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勘测与设计

• 勘查队找到了黄河发源地，大家高兴地搬来一块黄河河源的大石头，上面刻上“河源之石”4个大字，纪念勘查的胜利。
• 奥加林爬上爬下，不断地用手锤敲打着石头，紧张而敏捷地详细勘查了左岸，又勘查了右岸，还详细地验查了钻探的岩心，并热情地向中国地质人员讲解今后工作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 王化云、赵明甫联名报送《治理黄河初步意见》，提出：解除黄河下游洪水为患的方法，应选择适当地点建造水库，陕县到孟津间是最适当的地区，这里可能筑坝的地点有3处，是三门峡、八里胡同和小浪底。

艰苦勘查黄河的源头

1952年8月2日，为了较缜密地勘查黄河河源，黄河水利委员会的黄河河源勘查队，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项立志和工程师董在华的率领下，从开封出发，去进行河源的勘查工作。

伟大的黄河，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它的流域面积有75万平方公里。黄河蕴藏着无限丰富的资源，给中国人民以舟楫灌溉之利。

旧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统治者，由于腐败或无能为力，使黄河成为世界上有名的害河，平均每两年就要决口泛滥一次。中国人民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平均每年就有2500万银元之巨。

新中国成立后，黄河在人民政府的大力修防下，已经制止了泛滥。

在此时，人民政府又在大力筹备治黄工程，兴修水库，把害河变为利河。利用它丰富的资源，达到为大规模经济建设服务的目的。

勘查队的工作历时4个月，行程约1万里。他们曾经有一连22天的行程仅遇到4人，并两次跨过海拔近5000米的巴颜喀拉山，找到了黄河的正源，获得了许多新的发现。

勘查队走了12天后，来到了青海省人民政府所在地西宁。在省人民政府的协助下，他们继续紧张地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

因为黄河上游是藏胞居住的地方，勘查队就访问了青海省民族学院的藏族学员，和省人民政府到过藏区的工作人员，了解藏族同胞的生活习惯，解放前后的生活变化等。

勘查队买了许多准备送给藏族同胞的红茶、纸烟、布、绸缎等礼物，并用了173头耗牛驮运了4个月的粮食和生活用品，还买了62匹马供人骑用。

队员们每人穿上了20多斤重的老羊皮大衣，另外还穿了皮背心、皮裤、皮袜、皮靴，戴上了皮帽、皮手套，浑身上下全是毛皮，这些穿戴共有40多斤。所以当62个人的勘查队9月3日从西宁出发的时候，大家望着自己奇异笨重的服装，都不禁笑了起来。

勘查队经过湟源县境的半农半牧区，到了日月山。往前看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没有树木。小草紧紧地贴着地皮，牲口走过的道路，在草原地上划了一道印痕，路旁杂陈着各种兽类的白骨和牛粪。

风呼啸着扫过草原，人们呼吸开始急促起来，牛马行走得也更加缓慢起来。

这天，大家不得不从早到晚赶了100多里路，越过水草有毒、人和牲口吃了都要中毒身亡的地区。随后，勘查队走到离西宁1000里的青藏公路上，在人迹罕见的地方正式开始勘查。

这时是9月天气，内地秋天的炎热余威未退，但这里的气候白天也在零度上下，夜晚最低时竟低到零下30度。

这里每天都刮着大风，许多小石子都被风刮起。因为风大，4米长的地形尺，两个人都撑不住，另外还得一个人在侧前方用绳拉着，才能观测。

看经纬仪的人从镜内看着，地形尺和人就像跳舞一样，眼睛还经常泪流不止，调整地形尺的手指冻得像铁钳子一样笨拙。

史宗浚因为绘图不能戴手套，白天绘了图，晚上还要修正，别人在地形图上发现了血迹，问史宗浚时，他才知道手冻得裂口出了血。

这个地方海拔已经在4000米以上，越往西走，地势越高，空气越来越稀薄，呼吸更加困难，人像害了严重的心脏病，一动就要气喘。

勘查队从天刚亮一直紧张地工作到天黑，大家吃不到热食，夜晚寒风摇动着帐篷，虽然铺的盖的都是皮毛，但仍然冻得伸不直腿，露不出头来。

这些困难，都被大家为祖国人民谋幸福的热情战胜了。

在人手不够的时候，项立志给电台摇马达，有时也当测工。董在华工程师在工作的空隙，带着口罩和大家一起到草原上拾牛粪作燃料，他们一边走一边勘测，一天上下马十五六次，每天都要测绘20多公里。

