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学习科学知识

张仲景立志学医

张仲景（约150—219）是中国东汉时代一位大医学家，人们把他尊称为“医圣”。

张仲景从小就勤奋好学，看了很多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给人治病的故事，心里很感动。他想：“许多人只知道为自己打算，不问民间的疾病和痛苦。我为什么不能像扁鹊那样，把救死扶伤，解除人民病痛当作自己的责任呢？”从此他就努力钻研医学，拜同乡名医张伯祖作老师，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在年轻时候就掌握了丰富的医学知识。

当时，各地军阀称霸，连年混战，造成田园荒敝，瘟疫流行，死尸遍野，他眼看亲人沦丧，却束手无策，深感疾病的危害和医药的重要，为了同疾病斗争，张仲景辞去官职，决心从医。

每天清晨，张仲景坐在张伯祖身旁，张伯祖替病人诊脉，他在竹简上写方，另外一些弟子帮着配药。病人川流不息，他们也忙个不停。目睹此景，张仲景问张伯祖：

“师傅，为什么不把药方告诉老百姓？他们生病可以自己医治，病人不就可以减少一些吗？”

“谈何容易！老百姓不懂医理，药服错了会出事的。”张伯祖直摇头。

“那就写本书，把原理告诉大家，让人们生病知道吃什么药。”张仲景又说。

张伯祖说：“这话是对的，可是这事谁来做呢？”

是的，谁来做呢？张仲景呆呆地想。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多么需要人扶弱济危啊！张仲景暗暗下定决心：“编写医书这桩事没人做，就由我来做吧！”

立志是事业的大门。从此，张仲景在随张伯祖医疗的过程中，更注意勤奋学习。晚上，别人都休息了，他一个人还静静地坐在松明灯下，攻读医学典籍。

张仲景读遍了自古以来的医书，吸取了丰富的医学知识，继承历代医学家的宝贵经验，总结了五个世纪以来的医学成果，加上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为什么能有这么高的医学成就呢？一是勤求古训，二是博采众方。

张伯祖死后，张仲景独立在南阳一带行医，但他始终放不下写书传播医理的心愿。为了写好这本书，他除了继续寻找、研究祖国各种医药典籍外，还尽力采用民间的验方。有一次，他听说邻近老乡把一个上吊的人救活了，急忙去打听用的是什么方法。结果，他学会了人工呼吸的方法。后来他把这个方法写进了他的《伤寒杂病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关人工呼吸的记载。又有一次，张仲景听说一个道士为病人捉“鬼”后，给病人吃了“真武大仙”的“仙药”，病就好了。张仲景很奇怪：巫医也能治病吗？他设法把这个道士的药找来研究一番，发现其中有生姜、茯苓、芍药等好几味药，是一个秘方。原来巫医尽管装神弄鬼，手里也掌握一两种货真价实的东西，否则难以长久骗人。从此，对巫医使用的药方，张仲景也注意收集，但都进行了细心研究，去伪存真，把那些经过临床实验证明有效的，吸收过来。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积累了大量资料，经过去粗取精，反复对比，最后写出了《伤寒杂病论》，成为千百年来的中医经典著作，这是张仲景一生立志勒学的结晶。

喻浩苦学建筑营造

喻浩是北宋初年浙江的一位著名的建筑家。他擅长营造，特别擅长于建宝塔，被誉为“造塔鲁班”。宋朝的大文学家欧阳修曾经称赞他说：“国朝以来，木工一人而已。”还有一句民谣说：“诗词数白公，造屋忆喻浩。”人们将他在建筑上的成就与大诗人李白相比，足以见他技艺之高。

喻浩从小就很喜欢做木工活。他小时候，常常到外面去捡些破木头，将它做成小巧美观的家具、房子、塔等各种玩具。到了二十多岁，他的手艺已经很不错了，能够造厅堂、庙宇、亭台楼阁。

当时，汴京城有一座相国寺，是唐代修建的著名建筑物。相国寺的楼檐造得非常精巧，一般人观看后，赞叹一番也就罢了。喻浩为了弄清它的结构和建造技巧，经常仔细地观察研究。为了学会修造这种飞檐结构，他常常一个人跑到寺前去观察。

