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耗

噩耗

国境线其实就是两根柱子。它们面对面地竖立在那里，好像仇敌般默默对视，在它们后面分别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这边的一根刨得很光滑，漆着像斑马一样的黑白相间的线条，柱子顶端雕着一只独头鹰——这只凶狠的猛禽展开双翼，尖利的脚爪紧紧抓住这根漆着线条的界桩，贪婪地伸出它那钩子样的喙，恶狠狠地瞪着对面的铁牌。另一根柱子竖立在六步开外，是一根粗大的去皮柞木，深深地扎在地里，柱子顶上是一块铸着锤子和镰刀的铁牌。虽然这两根界桩只相距六步远，但在这六步之间却隔着一道万丈深渊，任何人想要穿过这短短的六步都要冒着生命危险。

这就是国境线。

这些顶着伟大的象征着工人阶级的铁牌，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无声的哨兵，这些哨兵排列成静止不动的散兵线，从黑海¹岸边，沿着国境线绵延数千公里，一直到寒冷的极北地区，它的尽头就是北冰洋。红色乌克兰和白色波兰的国界，被这钉着一只独头鹰的柱子分隔开来。原始森林的深处有一个在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小镇，叫别列兹多夫。小镇离国境线10公里，国境线的对面就是波兰的科列茨镇。

分散着的界桩跨过白雪皑皑的田野，穿过茂密的森林，经过峡谷，又爬上山岗，然后再向河边延伸过去。在高高的河岸上，可以看到白色波兰那冰天雪地的荒野。

荒野在暴风雪下哭号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军人，戴着威武的军帽从那个有锤子和镰刀的界桩走过，雪在他的毡靴下咯吱咯吱作响。他迈着有力的步伐在这个地区巡逻。这个魁梧的红军战士穿着灰色的军大衣，肩膀上是绿色的领章，大衣外面披着一件宽大的羊皮外套，这羊皮外套很长，一直拖到脚跟。他手上戴着羊皮手套，整个脑袋都包在军帽里，这样的装束即使是在最寒冷的天气里也冻不透。

红军战士肩膀上挎着一支步枪，在雪地上走着，羊皮外套的下摆摩擦着地上的积雪。他把自己卷的马合烟²夹在中指和食指间，津津有味地吸着。

在这荒无人烟的平原上，红军的两个哨兵之间相隔1公里，没有山坡的话，彼此可以看见，而这个距离在波兰那边是2公里。

一个波兰哨兵改变了自己的巡逻方向，向这位红军战士走来。他穿着破旧的高统军鞋，暗绿色的军服外面套着一件有两排亮纽扣的黑色风衣，头上戴着标志性的四角军帽，军帽上有一只白色的鹰，军服的肩章上也是鹰，领章上还是鹰，但这么多鹰也没有使他能暖和一点。凛冽的寒风从他的领口、袖口钻进去，一直钻到他的骨头里面。他用双手捂着麻木的耳朵，一边走，一边用一个脚后跟踢着另一个脚后跟。他的手早就冻僵了，因为他只戴着一双薄薄的手套。

波兰人一分钟也不敢停下，只要他不走动，全身的关节马上就会冻僵。他不停地来回走着，有时还来几个小跑。不一会儿，两个国家的哨兵在边界线上相遇了，波兰兵转过身来，同红军战士并排走着。

尽管在国际法上明文规定，边境线上是禁止交谈的，但在这没有人烟的荒野，只在1公里外才能依稀看见另一个哨兵，他们说话还是不说话，谁能知道呢？

看着红军战士津津有味地抽着烟，波兰人很是眼馋，可他的火柴忘在兵营里了。呼啸的寒风把马合烟的香味从国境线的另一边吹过来。波兰人不再照顾他那被冻坏了的耳朵，回头向远处望着——偶尔那些长官老爷会带着骑兵巡逻队到边境线上来，检查哨兵们是否尽职尽责。但远处只有被风吹得飞舞起来的积雪，连个鸟儿都没有。

“同志，借我火柴用一用。”波兰兵实在忍不住了，首先破坏了国际法，他说的是波兰话。他把那支插着刺刀的法国连射步枪往肩上一挎，用冻僵了的手指哆哆嗦嗦地从大衣口袋里费力地掏出一包廉价香烟。