沿黄河西行，3天后到了扎陵湖。再走一天，又到了鄂陵湖。两个湖周围都有200多里，清洁晶莹的湖水，白花四溅，看到这美丽的景色，大家不觉心旷神怡。

到鄂陵湖的那天正好是国庆节，附近没有居民，勘查队白天包了牛肉饺子会餐，晚上就和同伴的藏、回两族兄弟民族举行庆祝国庆节的娱乐晚会。大家有的吹起横笛，有的配着口琴，汉、回、藏三个兄弟民族一起狂欢歌舞。

从鄂陵湖再往西，人迹更是少见，也没法找到向导，按照地图，已经进入了星宿海。

这里河流很多，不知哪条是正源，勘查队只好顺着一条最大的源流而上。

走了一天，发现一个乱水滩。水像蜘蛛网一样在荒草滩上流着，找不到一条像样的河水。

负责的人便派人四处寻找河水，晚上大家研究情况。

第二天，拣了南边最大的一条河进行勘查，又走了3天，发现草原上密密地摆列着大小不一的水池，才知道这就是有名的星宿海上端。

池的西南边，有一座隆起的高山，山岭白雪皑皑，中有一峰被群山环抱，有人猜想这是噶达素齐老峰，但也有人怀疑。

第二天大家分头寻找河流，发现从西南流来一条河水。项立志对大家说：“要永远跟着黄河走。”

大家也都下定了决心：“不到河源心不死！”

勘查队溯流上测，河水尽头，到了一个山口，这里海拔4670米。再走五、六里翻过山口，发现一条小河向南流去。

这时，勘查队偶然遇到两个过路的藏民，这是从黄河沿出发的22天中遇到的4个藏民中的两个，另两个是在左谟雅遇到的。

这两个藏民说：“这个山口叫尕曲合朗格拉山口，是黄河和长江的分水岭；北边的水流入黄河，南边的水流入长江，黄河和长江在这里相距十来里路。”

听到这里，勘查队中有人高兴得叫了起来，大家都忘记了疲劳。

两个藏民又说：“那个高山叫喀喇哦尕拉左马山，意思是白面女神。”

勘查队再问他们哪是噶达素齐老峰，他们说了附近许多山名，却没有一个是叫噶达素齐老峰的。

他们说：“顺着山口南面的色吾渠往西南走，一两天就可以到曲麻莱设治局。”

勘查队得知这个消息，大家都喜出望外。

勘查队到了贡麻莱设治局，他们受到了米福堂主席和全体工作人员的热情欢迎。

五星红旗高高地悬挂在帐篷上，帐篷里边正中挂着毛泽东像，两边挂着朱德和周恩来的像，还有毛泽东对少数民族的亲笔赠言。

米福堂和设治局的全体工作人员，都着兴奋的心情，对大家讲了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当时项立志把毛泽东像送给了他们。

设治局热心地给勘查队请向导，帮助买羊、买酥油等食物。米福堂特地请他的一位亲戚画了附近的地形草图。

此后，勘查队顺着长江上流的通天河向西北而行，到通天河与曲麻莱河汇流的地方，又顺着曲麻莱河折向东北，到了高达5440米的一座山前。

大家看到，山上积雪闪着寒光，山状雄伟，山沟内到处渗流着小溪，向四方奔流。往南流入长江，往北流入柴达木盆地。

往东流的一小股，据附近藏民同胞说，就是黄河的正源头，名叫约古宗列渠，渠就是河的意思。

当地藏民流行这样一首歌谣：

马寒巴，雅达约古塞；约塞巴，雅合拉达合泽。

意思是：“黄河水从哪里来？约古宗列，约古宗列的老家在哪里？雅合拉达合泽。”

勘查队找到了黄河的发源地，大家兴奋得睡不着，嘴里不住地学念着藏民们的藏语歌谣，并且高兴地搬来了一块黄河河源的大石头，上面刻上“河源之石”4个大字，纪念勘查的胜利。

勘查队在黄河发源地拜访了扎木托百户，受到了一次热情的欢迎和招待，扎木托的妻子做了最好的饭菜款待客人。

谈话中，扎木托一再感激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给他们带来了幸福的生活。当勘查队送给扎木托毛泽东像时，他们一家都喜笑颜开。

扎木托指着毛泽东像问他五、六岁的女儿：“这是谁？”

女孩子兴奋得几乎跳起来，大声喊着：“毛主席！”