有一次，他来到相国寺，起初是站着看，累了就坐下来看，坐久了又躺下来看。他躺在门楼的地上仰视观察，足足躺了一个时辰。寺里的人误以为他是无家可归，栖身寺门的乞丐，拿起棍棒要赶跑他。当有人认出他是大名鼎鼎的高手巨匠时，才消除了一场误会。

就这样，他在相国寺外面，边看边琢磨，接连看了许多日子，终于弄懂了其中的结构和奥妙，掌握了制造这种飞檐的技术。

不仅如此，为了钻研建筑艺术，他每到一地都要仔细研究当地的气候条件、风俗人情，作为设计工程的参考。所以他在建筑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北宋建国初年，浙江一带仍存在着“十国”之一的吴越国。吴越国王在国都杭州梵天寺建造一座方形的木塔，叫梵天寺塔。当木塔初步建成，还未全面完工时，国王就迫不及待地去登塔。走到第五层时，塔身突然摇晃起来。国王很害怕，停下脚步，并责问主持木塔施工的总司务。这位总司务非常紧张，又不知塔身摇晃的原因，只得对国王含糊其辞地说：“这个，恐怕是塔身很高，塔顶又没有盖上瓦片，上截轻了，所以摇晃起来。”

国王说“那好吧，等宝塔盖瓦封顶后，我与王后再来登临，那时候可不能再晃动了！”

宝塔全部完工后，建塔的总司务率领工匠先登塔试验一下，发觉塔身仍然摇晃不已，偶尔一阵风吹来，晃动得更厉害了。怎么办呢？晃动着的宝塔不是要吓坏国王和王后吗！总司务冥思苦想也想不出解决的办法，于是就向喻浩请教。

喻浩仔细听了总司务的叙述，说：“好办，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容易解决？”总司务奇怪起来：“你还没登过塔哩！怎么就有办法了？您是不是去查看一下呀？”

“不用了，你照我说的去办吧。”喻浩说：“从宝塔的每一层起铺上木板，用铁钉把木板钉住，塔身保证不晃动了。”

喻浩说得满有把握，总司务虽半信半疑，回去后仍然照他说的去办了。

过了几天，塔身内务层都铺钉了一层木板，总司务带着几十个人同时登塔，恰巧遇到当天有大风，而塔身果然纹丝不动。又由于铺上了木板。地面光滑洁净，登高远眺，着实令人心旷神怡。

为了设计各种样式的塔、楼、亭、阁，喻浩时时动脑筋，反复揣摩。每夜睡到床上，他总把双手十指交叉起来放在胸前，不断变换各种形状，搭成建筑物的样子，并进行排比、归纳、取舍。

晚年，他又花了五年时间，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关于木结构建筑的著作《木经》，共三卷。要知道，他只读过三年书，如没有勤奋钻研的精神，是根本完不成这部专著的。

宋应星力著《天工开物》

宋应星，明朝时期人，中国古代杰出的科学家，我国古代四大科学名著《天工开物》的著作者。

公元1615年，宋应星经乡试，中举人。但宋应星对功名富贵却毫不在乎。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已有萌芽，一些读书人开始致力于实际学问，宋应星也走上了这条路。他决心写书，写一本与老百姓吃饭穿衣密切相关的书。

宋应星经过一番实际考察和资料查阅后，看到古代关于吃饭穿衣的书已经有过不少。可是，全面而又详细的记载各种科学技术和制造工艺的书，还不曾有过，而且有些书还需要补充和订正。据此，宋应星决心写一本包罗衣食住行学问的书。

宋应星从农业开始写起：人所以能活在世上，靠食五谷为生。五谷是靠人种植的。在养活人们的粮食中，稻占十分之七。稻分两大类，有粳米、有糯米……

写到这里，宋应星写不下去了。他皱起眉头，想道：下面该怎么写，稻是怎么种出来的，可自己实在一点都不懂。

于是，宋应星就拜农民为师，学习水稻的种植和其它农作物的栽培。他还自己开辟了土地，作为实验田。经过一番艰苦的劳作与学习，掌握了实际知识，自己开辟的实验田也获得了丰收。望着丰收的景象，他不胜感慨：真是像辛弃疾在《西江月》词中说的那样，“稻花香里说丰年”啊！后来他就是这样把农作物学艺一点点的搞得十分精通。之后又开始了科技与工艺方面的学习。

