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格致书院”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徐寿在创办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之初,就希望同时开设学馆,培养专门的科技人才。可惜,翻译学馆的计划,只实现了译书这一半。广方言馆虽然搬进了制造局,但仍然以培养外语人才为主。后来制造局虽然也设立了学堂,但所聘用的外国教员都不懂汉语,无法利用译书进行教学。徐寿还希望他们的译书会逐渐为各省书院所采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还迟迟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此,他只能就自己力之所能及,为中国的科技教育铺路。所以,当傅兰雅等友人邀请他参加格致书院的筹建工作时,他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说起格致书院的创办,不能不提到一个外国人,他就是麦华陀(Sir Walter Henry,Medhurst,1823—1885)。麦华陀是麦教思之子,1871—1876年任英国驻上海领事。1872年12月26日,上海的英文周报《北华捷报》的编辑发表文章,建议在各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建立藏书楼,储存中国典籍和科技译著,张挂西方新发明和机械的图示等,以启发中国人对科学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时隔年余,1874年3月5日,麦华陀致信《北华捷报》,建议在上海租界开设一所名为“格致书院”的藏书楼,作为宣传科学知识的场所,以促进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麦华陀还经与中西人士商讨,拟定了筹措该书院的15条章程。他预计需募集1500银两建成书院,院中将收藏报刊、译书以及中国著作,天球地球和机器图式等,供中国士商参观阅览。此外还计划不定期邀请外国人在书院举办科技讲座等。后来的“格致书院”就是在麦华陀的这一倡议下开始筹备的。
1874年3月24日,麦华陀召集了伟烈亚力、傅兰雅等对其倡议感兴趣的热心者聚会,会上决定董事会中,中外董事各占一半,并决定开始募捐筹款。麦华陀、伟烈亚力、傅兰雅和上海旗昌洋行行主美国人福弼士(F. B. Forbes)为发起外国董事,此外,他们还邀请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为华人董事。不久又增聘上海道宪翻译王荣和为华董。董事会决定向中西人士募集建院之款。由麦华陀和唐廷枢分别向外国人和中国人劝募捐款。至当年6月,在上海的外国人认领的捐款已有980两,但唐廷枢向华人劝募的工作进展则不大。在1874年6月11日召开的董事会上,傅兰雅建议聘请徐寿为格致书院董事。从此,徐寿成为格致书院筹建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位董事。
徐寿为筹建书院着手的第一件事是筹款。按照麦华陀的原来计划,预计建院经费为1500两,但后来董事会经过估算,起码也要五六千两。虽然麦华陀以英国领事的身份募捐,上海的外国洋行也踊跃捐助,但麦华陀实际募得捐款只有五六百两。唐廷枢经手募捐得的不过几百两。徐寿任董事后,就利用他与上海道台、江南制造局总办的关系,很快就募到了近千两捐款。1874年8月,他又分别上书南洋大臣李宗羲和北洋大臣李鸿章,吁请他们拨给若干经费,支持“格致书院”的建设。
徐寿在上书中说:“科学技术从大的方面讲可以使国家富强安定,从小的方面讲也是一种技艺。它本该是任何人都应学习研究的,在我国目前尤应大力提倡。我国人才不少,才能决不在西方人之下。可是由于风气未开,一向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旁门左道,不予重视。近年朝廷官员认识到科学技术的作用,创建机器制造局,卓有成效,我国人逐渐能掌握科学技术的奥秘。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还只是局中从事者明白,而局外之人就不尽知晓了;科学技术的奥秘,还只是目前学习从事者懂得,以后颇有后继乏人之虞。要得后继有人,就必须有一个学习研讨之地,招集好学深思的人士,进行学习和研究,为中国科学技术的振兴而培育人才。我们现在计划在上海设立格致书院,就是希望能渐开风气,学以致用。……眼下,书院的章程已初步拟定,捐款已有两千多两,功将及半。由于这件事关系到我国的利益,能否恳请您在公顷闲款内拨给一定的经费,这样,士绅商贾必然闻风响应,使格致书院的计划卒底于成。”
李鸿章和李宗羲都支持格致书院的建设,很快,李宗羲就拨款l千两,不久,李鸿章从天津海关西药增税中所拨1.087千两也汇到了上海。到1875年春,总共已募到5千多两捐款。于是,董事会开始筹划购置书院地基和设计书院图纸的工作。这两项工作,都是由于徐寿的努力,才得以顺利进行。
按照原来的预算,计划购地费用为2.5千两,但原先准备买进的地皮由于英租界当局开辟马路,不得已而另觅院址。后来他们找到一块不错的空置地皮,但地价要4.6千两,超出预算2千两,后来建院时就多出了2千两的缺口。这个问题又是经徐寿一手解决的。他找到了江南制造局总办,当时担任江苏苏松太兵备道之职的老朋友冯焌光。像当初支持徐寿办翻译馆一样,这次冯焌光又给予徐寿全力支持,他立即慷慨捐银2千两。这样,“格致书院”在购买了上海英租界内位于湖北路与广西路之交的一块空地(即今上海市格致中学校址)后,开始建筑院舍。
“格致书院”的房舍,是一幢上下两层的建筑,也是由徐寿设计的,采用中国传统建筑格式,而不取西洋格式。1875年7月,徐寿绘就了书院建筑图纸,并就整个建筑工程作了详细估算,预计完工约3个月,全部费用为2.96千两。徐寿的设计预算迅即为董事会通过。不久就开始施工建设,果然在3个月内就建成了。由此我们可知徐寿对建筑也很在行,真不愧是“江南第一巧人”啊!