扎木托替勘查队买了各种必需的食物。勘查队离开那里的时候，扎木托一位正在缝制皮衣的亲戚甘禅和一位小喇嘛自愿当向导，领着勘查队顺着约古宗列渠往东行，又测了喀喇渠和多渠，然后到达扎陵湖口，接着从原路往回走。

大家谈论着黄河发源地的地形和富饶的资源，想象着伟大的治黄工程，看着那些热情洋溢的藏族同胞，唱着新学会的藏族歌谣，离开了黄河上游的草原。

1952年12月23日，勘查队回到开封，胜利地完成了勘查黄河河源的任务。

精确勘查黄河的沿线

1955年7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

早在全国解放不久，为了根治和开发黄河，有关部门就开始了黄河自河源到海口、及广大黄土区的勘查工作，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地形测量、地质勘探及水文资料的整理工作。

这些辛勤的劳动，使综合利用黄河的规划工作有了一定的资料基础。

1954年年初，由苏联水工、水文、地质、施工、灌溉、航运等各方面的专家组成的苏联规划专家组到达北京后，认为这些资料基本上已经够作为编写报告的根据。

但为了深入实际了解黄河实况，听取地方上对治理黄河的意见和要求，解决黄河全面综合利用的关键问题，在室内规划工作开始后不久，就由黄河规划委员会组成一个空前强大的勘查团向黄河出发了。

参加勘查团的有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燃料工业部副部长刘澜波，还有9位苏联专家和许多中国的工程师。

当时虽然已经是初春，但黄河两岸的寒风仍然刺骨，雪花还在天空飘着。

勘查团首先来到黄河下游地区，在沿河的险工地点，在黄河海口的大孤岛上，在水文站测流处的岸边，开始实地研究。

黄河自孟津以下，800公里的河道两岸，蜿蜒着漫长的大堤，河水像一条泥黄色的水龙被绷带缠在两堤之间。大量的泥沙导致河底逐年淤高，使堤间的河床高出了堤外广大的土地。大堤上，用秸料石块筑造的险段几乎一个接着一个，摆设的警钟每隔几里就有一个。

大家勘查的许多险段都是以往曾经数次决口的地点。当大家站在清咸丰五年铜瓦厢旧决口的东坝头，看到决口改道前枯干的旧河道及残留的堤防，又望见滚滚的黄水奔流在现有的河道之中，真不敢想象这样的巨流会在瞬息之间就冲破大堤，作90度的大转弯，流向完全另外的一条道路去。

当时，有多少农田被淹没，有多少房屋被冲走，有多少人丧失了生命。

大家在花园口望着那在决口地点的堤外曾经被洪流冲击，至今仍残存着的深水坑，想起国民党军在这里扒开大堤，利用黄河本身的弱点屠杀人民时，心中都充满了愤恨。

勘查队在济南、开封、郑州听取了当地政府机关负责人的报告，这些报告都提到黄河在历史上造成的许多严重的灾难，都提到黄河南岸的人民对根本解决黄河水患问题和开发黄河的迫切愿望。

勘查的途中，大家也很清楚地看到，解放以来黄河的堤防有了极大地改进，大堤加宽加高加固了，堤坡种植了树苗，大堤上钻探工人正在利用自己创造的钻探法，寻找堤身的隐患，加以填补。

堤坝外面，修补险段的材料堆积如山，时刻准备抵御洪水的冲击。长达1500米的石头桩溢洪堰也修建起来了。

这一切都使人想到，解放以后黄河能安全地渡过，几年都没有决口，这并不是偶然的。

但是，由于泥沙和洪水问题没有根本解决，黄河水害的威胁并没有消灭，两岸人民的生活仍然得不到安宁。尤其是在滞洪区的百多万人民，每年汛期时时刻刻需做搬家的准备，每年防汛紧张危险的情况仍然不能解除。

这一路上，大家看到两堤之间汹涌怕人的浊流，也看到堤外得不到灌溉的广大土地。所见所闻，使他们更加明确了根治黄河水患，大规模利用黄河发电、航运等事业是多么重要而迫切的问题。

勘查队在结束了下游的勘查工作后，大家来到了三门峡坝址。

在这里，两岸的火成岩和河中间两个大的岩岛，造成了建造拦河坝极其优越的地形和地质条件。勘查团的人们都十分高兴。苏联专家见到闻名已久的三门峡，更是不断称赞，表示终于满意地找到了为根除下游洪水灾害、达到综合利用目的而需要的巨大蓄水库的拦河坝地点。

