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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好把自己的生命看做前人生命的延续，是现在共同生命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后人生命的开端。如此延续下去，科学就会一天比一天灿烂，社会就会一天比一天更美好。——华罗庚
在国难中艰苦度日
华罗庚的前半生都是在国难中苦苦挣扎。此时，华罗庚正在经历他人生的第二次劫难。
1938年，华罗庚回到了祖国。
这时国内的形势是，中国东北已经完全沦陷了。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也因战乱被迫迁至昆明，三者合并成立了一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
华罗庚作为海外归来的学者，他的数学水平在当时已经没有任何争议了。在杨武之教授的建议下，西南联合大学聘请了华罗庚担任数学系的教授。
年仅28岁就当上了大学教授，这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开了先例。而未经讲师、副教授就直接提升为教授，这也是由华罗庚开创了先河。
战争的硝烟笼罩着整个中华大地，国不泰，民不安。
华罗庚作为一个科学家，他觉得自己的任务是重大的，他应该把科学作为武器和敌人展开斗争。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连生存条件都难满足，更别说是其他了。他觉得自己每走一步都是那么艰难。
为了躲避敌机的狂轰滥炸，百姓们多从城里转移到边远山村去逃难。
华罗庚一家也几经辗转，最后好不容易躲到了位于昆明郊区20公里外的一个小村庄里。
一家七口人挤在一个摇摇晃晃的小阁楼里，阁楼分为两层，上层住人，下面养些鸡、鸭、牛、羊。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白天华罗庚拖着那条残腿去学校讲课。晚上回家，他就点燃一盏油灯，在微弱的灯光下专心写他的论著《堆垒素数论》。
当时的社会状况是，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在战乱的摧残下，昆明人的生活已经很困苦了，但是教授的生活更加艰难，那时盛传着这样一句话：“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有一次，华罗庚和闻一多两人正在大街上走着，身后突然间跟上来几个要饭的叫花子，闻一多看见后就对华罗庚说：
“罗庚，我和你打个赌，我只说一句话，这些叫花子就不跟着咱们了。”
华罗庚笑着说：
“我才不和你打这个赌呢，这件事我也能够办到。”
两人会意地一笑，同时回头对那些人说：
“我是教授。”
那群跟在后面的叫花子一听这话，“呼啦”全散了，有的人嘴里还叨念着：
“哎，我的命真不好，跟了半天，跟了个比我还穷的。”
在当时，其实生活的艰苦只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人们的自身安全根本得不到保障。
这里虽然是大后方，但是敌机还是会时不时地来这里进行空袭。
有一次，华罗庚因为想问题想得太入神了，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随时可能降临。甚至连飞机来时的警报声他都没有听见，结果差点被轰炸到。
到了20世纪60年代，华罗庚的学生们在借读他的书时，发现几乎每页上都沾有沙土，那就是当时在昆明时，飞机轰炸留下的纪念。
随着生活越来越艰辛，当时有很多教授都选择了改行经商，或者是弄张护照到国外谋生。就在这个处处为难的时候，华罗庚的第三个孩子也出生了。
孩子的出生，让华罗庚一家的生活更加艰难了。吴筱元劝道：
“罗庚，你看咱们现在这个家，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大人还能忍忍，可是孩子们呢，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样下去，我真怕他们会吃不消的。”
华罗庚抱歉地说：
“筱元，是我没本事，让你们受苦了。如果我去敌占区，咱们的日子一定会来个180度的大转弯，可是我不能那样做啊。如果我去了那里，即使什么事情也没做，也会受到世人唾骂的，毕竟我的影响面太大了。”
“罗庚，这个我知道，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也像别的教授那样改改行，或者上国外去呢？”
“你说的我不是没有想过，可是科学是我追求一辈子的事情，我怎么能够轻易放弃呢？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我就在国外，而且当时受邀去苏联访问，我是放弃那里的一切回国的，现在又怎么可能跑到国外去呢？”
听了这话，吴筱元便无言以对了。她尊重丈夫的选择，但眼看着孩子们吃了上顿没下顿，明显营养不良，身为母亲，比谁都心痛。