红军战士听到波兰人在和他说话，但是边防军条令规定禁止战士跟境外人员交谈，何况他也没听懂波兰人对他说的什么。于是，他继续迈着有节奏的步子，走自己的路。那两只厚厚的毡靴依然踩着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让人听了很舒服。

“布尔什维克同志，能借个火儿点烟吗？”波兰人这一次说的是俄语。

红军战士仔细地打量了对面的人，心里想：“看来这家伙彻底冻透啦。虽然是给资产阶级当兵，可也混得挺惨的。这么冷的天，穿着这么薄的衣服出来放哨，不冻死才怪呢！还真是得有口烟抽。”于是，他连头都没有回，扔过去一盒火柴。

波兰人接住飞过来的火柴，双手颤抖着，划了一根又一根，总算把烟点着了。那火柴画了一个很难看的弧线飞过了国境线，这时，红军战士也不顾什么条令了：“你就留着用吧，我这还有呢。”

波兰人客气地说：“不，谢谢，为这么一个小东西，我得蹲两年大牢。”

红军战士拿起火柴盒，只见上面印着一架飞机，飞机头上有一只强壮的拳头，旁边写着：“最后通牒”。他想：“是啊，没错儿，把这东西给他还真不合适。”

于是两个国家的哨兵又并排巡逻着，在这了无人烟的荒野上，孤身一人实在太寂寞了。

马鞍在寒风中嘎吱嘎吱作响，战马在雪原上飞驰着。这匹马浑身乌黑发亮，鼻孔周围却挂上了一层白霜，它呼出的白雾消失在空气里。营长的坐骑是匹花踝马，它神气地迈着步子，不时地晃动着纤细的脖子。两个骑士都穿着灰色的军大衣，扎着武装带，袖子上绣着象征着军衔的红色标志，标志上有三个小方块。两人的不同在于，营长加夫里洛夫的领章是绿色的，另一个人的则是红色的。加夫里洛夫是这些边防兵的“头儿”，他的一营人都在这雪原上放哨。走在他旁边的是从别列兹多夫来的客人——军训营的政委保尔·柯察金。

刚刚下过雪，荒原上的积雪光滑又松软，在阳光下发着光，找不到一个足迹。两人穿过一片小松林，在雪原上策马奔跑，来到四十步开外的一个界桩前。

“吁！——”

营长勒紧了缰绳，保尔也掉转马头，看营长为什么停马不前。加夫里洛夫从马上俯下身子，仔细地察看雪地上一排古怪的脚印，那脚印好像有人用带齿的轮子在上面滚过一样。很明显，这是一只狡猾的小兽留下的，它走的时候后脚踩在前脚的脚印上，还自作聪明，故意绕了许多圈子来弄乱它留下的踪迹。这只小兽从何而来，到何处去，这很难弄明白，但引起营长注意的并不是野兽的脚印。离这些小脚印两步远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些脚印，这另外的脚印上已经薄薄地盖上了一层雪。这里有人走过，他并没有掩盖足迹的意思，而是径直地朝着树林的方向走去，脚印清楚地说明他是从波兰过来的。营长又策马前进，跟着脚印来到了哨兵的巡逻线。顺着国境线望过去，在波兰境内还可以看到这些脚印。“有人越境了！”营长生气地说着，“这家伙穿过整个防区，可这些混蛋在早晨的报告上什么也没讲。真见鬼！”加夫里洛夫那发白的小胡子向上翘着，再加上他呼气凝成的白霜，好像银色的月牙一样，威严地悬在嘴唇上。

两人骑着马向不远处的哨兵走去。吸烟的红军战士抖了抖肩上的雪，把烟头扔到地上。

“同志，辛苦了！这儿有什么情况吗？”营长把手伸给红军战士，微笑着说。这个战士个子很高，营长在马上不用弯腰就能平行地握着他的手了。红军战士连忙从手上扯下手套，和营长握手问好，保尔也同他握了手。

波兰哨兵在不远的地方注视着。两个红军军官（在布尔什维克的军队里袖章上有三个小方块就是少校军衔）居然同一个普通士兵握手，亲密得好像是许久不见的老友。在一瞬间，他的精神恍惚了一下，好像他自己在同他的扎克尔热夫斯基少校握手，可这想法太可笑了，他连忙把它从自己的脑海里赶了出去。