当时是明朝末年，江西的景德镇已经成为全国的瓷业中心。因此，他首先从瓷器制作写起。经过一段的苦学，瓷器、陶器的制作工艺，他都掌握纯熟了，就又进行铜、铁器铸造的工艺学习。宋应星将钢铁工场看到和听到的浇铸工艺等方面的知识全都记了下来，还专门调查研究了采矿、冶金、造纸、榨油，以及车船、兵器的制造过程等等，积累了著书的丰富资料。

可正当宋应星要积极著书的这一年，他却被派到奉新县西南的分宜县担任主管教育的小官——教谕。这是一个清闲的差使，他买下了一间小小的草屋，继续他的著书。他白天、黑天写啊、画啊、改啊、抄啊，把原稿涂了又涂，改了又改；许多地方，墨笔写的黑字被红色的笔涂没，改上去的红字又被墨笔的黑色抹去，补充的文字写不下去，由一根粗线引到纸的背面。或者做上记号用另一张纸补入……

也不知大叠大叠的书稿，曾凝聚着他多少的心血啊！

春末的一天，宋应星抄完了最后一段，把全部文稿，分门别类地归成二十卷，然后铺开一张白白的连史纸，蘸饱了墨，写下了铁划银勾的正楷字：“天工开物”书名。

宋应星将书名题为《天工开物》，反映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而书中所记载的内容，更是详实精妙。

1637年（明崇祯十年），《天工开物》初版本正式问世了。这是一本详细记述中国古代农业、工业和手工业等等技术、闪耀着劳动人民智慧光辉的巨著。刊印没多久，这本书就被译成日文、法文、英文等外国文字，国外称它为“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宋应星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通过调查研究，立志苦学，得出了许多科学结论；他运用数据计算和比较，作了大量科学的统计和记录，总结了丰富的生产知识，而且提高到科学的理论的水平。他的《天工开物》与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科学名著。

康熙身体力行学科学

康熙帝（1654—1722）即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他是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二个皇帝。他8岁即帝位，15岁亲政，直到去世。他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能身体力行学科学的皇帝。

康熙帝爱好自然科学，一有余暇，就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力求把握其中的原理。他兴趣比较广泛，对中国历史、文学有相当的鉴赏能力，又喜欢美术，推崇程朱理学。在天文、历史、数学方面也有比较好的基础。因此，当他接触西方科学的时候，态度是积极的，而且自己也渴望学习这些知识。他早年从南怀仁学习欧几里德几何学，每天听讲，孜孜不倦。后来又学习测量、天文、物理和医学。在宫中设置了研究化学和药学的实验室。南怀仁去世后，他又请耶稣会传教士白晋和张诚在内廷讲学。在讲授之前，先令他们学好满文和汉文，而康熙帝自己却不学外文。传教士讲授的学科有测量、数学、天文、解剖学和哲学等。张诚在到北京的第三年即将几何、三角和天文方面的书籍译成汉文和满文印出，作为教科书和供皇帝阅读之用。这时康熙皇帝已经三十多岁了，但学习的劲头依然很高。

由于努力学习，康熙的自然科学知识，特别在数学、天文学和测量学方面了解较多。例如他能评论著名数学家梅文鼎的著作，曾召见梅文鼎畅谈历象算法；能计算河道闸口流水，昼夜的多少；能用测日晷表，画出正午日影的至处，经检验一点不差。在他58岁那年，巡视大运河时，决定在筐儿港建筑一座拦水坝，随后就在河西务（今河北省武清县东北、运河西岸，当时是漕运要冲）登岸步行二里多路，亲自设置测量仪器，确定方向，钉下椿木，来记录测量结果。

