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开始

新的开始

海浪在他脚下拍打着零乱的礁石，从遥远的土耳其刮来的清爽的海风，吹拂着他的脸。港湾的海岸曲折地延伸着，形成一个弓形，一条钢筋水泥筑成的防波大坝阻挡着海浪。岸边的一座座小白房子顺着山势向上延伸过去，好像没有尽头似的。

郊区公园里空无一人，很久没人清扫过的小径铺满了野草。被风吹落的枯黄的树叶，打着转儿飘向地面，显得有些凄凉。

一个啰嗦的老车夫把保尔从城里拉到郊外，他搀扶着这位拄着手杖的乘客下车时，还是忍不住多了一句嘴：“你到这儿来干吗呢？没酒馆，也没戏院，只有野狼……真搞不懂，你到这儿能做点什么。还是坐我的车回去吧，我的先生！”

保尔付了车钱，把老车夫打发走了。

他找了一条能看到海边的长凳，坐了下来，让温柔的阳光照着他的脸。

他特意打听到了这么一个僻静的地方，好安静地回顾他的生活历程，考虑今后的打算。这正是该总结经验，做出决定的当口了。

水天相接的地方，远洋货轮吐出来的黑烟像乌云一样向天空中慢慢散去。一群海鸥尖叫着，在海上寻觅着那些焦躁不安的小鱼。

保尔双手抱着头，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思考中去。从小到大，一幕幕在他眼前闪过。在这24个春夏秋冬里，他过得怎么样？他一年接着一年地回忆着，严格公正地检查着自己的一生。最后他满意地叹了口气——至少到目前为止过得还不坏。

错误是难免要犯的，可能是因为年轻的冲动，也可以说是一时糊涂。但他最满意的一点是，在火热的战争年代，他没有躺在舒适的床上，而是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夺取政权的激烈斗争中。在红色的革命旗帜上，他也洒上了几滴鲜血。

我们的旗帜在全世界飘扬，

它燃烧，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那是我们的热血，鲜红似火……

他轻声诵读着他最喜爱的一首歌曲的歌词，读着读着，他自己竟难为情地笑了。

“保尔，你那点英雄浪漫主义还没有完全扔掉呢。不管是多平常的东西，哪怕是一颗石子，你也要给它抹上一层色彩斑斓的油彩。

你会就这样被病痛打垮吗？保尔，你可真差劲。生病着什么急呢？过50年再说也不晚嘛。你才24岁，正是博览群书的大好时机。现在什么也不要考虑，最要紧的还是先保住一条命吧。真见鬼，我怎么在年轻的时候就被捆住了手脚呢？”

他把手指深深地插进了自己的头发，五年来第一次狠狠地咒骂自己的命运。

他的身体完全垮了，重新归队根本就是天方夜谭。他忍不住又给巴扎诺娃写了信，告诉她自己的情况。这个既是朋友，又是医生的女士告诉他，在他的人生道路上还会遭遇更可怕的不幸。我该往哪儿走？残酷的现实已经摆了在他的面前，逼着他做出选择。

他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战斗的能力。他感觉自己已经如同行尸走肉¹，失去了生存的价值。在凄凉的今天，在同样凄凉的明天，他怎样才能证明自己有存在的意义呢？又拿什么来填满他那空虚的生活呢？成天吃喝玩乐，做一个酒囊饭袋吗？悠闲地坐在战场旁边，看着战友们冲锋陷阵吗？

他不想成为整个队伍的累赘。他想起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叶夫格尼亚·博什。她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女地下党，但也同保尔一样，由于过度劳累而丧失了工作能力，就在前些天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她简短的遗言中解释了她轻生的理由：“我不能接受祖国的施舍。既然成了党和国家的拖累，我认为自己已经没有了活下去的必要。”

保尔止不住自己的胡思乱想：这身体既然背叛了自己，那就把它消灭掉，怎么样？朝心脏开一枪，什么都结束了。既然过去的生活还让我满意，那么是不是就应该在这个恰当的时机结束自己的生命呢？一个战士在临终前不愿再忍受伤口的折磨，那么谁还能责备他呢？

他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口袋里光滑的勃朗宁手枪，手指习惯地扣住了扳机。他不知不觉地把手枪从口袋里掏了出来。

“没想到我也会有今天。”

他把枪拿起来，对着自己的眼睛，他注视着黑幽幽的枪口，目光许久不能移开。

突然，他的神经猛地抽动了一下，把手枪扔在地上，恶狠狠地咒骂自己：“你这算什么英雄！保尔，原来你想做个懦夫！一个逃避现实的人，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对自己开一枪，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到解脱——这是最省事、最可耻的办法！活不下去就一死了之，这就是懦夫们最好的出路！你以为自己敢于面对死亡就是勇敢吗？不，这不是勇敢，一个不折不扣的胆小鬼才会这样做！你曾试着去战胜这种困难了吗？你尽一切努力去冲破这障碍了吗？你难道忘了自己在奥沃格勒—沃伦斯基附近，是怎样一天发起17次冲锋，终于战胜强敌，攻克了那座城市吗？把枪扔到海里去吧，永远不要让人知道这件丢人的事情！

