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来到美国

对当时的美国来说，火箭和导弹都代表着一个全新的领域，而且是一个高度复杂和极为困难的领域。

因为导弹在战争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所以发展充分的军用导弹能力对于国家安全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由于导弹技术还是一门年轻的技术，一种新型导弹研制成功后，就会很快过时。一种新型导弹的设计、试验、生产和送往战场使用这一系列过程，几乎必须同时进行。这和正常的军械程序恰恰相反，因为新的装备总是要经过广泛的、旷日持久的试验，以确保在投产和发出使用之前做到绝对可靠。

美国军方马上支持发起一项火箭计划的设想，但起初他们对火箭的复杂性知道得很少。直到后来他们才知道：因为导弹在发射运行过程中，必须要经受极大的加速度，而且它把许多新的、未经试验的机械装置、材料和精密电子系统结合在一起，所以特别容易产生机械故障。

由于美国的武器系统发展计划也需要在此同时穿插进行，因而有必要建立大型的科学和工程机构，以协调许多有关的工业承包商的行动。陆军将求助于私人工业、学院和大学的研究部门，甚至还将求助于地方学院里获得奖学金的学生，让他们获得实际工作训练。托夫托伊将军的正式导弹计划将成为一项全国性的事业。

1945年7月，他去了一趟美国之后又回到欧洲。

当时远东的战事还没有结束。哈米尔少校志愿和一个步兵师到太平洋地区去，以取得更多的战斗经验。托夫托伊问明哈米尔的去向而后说："这样吧，哈米尔，要是你万一改变了主意，请拿着这张便条去见我的好友和同班同学范·西克尔上校。我在华盛顿有一项方兴未艾的火箭计划正在进行。"

哈米尔把便条放在口袋里，根本不想用它。他接到命令后，取道美国去了太平洋。他们起飞还不到半小时，飞行员就驾机飞回原地，并且宣布总统刚刚宣告，日本已经投降了。这一天是8月15日。

哈米尔马上把手伸进了口袋里，摸一摸那张便条还在不在。同一项正在进行的火箭计划打交道，看来要比到远东某地去帮助遣散部队更可取。在华盛顿，这张便条成了无价之宝，使他临时被分配去做托夫托伊原来要他做的工作，即在得克萨斯州布利斯堡建立火箭设施。

9月底，托夫托伊派他去波士顿的斯特朗堡。第一批7名德国人已于9月29日到达该地。他就在那儿第一次见到了布劳恩。他们在晚上很迟的时候才坐上火车离开了那个地方。

当时，布劳恩的肝炎病突然发作，断臂的伤口也还没有完全愈合。第二天早晨，火车在阿伯丁试验场停下来。在试验场，多数德国科学家的任务是整理和翻译大约40吨的缴获文件。

在这个戒备森严的工业区里，全国许多破坏性最大的武器和绝密军事装备正在研制和试验之中。

德国人的工作是帮助他们以前的敌人生产更好、威力更大的武器。

在各种秘密军事活动中，德国科学家实际上是在继续他们在佩内明德时就已经开始为希特勒进行的工作，但是总是有一个美国大兵跟在身边。

他们在阿伯丁试验场的直接任务是处理纳粹军队崩溃之后，在哈茨山的矿坑中缴获的全部德国导弹文件。有这些专家帮助对40多吨文件进行分门别类、编制目录、评估和翻译，他们所节省的时间和金钱是不可能用工时和美元来计算的。

他们常常一眼就能看出一份文件是重要的还是无关紧要的。他们的速度之所以这样快，是因为他们正在整理的文件以前是他们自己亲手所写，或是他们帮助汇编的。

然而，布劳恩被带到了帕索，也就是布利斯堡。

在哈米尔的指挥下，陆军将在那里的一所附属医院里设立一个分办事处。哈米尔先把布劳恩带到华盛顿。他们在华盛顿待了差不多5天。在此期间，他们俩必须一起行动。

当时战争刚结束不久。但更重要的是，布劳恩和所有其他德国人来到美国的事情必须小心地加以保密。托夫托伊有理由担心，过早泄露这一消息会破坏他的整个计划。

在从华盛顿到圣路易斯的火车上，他们同在一个卧铺段，这使他们多少可以不与外人来往。但是在从圣路易斯到帕索的火车上，他们只能搞到车厢两端的铺位。火车开出圣路易斯时，已接近睡觉的时间，所以相对地说问题还比较简单。然而第二天问题就不小了。他们决定装成不是在一起旅行的，只是在吃午饭和早饭的时候在一起。

他们到帕索的时候，布利斯堡的司令官热烈欢迎他们。这时，布劳恩的肝炎已经严重恶化，他问第二天可不可以上医院去看病。

第二天他们去了，设立分办事处的问题也解决了。

因为一个德国人老是跟在身边，又不能介绍他的身份，或者告诉人们他为什么来到这里，这就使得哈米尔很难到处走动，去和基地的工程官、军需官以及其他人谈话。于是他把布劳恩交给基地医院的军医看管，自己就自由行动，建立和组织团队了。