在河水奔腾，水势澎湃的岸边，中国的工程师向苏联专家介绍着“鬼门”、“神门”、“人门”的情况，看着未来坝轴线的位置，对于施工堵流的先后次序，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60多岁的老地质专家奥加林是最忙碌的一个，他爬上爬下，不断地用曾经跟随他几十年、跑遍了全苏联的手锤敲打着石头，紧张而敏捷地详细勘查了左岸，又勘查了右岸，还详细地验查了钻探的岩心，并热情地向中国地质人员讲解今后工作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大家都知道，泥沙是造成黄河河道“善淤、善决、善徙”的基本原因。

而大家同时想到，靠水库固然可以拦蓄泥沙，但大量泥沙终年不断地流入水库，任何水库的寿命都要受到严重威胁。况且，黄河中游的黄土区，广大面积的表土被大量破坏冲走，多年演进的结果成了荒凉不毛的地区，人民生活因而陷于贫困。

因此大家意识到，水土流失，无论对黄河中游黄土区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还是对下游水库的寿命都是不利的。

勘查团先后有重点地勘查了水土流失最严重的泾河、无定河区域和榆林附近的沙漠地区，并勘查了可以拦阻泥沙并兼及灌溉的支流水库坝址。

大家看到，在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区、黄河的支流上，滚流着泥浆的浊流，两岸的山地尽是深沟陷穴。许多水利工程人员和土壤、植物、气象方面的科学研究人员正开始在这些区域上辛勤地进行试验工作，找寻使黄土区恢复青春的方法，培植树苗和草种，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勘测队看到了数座为试验而作的高20米左右的拦淤土坝，还看到了沟边、陡坡的保护工程，还有各种正在培育的树苗、草苗及测验水土流失的方法，勘测队走下深沟沟底，查看了那本身带有生长力的“叉柳谷坊”，认为这是在缺乏石料的黄土沟中最好的一种设计。

水土保持工作必须依靠广大群众去进行。勘查团对群众自己所作的一些简单易行的水土保持方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苏联专家对群众创造的“水簸畚”、“等高沟畔”、“水窖”等许多小的措施都详细地加以询问。

陇东广阳专区董志塬上一个农民住房前面的黄土沟，因为保护适宜，沟头沟边竟能保持90年不坍塌。

大家沿途又看到有些地方树木未遭砍伐，就能保持一小块和四周情况完全不同的景色。有些地方进行封山育林，也已有明显的效果。

在榆林专区，有些县和村进行水土保持工作后，虽然放弃了大量陡坡耕地，但总的收成还是增加了。

这些具体事实引起大家很大的兴趣，增强了对水土保持工作的信心。许多群众创造的水土保持方法在这次勘查中进一步被肯定下来，丰富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的内容。

勘查团从西安经过泾河流域到了兰州。勘查团的人们早就知道兰州上游雄伟险峻的刘家峡峡谷的名字，当经过崎岖狭窄的临时公路到达刘家峡左岸的山顶时，大家都放开了步伐奔向峡谷。

大家站在峡谷的边缘上，峡谷险峻的形势一览无余。在黄河下游已经熟悉了的宽达数公里的河道，在这里被两岸高耸的陡岩峭壁限制在宽仅四、五十米的河道中，凶猛的急流在这峡谷中奔腾，更显出黄河蕴藏着巨大的力量。

这雄壮的峡谷构成一个优良的高坝坝址。地质专家同施工专家为深入了解情况，更顺着曲陡的小路走下峡谷，直到河边，在河边的大石上打开图纸，大声谈论不久将在这里开始的建设工程。

最后，大家穿过乱石丛堆，爬上极陡的山坡，沿着河岸一直勘查到峡谷的出口。

大家晚上躺在帐篷中的行军床上，仍然在谈论着刘家峡峡谷的地形，大家展望着，一座高大巍峨的拱型坝将在这雄伟的峡谷中间矗立起来，巨大的隧洞将把黄河的水输送到两侧的发电厂房去，推动10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发出强大的电力。

勘查团在兰州的几天里，还勘查了牛鼻子峡、茅笼峡、乌金峡等峡谷。

大家从兰州出发，经过半沙漠的地区到了著名的内蒙古大草原的门口青铜峡。

勘查团对古老的秦渠、汉渠、唐徕渠的进水口作了研究，又继续前进。沿途只见这一带黄河两岸的土壤非常肥沃，但是由于多年不合理的灌溉，排水不畅，引起了严重的碱化，农业生产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一路上，大家看到一片片由于碱化而呈银白色的地表，农民正投入巨大的劳动力去清理漫灌淤积的渠道。

