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折

挫折

保尔不喜欢秋天和冬天，因为他许多痛苦的回忆都来自于这两个季节，如今，他只是迫不及待地巴望着夏天的到来。年复一年，他的精力也大不如前了，尽管他只向自己承认这一点，也使他感到非常难过。他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承认自己的精力已经无法应付紧张工作带来的种种困难，承认自己力不从心；要么就坚持下去，一直坚持到自己倒下为止。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有一回，专区卫生处长巴尔捷利克，一个当过地下党的老医生，坐到保尔跟前，说：“保尔，你的气色很差。最近做过身体检查吗？大概没去过吧，我记不得了。你可要好好检查一下，我的朋友，星期四下午来找我。”

星期四，保尔不想去，可巴尔捷利克发挥了地下党的精神，亲自来找保尔，把他拉到了医务委员会。巴尔捷利克是一位著名的神经病理学家，也是一位很好的外科医生。他给保尔仔细地检查了身体，然后严肃地把检查结果写到了纸条上：

经医务委员会检查决定，柯察金同志必须立即停止工作，去克里木进行长期疗养，并进行合理的辅助治疗，否则必将发生严重后果。

纸条的前面，用拉丁文写了一大串的病名。保尔看懂了一些，大概知道他的灾难并不是腿上的旧伤，而是中枢神经系统受到过严重损伤。

巴尔捷利克把纸条送到常委会批准，委员们都同意解除保尔的工作，让他去克里木¹休息，但保尔自己提议，等共青团专区委员会组织部长休假回来之后他再离开，否则专区团委的工作就没人负责。虽然老医生坚决反对，大家还是接受了保尔的意见。

再有三个星期，保尔就可以去享受他人生中的第一次休假了。他想着抽屉里的疗养证，便更加投入地工作起来，他召开了专区团委全体会议，想在他到风景迷人的克里木度假之前，把团里的工作安排妥当。

尽管稍微有些不放心，但他还是十分向往那从没见过的大海。可就在他即将启程的时候，竟遇到了一件非常荒唐而可憎的事，这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的。

这天傍晚，保尔来到党委宣传部的办公室，坐在书架后面凉风习习的窗台上，等着召开宣传工作会议。他是第一个进来的，过了一会儿，又进来几个人。保尔在书架后面，他们看不见保尔，保尔也看不见他们，但保尔听出说话的人是法伊洛。法伊洛是专区国民经济处处长，是个高大英俊的军人。传闻说他嗜酒如命，最大的乐趣就是纠缠漂亮姑娘。

保尔非常厌恶这个人。有一回，一个姑娘找到保尔，哭着说法伊洛欺骗了她的感情，说要同她结婚，却很快抛弃了她。尽管她拿不出证据，可保尔相信她说的是真的。

法伊洛一进屋就吹嘘起来，说他过去打过游击，每天都能砍下10个匪徒的脑袋。可说着说着，他就聊起了下流的话题。

“你们就瞧好吧，昨天我把克罗塔耶娃搞到手了！嘿，要是我盯上了哪个姑娘，她就跑不了啦……”法伊洛得意地笑着，接着说了许多不堪入耳的脏话。

保尔感到神经像被针扎了一样，狠狠地抖动了一下，这是他即将发怒的征兆。克罗塔耶娃是专区党委的妇女部长，她和保尔是同时调到专区来的，是他的好朋友，好同事，是一个既美丽又热情的好姑娘。毫无疑问，法伊洛讲的就是她。

保尔站起身来，气得浑身发抖，他觉得心脏就要跳出来了。

法伊洛还在口水四溅地吹嘘着，好像遇到了平生最有趣的事情。一小群听众坏笑着，不停地催促他快点往下讲。

“像克罗塔耶娃这样的女人，我只要钩钩手指头，她就会迫不及待地扑到我怀里来……”

法洛伊还在津津有味地讲着他的风流故事。

保尔已经不记得他是怎样冲到法洛伊面前了，他只记得自己好像大声地骂了一句什么，随即就举起一张柞木凳子，把它砸在了法洛伊的脸上。保尔后悔自己居然没有带枪，这混账真是命大。

这真荒唐：在动身前往克里木的当天，保尔不得不留下来，出席党的法庭。

开庭的时候，党组织的全体成员都到场了，他们对宣传部里发生的暴力事件感到很愤慨，审判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关于生活作风问题的激烈辩论。法伊洛在法庭上大呼小叫，摆出一副厚颜无耻的笑脸，说柯察金打破他的头，应该对他进行劳改教育，法官问他问题，他一概拒绝回答。