在徐寿筹款和建造院舍的同时。麦华陀、傅兰雅等外籍董事也在设法与英国绅商联系,募积科学仪器和机器样品,以备将来陈列于书院之中。他们在英国伦敦成立了由蒲尔捺(John Bourne)等人组成的英方董事会,委托该董事会在英国募集科学仪器等物。起初,在这些董事的积极努力之下,英国绅商反应相当热烈,据说可望获得价值20万两的仪器和机器样品等捐赠。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实际赞助者并不多,以至当1876年6月24日,“格致书院”正式开院之时,不得不从徐寿个人购备的科学仪器中借来一部分陈列。
“格致书院”从1874年3月开始筹划,到1875年7月动工兴建,同年10月建成,装修布置至1876年春完工。在此期间共筹集到捐款7.7千多两,其中中国人捐款6.2千余两,外国人捐款1.5千余两。全部捐款的80%即6千余两是徐寿劝募得到的。他不仅曾向中国绅商募捐,还向上海的外国洋行募捐,外商捐款中最大的一笔333两,就是徐寿从祥生洋行募得的。为了“格致书院”的建设,徐寿还拿出了自己多年节衣缩食积攒的钱财。他先是捐款50两,后来在院舍施工过程中又垫款400多两。1878年4月,为了偿还建院过程中书院所欠债务,徐寿个人又捐款l千两。就他这样经济来源不丰的家庭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这笔他辛辛苦苦大半辈子攒下来的钱,原本是为了他的母亲修建旌节牌坊准备的,为此,他不得不将母亲牌坊的修建一再推迟。
书院落成开院不久,董事会又计划在院内建设一座西式铁嵌玻璃的博物馆,以收藏和陈列英国人捐献的仪器、设备和其他的物品。为此,徐寿又撰写了一份募捐启事,希望国人慷慨解囊。同时,徐寿又再次上书李鸿章和李宗羲,希望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但是,这一次却不大顺利。李鸿章将捐款之事委托杭州巨贾、著名的红顶商人胡光墉(即胡雪岩),可是胡光墉那时正在南方公干,到1877年春,还没有返回杭州。加之徐寿还有译书和制造局的其他事务缠身,无法全力劝捐。等到徐寿腾出手来募款时,不巧又遇上了北方大旱灾,全国绅商的注意力都转到了赈灾,“格致书院”的博物馆计划被搁置,因此资金颇难筹措,以致开院之后的两年,书院事务进展甚微。徐寿曾计划将书院地皮中的大片空地出卖一小部分,以维持书院的正常活动,但遭到了董事会中的外国董事的反对。
1878年初,徐寿终于从胡光墉处募得5000银元(相当于4000银两)。加上他个人捐赠的1000两,才使书院暂摆脱了财政困难。徐寿用这笔钱偿还了书院建房装修时所借银行之债,为书院购买了价值约1500两的科学仪器,修建了陈列厅(原计划的博物馆始终未能建成)。从1878年开始,他还用该款的一部分在书院的空地皮上修建了数十间房屋,作为出租之用,每年的租金收入有800多两。这笔收入使书院以后的财政情况大有好转。
1879年,徐寿邀请老友华蘅芳来书院主持日常事务,并准备招收学生人院就读。华蘅芳对徐寿的工作鼎力相助,他在院期间,都是义务劳动,不受薪水。1879年秋,徐寿在上海的《申报》和《万国公报》上刊登招生启事。这份招生启生用语是浅显的文言,今照录于此:
“本书院创设沪上,专为招致生徒究心实学。其提倡者,半为中西积学之士。院地极宏敞,拟以半造博物院,中列图书象物,为生徒考镜之资;半为学舍,比屋鳞次,可容数百人。学有二端,听其所向,例亦定为两则:一为学西国语言文字者,本书院延有名师,朝夕课责,来学者每岁纳四十金,本书院供给饮食;一为讲求格致实学者,本书院于算学、化学、矿学、机器之学,皆有专家,其考据书籍器具,亦皆罗列,来学者先纳三百金,三年学成后,原银仍交该生领回,学未三年不成而思去者,其银罚充公项。望有志之士,先期赴院报名注册。及期甄收,再行通知可也。此启。”
那时候,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想学好外语(主要是英语)混碗饭吃的人已有不少。所以徐寿的招生启事就以外语相号召,其实他的真意还是要培养科技专门人才。为了使来院学生不致半途而废,他想出了“押金”这一法。可是,那时青年还是以科举考试取士为主导,科学技术还不能为人们博取功名利禄。像徐寿这样的科技专家,虽然被誉为奇才异能之士。但没有科举功名,也无一官半职,其社会地位总是低人一等。因此徐寿的招生计划,应者寥寥。他的殷殷希望,不久就化为泡影。