苏联专家郭尔聂夫对这种情况特别关注，在一次座谈中，他指出目前在这个地区的主要任务，是修整渠道和降低地下水位，在原有渠系没有整理以前，发展新的灌溉是不利的。

这个河套平原早就有富饶的称誉，现在虽然受到长期排水不畅、严重碱化的影响，但当上游的水库修起，流量得到调节，当渠系加以彻底整理以后，河套平原将成为更富饶的地区。

黄河在包头下游清水河县的喇嘛湾进入长达600多公里的峡谷地区。

从喇嘛湾到河曲的一段，勘查团是乘船而下的，一路上两岸耸立的石灰岩峭壁一目了然，每到一个坝址，大家都下船进行深入的了解，并查看钻探的岩心。晚上就下船在河边支起了帐篷住宿。

河曲县龙口是这次勘测中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危险的一个险滩。虽然掌舵的都是这一带最有经验的老艄工，但是曲折狭窄的滩道和急湍的水流，还是使一只船在急流急转的地方搁浅在石头上。

已经安全渡过龙口的人们，在李葆华的率领下，涉过深及大腿的水，拉上两只小船去救援。当那只船被救出来平安航行到下游时，大家争着与跨下船来的苏联专家和其他人握手。阿卡拉哥夫握着李葆华的手，特意用中国话说：“李部长，谢谢你。”

勘查团在从太原往陕北勘查了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以后，又折回太原经过临汾到达黄河唯一的瀑布壶口。

大家看到，滚滚的黄水从17米的高度跌入深狭的石槽里，雾气冲天，水声如雷。壶口的瀑布表现出了黄河巨大的水力，但这一些天然落差只是黄河水力资源的一小部分。

大家都说：“当巨大的拦河坝在黄河的这些峡谷中建造起来，在黄河的许多地方将造成比壶口高几倍的人造瀑布。”

设计三门峡水利枢纽

1954年4月，李富春副总理主持召开会议，决定在黄河研究组的基础上，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

早在1949年6月16日，华北、中原和华东3大解放区成立了治理黄河的统一机构，即黄河水利委员会。

同年8月31日，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副主任赵明甫联名给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报送《治理黄河初步意见》，文中提出：

解除黄河下游洪水为患的方法，应选择适当地点建造水库，陕县到孟津间是最适当的地区，这里可能筑坝的地点有3处，是三门峡、八里胡同和小浪底。

1950年3月26日至6月30日，黄委会首先组织勘查队以吴以教任队长、仝允杲、郝步荣任副队长，勘查了龙门至孟津的黄河干流段，特聘请冯景兰、曹世禄两位地质专家参加三门峡、八里胡同和小浪底三处坝址的考察。

通过勘查，肯定了三门峡坝址。已往中外专家一直对八里胡同坝址评价过高，都认为是黄河中游的优良坝址。经过这次勘查后，证实了八里胡同虽有较好的地形条件，但地质条件远不如三门峡，主要是石灰岩溶洞发育。

对三门峡建库方案，初步确定蓄水位为350米，以防洪、发电结合灌溉为开发目的。

水利部对解决黄河下游防洪问题十分关心，1950年7月，傅作义部长率领张含英、张光斗、冯景兰和苏联专家布可夫等复勘了潼关至孟津河段，就黄河干流上修建防洪水库问题指出：

潼孟干流段的防洪水库应该是整个黄河流域规划的一部分，黄河问题很复杂，应首先拟定开发整个流域的大轮廓，然后提前修建潼孟段水库，以解决下游防洪的迫切需要。水库宜分期修筑，坝址可从三门峡、王家滩两处比较选择。

1951年，有不少人认为黄河干流修建大水库，从当时国家的经济状况和技术条件来看都有较大困难。于是提出从支流解决问题，主张在支流上建土坝，三门峡建库方案历经了第一个起落。

黄委会随即对各大支流进行全面勘查，找到支流坝址数十处，但经计算发现：支流太多，拦洪机遇又不十分可靠，且花钱多，效益小，需时长，交通不便和施工困难等，仍需从干流的潼孟河段下手。

在这期间，黄委会提出了“蓄水拦沙”的治黄方略，除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外，关键是要修建一座大水库。

同时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从开发黄河水力资源出发，也积极主张在干流上建设大型水电站，于是再次提出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

