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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成就是由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唯有长期的积聚才能由点滴汇成大海。——华罗庚
被清华委以重任
1950年3月16日华罗庚回到北京，他草草安顿好全家后，就立即回到清华大学教书了。
回到这个久别的学府，华罗庚的心情无比激动，就是在这里，他从一个小会计成长为大学教授，就是在这里，他登上了数学的巅峰，可以说没有清华的栽培，也就没有他现在的成绩。
“清华！我回来了！”华罗庚在心中默念道，“我也会像当初的熊庆来教授一样，倾泻全部的心血和智慧，在这里培育出一名又一名的数学明星。”
华罗庚在清华担任的是数学系主任的职位，按理说大学主任的待遇应该很好了，可是新中国刚成立，华罗庚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还是很艰苦的。
一大家子人挤在清华大学的一间宿舍里，里面放上五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箱子后，几乎就没有什么空余的地方了。这里的条件和美国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
在华罗庚的眼里，物质的贫乏根本算不了什么，终于回归了祖国的怀抱，终于能够为祖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数十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种精神上的欣慰，超过了一切物质上的享受。
华罗庚把自己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到了热火朝天的新中国建设中。他十分清楚中国和发达国家在科学水平上的差距，但是他并没有气馁，而是怀着十二分的信心，马不停蹄地工作了起来。
华罗庚到清华大学后，就新开了两门功课，一门课是“初等数论”，另一门课是“群论”。除此之外，他还赶写了一本《数论导引》，给学生以帮助；并且准备写一本高深的数学方面的书。另外，他组织了一个讨论班，向国内研究数学的人讲述世界上最新的数学知识和一些研究方向。
此外，华罗庚还要出席各种会议。6月24日，他出国参加在柏林召开的东欧4个国家会议——德国科学院250周年纪念大会；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在布拉格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会议；在匈牙利召开的华罗庚是唯一的中国代表的数学会。至9月25日华罗庚才回到北京，在东欧整整待了3个月。
在访问东欧各国回来后不久，华罗庚接到了一个令他既激动又意外的通知：中国科学院请华罗庚对俄文版《堆垒素数论》进行修正和补充，准备出版中文版的《堆垒素数论》。
这块在心中放了多年的疙瘩终于解开了，华罗庚在这本中文版《堆垒素数论》序言中写道：
这一本小书能够用本国文字出版问世，是和人民民主政权分不开的。回忆一下，离初稿完成的日子已经12个年头了，离俄文版刊出的日子也已隔了6年。
在解放以前的漫长岁月里，这书刊出的问题，由即将出版、等待出版、一直演变至原稿搞得无影无踪，以至今天，在中国科学院的敦促之下，我还得从俄文本翻译出来付印。这些事实，有力地说明了旧的政权怎样腐化，怎样地不关心科学。而人民民主政权又是怎样地关爱科学成果。
1952年，中国科学院领导出面邀请华罗庚筹建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筹建工作十分困难，蒋介石政权将原来的研究院搬往台湾后，这里不仅缺乏研究人员，更缺乏资料和图书，当时研究院的唯一财产就是黑板、粉笔和板擦。
华罗庚的目光是远大的，在他回国以前，在美国预订了大量的美国数学会的杂志，如《数学学报》《数学评论》等。这时，这些杂志成了这里唯一的资料。
同年7月，在华罗庚的大力筹备下，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终于宣告成立，华罗庚被任命为第一任所长。
在研究所成立的那一天，华罗庚对所有的工作人员说：“我们的研究所说是一个研究机构，但实际上还不如一个数学系。某种程度上讲，目前，我们的力量尚不如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里的一个课题组。但是，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我们这些人。尽管困难是大的，但是为了改变落后的面貌，我们有信心。”
华罗庚带着信心成立了两个数学讨论班，一个是基础班；另一个是哥德巴赫问题讨论班。上课没有讲义，华罗庚亲自编写；没有人讲课，他亲自上台。
