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外语的翻译名家

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著作能否翻译成中文，在翻译馆开设之初，不仅曾国藩怀疑，更有些外国人想看笑话。他们妄称中国语言文字古奥、生厉、僵化，并说西方科技的名词术语，不是中文中所固有，如何能翻译成中文？把徐寿等人的翻译西书视之为枉费工夫。但是，徐寿、华蘅芳、徐建寅、傅兰雅等中外译者很快就用事实证明了翻译之可行，使那些想看笑话的人反显得他们自己可笑。那么，徐寿他们是如何翻译成功的呢？

徐寿等人在动手译书之前，认真研究了翻译科技著作时遇到的一个最关键问题。这就是科技术语如何翻译。他们经过反复讨论，确定了三条原则和方法。第一，是尽量利用已有的译名。他们决定充分吸收已有译书所拟定的译名，不仅要参考墨海书馆等新近译书的译名，而且还要利用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译书中的译名。除此之外，有些译名，未载入书册，却在工匠或商贾口头中流传，也要尽量访得采用。这样，一可充分利用前人的成果，减少创立新译名，二可避免一词多译名，可方便读者。第二，关于拟定新译名，他们提出了三种方法。其一，新造字或以罕用的古字赋以新义，造字时则尽量尊重汉字的习惯；其二，意译，用汉语译其意，以简洁明了为原则，定立新词；其三，音译，用北京官话翻译外文术语之音，外文相同的音节则译以相同的汉字。他们根据这三种方法翻译了一系列科技术语，其中，以化学元素的译名的翻译最为成功。第三，是编辑英汉术语名词对照表。他们将自己译书时新设的译名都随时记下，以后汇集成编，后来出版了《化学表》、《西药表》、《矿学表》和《汽机名目表》等几种专门的英汉名词术语对照表。上述原则和方法，在他们的翻译中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这就保证了翻译科技术语的质量。作为翻译馆的倡建者和领导者，徐寿无疑是这三条原则和方法的主要制订者。傅兰雅就曾经说过，沪局译书中的译名最后是由监管译书的中国人确定的。

江南制造局译书的原本大都是英美的科学教科书和专门技术著作。虽然徐寿等向曾国藩呈报的计划强调“因制造而译书”，即配合沪局的实际需要和洋务自强事业的开展，但他们也尽可能地注意引进科学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翻译馆开设初期，他们计划将全套《大英百科全书》翻译出来。那时的《大英百科全书》与当代的《不列颠百科全书》颇有不同。其中的科学条目极为完整系统，如“代数”一条，就有数十万字，由浅入深，还有例题，实际上可以当做教科书使用，所以它又被称作“没有围墙的学校”。拥有一套《大英百科全书》，就可以自学各门科学知识。徐寿等试图编译一套与之相近的西学百科全书，这样就可以将西方科技知识完整地引进过来。他们根据《大英百科全书》完成了《代数术》廿五卷、《微积溯源》八卷、《营域揭要》三卷，《风雨表说》一卷和《年代表》一卷等译书。后来考虑到《大英百科全书》出版较早（当时最新的版本是1853至1860年间出版的），有一些新的科学知识没有反映出来，所以改为选择英美新出的书籍作为翻译的底本。然而，由于曾国藩、李鸿章等常常指派他们翻译一些兵工和时务的急用书，人手不足，后来不得不放弃了编译西学百科全书的计划。但是经过中外译者的努力，该局的译书还是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系统性。从1871年起，沪局译书开始出版，到1884年，已刊行译书有数学7种，物理学5种，化学7种，天文学2种，地学2种，矿冶学7种，测绘学4种，机械与工程学7种，工艺制造15种，医学1种，兵工学16种，船政类4种，其他12种，总计89种。此外，还有40余种译书已译成待出版。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译书占了翻译馆全部译书的一半以上。此后，从1885—1912年的28年的全部译书，也没有这前17年的译书多。由此可见，徐寿在世的17年是翻译馆最有成绩的时期。

截至1884年，前后在翻译馆从事译书的中外人士有20余人。口译者主要有傅兰雅、金楷理（C. T. Kreyer，美国人）、林乐知（Y. J. Allen，1836—1907，美国传教士）和舒高第等。金楷理是沪局继聘任傅兰雅之后，于1869年增聘的又一位专职口译者。后来他于1878年离职后，其位置由留学美国获得医学硕士学位的浙江慈溪人舒高第继任。林乐知在广方言馆教书，半日任课，半日译书。口译者中以傅兰雅译书最多，其次是金楷理。主要笔述者除徐寿外，还有徐寿泽、徐建寅、华蘅芳、李风苞、贾步纬、赵元益、郑昌棪等。其中，以徐寿译书最多，徐建寅次之。中外译员的工作都有分工。口译者中傅兰雅以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类著作为主，金楷理侧重于军工和航海，林乐知主要翻译各国史地、时势类书籍，舒高第重点翻译医书。笔述者中，徐寿以译化学、工艺技术为主，华衡芳以数学、地矿学为主，李凤苞以地理学、兵工学为主，贾步纬长期编译《航海通书》，赵元益、郑昌棪以医学为主。只有徐建寅有些例外，他笔述的译书涉及数学、化学、电学、声学、天文学、机械学、军事学、兵工学等很多学科。

徐寿在馆17年，共翻译了近30种科技著作，约250万字。这些译著，都是他与傅兰雅合作完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几部化学书；此外，还有《汽机发轫》、《西艺知新》正续集和《宝藏兴焉》等书也有重要的价值。