华罗庚看了看妻子又说：
“筱元，我知道你都是为了这个家，这样吧，我去中学看看，找个兼职贴补一下家用。”
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从此以后，华罗庚除了在西南联合大学执教外，还去附近的中学教课，而家中的一切都归吴筱元打理。
虽然条件如此的艰苦，但是华罗庚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数学的研究。
在4年多的昆明生活中，华罗庚克服重重困难，发表了20多篇极具影响力的论文，同时撰写了《堆垒素数论》一书。
这部著作讨论了华林问题、哥德巴赫猜想问题和一些相关的问题，统一并改进了他以前的研究成果。
但是，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这部凝聚了华罗庚大量心血和汗水的《堆垒素数论》的中文原稿竟然被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丢失了。
华罗庚闻听，悲愤不已。生活的艰难，他可以忍受；玩忽科学，他愤不能平。他认为，扼杀科学的人无异于刽子手。
他拉住好友闻一多的手悲苦地说：
“你说数学有什么用？我恨不能也去搞政治，跟他们碰一碰。”
这时候，他的另一位好友，党的地下工作者王士凤劝阻了他：
“眼前的黑暗早晚有一天会结束。你的腿不行，还是搞你的数学，将来会有用的。”
华罗庚这才放弃了从政的想法，继续他的科学研究。
与闻一多的友谊
在西南联大的日子里，华罗庚跟一批同样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教授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关系最密切的要数著名的爱国主义学者、大诗人闻一多。
闻一多，原名闻家骅，于1899年生于湖北省蕲水县，即今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的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喜欢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22年7月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1925年，回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闻一多赴西南联大任教授，积极参加爱国民主斗争。在此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在昆明的时候，闻一多听说华罗庚一家住在摇摇欲坠的阁楼上，一家人挤得难以容身，而且周围的噪声非常多，于是他热情地把自己在陈家营的房间让出一半，当中用布隔开，请华罗庚去住。为此，华罗庚还特意写了一首《挂布》诗，用以抒发这种情谊。
诗中写道：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后来，闻一多为了生计到中学去兼课，把家搬到了昆明西城昆华中学去住了，华罗庚还住在陈家营。
随着教授们在昆明的生活日益艰苦，闻一多一家的日子也越来越难维持下去。为了养家糊口，闻一多除了到中学里兼课外，还被迫“挂牌治印”。
闻一多的父亲是前清的秀才，早年，闻一多学过艺术，曾随父学会了雕刻。没想到，如今这却成了他养家糊口的本领。
闻一多对华罗庚感慨地说：“想当初，我是全凭兴趣学得这刻制图章，当时，还被父亲骂为不务正业，谁能想到，如今这刻章竟然会成了我闻一多的饭碗！这个国家已经腐烂到什么地步了，我们能再沉默下去吗？”
此时华罗庚想起了闻一多在《心跳》中呼唤的两句诗：“谁稀罕你这墙内方尺的和平！我的世界还有辽阔的边境！”
“闻一多治印”的招牌亮出去以后，前来求印的人很多。既有仰慕闻一多民主斗争精神的学生、爱国人士；也有为了求得闻一多的墨宝而来的达官显贵。
有一天，一位国民党的军官拿来一枚象牙坯子让闻一多治印，他趾高气扬地说：“好好给我治印，到时候工钱少不了你的！”
闻一多轻蔑地看了那个军官一眼，说：“你还是找别人吧，我现在没空！”
那军官一听不高兴了，后来他转念一想，以为是闻一多嫌钱给得少，于是掏出了10倍的钱，说道：“给，这些钱足够了吧！只要你弄得好，到时候我再打赏你点。”
闻一多头都没抬地说道：“这钱你还是自己留着吧，我闻一多虽穷，但不取这昧良心的钱，你请回吧！”
那军官听了这话气得直哆嗦，“咣——”的一声，把闻一多的桌子掀翻了，厉声说道：“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快给我刻章！”
闻一多根本不理睬他，低头收拾收拾东西就走。
这时，四周围了很多看热闹的人，大家纷纷指责那名军官，那军官怕激起民愤，无奈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这件事情很快就被华罗庚知道了，他担心地对闻一多说：“你这样公开地和那个军官作对，小心他找你麻烦。”