在康熙皇帝的直接领导下，利用耶稣会传教士科学技术方面的长处，清朝的学者与他们合作，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科技项目。除了制定并颁行《康熙永年历》，编著《数理精蕴》、《历象考成》外，康熙还亲自领导完成了全国地图的测绘。

那是在中俄缔结《尼布楚条约》之后，康熙帝见到一幅亚洲地图，图中关于清朝满洲地区的地理知识相当缺乏，便有开展测绘工作的打算。后来他从广州购入仪器，每到东北和江南各地巡视的时候，就命随行的外国传教士先测定经纬度。在条件成熟之后，他命耶稣会传教士先测京师附近地图，由他亲自校勘，认为远胜旧图，才下令由中、西两方人员组成测绘队进行全国地图的测绘。

全国地图的正式测绘是从康熙四十七年（1708）开始的，由法国教士白晋、雷孝思和杜德美等人率领。先从长城测起，然后测北直隶，再测满洲地区。为了加快速度，公元1711年康熙命增添人员，分两队进行。因此关内十余省，包括西南、西北广大地区，约用五年时间先后峻事，康熙五十七年（1718），一份具有相当水平的《皇舆全图》终于绘成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当时欧洲各国的大地测量，有的尚未开始，有的虽已开始，也未完成，而中国在18世纪初期完成了全国性的三角测量，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列。康熙帝亲自领导的全国大地测量，有两件事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一，是尺度的规定。康熙为了统一在测量中所使用的长度单位，规定以200里合地球经线1度，每里1 800尺，因此每尺的长度就等于经线的百分之一秒。这种以地球的形体来定尺度的方法是世界最早的，法国在18世纪末才以赤道之长来定米制的长度。第二，是发现经线一度的长距不等。康熙四十一年（1702）实测过中经线上由霸洲到交河的直线长度，以后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又在满州地区实测北纬41度到47度间的每度直线距离。这些测量都可以得出纬度越高，每度经线的直线距离越长的结论。如北纬47度比41度处测得的每度经线的长度大258尺。这是过去的测量中从未得到的结果。这一结果曾遭到欧洲一些学者的怀疑，后来得到证实。这是世界科学史上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所取得的成就，在当时世界上可以说是第一流的。

由于社会条件和康熙本人思想方法的局限，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和一定的探索，只能产生有限的积极效果。他执政期间，沿用妨碍科学发展的八股取士制度，大兴残暴的文字狱，又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尽管如此，康熙帝能身体力行学习科学，利用科学，亲自领导具有科学意义的工作，这种探索精神，在中国历代封建社会中是少见的。如果清朝历朝皇帝都能继承和发扬这种勇气和精神，中国近代的历史中，恐怕就要少些悲剧。

王贞仪“雄心胜丈夫”

清代有个女天文学家，名叫王贞仪，字德卿，江宁（今江苏南京市）人。她是我国科技史上的一颗明珠。

王贞仪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父母对她非常喜爱而又管教甚严，使她从小就养成了酷爱学习的习惯。她学习不仅有钻劲，而且有韧劲，碰到什么问题，不弄懂弄通决不罢休。她虽身居闺阁，但却胸怀宽广，壮志凌云，严以律己，刻苦治学。

还在十几岁的时候，王贞仪就对天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她不顾夏日炎炎的酷暑，或北风呼呼的严寒，坚持观察天象，考察风云的流动、星座的变幻、气温的升降以及湿度的高低。由于长年观测，她积累了许多第一手天文资料，取得了丰富的气象知识，较系统地掌握了四季气候变化的规律。对某些地区，特别是她家乡地区的气象预测，其准确率达到惊人的程度。

王贞仪既注重书本理论，又很注重实践活动。有时，为了验证书本中的理论，她在自己的家里，因陋就简，创造条件，进行一项又一项科学实验活动。为了验证望月和月蚀的关系，对月蚀作出正确的解释，她反复实验，常在农历十五日的晚上，在花园亭子间的正中放一圆桌当地球，在亭中梁上用绳子垂系一盏水晶灯当太阳，在桌旁放上大圆镜当月亮，一次又一次摆置、挪动、转移三者的方位，一次又一次地仰望明月星汉，焦思苦虑，反复琢磨，终于写出了很有价值的天文论著《月蚀解》。