当法官要保尔谈谈事情经过的时候，保尔很激动，他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同志们在这里进行激烈辩论，是因为我没能控制住自己。我总是动手多，动脑少。可是我并不后悔，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照样会狠狠地揍他，他挨打是罪有应得。法洛伊这种人是我们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丑恶现象。我搞不懂，一个革命者、共产党员，怎么可以同时又是一个下流的恶棍呢？这事件使我们聚在一起反思共产党人的作风问题，这是我们在这个事件中的唯一收获。”

在保尔义正词严²的陈诉下，参加会议的党员以压倒性的优势通过决议，把法伊洛开除党籍，他当日的那些听众们都承认了错误，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老医生巴尔捷利克介绍了保尔的病情，保尔被宣判无罪。

几天之后，保尔就乘坐列车前往克里木，住进了中央委员会的“公社战士”疗养院。这简直是个疗养胜地，大大的落地窗前排列着玫瑰花坛，精致典雅的小楼上缠绕着葡萄藤，花园中心的喷水池闪耀着银光。一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女医生为保尔登记了姓名，把他领到了预定的住处。房间很宽敞，床上铺着洁白的床单，地中海式的家具上一尘不染。保尔好好地洗了个澡，感到旅途的劳顿已经烟消云散，便匆忙换了衣服，迫不及待地往海边跑去。

映在他眼前的是深蓝色的大海，它庄严而宁静，像光滑的大理石一样，延伸到无法眺望到的远处，消失在一片淡蓝色的轻烟之中；阳光洒在海面上，反射出一片火焰般的金光。透过远处的晨雾，隐约显现出群山的轮廓。保尔深深地吸着透彻心肺的海风，望着这伟大而安宁的大海，久久不愿离开。

海浪温柔地亲吻着他的脚趾，轻轻抚摸着金色的沙滩。

保尔想在这仙境般的地方好好地享受一下生活，可没过几天，情况就急转直下³了。保尔得到消息说，近期将会有几个联合的反对派向党发动进攻，这些乱七八糟的小集团只有一个目的——制造混乱，破坏党内的和谐。

情况如此紧急，保尔不得不提前结束疗养，回到了团中央。

深秋的一天，保尔乘坐专区的汽车驶往郊区，半路上他们翻了车，掉进了路边的壕沟里。

车上的人都受了重伤，保尔也未能幸免——他的右膝盖被压碎了。他立即被送往哈尔科夫外科学院，医生们认真地检查了他红肿的膝盖，拍了X光片，主张立即动手术。

保尔同意了。

“那么手术就在明天早晨开始。”主治医师是一个胖教授，他扔下这句话，就带着其他医生离开了。

这是一间舒适的单人小病房，被收拾得一尘不染，散发着保尔熟悉的那种只有医院才有的气味。他向四周看了看，小屋子里除了一只铺着洁白台布的床头柜，一张同样洁白的椅子，就什么都没有了。

护士送来了晚饭，保尔谢绝了，他正靠在枕头上写信。受伤的膝盖疼痛钻心，让他不能思考，更不想吃东西。

这时病房的门轻轻地打开了，一个穿白大褂、戴白帽子的女人走了进来，坐在他的床沿上。她一手提着皮包，一手拿着纸和笔。

“我是这个病房的负责人，”她说，“今天我值班，我会向你提一些问题，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必须毫无隐瞒地把真实情况告诉我。”

女医生亲切地笑着，好像她不是在审问，而是在同保尔聊天。

保尔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小时，不仅讲了自己的情况，恨不得连祖宗三代的情况都讲得明明白白。

手术室里，镀镍⁴的手术器械闪着吓人的光芒，狭长的手术台下放着一个大盆，几个人戴着大口罩，正讨论着什么。保尔平静地走进来，躺到手术台上，这时教授已经洗完了手。保尔起身望了望，看见护士正在准备手术刀、镊子。医生巴扎诺娃为他解开腿上的绷带，轻声嘱咐他：“柯察金同志，别看那些东西，这对你的神经不好。”

“我的神经没那么脆弱，大夫。”保尔轻松地笑了笑。

不一会儿，保尔的脸就被黑色的面罩蒙了起来，教授安慰他说：“孩子，别紧张，现在要给你施行氯仿麻醉。深呼吸，对，用鼻子吸气，数几个数。”

面罩下面传出保尔含糊不清的声音：“好的，不过麻醉后我要是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来，那就事先请你们原谅了。”

教授被逗得笑了起来。

氯仿麻醉剂被注入了针管，散发出一股令人窒息的难闻气味。

保尔听话地吸了一口气，从1开始查起数来，尽管含糊不清，他也努力把数字说得清楚些。他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悲剧从此就揭开了序幕。

