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划翻译馆

徐寿到江南制造局时年已50。当时他在科学技术上已经很有造诣，可谓名满江南了。但是，他对科学技术知识的追求，却是老而弥笃，终生不渝。

在徐寿领导沪局造船之初，该局造船在技术上主要依赖原旗记铁厂留用的外国技术人员。他们利用外国轮船的设计图纸，按图制造，自己无力设计。但这些外国人大多不过工匠水平，对造船的原理也说不清所以然；若要制造样式比较先进的船型，更是无处措手。徐寿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非常焦急。他迫切地感到必须培养中国自己的技术人才。如何训练人才呢？他以自己的亲身经验，认识到必须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把西方科学技术各门类的书籍都择要地翻译介绍过来，供人学习。那时，伟烈亚力主持的墨海书馆早已解散。除了墨海书馆于1860年以前翻译出版的《续几何原本》、《代数学》、《代微积拾级》、《谈天》、《重学》和《植物学》等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和生物学译著底本选择较好，译本水平较高之外，其余传教士们编译的几种科学译著，大都很简略，不足以作为深入西方科学技术的阶梯。总之，西方近代科学的大多数学科还缺乏适用的译本，至于学习西方“制造之术”所急需的技术科学书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任何专门译本，仅在有些科学译书中略有涉及。这种情形，同方兴未艾的“求富”和“求强”事业的实际需要已太不相适应了。可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们，却急功近利，他们急于购买和仿制洋枪洋炮和轮船，至于科技知识的引进、人才的培养和科技教育的开展，还没有进入他们的议事日程上来呢。

可是，由谁来担当译书的重任呢？徐寿想起他在墨海书馆见过的李善兰和伟烈亚力等人翻译书的情景，看来只有自己亲自出马尝试了。经过慎重考虑，徐寿把译书的想法告诉了江南制造局的负责人冯焌光和沈保靖。冯、沈二位是两个内行领导，他们一位精于测算，一位熟习制造。对于徐寿的建议，非常赞同，但关键是争取曾国藩的支持和批准，他们商定由徐寿起草一份“条陈”，然后由他们转呈曾国藩。

在起草《条陈》时，徐寿认真研究了洋务运动中引进外国技术的现状，提出了四件应尽快兴办的要事：第一是开煤炼铁，他认为如果实现了钢铁的自产，即可减少进口，又能促进技术引进的深化；第二是自造大炮，当时沪局生产的炮都很小，若不引进更先进的技术，该局自造轮船上的船用大炮势必依赖进口；第三为操练轮船水师，这是徐寿为我国海军的独立自主而提出的建议，因为那时中国购买或雇佣外国船舰，往往要聘用外国驾驶员和船工，徐寿对此颇不以为然；第四则为翻译西方科技著作，这是徐寿最急于想从事的，也是他自认为力所能及，可以很快就进行的一件大事。根据以往办事的经验，官场中的批签公事，总是有允准的也有驳回的，往往越是你强烈要求的越难以得到批准，反而看起来比较次要的问题上，却容易满足你的请求。有鉴于此，徐寿把翻译西书这一件他迫切希望成办的大事放在最后面，希望得到曾国藩的批准。

当然，前面三件事对于深化西方科技的引进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能成功一两件，对国家也是迫切需要的。

徐寿满心希望曾国藩批准他提出的四件要事之中的一两件，哪知道曾国藩的批复简直就是对他的当头棒喝。曾国藩说，徐寿的建议都是“揣度之词，未得要领”。关于开煤炼铁，他说以目前的条件，即使办起了炼铁厂，轮船所需的大铁轴也绝不是我们自己铸造得了的，你们眼下只管试造轮船，不要想以后如何如何。对于第二点自造大炮，他答以沪局人力物力有限，并认为炮也不要太大的好，还说，军事固然需要有精良的装备，但总以选择得力的将领为第一要务嘛。关于操练轮船水师，他批示造船和驾船是两回事，叫徐寿不要多管闲事。至于译书，他批示说，外国书买来容易，但哪里去找又精通外文又深谙科学技术的人来翻译呢，这可不是件容易事！最后，他告诫徐寿说：我派你们到江南制造局就是让你们专心帮办制造轮船，若能在1年之内赶紧造出一两艘轮船，才是不负我的委派，至于造船以外的事，你们不要好高骛远！看来曾国藩造船心切，目光短浅，对徐寿等人的能力估计不足，把译书等事看得太难了。