闻一多大义凛然地答道：“我没做错事，他怎么找我麻烦！如果他真的找了，那只能说明这个国家太腐败了。如果真是那样，我更应该站出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难道我连古人都不如吗？”
这件事情过去很久，也没见那个军官再来找茬，华罗庚的心这才放进肚子里。
1946年3月，苏联科学院用英文出版了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一书，接着，又邀请他访问苏联。
这天，华罗庚去大使馆办理护照，使馆的武官威胁他说：“你是社会贤达，是科学界有影响的人物，应该参加国民党，否则，你回国后会有危险。”
“我是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之邀，去苏联访问的学者，这也是罪名吗？”华罗庚从容不迫地问道。
华罗庚并不理会使馆人员的威胁，准备起身去苏联。闻一多前来送行，他鼓励华罗庚说：“我们要学习苏联，要走苏联的道路，你能到苏联学习，对于将来搞好我们中国的科学事业，也是有好处的。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随后，闻一多又将一枚专门为华罗庚刻制的印章送给了他。上面写道：
顽石一方，一多所凿，
奉贻教授，领薪立约，
不算寒伦，也不阔绰，
陋于牙章，雅于木戳，
若在战前，不值两角。
这枚小小的印章“不值两角”，但是在华罗庚的心里却比黄金还要珍贵。他一直小心翼翼地珍藏着这枚印章，将其作为友谊的纪念。
到达苏联后，华罗庚到各大城市参观访问，发表演讲。他看到苏联人民在战胜法西斯之后，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正热火朝天地进行国家建设。想到自己的祖国在战胜日本之后，却又陷入了另一种白色恐怖中，他心中感慨万千：要是我的祖国在和平的环境下建设，那该多好啊！
华罗庚在苏联还发现这是一个十分重视知识和科学研究的国度。这里的科学杂志都是新出版的，上面记述的都是最新的科学成果。他还在其中看见了一篇自己的论文，而这篇论文在国内却石沉大海，没有一丝音讯。
华罗庚访苏回国之后，冒着生命危险在昆明青年会的阳台上向数千名大学生作了题为“访苏三月记”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赞扬了苏联在科学研究中取得的成就，这大大地鼓舞了在黑暗中生活的师生们。
闻一多也在场专心地听了华罗庚的报告，在散会后他握着华罗庚的手说：“你把苏联的情况介绍得这样详细，很好，这对当前民主运动的发展很有好处。”
接着他又说道：“你怎么不怕有人用钱买你的人头？”
“我的头可没你的值钱，没有人悬赏40万要它啊！”华罗庚笑着回答。
听了这话，闻一多诙谐地说：“有人说，我变得偏激了，甚至说我参加民主运动就是因为穷疯了。我的脑袋值40万啊，这样也算穷吗？！”
华罗庚严肃地说道：“一多，你还是小心点吧，现在的情况那么紧张，大家都走了，你可要多加小心啊！”
闻一多从容不迫地回答道：“要斗争就会有人倒下去，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就会站起来！形势越紧张，我越应该把责任担当起来。”
当时国民党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昆明城内城外到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战争气氛中。闻一多逆风而上，到处为民主运动进行宣传，他的诗歌和讲演令国民党反动派恨之入骨。
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闻一多忍受着连日饥饿带来的折磨，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当华罗庚得知这个消息后，顿时眼前漆黑，气愤地流下眼泪，他万万没有想到，刚离开昆明不久，继李公朴教授被暗杀之后，闻一多教授又惨遭暗害，这是什么世道啊！
他望着天空中的朵朵乌云，悲愤地吟道：
乌云低垂泊青波，红烛光芒射斗牛；
宁沪道上闻噩耗，魔掌竟敢杀一多！
“一多，你是我们民族的英雄，你的死是民主主义运动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国学术的一大损失。你虽然去世了，但君的宁死不屈的形象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闻一多被害时，华罗庚的大女儿华顺，正在昆明西南联大附中读书。华罗庚叮嘱华顺要好好照顾受伤的闻立鹤，尽量安慰悲痛中的闻师母。
华顺不顾时局的动荡，冒着被捕的危险，跑到云南大学操场上默默地看着和自己曾经朝夕相处、和蔼可亲的闻伯伯的遗体被烈火焚化。为宽慰闻师母，她还管闻师母叫干妈，像对待自己亲生母亲一样，尽着一份孝心。
新中国成立后，华罗庚一直关照闻一多子女的成长。在闻一多80诞辰的纪念大会上，华罗庚曾写诗颂道：
闻君慷慨拍案起，愧我庸儒远避魔。
后觉只能补前咎，为报先烈献白头。
白头献给现代化，民不康阜誓不休。
为党随处可埋骨，哪管江海与荒丘。
