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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雄心壮志的人，他们的生活缺乏伟大的动力，自然不能盼望他们会有杰出的成就。——华罗庚
不向命运低头
华罗庚回到家后，就开始帮着父亲料理那家小店。他的心情非常沮丧，他问自己，难道这一生就在这个十多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度过吗？
看着父母那操劳了一辈子的身影，他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不，我不能就这样过下去！学，上不起；靠着这个小店养活一大家人不太现实。怎么办？怎么办？”
华罗庚把自己的优势从头到尾想了一下，最后把数学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数学只需要纸和脑袋，“道具”简单，投资小，学得起，而且自己对其有兴趣。
从此，在父亲那间只有一个小门面的杂货店里，华罗庚一面干活儿记账，一面顽强地自学。小店里冷冷清清，光顾的人寥寥无几。偶尔有初中时代的同学从门前经过，有的上了大学，有的谋到了好差事，都趾高气扬，不屑看店铺里的小掌柜一眼。
对此，华罗庚只是默默地咬紧牙关。他常常把省下来的钱购买几本数学方面的书籍和杂志，抽空就在店里孜孜苦读。他把那些无形压力和讽刺化为动力，反而增强了学习的自信心。
华罗庚的自学历程是十分艰苦的。在他家的柜台上，一头摆着算盘、账簿，一头摆着数学书和纸笔。顾客来了，华罗庚就帮着父亲打算盘、记账；顾客一走，他又演算起自己的数学题，或者读起书来了。他像着了迷似的整天坐在柜台的一头，不知疲倦地学习，把他的全部心血倾注到数学理论的研究上。
“乾生泰”的店门坐东朝西，冬天，华罗庚站在西北风口上，流着清鼻涕，呆呆地给顾客拿着一卷卷灯草、一根根引线针、一包包香烟。顾客一走，他又看书学习起来。有时清鼻涕流下来，他用左手一甩，没有甩掉，也不再管，还是不停地算，不停地写，或者不停地看书。
晚上，小店关了门，华罗庚在如豆的油灯下看书、演算，到深夜也不休息。
他开始自学的时候，只有一本代数、一本几何和一本只有50页的微积分。他要学习，不得不向别人去借书，认真抄录。每天都要学到深更半夜。他家河对面有家豆腐店，每当豆腐店的人天没亮就起来磨豆腐时，华罗庚已经点着油灯在看书了。
夏天，人们都到外边纳凉，但很少看到华罗庚出来，他总是在闷热的、蚊子嗡嗡的小店堂内埋头学习。
店里生意清淡，夏天就利用店面代人收丝茧，冬天代人收棉花，从中取点佣金度日。店里包棉花的纸上，几乎都有华罗庚密密麻麻的做习题的字迹。有时看书入了神，顾客前来买东西他都不知道。有一次就闹出了笑话。
那是一个妇女前来买棉花，华罗庚正在算一道数学题，那个妇女问：“一包棉花多少钱？”
然而勤学的华罗庚却没有听见，顺口就把算的答案念了一遍，“835729。”
那个妇女立马尖叫起来：“棉花怎么这么贵？你们是卖棉花还是卖黄金啊？”
这时的华罗庚才知道有人来买棉花，连忙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您要棉花啊，半块大洋。”
那妇女看见华罗庚的态度还算诚恳，就没同他计较，买了一包棉花走了。
华罗庚长出了口气，心想：“这事要是让爸爸知道了，肯定又要挨骂的。”
他正想坐下来继续算时，突然发现：刚才算题目的草纸不见了!那上面可是他辛辛苦苦演算了一半的试题啊！
哪去了呢？华罗庚猛地一拍脑门，想起来了：“哦，肯定被刚才那个顾客带走了。”
想到这里，华罗庚不顾一切地向那妇女离开的方向追去。碰巧，门外的一个黄包车师傅是华罗庚的熟人，在他的帮助下，华罗庚终于追上了刚才的那名妇女。
华罗庚拦住那妇女，不好意思地说：“阿姨，请把草纸还给我！”
那妇女生气地说：“这可是我花钱买的，你们那小店也不至于吝啬到那种地步吧！”
华罗庚急忙解释：“不，您误会了，不是我吝啬那张纸，而是那张纸上记着非常重要的东西。”
那妇女拿起那个包棉花的包，看了看，发现那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数字，“这是什么啊？简直和天书一样！得了得了，还给你吧。”
她刚要把纸还给华罗庚，突然她又犹豫了，“把这纸给你了，我拿什么包棉花啊？”
华罗庚连忙说：“阿姨，要不您等等我，我回去再给您拿张纸去。”
那妇女看见华罗庚一脸的诚恳，最终还是把纸还给了他，直接抱着那团棉花回家了。
华罗庚捧着那失而复得的纸，高兴地跑回了店中，继续他未完的验算。
这件事情，不久就传开了，华罗庚也为此落下了个“罗呆子”的绰号。
对于华罗庚这样如醉如痴地学习，华老祥开始还只是劝慰他，“罗罗，爸对不起你，没钱供你上学。这也是你的命啊，你就认了吧，安心地守好这个店，把爸的那点手艺学会了，说不定赶上机会还能重振爸过去的雄风。”
听了这番话，华罗庚往往是一笑了之，继续他的苦读。
慢慢地，因为华罗庚读书的痴迷，严重影响了小店的生意，华老祥的态度越来越差，最后已经升级到看见华罗庚看书他就抢，并扬言：“你要是再不务正业，天天看这天书，我迟早给你烧了！”
可是这时的华罗庚，已全然被这“天书”迷住了，他一心要攻克那被人看做“神秘的”科学的“象牙之塔”，因此在他们父子之间常为了这方面的问题发生争执。
幸亏母亲爱子心切，每次总是帮着华罗庚说好话，打圆场，这才勉强保住了那些被华罗庚视为命根子的数学书。
华罗庚一方面顶着来自父亲的压力；另一方面当他学习中碰到困难和难题时，由于周围找不到一个能帮助他的人，而只好独自摸索，这种困惑让他有时觉得更加难以承受。
华罗庚有时也想放弃，觉得这一切真的太辛苦，甚至曾经想过，“要是爸爸把那些书真的给烧了，我是不是就能找到理由，不再看书，不再学习了，安心当我的小老板算了。”
可是当他的手又摸到那些被他翻了不知道多少遍的书的时候，他又开始为自己刚才的想法感到惭愧：“华罗庚啊，华罗庚，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啊？那些奇妙的数字带给你的快乐，要远远大于一时的困惑。相信自己，你一定会战胜它们的。”
想到这里，他打消了一切的杂念，一面查看各种书籍，一面认真思考。有时候他睡到半夜，忽然想起一道数学难题的解答方法，便急忙披衣下床，点上小煤油灯，十分认真地又算又写，兴奋极了。