有一天，托夫托伊从华盛顿坐飞机来，向医院询问布劳恩的健康情况，并和哈米尔讨论未来的计划。

午餐时间，这两位军官经过一个小小的炮台，该地区已被指定用于建设德国导弹团队的宿舍，但是哈米尔认为，这地方无论是大小还是设施的类型都不合用。他考虑到将来的发展，如研究工作的发展和把家属接到美国来等问题。

哈米尔向托夫托伊建议，他们一起到他知道的一个地方去看看，那地方在一个叫做莉莲牛排馆的小镇边上，离军方用地的边界不远。路上，他们经过威廉·博蒙特综合医院的附属医院，它离综合医院大约2000米。哈米尔说："这地方不错。你看，周围有一道防卫篱笆，所有的病房都连在一起，有自己的消防队，甚至还有一个游泳池。"

第二天，托夫托伊回到华盛顿，立即向五角大楼的军医局局长办公室汇报。他见到局长手下负责设备的人员，就开始鼓动关闭附属医院，理由是可怜的院长赖厄上校忙得都快要发疯了。此外，他需要用这个地方来执行一项头等重要的技术任务。

召开了一次会议，赖厄上校亲自在会上为托夫托伊作证。会议开得很活跃，托夫托伊得到了他所需要的附属医院，由总参谋部批准，移交给军械部，30天内进驻。

哈米尔一安排好实验室和办公室用的房间，德国人马上开始上班。这些所谓"文件夹计划"的科学家，也许受到了比有史以来的任何一批文职人员都更仔细的考察和更严密的监视，尤其是那些从事技术规划的科学家。

但是，哈米尔发现，管理这些人并没有多大困难。"他们不仅对美国完全忠诚，而且对军械部队也完全忠诚，"哈米尔说，"不怕自相矛盾，我也可以说，他们或许是我所见过的工作最勤奋的团队。"

有一次，托夫托伊要求哈米尔提出一份非常大型的火箭计划，他要在星期二提交给总参谋部。这个要求是星期一下达的。德国人星期一不分昼夜地干。第二天早晨6时30分飞机就要起飞的时候，一份十分详尽的计划的最后图样和规格交给了哈米尔，使他能亲自带到华盛顿去交给托夫托伊。

托夫托伊谈及这批科学家时也说："我从开始和他们谈判的时候起，从来没有答应过他们我办不到的事情。他们成为美国公民所走过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充满了扯皮、失望和尴尬，但是他们保持坚定的信心，也可以说，他们对自己的前途有充分的理解，而且满怀希望。为了取得公民资格，他们确实努力地进行工作。他们在每一个方面都表现出他们是优秀的美国人，而且是一宗社会财富。"

布利斯堡的附属医院很快成为了一座令人非常满意的综合公寓。不久，这些德国人作为陆军导弹界的真正成员，开始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英语，建立各种团体，参加教堂、音乐和其他文化活动。

来自德国兰次胡特家属营的消息表明，由于战争后期对德国人家庭的正常食物供应成了问题，许多家属实际上都缺乏维生素，或有其他营养问题。这种情况的依据是美国医生的报告。

布利斯堡的德国人，常常是在军事人员的监护下，才可以到帕索去逛商店。

他们每天的工资是6美元，剩余的薪水从战争赔款中以德国马克支付给兰次胡特的家属。但是，国务院规定的条例中有一条，德国人不可以寄包裹回去。他们在杂货店和其他商店里可以看到大量的浓缩食物、糖果、肥皂、维生素和其他东西，但是他们不能购买这些东西。

陆军开始协商把家属接过来。

第一批家属于1946年12月到达，刚好赶上过圣诞节。此后陆续不断，直至1947年夏。当时，德国人及其家属住在临时改建过的医院里，病房变成了小公寓房间。也就在这个时候，布劳恩写信向表妹玛丽亚求婚，并且乘陆军的一艘船去德国结婚，随后把她带回美国来。

托夫托伊经常下去看望这些科学家们，大约每月一次或者六星期一次。他常常在一本记事簿上记下他们认为他可以帮助解决的细小问题。他们之间的关系有许多有趣的发展。同时，由于他和德国人见面多了，彼此之间也有了对话。

话题之一是放宽某些规定的问题。他向他们指出，从法律意义上说，他们处于军事拘留状态，但是他们毕竟不像战俘那样，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押过来押过去。

布劳恩回答说："嗯，这倒也是，上校。然而实际上唯一的区别只是枪没有上子弹而已。"

托夫托伊认为这是布劳恩对他的绝妙回敬。其实，布劳恩当时往往开玩笑地把自己说成是和平俘虏。

不久，他们开始穿起了牛仔靴，戴上了宽边高顶帽，把自己看成是得克萨斯人。但是由于受到军事拘留，他们在美国没有正式地位。必须等到他们完全成为正式移民，才有指望取得公民资格，这在某些情况下得要5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