几天后，阿尔焦姆收到了保尔的信，他激动得差点把信封撕成两半。他用颤抖的手撕开信封，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看了一眼信的开头，就怀着无法抑制的焦急心情一口气看了下去：

亲爱的哥哥！咱们好久没有通信了，我离开家之后，一年一次，最多也就两次吧！但是，就算只有一次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来信说，为了同旧生活一刀两断，你已经带着全家离开了舍佩托夫卡，到卡扎京的机车库开始了新的生活。我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说的旧生活就是斯捷莎和她一家的那种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以及和这种心理有关的一些东西。你想改造你的老婆吗？我认为这非常难，并且担心你这么做会得不偿失。你说“年纪大了，学习就有困难”，可你学得很好嘛。让你离开工厂做市苏维埃主席的工作，你死活不干，这是不对的。你不是为夺取政权拿起过刀枪吗？那你就有掌握政权的权利，你应该马上去当那个市苏维埃主席，劲头十足地干起来。

说说我吧。我的情况有些不妙，现在还住在医院里。我做了两次手术，流了不少血，感到身心疲惫，这种遭罪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

我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给自己找了一份新的职业——住院。

我不怕治疗带来的痛苦，可结果呢，右膝盖的关节完全不能动了，身上又多了好几个刀口。昨天医生对我说，我的脊椎在七年前受过暗伤，他们对我说，这个伤可能会在今后的日子让我遭受更痛苦的折磨。

怎么样都行，只要我能重新工作就行。

工作就是我生活的全部。对我来说，没有比失去工作能力更可怕的事情了，这种事我连想也不敢想。正因为如此，我才能以最大的勇气承受这一切，可是却不见起色，相反，不祥的预兆像秋天的乌云一样，越来越浓。第一次手术过后，我刚刚觉得好一点，就恢复了工作，可没过多久就又被送进了医院。就在给你写信的时候，他们给我送来了叶夫帕托里亚的迈纳克疗养院的入院证明，明天就要启程了。别难过，阿尔焦姆，我亲爱的哥哥，让我进棺材可没那么容易。我的心脏里蕴藏着三个人的力量。咱们还会有一起奋斗的机会呢！哥哥，你可要注意身体，别再一下扛十个普特的重物了，不然，以后党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给你修理，这绝对是得不偿失的。

我们从岁月中获得经验，从学习中汲取知识，可我们不断地丰富着自己，并不是为了到一个又一个的医院去做客。握你的手。

保尔·柯察金

就在阿尔焦姆焦急地阅读着弟弟来信的时候，保尔正在医院的病房里同巴扎诺娃医生交谈。她知道保尔面临着瘫痪的悲剧，自己却无能为力。作为保尔的医生和朋友，她觉得不能把这一切都告诉他，她只是谨慎地向他透露了一小部分病情。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叶夫帕托里亚的新鲜空气一定会使你的病出现转机的，到了秋天你就可以康复了。”

在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发现有一对鹰一样的眼睛在注视着她。

“不必对我隐瞒什么，巴扎诺娃。从你没说明的话里，我已经大概明白了我病情的严重性。你也许还记得，我请求过你，无论如何，你都要对我实话实说。我听了既不会晕倒，也不会喝毒药。我非常想知道，我到底会变成什么样。”保尔说。

巴扎诺娃聊起了别的事情，把话岔开了。

直到保尔提着行李，要钻进马车的时候，他也没有了解到自己的真实病情，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的结果。临分手的时候，巴扎诺娃关切地叮嘱他说：“柯察金同志，别忘记我们的友情。在我们的一生中，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或者在什么事情上需要我的建议，就给我写信，我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的。”

她目送着保尔那穿着皮外套的高瘦的身躯，他正吃力地拄着手杖，在车夫的帮助下钻到车里去。

保尔的这次疗养生活过得很愉快，他每天与其他的病人下棋、聊天，但直到他离开疗养院，医生也没有允许他下地走动。

出院之后，保尔就到了哈尔科夫，找到他的老朋友阿基姆，要求马上给他分配工作。阿基姆摇头拒绝说：“这可不行，保尔，我们得遵守医务委员会和党中央的决定。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鉴于病情严重，应送精神病理学院妥善治疗，不予恢复工作。’我不能同意你的要求。”

但是，阿基姆经不住保尔的软磨硬泡，只好答应他，给他分配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

第二天，保尔就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上班了，但事情仍然向最坏的方向发展着——一个月后，保尔又卧床不起了。他躺在病床上，想起了巴扎诺娃临别时的叮嘱，便给她写了一封信。她很快就赶来了，并对保尔进行了细致的检查，然后对他说，他不一定非要住院治疗不可。