“营长同志，我是刚刚接班。”红军战士马上报告说。

“你注意那边的脚印了吗？”

“没有，我还没走到那里去。”

“在你之前是谁在值班？”

“营长同志，是苏罗坚科。”

“好吧，要多多留神。”

临走时，他又严肃地对战士说：“尽量少和波兰佬并排走。”

不一会儿，两匹马就又并排奔跑在国境线和别列兹多夫镇之间的大路上。营长扭过头，对保尔说：“干我们这行儿的，随时都得睁大眼睛。在边境上，稍一走神，就要后悔。白天要像兔子一样警觉，晚上要像鹰一样敏锐。柯察金同志，你想想看，在我的地段上有四个村子是同属于两个国家的。这儿的工作很困难，无论你派出多少哨兵，一到谁家办喜事或是什么节日，整村整村的人都在越界。这没什么难的——两个国家的房子才隔几步远，有条小沟也是连老母鸡都能蹚过去。到处都在发生着走私事件——一个老太婆把两瓶40度的波兰香露酒给她女婿送去，这样的事儿怎么管？当然，这些都是小事情，但有些大走私犯，他们开着货车在国界上碾来碾去。你知道那些波兰的奸商们都干些什么吗？他们在边界上的所有村子里开设了百货商店，你就算想买一支枪，他们也能满足你的要求。”

保尔饶有兴味地听营长抱怨着。边防兵也好像和他熟悉的侦察兵一样，只是工作是不间断的。

“加夫里洛夫同志，这么说来，其他让你头疼的事儿也不少吧？”

营长闷闷不乐地回答：“没错，你真是说到点子上了……”

两人纵马走进了别列兹多夫小镇。这个偏僻的小镇从前是专门划给犹太人居住的，几百座七扭八歪的破房子挤在一起，镇子中心是一个又大又乱的集市广场，里面有无数个货摊和二十来家小店铺。广场上到处都是淤泥和粪便。小镇的边缘是农民的住宅，往中间一些就住着犹太奸商，在通往屠宰场的路旁，还有一座古老的犹太教堂。

这座教堂也许有过辉煌的历史，但如今已经破败不堪了。只有在礼拜六，教堂里才能聚集一些虔诚的教徒，光景已经大不如前。教堂里的祭司也不能过衣食无忧的生活了。经过了1917年发生的事件，就算在这种穷乡僻壤里，年轻一辈的人对祭司也没有起码的尊敬了。不错，那些老年人还坚持着“信仰”，可是几乎所有的小孩都已经吃起对神明不敬的猪肉香肠来了！呸，那可是连想都不能想的东西呀！一头猪正在专心地拱着粪堆找食物，祭司博鲁赫愤怒地冲上去，狠狠踹了它一脚。还有，别列兹多夫成了布尔什维克在这个地区的政权中心，这也让他老大不高兴。这么多布尔什维克好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一样，越闹越凶，越来越多，一天比一天让人不痛快。昨天，他看见神甫家大门上换了一块新牌子，上面写着：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别列兹多夫区委员会。这块牌子预示着将来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祭司嘟囔着走到教堂跟前，却发现神圣的大门上竟贴了一张小小的布告：今日在俱乐部召开劳动青年群众大会。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利西岑和区团代理书记柯察金同志做会议讲话。会后有学生演出歌舞。

祭司受到了刺激，冲上前去，发疯似的把布告从门上扯了下来。

“哼，越干越过分啦！”

教堂的后面就是神甫家的大花园，花园里有一座宽敞的老式小楼，从前神甫一家就住在这里，如今空荡荡的房间里散发着霉味。这里很久之前就被遗弃了，可新主人一搬进来，境况就大不一样了。那间古色古香的大客厅，神甫只在宗教节日里才用来接待客人，可现在每天都挤满了人。神甫的小楼成了别列兹多夫党委会的办公场所，保尔的工作地点也设在这里，那是进门往后走的一个小房间，门上用粉笔写着“共青团区委会”。保尔每天都要花去他大部分的时间来代理这里共青团区委会的书记职务，除此之外，他还是第二军训营的政委。

