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议修改再上新台阶

经政治局、书记处和老干部40多人讨论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于5月15日搞成了一个修改稿，这一稿从原来的36万字压缩到28万字。

5月15日稿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讨论，作了一些修改，印出5月16日修改稿，提交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使“决议”修改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1981年5月1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74人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老干部、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起草小组成员列席会议。

在会上，胡乔木对“决议”稿中涉及到的诸如不用路线斗争等说法、毛泽东晚期思想表述、前10年的评价等原则问题作了几点说明。

胡乔木指出，这个“决议”稿是20多位同志一年多的集体作品，中间经多次修改，我只是参加了一部分修改工作。稿中的重要观点很难分清是哪一位提出的，许多是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也有是4000人讨论和3月31日向52位同志征求意见时提出的。

在会上，向来以作风果断、雷厉风行而闻名的邓小平以特有的语言风格发表了重要讲话。

邓小平充分肯定了一些好的想法和起草组所下的功夫，同时也指出，“为了要早一点拿出去，再搞4000人讨论不行了，也不需要，因为4000人的意见已经充分发表出来了，而且现在的修改稿子也充分吸收了他们的意见。”

邓小平认为现在的修改稿子的缺点是长了点儿，希望政治局扩大会议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然后提交到六中全会通过。

邓小平强调了几个中心问题：

第一、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

第二，我们32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10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

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的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

第四，毛泽东同志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邓小平用短短的几句话，高度概括了几个关键的，也是争论最厉害的问题，体现了作为政治家的坚定的原则性和远见卓识。

邓小平还针对不急于搞这个“决议”的看法，强调了作“历史决议”的紧迫性。他说：

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邓小平在讲话中说明了这次会议的任务：

现在的方法，就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70多个人，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定了以后，提到六中全会。设想就在党的60周年发表。纪念党的60周年，不需要另外做什么更多的文章了。

胡乔木在会上讲话，对“决议”稿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为什么这样处理，作了简明扼要的解释、说明，请大家注意和讨论。

会议印发了胡乔木的讲话稿《几点说明》。《几点说明》涉及不少重大原则问题。如关于“就此不用”路线斗争、机会主义等术语。胡乔木说，“‘决议’全稿未用或极少用错误路线、机会主义路线、路线斗争和路线等术语”。

他介绍了“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等术语的历史沿革及其危害后指出：“党的历史绝不能简单化为路线斗争史。‘路线错误’、‘路线斗争’两个词，不知害了多少同志。中央在批评华国锋同志时开始决定不用‘路线错误’，很得人心。”

关于“毛泽东晚期思想”。胡乔木说：“这是专门用以概括毛泽东同志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的，目的是把它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免得党内外国内外经常有人提出毛泽东思想有严重错误，甚至只把他的晚期思想称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等等。”

关于1957至1966年上半年这10年工作的评价问题，胡乔木说，“决议”稿中说的理由是站得住的。他补充说，“文化大革命”基本上否定了整个建国以来的17年，基本上打倒了这17年中的政治局和书记处，表明这10年工作基本上是正确的。

关于批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不再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胡乔木从革命的原义政治革命和转义革命精神两个层次上作了解释。

关于社会性质和阶段问题，针对当时有人宣扬“中国不是社会主义或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因而要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或恢复新民主主义”的谬论，胡乔木指出：“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根本的客观事实，并且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党内在这样重大原则问题上不能‘百家争鸣’，以免动摇党心军心民心。”

他还说明，“决议”稿说建国后的7年“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也是符合客观历史的。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胡乔木指出：毛泽东同志固然应负主要责任，但应着重分析历史背景而不应着重个人责任，尤其不应着重个人品格。

“决议”稿分析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国内历史原因，国际原因，包括马列的一些不明确的被误解的论点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传统的影响。

胡乔木说：“指出这些原因，才是客观的、信实的、公允的、全面的。”“我认为‘决议’稿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分析超过了1945年‘历史问题决议’的水平，即把主观主义、盲动主义等都简单地归因于小资产阶级。”

关于毛泽东同志在哲学上的贡献，这是一个科学问题，贬低是错误的，但也不能任意提高。胡乔木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矛盾论》中的多数论点，是马恩列或30年代苏联哲学界所已经提出过的，不能说是他的创见，但毛泽东同志在哲学上确有非常重要的独创之处。”

胡乔木说明“决议”稿这一段曾邀请许多同志反复修改，并查对了很多资料，包括毛泽东同志所阅读批注过的哲学书，“现在的说法我觉得比较恰当和谨慎的。”

胡乔木还说明了把“个人迷信”改为“个人崇拜”，不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说“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的理由。

从5月21日起按5个组分组讨论，到29日结束，共进行了8天。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每天出一期《快报》，及时将各组讨论中提出的主要意见作简要通报。

在讨论中，大家对“决议”的修改稿普遍给予较高的评价，认为再进一步修改后，就可以送六中全会讨论。

根据邓小平的安排，政治局扩大会议从5月21日起分组讨论，一直到29日结束。

另外，这次讨论又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如关于建国以前的历史，要照顾到各个方面、各条战线，增加一些对重要历史事件的叙述。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应充实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革命的战略策略、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的内容，以更加全面、科学地反映毛泽东思想的面貌与贡献。

另外，增写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起的特殊的好作用的文字，等等。

6月4日，起草组吸收了以上意见，随即改出新的稿子。而对于问题重要而又争议较多的部分，起草组则作了专门的汇报说明。

“决议”的6月4日修改稿和《关于历史决议修改情况的汇报》一起印发给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各同志，请他们再提修改意见。

意见反馈回来以后，胡乔木等吸收大家的意见对“决议”稿又作了修改，成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11日修改稿)》，再次印发给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同志。

至此，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决议”的讨论和修改告一段落，下一步就是提交中央全会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