桓公十八年》：‘公会齐侯于泺’，南宋初，伪豫堰泺水东流，因此，自堰以东，就形成了最容易泛滥的地段。自古至济南解放前，这里曾经发生过数不清的屡淤屡断、屡断屡疏的情形。甚至还发生过决口以后，连续七八年到20多年都堵不住的灾难。为了制止这种恶性循环，我们在此修了堵大坝。”
毛泽东听到这里，他面向泺口，凝视着奔腾下泻的黄河水势，甩开许世友独自在堤坝上走来走去地思考着：“七年、八年、甚至二十多年都没有堵住这个决口！给山东历县人民造成这么大的黄患，但长达20多年都没有堵住这个决口的原因在哪里呢？”
许世友走过去问道：“主席，您在想什么？”
毛泽东说：“我想，用引黄河水的办法，把那首民谣中所说的‘一片霜、明光光、不结荚、不爬秧’的十几万亩卤碱地，改成稻田种水稻，变害为利行不行？”
许世友高兴地说：“好极了，给他们说说去。”许世友将省、市委的领导招呼过来。
毛泽东对随行人员说：“历县泺口，自古以来的黄河道，屡次淤断，屡次修复，自从你们修了这堵大堤坝以后，那种在历史上屡淤屡断，屡断屡疏的恶性循环不见了。这样的事情，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才能做到。如果用引黄河水的办法，将泺口这一带的十几万亩卤碱地，改为稻田就更好了。”
省、市委的领导们说：“我们一定试试看。”
其实，早在1947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那片厚重的革命圣地上和黄土地上转战的时候，他虽然日理万机，但仍然关注着黄河。
毛泽东在新中国诞生之前，他就将根治黄河的心愿深深地埋在了心底里。
有一次，在部队进驻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小镇时，毛泽东着手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重新修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后，就未经组织批准，带上几个警卫，偷闲地奔赴葭县城看黄河去了。
毛泽东在黄河岸边，注视着奔腾下泻的一团团黄色的水雾，不由得百感交集，突然大手一挥，自言自语地说：
自古道，黄河百害而无一利，这样的言论，是因为没有站在高处看黄河的缘故。站低了，便只见洪水不见河流。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啊！不谈五千年，只论现在，没有黄河天险，恐怕我们在延安还呆不了那么久……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利用黄河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那时，对黄河的评价就要改变了！
毛泽东还说：
我们可以藐视一切，但不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黄河的事业，是从1946年开始的，在解放战争年代，渡过了艰难的岁月。
10月29日14时，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副主任赵明甫，河南省黄河河务局局长袁隆等带着为解决黄河下游的防洪问题，兴修“邙山水库”的全部计划，来到了开封中共河南省委会议室里，将根治黄河计划示意图钉到了墙上，准备向省委汇报。
在这时，他们突然听说中央领导要来开封，于是回机关后立即将《黄河形势图》、《邙山水库图》、下游离洪及有关重要资料，都找了出来。
袁隆又想到：“中央领导既然要看兰封黄河，很可能还要看开封黄河。”于是，他急速给开封修防段张金斗也打了一个招呼。
10月29日17时，毛泽东一行从山东出发，经江苏的徐州市进入河南兰封县境。
省委书记张玺对下车的罗瑞卿说：“我们今天想请毛主席到开封去。”
罗瑞卿说：“这个不必提了，主席怕打扰，原来不让通知你们，但经我们商量后，还是临时告诉你们一下好，主席今天在徐州游了黄河大道和云龙山的文化古迹，很疲劳，已经休息，今晚不见你们喽，明天早晨，请你们来这里就餐。”
当夜王化云对袁隆说：“毛主席来了，他来视察黄河，明天先看东坝头，你是河南黄河河务局长，由你向毛主席汇报河南治黄情况；全河的情况，由我来汇报。”
30日7时，距专列约一、二里处，有个小山村。正是清晨，薄雾正在消散，农家炊烟已袅袅升起，鸡犬之声偶有相闻。踏着晨露，毛泽东向小村走去。
打谷场上有老少两人，都穿着北方农民那种黑夹袄，像是父子。他们知道来人是“大干部”，但没有认出是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们交谈起来，问道：“今年收成怎么样？”
年轻的庄稼人脸上露出笑说：“还行。”他把夹袄折得更紧些，早晨有些凉。
老些的农民回答说：“这里土不行，盐碱地多，有的庄稼长不好，收成也不好。”
毛泽东又问：“够吃吗？”
他们说：“还行。解放了，劳动为自己，只要精耕细作，口粮准够。”
毛泽东顺口说道：“要改造盐碱，低洼地，粮食产量一定能提高。”
老些的农民听得认真，有些不信：“能行？”
毛泽东肯定地说：“能行。”而后向农民简单通俗地讲解了治沙、治盐、治碱的办法。
两个农民颇为惊奇地注视面前这个说湖南话的人，不住点头。但说到最后，毛泽东还是离开“具体”，说出面对全国农民的话：
要靠农民组织起来，生产形式要大些，才能解决农田改造的工程。
也许两个农民始终没有或者很快就知道对他们说话的是谁，但那一刻，他们的脑子里转得更多的还是翻淤压碱、造林固沙的细节，穿制服的大干部也懂庄稼活？
握手之间，毛泽东已迈着大步，走过打谷场，朝一个土山坡走去。土坡上面是块平地，住着几户人家。
毛泽东一掀那块打着补钉的棉布帘，一猫腰钻了进去。屋里黑洞洞的，从外面进来，好半天才看清里面是个大土炕，还有锅台，在锅台原先贴灶王爷的地方，贴上了一张挺新的毛泽东像。看得出，这肯定是个翻身户，也是省里的领导特意挑选的对象。
毛泽东在屋里唯一的一张长板凳上坐下，和坐在炕上低头掰玉米粒的老太太聊起来：“你家里的其他人呢？”
老太太头也不抬地回答着：“儿子当兵去了。”她手里不停地脱着玉米粒。
毛泽东接着问：“还有什么人哪？”
“老头子一早起来，就去赶集啦。”
“打得粮食够吃吗？”
“打得不多，盐碱地不爱长。”
看来女主人不善谈，眼睛也没离开过她赖以生存的玉米棒子。毛泽东抽完一支烟就告辞了。