华罗庚常对学生们说：“你们现在的条件比我要好得多，我失学的时候只有借来的几本书，遇到难题也没有人教我，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气馁，自己放弃了，任谁都不能再将你拉起。”
华罗庚的工作是繁忙的，但是对学术的研究他始终没有放弃。从1930年算起，他在20年中发表的论文多达120余篇，其中在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的有《环之准同构及对射影几何的应用》《一个求极限的问题》等近20篇。他一生中为我们留下了200篇学术论文，10部专著，其中8部为国外翻译出版，有些已列入20世纪数学经典著作之列。此外，他还写了10余部科普作品。
由于华罗庚在科学研究上的卓越成就，他先后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法国南锡大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华罗庚的名字已载入国际著名科学家史册。
对于个人的成就，华罗庚认为是小事，为祖国培养出一批有用的人才在他的眼中才是大事。他训练学生的方法，大体上可分三个步骤：
第一，要求学生写一本可以使青年人循此进行某一分支研究的书，在写书的过程中，使学生们得到学习和锻炼的机会。
第二，帮助学生们在一个主题下，搞些专业资料，通过搞资料，使学生们认识到问题的主次。
第三，帮助学生们进一步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
在课堂，华罗庚本着从严执教的方针，不论是谁，只要答不出问题，就要挂黑板。
华罗庚的得意门生、大数学家王元，当时也毫无例外地在黑板上挂了两个小时。当时，王元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他拿着导师陈建功和苏步青的推荐信找到华罗庚，想让华罗庚收他做研究生。
华罗庚看了一下推荐信后，没有任何表示，只是让王元去上课。
不久，华罗庚在教室里考了王元一个题目：如何将二次曲线化成标准型，并用矩阵表示出来。
王元一听，有点蒙了，低着头不知所措。
“我看你是笨得很，这么容易的题目你都做不出来，学数学要学会联想。欧美国家的教授说我们的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太差，我看你就是这样。”华罗庚不留情面地说道。
满屋的人，悄然无声，王元在黑板前挂了两个钟头。
最后，华罗庚自扯篷自落篷了。他亲切地对王元说：“回去想想吧！”
当时王元的自尊心很受打击，甚至想赌气离开。但是做华罗庚的学生是他童年就开始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付出了很多努力，眼看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怎么能够放弃呢？于是，王元把华罗庚出的题目又进行了仔细的研究，第二天把结果交给了他。
华罗庚看后很高兴，答应了王元跟他学数论的请求。
有这样感觉的何止王元一个人，华罗庚的学生没有没挂过黑板的。大家对他是既怕又爱。严师出高徒，在华罗庚的领导下，国际数学舞台上倏然出现了一支新中国学派，他们所取得的成果令世界瞩目。
华罗庚当时正在壮年，他黎明即起，走到学生宿舍敲门：“起来！起来！起来！”把大学生都喊起来，或者是讨论问题，或是讲学，时间抓得很紧。
有一回，华罗庚和同学们讨论问题，谈论到很晚才去睡。谁知道，半夜，同学们睡得正香的时候，“当当当”，门外又响起了敲门声。
大家睡眼蒙眬地问道：“谁呀？大半夜的。”
“快开门，是我！”华罗庚那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
大家的睡意顿无，立刻爬起来，给华罗庚开门。
只见华罗庚手中拿着几张草稿纸，两眼烁烁有神，他兴奋地说：“今天讨论的问题，我有了新的发现。”
“哦！”大家有些敷衍。
华罗庚一听这语气觉得有点不对头，问道：“临走时，我让你们考虑的问题，你们想出答案了吗？”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先摇摇头，然后低下头，小声说：“实在太晚了，我们回来就睡了。想明早一起床，就接着研究。”
华罗庚听到这话，气呼呼地把那几张草稿纸往桌子上一甩，厉声说道：“你们都是年轻人，正是充满朝气的时候，天天就知道睡觉！想睡，回家睡去！明天一早都给我卷铺盖走人！”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大家吓得连忙聚在一起，研究起问题来。直至天色蒙蒙亮的时候，问题才有了满意的答案，大家这才松了口气，上床眯了一会儿。
到了早上7点钟的时候，大家全都起来了，抖擞精神向华罗庚家走去。想想夜里的情景，大家还有些心惊胆战，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让华师母帮忙说几句好话。
