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尽火传

1884年9月24日，中国近代科技的先驱者徐寿病逝于上海“格致书院”寓舍，享年68岁。

关于徐寿得病和去世的情况，也同他的生平事迹一样，文献记载很少。徐寿之友、华蘅芳之父华翼纶在《哭徐雪村》中说：“君本称奇士，秋来病亦奇。古今鲜秘术，中外乏良医。”由此，我们得知徐寿是在1884年初秋得病，一病不起，只有1个月左右就去世了。徐寿的逝世，对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事业是个重大损失。1884年之后，翻译馆在制造局的地位日渐下降。在徐寿生前，江南制造局每年的译书经费大都在二三千两左右。在他去世以后，译书经费竟骤降至千两以下。从1885—1897年，翻译馆很少再有新的重要的科学著作翻译出版。

徐寿去世后，“格致书院”落入了以傅兰雅等为主的西董之手。他们抛弃了徐寿把“格致书院办成一所专门培养科技人才的学校的计划。虽然接下来在著名学者王韬主持院务期间（1886—1897），奉办了以时务和科学为主题的四季考课，在上海等地的知识界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并没有造就出徐寿所希望的科技人才。后来，“格致书院”被英租界的工部局接管，变成了一所普通的中学——格致中学。

然而，徐寿终生追求的事业并没有因为他的去世而中断。他的两儿子徐建寅和徐华封就是他亲手培养起来的两个接班人。

徐建寅（1845—1901）是徐寿次子，早在安庆、南京徐寿试制中国第一艘轮船时，他就“屡出奇计”，辅助父亲。后来，他又跟随徐寿到江南制造局。在翻译馆，徐建寅与人合译有《运规指约》、《化学分原》、《器象显真》、《汽机必以》、《汽机新制》、《声学》、《电学》、《谈天》、《艺器记珠》、《轮船布阵》、《水师操练》、《炮甲合论》、《造船全书》等著作，总字数比徐寿所译的还要多。1874年，徐建寅被调往天津机器局，在那里建成了硫酸厂。1875年，他被调到山东机器局任总办。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徐建寅就把这个中型的兵工厂建成投产。在整个建厂和生产过程中，他主持一切技术业务，没有雇佣一名外国工程技术人员。这在当时的兵工厂中是唯一的一例。当时的山东巡抚丁宝桢向朝廷报告说：山东机器局的各厂都是徐建寅亲自布置装配，“徐建寅胸有成算，亲操规尺，一人足抵洋匠数名”。说明年仅30岁的徐建寅已是一位能独当一面的科技专家。在洋务运动时期，像徐建寅这样年轻有为的科技人才是不可多得的。这不能不归功于徐寿教导有方。

1879年，徐建寅被李鸿章派往德国，访求订购新式铁甲军舰，并考察欧洲各国的重要工厂，特别是军工厂。在德国，徐建寅为李鸿章的北洋海军订购了两艘主力舰，即著名的“镇远”舰和“定远”舰。他又先后到德、法、英等国考察了80多家工厂、学会和学校等，写成《欧游杂录》、《水雷录要》等书。1886年，他被曾国藩之弟曾国荃（时任两江总督）调往南京，督办金陵机器局。1894年，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徐建寅以技术专家的身份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光绪帝对他深表欣赏。不久就特旨派他到威海查验船械，调查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失败的原因。1896年，徐建寅被派往福州任福建船政局提调。1898年，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设立农工商总局，调派他到京任督理农工商务大臣。不久由于戊戌变法失败，徐建寅避祸回无锡老家。1900年，他被湖广总督张之洞调到湖北汉阳钢药厂（即汉阳兵工厂的前身）。因制成无烟火药，深得张之洞的赏识，但却遭到其前任等人的嫉恨。1901年3月31日，当他试验火药时，被坏人做了手脚，当场爆炸，不幸遇害。

徐华封是徐寿的第三子。1858年出生，他也在江南制造局任职。徐寿晚年时，一直是他陪伴在身边。他聪明颖异，心灵手巧，深得父亲钟爱。他先继承了徐寿的化工事业，在化学化工方面很有造诣，是江南制造局的化工专家。他曾担任该局工艺学堂教习。我国近代著名的化学工业家吴蕴初就是他在工艺学堂时教授的学生。徐华封同其父徐寿一样，也不求仕进，以化工专家终其一生。徐华封在江南制造局与傅兰雅等合译有《考试司机》、《电气镀金》、《电气镀镍》和《种植学》等书。据说他通晓英语。他曾协助其父筹建“格致书院”。徐寿去世后，长期担任“格致书院”董事。“格致书院”被英租界当局改为“格致公学”后，书院的仪器、书籍等即由他接受和保管。他还计划另址重建“格致书院”，但由于连年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经费难筹，未能如愿。徐华封晚年在江南制造局开办了一家生产肥皂的日用化工厂，用自产的肥皂抵制英国肥皂的倾销。后来英商设卡封锁了其原料烧碱的来源，被迫停产。此外，徐华封还办过炼铅厂、人造冰厂等，所以史书记载他“以制造为治生”，就是说他以工业制造为业。

徐建寅和徐华封的后代中也出现了许多科技专家，他们为中国20世纪的科技事业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徐寿的第四第五代后人中，还有一些人至今活跃在我国和世界的科研舞台。徐寿家族，以科技传家，形成了我国近代科技史上的一种独特现象，很值得人们研究。

当然，徐寿的事业不仅为其后人继承，更为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所发展。

徐寿的经历代表了我国近代科学技术事业从传统转向近代的坎坷历程。他受的虽然是旧式教育，但转向科学研究却是受到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优秀传统的深刻影响。徐寿最早接触的是中国固有的传统科学技术，并达到了很高的造诣。然而徐寿不保守，一旦接触到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了解到它的先进性后，就转而以引进、传播近代科技，发展中国的近代科学技术为己任。他的朋友们说他“服膺西学”，这在清末是非常难得的。但是，徐寿并不盲信西方科学。他在乐律研究中用实验发现丁铎尔《声学》中的错误就是一个很有力的例证。徐寿也没有因为西方科学的先进而抛弃中国的传统科技。他在科学技术研制工作中，总是因陋就简，尽可能利用传统的材料、手段和方法推陈出新，表现出很高的创造性。徐寿一生的科学技术研究，放在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上考察，应占有一席之地，而在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史上却是举足轻重的。正是像徐寿这样杰出的人，在清末洋务运动期间完成了中国科技同世界科技的接轨，才开创了中国自己的近代科技事业。

徐寿曾经说过：“中国科学同西方科学都可以相互沟通，如果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同中国的科技相融通，我们中国科学必然会超越前人，我期待着这一天。”这可以说是他留给后人的遗嘱。我们现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当然已不是徐寿所处的时代所能同日而语，但是仍然与世界先进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引进世界各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从而发展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又一次成为我国科技工作者所肩负的时代使命。徐寿一生在发展我国近代科技中的卓越贡献，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求实精神、献身精神和艰苦朴素的作风，应该作为我国现代科技工作者的楷模，激励我们为赶超世界先进科技水平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