出了黑屋，毛泽东又顺着原路下坡，李银桥和另一位副卫士长孙勇急忙过来搀扶。就在下坡的当口，从背后突然传来一声吆喝：“毛主席，您来啦！”
众人一惊，都回头去看：原来是一个瘦高个儿的老年妇女，站在土坡边沿，情绪有些激动地朝着这边张望，那一声喊，颇有些情不自禁。
毛泽东也驻足回首，脸上露出笑容。他干脆回转过身，向老人上下摆了摆手。
老人看清了打招呼的人，快活地扬起双手，脸上满是笑。忽然她又说了一句话，把大家带进云里雾里。她在说，又像在问：“毛主席呀，斯大林来了没有哇？”
人们愣了一下。包括毛泽东在内，都哄堂大笑起来。看来，在当时许多与外界联系不多的乡村里，总是把毛泽东的名字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罗瑞卿笑够了，冲大家说了一句：“哈，这位老太太还真有点国际主义精神哩。”
于是人们笑得更响了。
毛泽东从农家回到专列，而后就餐，突然间，他又移动位置，来到王化云的对面，对他问道：“你叫啥子名字？”
“王化云。”
毛泽东接着问：“你是啥子时候作治黄工作的？过去作啥子工作？”
王化云说：“过去在冀鲁豫行署工作，1946年3月到了黄委会。”
毛泽东笑着说：“化云，变化为云，再化而为雨，这个名字好。半年化云，半年化雨就好了。”
就餐后，毛泽东进入会客厅，分别先就一些问题让大家谈了看法。然后毛泽东说：“你们河南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就谈这些吧，我在北京就听邓子恢同志讲，河南这几年工作搞得是不错的喽。下面主要应谈谈对黄河治理的事情，黄河的事办不好，我是睡不着觉的……这是中心问题，我想听一听这几年在治理黄河的问题上，对黄河下游修堤、防汛，上中游水土保持，干流勘查、调查，特别是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和龙羊峡发电站……都有些啥子打算？”
张玺说：“主席要了解更详细的情况，恐怕我们谈不清楚，是不是请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同志来汇报？”
毛泽东说：“好、好，还是请你们那个‘黄河’来说最好。”
随着毛泽东的询问，王化云开始滔滔不绝、有问必答地汇报了起来……
11时10分，毛泽东的专列将至兰封黄河大堤里，王化云报告说：“主席，东坝头到了，今天暂时谈到这里吧。”
毛泽东看着王化云说：“三门峡这个水库修起来，把几千年以来的黄河水患解决啦，还能灌溉平原的农田几千万亩，发电100万千瓦，通行轮船也有了条件，是可以研究的。”
毛泽东随即赴兰封县黄河大堤东坝头巡视。
这里的堤段宽阔，堤面上堆了许多备用的土方。防汛人员正在检修堤坝，民工们三三两两在抬土、打夯。有几个技术人员手持一根三米长的钢棍，正向堤面深部刺下去。
毛泽东不解，问治黄负责人：“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治黄负责人立即招呼一位工程师模样的技术人员过来：“你给毛主席汇报一下，这是在干什么。”
这位技术人员有些紧张，一边模仿打洞的动作，一边报告说，这是在探鼠洞。因为鼠洞是黄汛期决堤的重大隐患，如果鼠洞多了，洪水一来，灌进鼠洞，堤面就会软化下塌，导致决堤。看来这不是件小事。
毛泽东更加详细地询问：“怎么个检查法呢？”
技术人员又就近招呼一个正在探洞的工人过来，接过钢棍给毛泽东做示范，边做边说：“我们用双手将钢棍向下刺去，提拉一下，如果遇到鼠洞，就有空空的感觉，这样来回地刺……”
毛泽东兴趣不减地问：“知道有鼠洞，又怎么办呢？”
探洞工人说：“有鼠洞我们就将钢棍刺入的洞搞大，暴露鼠洞，然后把水泥浆灌进去，让它填满。这样来不及逃走的老鼠就会被浇固在洞里，水泥一干，也就加固了堤坝。”
毛泽东说：“好，我来试试。”说着，他从技术人员手中接过钢棍，把袖口一卷，就试了起来。
看来这个活并不费力，不到两分钟，毛泽东就在堤坝上打了一个洞，有一米多深。
毛泽东提拉几下：“可以，这个办法简便易行。”他表扬了技术人员。
技术人员满脸泛红，说话也自然多了：“这是我们的小小发明，别的地区还来我们这里取经呢。”
毛泽东站在东坝头的堤岸上，向对岸张望，用手指了一下，问身旁的人：“那是什么地方？”
那人回答说：“那是西坝头。”
来此之前，毛泽东看过有关黄河的历史资料，这时他问道：“清咸丰年间，清政府为了对付太平军是在哪决口的？”。
治黄领导肯定地说：“就在这东坝头。”
毛泽东到达开封，转乘汽车来到了柳园口。他站在堤岸上，向远处眺望，隐约可见的开封古城尽收眼底。而这里河道的水平面竟与开封铁塔处在同一水平位置。这就是悬河。
防汛人员讲，此处堤段如果决口，水的落差有10米之巨，黄河如在此决口，那整个开封古城将被埋在滚滚黄水之中。
黄河是一条四季分明的河。基本上是夏涝冬枯。而秋风秋雨之时，无数文人墨客会聚此一吟愁绪。其实此时的黄河是惊心动魄的。它在咆哮，在疯狂，一股脑向人间发泄着。
随着滚滚黄流奔腾而下，毛泽东自然想到古人，随口吟哦道：
黄河远上白云间……悬河原来如此。
陪同的治黄负责人向毛泽东介绍说：“这里是黄河防汛最重要的地段。全国解放后，还没有发生过大的险情，我们也决不会让它重演历史上的惨事！”
毛泽东看见这里防汛人员的住处就建筑在堤坡上，大有与河堤共存亡之势，信服地点点头，又问道：“历史上，这段黄河在最大洪峰时，流量是多少？”
陪同的领导说出一个巨大的数字后，又补充道：“清王朝时，有个民谣，描述过一次大洪水的情况：道光二十三，洪水涨上天，冲走太阳渡，捎带万锦滩！可见洪水之大。”
毛泽东倒背着手，不再言语，秋风轻轻掠过他的黑发，吹起他眉间的一层层忧思……
黄河是一条母亲河，又是一条忧患的河。千百年来，它从中上游的黄土高原出发，将十几亿吨的泥沙携带而下，许多泥沙淤积下游河床，形成高于地面的悬河，黄河经常改道，洪水泛滥所至，北到天津，淤塞破坏海河水系，南至淮阴，淤塞破坏淮河水系。
多少代炎黄子孙，曾将根治的目光投向它，而最终都落得个摇头叹息，无能为力，它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难治理的河。
新中国成立之后，领袖们再次将目光投向黄河。毛泽东第一次离京巡视的就是黄河。
10月31日，在离开开封时，毛泽东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