华罗庚在这首《报先烈》中，表达了：“在最黑暗的时刻，没有像闻一多一样挺身而出，用生命换取光明的愧疚。同时还有可以用自己的余生完成一多先生和无数前辈的未竟事业的欣慰。”
华罗庚和闻一多的深厚的革命情谊，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雕曾这样描述华、闻两家的友谊：
“两位海内闻名的学者，在国难时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最后，双方为祖国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的友谊，将成为世代传颂的佳话，他们崇高的献身精神，将永远鼓舞亿万中华儿女向着伟大的目标前进！”
两位伟大的学者，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报效着自己深爱的祖国，他们的友谊长存，他们的精神永驻我们心间。
返回家乡探望故友
1946年夏天，华罗庚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准备出访美国。
在临行前，华罗庚回了一趟故乡。
华罗庚拿着祭品，首先去了父母的墓前扫墓。他向二老叙述了自己这些年来的生活经历，想到二老操劳了一生，到了晚年也没有享到清福，不禁泪流满面，他喃喃自语道：
“爸、妈，你们放心吧，虽然你们没有过上好日子，但是儿子答应你们，会尽自己的全力，让别的父母过上幸福的生活！”
从墓地回来后，华罗庚就直接去了王维克的家中。
到了王维克家的门口，华罗庚的脚步开始放慢了，他不禁想起了多年以前的历历往事。
那时候，他是这里的常客，王维克老师和他的夫人对待华罗庚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华罗庚也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饿了自己找吃的，渴了自己倒水喝，困了倒在床上就睡。岁月如梭，再也回不到从前，好多事都已物是人非了。
如今回到这里，华罗庚的心情激动极了，他轻轻地敲了敲屋门。
“来了，来了！”屋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听到王师母陈淑那熟悉的声音，华罗庚的心跳不觉加速了。
“罗庚来了！维克。”陈淑看见华罗庚，惊喜地喊道。
王维克看见眼前站的人是华罗庚，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哪个教育工作者不渴望自己的学生能够出人头地啊？如今的华罗庚已经是世界闻名的大数学家了，而这个大数学家就是自己当年的学生，这怎么能不让王维克欣喜和高兴呢？
师生两人寒暄了一阵，华罗庚感觉到王老师有些拘谨，于是说道：
“王老师，我不仅是您的学生，而且是您的儿子。中国有句老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能有今天的这点成绩，与您的栽培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没有您，就没有今日的华罗庚。而且您在物理学、天文学以及法文上的造诣之深，是我这辈子都追赶不上的。”
王维克听了这话，感觉眼前的华罗庚不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大数学家，而只是那个自己心爱的有着数学天赋的少年。那种有些拘谨的气氛一下子轻松了。
两个人便天南海北的畅快地聊了起来，不知不觉地聊到了这次去苏联的见闻。
华罗庚说：“这次在去苏联的路上，我遇见了一个印度人，他恭贺我说，你们国内现在国共合作了，国家可以走向和平合作的道路，不像我们的国家，内部一点都不团结。言下之意，他们似乎都羡慕我是个中国人。可是我当时一点兴奋的感觉都没有，因为我比他们都更了解真实的情景，我是多么希望真的能够像他说的那样，国家能够和平康乐啊！”
王维克听了这话叹了一口气，说道：
“战争还远没有结束，前面的道路还很漫长。这次你去美国有什么打算吗？”
“讲完学就回来啊。”
王维克语重心长地说：
“罗庚，听老师的一句话，别着急回来，在那里你能够多做点研究，这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我觉得这里更需要我啊。”
“当初我在法国的想法和你一样，学成就回国了。可是回国后，没有人重视，就是有一番抱负，却没处伸展。”
这时，王师母插话了，“罗庚，别都听他的，他那性格太傲，所以才会受人排挤。”
华罗庚冲着王师母笑了笑，说道：“我知道王老师一直也没闲着，正在忙着翻译《但丁》呢。”
王维克也笑了，“什么都瞒不过你啊！”
华罗庚郑重地说：“王老师，这次我去苏联发现那里对知识非常重视，只有对知识重视了国家才能够富强。而现在的国民政府，对知识却是漠视的。对此我也很心寒。”
“就因为如此，我才让你不要急着回来，否则你回来也没有用武之地。”
王维克沉思了一下，又说了一句：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这时，王师母端着晚饭进屋了，喊道：