有时一道难题在他脑子里想了一个多月，终于想出了正确的答案，他就像打了个大胜仗似的高兴，自学的信心也更强了。
有一次，华罗庚和华老祥同到金坛茧场，给茧行老板盘点蚕茧。华老祥掌秤，华罗庚监秤，茧行老板手捧长烟袋坐在账台边记账。不少的伙计扛着箩口那么粗、一个人那么高的茧袋，从东边的厢房里出来称，又送到西边的厢房里去堆起来。
这些人整整忙了一天和大半夜，盘茧的工作才总算结束了。华罗庚又困又累，靠着墙角闭目养神，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华罗庚睡得正香，一股强烈的浓烟传来，把他呛醒了。他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发现香炉里正冒着浓烟，神柜前跪着茧行老板、华老祥和许多伙计们，他们不住地在神像前如倒蒜般地磕头，气氛肃穆，紧张极了。
华罗庚看见这阵势，小心翼翼地走到父亲背后，轻声地问道：“爸，大家这是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华老祥压低了声音，哭丧着说：“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忙活了半天，最后对账的时候却差了2000大洋，这可要了大家的命啊！”
“怎么会呢？整个过程大家都是按部就班，不应该出错啊？而且茧行老板一直在旁边看呢，会不会是算错了啊？”
“都算了好几遍了，哪会错啊！就是因为找不到原因，这才求‘狐仙’帮忙。”
“又信这些迷信的东西！”
“呸呸呸！童言无忌，‘狐仙’老爷您别见怪啊。”华老祥连忙又磕了几个头，然后他命令华罗庚也跪下，一起向“狐仙”求助。
华罗庚没答理华老祥的举动，而是径直走到了茧行老板面前：“老板，能不能让我算算这本账啊？”
华老祥一听这话，连忙起身走了过去，赔笑道：“您别见怪，孩子小不懂事，不知道天高地厚。”
那茧行老板此时也是愁眉苦脸，他叹了口气，说道：“哎，都到了这地步了，就让这孩子试试吧，死马当做活马医吧。”
华罗庚得到允许后，接过账本，抓过算盘，“噼里啪啦”地算了起来。一个小时过去了，只见他轻轻地合上了账本，面露微笑地说：“账都对上了，一分也不差。”
茧行老板听了这话，高兴地拍了拍华罗庚的肩膀说：“没想到‘罗呆子’还是个活算盘啊，往后再碰到这事还得找你。”
这时，华老祥的脸上也露出了自豪的微笑。
经过这件事，华老祥对华罗庚的学习不再阻挠，而那些“天书”也因此得以保存。
身虽残志更坚
1929年，华罗庚的命运有了新的转机，他敬爱的王维克老师从法国留学回来了，而且当上了金坛中学的校长。
王维克回来后曾当过中国公学的教授，他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时候，校长是鼎鼎大名的胡适之，教务长是杨振声。王维克和这两个人都合不来，恰巧那时上海的小报又有一篇文章叫“黄皮客游沪记”，“黄皮客”和“王维克”谐音，影射王维克游沪是“乡下佬进城”。
王维克一怒之下，拂袖而去。这时，正赶上金坛中学闹学潮，原来的校长下台了，于是在8月份，王维克接替了原来校长的职务。
王维克一回到金坛，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听那个往日里自己最看重的学生——华罗庚的现状。当他得知华罗庚现在辍学在家，打理杂货店的生意时，感到无比的惋惜。当他看见华罗庚虽然失学，但是依然勤奋学习时，又感到无比的欣慰。
于是，王维克一上任，就立即把华罗庚请到了金坛中学当庶务员，即会计，月薪18元。钱虽然不多，但是比起那没有薪水的杂货店可强多了。华罗庚满心欢喜地接受了邀请，认认真真地干起了工作。
第二年，学校开了个补习班，王维克又叫他去当补习班的教员。
虽然只是补习班的教员，但这已经让华罗庚感到受宠若惊了，他问道：“王老师，我只有初中的文凭，让我教课，您看我行吗？”
王维克笑着说：“怎么对自己没信心了？想想在数学题上你是怎么与我争论的，那时候我怎么没看出你没信心啊？”
华罗庚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王维克接着说：“还记得那本《微积分》吗？当时那么难懂的一本书，你不到10天就看完，还给了我。当时我把你训了一顿呢。”
“您是怕我没有认真地阅读，所以才会训我的。”
“是啊，我实在是没有想到你能够那么快就看完那本书，而且看得那么仔细，连原书中印误之处都给我指了出来。这件事，还是几年前发生的呢，可是现在的那帮教员，即使让他们现在去看这本书，他们也不一定比你了解得透彻。”
华罗庚这才明白王老师说这件事的目的，是为了让他树立信心。
“王老师，您放心吧，我这就回去好好备课，我相信我一定能够把课讲好的。”
王维克听了这话，由衷地感到高兴。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华罗庚准备再上一层楼的时候，一连串的不幸向他迎头袭来。
当时，金坛正值瘟疫流行，华罗庚的母亲不幸染上了瘟疫，离开了人世。还没从丧母的悲痛中缓过来，华罗庚自己又得了可怕的伤寒，整日高烧不退，卧床不起。年迈的父亲急得手足无措，结婚不久的妻子吴筱元哭肿了眼睛。
为了给华罗庚看病，家里能当的东西全都当光了。后来，吴筱元背着家人，将结婚时心爱的饰物拿到当铺，这才又换些钱，继续给华罗庚治病买药。
但连续几周仍不见好转。最后，请来的老中医摇摇头说：“不用下药了，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吃点什么吧……”
医生的话，犹如阎王爷的催命符，全家人恸哭不已。但是，吴筱元并没有放弃，她四处寻找偏方，尽心尽力地照顾着自己的丈夫。
也许爱情的力量真的能够战胜一切，华罗庚开始苏醒了过来，身体也一点点地有所好转了。
在这段时间里，王维克不顾被传染的危险，经常去探望华罗庚，给他安慰和鼓励，资助药资，还带些水果、点心等。同时华罗庚的工资也每月按时发放，甚至连补习班的课程，王维克老师都代他去上。
由于王维克去看望华罗庚时，丝毫也不计较与病人接触，最后他也被传染上了伤寒。
有一天晚上，华罗庚一家都已经睡下了，突然听见门外一阵敲门声。
吴筱元起身开门一看，竟然是王维克老师和王师母陈淑，“呀！王老师，你们怎么来了？快进来！”
他们两人被让进屋，王维克径直去找华罗庚，留下王师母和吴筱元聊天。