经过毛泽东休息7天对黄河的深切关怀与努力，使黄河治理规划由原来的“黄河水利规划”提高到了“黄河综合治理规划”的水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全面治理黄河的“规划”和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作出“黄河综合治理规划”的决策，做好了充分准备。
1953年2月15日，毛泽东启程去南方巡视，主要去视察长江，并顺路到郑州看一看黄河的情况。专列开动后，毛泽东看着图纸上的三门峡，问随行的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三门峡水库修起来，能用多少年？”
王化云说：“如果黄河干流30个电站都修起来，总库容约占2000亿至3000亿立方米，这样算个总账，不做水土保持及支流水库，也可以用300年。”
毛泽东笑了：“300年后，你早就有重孙子了。”说得王化云也笑了起来。
毛泽东呷了口茶，又问：“修了支流水库，做好水土保持能用多少年？”
王化云说：“用1000年是可能的。”
王化云是极力主张修大水库的，他很希望毛泽东此时能拍板定下来。
但毛泽东在大事上是谨慎的，在没有弄清利弊关系之前，他不会轻易拍板。他的提问却使王化云始料不及。
毛泽东问：“那么1050年怎么样呢？”
“这……”王化云搔起头发，脸上红了一下：“到时候再想办法。”
毛泽东发出一种胜利者的笑声：“恐怕不到1000年就解决了。”他抽着烟，思路又回到现实，问：“三门峡水库定了没有？”
王化云回答：“还没有定。”
毛泽东：“三门峡水库有四个方案，你认为哪个最好？”
王化云说：“修到360米这个方案最好。”
毛泽东接着问：“那么多移民往哪里移？”
王化云回答：“有的主张往东北移，那里土地肥沃，地广人稀；有的主张往海边或者绥远移；有的则主张就地分散安置，不一致。”
毛泽东问：“你主张移到哪里？”
王化云说：“移到东北去，对工农业以及国防都有好处，就是多花点钱我也主张移到东北。”
毛泽东将视线移到图纸上，盯着三门峡的位置看了许久，说：“我再问你，三门峡水库修好后，黄河能够通航到哪里？”
王化云回答：“能通航到兰州。”
“兰州以上能不能通航？”
“目前还没有考虑。”
毛泽东再次陷入沉思……
1954年2月某日，毛泽东由南京回北京的途中，为检查指导《黄河综合治理规划》问题，特地落宿在郑州北站的专列上。
这天却恰巧下起了漫天纷飞的鹅毛大雪，瞬息之间，就铺天盖地把大地上的一切都覆盖起来了。
毛泽东主要听取了赵明甫对于“黄河综合治理规划”和水土保持工作的汇报。结束时，毛泽东指着《黄河综合治理图》对赵明甫说：“这图是否可以给我？”
赵明甫说：“欢迎主席审阅。”然后就将图交给了毛泽东。
1954年6月，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
1955年5月7日，国务院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研究了黄河规划问题，国务院和中共中央认为。这个规划虽然还只是一个轮廓，它的具体工程和项目中的许多地点、数字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确定，但是它的原则和基本内容是完全正确的。并决定提交即将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讨论。
同时，又决定由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代表国务院在第一届二次人民代表会议上作《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
1955年7月5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了。
7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代表国务院在会议上作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
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提议，请求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采纳黄河规划的原则和基本内容，并通过决议要求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全国人民，特别是黄河流域的人民群众一致努力，保证第一期工程按计划实现。
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一致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批准了黄河综合规划的原则和基本内容及近期实施计划。
成立三门峡水利工程局
1955年12月，国务院决定成立黄河三门峡工程局，任命刘子厚为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局长，王化云、张铁铮、齐文川为副局长。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在国家百废待兴的形势下，周恩来为了创建一支机械化的水利施工队伍，培养出技术一流的人才，建设成高质量的工程，他要求将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作为培养队伍的大练兵场、大军校，并一直关注黄河三门峡这支水利施工队伍的组建。
周恩来要求水利部、电力部李葆华、刘澜波两位部长推荐有经验的领导干部、技术全面的工程技术人员，选派到三门峡去。
刘子厚当时是湖北省较年轻的省长，有领导治理长江荆江工程的经验。
刘子厚1909年生，河北省任县人，192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1929年至1937年在河北省任县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参加组织并领导冀南暴动、为主要负责人之一，任中共任县县委书记，中共冀鲁豫特委冀南地区特派员，中共冀南滏西特委组织部部长、军事部部长，中共滏西特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兵运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