还好，冯焗光和沈保靖是支持徐寿的。他们反复向曾国藩解释翻译外国书籍的重要性，终于说动了曾国藩，总算准许徐寿等人“小试”一下。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徐寿没有学过外语，他翻译得了吗？的确，这是个拦路虎。可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早期的翻译家，几乎都不懂外语。明末第一个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徐光启，就根本不会外语。但是他与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合作，创造了口译与笔述相结合的翻译方法。这就是由通晓中文的利玛窦根据原文口译成汉语，同时由徐光启笔录其译文。遇到疑难之处，则由两人共同推敲解决，最后由徐光启修饰文字、整理成书。这种译书方法是迫不得已的，是由于当时还缺乏通晓外语的中国人，而外国人中虽然有些通晓汉语，但毕竟水平有限，还无力独立译书。此法一经徐光启和利玛窦采用，就被人沿用。在墨海书馆，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就是这样译书的。但用此法翻译科学著作时，对译者还是有很高的要求的。一方面，口译者对所译之书要具有相应的知识基础，才能够准确地理解原文内容，同时还必须有较高的汉语水平。另一方面，笔述者也必须对所译内容有相当的知识基础，才能理解译文，从而在翻译中遇到难点时，能与口译者共同斟酌。如果口译人汉语很好，笔述者也是有关学科方面的专家，则翻译起来就比较容易；如果一方太差，翻译就很难进行了。所以徐寿为准备译书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聘请精通汉语的外国人来做口译者。

那时候，上海是中国境内居住外国人最多的城市了。但是，要找到合适的口译人却很不容易。旅沪外国人中虽然会说中国话的不少，但是精通汉语的人很少，而精通汉语的人之中对翻译的科学书有理解有兴趣的就更少了。徐寿等人费了好久的功夫才找到一个人愿意来试一试。这个人就是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

傅兰雅是英国人，1861年由英国圣公会派遣来到中国。他先后在香港的圣·保罗书院、北京的同文馆和上海的英华学塾任教，学会了说广东话、北京话和上海话，汉语水平也很高，能够用文言撰文，所以从1866年11月起，他还担任上海著名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报馆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的编辑。傅兰雅虽然是由教会派到中国的，但他在传教方法上与所属教会有很大的分歧。他不大赞同多数传教士采取的那种设立教堂、吸收教徒、散发布道单之类的直接布道的方法，而倾向于通过兴办教育，发行报刊，从事救济等活动，使中国人潜移默化，逐渐皈依基督教。傅兰雅的这种主张，当然比直接布道派的那一套进步一些，也容易为中国人接收。但是，当时许多传教士恃西方列强为后盾，在中国颐指气使，飞扬跋扈，他们大多反对傅兰雅那种间接传教派。1867年冬，徐寿等找上傅兰雅之门时，正是傅兰雅同他的传教上司英国圣公会在中国的负责人矛盾日渐加深，难以妥协的时候。

同时，冯焌光也亲自找到傅兰雅，说明准备挑选10名聪颖少年，有意让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内教授他们蒸汽机原理。对于冯焌光的想法，傅兰雅认为不太切实际，但是，他接受了制造局的聘请，专门翻译科学技术著作。

1868年3月，江南制造局委托傅兰雅向英国定购了50多种科技图书、全套化学实验仪器和试剂、电堆、显微镜、若干地质样品和矿物与金属样品等。不久，傅兰雅与徐建寅开始试译一本几何学书。徐寿等经过努力，还邀请到了富有译书经验的伟烈亚力和玛高温（D. J. Mac Gowan，1814—1893，美国人）参加翻译工作。其中，徐寿与伟烈亚力合作翻译一部关于蒸汽机的英文著作，译本名之为《汽机发轫》；华蘅芳则与玛高温合译一部矿物学著作《金石识别》。这两部书都是由笔述者赶到口译者的住处，在上海外国人居住的租界内翻译的。租界离制造局比较远，徐寿等人往返费时，很不方便。于是沪局拨出房屋作为翻译之馆。1868年6月，在中国近代科技史上极为著名的江南制造翻译馆就这样成立了。