吴筱元看见同学们来了，急忙招呼大家吃早饭。可是大家的眼神都往屋里瞟，谁也不敢动。
吴筱元看见这情景，笑着说：“别看了，你们华老师一早就出去了。快坐下来吃饭吧。”
听说华罗庚不在家，大家这才放松心情坐了下来，一边吃一边和吴筱元说起昨晚的情景。
吴筱元听完，说道：“其实你们华老师回家后，挺后悔的，说自己的口气太重，还说你们年轻爱睡觉其实很正常，他只是太心急了。”
正说着，华罗庚进来了，大家看见他左手提着油条，右手拿着豆浆，急忙上前接了过来。
王元被大家推到最前面，怯怯地说道：“昨天您说的问题，我们已经研究出来了……”
华罗庚打断王元的话，对大家说：“昨天我的态度非常不好，我先向大家道歉。这些早饭就当是我赔罪了！”
大家一听这话，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大家像个孩子似的开始抢吃起来。
华罗庚和吴筱元在旁边看着这帮大孩子，开心地笑了。
虽然这次大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但是从此以后却没有一个人敢把问题留到第二天。
华罗庚为国育才，忘我工作。他几乎没有星期日，星期日也是整天地工作。晚上睡得也很迟。他和学生谈话，不乱扯家常，言必谈数学，满口谈的都是数学。
1956年春节，北京师范大学的助教严士健赶到华罗庚家里拜年，华罗庚一见到他，非常高兴。但二话没说，就勉励严士健：“希望你在新的一年中，对数学研究工作能够有质的变化。”
严士健牢记老师的教导，埋头苦干，一年中就考取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当研究生。
1957年春节，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陆启铿拄着两条拐杖来向华罗庚拜年，华罗庚见到他也是二话没说，又把去年赠给严士健的话转赠给他。
华罗庚对陆启铿说：“在数学研究工作中，从数量上说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希望你还要严格要求自己，从质量上能够有所提高。”陆启铿两条腿虽然有病，但在数学研究工作上，也和他的老师华罗庚一样，艰苦奋斗，从不懈怠，而且取得了数学研究的可观成绩。
春节——一个中国传统的节日，已经成为数学名家华罗庚的学生们来到华老师家里来拜年,也是交流数学问题的日子。他们师生聚在一起，谈不上几句家常话，就又把话题转到数学方面了。华罗庚鼓励大家：“要敢于大胆怀疑，独立思考。对于书本和教材中的错误，敢于提出批评，不要怕争论。真金不怕火炼，只有经过争论，才能辨明是非。”
在华罗庚的领导下，数学研究所从一穷二白的状态慢慢成长为对全国都有很强影响力的科研机构，这里名家会集，各显其能。
陆启铿现在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副所长，回忆华罗庚为党为祖国，在数学研究所容纳各种专长的人才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时说：
“在那期间，曾在数学研究所工作而后为学部委员的有胡世华、吴文俊、冯康、庄逢甘、郑哲敏、胡海昌等，在今天都是独当一面，肩负着数学、应用数学、力学、计算机科学或国防研究的重任，并且因为工作的需要，先后到新成立的研究所去工作了。可见数学研究所起了一种很好的储备各方面人才的作用。”
1956年前后，由于我国科学研究工作发展的需要，数学所许多出色的研究人员先后分离出去。同时，数学研究所培养出来的新一代数学家，也开始崭露头角。
陆启铿回忆说：“而且还吸引了一大批年轻有为的访问学者，当时的数学研究所是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数学研究所涌现出来的新一代人物有越民义、万哲先、龚升、丁夏畦、王光寅、张千里、戴元本、陈平、王元、吴方、陈景润等。不仅如此，中国数学界的老前辈熊庆来教授，也于此时从法国归来，后来熊老又培养出杨乐、张广厚等年轻数学家，这些新一代数学家，后来有5位是学部委员，3位是研究所所长。
“这一时期到过数学所的年轻有为的访问学者有钟同德、林坚冰、谢晖春、严士健、齐民友、董光昌、许绍廉等，最高峰是1958年，接受了上百名的访问学者，比数学所固定的研究人员还多。这样，数学所的影响遍及全国。”
悉心培养人才
自从华罗庚回国后，他就把发现和培养人才作为己任。在他身边工作的人，不管是谁推荐的，要是没有真才实学，华罗庚坚决不收。若是被他看中的，只要你愿意，他会千方百计把你挖过来。
有人曾经开玩笑地和华罗庚说：“你看你这里，哪里像是个数学研究所啊，简直就是个残疾人学会。”