1935年，刘子厚参与领导发动冀南农民暴动，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任队长。1936年将游击队扩大成立华北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一师，任师长。率部在冀南进行抗日反蒋游击斗争，扩大了抗日救国宣传。
1937年至1941年，刘子厚任中共豫南特委统战部部长兼军事部部长，中共鄂豫区委委员，中共鄂豫区信应地委书记兼新四军信应游击总队政治委员。
1941年“皖南事变”后，1941年至1945年任新四军第五师第二纵队政治委员，鄂豫边区行政公署副主任、党组书记。参加创建发展鄂豫边抗日根据地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1945年至1949年，刘子厚任中原行政公署副主席，鄂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中共鄂西北区第四地委书记兼鄂西北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鄂豫区委副书记兼鄂豫行政公署主任。参加了中原突围和转战大别山的解放战争。
1949年5月至1951年8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兼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1年8月至1952年11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副书记兼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2年11月至1956年11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1952年9月至1954年1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2年12月至1954年11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
第一副局长王化云1908年生，河北馆陶人。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冠县县长，鲁西行署、冀鲁豫行署处长，冀鲁豫边区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
建国后，王化云历任水利部副部长兼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河南省第五届政协主席。是第一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长期致力于治理黄河工作。
王化云先后提出了“除害兴利、综合利用”、“宽河固堤”、“蓄水拦沙”、“上拦下排”等治黄措施。
王化云在治黄实践中，还十分重视古代治黄技术经验的借鉴和利用，同时又不断改革发展和创新，以毕生精力为治黄事业做出不懈努力。
在解放战争期间和新中国建立初期，王化云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下，提出“宽河固堤”的治河方针，在旧社会遗留下来低矮残破、千孔百疮的堤防基础上，发动组织沿黄人民群众，大力复堤整险，加固堤防，整治险工，强化人防。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一手拿枪，一手拿掀”与蒋军和黄患展开殊死搏斗，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终于战胜了1947、1948、1949年发生的大洪水，彻底粉碎了国民党政府策动的水淹解放区的阴谋，迎来了新中国诞生。
1950年，王化云又提出“依靠群众，保证不决口，不改道，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建设”的方针。从50年代起，在国家财力、物力大力支持下，他亲自领导，对黄河下游实施了三次大规模修堤工程，全力加高培厚堤防。
由于王化云精通黄河的历史和现状，毛泽东风趣地称他为“黄河”，后来人就尊称他为“老黄河”。
张铁铮1910年9月出生，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县人。1933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任北平反帝大同盟东区书记。1937年春在北平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抗日战争开始后，张铁铮先后任太原平津流亡同学会交际干事、冀游司令部秘书、主任。1940年在一二九师轮训队学习后，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建设厅工商科科长、工商第五分局局长。194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东北解放后，先后任东满铁路局秘书长，东北铁路佳木斯办事处主任，丰满水电局局长、党委书记。1950年8月后，历任中央燃料工业部水电工程局副局长，水利电力部水利水电建设总局副局长。
经过电力部的推荐，张铁铮被选定担任黄河三门峡工程局的副局长。
齐文川，1915年1月出生于河北省鹿泉市牛山村。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11月转为中共党员，曾任井陉三区区委组织委员、井获联合县科长、四区区长职务。
1940年8月，齐文川任建屏县第一任县长，1941年8月任中共正定县委书记，1943年3月返回建屏县任县委书记。1944年12月调地委工作，1948年南下后到河南，曾任洛阳市委书记、郑州市纺织机械厂党委书记、省人民政府基建局局长、省委工业部副部长。
齐文川当时是中共河南省委，分管基本建设的领导工作。