“吃饭了！罗庚，今天我做的都是你最爱吃的。”
刚才谈论的话题就此搁下，大家高高兴兴地吃晚饭了。吃完饭后，华罗庚又待了一会儿，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王老师家。
第二天一大早，华罗庚又来找王维克，然后两个人在华罗庚曾经熟悉的土地上转了又转。
左邻右舍的人看见华罗庚回来了，都奔走相告。
“猜猜，谁来了！是华罗庚，那个大数学家华罗庚！”
“那个华罗庚是我的同学，以前我们两个还是同桌呢！”
“我以前还从华罗庚那里买过棉花呢！”
每个认识华罗庚的人都深深地引以为豪。
到了下午，老校长韩大受受县教育局的委托，前来邀请华罗庚进行一次演讲，为了让老校长高兴，华罗庚痛快地答应了。
在演讲的当天，金坛中学的会堂被围得水泄不通，凡是能够到场的人，几乎都来了。
主持会议的李月波老师称赞华罗庚是一位难得的天才，他的聪慧很小的时候就显现出来了。华罗庚连忙站起来向大家解释道：
“我哪里是什么天才，我的恩师都在这里，不信，可以问问他们。我初中的时候数学还考不及格呢！”
下面有人问道：
“那你以后是怎么成为大数学家的？有没有什么诀窍啊？”
华罗庚严肃地说：
“科学是没有诀窍的。我有今天的成绩首先要归功于我的众位恩师们，是他们培养了我，使我对数学有了兴趣。如果问我成功的经验是什么，说起来很简单：只要勤奋和刻苦，锲而不舍地学下去，就会有成绩。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有不懈学习的人才能到达辉煌的顶点。”
讲到这里，下面的掌声如雷鸣般响起，有人喊道：
“我们都要像华罗庚学习，做‘呆子’！”
华罗庚听见这话，笑着说：
“不知道是谁在喊我的绰号，那时我研究数学入了迷，差点把我家的那个小杂货店给赔光了。”
讲到这里，华罗庚深有感触地说：
“学习就要学进去，做到融会贯通，不要贪图数量，不顾质量。我开始自学时，急于赶课程，过了一些日子，书是看了不少，可是一做起习题来就发现原来是一知半解，一锅夹生的饭。到头来，还得从头开始。我希望青年人不要犯我的错误，学习一定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一步一个脚印地学下去。”
华罗庚的话引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接下来，华罗庚讲了讲在国外的见闻，当谈到国外的科学和教育的发展时，华罗庚神情黯然地对大家说：
“我们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太大了。当初，日本人管我们叫‘东亚病夫’，我非常不服气。”
华罗庚停顿一下，接着说道：
“可是到了国外，我发现咱们中国人在别人眼里就是低等人，吃的、穿的、用的、住的、干的，都是低等的。这是为什么？难道说我们中国人比别的国家的人傻吗？不是！中国也曾经有四大发明，也曾经把边境扩展到别的国家。可为什么现在的中国人却成了低等人呢？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国家太穷，太落后。钱，都拿去打仗了，科学技术怎么能够发展呢……”
华罗庚在金坛又逗留了两天，然后就起程回昆明，于9月份奔赴美国。
赴美从事研究工作
1946年9月，华罗庚安顿好妻子和孩子，由昆明到上海，准备从上海乘“美格将军号”轮船远渡重洋前往美国。
这次一同赴美的好友有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李旭旦教授和夫人陆漱芬女士，还有李政道、朱光亚、唐敖庆等几位西南联大的学生。后来，唐敖庆成为中国著名的化学家，朱光亚成为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李政道在同行人中年纪最轻，后来和杨振宁一起，发现了著名的“宇称不守恒”定律，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这一行人虽然都是中国的精英，但是论名气还是数华罗庚最大。
当李政道问起华罗庚在苏联时的见闻时，华罗庚兴致勃勃地说：“苏联是一个重视知识、重视科学的国家，尤其重视实用科学。”
李政道问道：“那数学是实用科学吗？”
“当然，在苏联许多从事实用科学的人，最后常常转到数学中来，因为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只有从数学中才能找到答案。在莫斯科大学6000多名学生中，就有600多人学数学，由此可知数学在苏联是极受重视的。”
“那咱们国家的学生有许多人不愿意和数学接近，那是为什么啊？”
“咱们的教学太注重方法，而忽略了原则。教一道数学题，不是教他为什么这么做，而是教他用很多方法去做。其实一道题，一种方法就可以了，教多了反而会给学生增加负担。除此之外，老师太注重形式，不注重内涵，学生是死记硬背，同一道题，换种解法就不认识、不会做了。”
所有在场的人都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接着大家又谈了谈对时局的看法，后来说到了此次的美国之行。
