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石油

新中国建立的初期，百废待兴。1953年，正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就中国的石油发展问题，向李四光咨询。

一天，中南海传来信息，请李四光晚上去中南海参加一个会议。李四光思考着，中南海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办公的地方，这肯定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召见，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当总理见到李四光迎面走来时，马上站起身来，握住他的手说：“请！请！李老！”

毛泽东主席也向前走了两步，握住李四光的手说道：“李老，又是好多日子没有见啦，你的精神不错嘛！”

接着，周总理讲了我国石油生产的严峻形势。当前每年只能生产10万吨石油，远远不能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对石油的需求，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有3条：从国外进口石油，但我们的外汇不充裕；开发我国的天然石油，可国内外有的专家说：“中国贫油”；走人造石油的道路，即从我国广东茂名、辽宁抚顺的油田页岩中提炼石油，可是成本又太高。

毛主席插话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现在要认真研究一下，天然石油的远景究竟如何？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嘛，如果确实在我们的土地上缺乏天然石油资源，我们就大力发展人造石油，或是先从自己的油母页岩中加以提取。

李四光听了周总理和毛主席的这番话，就坐不住了，心情十分激动，几十年来中国是否有石油的论战，立刻浮于脑际。但他坚信：他和他的同事们所做的工作和结论是正确的。于是坚定地说道：“主席、总理，我国天然石油的前景是很好的，但必须加强勘察工作。”

他敢于冲破旧有的石油理论的束缚，向“中国贫油”理论挑战，科学地分析了中国地史上的产油条件，并指出中国有丰富的石油。

1956年5月3日，周总理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到了此事，他说：“石油在我们工业中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首先是勘探的情况不明。地质部长很乐观，对我们说，地下蕴藏量很大，很有希望。我们拥护他的意见。现在需要去做工作，所以要有一个单独的石油工业部。”

回忆过去，许多中外地质学家，对中国石油资源的远景，都抱着悲观的看法。1915年到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克拉普和菲尔勒，率领一个钻井队，在陕北肤施一带，打了7口深井，花了300万美元，却毫无收获。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中国调查地质，回国后写论文说：“中国东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不大；西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更是遥远；西北部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油田；东北地区不会有大量的石油。”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中国贫油”几乎已成定论。

有的说：“吾国号称地大物博，而石油一矿，实甚贫乏，无可讳言，此固因调查钻探之丰周，然就已知事实而论，石油之储藏量不丰，似可言也。”

有的说：“中国境内似无发现大规模油田，如巴库油田、波斯油田、加利福尼亚油田之希望，那么小规模之油田而论，其有希望之地带亦不甚多。”

但李四光和他的同事们，对“中国贫油”论一直持反对意见。早在1928年，他在《燃料问题》一文中指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说明中国没有油田可条。中国西北方出油的希望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热河据说也有油苗，四川的大平原也值得好好研究，和四川赤盆地质上类似的地方不少，都值得作一番考察。”

1935年，李四光在英国讲学期间，又暗示在我国东部有可能找到石油。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指出：“……如果在华北平原下部，钻探到足够的深度，似乎没有多大问题会遇到白垩纪（距今140百万—70百万年）地层，并用地震的方法去勘测时，可能会揭露有重要经济的沉积物。”（这里指的就是石油）。

李四光的同仁，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早在1942年就提出：“陆相生油论和多期生油论”了。李四光对陆相生油的理论极力支持和赞成，他坚决反对外国人所说的只有海相才能生油的理论。

所谓“海相”，就是在地球的远古时代，在海洋环境条件下，海水中的物质沉积在海底而形成的岩层。海相生油理论的根据是，海水中的有机物质（植物和动物和微生物）死亡后和沉积物质同时下沉海底，堆积起来，在缺氧的条件下，转为石油。