“王老师的身体也不好，怎么这么黑的天还过来了啊？”吴筱元关心地问。
王师母长叹一声：“唉，今天王老师的身体好了点，他突然提出要我和他一道去看望罗庚。我对他说：‘你现在已病成这样，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怎能还去看罗庚呢？’可他却很认真地对我说：‘我今晚还有点劲，说不定明天就起不来了。我不过是一点烛光。要劈开这乌云，照彻这长夜，还得靠那些利剑，靠那无畏的火炬。如果我们的祖国有一个灿烂的明天，人民那时要盖建幸福的大厦，我看华罗庚倒可能是一根栋梁。他上次曾和我谈到他的那篇论文，那天我们没有谈透。如果他能活下来的话……’”
王师母说到这里眼泪从面颊上流了下来，接着说道：“我当时怎么也不能劝阻他，只好找出一盏橘红色油纸的灯笼，扶着他跌跌撞撞地上这来了。”
听了这段话，吴筱元的眼泪也落了下来……
再看里屋那两个病人，他们正在一盏橘黄色的油灯下面，写着画着，这哪里是两个重病在身的人，分明是两个充满了活力的学者……
1930年端午节的那天，华罗庚终于战胜了死神，能够站起来了。但是命运却又和他开了个玩笑。原来那硬朗的身体，变得像一捆迎风摇晃的稻草，而这“稻草”也是没有平衡的，原来他的左腿胯关节骨膜粘连，变成僵硬的直角，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雄健。
华罗庚扶着木凳站起来，拄着棍子慢慢往前移动，摔倒了，爬起来，再摔倒，再爬起来。
此时，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是谋生糊口，家里早已无米下锅了。他一瘸一拐地向街上走去。街坊邻居看见华罗庚，开始是惊叹奇迹的发生，在看到他的左腿后，又变得惋惜、悲戚。
有人叹了一口气说：“哎！这华家的孩子，年纪轻轻的变成这个样子，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华罗庚隐约中听见了这议论声，他感觉有把利剑戳进自己的心窝，他的眼前顿时变得雾蒙蒙一片……
这时，几个不懂事的孩子从他身边跑过，其中一个惊呼道：“快看，快看，瘸子啊！”
随后是一阵哄笑声。
华罗庚此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急忙转身回家。
吴筱元看见华罗庚这么快就回来了，问道：“罗庚，你不是说去学校看看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华罗庚什么话都没有说，一声不吭地躺到床上，蒙上被就睡。
“怎么了？哪里不舒服？”看到这个情景，吴筱元关切地问。
“别问了，我想休息一会儿。”华罗庚有些不耐烦地说。
吴筱元是一个聪慧的女子，她很快就想到这是华罗庚第一次出门，肯定是受到了别人的嘲笑。于是她坐到床边，说道：“罗庚，别睡了，给我讲讲孙膑的故事好吗？”
就这一句话把华罗庚给惊醒了，他猛地坐了起来，看了看贤惠的妻子，看了看旁边睡得正香甜的女儿，又想了想那白发苍苍的老父亲，还有待自己如亲子般的恩师王维克，他站起身，说道：“筱元，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吴筱元微微一笑，“罗庚，我相信你，你会做得比孙膑更好的。时候不早了，就不要再出去了。”
听了妻子这番体贴的话，华罗庚的心里热乎乎的，他握住妻子的手，深情地说：“筱元，我这就去学校，等我的好消息吧。”
华罗庚第二次出了家门，这时候的天变得蓝了，阳光也变得明媚了，华罗庚迈着轻快的步伐向学校走去。
努力终见成效
当华罗庚重回学校时，他才知道王维克早就辞去了校长的职务，而为了让他安心养病，这个消息一直没有告诉他。
而这件事情，和华罗庚是有很大关系的。当时为了请华罗庚来学校当庶务员，王维克辞掉了三名他认为工作不是很卖力的人，为此，他得罪了很多人。后来他又让华罗庚在补习班讲课，这一举动让很多教员不满。再加上王维克和当地士绅的关系搞得又不好。于是一班士绅联名向县教育局控告王维克“十大罪状”。“任用私人不合格教员华罗庚”也成为王维克的十大罪状之一。
那位教育局局长似乎还颇明事理，他批下来说：“学生焉得为私人，受控各节，大致类此，不准。”
王维克虽然官司打赢了，但他是留学生，当初来这里任校长，他就有些委屈，现在又受到众人的排挤，心中更加不甘心，索性又来一次拂袖而去。
接任王维克的是华罗庚的老校长韩大受，他也很赏识华罗庚，对他说：“别人上任都会带会计来的，我上任不带，还让你继续干下去，但是补习教员是干不成了，因为前任校长就是为你任课一事被人告了一状的。”
从此，华罗庚仍在金坛中学当会计。白天他在那里认真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除此以外还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检查每个教室的门窗是否关好，黑板是否擦干净了，粉笔盒的粉笔满不满……
晚上，华罗庚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劳累了一天后，他感觉左腿有种钻心的疼痛，可是顾不得这么多，他点上那盏小台灯，又开始了刻苦钻研。那课本上的数字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把他深深地吸引，同时它们又像是白色的精灵，治疗着他的疾痛。
从16岁那年开始算起，经过了5年的自修，华罗庚开始写些数学论文投稿，他的投稿也并非一帆风顺，往往收到退稿的信件，编者指出：这一个题目是法国某一个数学家解决了的，那一个题目又是德国某一个数学家解决了的等。
这些退稿非但没有使他气馁，反而令他充满自信，他知道自己在某些方面已经赶上了那些数学家；同时他也看到了自己知识的狭隘，但是条件所限，他所能够得到的数学书籍只有这么多，他能做到的只是把根基打得越来越牢。
“思维世界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惊奇的不断摆脱。”
一天，华罗庚从《学艺》杂志上读到著名教授苏家驹的一篇文章，作者声称自己对近代数学界判为不可解的代数五次方程式找到了可解之法。