李政道问：“华先生，您这次去美国，还打不打算回来？”
“当然回来啊！”
“可是现在的政府对科学一点儿都不重视，他们的精力都用在了战争上，您觉得我们留在国内有益处吗？”
李旭旦说道：“罗庚，我们夫妇这次出去，就没打算回来，至少是没打算立刻回来。”
唐敖庆接着说：“你的《堆垒素数论》一书，就是一个前车之鉴，让大家对政府的心都寒了啊。”
原来，华罗庚在1941年——这个炮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写成的《堆垒素数论》的中文本原稿，当时寄给了国民党教育部，却几乎无人能够评审这部著作。
何鲁作为当时蜚声中外数坛的泰斗，也是国民党政府仅有的6名部聘教授之一，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的评审工作，自然地落到他的身上。
何鲁冒着灼人的酷暑，挥汗审阅《堆垒素数论》，在审阅的过程中，他不时击案叫绝，一再对人称赞华罗庚：“此天才也！”
何鲁把《堆垒素数论》审阅完毕，还为这部名著作了长序介绍，并以他“部聘教授”的声望，坚持对华罗庚授予数学奖，这是国民党政府颁发的唯一的数学奖。
后来，这部《堆垒素数论》名著决定由教育部送去出版，结果这部名著不但没有出版，连书稿的影子也没有找到。
每每想起这件事，华罗庚就火冒三丈，当时恨不得弃文从政。由于当时政府对科学的不重视，这本数学著作最终在苏联首先发行。
中国的著作却是在苏联最早发行，听起来真的是个莫大的笑话。而这件事，给当时中国的科学界很大的震撼，大家对政府的信任度大大下降。
《堆垒素数论》的发表一直是华罗庚的一块心病，今天大家重提此事，让他对回不回国的问题，开始了重新的思考。
李旭旦望着那滚滚的黄浦江水说道：“如果不是不得已，谁都不愿意出国。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的梦想实现了，中国真正开始和平建设，我想科学绝不是太次要的问题，我们绝不能等待着真正需要科学的时候，再开始研究科学。”
他顿了顿又说：“罗庚，在国外你好好研究，等到国家真正和平的时候，你再把自己一身的本领用在国家的建设上。我坚信国家真正的和平就快来了！到时候就是我们大展拳脚的时候了。”
李旭旦的一席话让华罗庚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点点头说道：“这可能是另一种救国的方式吧……”
就这样，华罗庚带着一颗沉重的报效之心离开了养育他的祖国。
华罗庚到美国后，先以客座讲师的身份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了一年多。随着华罗庚在国际上学术地位的日益显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聘用他为终身教授。
1948年，吴筱元带着3个儿子也来到了美国。华罗庚一家住在一座小洋房里，里面有四间卧室、两间浴室，还有一个可以容纳五六十人开酒会的客厅。出门还有一辆崭新的顺风牌小汽车。
刚开始的时候华罗庚的年薪是1万多美元，后来增加至了2万多美元，生活比在国内舒服得多。
伊利诺伊大学还为华罗庚特别设有4个助教和一个合用的打字员，工作条件再好不过了。
在美国的4年时光里，华罗庚除担任教学工作以外，还认真从事科学研究。他的数学研究范围扩大到多复变函数论、自守函数论和矩阵几何。
美国数学家狄瑞克·莱麦尔说：“华罗庚有抽取、抓住别人最好的工作的不可思议的能力，并且能确切地指出他们的结果中哪些是可以改进的。他有许多窍门，他广泛阅读并掌握了20世纪数论的至高观点。他的主要兴趣是改进整个领域。”
他在高度评价华罗庚的成就时援引这样的事例说：
“欧洲伟大的科学家范·德·瓦尔登在1928年确定了交换域K上的特殊射影群（n≥2）的自同构，对n≥2的情况，证明中有一个错误。20年后华很巧妙地提出了这个不当之处，并纠正了它。”
美国数学家评论说：“对华罗庚的艺术创造性的有力的贡献，我们是十分熟悉的，因为我们几乎天天都要运用他的研究成果。他的知识深度和天才，给了我们无法忘记的印象。”
在美国，华罗庚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收获，那就是他因伤寒而残疾的左腿终于得到了明显的纠正。美国的外科医生们从他健康的右腿上割了一块好肉，移植到左边的坏腿上。4个月后，华罗庚的两条腿总算能够靠拢起来了，16年的“圆规运动”终于结束了。
绕道欧洲回归祖国
在美国，华罗庚可谓如鱼得水，但是他的心却时时刻刻惦记着苦难的祖国。他每天在各大报纸上寻找关于祖国大陆的新闻报道。
听到共产党从延安撤出的消息，他十分焦急。听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辽沈战役胜利的消息，他又是那样的欣喜若狂……
华罗庚不仅在心中关心着国家的命运，而且在行动上也表现出满腔的爱国热情。
在一次中国籍教授的聚会上，华罗庚曾进行了这样一番讲演：