其实这话也有几分道理，所长华罗庚因为早年的伤寒落下了左腿的残疾，虽然在美国时得到了治疗，但是和正常人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研究员陆启铿因为小儿麻痹，双腿行走困难；研究员陈景润“怪癖”“健忘”“似痴若愚”。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团队，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每当和华罗庚说起培养人才，他总是谦虚地说：“我这都是按照毛主席的嘱托做的。”
1952年的一天，夜幕降临了，中南海碧波荡漾的湖水和湖堤上的翠柳红花隐没在一片苍茫的暮色中。
华罗庚坐在吉普车上向怀仁堂的方向驶去。他一边催促着司机快点，一边还在不停地写着什么。
司机说道：“华教授，今天是什么活动啊，您这么着急？”
华罗庚放下笔说道：“是场文艺演出，是为全国政协代表们举办的，去晚了不太好。”
“哦，对了，华教授，您这忙着什么呢？”
华罗庚重新放下笔，回答道：“是演讲稿，不是为了赶它我也不会迟到的。”
说完话，华罗庚又开始写了起来。司机透过后视镜看见华罗庚如此地认真，也不好再打扰，于是专心致志地开车，不再说话。
不一会儿，到了怀仁堂，华罗庚看了看表，离演出开始还差1分钟，他连忙收拾收拾东西，向演出大厅走去。
这时候，大厅的灯光都已经熄灭了，大家正屏住呼吸等待演出的开始。华罗庚借着从门缝中透过的一点光线，艰难地摸索着他的座位。
忽然，他看见在前面七八排的位置上有人在向他招手，并用手指了指身边的空位子。华罗庚高兴地顺着手指的方向走了过去，他坐定后向前面一看，发现这个位置非常棒。
他自言自语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看来我的运气不错嘛！”
“谁说你这大数学家的运气坏了？”
听到有人说话，华罗庚猛然想起刚才向他招手的那个人，他扭过头一看，呀，竟然是毛主席！
华罗庚一下子呆住了，刚刚被擦干的汗水，因为激动一下子又冒了出来。
看到这种场面，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话首先向华罗庚问好。华罗庚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连连说：“好好，我好。毛主席您也好！”
毛泽东轻轻地拍了拍华罗庚的肩膀，说道：“我也是贫苦人家出身的，咱们两个都一样。”接着他又诙谐地说：“要不你就当我是一道数学题好了。”
听了毛泽东这亲切的话语，华罗庚的心情也平静了下来，两个人愉快地交谈了起来。
毛泽东问道：“罗庚同志，工作上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一切都挺好的。”
“咱们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条件肯定比不上美国，但是要有信心，我们一定能够超过美国的。”
“嗯！”华罗庚郑重地点了点头，说“我相信我们的国家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赶上并超过那些西方大国。”
毛泽东听了点点头，又说：“你能够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回到祖国的怀抱，起到了一个榜样的作用，在你的带动下，一批又一批海外学者都回来了。为此我代表党中央，得好好感谢你啊！”
“主席竟然感谢我！”华罗庚的血又沸腾了。
毛泽东继续说道：“现在国家的建设需要大批的科学人才，罗庚同志，你可要担负起培养人才的重任啊！”
“主席，您放心，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华罗庚连忙答应说。
又谈了一会儿，两人便聚精会神地看起戏来，毛泽东看着台上的京戏，讲了许多典故，华罗庚是个京戏迷，他和毛泽东谈得很投机。
这是华罗庚与毛泽东的第一次接触，从此，毛泽东的嘱托便铭刻在华罗庚的心中：要为劳动人民培养出更多的好学生来。
华罗庚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嘱托，他的学生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以一个个惊人的成果脱颖而出了。
王元在1956年至1957年，将苏联数学家布赫希塔布的（4＋4）改进为（3＋3）；1962年，潘承洞证明了（1+5）；1963年，潘承洞、苏联的巴尔巴思和王元又都证明了（1＋4）；1966年，陆启铿的一个猜想，被国际数学界称为“陆启铿猜想”等。
在华罗庚的众多学生中，最令他激动的是那个和他有着相似经历的，后来被称为“哥德巴赫猜想第一人”的陈景润。
陈景润于1933年5月22日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他从小是个瘦弱、内向的孩子，却独独爱上了数学。演算数学题占去了他大部分的时间，枯燥无味的代数方程式使他充满了幸福感。
陈景润在福州英华中学读书时，有幸聆听了清华大学调来的一名很有学问的数学教师沈元讲课。
