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修改稿进行大讨论

1980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组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讨论的通知。随通知发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10月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稿)》，要求15日以前发到各省、市、自治区。

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讨论，是党内民主的大发扬，也是对建国以来历史进行的一次最深入、最具体的研究。

这次讨论开始时预定参加的人数是4000人，故称为4000人大讨论，实际参加的人数比原定的要多。原来的名额分配和实际参加人数情况大致如下：

中直机关，原定350人，实际参加345人，分9个组；国家机关，原定450人，实际参加451人，分16个组。

军队系统，原定300人，实际参加390人，分11个组；地方3000人。

此外，经中央批准，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一、二、三部学员1548人也参加了讨论。

4000人讨论从10月中旬先后开始，持续了一个多月，到11月下旬结束。书记处研究室人员和“决议”起草小组成员分别参加中央党政机关的讨论。

讨论情况不断用简报、快报和手写的情况汇报，迅速、及时地反映到起草小组，反映到党中央。重大问题则写成综合报告、意见汇集等报中央政治局。

4000人讨论之认真、之热烈，从简报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反映。

关于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仍然是讨论的热点、争论的焦点。

4000人讨论中有许多好的意见，但也有不少比较片面的以至极端的贬低或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

另外，人们普遍强烈地提出，“决议”一定要对粉碎“四人帮”后的4年进行认真、全面、科学的总结，要把华国锋的错误写到“决议”中去。

邓小平看了4000人讨论的部分简报，于10月25日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这是继3月19日、4月1日、6月27日谈话以后，对“决议”起草的又一次重要谈话。

邓小平针对4000人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存在的思想混乱，着重讲关于毛泽东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

他坚定地表示：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肯定并且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邓小平说：

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找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

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

邓小平认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

邓小平提出，“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邓小平说，不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些都对。但是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

邓小平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邓小平说强调，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总之，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邓小平还讲了怎样正确对待毛泽东的错误的问题。他说：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

邓小平的这一篇谈话，在当时争议最多、分歧最大的问题上，也是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上，表明了党中央坚定的、毫不妥协的态度。这是“决议”做得成功的关键。

4000人大讨论的另一个热点，就是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4年这一段写到“决议”中去。

发给大家的“决议”讨论稿，关于粉碎“四人帮”后4年只写了100多字，稿本上只占6行，当时内容如下：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经过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开辟了光明灿烂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对于这4年多我们党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任务，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做出详尽的论述。

许多同志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如中直机关第五组，中直机关共分8个小组，第五组是统战部、《红旗》杂志社、文献研究室等单位，自10月21日至25日，天天讨论到这个问题。

10月21日，民革中央主席屈武提出：要把最近4年写一段，并以三中全会为界，之前继承“文革”路线，之后走上正轨道路。

10月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逄先知发言说：赞成屈武意见，要求把最近4年写一部分，以三中全会为界，分两段。前一段，讲有7条错误，如搞“继续革命”、“两个凡是”、个人崇拜等等。

10月24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童小鹏发言说：粉碎“四人帮”后4年，非写不可。有人不同意写，毫无道理。

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机关党组书记刘澜涛也主张写近4年的一节。

10月25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宁一说：赞成把第四阶段写上，三中全会前，政治、思想、组织上继续搞“文革”的一套，路线未变……华国锋在解决上海问题时曾说，处理“四人帮”一伙要防“左”，处理被打倒的老干部要防右。这算什么话!

其实，起草小组在9月下旬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后，讨论稿印发之前，就考虑粉碎“四人帮”后这4年究竟要不要写，要写的话怎么写。根据中央常委同志的意见，胡乔木已经亲自执笔，写了一个这4年的基本总结。

要写这一段，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是，粉碎“四人帮”以来的4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是实现党的伟大历史转折的时期。这4年取得了极大成绩，也犯了不少错误；走过曲折的道路，有着丰富的经验。这4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分为两段，前后各两年。作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写这4年不好。

另一方面，在1980年8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后，高级干部在讨论怎样改变权力过分集中、兼职过多现象时，也提出了对这4年工作的看法和华国锋的兼职问题。

不少同志提出，通过五中全会和五届三次人大会议，兼任总理的问题解决了，但华国锋继续兼任军委主席也不合适。这里不仅是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还要考虑能力威望的问题。

胡乔木起草的这一段稿子，大约2500字。三中全会前两年是一段，用了600多字；三中全会后到作“决议”为止，用了不到2000字。

10月6日，胡乔木把这一部分稿子送常委审批，并前附一信：

现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中新增的关于粉碎“四人帮”以后4年的一段送上，请审阅批改。

此后胡乔木又作了一些修改，在即将印发之前，他再次修书一封，把新增的这一段送常委审阅：

现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中新增的关于粉碎“四人帮”以后4年一段送上，请审阅。决议草案全文将于明日付印，在全党4000人讨论后将根据讨论结果进行许多修改，这一段也在内，故未等待你们各位的修改意见，请特别谅解。