华罗庚在惊异之余，认真阅读，却发现这位教授的结论下错了，于是他钻研了一个月，撰写了《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想投寄给上海《科学》杂志。
《科学》杂志是当时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最权威的杂志，李四光、竺可桢、翁文灏等著名科学家，经常在《科学》上发表文章。
华罗庚的论文这样写道：
五次方程式经Abel Galois之证明后，一般学者均认为不可以代数解矣，而《学艺》七卷十号载有苏君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一文，罗欣读之而研究之，于去年冬亦仿得《代数的六次方程式之解法》矣。
罗对此欣喜异常，意为果能成立则于算学史中亦可占一席之地也，唯自思若不将Abel言论驳倒，终不能完全此种理论，故罗沉思于Abel之论中，凡一阅目，见其条例精严，无懈可击，后经本社编辑员之暗示，遂从事苏君解法确否之工作，于6月中遂得其不能成立之理由，罗安敢自秘，特公之与世，尚祈示正焉。
然后，华罗庚简述了自己的解法，并指出了苏家驹教授关于五次代数方程求解的第十二阶的行列式的错误。
写完这篇论文，华罗庚的心情非常复杂，因为从五次方程的问题，他联想到了挪威的大数学家阿贝尔。
当时的阿贝尔年仅21岁，还是名大学生，他创造性地写出了题为“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可能存在”的论文，送给当时的数学大师高斯去看，不仅不被接受，反而被斥责了一顿，还将其打入冷宫。
后来阿贝尔又将自己的论文递给别的数学大师，但是有的人竟然将其随手一扔，直至阿贝尔去世两年以后，论文的原稿才被重视，才被找到。
华罗庚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发表这篇论文，他觉得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阿贝尔的极为相似，苏家驹是当时一名非常有名的教授，而自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会计。
“论文会不会发表？会不会得到大家的重视？如果发表了，苏家驹老师是不是会责怪自己鲁莽？”一连串的顾忌，让华罗庚犹豫不决。
王维克知道华罗庚的顾虑后对他说：“科学史经常在告诫：大凡富有创造性的见解，开始总是与传统观念相抵触的。所以你应该冲破常规，勇敢地发表自己的言论。至于苏教授，你放心好了，大凡爱科学的人，更爱真理，他不会责怪你的。”
经过王维克的鼓励和指点，华罗庚终于将这篇论文寄到了上海《科学》杂志编辑部。
时隔不久，在《科学》杂志第15卷第二期上，刊登了华罗庚的这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
这篇论文很快被专攻代数的杨武之发现了。
杨武之，安徽合肥人，1896年生。1914年毕业于安徽合肥省立第二中学，次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1918年毕业于北师大本科。1923年，杨武之去美国留学。
他觉得教了几年中学，把大学所念的数学都忘记了，所以他到美国后，又在斯坦福大学读了一年的四年级。一年以后，他得到学士学位。次年，他去了芝加哥大学，1928年，杨武之得到数学博士学位。
杨武之的老师是美国著名数论家狄克逊。杨武之专攻数论方面的堆垒问题。例如他证明了将正整数表为九个某种类型的三次多项式之和。在当时，这样的结果是很好的。
杨武之学成回国后，先在厦门大学任教，次年应聘为清华大学教授。
杨武之为人正直，爱护与提拔青年，家教有方。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就是他的长子。
看完华罗庚的论文后，杨武之感觉这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于是向周围的同事打听，结果没有人听说过这个名字。后来，他干脆把这篇论文推荐给了清华大学数学系的主任熊庆来教授，希望能够通过熊教授找到这位数学奇葩。
熊庆来教授看完《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这篇论文后，为作者的才思敏捷、思维缜密而折服，他向四周的人问道：“你们有谁知道一个叫做华罗庚的？”
大家你瞧瞧我，我看看你，都摇了摇头。
有人推测道：“是不是个留学生啊？”
熊庆来听到这话，忙放下手中的《科学》杂志，翻出了清华大学的“归国学生联合会”的会员名单，他连查了几遍，也没有找到华罗庚的名字。
熊庆来失望地说：“唉，应该不是留学生吧。大家再帮我想想，看是不是别的大学的教授？”
正说着，教员唐培经走了进来，看见大家都在那里沉思，笑着问道：“同志们，又遇见什么难题了？”
其中一个上了点年纪的人回答道：“培经，快帮忙想想哪所大学的教授叫做华罗庚，他应该是教数学的。”
“华——罗——庚，他是不是金坛人啊？”
熊庆来一听，激动地说：“对，对，是金坛人。你知道他啊，在哪个大学呢？快告诉我！”
“这个华罗庚根本不是哪所大学的教授，他甚至连高中都没有上过。”
“啊？不可能吧！这篇论文的水平比有的教授写的还要高呢！”熊庆来有点怀疑地说。
“他初中毕业后，曾经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上过一段时间，但是后来由于经济困难退学了。”
“那后来呢？”大家都对这个华罗庚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后来他回到家中，一边看着家里的小杂货店，一边自学数学。他学习非常刻苦，大家都叫他‘罗呆子’。”
“那他现在呢？现在在做什么？不会还看店吧。”
“唉，这个华罗庚的命也真的挺苦的。本来在金坛中学既当会计又教补习班的数学，可是去年得了一场大病，左腿瘸了，补习班的课程不能教了。幸亏那个校长心眼好，他才能够继续当会计，养家糊口。”
大家听了这些介绍，都为华罗庚感到惋惜。
有人又好奇地问道：“那你和他怎么认识的？是同乡吗？”
“我们是同乡，可是却从没见过面。当初我在金坛县立初级中学任校长的时候，华罗庚已经失学回家了。后来，我到这里教数学的事情被华罗庚知道了，于是他就给我写信，和我讨论些数学方面的问题。这样一来二去，我们就成了笔友了。”