沈元给同学们讲了一道世界数学难题：“大约在200多年前，一位名叫哥德巴赫的德国数学家提出了一个命题。他在给俄国圣彼得堡的数学家欧拉的信中写道：
随便取某一个奇数，比如77，可以把它写成3个素数之和：77=53+17+7；再任取一个奇数，比如461，461=449+7+5，也是3个素数之和，461还可以写成257+199+5，仍然是3个素数之和。这样，我发现：任何大于5的奇数都是3个素数之和。但怎样证明呢？虽然做过的每一次试验都得到了上述结果，但是不可能把所有的奇数都拿来检验，需要的是一般的证明，而不是个别的检验。
欧拉认为哥德巴赫的这个命题看来是正确的，但是他也给不出严格的证明。同时欧拉又提出了另一个命题：“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但是这个命题他也没能给予证明。
不难看出，哥德巴赫的命题是欧拉命题的推论。事实上，任何一个大于5的奇数都可以写成如2N+1=3+2(N－1)，其中2(N－1)≥4。若欧拉的命题成立，则偶数2N可以写成两个素数之和，于是奇数2N+1可以写成3个素数之和。从而，对于大于5的奇数，哥德巴赫的猜想成立。
但是哥德巴赫的命题成立并不能保证欧拉命题的成立。因而欧拉的命题比哥德巴赫的命题要求更高。现在通常把这两个命题统称为哥德巴赫猜想。
欧拉和哥德巴赫在有生之年都没有将这个猜想证明出来。在1900年，伟大的数学家希尔伯特在世界数学家大会上作了一篇报告，提出了23个挑战性的问题，哥德巴赫猜想就是其一。
200多年来，这个哥德巴赫猜想之谜吸引了众多的数学家，从而使它成为“世界数学界一大悬案”。
讲到这里，沈元老师还打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数学是自然科学皇后，‘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后王冠上的明珠！”
这引人入胜的故事给陈景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哥德巴赫猜想”像磁石一般深深地吸引着陈景润。
1953年，陈景润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作为优秀的毕业生，他被分配到了北京最好的中学——北京四中教书。这位养成了离群习惯的大学毕业生，一到这些活泼可爱的学生当中，简直无法应付。在京一年内他病了6次，住了3次院。
没有办法，陈景润只好回家，后来迫于生计，他办起了报摊，为了躲避工商税务的检查，他还突发奇想将厦门大学的毕业证书当做执照摆在书摊最显眼的地方。
他的这个举动为报摊招揽了很多的生意，同时也招来了厦门大学的校长王亚楠，看见自己学校的高才生在这里办报摊，实在是大材小用，于是把他“捡回”厦门大学，让他当了一名图书馆的资料员。
陈景润每天除了整理图书资料外，还担负着为数学系学生批改作业的工作，尽管时间紧张、工作繁忙，他仍然坚持不懈地钻研数学科学。那时候，陈景润对数学论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系统地阅读了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
这本《堆垒素数论》陈景润一共拜读了20多遍，重要的章节阅读过40遍以上。在这期间，陈景润还按照自己的思路演算。
在长期的刻苦钻研之下，他发现《堆垒素数论》中的“塔内问题”似乎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于是他就根据自己的看法，写了以“塔内问题”为题的论文。
陈景润怀着兴奋、惶恐的心情，将论文呈给李文清教授过目。在这篇论文中，陈景润不但提出了“塔内问题”可以改进的地方，而且还提出了具体改进的意见。
李教授看完这篇论文非常欣赏，把它寄到了北京，1956年，转到了华罗庚的身边。
《堆垒素数论》问世以后，国内外数学家对其推崇备至，从来没有谁提出还有需要商讨的地方，想不到一名大学图书管理员竟提出“有的地方似乎值得改进”的意见。
华罗庚的得意门生王元先仔细研究了这篇论文，随后他找到华罗庚，说道：“华老师，这篇‘塔内问题’虽然文章写得很乱，但里面的论证是对的。陈景润利用高次多项式对应的三角和的中值公式，处理低次多项式对应的三角和的中值公式。对苏联科学院研究所所长维诺格拉多夫和您的两种不同方法结合运用得很好。”说完，就把论文交给了华罗庚。
华罗庚听了王元的汇报，高兴极了，他认真地看了陈景润对他的著作提出的改进意见，边看边点头。
看完后，他问道：“有谁知道这个陈景润是干什么的？”
“据说大学刚毕业，在图书馆里工作。”有一位学生回答道。
“后生可畏啊！他很有想法！很有培养前途！”说完，华罗庚又看了看在座的人，批评道：“你看看你们，每天都在我的身边，怎么就不知道给我的书提点意见呢？”
说到这，他又面露微笑地说：“倒是这个千里之外的小伙子，竟然把我的书读得那么透。”
在座的学生听了，越发钦佩华罗庚虚怀若谷的精神，也对自己的学习不认真感到很惭愧。