“看来，我的病已经不值得一治了。”他本想开个玩笑，但这个玩笑并没有让他的心情好起来。

病情刚刚好一点，保尔又来找阿基姆，可这回阿基姆说什么也不答应了。他语气严厉地要求保尔去住院。保尔垂头丧气地回答：“住院对我来说也没什么用处，我也不想退休。你们让我脱离工作，这办不到。我才24岁，我不能让国家养我一辈子。可以给我在病床上也能干的活儿，或者就住在办公室里……”

阿基姆担忧地看着这个不久前还生龙活虎⁵的青年，他犹豫了。他理解保尔的心情，知道对他这样一个把生命中的所有都奉献给了党的人来说，大半生都要躺在家里，有多么可怕。阿基姆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帮助他。

几天后，阿基姆通知保尔，他将得到一个中央机关刊物的编辑部的一个重要工作，但是需要对他的文学水平进行考核，看他是否适合在文学阵地上进行战斗。保尔在编辑委员会受到了副总编辑非常热情的接待，她是个做过多年地下工作的女同志，如今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她让保尔坐在沙发上，像聊天一样问了他几个问题：

“同志，你上过学吗？”

“我读到小学三年。”

“上过党校或者政治学校吗？”

“没有。”保尔垂头丧气地说。

“噢，这不算什么，没有上过这些学校也照样能成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你是个优秀的小伙子，阿基姆对我谈起过你的经历。

我可以给你一个工作，这工作可以在家里干，只是偶尔要来这里几次，我们可以为你创造各种方便的条件。但是，只有具有广泛的知识，特别是文学和语言方面知识的人才能胜任这项工作。”

这些话对保尔打击不小。与这位副总编谈了一会儿之后，他完全了解了自己知识的不足。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这位女同志为他标出了三十多处语法上的毛病和更多的拼写错误。

“柯察金同志，你文笔很成熟，如果再好好进修一下，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文学工作者。但你现在写的东西还不够通顺，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完全可以看出，你对俄语的掌握程度不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知道你一直没有时间学习。非常遗憾的是，现在不能马上任用你。我的意思是，你的根底不错，你的作品只要在文字上下下工夫，不用改动内容，就可以成为一篇很好的文章。你知道，我们需要的是能修改别人文章的人。”

保尔颤抖着站起来，右眼眉神经质地抽动着，好像要把全身力气都倾泻在手杖上。

“那好吧，我没有什么异议，我原本也没指望成为什么文学家。我的厨艺不错，也当过一阵子的电工。骑马是我的强项，同时也很会调动共青团员的积极性。但是，在文学这条战线上，我注定是个失败的战士。”

他低声向副主编告了别，转身走出了房间。

在楼梯上，他差点摔倒，一个提着公文包的女同志扶住了他。

“你怎么啦，同志？你的脸色白得吓人！”

保尔在楼梯上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轻轻挣脱那位女同志的手，费力地拄着手杖离开了。

回到家之后，保尔的病情更加严重了。他连床都不能下，恢复工作更成了天方夜谭⁶。中央委员会解除了他的工作，并且要求社会保险总局给他发放抚恤金。于是他就开始领抚恤金，外加一张小小的残废证明。中央委员会又额外地发给他一笔钱，并批准他自己携带个人档案，他可以到他想去的任何地方。他在莫斯科的朋友来了一封信，邀请他到她那里散散心，好好休养休养。保尔本来就想去莫斯科，他仍怀着一线希望，想在中央委员会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职务，也就是说，那种在床上也能做好的工作。但就算在莫斯科他也没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朋友们都劝他不要想着工作，抓紧治疗，并且要给他找个好医院，保尔谢绝了朋友们的好意。

他在玛尔塔和她女友娜佳的小公寓里住了十多天。他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玛尔塔和娜佳早早就要上班，很晚才回来。玛尔塔有很多藏书，就是这些藏书吸引着保尔，否则他一天都住不下去。保尔如饥似渴地读着书，只有知识才能让他忘记病痛。

保尔收到了来自海边的几封信，丘察姆家邀请他到海边去休养。

一个薄雾蒙蒙的清晨，保尔离开了鹅舍胡同那座宁静的小公寓。列车载着他奔向南方，等待着他的是广阔的海洋。他看着电线杆在窗外飞一样地后退着。他紧皱着双眉，两只近乎黑色的眼睛里射出顽强和倔犟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