1952年5月，黄委会主任王化云、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副局长张铁铮和苏联专家格里柯洛维奇等勘查了三门峡坝址，专家认为三门峡地质条件很好，能够建高坝。

而在这时，黄委会主张把三门峡水库的蓄水位由1950年确定的350米高程，提高到360米高程，拟用大水库的一部分库容拦沙，以解决水土保持不能迅速发挥减沙效益的矛盾，尽量延长水库寿命。

为了解决水库寿命和淹没问题，当时有拦沙与冲沙之争论，前者主张提高三门峡枢纽的正常高水位，加大库容，枢纽实行分期修筑、分期抬高水位运用；后者则主张坝址下移到八里胡同建冲沙水库，利用该处的峡谷地形冲沙，且可避免淹没关中平原。

经计算得知，在八里胡同搞冲沙水库不行，而三门峡水库又因淹地淹人太多，不少人反对。

从1952年下半年起，转而研究淹人淹地较少的邙山建库方案。

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黄河时，王化云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邙山建库方案。计划在邙山修建库容160亿立方米的滞洪水库，但有人主张修建冲沙水库。

上述两种方案的计算结果，投资都在10亿元以上，淹人超过15万人，由于花钱多，又没有综合利用效益，不合算。于是1952年冬又第三次提出修建三门峡水库。

1953年2月王化云向毛泽东汇报了三门峡建库方案及整个黄河的治理方策，毛泽东听后很高兴，认为可以研究。

其后，水利部对修建水库解决黄河防洪问题给黄委会作了明确指示：第一，要迅速解决黄河防洪问题；第二，根据国家经济状况，花钱不能超过5亿元，淹没不能超过5万人。

由于这一限制，三门峡的建库方案第三次搁置起来。

根据水利部的指示，黄委会重新研究将一座大库方案，改为邙山与芝川两座水库并降低坝高，缩小库容的方案。

此方案的两座水库总计库容82亿立方米，总投资4.58亿元，需移民8.7万人。

1953年5月31日黄委会主任王化云据此上报国务院邓子恢副总理，遂经同意并转报毛泽东。

由于当时国务院已决定将治理和开发黄河列入苏联援建项目，而未定案。

1953年6月17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家计划委员会召集水利部、燃料工业部、地质部、农业部、林业部、铁道部和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领导人开会，商讨苏联专家来华帮助制定黄河规划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会议决定成立以燃料工业部和水利部为主的黄河研究组，国务院有关部委指定专人参加，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调查、收集、整理与分析黄河规划所需的各项资料。由李葆华任组长，刘澜波、王化云、王新三、顾大川任副组长。

黄河研究组初始集中技术干部39人，整理、编写及翻译了黄河概况，勘查资料，主要坝址的地质、经济调查和水土保持调查等方面文献47篇与大量图表及统计数据。

苏联专家综合组来华后，研究了上述的各项基本资料后认为：现有的资料已具备编制《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的条件，并建议在进行黄河勘查的同时，开始编制《报告》，《报告》主要综合解决防洪、发电、水土保持、防沙、灌溉、航运和选择第一期工程等问题。

国家计划委员会基本同意苏联专家组的上述建议。1954年2月起集中技术干部170余人，着手进行《报告》的编制，同时开始了黄河实地大勘查。

黄河规划委员会除了黄河研究组原有5位正、副组长为委员外，又增加了张含英、钱正英、宋应、竺可桢、柴树藩、赵明甫、李锐、张铁铮、刘均一、高原、赵克飞、王凤斋等12人为委员，以李葆华、刘澜波为正、副主任委员。

委员会设立办公室，以配合苏联专家综合组工作，办公室下设：梯级开发组、水文及水利计算组、水工组、施工组、地质组、灌溉组、水土保持组、航运组、水库淹没组、基本资料组和动能经济组计11个专业组。主要由水利部和燃料工业部的技术干部组成，进行《报告》编制。

苏联专家综合组主要由苏联电站部派出，以苏联电站部水电设计院列宁格勒设计分院的专家为主。组长为列院副总工程师A.A.柯洛略夫，成员有谢里万诺夫、巴赫卡洛夫、阿卡拉可夫、阿卡林、郭尔涅夫、卡麦列尔计7位专家。专家综合组中没有泥沙、水土保持、水库淹没和经济等4方面的专家。

1954年1月2日苏联专家综合组抵北京。同年2月组成了以李葆华、刘澜波为正、副团长，有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9位苏联专家和中国专家与工程技术人员共120余人参加的黄河勘查团。

