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提出指导性意见

“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牵头主持的。起草小组日常工作主要由胡乔木具体负责，它的组织、协调和联络工作则由邓力群分管。

邓小平非常重视和关心“决议”的起草工作，起草伊始，他就要求“决议要力求做好，能使大家的认识一致，不再发生大的分歧”。

从1980年3月到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共有十六七次谈话，讲起草“决议”的指导思想、框架结构和基调。每次谈话，胡耀邦都参加，并同意和补充发挥了邓小平的意见。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是拨乱反正的重要一步，为人们实事求是地对待毛泽东，坚持毛泽东思想创造了条件。

刘少奇的平反，是党内外大多数人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为国内外舆论所强烈关注，但也引起党内一定程度的思想异同：有人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人则认为，给刘少奇平反这件事证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就提出了如何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严峻课题。

于是，起草小组邀请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座谈，听取对起草“决议”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以及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

经过反复讨论、酝酿后，起草小组搞出了一个供领导参阅的“决议”写作提纲，送给了邓小平审阅。

3月19日，邓小平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3人谈话，提出他对“决议”的看法。

邓小平告诫他们，写“决议”不是写文章，不需要多方面展开论证，而是要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做出正确的判断，话不要多。不要担心，怕说这个判断根据是什么呀？为什么对呀？要论证一下。这样不好。

他说，中心的意思是三条。

第一，最核心的一条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邓小平提出，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

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文化大革命”的10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在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的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现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对当时习惯使用的“十次路线斗争”的提法，发表了看法。从这里可以看出，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对起草“决议”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根据上述三点基本要求，起草组人员又对提纲做了修改，并送到邓小平处。

4月1日，邓小平把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找来，谈了对修改后的“历史决议”提纲的看法。

邓小平首先讲了1957年到1966年的10年间，我们党和国家经历的重大事件，并对这些事件作了基本评价。

他说：

总的说来，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建国后17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但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

讲到这里，邓小平着重指出了总结历史教训的一个基本原则：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

邓小平还以“大跃进”为例，实事求是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在谈到如何安排“决议”的结构框架时，邓小平更以平等协商的口气问道：“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17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

这次他仍然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在邓小平谈话前几天，胡乔木也看过“决议”提纲，他提出了送审的稿子中没有涉及的然而又难以解决的两个问题。

一个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他指出，说“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不难，但是必须答复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不答复这个问题，“决议”就失掉价值。一个郑重的马列主义政党，就得对这个问题有个科学的分析。

另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讲坚持毛泽东思想，是讲坚持什么，不答复这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这个口号就没有力量。

他还对解决两大难题做了具体说明，为起草“决议”提供了良好的思路。胡乔木关于两大难题的想法，解决了起草“决议”中的难点和重点问题，是对邓小平3条要求的重要落实和补充。

10月25日，邓小平召集胡耀邦以及负责起草的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话，明确地阐述自己对这些极端意见的看法。他对几位同志说：“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为了引起大家在修改讨论稿时对写好毛泽东思想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又接着讲：“‘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我们“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

“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对一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的意见，邓小平讲：“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

他举了中央苏区打AB团，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大批老干部被打倒等事例，说明“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毛泽东干的。

这番话确确实实道出了邓小平的心里话，给大家以很大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