胡乔木非常细心，在这一段“决议”草案送给各常委之前，他又看过，并亲手作了一处非常重要的修改。对三中全会前两年，原来总的论断是“两年徘徊的局面”，胡乔木把它改为“两年间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叶剑英看过后批示同意；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看过回电话表示同意；李先念因到朝鲜访问未看；华国锋打电话说这段没有经过常委正式讨论，不赞成加上。邓小平、胡耀邦说，既不赞成，先不加，等到4000人讨论之后，如果大家觉得需要加，再加也不迟。因此，发给4000人的讨论稿这一段只有6行。

邓力群10月1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常委会上作了一个发言，向即将参加4000人讨论的几位常委介绍了第四段稿子的增写经过和关于前两年的内容，18日在会上又作了一次同样内容的发言。

邓力群介绍，三中全会以前两年，写了600字，主要内容有8条：

1、肯定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华国锋同志有功。

2、华国锋同志从来不说“文化大革命”有什么错误，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理论、路线有什么错误。

3、直到1977年5月工作会议，华国锋同志还继续肯定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4、坚持搞“两个凡是”，实际上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那套错误的理论、路线、政策。

5、搞新的个人迷信。

6、粉碎“四人帮”后，陆续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这是做得好的，但是一些重大的冤假错案被压下来，华国锋同志没有主动解决。

7、1977年5月工作会议前后，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一批新的冤假错案。

8、在经济工作中搞高指标。

对上述8条，邓力群一一举出具体事实，进行分析。对这4年要不要在“决议”中写上一段，他说：我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这4年，是应该在“历史问题决议”中给予总结的。实事求是地分析三中全会以前党的工作的成绩和党的路线的错误，高度评价三中全会在我党历史上的重要意义，肯定三中全会以后党所重申和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完全必要的。

据不完全统计，中央党政军机关在讨论中有300多位同志、3个组的全体同志和4个组的大多数同志主张，一定要对粉碎“四人帮”后的4年进行认真、全面、科学的总结，并写入“决议”中去。这样做，有着最重要、最直接、最现实的意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有13位同志认为对这4年的总结可以放到“党的十二大”去做；有一位同志主张这4年能总结最好，如果现在总结不了，到党的“十二大”再讨论也可以。

许多同志在发言中说，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中有功绩，头两年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清查“四人帮”反革命帮派体系，基本正确，成绩很大。但总的说来，华国锋和当时在中央工作的其他几个同志，仍然承袭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套理论、方针、政策和口号，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以及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上，都有错误。

与会同志还指出了华国锋坚持“左”倾错误的许多重要事实，对他的思想作风也提出许多批评。许多同志认为，从各方面看，华国锋同志都不宜再担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参加讨论的同志都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经过全党的共同努力，前两年的错误已经和正在被纠正，党的工作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有的同志说，三中全会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八七会议”和“遵义会议”，对它的历史地位应该给予肯定。

4000人讨论以后，胡乔木等综合、研究各种意见，提出了一个“对于修改‘历史决议’草稿的初步意见”，共12条。要点是：

1、篇幅要尽可能压缩。把一些论文式的语言改成决议的语言。

2、许多同志认为毛泽东同志错误未写透。可以改写得集中一点，明确一点，但不能过头。主要从政治上、理论上分析这些错误及其产生的历史原因、社会原因，不多涉及个人品质问题。功绩也要写得集中、更明确一些。

3、使用“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两个概念。把两者区别开来。

4、在讲毛泽东思想时，把冲破国际共产主义的教条主义、形成三大原则以及一系列基本原理扣得更紧一些。对现有的18条，写得更概括一点。

5、不要说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党内一直存在两条路线斗争，但在某些时期和某些问题上，党内确有不同意见和原则分歧。

6、加上扼要地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针政策方面的内容。

7、第一阶段维持原来的估计。

8、第二阶段总的也维持原来的估计。对于人民公社，要明确指出不符合中国实际，不符合群众利益。“大跃进”的后果要写得更明确一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经济工作中带路线性的错误，但时间很短，就由毛泽东同志发现和基本纠正了。

9、“文化大革命”中“左”倾路线错误和形成的原因，加以调整、提炼并力求再深化一些。

10、第四段要加上。讲清三中全会以前的错误和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的重申、确立和发展。对三中全会要有一个评价。

11、在适当的地方加一段党的对外工作。

12、原稿第五部分保留，篇幅可大大压缩，内容要改得更突出、更明确、更精炼。

吸收4000人讨论的意见，“决议”稿又作了很大的调整和修改补充。

半个月后，产生了一个“1980年11月22日修改稿”。这个稿子，不但在内容上体现了上述修改要求，而且在结构和格式上有了明显的改进，跟定稿已经相去不远了。每一部分加了标题，每一节加了序号，全稿75节，7个部分，包括：

1、决议的根据和目的；2、建国后的头7年；3、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10年；4、“文化大革命”的10年；5、粉碎“四人帮”后的4年；6、“文化大革命”的原因；7、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还缺第八部分，到12月16日完成，标题为：关于基本的经验教训。这一部分是在10月讨论稿第五部分的基础上重写的，篇幅压缩一半，内容概括为两个要点和10个“必须”，基本符合修改意见要把这一部分“改得更突出、更明确、更精炼”的要求。

经过4000人讨论后写出来的1980年11月至12月修改稿，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但整个稿子的结构、布局还有待调整，内容还有待进一步压缩、提炼，表述更有待推敲，到达完稿的终点还要走一段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