同年2月23日黄河勘查团自北京出发，进行了黄河流域的考察。勘查了黄河入海口到兰州的河道约3300千米；干支流坝址29处；水土保持类型区4处；灌区8处；下游堤防1400余千米，历时110余天，行程12000余千米，于1954年6月中旬结束。

勘查团在勘查了邙山水库坝址后，于1954年3月17日在洛阳召开座谈会，会上苏联专家对邙山水库坝址都发表了否定的意见。

随后在完成了龙门至孟津干流河段的勘查之后，于同年3月27日在西安召开座谈会，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负责人也参加座谈会。

会上苏联专家对三门峡坝址都发表了肯定的意见，赞赏三门峡是一个难得的好坝址，推荐三门峡建库方案，专家组组长柯洛略夫在总结发言中明确提出：

从龙门到邙山，我们看过的全部坝址中，必须承认三门峡坝址是最好的一个坝址。任何其他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使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

柯洛略夫具体分析了三门峡坝址的优缺点：

优点：一、水库容量很大，能完全调节洪水，保障豫、鲁两省免受洪水威胁；二、水库与水土保持以及其他水库相配合，能将淤在下游的泥沙全部拦住；三、地质条件很好；四、施工条件较好；五、在解决防洪、灌溉的同时，还能获得大量的电力；六、与其他坝址比较，有着最好的技术经济指标。缺点：淹没损失较大。

对三门峡水库淹没损失大的问题，柯洛略夫专家在发言中认为：

为了解决防洪问题，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供水的水库，这是不能实现的幻想、空想，没有必要去研究。为了调节洪水，需要足够的水库容积，但为了获得必要的库容，就免不了淹没和迁移。任何一个坝址，无论是邙山，无论是三门峡或其他坝址，为了调节洪水所必需的库容，都是用淹没换来的。区别仅在于坝址的技术质量和水利枢纽的造价。

上述“用淹没换取库容”的论点，对当时三门峡水利枢纽方案的研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三门峡建库方案，主要问题是淹地广移民太多，经研究采取工程分期修建，分期抬高水位运用和分期移民的办法来减轻这一困难。

座谈会期间，李葆华、刘澜波与西北局负责人马明方交换了意见，西北局认为在移民问题上西北确有困难，但只要方案确定，愿在中央的领导下努力设法解决。

西北局负责人从延长三门峡水库寿命和便于移民工作等方面考虑，特别希望水土保持和支流拦泥库的修建能同时进行。

经反复讨论研究，黄河勘查团最后一致同意苏联专家组的意见，为了综合解决当前与长远的防洪、灌溉、发电等问题，黄河规划的第一期工程应首先抓紧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

1954年10月，黄规会全面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的编制工作。

《报告》分总述、灌溉、动能、水土保持、水工、航运、对今后勘测设计和科学研究工作方向的意见、结论计8卷，全文约20万字，附图112幅，苏联专家组还编有《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苏联专家组结论》全文约10万字；专家组组长柯洛略夫提出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基本情况》的报告，扼要地叙述了黄河的现状、综合利用规划的远景和第一期工程的各项措施，集中反映黄河的问题和采取的对策。黄河综合利用远景发展规划拟在干流上实施梯级开发，兴建46座拦河水利枢纽工程。

《报告》选定了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为实施黄河规划的第一期重点工程，《报告》中指出：

在选择第一期工程时，必须能够解决防洪、拦沙、灌溉、发电以及航运等综合利用任务。在黄河中游，只有三门峡是唯一能够达到这样要求的水利枢纽。

认为邙山建库方案“从技术上、经济上看都是不合适的”。

《报告》确定三门峡水库的正常高水位为350米高程，总库容360亿立方米。确定三门峡水利枢纽的主要任务是：可将黄河三门峡以上千年一遇洪水由37000立方米每秒下泄减至8000立方米每秒，并与三门峡下游的伊、洛、沁河的支流水库配合运用，“黄河下游防洪问题将得到全部解决”。

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实现黄河清，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充分调节黄河水量，初期可灌溉农田2220万亩，远景可灌溉7500万亩；发电装机总容量89.6万千瓦，年发电量46亿千瓦小时；下游航运条件可得到改善。

同时《报告》也指出了枢纽存在的两个严重问题：

一是水库正常高水位350米高程时，淹没农田200万亩，移民60万人，巨大的淹没是兴建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困难问题，为减轻大批移民的困难，拟采取分期修筑、分期抬高水位运用和分期移民的办法。