华罗庚和当年的熊庆来一样求才心切，思贤若渴，希望尽快地见到这个年轻人。
他吩咐王元：“给陈景润发个请帖，就说我请他作为特邀代表，到北京来参加数学讨论会，请他到会作报告。”
华罗庚的好友赛尔伯格曾经说过：“要是华罗庚像他的许多同胞那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仍然留在美国的话，毫无疑问，他会对数学作出更多的贡献。另一方面，我认为，他回国对中国是十分重要的，很难想象，如果他不曾回国，中国的数学会是什么样。”
中国的数学会是什么样，现在已无法猜测，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华罗庚如果不曾回国，陈景润的命运和遭遇必定与现在不同。
1956年，陈景润应邀来到了北京，华罗庚约他在北京西苑饭店的会客室见面。
这次见面由于时间关系两个人只是随便聊了两句，华罗庚对陈景润的论文“塔内问题”给予了肯定，同时告诉陈景润，明天的大会上会让他作报告，让他好好准备一下。
虽说华罗庚已经提前通知陈景润让他做好准备，但是在大会上，不善言辞的陈景润还是出了丑。陈景润站在讲台上，看见台下坐着30多位自己的前辈、老师，心情更加窘迫，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他在黑板上写了题目，磕磕巴巴地讲了几句，然后又转到黑板上写了起来，写了几句，转过身刚想说话，可是只说了一个“我”字，就卡住了，没办法又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了起来。
就这样反反复复几次，台下的听众开始小声地议论起来了。看到这种情景，华罗庚二话没说登上台，对大家说道：“陈景润普通话说得不好，怕大家听不明白，现在我替他介绍。”
讲完以后，华罗庚还做了评论性的发言，高度评价了陈景润的成果。作为“听众”的陈景润，被华罗庚这种长者的风范深深地感动，眼泪差点夺眶而出。
通过这几天的短暂接触，华罗庚对陈景润有了初步的了解，他认为这个青年人勤奋好学，具有极高的数学天赋，当然了，这个年轻人身上的缺点也不少，但是那些在华罗庚的眼里已经微不足道了。
在会后，华罗庚亲切地问陈景润：“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和你们学校商量商量，把你调到北京来工作。”
1957年，在华罗庚的积极努力下，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致函厦门大学，要求商调陈景润到数学所工作。
由于陈景润在厦门大学数学系的工作无人接替，厦门大学暂不同意放人。
1957年3月，华罗庚委托陆启铿利用参加厦大校庆科学研讨会的机会，再一次与厦门大学商榷调动陈景润的事宜。1957年9月，在华罗庚的直接关心下，陈景润终于调到了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工作。
陈景润回忆在中科院工作的日子时说：
“我从一个学校图书资料室的狭小天地走出来，突然置身于全国名家、高手云集的专门研究机构，眼界大开，如鱼得水。”
“在数学所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华罗庚教授的亲切指导和帮助下，我在这里充分领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论研究成果，使我耳目一新。当时数学所多次举行数论讨论，经过一番苦战，我先后写出了华林问题、圆内整点问题等多篇论文。”
“这些成果也凝结着华老的心血，他为我操了不少心，并亲自为我修改论文。我每前进一步都是同华老的帮助和指导分不开的。正是华老的教导和熏陶，激励我逐步地走到解析数论前沿的。他是培养我成长的恩师。”
陈景润到了数学研究所后，最令他感兴趣的是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中心的数论讨论班。中学时代沈元老师讲的那些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问题，早就在他的心底扎下了根，现在终于能够接触这方面最先进的知识了，陈景润决定向哥德巴赫猜想进军。
哥德巴赫猜想虽然早在1739年就提出来了，但是直至20世纪20年代，才有人敢开始向它发起挑战。1920年挪威数学家布朗用一种古老的筛选法证明，得出了一个结论：任何大于特定大偶数N的偶数，都可以表示为两个殆素数之和的形式，且这两个殆素数只拥有最多9个素因子。
所谓“殆素数”就是素数因子，包括相同的与不同的个数不超过某一固定常数的奇整数。例如，15＝3×5有2个素因子，27＝3×3×3有3个素因子。
此结论被记为“9+9”。这种缩小包围圈的办法很管用，数学家们于是从“9+9”开始，逐步减少每个殆素数里所含素因子的个数，直至使每个殆素数都是奇素数为止。
1930年，苏联数学家希尼列尔曼解决了较弱的哥德巴赫猜想，即：每个正整数都是不超过S个素数之和，此处S为一个常数；1937年，苏联数学家维诺格拉多夫基本上证明了关于奇数的哥德巴赫猜想，即：证明了充分大的奇数都是3个奇素数之和。