《汽机发轫》是徐寿的第一部译作，于1872年出版。它是根据英国出版的一部《蒸汽机手册》翻译的，也是第一部关于蒸汽机的中文译著。全书内容相当丰富，介绍了蒸汽机原理，锅炉的种类、结构、功能与用途，轮船的操作规程和注意事项，计算汽机功率的各种数据等。这部译作不仅第一次将蒸汽机技术全面介绍到中国。它的一整套译名还为后来徐建寅等翻译《汽机必以》、《汽机新制》等奠定了基础。后来徐寿还撰写了一篇《汽机命名说》专门探讨蒸汽机有关的译名问题。徐寿认为轮船和蒸汽机的最初译名“火轮船”和“火轮机”不妥，应该改为“汽机轮船”（简称“轮船”）和“汽机”。这一改译，为后来者沿用至今。

《西艺知新》是一套丛书。其正信（1877年出版）八种均为徐寿与傅兰雅翻译。其中《匠诲与规》介绍车床的结构与车工的操作要领、制作螺丝和钻孔的方法等；《造管之法》译自著名的技术辞书《尤尔氏工艺制造及矿物辞典》，介绍各种金属管道的制造；《回热炉法》论述英国人各尔曼发明的回热炉；《造硫强水法》介绍了英国人罗白格（John Roebuck，1718—1794）发明的铅室法制硫酸的原理与工艺；《色相留真》介绍照相工艺流程中玻璃底片的制作、显影液和定影液的配置技术等；《周幂知裁》讨论各种圆形金属器具制作时金属板材的裁割方法；此外还有两种分别论述英国人回特活德（Joseph Witworth，1803—1887）发明的螺丝炮和潜水衣的制造等。续集之中，《垸髹致美》、《制玻璃法》、《铁船针向》和《机动图说》四种系徐寿、傅兰雅合译。其中《垸髹致美》介绍各式油漆的配制和上漆工艺，《制玻璃法》论述玻璃制造工艺和玻璃器具的制作，《铁船针向》介绍航海指南针的用法，《机动图说》介绍了507例机械运动的方式。徐寿的译书，特别强调实用性，《西艺知新》中大多数译书的内容，都反映了这一特点。

《宝藏兴焉》出版于1884年，译自英国著名化学家克鲁克斯的《实用金属学大全》，全书详尽论述了金、银、铜、锡、镍、锑、铋、汞等金属的矿藏、冶炼和提纯，及其有关物理化学性质与用途。其中卷《造铁全法》是译自英国著名的冶金学家费尔奔（William Fairbain，1789—1874）的名著，论述了生铁、熟铁的冶炼、用途及其各种物理性能数据；并详细介绍了贝色麦（Henry Bessemer，1813—1898）发明的固定转炉式炼钢法。这些近代冶金学知识为洋务运动中我国近代矿冶业的起步奠定了科技知识基础。

徐寿对医学也很有兴趣，有时还给人看病，他曾亲手治愈一位诗人吴大廷的肠秘病。他对西医极为推崇，曾经写过《论医学》一文，推荐他的同事赵元益与傅兰雅翻译的《儒门医学》一书，介绍西医的治疗方法，以释时人对西医的种种疑虑。在他的晚年，他还与傅兰雅开始翻译一部英国很有名的法医书《法律医学》，但他只译出了四章就一病不起，剩下的二十章后来由赵元益续译完成。

徐寿的翻译极其严肃认真。他的译书底本都经过慎重的选择，因而能反映西方当代科学的水平。他的译文字斟句酌，不仅忠实于原著，准确地表述了原书的知识内容，而且尽可能地表述鲜明，便于中国人理解。因此他编好意译法，但在意译法难以传达原意时，就毫不犹豫地音译。有时，为了提醒读者注意，还加上按语。他的译文准确、朴实，而不枯燥，因而被同时代的人视为“善本”。

徐寿把译书当做建立我国近代科学技术事业的基础，他希望这些译书能在全国各省的书院中作为教材，这样“国人尽晓”，人人都认识到科技的重要性，人人都学习科技、掌握科技，那么中国就必定会臻于富强，而与西方先进国家并驾齐驱。虽然当时封建保守势力顽固，洋务运动进展缓慢，现代科技教育迟迟难以兴办起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在追求科举功名，但他并不灰心。他把翻译西方科技书籍视为比洋务派设厂仿制外国军火武器还要重要还要急迫的大事。他认为译书能开启民智，摆脱愚昧。为此，他不顾一些朝廷高官的重金礼聘，辞谢了山东机器局、四川制造局总办等职的聘任，专心译书。这种不求升官，不求富贵，不求名利的品质是很宝贵的。

历史也没有辜负徐寿的期待。他创建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不仅为我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变革。我国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从洋务运动中的先知先觉者，到戊戌维新运动中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一辈思想家。乃至20世纪初追求西方科学新知的人们，绝大多数在他们求知和放眼看世界的过程之中，都曾经历过一个学习江南制造局译书的阶段。后来，梁启超总结洋务时期的中国历史时。以过来人的身份，深情地赞颂了徐寿及其同事的伟大功绩。他说：“这一期内，其中最可纪念的，是制造局里译出几部科学书。这些现在看起来虽然很陈旧很肤浅，但那群翻译的人，有几位颇忠实于学问。他们在那个时代，能够有这样的作品，其实是亏他！因为那时候读书人都不会说外国话，说外国话的都不读书。所以这几部译本书，实在是替那第二期（指1895—1918）‘不懂外国话的西学家’开出一条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