“还挺新潮的嘛。”
唐培经笑了笑：“从华罗庚的来信中，我看出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早就想把他推荐给熊教授了，可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熊庆来一听这话，忙接道：“现在不用你说，我都想见见这个自学成才的小伙子，你能不能趁休息的时候，回到老家去看望一下他，顺便转告他，如他愿意，就请他到清华大学来当助理员。”
“一个初中毕业生当助理员，这符合规矩吗？咱们学校不是要求必须是高中以上学历才能够当助理员吗？”唐培经有点担心地问道。
“这个问题，你就不用管了，尽管请他来就是了。我想以我系主任的身份聘请一个助理员，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唐培经听了这话，高兴地点头答应：“好的，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
此时的华罗庚还在金坛中学兢兢业业地当他的会计，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即将改写。
得到数学家赏识
命运之神终于开始眷顾华罗庚，1931年的暑假，华罗庚接到了唐培经从北京寄来的信。
信上说，他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得到了杨武之教授和熊庆来教授的一致好评，熊庆来教授还邀请他到清华大学数学系工作。
接到这封信，一家人真是喜出望外，华罗庚满心欢喜地叨念着：“熊庆来教授邀请我去清华大学啦！”
吴筱元笑着说：“看你，都当爸爸了，还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
华罗庚“嘿嘿”一笑，说道：“你不知道，这个熊庆来教授可是咱们数学界的带头人啊。”
熊庆来字迪之，云南弥勒县人，1893年生。他早年曾去美国、比利时、法国留学，获理科硕士学位。20世纪30年代初，他又去法国专门从事数学研究，因发表了《关于整函数与无穷级的亚纯函数》的论文，而被欧洲数学界誉为“熊氏无穷级”，并获得法国国家理科博士的学位。
熊庆来是我国近代数学的开拓者。他在南京东南大学创办数学系，即当时称“算学系”，白手起家，花了5年心血，自编大学数学教材十余种，以适应当时教学的需要。
接着他又到北平清华大学数学系担任系主任，想方设法罗致名家充实师资阵容；又创办起研究部，这就大大增强了清华数学系的数学研究和培养人才的能力。
此外他还是中国数学会和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之一，中国数学会会刊，即现《数学学报》前身的创办人和上海《科学》杂志的创办人之一。
熊庆来既是千里马又是伯乐，除自己在数学研究领域内攀登上科学高峰之外，还着意提携后人，让后者站在自己的肩膀上攀上另一个数学高峰，为我国数学界创建了一种识才、爱才、育才的优良传统，他的慧眼卓识是我国科学家的典范。
我国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如数学家许宝骏、段学复、庄圻泰，物理学家严济慈、赵忠尧、钱三强、赵九章，化学家柳大纲等均是他的学生。
华罗庚能够得到他的赏识和邀请当然喜出望外了。此时，华罗庚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清华大学，到那个神圣的知识殿堂去尽情地遨游。但是，从金坛到北平的路费，却成了他最大的难题。
自从他生病以来家里的经济条件就越发地差了，现在也就勉强能够维持温饱，哪儿有多余的钱做路费啊！
华罗庚看了看一贫如洗的家，看了看白发苍苍的老父亲，还有那嗷嗷待哺的女儿，狠了狠心，给唐培经写了封回信，谢绝了熊教授的好意。
这封信寄出去后，华罗庚的心情沮丧了很久，毕竟一个绝好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
谁知，没过多久，华罗庚接到了熊庆来的亲笔来信，他在信上说：非常欣赏华罗庚的才华，既然他不愿意来清华大学，那么自己会在暑期的时候来金坛看他。
这封信深深地震撼了华罗庚，如此爱才如命的教授，他还怎么能够忍心拒绝呢，于是他发动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借来了路费，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当熊庆来知道华罗庚要来，非常高兴，连忙让唐培经去车站接他。唐培经站在车站的出口处，拿着华罗庚寄来的照片，东张西望，唯恐把他漏掉了。
当华罗庚乘坐的列车班次的人流差不多都走光了时，唐培经看见一个穿着洗得有些发黄的白布长衫的青年人，撑着拐棍，一瘸一拐地走了出来。
唐培经从直觉中就感觉此人一定是华罗庚，他又对照了一下照片，果然是他，于是立即上前打招呼。
华罗庚看见唐培经非常高兴，他们两个人只是通信已久，见面还是第一次。两人边走边聊，来到了清华大学。
熊庆来教授和杨武之教授都对华罗庚的到来非常高兴，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安排他当数学系的助理员。
熊庆来有些抱歉地说：“华先生，我知道你的能力胜任助教是绰绰有余的，但是这还需要一个过程，先委屈你当个小小的助理员吧，月薪40元，你看可以吗？”
华罗庚在路上就已经知道让他当助理员是破格了，现在熊教授反而有些不好意思地这样问他，让华罗庚的心里更过意不去，他急忙说：
“谢谢熊教授，我能有机会在清华大学这座学府里学习就已经非常满足了，何况现在还发给我薪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
“华先生，清华大学图书馆里的藏书很多，内容也很丰富，你尽管阅读。同时，你也可以去旁听一下数学系的讲课，你虽然基础很扎实，但是我想听听这些课对你会有帮助的。”
听了这些话，华罗庚的心热乎乎的，他郑重地点了点头。
“对了，外语也是一门非常实用的学科，你千万不能够把它落下啊。”
从此，华罗庚在清华大学扎下了根。他给自己订下了学习计划：