黄河三门峡地处河南省，需要有地方领导参加，有利于工作的开展，经河南省委推荐，齐文川被任命为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副局长。
另外几位副局长还有：
谢辉，1909年出生于山东莒县，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山东省民政厅厅长、省委工业部部长。
马兆祥担任黄河规划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三门峡工程局驻京办事处主任，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副局长。
王英先1956年从湖北省恩施地委调来三门峡工程局工作，开始担任筑坝二分局党委书记，因工作出色，1958年提升为工程局副局长。
刘书田原为湖北省荆州地区青委副书记、湖北省共青团校校长，1956年转入水电部门工作，历任三门峡工程局劳动工资处处长、工程局副局长等职。
秦定九是1957年从福建省南平专员任上调来黄河三门峡工程局的，开始担任局工会主席，筑坝二分局党委书记，于1959年12月被任命为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副局长。
中共黄河三门峡工程临时工作委员会经中共河南省委批准于1957年在三门峡正式成立。第一书记为刘子厚，第二书记为张海峰，成员有王化云、张铁铮、齐文川。
1959年，经中共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选举成立了中共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委员会。先后担任书记、副书记的有刘子厚、张海峰、齐文川、秦定九、肖文玉、王干国、赵文华等。
当时担任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总工程师的人选，都是从全国水利水电部门选任的知名学者和专家。
总工程师汪胡桢是从水利部北京勘测设计院被选调来的，此前他是北京勘测设计院的总工程师。
汪胡桢1915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二中学。1917年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毕业后，任全国水利局技士，不久回母校任教。后赴美国康乃尔大学深造，1923年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
回国后，汪胡桢历任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教授。1929年任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设计主任工程师。1934年应聘为整理运河讨论会总工程师。1935年任经济委员会水利处设计科科长。
抗日战争时期，汪胡桢受中国科学社之聘编译书籍。抗日战争胜利后，任钱塘江海塘工程局总工程师兼副局长。1950年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又任治淮委员会委员兼工程部部长。
1951年，汪胡桢任佛子岭水库工程总指挥。1955年任水利部北京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黄河三门峡水库工程局总工程师。
三门峡工程局副总工程师李鄂鼎此前是四川省狮子滩水电工程局的总工程师。
雷鸿基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工程总队主任工程师，1956年调任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副总工程师。
自黄河三门峡工程局领导班子成员的任命通知公布后，工程局于1956年1月2日在北京北郊六铺炕开始办公。
工程局的局长、副局长第一次会议就在这里的一间会议室由局长刘子厚主持召开。
在会上，他们对承担的任务认真地进行了分析研究，每个成员都作了明确分工，他们认真理解周恩来“建坝育人”的指示精神，更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决心认真学习，努力工作，不辜负中央领导的重托，把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好，将队伍组织好、带领好，为培养出一支现代化的水利施工队伍而尽职尽力。
1956年下半年，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陆续组建起以局长为首的施工指挥部、施工管理的各个处室，以及以总工程师为首的施工技术指挥系统。
为了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经河南省委批准，成立了中共黄河三门峡工程局临时委员会，并建立了相应的办事机构和群团组织。
周恩来到三门峡工地
1958年4月21日，周恩来轻步踏过悬横在三门峡神门岛上的钢索吊桥，来到已经切去半边的神门岛。
周恩来挺身站立在高出水面数米的峭壁上，迎着峡谷的风，展望这征服黄河的伟大壮举。一边是滚滚黄水，一边是沸腾着的大坝浇筑现场。
早在1952年，毛泽东第一次出京视察就来到了黄河，并发出了“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
周恩来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他组织全国著名的专家学者，并聘请了苏联的水电专家，对黄河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技术论证。
经过几年的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绘制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治理黄河的规划蓝图，并于195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治理黄河的规划报告，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列入了全面治理黄河的首批工程。