二是水库泥沙淤积，除计划预留147亿立方米的拦沙库容外，为减少水库泥沙量，规划拟定，一方面大力进行水土保持工作，同时近期还要在渭河、北洛河、葫芦河、无定河、延水等支流修建大型和小型拦泥库各5座。估算到1967年水土保持的减沙效果可达25至35％；如计入五大五小的支流拦泥库，则三门峡水库的入库泥沙量估计将减少约50％，三门峡水库寿命可维持50至70年。

《报告》还指出：“三门峡水库内泥沙淤积和水库寿命的估算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进一步研究。长期和根本解决拥沙问题的办法，需依靠全面的水土保持工作。

1954年11月29日，国家计划委员会邀集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国家建设委员会、水利部、燃料工业部、地质部、农业部、林业部、铁道部、交通部、黄规会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和苏联专家，集中听取苏联专家综合组组长柯洛略夫关于《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基本情况》的报告，报告会由薄一波主任主持。

会议讨论时，李葆华在发言中认为：黄河洪水威胁太大，包袱很重，每年夏天因担心黄河决口睡不着觉，黄河一旦决口，就会威胁整个国民经济和整个中国的建设，表示同意《报告》内容。

刘澜波同意李葆华的看法，建议中央提早讨论批准这个报告。

邓子恢副总理在讲话中指出：

黄河规划主要是三门峡水利枢纽方案，前几次党中央开会已同意了这一方案，因此，今后的问题就是如何分头组织力量加以实施。

1955年2月15日，黄河规划委员会将《报告》和苏联专家组对该报告的结论等文件，上报国务院及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建设委员会，提请审查。

1955年4月5日，中共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和国家建设委员会党组审查《报告》后，联名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彭德怀、邓子恢等41位中央领导人呈报关于对黄河综合利用规划的审查意见。

在呈文中认为：《报告》中所提出的黄河综合利用远景和第一期工程都是经慎重研究和比较的，应当认为是今天可能提出的最好方案。建议中央予以批准。

呈文并提出三门峡水利枢纽，苏联已同意承担设计和供应设备，可于1957年开始施工；为确保下游的防洪安全和延长三门峡水库寿命，对枢纽的泄量标准是否为8000立方米每秒和正常高水位是否定为350米高程、抑或355米、360米等问题，建议由黄河规划委员会向苏联专家组提出，在初步设计中进一步研究确定。

1955年5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开会，由刘少奇主持，出席会议的有朱德、陈云、董必武、邓小平、杨尚昆、彭真、薄一波、谭震林等46人。

会议听取了李葆华关于《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的汇报，政治局基本通过这一方案，并决定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问题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

1955年7月中旬，国务院召开第十五次全体会议，出席的有周恩来、陈云、邓子恢、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廖鲁言、习仲勋、傅作义等32人，列席的有王首道、孙起孟、钱正英、王化云、李锐等59人。

李葆华、刘澜波对《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作了说明。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并决定由邓子恢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作报告，提请大会审议批准。

1955年7月18日，邓子恢代表国务院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

邓子恢在报告中对黄河综合利用规划及其第一期工程的各项内容作了详细介绍。报告最后指出：

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提议，请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采纳黄河规划的原则和基本内容，并通过决议。要求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全国人民，特别是黄河流域的人民，一致努力，保证它的第一期工程按计划实现。

邓子恢的话音刚落，中南海怀仁堂顿时发出雷鸣般的掌声，1000多位人民代表为黄河的美好远景而欢欣鼓舞，许多代表称邓副总理的报告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报告，有的代表因过分激动而彻夜未眠。

著名水利专家张含英代表在会议上说：

我从初次到黄河上做调查研究工作，到现在整整30年了，我在黄河上走过不少地方，也写过不少关于黄河的文章，我梦寐以求的是根治黄河的开端，但是在黑暗的反动统治时代，这只是幻想。

1955年7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一个战胜自然的伟大计划》的社论，在社论中指出：

为实现黄河规划的第一期计划，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积极完成三门峡和刘家峡水电站的设计和施工准备，用准确有效的工作，保证这些工程按时开工。一切负责供应这些工程以器材、设备的工厂，要保证生产质地良好的产品，并且及时送到工地去。

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批准国务院所提出的黄河规划的原则和基本内容，同意邓子恢的报告，决议要求国务院采取措施，迅速成立三门峡水库和水电站的建筑工程机构，保证工程的及时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