早在20世纪30年代，华罗庚就研究过哥德巴赫问题，在1938年，他证明过：“几乎所有的偶数都是两个奇素数之和”，即：关于偶数的哥德巴赫猜想，对于绝大多数偶数都成立。
至1957年世界上关于哥德巴赫猜想最先进的理论是王元证明的“3+3”和“2+3”。
陈景润确定了自己的目标以后，就开始了脚踏实地的研究工作。
每天天不亮陈景润就夹着书本，起身到图书馆，他在这里一待就是一整天。除了偶尔喝口水，啃几口干馒头外，就是不停地阅读、思考和演算。数学被很多人认为是一门枯燥乏味的学科，但陈景润在数学的王国里却找到了快乐的天堂，乐而忘返。
陈景润对数学的痴迷已经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有一次，他吃完中午饭，摸摸脑袋，发现头发太长了，心想：“应该快去理一理，要不，别人看见了，还当我是个姑娘呢。”
于是，他放下饭碗，就跑到理发店去了。理发店里人很多，大家挨着次序理发。陈景润拿的牌子是38号。
他看了看这个牌子，又看了看外边的天色，心想：“轮到我还早着哩。时间是多么宝贵啊，我可不能白白浪费掉。”
他边想边走出了理发店，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凭着上边的笔记开始演算了起来。
突然他卡住了，原来有个地方的笔记因为当时笔没墨水了，所以写得不是很清楚。陈景润是那种较真的人，看到不清楚的东西，他是一定要弄清楚的。于是他起身就往图书馆的方向走去，边走边想：“我回去查书弄清楚后再回来，还能赶得上理发呢。”
陈景润到了图书馆，就像鱼儿回到了大海，他在这里一待，立刻忘记了一切。眼睛里只有书，心里想的只有知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陈景润才从书本中回过神来，他一拍脑门：“哟!还想着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就走呢，谁知道一看上书就什么都忘记了，竟然又多看了好几个问题。”
想到这儿他急忙起身往理发店走去。等他到了理发店，人家早就打烊下班了。
陈景润摸了摸自己的头发，自言自语道：“全是你的错，害得我来回跑了两趟，浪费了那么多时间，结果还没有理成，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陈景润回到他住的宿舍后，干脆自己拿起剪子，也不照镜子，就三下五除二地把头发剪短了。
第二天，大家看见陈景润那参差不齐的头发时，全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除了为了读书忘记理发外，陈景润还多次因为看书太入神，而被关在图书馆里。甚至有一次，他边走边读，竟然撞到了电线杆上，他不仅没有反省自己，反而头也不抬地埋怨道：“谁啊，也不看着路，竟然撞我！”
平时，陈景润那副如醉如痴的样子，一般人见了很不理解，诸如上面描绘的笑话传开以后，人们都不明缘由地怪罪起华罗庚来。说：
“那么多人向华教授推荐人才他不要，他自己偏偏看重了这个陈景润，这陈景润到底有哪儿好，他典型就是一个怪人！”
陈景润听到大家对他的议论后，找到华罗庚说：“我想回厦大！”
华罗庚不解地看了看陈景润，问道：“这里有什么不好吗？”
“没有，这里一切都非常好，但是我还是想回去。”
听了这话，华罗庚更加不解了。
这时，华罗庚妻子吴筱元插嘴道：“景润，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风言风语了？”
陈景润默不做声了。
华罗庚非常严肃地对陈景润说：“那些话我也听到了，你不要理会别人怎么评价你，你只要搞你的学问。不管什么时候，你都不能停止数学研究。”
“华老师，我想离开这里，不是因为在意别人怎么说我，而是不能容忍别人那样说您。”
吴筱元听了这话，抢先说：“景润，你想得太多了。你们华老师最在意的不是别人怎么说他，而是你听了别人的话后怎么去做。如果他真的在意别人的说法，那么你想想，你现在还会在北京吗？”
陈景润激动地说道：“师母您说得对，如果华老师在意别人的看法，那么当初我给他写信提出我的不同观点时，他就会把我给封杀了，哪里还能让我上北京来呢！”
华罗庚欣慰地说：“你明白就好！时间不早了，让你师母去做饭，今天就在我这里吃吧。”
看着这位像父亲一样的恩师，陈景润含着眼泪点了点头。
不久，华罗庚在一次大会上，把陈景润树立为“安、钻、迷”的代表，鼓励他搞科学研究的似痴若愚精神，号召年轻人向他学习。
不管人们对陈景润褒也好，贬也好，华罗庚都不改初衷，必要时便站出来保护他。1963年，全所科技人员提职时，华罗庚顶住多方压力，极力赞成将陈景润从实习研究员提升为助理研究员。
事实证明，华罗庚的眼光没有错。1966年，年仅33岁的陈景润在《科学通报》上发表《表达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2”的论文，这成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的里程碑。
