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大规模的平反昭雪

胡耀邦刚刚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就看到档案室里堆积了好几间屋子的卷宗材料。建国30年来，冤假错案积累的数量之多、时间之长，实为罕见。

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全国上上下下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竟达55万人之多。

从1959年到1964年，虽然分5批陆续给右派摘了帽子，但全国仍有10多万右派分子。而摘了帽子的人，工作、生活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但在政治上仍备受歧视，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落实这部分人的政策，工作量之大，足以让人望而生畏。

面对如此情况，胡耀邦心急如焚，他不顾一切地投入这项浩如烟海的巨大工程。

为了改正错划右派的失误，胡耀邦到中组部后不久，就指定专人负责右派的改正工作，接着组织了由中央统战部、国家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民政部参加的5部门摘帽办公室。他主张对右派问题公开改正，大力推进清查工作。

然而，有人认为，“只给右派摘帽就行了，没有必要一一清查。”

也有人认为，“当时就是有人向党进攻，不能都给他们平反。”

还有人认为，“如果把几十万右派都改正过来，工作就会乱了套。”

为了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胡耀邦先后指示5部门两次联合召开会议,研究错划右派改正的问题。

6月中旬，5部门在山东烟台第一次联合召开了会议。胡耀邦委托杨士杰参加，嘱咐要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错多少改正多少。

果然，会上产生了不同意见。分歧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右派分子改正的范围有多大；二是对改正后的右派怎样安置；三是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正过来，会不会乱套。

对于这些问题，一部分同志提出，只对个别确实搞错了的、改造表现确实好的人才可以改正；对改正的人只能就地安置，单纯解决生活问题。

杨世杰等大多数人则主张，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正多少；对改正的人量才使用，全面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被压制多年的聪明才智，为国家“四化”作贡献。

大家认为：我党历史上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了反，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广泛调动了积极性，从来就没有乱过。

与此同时，他们立即向胡耀邦汇报了会议情况。胡耀邦表示，完全赞成杨士杰等同志的意见。联合会议以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中央呈报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中央将此报告作为1978年11号文件转发全国。

然而，胡耀邦认为这还远远不够，这次会议只解决了右派摘帽的问题，没能真正解决摘帽后落实政策的问题。他让中组部政策研究室以中组部的名义，起草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经中共中央批准，同年9月，5部门在京再次开会，拟定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

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下发了这个“实施方案”。

文件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的处分”。

随后，分5批给全部右派分子摘了帽子。许多人热泪盈眶，有的甚至高呼“共产党万岁！”

在胡耀邦的关心和推动下，1980年8月16日，被错划为右派的6位著名教授曾昭伦、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得到了平反。

当平反改正的右派突破50万人时，有人慌了，说：“这样改，太多了！”

胡耀邦回答说：“当年狠抓右派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嫌多？”

全国55万被错误对待的人们，终于熬过了20多年的凄风苦雨，从精神的炼狱里解放出来，从生活的煎熬中走了出来。他们喜泪横流，充满希望地走进了1979年的春天。

在以后的日子里，胡耀邦继续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指示中组部对“文革”前历史遗留的冤假错案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纠正。

之后，又集中力量复查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沉冤遗案，其中包括为蒙冤多年的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等恢复了名誉。

在平反过程中，其中最为复杂的要数刘少奇的案子。

刘少奇一案牵连人数众多，影响极大，因而其平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由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动因是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此，能不能为刘少奇一案平反，实质上牵涉到如何看待和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也牵涉到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评价问题。

此时，力主改革的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人，面临着两个桎梏：“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和积沉如山的冤假错案的组织桎梏。更为困难的是，两个桎梏当时还纠缠在一起。

给刘少奇平反首先撞见的，就是当时中央有关负责人以“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为借口，为平反冤假错案设置障碍。

思想界和“两个凡是”的斗争，无疑为刘少奇平反做了舆论准备。

早在1977年12月，胡耀邦在京西那个幽静的党校里，面对1000多位党的高中级干部含蓄地指出，即使是对毛泽东的话也不必句句当真。

半年后的5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的讨论彻底清除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它对于刘少奇平反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