1958年4月21日，正是举世瞩目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宣告开工的1年零8天。
此时，当周恩来俯视这里一切的时候，与往日相比已经大大改观了：原来的三个石岛已经有一个半被削去了；三股大水融合而为一股，缓缓地从大坝流过；那古老的娘娘河和巍峨的梳妆台已经消失了，而如今巍然屹立着高大的围堰，它和下边的隔墩、隔墙连接在一起，横卧在峡谷中。
如今，广大的工程建设者又立下了志愿：
提前一年拦洪，提前半年发电，提前一年竣工！
周恩来望着已经被劈开的神门岛的另一端。
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局长刘子厚向周恩来介绍说：“将来截流的时候，将有一股水从这里流出去，这样可以降低水位。”
周恩来点点头说：“这个地方是不是要修一个闸门？”
刘子厚回答说：“是的，是要修个闸门。”
9时，周恩来和彭德怀、习仲勋来到了三门峡。当火车在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所在地史家滩上面的山崖上停下来之后，周恩来就和彭德怀徒步走下了盘旋路，顺着70多米高，坡陡40多度的山坡走了下来。
汪胡桢总工程师向周恩来介绍了工程以后，他们就开始走向工地。
当正在忙碌着的人们听说周恩来到了三门峡以后，他们都把目光投向了神门岛上端。
大家看到，周恩来穿着一身银灰色的服装，迈着矫健的步伐，沿着神门岛的木梯一级一级走下来。
人群立即围拥过去。
周恩来慢慢地从人群中穿过向前，他踏上跑道站到了电站与泄洪孔之间的隔墩上，看了看已经浇筑的混凝土，又看了看正在绑扎钢筋的大坝廊道。
这时，有一位身穿工作服的青年干部上前同周恩来握了握手。
周恩来问：“你叫什么名字？”
青年干部回答：“刘冠三。我刚才是在大坝基坑里操纵风钻的，听说您来了，特地来看望您。”
周恩来问刘冠三：“你是下放干部吗？”
刘冠三回答说：“是做青年工作的。”
周恩来问：“学技术了吗？”
刘冠三回答：“学了一点。”
随后，周恩来和彭德怀从隔墩上走了下来，有几个青年姑娘簇拥过来。原来她们早就等候在这里了，她们是这里的清理工。
她们见了彭德怀，就认真而又略显稚气地向彭德怀突然立正高声说：“元帅，您好。”
彭德怀笑着同她们一一握手，问道：“你们都是转业下来的吗？”
姑娘们齐声答道：“是！”
彭德怀笑着说：“好啊！有这么多转业军人在这里，三门峡一定能很快建成。”
周恩来转过身来问她们：“你们都是下放来的吗？”
“是！”
“做什么工作？”
陈贵云和丁隆光说：“清理工。”
周恩来风趣地问：“你们哭没哭啊？”
几个姑娘一齐回答说：“没有！不信您问我们的刘局长，他可以作证。”
刘子厚笑着说：“我可以作证，她们都没有哭。”
接着，周恩来沿着隔墩往下游走去，在一台由号称乌拉尔巨人改装的三立方吊车旁又停了下来。
周恩来看着吊车司机室里的青年技术员王华生，问道：“你工作几年了？”
当时马达正在轰鸣，王华生几次都没有听清周恩来说什么。
周恩来再一次提高嗓音重复问着。
王华生回答说：“工作6年了。”同时又伸出双手打了手势。
周恩来绕过混凝土隔墩，在三门峡叫张公岛的一个乱堆上停下，他俯视着左岸正在浇铸和清理坝基的现场，问刘子厚：“对面是什么岛？”
刘子厚回答说：“人门岛，现在只乘一个角了。”
周恩来又问：“哪个是神门岛？”
刘子厚指着最高的那座混凝土工程说：“纵围堰上边就是。”
周恩来接着问：“哪是娘娘河呢？”
刘子厚指着说：“就是推土机工作的地方。”
大家从张公岛再往南边，就是施工中临时架设的跨河浮桥了。
周恩来走上浮桥，在桥当中停了下来，他依着栏杆，迎着滚滚向东去的黄水，再次眺望三门峡中耸立的石岛和沸腾的施工现场。
周恩来看着屹立在河中心的中流砥柱问道：“砥柱上的诗还有没有了？那是哪个朝代的诗？写得什么？现在还能不能看见？”
刘子厚一一回答着周恩来提出的问题：“是唐太宗作的诗，魏征写的字。年代已经很久了，诗也被风化得看不清了。”
三门峡河中有两座石岛，将黄河分为三股激流，由左至右，分别称为人门、神门、鬼门，“三门峡”由此得名。
其下约400米，又有三座石岛挺立河中，右为中流砥柱，即古籍所载大禹治水“凿龙门，劈砥柱”的中流砥柱，中为张公岛，左为梳妆台，洪水之际，浊浪排空，惊心动魄，是黄河潼关以下最险恶的地方，素有“三门天险”之称。
每次舟船从“人门”过峡，必须对准下游中流砥柱石直冲过去，方能脱险，否则必有船翻人亡之祸。
周恩来望着无数巨龙般扭在一起的河水飞旋而下，然而一撞击突兀而立的中流砥柱，便粉身碎骨，化作千万朵雪团般的浪花。
周恩来看着砥柱中流，他若有所思地说：“砥柱，就那么点大，竟然冲刷了如此多年，竟然还能屹立在那里。”
接着周恩来指着“三门”又问道：“三门中哪条河是主流？”
刘子厚告诉周恩来说：“神门河是主流，流量最大，水也最深。发电站的石址就在那里。”说着他拿手指了指前面大坝的位置。
周恩来详细地看了三门峡的地形后，非常满意地说：“地址选择得好啊！就像长江三峡一样。”
周恩来走到右岸，走上了一个陡坡。这时修筑公路的工人已经开始在路旁休息吃饭了。
周恩来向他们面前走去。
民工任聚山、李长河一手拿着馍，一手端着碗。周恩来问他们都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告诉周恩来说是从临汝县、宝丰县来的。
周恩来问：“来几年了？回过家没有？”
几个民工一边吃着饭一边毫无拘束地回答说：“1956年来的，没有回去过。”
周恩来详细地问他们：“一天吃几顿？一个月多少工资？一个馒头多少钱？每月除吃还能剩多少钱？”
另外，周恩来还问到他们的文化学习情况，嘱咐他们抽空学习。他说：“将来三门修好了，文化也要学好啊。”
周恩来离开民工看了看隆隆轰动着的一级水泵站后，来到正在安装机器设备的空气压缩机厂房。他看到工作着的技术工高洪裕，问：“你的工作什么时候完？”
高洪裕回答说：“快完了。”
这时，周恩来发现高洪裕背后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年青徒工，就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从什么地方来的？”