在此之前，傅兰雅应沪局的要求于该年5月辞去了英华学塾和《上海新报》的职务，与英国教会当局脱离了关系。随即从租界搬进制造局内，以便于翻译工作的开展。

徐寿等人虽多为初次译书，但由于他们对有关问题研究有素，加之口译者傅兰雅、玛高温等都有很好的汉语水平，因此，除《金石识别》之外，其他各书的进展都相当顺利。傅兰雅很快就与徐建寅译完了《运规约指》。搬到沪局之后，他又与徐建寅新译另一部蒸汽机著作《汽机问答》（后改名为《汽机必以》出版）。同时，他又与沪局的另一位技术专家王德均翻译一部西法采煤的著作《泰西采媒图说》（后改名为《开煤要法》出版）。

1868年8月，在“恬吉”轮建成下水的同时，《汽机发轫》等四部译书均告译成，并呈送给曾国藩“鉴赏”。曾国藩没想到徐寿等不仅在1年之内就造出了轮船，而且在几个月之内就译成了四部科技著作。要知道李善兰、伟烈亚力等在墨海书馆，花了七八年才译出了不过七八部书啊！读到《汽机发轫》、《泰西采煤图说》等译书，曾国藩真是喜出望外，因为这些书都是“借法自强”所切要而急需的，原来以为还没有人翻译得了的，现在却只花了几个月的功夫就译出来了，而且译文也很不错，看来自己真是小看徐寿他们了。这时，曾国藩对译书的态度立即转变为大力支持，同意沪局扩大翻译馆的规模，兴建翻译学馆。

1869年5月，翻译学馆在制造局内动工兴建，至1870年初竣工。为了加强译书工作，沪局任命徐寿、王德均、华蘅芳和徐建寅等为翻译委员。在学馆建成之后，他们与傅兰雅被安排住进学馆，以便加紧译书。

在翻译学院建设的同时，徐寿等翻译委员会同沪局总办、会办等经过反复研究，制定了该学院的计划报告。这个报告共有16条，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招收学生进行科技教育，计划招收约50名学生，学习工程、航海、军工和海防事务以及化学、矿学等科目。这一方面的工作后来改变了计划。因为学馆建成之后，当时的上海道台、制造局总办涂宗瀛认为沪局学馆与上海广方言馆都是“译习外国书籍”，“事属相类”，应该合并在一起。其实，广方言馆主要是以培养外语人才为目的的，虽然其中也有一些数学、物理之类的科学课程，但毕竟与徐寿等人所计划的专门科技学堂相去甚远。但是，由于涂宗瀛似是而非的决定，使得广方言馆搬进了新落成的翻译学馆，徐寿的科学教育计划因此化作了泡影。好在这个计划的另一半内容即译书计划基本上得到了落实。此后一二十年间的翻译工作大体是按照这个计划实施的。如按照其中第七条“测经纬以利行船”，以后即由贾步纬每年编译《航海通书》；据第八条“译舆图以参实测”，李凤苞等编译了世界地图、中国沿海海道图和长江图等几种地图。又如自1871年始编译《西图近事汇编》季刊，以后又编印五日一刊的《翻译新闻纸》和《西国近事》分呈各省官员，就是依照第十条“录新报以知情伪”的计划进行的。至于各种科学技术专门书籍的编译，则在第五第六第九等条“编图说以明理法”、“考制造以究源流”、“广翻译以益见闻”中规划周详了。总之，这个计划是洋务运动时期我国全面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最早的尝试，也是整个洋务运动期间引进西学的最大的一项计划。

1870年4月，曾国藩早已调任直隶总督，但他仍然遥控着江南制造局。所以制造局总办冯焌光等将翻译学馆的计划呈送到了他那里，他读了非常欣赏，当即批复道：“所定学馆事宜，规划既已周详，撰论尤为精凿，非于西人格致之学（指科学）精心研索，确有据依，安能指示途径，如此明切！以此提倡，诸生必有日新月异之效，何慰如之！”关于译书计划，他指出这应当作为“学馆精实之功，目前切要之务”。

正如曾国藩所指出，翻译馆的计划非徐寿等对科学技术深有造诣的人不能提出。这计划无疑是以翻译馆的倡建者徐寿为主拟定的。正是由于这个计划的实施，使江南制造局成为洋务运动时期译书数量最多、质量最高、影响最大的科技著作编译机构。徐寿，也是在翻译馆建成之后，由制器名家又成为翻译名家，完成了他一生的又一次转折。

此后，他的主要工作，即在翻译馆与傅兰雅翻译科技著作，直到1884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