一方面兢兢业业地做好助理员的工作——给教授们领文具、抄资料、经管收发信函，兼打字和保管图书资料；另一方面抽出时间在数学系教授们上课时参加旁听。
有一次，他对熊庆来教授说：“熊教授，我想去听您的高等数学分析课。”
熊庆来摇摇头说：“这门课是跨年度的，你跟不上呀！你从头去听初等微积分吧，争取通过大学考试。不然将来提拔的时候不好办……”
熊庆来教授的话，语气诚挚，而华罗庚听了却很为难：“恐怕我不能参加大学考试，我连高中毕业的文凭也没有呀！”
他没去听高等数学分析，也没有去听初等微积分，而是自己每天徘徊在数学海洋的岸边，觅珍探宝，每天他只为自己留下五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其余的除了工作就是去图书馆。
进入清华大学半年之后，华罗庚的勤奋学习和惊人成就便展现了出来，熊庆来教授根据实际情况，邀请华罗庚去听他的讲解析数论。
就这样，华罗庚和大学高年级学生、研究生们坐在了一起。
华罗庚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便攻下了数学专业的全部课程。而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大大超过了大学毕业生的水平。
有一次，他寄出了3篇论文，都被国外刊物发表了。这是创清华大学纪录的，也是创中国纪录的。
华罗庚除细心攻数学以外，还听从了熊庆来教授的建议，认真地学习外文，有时间就去听学术报告。
他自学了英文、德文和法文，能够顺利地阅读国内外数学文献，在短短4年中，在国外一些数学权威杂志上发表了十几篇有关数论方面的论文，引起了清华大学教授们的惊异。
同学们对华罗庚的成绩也感到非常的敬佩，他们想向他取取经，看他是如何学习的。结果，大家失望地发现，华罗庚虽然总是去图书馆，但是每次去，他总是看一会儿就出来。
大家很奇怪，不禁议论纷纷，有的说：“他肯定读书不认真。”有的说：“他一定是走马观花。”
同学们为了弄清这一情况，一天晚上，他们悄悄地来到了华罗庚的窗下，从窗缝往里看。
只见华罗庚看了一会儿书，就关了灯，上床休息了。当他们要离去时，房间内的灯又亮了——原来华罗庚又拿起那本书，翻看其中的几页，看了一会儿，不由得露出了笑容。
第二天，同学们围着华罗庚，让他说说读书的窍门。华罗庚笑着对大家说：
“我也没什么窍门，只是我觉得读书时不但要用眼睛看，而且还要用心去体会。对于一些结论，不用一字不漏地去记，只要理解后，就容易记住了。因此，我看书，总是一边看，一边想，这叫一边‘吃’，一边‘嚼’。”
听了华罗庚的介绍，大家也学着像他一样，一边“吃”，一边“嚼”，结果惊奇地发现原来一本需要看十天半个月的书，现在两三天就能够看完了，而且知识记得特别牢固。
华罗庚的数学研究成果，响彻清华大学这所著名的学府。论水平，不仅大学毕业生不及他，有的教授也望尘莫及。
甚至连熊庆来系主任算不出来的数学题目，也会大呼一声：“华先生！你过来一下，帮我算算这道题。”
时间久了，大家都觉得这样一个人才天天做一些打杂的工作实在是太屈才了，于是萌生了请华罗庚教微积分的想法，但是在清华大学当助教，至少需要大学学历，可是华罗庚只是初中毕业，究竟这个想法能不能实现呢？
1933年冬的一天，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荪特意召集各系教授，专门就华罗庚能不能提升为助教一事，召开了会议。
在会上大家分成了两派，反对派认为不能提升华罗庚当助教，理由是：如果这样做，会有失体统，他们担心会损坏清华大学在国内外的声望。
赞成派认为应该提升华罗庚当助教，理由是：华罗庚虽然没有学历，但是他的真实能力是有目共睹的，清华大学作为著名的学府，不应该局限于传统的观念，应该推陈出新，这样做不仅不会影响清华大学的声望，反而会大大地提升清华大学在国内外的地位和影响。
两派人为华罗庚能不能提升助教争论不休，最后叶企荪院长根据两派的理由，作出了果断的决定。
他认为：清华大学出了个华罗庚是好事，我们不能被资格所限定，立即将华罗庚由助理员提升为助教。
这是打破清华大学先例的。华罗庚进入清华大学的第二年，就这样脱颖而出。1934年他又成为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乙种研究员。1935年，提拔为教员。
1936年夏天，在杨武之教授的安排下，经过熊庆来教授的推荐，华罗庚获得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被破格派往英国剑桥大学深造。
从一个初中毕业生到清华大学的助教，再到英国的剑桥大学深造，这个普通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华罗庚用仅仅10年的时间就做到了。这其中的艰辛付出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一段新的历程即将开始了。
爱国的优秀教师
1935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进一步控制察哈尔，并指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而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失地丧权、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此时的华罗庚正在清华大学数学系担任教员，教一年级的微积分课程。
一天，他的一个金坛的同乡，清华大学工程系的学生李寿慈对他说：“罗庚，现在这个局势，你看清华大学还能支撑多久？会不会变成东北大学第二？”
华罗庚问：“你记得我们苏南有一位乡贤叫顾亭林的吗？”
李寿慈说：“怎么不记得，历史课讲过，不就是《日知录》的作者昆山顾炎武吗？”
华罗庚笑着问：“不错！但你还记得他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吗？”
“不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吗？”
“对了！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啊！”