那个年青人回答：“我叫沙俊祥，江苏宜兴人，从狮子滩来的。”
周恩来说：“宜兴出陶瓷，有沙子，正好同你的姓一样，这里也是出沙的。”
一句话引得大家都笑了。
周恩来又问了沙俊祥一些日常问题以后，他拍了拍沙俊祥的肩膀说：“你可以以天下为家了，好好跟师傅们学习技术。”
周恩来边走边问动力分局主任工程师钱汝泰：“你管什么？”
钱汝泰回答说：“管风、水、电。”
周恩来笑着说：“风、雨、雷、电四大金刚，你就管了三项哪。”
周恩来回到厂房门口的时候，看到了女学工王秀荣。她是动力分局管机维修班的。
当周恩来同王秀荣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睁得大大的。
周恩来问：“你是从哪里来的。”
王秀荣回答说：“我是河北行唐县人，从官厅来的。”
周恩来又问：“学会了技术没有？”
王秀荣回答：“简单的会，复杂的还不会。”
周恩来和蔼地对王秀荣说：“这么多的老师傅，你要向他们学。”
在周恩来的日程表上，有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就是黄河治理问题。他的策略是把黄河大堤加高加厚，以治标辅助治本。
1950年政务院讨论治淮工程时，有人就提出为何不同时治长江、黄河、汉水？
周恩来说，原因是淮灾最急，而要治黄也不是那么容易，要有更大的计划，不是一年内勘测得清楚的。我们现在做任何一件事，必须要有材料，没有材料，盲目干就会出乱子。他还举了过去解放区有一位热心人在河北平原修运河，修到中间遇到沙滩而不得不半途而废的故事，说明没有充分的材料是不好随便下手的，需要知识，需要材料，需要勘察，需要统计，需要技术，总起来说需要时间。
1952年3月29日，他写信给毛泽东并其他领导人，请他们审阅批准1952年的水利工作决定。
1953年是我国由经济恢复阶段走向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第一年。苏联政府援助我国建设的156个项目的主要部分正在磋商。
在水利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要求下，经周恩来与苏联政府商谈，决定将根治黄河列入苏联援助项目。
1954年1月，以苏联电站部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为组长的专家组来华。他们在研究了中国各方面准备的基本资料后认为，现有材料已具备编制《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的条件。
2月至6月，中苏专家120余人，行程1.2万公里，进行黄河现场大勘查。苏联专家肯定了三门峡坝址。柯洛略夫说：“任何其它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为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
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后，周恩来具体负责三门峡工程机构的组建工作。当时，撤销了燃料工业部，分别成立煤炭、电力、石油部。成立三门峡工程局，首先遇到的是这个局究竟是姓“水”还是姓“电”，即由水利部领导还是由电力工业部领导的问题。
因苏联未设水利部，所以按苏联专家的意见，三门峡水电站应属电力工业部。再说三门峡水电站归根结底是要发电的，是两个五年计划中规模最大的电力工程，电力工业部在改建小丰满水电站中已经培养了一支不小的施工队伍，三门峡应该姓“电”。
而水利部的意见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他们亮出的一张王牌是，建国后的全国重大水利工程都是在水利部领导下进行的，经验自不待言，技术力量也很整齐，虽说水电站最终是要用来发电的，但建造水电站，首先要制服水，没有水，哪来电？三门峡应该姓“水”。
两“兄弟”争论不休，“官司”又要周恩来来判决。
为此，周恩来于1955年11月2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了两部的意见。
12月1日，周恩来打报告给毛泽东及中央，指出：
必须集中两个部的技术力量和建设经验，共同负责，通力合作，各有关部门也必须大力支持……如果存有任何单干的思想则是错误的。他认为苏联不设水利部的体制不适宜中国，因为中国的河流很多，防洪、灌溉等水利工程的工作量极为繁重，而且考虑到电力工业的发展趋势，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水力发电比重将会超过火力发电，水电与火电的建设工作今后势必由两个部门分别管理；因此，水利部不仅现在有必要存在，将来除了农田水利外，作为水电工作的领导部门也是需要的。
我建议，在黄河规划委员会的领导下，由两部共同负责，并吸收地方党委参加组成三门峡工程局，统一领导三门峡的设计施工工作。局长、副局长应该是专职干部，建立首长负责制；为着加强政治领导，工程局不应该受河南省委的领导。
周恩来根据两部党组的干部配备方案，拟调湖北省长刘子厚任局长，黄委会主任王化云、电力工业部发电建设总局副局长张铁铮、河南省委委员齐文川任副局长。
12月6日，国务院批准了以上任命。第二年1月初，三门峡工程局在北京开始办公。
7月2日，周恩来同三门峡工程有关部门和地方的同志谈话，7月3日，他接见了三门峡工程苏联设计专家。7月27日，三门峡工程局移驻三门峡工地。
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隆重剪彩开工。水利部、电力工业部在建国后曾有过分合的历史，在三门峡开工前，水利部曾正式提过意见，将水电总局合并到水利部，国务院没有同意，仍决定三门峡工程由电力、水利两部共同负责。
因此，南宁会议上才作出两部合并的决定，以求两者矛盾在一个部门内部协调解决。人们说，在这以前的六七年中，水电建设的处境确实是相当困难的，如在夹缝中生长。
当时三门峡的主体设计都委托给了苏联专家，设想是对黄河泥沙采取拦蓄为主的方针，首先以三门峡巨大的库容拦蓄，同时大力开展水土保持，以此来减少泥沙来源，从而维护干支流水库的寿命。
根据这个设想，三门峡的设计蓄水位是海拔360米，相应库容647亿立方米，水库回水末端到达西安附近，关中平原需要大量移民。对这个设想规划，主要是对三门峡水库的淤积问题引起一系列争论。