特别可贵的是，王贞仪还提出，地球所处的位置是在四面皆天的空间，地球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所站的都是地，头顶的都是天。对宇宙空间来说，没有上、下、正、偏的区别。王贞仪的这个相对空间的理论，在当时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科学发现，澄清了人们对地球的错误认识。

“人生学何穷，当知寸阴宝”。这是王贞仪的治学经验之谈。她随着父亲工作的迁徙，走遍大江南北，塞外关内。在旅途跋涉中，她也从不放松学习和考察。她曾写下了“足行万里书万卷，尝拟雄心胜丈夫”的著名诗句。但是，在“往往论学术，断不重女子”的封建社会里，她的凌云壮志和真才实学却毫无施展的机会。

王贞仪善诗会画，才华出众，除天文、气象外，对地理、数学和医学等多方面均有研究。她只活了29岁，在短短的一生中，却写下了包括文、赋、诗、词各种文体的文学著作《德风亭集》二十卷，以及《星象图释》、《筹算易知》、《历算简存》等十多种科学论著。她还对别人的一些天文论著提出新的见解。不幸的是，她的科学成就当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甚至连她的亲属也不能了解她。王贞仪临终时，只得把自己的书稿转交给一位女友保藏。

华蘅芳自学成为数学家

清代末年，江苏无锡出了一个著名的数学家，他的名字叫华蘅芳。

他7岁的时候，鸦片战争爆发了。鸦片战争的炮声，使一些人的思想受到很大震动，逐渐地感觉到了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重要。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也发出了读“四书五经”到底有什么用的疑问。

少年的华蘅芳立志要探求新知识。可是，当时整个中国没有一所传授新知识的学校，华蘅芳到哪里去寻求新知识呢？只有自学。他从徐寿那里借来《算法统宗》。此书专门讲述中国珠算演算的算理和方法，共十七卷。华蘅芳只借到一卷，却如获至宝，激起了他学习数学的兴趣，朝夕研读。

为了获得新知识，他不畏艰难，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硬是闯过了一个个难关，把这本书弄通了。这次学习，使华蘅芳尝到了学习算学的一些甜头。他觉得，在算学里边有深奥的学问。从此，便把注意力集中在钻研算学上。

16岁那年，华蘅芳偶然在父亲的乱书堆里发现一本画有各种图式的旧书，便好奇地拿起来翻阅。原来是清朝以前刻印的一本中国古算书，缺头少尾，字迹模糊不清。即使这样，他也非常珍惜，终日废寝忘食，在房中苦心研读。只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就领会了这本古算书残卷的全部内容。华蘅芳不仅搞通了古算学的珠算解题法，而且领略了一些古算理。他觉得算学有明显的实际用途，更加坚定了他钻研算学的志向。

他先后学习了《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经》、《孙子算经》、《王曹算经》等许多种中国古代算术。这些算书，都是历代流传下来的中国古代算学名著。这么多书，又这么深奥，从何学起呢？他决定抓住重点，各个击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逐步攻下古代算学这个堡垒。从16岁到19岁，华蘅芳几乎足不出户，每天伏案沉思。对上自秦汉下至明清时期的中国古代大量算学著作，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地学习和钻研，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向近代数学新的至高点攀登。

华蘅芳开始向近代数学探索，可是他再也找不到这类参考书了。正在他十分苦恼的时候，听说上海有个数学家正同外国数学家伟烈亚力合作，翻译国外科学著作。这对华蘅芳来说，太有吸引力了。他急忙来到上海，借来了已经译出的《代微积拾级》手稿，在旅馆逐字逐句抄录下来。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愉悦，下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外国算学著作的奥妙探索明白。

华蘅芳经过多年的探索，在吸取我国古代算学遗产的基础上，终于登上了世界近代数学的新高点，积跬步至千里，成了当时中国著名的数学家。

高士其抱病求学问

高士其（1905—1978），福建福州人。伟大的科普作家。曾担任过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顾问及科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委员，被推选为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病逝。