接着华罗庚说：“今天北平十分危险，这是事实。但我们国家整个都处在危险中。因为日本人想吞并全中国，并不满足于北平甚至华北。今天平津危急，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明天也可能南京危急。大前年‘一·二八’，不是上海危急吗？所以，你跑到哪儿都一样。从你个人来说，读书是大事，但就全国来说，民众奋起救亡，才是大事哪！今天我们大家要多多体味顾亭林的名言，首先要在救亡图存方面多做些工作，要做到读书不忘救国才好！”
华罗庚的这一席话，给李寿慈启发很大。此后他就安下心来，一方面上课，另一方面积极参加校内的社会活动。同时，李寿慈还利用被选为十一级级会委员之一的身份，在同学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1935年11月间，有一次，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拟了一篇宣言，请同学们签名。李寿慈把自己的学名李镇签在了领衔的位置。以后，这张宣言被贴在清华大学大礼堂东侧的小桥边上。由于这里是交通要道，所以这张宣言很快就传开了。
一天，华罗庚路过大礼堂时无意中看见了这张宣言，当看到李寿慈的名字时，他忧心忡忡地向李寿慈的宿舍走去。
恰巧宿舍里就李寿慈一个人，华罗庚对他说：“那张海报宣言我看到了，内容很好，我赞成。你敢于在领衔处签名，很有勇气，这很好。”
李寿慈听了华罗庚赞扬的话非常高兴。
没想到，隔了一会儿，华罗庚沉重地说：“枪打出头鸟，你在宣言上签了首名，反动派很可能认为你是领头闹学潮的，会把你列入黑名单的。今后，你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意外。”
李寿慈一听这话，吓了一跳，说：“不会吧，我是无党派，又不是学生救国会的重要干部，况且这是爱国的言论，应该没事吧？”
“我也希望如此，但是你还是小心点好。你我两家是世交，我对你像对亲兄弟一样，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你千万记得要来找我。”
1935年12月9日，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一二·九”在北平爆发了。当时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
“一二·九”运动后，整个北平陷入了白色恐怖当中，反动当局在城里各大学抓人。
华罗庚在自己的房间里多搭了一张床，找到李寿慈说：“如果风声更紧，你就到我这里来住吧，教师宿舍会安全一点。”
后来，风声愈来愈紧，1936年2月20日，清华园遭劫了。那天清晨，有好几百名军警逾墙而入，按黑名单到学生宿舍抓人，而李寿慈恰巧在黑名单之列。
那天的清华园被紧张恐怖的气氛重重包围着，李寿慈看见事情不好，想起华罗庚的嘱托，径直向华罗庚的宿舍走去。
令人吃惊的是：华罗庚的宿舍也来了军警。只见华罗庚在床上坐着，3个军警在询问他什么。
李寿慈看见情况不好，刚想抽身离开，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只听有人冲他问道：“你是什么人？”
李寿慈稍微调整了一下紧张的心情，回答说：“是学生，外面闹得很，哪儿都不准走，只好到华先生这儿来休息一下，顺便问问华先生一些大考的数学问题。”
“有学生证吗？”警官追问一句。
李寿慈大声地说：“有！我叫王乃梁，一年级新生。”
说完，他慢慢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借书证递了过去。
就在几个军警凑在一起看证件的时候，华罗庚开口了，他高声叫道：“Mr王！先坐下来歇歇吧！”
3个军警看罢学生借书证，又看了李寿慈一眼，这才把证件还他，然后对华罗庚说了一句：“对不起，打搅了！”就灰溜溜地一起出去了。
华罗庚急忙起身关上了门，把李寿慈拉到提前准备的床上，深深地出了一口气，说道：“好险啊！”
接着他又问李寿慈：“你什么时候掉换上别人的证件的？”
李寿慈告诉他说：“幸亏同学们有正义感，王乃梁一看事情不妙，就把他的借书证给了我，还把上面的照片也换成了我的。”
华罗庚高兴地说：“这就是中国古话‘得道者多助’啊！”
由于夜以继日地参加抗日救国活动，许多进步学生的学习成绩受到影响。尽管他们之间的大部分同学平时成绩常常是E和S，即清华大学成绩超等和优等的记号。
华罗庚所教的大学一年级的微积分，就有好几个进步同学大考时的成绩记分介于I与F之间，即I、F分别是较差和不及格的记号。
华罗庚根据那些同学平时的情况，基本上都给他们提高一级，F给I，I给N，即N是成绩中等的记号。当然实在差得太远的，也只好给他“手枪”，即当时“F”的绰号。
当人们问及：“你的评分原则是什么？”
华罗庚说道：“评分是一件严肃的工作，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好是坏，要客观判断。但是考试往往不能排除许多偶然因素，所以要结合平时，全面考察，不能过分机械。
“这几位同学，平时学得很好，只因为忙于救亡工作而耽误了学习，大考成绩虽然差一点，但也接近及格，所以最后评为I及格，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嘛！”
“况且，现在有些学校当局压制救亡运动的手段之一，就是采用分数制裁的办法。他们对许多进步学生，以成绩不及格为借口而勒令退学，这是很恶劣的做法。我则要反其道而行之，尽量减少进步学生的不及格，以免为别有用心的学校当局所利用。”
华罗庚在“一二·九”运动前后，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作为一个朋友的挺身相助，作为一名教师的严谨治学。
别具一格的学者
1936年，华罗庚同李旭旦和周培源一起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他们同乘火车从北京出发，经过西伯利亚、莫斯科、柏林，同行几万公里，最后到达英国剑桥大学。一路上大家彼此相互照顾，促膝谈心，从而加深了相互了解，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当他们踏上剑桥大学——这座古老而闻名的科学殿堂时，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激动。