“诸位，我们大家来到美国，并不准备久居，当初是因为在国内科学家无用武之地我们才出来的，现在，国内要民主、要科学的呼声越来越高，我情愿和同胞们站在一起克服困难，而不希望站在世外。我认为，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尽的义务。因此，如果谈希望的话，我希望回国和苦难兄弟们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
这时，美国正实行麦卡锡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战争的阴影还没有消失，“冷战”的恐怖气氛又接踵而至。美国一方面在国际上与苏联对抗，另一方面在国内清除所谓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打击进步的势力。
1945年3月，美国众议院以207票赞成、186票反对，将其臭名昭著的“非美委员会”改为常设机构。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国内通货膨胀指数急剧上升，在短短的一年中发生了3万多次罢工，共有450多万工人走上街头。非美委员会借机指责工会“已被共产党渗透”，极力煽动公众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迫害进步人士。
在美国国内，成千上万的华裔和亚裔被怀疑为“间谍”。他们不仅被非法传讯，不准寄钱给中国的亲人，甚至被禁止公开谈论自己的家乡，还有不少人因被指责“同情共产党”而受监禁、被驱逐甚至遭暗杀。
在美国工作的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也因被指责在战时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传讯。
此后，钱学森多次发现他的私人信件被拆，住宅电话被窃听，他的“国家安全许可证”也被吊销。直到他离开美国前，还一直受到美国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的监视。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华罗庚还积极地参加了留美中国学者和学生们争取回国的活动，担任了一个中国学生团体的负责人，他冒着很大的风险动员留学生们回国，公开表示爱国的愿望。
1949年末的一天，华罗庚十分高兴地从外面回到了他的寓所，一踏进大门，就大声喊道：“筱元，快把酒拿出来，今天咱们要好好庆祝一番！”
“发生了什么事？你竟高兴成这个样子！”吴筱元惊诧地问。
“祖国解放了。华顺来信了，叫我们快回去！”华罗庚一边说，一边从皮包中取出华顺的信。
吴筱元看了女儿的信：“北平解放了，全城一片欢腾，共产党廉洁奉公，解放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新中国的建设需要一大批爱国科学家参加，希望父母赶快回国。”
吴筱元看了这封信，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喃喃自语道：“终于解放了，一家人终于能够团聚了！”
她看了看华罗庚，问道：“走不走呢？”
华罗庚斩钉截铁地回答：“走！当然走！”说完他又深情地看了一眼妻子，说道，“这下好了，全家人能够团聚了，也省得你总为华顺和我之间的矛盾担心。”
吴筱元长出了口气，说道：“是啊，为了这次来美国，女儿对你的误会非常大，这次回国，你们之间的矛盾终于能够化解了。”
原来，吴筱元带着孩子们来美国时，华顺以为父亲是想长期在美国定居，不再回国。作为一名积极上进的年轻的共产党员，华顺为此和华罗庚闹了很大的别扭。
华顺向母亲坚决地表示不愿意去美国，她说：“我已经加入了共产党，我要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不能理解爸爸的做法，但我希望爸爸能在战争结束后，早一点回国奉献自己的力量。”
其实华罗庚接他们来美国，是因为当时得知全国的解放已成定局，而蒋介石正加紧撤离大陆的准备，并且准备把在海外的一部分社会知名人士和学者的家眷弄到台湾去。
得知这个消息，华罗庚的第一反应就是：坚决不能让妻子和孩子们到台湾去。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办理妻子和孩子们的护照。华罗庚原打算把家人接到美国临时居住，等国内的局势更明朗化了再做决定，没想到这个做法竟然受到大女儿华顺的强烈反对和误解。
为了这个误会，吴筱元没少花费心思去解释、去化解，可是效果不大。这次如果回国，那么一切的矛盾都能够迎刃而解了，她的心情也轻松了很多。可是想到华罗庚的事业，吴筱元又有点担心了，她说道：“罗庚，美国的工作条件好，你可能不断有新的成就出来，可是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具体什么政策咱们还不清楚，要不，你先在这儿观望些日子，我先回国看看。”
华罗庚摇摇头，说道：“你说的这些我都考虑过了，可是我现在恨不得马上回去，一刻也不能等了。学术研究固然是崇高的，但只有把它献给自己的祖国才更有价值。咱们还是为回国做准备吧。”
吴筱元看华罗庚心意已决，也不好再说什么，于是开始为回国进行准备。