自从他在安娜那里举行庆祝晚会之后，到现在已经过去8个月了，但那场愉快的晚会好像就在眼前。保尔疲倦地把一大堆公文推到一旁，靠在椅背上陷入了沉思。

夜深了，整个大房子里没有一点声音，党委会的人都回去休息了，现在房子里只剩保尔一个人，他桌子的对面是一个大窗子，上面结满了寒气凝成的奇形怪状的霜花³。

桌上的煤油灯发出柔和的光，壁炉里的火烧得很旺，屋子里很暖和。保尔回想起来这里之前的事情。那还是8月的时候，保尔随同抢修列车从一个车站开到另一个车站，修复战争和匪帮造成的破坏。他们花费一个星期的时间抢修由石头筑成的水塔，用铁皮修补好炸坏的水箱。保尔虽然不懂这些活儿，但也拿起钳子，拧紧了上千个螺丝帽。

刚从抢修队回来，洪水就爆发了。被冲散的木排顺着河水往下游漂去，随时可能在岩石上撞得粉碎。眼看这些珍贵的木材就要遭受损失，于是保尔又率领区里的共青团员前去抢救木柴。

当时保尔正在患重感冒，但他不甘落后，瞒着同志们继续参加劳动。一个星期以后，码头两岸的木头已经堆积如山，可冰冷的河水和秋天潮湿的空气诱发了他血液里的隐患——他发了高烧，急性风湿病也发作了。从医院回来后，工厂委员会一致认为他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让他立刻退职，并按月为他发放抚恤金。保尔对委员会的决定非常生气——他拒绝领取抚恤金。

保尔拄着手杖，心情沉重地离开了心爱的工厂。他忍着剧烈的疼痛，慢慢地走回住处。这时他想起了母亲近来的百般催促，她不厌其烦地叫他回家看看，他又想起她在送别时说的话：“总要等你们生病了，受伤了，我才能见到你们。”

走之前，他到省委会领取了自己的两份组织关系证明书，一份是共青团的，一份是党的。他默默地离开了，没有同任何人告别。他像一只受伤的小鸟，投进了母亲的怀抱。一连两个星期，母亲天天为他按摩，并用草药熏他那两条肿腿。一个月以后，他已经可以扔掉手杖了，他高兴得成天在院子里走，心里充满了对生活的期望。

康复之后，他来到省城，组织部给他开了一份介绍信，把他送到省军务部，再由军务部分配他去基层武装部门从事政治工作。

一个星期后，他就来到了这个冰天雪地的小镇，担任第二军训营的政委，兼任共青团专区委员会代理书记，负责这个区团组织的建立。瞧，生活就是这样不可预料的。

热辣辣的太阳烤着地面，一枝樱桃树枝从敞开的窗子伸到执委会主席的办公室里。这窗子正对着一座哥特式的波兰天主教堂，钟楼上的镀金十字架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窗前的小花园里有一群活泼的小鹅，它们成群结队地寻找食物，像小毛球一样在草丛里滚着，可爱极了。

执委会主席名叫利西岑，今年24岁。他身材魁梧，仪表大方，看上去很成熟，不知道的人会以为他足有35岁。他穿着蓝马裤，灰军装，左面的胸口上总是别着一枚红旗勋章。

此时，利西岑正紧皱着眉头，看着一份急电，电文很简略：

绝密。别列兹多夫执委会主席利西岑。

近期发现波兰频繁派遣大批匪徒越境，企图骚扰边境地区。请立即采取防范措施。

他拿起电话，不一会儿，保尔就站在了他办公室的门前。

“坐下吧，有些事咱们要商量商量。”主席握着保尔的手说。

整整一小时，利西岑都把自己和保尔关在办公室里。这扇门再次打开的时候，已经是正午了。保尔一脸严肃地从屋里走出来，同利西岑告别。

第二天，天还没亮，健壮的马匹拉着三辆大车停在了执委会门前。车上的人交头接耳，然后跳下车，从财务科搬出来几只密封的口袋，口袋被装上了车，随后大路上就响起了车轮滚动的声音。保尔带领人马在马车周围护卫，他们穿过森林，到达了四十公里之外的专区中心，把珍贵的文件转移到了专区财务处的保险柜里。几天之后，有一个骑兵从边界飞驰到别列兹多夫来，镇上的人惊恐地望着这个满身是汗的骑兵和他气喘吁吁的马，不知道他为何而来。

骑兵跳下马来，一手扶着军刀，笨重的马靴在台阶上咚咚作响。利西岑看了他送来的公文，然后在信封上签了字。这个骑兵战士连口水都没喝，又跳上马鞍，飞速地向边境线的方向跑去。

