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客观评价毛泽东

就在“决议”草拟工作正在紧张进行的时候，新中国开国大将黄克诚也发表了他对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看法。黄克诚在过去的10多年里也曾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

1959年的庐山会议，黄克诚被通知参加，本意是要他来参加对彭德怀的揭批斗争。黄克诚了解浮夸背后的真实情况和老百姓挨饿受苦的沉痛情景，他坦率表示基本上同意彭德怀的意见，并以大量的事实说明“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造成的危害，提出“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点不讲，”“讲好的高兴，讲缺点不愉快，不符合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讲的共产党员的作风三条中的第一条”。

就这样，他也成了批判斗争的重点对象之一，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毛泽东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够“迷途知返”。另外一些同志也劝他“反戈一击”。

可他的回答是：“我绝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落井下石，我一块石头也没有。”

1959年8月16日，中央全会通过《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认定彭德怀、黄克诚等人组成“反党集团”，犯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此后，就解除了黄克诚的各种领导职务。

就性格而言，黄克诚并不愿意多出头露面，也不愿意发表文章、照片等等，甚至有时还把自己的主张请领导出面提出。可是，当事关全局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他就如鲠在喉，觉得不把意见提出来就对不起党和人民。

1977年12月，黄克诚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1978年在三中全会上，他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后又任第二书记。

中央决定，将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清理“文革”中“三种人”和平反冤假错案交给中央纪委办理。

这些都是关系国家安定团结和大批干部命运前途的大事，黄克诚深感责任重大。他一方面组织研究方针政策，一方面直接参与研究解决一些重大问题。对于一些冤假错案，即使有些同志已经去世，或本人没有申诉，他也主动查清平反，为许多人清洗了多年的不白之冤。

但他对自己身上背了几十年的冤案却并不着急，他说：“我现在有工作做就行了。”

当有关部门整理历史资料，就他因提出正确意见而遭到批斗、撤职的问题向他了解核实情况时，他仍以大局为重，说：“如果当时那几个负责同志还在，我还是可以和他们辩论的，但是他们已经去世了，我还在，我不能单方面来作评论。”

他又叮嘱说：“你们要实事求是，把事实说清楚就行了，不要说过头了，不要给那几个负责同志脸上抹灰，给他们抹灰就是给党抹灰。”

当曾批斗他的同志前来向他道歉时，他一笑置之，说：“都过去了。那时你们不那样做也过不了关。”

在这个阶段，特别是拨乱反正、总结经验的过程中，有些干部，尤其是一些在政治运动中受过冲击的领导干部，借机发泄不满，贬低甚至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此，黄克诚深感不安。

他认为，如何使党员干部正确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团结起来向前看，“这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问题”。

黄克诚经过深思熟虑，于1980年11月27日在中纪委召开的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著名讲话。

11月27日的会议，是中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准则”座谈会，黄克诚是常务书记，自然要出席会议。当会议进入尾声时，黄克诚表示要讲话。

已经双目失明的黄克诚在别人搀扶下走上主席台。落座后，他开口便说：“今天我来这里讲话，不讲别的，想先谈一谈怎样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黄克诚首先说到：

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曾经表示过原则的意见。小平同志讲，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小平同志还说过“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在谈到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时，小平同志说：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也是有责任的。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

在评论和处理党内的某些历史问题时，小平同志曾讲过“宜粗不宜细”。就是说，对那些不很重要的问题，不要过分纠缠。小平同志的这些原则意见是代表中央讲的，我完全赞成。

所有的共产党员应该本着这些精神去考虑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

接下来，黄克诚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创建时期说起，讲到毛泽东在危机中怎样挽救革命；讲到毛泽东受排斥后，中国革命受到的损失。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到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

黄克诚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评价。

他说：

一个共产党员个人受到一些委屈算不上什么，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害，从10亿人民的根本利害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

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绝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

照我的看法，毛主席晚年犯错误，原因很多，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在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搞社会主义，实在是一件艰巨的事业。直到今天，在我们面前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问题，我们仍在不断摸索，也还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个问题我不多讲。我只想简单地谈一下毛主席犯错误的个人方面的原因以及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毛主席在晚年不谨慎了，接触实际、接触群众少了，民主作风差了等等，这些都是他犯错误的原因。

黄克诚还说：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年龄大了，又没有及时引退。同志们可能会说，他犯某些错误时只有60多岁，文化革命开始时也只有70多岁呀！

同志们要知道，毛主席为人民的事业是紧张操心了一辈子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就苦心焦虑、经常昼夜不眠地考虑问题。1958年我同他接触时就感到他虽然只有60多岁，但脑子已经紧张过度了。脑子紧张过度了，就要出乱子。我现在就有这个体会，脑子一紧张，说话就没有分寸了。老人家如果及早引退，那就是世界上完美的大革命家。但是他晚年的雄心壮志仍非常之大，想在自己手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之内办到。结果就出了一些想入非非的乱子。尽管这些乱子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和创伤，但从他的本意来讲，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

他为了这个理想操劳了一辈子。因此，在我们纠正他所犯的错误，总结经验时，还是应该抱着爱护、尊敬的心情来谅解老人家。

最后，黄克诚指出：

毛主席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消极因素，这只是暂时作用，经过我们努力是可以克服的。但是，他留下了最宝贵的财富，即毛泽东思想，却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黄克诚讲话一结束，会场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

第二天，就有人送来了他的讲话录音整理稿，建议黄克诚拿出去发表。

黄克诚说，这完全是我个人的讲话，如果拿出去发表，一定要请中央的同志审查。

于是，这个稿子送到邓小平同志的案头。

邓小平很快看了稿子，明确指示：“此稿可以发表，请乔木同志在文字上把把关。”

胡乔木看了稿子，做了一点技术上的处理，就交给新华社发了通稿。

这篇讲话在北京各大报纸发表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

秘书选了一些来信给他读。听着听着，他摆了摆手说：“那些赞成的信就不要读了，我就不相信都是众口一词的赞誉之声，不可能没有反对意见。”

当黄克诚听说确有这样的信时，脸上露出了笑容，说：“快读给我听听，骂我的话也没关系。”

于是，秘书把4封最有代表性的信读给他听，读到那些辱骂性的话时，秘书有点提心吊胆。

黄克诚却开怀大笑，说：“有味道，实在精彩。”

黄克诚对秘书说：“能不能设法找到写信人，以我个人的名义把他们请来，先请他们吃顿饭，然后和他们好好谈谈，我相信是能统一认识的。”

秘书按照他的意见，准备和当地有关部门联系。这时，黄克诚说：“我想了想，觉得不能这样做，如果通过政府部门去找，人家不明真相，还以为是给黄克诚写信惹了大祸，给写信的人造成很大的压力，带来不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