华罗庚自信投奔新中国是不会错的。他一面积极地做回国的准备，一面仍旧到大学里去上课。这时候，华罗庚站在讲台的感觉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他觉得心里充满了自豪感：“我们的祖国站起来了，今天我站在这里，代表的是新中国的主人！”
寒假开始了，华罗庚以到英国讲学为名，设法搞到了全家人的船票，丢下豪华漂亮的汽车、宽敞的洋房和半年的工资，还有进行了一半的课题，乘上从圣弗朗西斯科出发的邮船离开了他工作4年的美国。
华罗庚一家绕道欧洲，经地中海，穿过印度洋抵达香港。一到香港华罗庚的心情立刻变得激动了起来，虽然这时候的香港还在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之下，但是它毕竟是中国的土地。“终于到家了！”这种感觉让久别的游子兴奋不已。
在香港逗留的几天时间里，华罗庚闭门谢客，酝酿了一封致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在信里他鼓励青年应尽快地回到祖国。
他在信上这样说：
朋友们：
道别，我先诸位而回去了。我有千言万语，但愧无生花之笔来一一地表达出来。但我敢说，这信中充满着真挚的感情，一字一句都是由内心吐出来的。
坦白地说，这信中所说的是我这一年思想斗争的结果。讲到决心归国的理由，有些是独自冷静思索的果实，有些是和朋友们谈话和通信所得的结论。朋友们，如果你们有同样的苦闷，这封信可以作为你们决策的参考；如果你们还没有这种感觉，也请细读一遍，由此可以知道这种苦闷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让我先从大处说起。现在的世界很明显地分为两个营垒：一个是为大众谋福利的；另一个是专为少数的统治阶级打算利益的。前者是站在正义方面，有真理根据的；后者是充满矛盾的。一面是与被压迫民族为朋友的，另一面是把所谓“文明”建筑在不幸者身上的。所以，凡是世界上的公民都应当有所选择：为人类的幸福，应当抉择在真理的光明的一面，应当抉择在为多数人利益的一面。
朋友们如果仔细地想一想，我们经受过移民法律的限制，肤色的歧视，哪一件不是替我们规定了一个圈子？当然，有些所谓“杰出”的个人，已经跳出了这个圈子。已经得到了特别“恩典”“准许”“归化”了的，但如果扪心一想，我们的同胞们都在被人欺凌，被人歧视，如因个人的被“赏识”，便沾沾自喜，这是何种心肝！同时，很老实地说，是现在他们正想利用这些“人杰”。
也许有人要说，他们的社会有“民主”和“自由”，这是我们所应当爱好的。但我说诸位，不要被“字面”迷惑了，当然被字面迷惑也不是从今日开始的。
我们细细想想，资本家握有一切的工具——无线电、报纸、杂志、电影，他说一句话的力量当然不是我们一句话所可以比拟的；这等于在人家锣鼓喧天的场合下，我们在古琴独奏。固然我们都有“自由”，但我敢断言，在手酸弦断之下，人家再也不会听到你古琴的妙音。在经济不平等的情况下，谈“民主”是自欺欺人；谈“自由”是自找枷锁。人类的真自由、真民主，仅可能在真平等中得之；没有平等的社会的所谓“自由”“民主”，仅仅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我们再来细心分析一下：我们怎样出国的？也许以为当然靠了自己的聪明和努力，才能通过考试获选出国的；靠了自己的本领和技能，才可能在这儿立足的。因此，也许可以得到一结论：我们在这儿的享受，是我们自己的本领；我们在这儿的地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
但据我看来，这里并不尽然的。何以故？谁给我们的特殊学习机会，而使得我们大学毕业？谁给我们必需的外汇，因之可以出国学习？还不是我们的同胞吗？还不是我们千辛万苦的父母吗？
受了同胞们的血汗栽培，成为人才之后，不为他们服务，这如何可以谓之公平？如何可以谓之合理？朋友们，我们不能过河拆桥，我们应当认清：我们既然得到了优越的权利，我们就应当尽我们应尽的义务，尤其是聪明能干的朋友们，我们应当负担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前巨大的任务！
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
但也许有朋友说：“我年纪还轻，不妨在此稍待。”但我说：“这也不必。”朋友们，我们都在有为之年，如果我们迟早要回去，何不早回去，把我们的精力都用之于有用之所呢？
总之，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可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朋友们！语重心长，今年在我们首都北京见面吧！
1950年2月归国途中
这封公开信，是华罗庚选择光明前途，投奔新中国的宣言书。字里行间闪耀着对新中国的憧憬和崇高的信念，它通过红色电波传遍了全世界，使漂流四海、无所依归的知识分子中有不少人找到了归宿，明确了方向，冲破种种阻挠回归了祖国的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