一开会，或者是几方面人士碰面，一提到三门峡，就有人说：“这个水库很快地淤死了，那么还有修的必要没有呢？”
“怎没必要？”反对者说，“可以把坝再提高一下嘛，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又有人摇头：“不是不是。就是把全部泥沙都放下去，不发电，不灌溉，只要将洪水拦一下，然后再放出去不就挺好嘛！”
直到开工了，争论还在继续。陕西的同志要求重新商议设计方案。
事关重大，周恩来不认为这种争论有什么不好，只要时间允许，肯说话，敢说话，就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他特为搬来了两位对西北很有影响的人物——彭德怀和习仲勋，一起到三门峡工地参加讨论。本来这个会是要在北京开的，为了结合实际，吸收各方面人士的意见，他决定改变会址，到三门峡工地去开现场会。
现场会也如同工地的情景一样，开得热烈活跃。人们认真听着彭德怀和习仲勋的讲话，掌声如潮。
陕西省来了不少人，他们一开口如同秦腔一般高亢，也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三门峡水位高了，西安地区的土地碱化就会加重，粮食作物将会大面积减产……”等等，等等。
4月24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周恩来作总结发言。他开宗明义地提出，开会的目的是要听取许多同志的意见，特别是反面的意见，这个会是有意识地要听取许多同志的意见，树立对立面。他认为：“如果这次是一个我们在水利问题上拿三门峡水库作为一个中心问题，进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百家争鸣的话，那么现在只是一个开始，还可以争鸣下去。”
现场会上，有的同志对水土保持的速度和减沙效果估计过高，周恩来泼了冷水。他说：
有些问题，我们能够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后人会替我们解决的，总是一代胜过一代，我们不可能为后代把事情都做完了，只要不给他们造成阻碍，有助于他们前进就是好的。
周恩来虽然指的是治水，可这由衷之言却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即一个“稳”字。
三门峡的一个具体问题就是确定正常高水位。1954年定为350米，后来又抬高至360米，大坝泄水孔底槛高程为320米。而正常高水位的抬高，将增加土地淹没、泥沙淤积和移民问题。陕西省对此意见很大。
周恩来支持中国专家多次提出的降低泄水孔底槛高程的意见，可苏联方面说闸门启闭有困难，修改设计可能要延长工期，认为降到310米比较经济合理。
在这次会上，周恩来说：“三门峡水库泄水孔底原定320，这就太高了。320就是高出库底42米，是不是能够降低？我们说可以减低到300，但是和苏联专家商量，最多让步310，不然关闸比较困难……还可以继续争一争，看是不是能改到300，因为减低一点，总可以使泥沙多冲出去些。”
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泄水孔底槛高程最后降至300米。
1959年10月12日，周恩来再次来到三门峡工地，并主持现场会。按他的老习惯，每到一地，只要时间允许，他都要看看第一线和后勤的普通工作者，往往他们最辛苦。
周恩来同他们握手，有时问候几句。许多人的手上还沾着油污，来不及擦洗，便被他握住。当他路过一座30多米高的塔吊时，恰巧女司机小郭顺着扶梯走下来。
周恩来笑呵呵地握住她的手，问：“塔吊这么高，怎么上去的？一天上下几次？”
小郭红着脸一一作答，周恩来高兴地点头。
周恩来来到另一座龙门吊跟前，朝上看了看，扶着梯子就要上去。跟随人员有些紧张：“首长，这太危险了！”
周恩来笑笑：“人家一个姑娘都能上去，不要紧的。”他顺着扶梯上到顶，朝四周看去，整个工地全景尽收眼底。
这时闻讯赶来的群众越来越多，都想看看周总理。一个小伙子嘴里嚼着馍，使劲往前挤，工作人员正要阻拦，被周恩来发现了，他招呼小伙子上前，问他吃的什么，小伙子不好意思，说是馍。
周恩来从他手里接过馍，掰了一块放进嘴里尝尝，说好吃，周围的人都乐得笑了起来。
这次现场会有中央有关部门与河南、陕西、山西、湖北等省负责人参加，讨论了三门峡工程1960年汛期拦洪蓄水和以后继续根治黄河的问题。
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说：
根治黄河必须在依靠群众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大面积地实施全面治理与修建干支流水库同时并举，保卫三门峡水库，发展山丘地区的农业生产。
周恩来还就控制水土流失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1961年10月8日是周恩来第三次来到三门峡的日子。他这次是和陈毅副总理陪同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来视察水电站的。
这时的中苏关系已从蜜月到了冷宫，随着全国大批撤走的专家和停运的设备，三门峡工程也面临停顿的境地。
毛泽东在迎接挑战，他号召全国人民咬紧牙关，勒紧裤带，一切靠我们自己。
1960年大坝拦洪后，急需安装启闭闸门的350吨门式起重机，合同规定由苏联供货，苏方却有意拖延不供，我国自己也生产不了。
周恩来决定我国自己设法制造，并亲自责成有关部门，为三门峡解决困难。
太原重型机器厂承担了此项任务，解决了三门峡的燃眉之急。
苏方还将大型水轮机的全部焊接技术资料扣留不给，使得运输困难而铸成两半的水轮机转子运来后也无法安装。
焦急的周恩来亲自请来沈鸿、李强、冯仲云等人，研究具体解决方法。他在三门峡工程局上报的试验计划上批示，把全国各地有丰富焊接经验的老工人和专家集中起来，集体攻关。他让机械部和水利电力部的负责人到现场指挥。
结果在沈鸿主持下，找到了解决办法。在周恩来陪外宾到来之前，已经开始焊接。
不久，水轮机转子焊接完成。第二年的2月，第一台发电机组安装完毕，并进行了试运转。后来三门峡改建时，将其拆除，把它重新安装到了丹江口水电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