高士其4岁的时候，祖父就教他识字。祖父拿出《千字文》等儿童启蒙书，把着他的手，一个字一个字教他。由于高士其从小就受到严格的教育，以后逐渐养成了一丝不苟的良好作风。

1918年，高士其考取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3岁的高士其，怀着强烈的求知欲，跋涉1000多公里，来到北京。这千里之行，使高士其看到了旧中国的现实：贫穷、落后、多灾、多难……高士其心里想：赶快到美国学会新科学，用新科学来拯救苦难的祖国和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

一进学校，高士其便天天处于紧张的学习之中。1925年，高士其终于毕业了。毕业时，高士其的学习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他最喜欢化学，抱着“化学救国”的愿望，被保送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学习。

高士其在威斯康星大学学习了一年，成绩超卓，于1926年夏转入芝加哥大学化学系四年学习。

1927年暑假以后，高士其成为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的研究生，读医学博士的功课。第二年，他被芝加哥大学聘请为细菌学系试验室助理。起初，高士其研究的课题是“食物毒细菌”。高士其对于科学，富有献身精神。他为了研究食物毒细菌对人体究竟是怎样危害的，竟然亲自吞食了一种“B�Aertrycke”的病菌菌液。吞食以后，他做了仔细的记录。他的老师和同学都为他担心，同时又被他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所感动。

1928年暑假后，高士其回到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开始研究脑炎病毒。一天，高士其在实验室打破了一只装有甲型脑炎病毒的瓶子，解剖患有甲型脑炎的豚鼠时，又不慎割破了手指。于是，甲型脑炎病毒钻进了高士其的身体。

一天晚上，高士基正在图书馆里看书，忽然眼睛不听使唤了。他以为是眼病，到眼科大夫那儿去检查，查不出病因来。后来，不仅眼病经常发作，而且每到下午，便昏昏欲睡。他的左耳变得听不清声音，有点聋了，脖子有点发硬，转头也很困难，就连手也有点发抖，脚也不大灵便了。他赶紧到校医院检查，一位神经科大夫经过诊断，认定他确实得了脑炎。他给高士其开了一张病情报告单，劝他马上停学，回国休养。

然而，高士其对困难的回答是战斗，对战斗的回答是胜利。他以惊人的毅力，继续学习。

1930年，高士其终于在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读完全部医学博士课程，回到了阔别五年的祖国。

高士其来到了北京，来到了母校——清华园。老师和老同学看到高士其学成归国，都感到高兴。可是一看他病成这个样子，又都感到惋惜。有一位老同学劝高士其还是到美国养病为好，在国内那样落后的医疗条件下，是医不好病的。但高士其已把自己的病置之度外。祖国在病中，人民在病中，高士其此时所想的，是急于把自己学到的一点知识贡献给祖国、贡献给人民。

高士其在南京中央医院找到一份工作。高士其看不惯这班“商人加官僚”式的医生，看不惯“商店加衙门”式的医院，与之格格不入，便愤然辞职。高士其失业了。这时，曾在美国结为至交的李公朴伸出了热情的手。他邀高士其到家里休养，并请高士其翻译一些文章，编点儿童读物。

1935年，高士其在李公朴创办的“读书生活社”认识了艾思奇。艾思奇借给他《共产党宣言》及其他一些进步书籍。在进步力量的影响下，高士其不仅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而且找到了科学小品文作为他沟通人民与科学及与反动派斗争的武器。尽管他身患重病，握笔困难，但仍决心拿起笔来战斗。应李公朴与艾思奇之约，他开始为《读书生活》写科学小品文，由《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到《虎烈拉》，高士其把政治、文学、科学熔于一炉，写出了别具一格的科学小品文。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他写了近百篇科学小品，出版了四本科学小品集。高士其以惊人的毅力，在科学文艺土地上，吃力地耕耘着，培育出鲜艳的花朵。