就是到了更加难以忍受的时候，也要想方设法地活下去，要尽自己的全力，做一些对国家、对人民有意义的事。”

保尔回到自己住处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他疲惫地走进房间，和衣倒在床上，头刚一碰到枕头，就呼呼地睡着了。

可是，正像巴扎诺娃说的那样，前面还有更加可怕的灾难等着他。就在他疯狂地汲取知识的时候，新的不幸又突然袭来。保尔的病情

8年来，保尔头一次摆脱了工作的重担，享受这么多的空闲时间，他把这些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他像一个快要渴死的旅行者，在沙漠里找到了一眼甘泉。他发疯似地读着书，每天读18个小时，就连吃饭的时间也端着书本。尽管他知道，他那脆弱的神经为此将受到多大的危害。

不断恶化着，他的右眼发炎，好像被火焰灼烧一样，疼得难以忍受，紧接着左眼也被感染了。保尔终于尝到了失明的滋味——黑暗铺天盖地地向他压了过来。

他失去了获取知识最重要的工具——眼睛，这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横在他面前。

保尔口述着给朋友们写信，他们纷纷来信鼓励他要坚强起来，并把他接到了莫斯科，他母亲也赶来照料自己可怜的小儿子。

很快，他又找到了新的武器——广播，他又可以学习了。

他没日没夜地听着广播，忘记了一直在发烧的身体，忘记了眼睛和膝盖上传来的剧烈疼痛，忘记了他悲惨的命运。

有一次巴扎诺娃到莫斯科参加会议，顺路来探望保尔。两个朋友热情地交谈着，保尔告诉她，他选择了一条道路，他有望通过这条道路回到战士的队伍。

巴扎诺娃抚摸着保尔两鬓已经出现的白发，强忍着眼泪对他说：“我很高兴，尽管你经受了如此多的痛苦，但你那份革命者的热情仍然熊熊燃烧着，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可贵呢？你做了五年的准备，终于能够动笔了，祝贺你。那么，是你口述，别人替你写吗？”

保尔愉快地笑了笑，对她说：“我有一块用硬纸板刻出来的、有格的板子。没有这东西，我写着写着就歪到一边去了。我好不容易才想出这么个办法，在硬纸板上割出一条条的格子，这样铅笔就不会出格了。看不到自己写的是什么，这很糟糕，但并不是不能克服，我对自己很有信心。一开始我怎么也写不好，但现在我已经能慢慢地、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写了，而且相当规范。”

保尔终于又开始工作了。

他的计划是写一部中篇小说，描写科托夫斯基传奇般的骑兵师，书名几乎一瞬间就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了：《暴风雨的儿女》。

从此，保尔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他的第一本著作中。他一笔一划地写了一行又一行，一页又一页。吃饭、睡觉，都成了机械式的过程，他满脑子都是人物的形象，第一次尝到了创作的艰辛。那些他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情景清晰地展现在他眼前，他却找不到恰当的词语表达，写出的东西味如嚼蜡，根本找不到那火焰般的热情。

他写了一页，觉得不满意，就毫不留恋地撕掉重写。他凭着记忆接续着情节的发展，稍一走神，线索就会中断。母亲忐忑不安地注视着儿子，看着他被文稿煎熬着。

有的时候，保尔需要整章整章地背诵自己的作品，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嘀咕着那些人物与情节。母亲以为儿子疯了，在儿子工作的时候，她甚至不敢走近他，只有趁他稍微歇一会儿的机会，才试探着说：“你就不能干点别的吗，保夫鲁沙？哪有你这样写东西的……”

保尔知道母亲的担心。每当这时，他就轻轻握住母亲的手，告诉老人家说，他还没有到完全“发疯”的程度。

最后一章终于完成了。保尔迫不及待地把书稿寄到了列宁格勒²，请州文化宣传部审阅。

从这一刻起，保尔的命运就同这书的命运联系到一起了。如果书稿被完全否定，那他的日子就到头了。如果失败是可以挽救的，那么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发起新的进攻。

母亲把沉甸甸的包裹抱到了邮局，不安的等待也随之开始了。保尔一生中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承受着等待的痛苦。

他从早到晚期盼着来信，但列宁格勒却一直没有回音。

渐渐地，出版社的沉默变成了一种威胁，失败的挫折感越来越强烈，保尔清楚地意识到，一旦小说遭遇了彻底的失败，那他也就失去了活下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