剑桥大学成立于1209年，最早是由一批为躲避争斗而从牛津大学逃离出来的老师建立的。亨利三世国王在1231年授予剑桥大学教学垄断权。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齐名，为英国的两所最优秀的大学，被合称为“Oxbridge”，是世界十大名校之一，有81位诺贝尔奖得主出自此校。
剑桥大学所处的剑桥镇是一个拥有10万居民的英格兰小镇，距英国首都伦敦不到100公里，绝大多数的学院、研究所、图书馆和实验室都在这个镇上，此外还有20多所教堂。
剑桥大学的许多地方保留着中世纪以来的风貌，到处可见几百年来不断按原样精心维修的古城建筑，许多校舍的门廊、墙壁上仍然装饰着古朴庄严的塑像和印章，高大的染色玻璃窗像一幅幅瑰丽的画面。
华罗庚等三人踏上这片土地，不禁自豪地高呼：“剑桥，我们来了，中华大地的儿女来了！”
此时的剑桥大学，正值它的鼎盛时期，被誉为“数学家摇篮”。在这座绿荫覆盖的世界著名学府里，英国著名数学家哈代坐在当年万有引力定律的发明者牛顿坐过的高背椅子上，主宰着数学领域的一切。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精英们，慕名到此切磋学问，交流经验，也通过剑桥大学的各种学术活动，彼此检验水平，比试高低。
此时中国的数学已经沉默了很多年。据史书记载，中国数学家对人类所作出的贡献可以追溯至1300年，那时中国数学家发明的二项式系数的巴士卡三角形、逼近多项式根的方法，以及四次方程的联立方程组的技巧和著名的“中国余数定理”，都曾为各国数学家称道，并被广泛采用。
可是明朝以后，数学的发展就停滞不前了，思想不活跃，创造发明也极少，甚至早先的发现，像解四次方程的方法，也都被人遗忘了。从那时至1900年以前，中国的数学研究可以说是没有生气的。
直至20世纪初，中国的数学家才开始研究、继承过去的数学贡献，同时努力吸收西方数学的长处。一些中国学生奔赴欧洲和美国的各个大学留学，并且开始在国际上发表论文，研究的领域涉及数论的各个方面。
总体上讲，中国的数学是落后的。当房东知道华罗庚是从中国来的，而且是研究数学的时候，惊讶地瞪大了眼睛，“Mr华，你真厉害，你以前在哪所大学读书？”
华罗庚不卑不亢地回答道：“我只是一名学徒。”
“什么？你只是一名学徒？太不可思议了！”
是啊，以前的房客有德国人、美国人、法国人……从来没有中国人，更没见过一个学徒出身的人，尤其还是身体上有些残疾的人。这一切都让房东感到惊奇。
让房东感到惊奇的还在后面，就是这个貌不出众的中国人，受到了当时声名显赫的数学大师哈代的特别关照。
原来在华罗庚进入剑桥大学这座金碧辉煌的科学大厦时，哈代正离英赴美。哈代在华罗庚到来之前就已经看过他的论文，对这位自学成才的学者甚为欣赏，于是在临走之前，让人传话给华罗庚，告诉他如果他愿意，两年之内就能获得博士学位。
这种待遇在剑桥大学也是少之又少的，通常奔向剑桥大学的博士之路，至少也要历时三年，而哈代说华罗庚“两年之内获得博士学位”，可见他对华罗庚是另眼相看的。
哈代的做法已经让很多人感到意外了，但是华罗庚的选择更令人瞠目结舌。他婉言谢绝了哈代的好意，表示自己不想获得博士学位，只要求做一个访问者。
当时很多的人都说华罗庚傻，“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啊！但是华罗庚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的眼里，要获得博士学位就意味着放弃太多的学习机会，博士的束缚性太大，他想利用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尽可能多地猎取知识。而“访问者”，就可以冲破束缚，同时攻读七八门学科。
华罗庚作为访问者，在一个世界著名的数论学家小组工作。同在一起研究数论问题的全是世界著名的数学家，其中有哈罗尔德、达凡波特、哈代、李特伍德、埃斯特曼、汉斯·海尔勃洛恩等人。
华罗庚在研究小组争取一切机会，听取多种门类的课程，抄写尚未开课的讲义，博采世界诸家成果。遇到问题，他虚心向人请教，共同讨论。
华罗庚是别具一格的学者，他不光能驾驭知识，还能驾驭获得知识的方法，他善于抓住众人成果的核心，掌握了20世纪数论的所有尖端观点，他将这些观点进行改进和提高，从而形成自己的东西。在剑桥的两年中，他赢得了“将欧洲同事的工作包罗殆尽”的美誉。
在剑桥大学的这两年里，华罗庚的成绩是巨大的。他就“华林问题”“他利问题”“哥德巴赫问题”共写了18篇论文，先后发表在英、苏、德、法和印度等国的数学杂志上，对当时数学领域一些悬而未决的难题连连取得突破。权威、学者们读过他那堪与博士论文媲美的大作，大为惊叹地说：“这是剑桥大学的光荣。”
其中《论高斯的完整三角和估计问题》，更像一颗璀璨的新星，将19世纪欧洲数学之王高斯提出的问题彻底解决了。数学是一项接力赛跑，各项研究，总是被后来者居上而超过。春兰秋菊，各为一时之秀。而华罗庚对高斯问题的研究，被公认为是该项研究的最佳成果。
这时，哈代已经完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巨著《数论导引》，他看见了“他利问题”的“华氏定理”之后，高兴地说：“好啊，我的著作又得修改了！”
华罗庚的这些成绩与他的勤奋好学是分不开的，他的房东形容这个中国小伙子时说：
“这个年轻人，衣着简单、朴素，很少睡觉，甚至通宵不眠，他的手边总是拿着书、笔和演算纸。他总是不停地在想问题，有的时候吃着吃着饭，他就开始在纸上演算了起来，而这个过程往往持续到下顿饭的时候。
“Mr华很少出门，每当他去游览剑桥的名胜古迹的时候，也就是他想问题想得头大的时候，他往往需要借助那教堂古老的钟声才能够让自己的思维有所突破……”
就在华罗庚在数学的殿堂不断攀登的时候，令世界震惊的“七七事变”爆发了。随着日军侵华脚步的迈进，华罗庚在剑桥这片和平的土地上再也待不住了。
“我要回去，回到祖国的怀抱！国难当头，作为中国人，我责无旁贷，必须回到母亲的怀抱，尽我微薄之力！”
怀着崇高的爱国情怀，华罗庚于1938年取道伦敦，途经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