令徐寿伤脑筋的还有中西董事之间日渐激化的矛盾。本来麦华陀倡建“格致书院”之初,原是希望外国人只是发起筹,待书院建成一两年之后,即交给中国人自行管理。但是,1877年初,麦华陀任期届满离开了上海。随后,董事会主席先后由吉罗福(G. B. Glover,1826—1885)和担文(W. V. Drummond)继任。担文是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的有名律师,他从1878年2月底起,长期担任“格致书院”董事会主席。在他们两人主持下的董事会,在筹款募器等方面均无所作为,但对徐寿这样的实干家的工作却经常加以干涉和掣肘甚至阻拦。加之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办事习惯的不同等原因,徐寿同外籍董事之间的矛盾一再发生。
早在建院之初,格致书院拟定的章程就规定书院不收藏传教书籍,但西董伟烈亚力坚持要将《圣经》纳入藏书楼。后来他在把他和李善兰等所译《几何原本》、《代数学》等送给书院时,也带上了墨海书院出版的《圣经》。对此,其他西董没有表示反对。徐寿对此自然很不愉快。他在劝募国人捐款的启事中就一再声明过,“格致书院”决不传教。如此一来,岂不是出尔反尔。1876年初,麦华陀等弄来已故的京师同文馆天文教习德裔英人方根拔男爵(Johnannes von Gumpach,?—1875)的中文藏书,打算以此作为书院藏书楼的藏书基础,但是,徐寿仔细翻过这批藏书后,发现这不过是一批宣扬迷信的书。在董事会上,徐寿对中西董事们说,这批书有碍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书院不应入藏,但是几位西董坚持要他从中挑一些书购入书院。以后,徐寿又为图书的管理使用同西董发生了矛盾。
1877年7月起,徐寿担任了董事会的司库,掌管财务。1878年,经过他的筹措,在院内空地盖了十多间用作出租的房子之后。徐寿经董事会同意,住进院内每年都交房租,以便管理院务。可是,担文、傅兰雅等西董却误以为徐寿把“格致书院”当做自己的私产。徐寿和华蘅芳没有招收到学生,他们却误认为徐寿不热心科学教育。在办院方针上,徐寿同傅兰雅等西董也有分歧。徐寿为书院购置了许多科学仪器设备和化学、矿物样品,想把书院办成一个进行专门科技教育和研究的机构。傅兰雅等西董却只是想办一些科学讲座,搞一些展览,陈列一些科学书,以吸引中国人对科学的兴趣;而对于培养专门人才的计划,他们却不大热心。
“格致书院”的筹建和发展,几乎是依靠徐寿个人之力,才得以完成。就是在建院方针上同徐寿有分歧的傅兰雅也说“书院皆赖徐君材之力办成”。可是,由外国人把持的董事会,对书院的实际困难不设法解决,对徐寿的工作却横加指责。后来徐寿干脆撇开了那些光发言论不干实事的西董,独立行事。可惜,由于风气未开,徐寿把“格致书院”办成科技专门学校的计划,在他生前仍没有得到实现。
不过,徐寿毕竟为“格致书院”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书院在清末还产生过一些事实上的影响。厦门、宁波等都仿上海“格致书院”筹建过格致书院。由于筹建书院的推动,徐寿的主要合作者傅兰雅还发起编辑出版一种最早的中文科技杂志《格致汇编》。这份刊物于1876年2月起开始出版。徐寿对《格致汇编》的编辑出版给予了宝贵的支持。他为之撰写了发刊词,帮助傅兰雅解答过读者的提问。他还先后撰写了《医学论》、《汽机命名说》、《考证律吕说》等论文发表。他和傅兰雅在翻译馆合译的一些译稿如《历览英国铁厂纪略》、《照像略法》、《火药机器》、《回特活德钢炮论》等,也交给傅兰雅在《格致汇编》上刊鉴。《格致汇编》受到了当时读者的欢迎,其发行量远比江南制造局的译书还多,对近代科技知识在清末的传播起到过重要作用。如果不是徐寿等的帮助,傅兰雅是不可能独立将《格致汇编》办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