1937年8月，高士其踏上了奔向延安的旅途。经过三个多月的跋涉，他终于来到日夜向往的延安。在延安，党的关怀温暖着高士其的心。尤其是受到毛主席接见以后，他的心情分外激动，他决心发奋工作，为革命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解放了，高士其以更顽强的毅力坚持创作，从1949年到1965年中，共创作了大约60多万字的科学小品和科普论文以及两千多行诗。17年中，他著述了《生命的起源》、《自然科学通俗化问题》，“青年向科学进军”等十几本书。

1976年以后，年逾古稀的高士其同志全身瘫痪，讲话困难，行动不便，然而他却以超人的精力忙碌着，把全部生命献给了科普事业。

王力自学成才

王力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教育家。

王力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家庭里。当他出生时，家境已经衰落了。他勉强读完小学，由于家境的日益变化，不得不辍学了。那一年，他才14岁。

王力失学以后，就在父亲开的小杂货铺里打杂，扫地、挑水、记帐、擦柜台、卸货物、什么都干。忙活一天，腰酸腿疼，他真想爬上床去美美地睡一觉。可是，他并没有那样做。他想起了小学的国文老师曾夸奖他的文章作得不错，他不甘心终止自己的学习，就忍着一天的劳累，伏在灯下，阅读家里残留的古诗文。经过这样的自学，他的诗文和书法提高很快。

那时候，在他的家乡，逢年过节文人们要聚在一起，进行对联比赛，王力居然勇登赛场，而且常常出奇制胜，压倒那些飘着胡须的秀才学士，夺魁中彩。这一来，王力的名字就闻名乡里了。一位姓李的乡绅欣赏这位少年的才华，便聘请他当了私塾先生。

王力在姓李的乡绅家里，每天给孩子上完课后，便翻开自己带来的古诗文，细细阅读起来。一天，他看书看得疲劳了，便合上书本，到院里走走。他无意中发现，在主人家一间破旧的仓库里，杂乱无章地堆满了书。他便走了进去，随手捡起一册，掸掸上面的尘土，读了起来。他竟读得入了迷，连晚饭也忘记吃了。

从这天起，他每天教完课，就钻进这间仓库，像一名寻珍探宝的勇士一样，如饥似渴地翻阅着这堆书刊。他的求知精神，使主人深受感动。主人对他说：“那些书刊，还是先父在世时从广州广雅书院带回来的，放在那里也没人看，既然你那么喜欢，就挑一些拿回去读吧！”这真是喜从天降，王力高兴得连声向主人道谢。第二天，他真的从中挑选了一部分，满满装了14箱，搬回自己的寓所攻读起来。

这14箱书，内容广泛，种类庞杂，大大开阔了王力的视野、丰富了他的头脑，对他后来能在学业上得到深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力边教书，边自学，不久被学校聘为高小教员。这时，同他一起教书的一位老教师鼓励他说：“凭心而论，根据你的才智，做高小教员也委屈了你，你应该去上大学呀！”老教师的鼓励，触动了王力好学上进的心，在同事们的资助下，凑足了路费，告别家乡，奔赴上海，进一步深造去了。

在上海，王力经过一年的认真准备，考进了北京的清华研究院。他虽然没读过中学，但是考试成绩很不错，在全部考生中名列第24位。这一年，王力24岁，正是他失学之后的第十个年头。

当时的清华研究院，师资力量雄厚，人才济济，著名学者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教授都在这里任教。经过10年艰辛自学的王力，非常珍视这个学习机会。他坐在教室里，全神贯注地听着教授们讲课，细心琢磨着他们的教学方法，决心聚众家所长，在学业上有所创造。

王国维教授讲课说理透彻，创见甚多，每次讲课完毕，还公开向学生申明，自己还有哪些地方尚未弄懂，需要继续研究。赵元任教授治学严谨，一丝不苟，通晓祖国各地的方言，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这些，都给王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力有自学的基础，又得到名师的指教，成绩进步很快。他从清华研究院毕业时，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古文法》的论文，梁启超教授细细审读论文后，批了八个大字：“卓绝千古，推倒一时”。

王力在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所做的贡献是杰出的。他的语言学著作甚多，直到80高龄之后，仍在继续从事研究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