与此同时，陈云、邓小平等人也开始从组织上为冤假错案平反做准备。他们选择的战术突破口是在“文革”中已经臭名昭著的“专案组”。

针对“文革”中专案组罗织罪名、断章取义、大搞逼供信的做法，陈云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在陈云等人的倡议下，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郑重申明：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

不久，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撤销，相关案件材料移交中央组织部。此后的人事调整变得水到渠成。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央副主席，还被选为刚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平反冤假错案，成为陈云领导下的中央纪委的一项主要职责。

此前的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被任命为中组部部长。而胡耀邦上任之初，就收到了刘少奇儿子刘源等人寄来的关于刘少奇案的申诉信。

至此，冤假错案平反所面临的组织和舆论障碍基本清除。

1979年1月起，中央纪委抽调了一批干部，会同中央组织部全面开展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工作。

陈云领导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特别强调：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倒。

所有这些，对克服刘少奇一案平反工作中遇到的阻力，保证平反工作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当年4月18日，成立“刘少奇案件复查组”。

杨筱箴，原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干部，担任“刘少奇案件复查组”负责人。

据他回忆，复查组仔细核实了刘少奇案的全部400多卷卷宗，发现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帽子”完全是莫须有，假证据。

在中共中央启动给刘少奇平反的工作同时，1979年3月，中央组织部经过审查，对王光美的所谓问题做出结论：“王光美同志政治历史清楚，没有问题。”

1979年6月，王光美和贺子珍一起被增补为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后来，王光美被组织安排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

出狱后的王光美，暂居于翠明庄中央组织部招待所。这里是1946年军调部党的代表团的驻地，王光美正是在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站。

1980年2月底，王光美全家人屏息围坐在政府新为他们配备的电视机前，急切等待着重要消息发布。

当“刘少奇同志”这个熟悉的称呼10多年后第一次从播音员嘴里说出来的时候，王光美百感交集。

就在8年之前，身陷秦城监狱里面的王光美，是以“恩准”的方式得知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已经去世3年的消息。

而此刻，电视机里播出的《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宣告：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出于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不但对关于刘少奇同志的错误认识和错误处理的形成，起了极为恶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利用这个错误，凭借其所窃取的权力，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

《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最后指出：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几十年来，他作为党和国家卓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我党的建设，对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忠诚的。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事业。

1980年5月13日，王光美偕子女，乘专机飞抵河南开封，迎接刘少奇骨灰。

当时登记为“刘卫黄”的刘少奇，骨灰存放在三合板制成的123号骨灰盒中。王光美握着骨灰盒默默许久。

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后，紧紧握住王光美的手说：“是好事，是胜利！不要哭！”

遵照刘少奇遗嘱，亲属将其骨灰撒向了大海。

作为“文革”中最大冤案的刘少奇一案平反，被采用的中学政治课本称为党在后“文革”时代从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统计，“文革”中，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而错判案件有22万件，因此错受刑事处分的有28万余人，其他受批斗、隔离、关押的更是不计其数。最后，上述人员全部得到平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经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其中包括邓小平、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也被证明纯属不实之词。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怀着惋惜和哀痛，一次又一次地为那些在林彪、“四人帮”迫害下丧生的民族精英们补开追悼会，催人泪下的哀乐一遍一地低回在中国大地。

那些在“文革”中含冤去世，曾为新中国诞生挥汗洒血，立下赫赫战功的党的高级干部，以及部分党外人士的骨灰盒，被一批批地放置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死者亡灵得到告慰，活着的人纷纷庆贺正义战胜了邪恶。

邓小平复职后仅3年多点时间，就使几千万人洗清了沉冤，恢复了名誉，幸存者恢复了工作，有的还得到了经济补偿。

中国人历来相信历史是公正的，由后来者平反前期的冤假错案的事古已有之。按照这个规律，“文革”留下的大量冤假错案，终有一天会得到平反昭雪，只是时间和方式的问题。

大规模平反工作的进行，对于以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文件的出台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