市民们感到了一种危险的气息。

街道上有两个人匆匆忙忙地向军训营营部走去，其中一个是保尔。过了几分钟，从营部里跑出来十几个人，手里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向十字路口的磨房冲去，其余的党团员也全副武装起来，显然是出了什么严重的事情。不一会儿，无论是广场、集市，还是小巷，都变得空无一人了。小铺的门上了门板，窗户也严严实实地关上了。

战士们在小镇上设下了埋伏，耐心等待着敌人的到来。

利西岑收到的情报是这样的：昨夜有骑匪百余人，携两挺轻机枪，从波杜布地区越过苏维埃边境，于斯拉武塔林地区失去踪迹，希望采取紧急措施。今日将有百余名哥萨克红军骑兵前往别列兹多夫追击匪徒，特此告知，免生误会。

一小时以后，在通向镇子的大路上出现了一个骑兵，在他身后一公里是一队骑兵。保尔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但他并没有发现埋伏的存在。这是一名哥萨克骑兵战士，明显是个菜鸟侦察兵。伏兵们一下子跳到路上，把他围在中间。他看见这些突然出现的人军服上都佩戴着青年共产国际的徽章，用手挠着后脑勺，不好意思地笑了。他简单地询问了几句，然后调转马头回去通报。于是伏兵们把红军哥萨克骑兵队放过去，然后立刻回到了自己埋伏的位置。

担惊受怕的日子很快过去了。边防军送来通报说，骑匪企图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未能得逞，在红军哥萨克骑兵的追击下，已经仓皇逃出国境线。

在保尔的家乡——舍佩托夫卡火车站的报务室里，莫尔斯电报机啪嗒啪嗒地响着，只有专业的电报人员才能听懂这种接连不断的密语。

老报务员拿着一条命令发往各处的电报，想着：“大概是清除积雪的通知。”窗外寒风呼啸着，带起大片的雪花，老报务员看了看窗子上的霜花，又拿起电文读起来：“1月21日晚6时50分……”

他把这段电文抄写在电报纸上，然后继续往下听：“在高尔克村逝世……”

他认真地记录下来。他当了一辈子的报务员，听过无数个讣闻⁴和喜讯，他总是最先知道那些传递给亲友的痛苦和幸福。这些其他人的事他已经见怪不怪了，这时用耳朵听着，用笔记着，并没有特别注意它的内容。

电报机嗒嗒地响着，他继续记录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平静地划动着铅笔，已经有些倦了。在什么地方死了一个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也许有人会为这噩耗失声痛哭，可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呢？老报务员听着熟悉的啪嗒声，抄录下最后的五个字母，拼在一起是：“列宁”。

机器依旧啪嗒啪嗒地唱着歌。老报务员看着那个十分熟悉的名字，一种不祥的预兆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揉了揉发酸的眼睛，又看了一遍最后的那个名字：“列宁。”列宁，怎么可能？……他把电报纸拿远了一些，这样他就能看清电报的全文。他瞪着眼睛看了好一会儿，他干这一行有32年了，却第一次对自己亲手抄录的电文产生了怀疑。

老报务员翻来覆去地看着电文，但无论怎么看，上面还是那句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逝世……”，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抓起卷曲的电报纸，不敢相信地盯着它，好像它在对他撒谎。难以置信的消息最后还是被这段两米长的纸条证实了。他把煞白的脸转向两个女同事，用嘶哑的嗓子对她们惊叫着：“列宁逝世了！”

这个惊天动地的噩耗从敞开的房门溜出了报务室，像旋风一样刮遍了整个车站，然后和暴风雪夹杂在一起，在铁路上空旋绕着，然后驾着一股寒冷的气流飞进了毫不知情的小镇里。

一个人站在雪地中，满脸泪痕，大口喘着气，用低沉而又悲痛的声音哭诉着：“很不幸，同志们，列宁去世了……”

居民们从房子里走出来，工人们从地沟里爬出来，默默地听着这个伟人逝世的消息。

列宁的逝世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悲痛，这种悲痛促使几十万工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精神领袖的逝世并没有造成党的队伍的涣散——一棵大树，把坚实的根子深深地扎进土壤里，尽管削去了顶端，它也会照样枝繁叶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