所谓“陆相”，就是在大陆上的湖泊、沼泽、河流环境下，水中的泥、沙等物质沉积在湖底，河床等地而形成岩石。黄汲清、李四光认为，在古时代的湖泊里，例如在新生代（距今70百万—0.012百万年）的松辽盆地、四川盆地、华北平原、江汉平原、柴达木盆地、塔里木盆地，都是巨大的湖泊，湖水里有机物质丰富，不少于海洋中的有机物质，它们死亡后，同其他沉积物一起沉积下来，经过厌氧细菌的作用，同样可以会成为石油，这就是陆相生油理论。

陆相生油理论是中国地质学家，根据中国的地质条件提出来的，是一种崭新的理论。用这种理论做指导，在我国松辽平原，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华北平原等地，先后找到了一个一个的油田，为祖国的经济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了加强矿产的普查工作，于1954年成立地质部全国矿产普查委员会，李四光兼任委员会主任，黄汲清、谢家荣、刘毅为“普委”成员。他们第一个制订出对松辽平原进行石油普查的建议和计划。在石油部门和王铁人等大庆工人的努力奋斗下，于1959年9月26日出油了，从此“中国贫油”的帽子被扔进太平洋，陆相生油理论胜利了。

由于大庆油田的发现，坐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1963年11月17日至12月3日）主席台上的毛泽东主席，向石油部负责人投去一次又一次充满赞誉的目光。他尚不知道地质部科学家们的卓越贡献。对此，地质的人急了，可是又没有人敢跑到主席台，在毛泽东面前说一声：“大庆油田是我们发现的。”

对这件事最着急的还是地质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老红军何长工了，因为这不是他个人的事，是全地质部几十万人的名誉问题。何长工的看法和意见得到了“一班人”的赞同。于是地质部上层集体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说明地质部科学家对大庆油田发现的贡献。在这以后，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们在各种公开场合谈话时，不再只表扬石油部和石油工人了，而是多了一个李四光。

1964年元旦的下午，李四光接到毛泽东主席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主席请李老晚上7时30分到怀仁堂一起看现代豫剧《朝阳沟》。”晚上，在开演之前，李四光到了怀仁堂休息厅。一会儿，毛主席来了，同李四光热情握手，接着就谈起石油问题。毛主席一边听李四光汇报，一边高兴地说：“你们两家（指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都有很大的功劳！”

1981年，国家科委作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领域的重大发明、发现成果进行表彰的决定。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评比。国家科委对“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这一项目中，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们进行了表彰。他们是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等23人。1982年7月，国家科委举行隆重的发奖仪式，他们从党和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金光闪耀的证书和奖金。

从20世纪的50年代到70年代，根据李四光和我国其他地质学家的理论，在全国有希望的地区，都部署了石油普查工作，后来相继又在华北、华东、西北和西南找到了大、中、小型油田。自从1953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找李四光谈石油工作那天起，李四光用了很大的精力投入石油地质的研究中。据不完全统计，他对石油工作的谈话记录、信件和文章，就有10多万字。

1966年11月，李四光在一份手稿中曾经这样自豪地写道：“现在，可以这样说了，依靠天然石油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是靠得住的，是大有可为的。”

1969年3月5日和11日，即是李四光逝世的前两年，他还在研究我国发展石油的十年远景问题，他留下了以下宝贵的遗言。

1．华北平原和江汉平原还值得进一步工作。在松辽—华北（包括渤海）—江汉—北部湾这个带上，我们还可以继续有所发现。

2．要突破古生代油区。四川盆地很有希望，贵州南部值得探索，塔里木盆地见油是个很大的鼓舞。

3．要迅速开展海洋地质工作。海上石油的远景在东海。

4．陕甘宁盆地是有油的。

5．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值得开发。西藏的石油很有希望。

6．茂名—雷州半岛—北部湾地区，是值得做工作的。

7．苏北地区很值得注意。这里，很可能是黄海在晚近地质时代伸进来的地区。

根据李四光的科学论断和预测，经过20多年来地质学家们的工作，已经在内陆或海洋有所突破，我国的石油开发已展现出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