1973年，陈景润完成了对“1+2”证明的修改。一天，他兴冲冲地走进了王元的办公室，将修改后的“1+2”证明，递给王元，请他帮忙修改。
经过认真的研究后，王元惊喜地发现，他的这位“师弟”，作出了超越前人的独创性成果，既超过了国内的水平，也超过了国际上的先进水平。
王元不愧是华罗庚的学生，看了陈景润的论文，他自豪地对别人说：“咱们在数学领域里干了这么多年，真正领先的成果不是那么多。陈景润在这个问题上是下了工夫的，国内外解决哥德巴赫猜想的办法已经不多了，陈景润把‘油水’都挤干了！陈景润的高度创造性与百折不挠的精神，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
除了研究结果领先外，王元还发现，陈景润在论证方法上也有突出的创造性，他以国际上通用的加权“筛法”为基础，成功地计算出了将偶数表为某种类型的一个素数与三个素数之积的和的表示法的上界，从而证明大偶数都可以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
很快，王元欣喜地向华罗庚报告了这件事，华罗庚也非常高兴，他说：“过去陈景润似痴若愚地钻研，终于钻研出了成绩，你代我向他好好地祝贺一番。”
其实王元的心里清楚，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取得的成就与华罗庚是分不开的，但是在这里，华罗庚除了真心的祝福外，没有一点报功的意思。
不久，陈景润的这篇“1+2”的论文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论文全文发表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它就像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突然抛进了国际数学界。数学家们从世界各地迸发出一片赞叹声：
在数学研究所，华罗庚的一批学生，在解析数论方面作出了出色的成绩。近年来，那里所得到的杰出成果是陈景润的定理。这个定理，是当代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方面最好的成果。
“陈氏定理”构成了筛法理论的光辉顶峰！
华罗庚利用陈景润在国际上的名声正旺，于是向有关组织和中央领导人汇报，要求组织上对陈景润进行保护。
1973年4月25日凌晨3时，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武衡亲自派人去把陈景润带到清华大学，向他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关怀。几天之后，陈景润被送进医院养病，陈景润患腹膜结核症，长期低烧盗汗。
等到陈景润的一切都安排妥当后，华罗庚才由衷地露出了微笑。
华罗庚除了给予陈景润学术上的指导和帮助外，还教会了他的学生如何对待困难和挫折，如何选择人生的道路。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陈景润两次出国访问、讲学。出于对老师的尊敬，每次出访之前他都要到华罗庚家道别、请教。
华罗庚曾当面对陈景润和陪同他前来的李尚杰说：“景润的工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数学领域最好的成果。”
陈景润则谦虚地说：“谢谢华老师，您过奖了，都是因为华老的栽培，我才有今天的成绩。”
坐在一边的华罗庚妻子忍不住插话说：“景润是够用功的，刚才你没回来，等你的几分钟，他还拿出书来看呢。”
华罗庚赞许地看着学生，满意地点了点头。
有人曾经问华罗庚：“你的学生当中你认为谁最令你感动？”
华罗庚回答道：“我的学生的工作中，最使我感动的是‘1+2’。”
陈景润走后，华罗庚妻子说道：“‘1+2’，可能让陈景润的声望在你之上，你亲手培养了一个对手，你不后悔吗？”
华罗庚听了这话笑了，说：“怎么可能是对手呢，科学本身就是相互连贯的，只有踩着前人的肩膀才能够不断地前进。都是为科学，为了同一个目标，哪里能够说是对手呢？再说了，陈景润是我的学生，看见他有今天的成绩，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后悔!要说后悔，那就是后悔自己发现的人才还太少……”
华罗庚不光在工作学习中给自己的弟子以帮助，在生活上，对自己的弟子也是关爱有加。
当得知陈景润患帕金森氏综合征时，华罗庚十分难过，他说：“可不能让陈景润得这种无法工作下去的病呀！”
1985年，华罗庚在出访日本前，亲自到中日友好医院去探视正在住院治疗的陈景润，并对他说：“中日友好医院神经科王国湘主任检查我也可能患有帕金森氏综合征，等我回国后，咱们都在这儿住院。”
谁知，这一面竟成了这师生两人的最后诀别。
当华罗庚去世的消息传来，抱病的陈景润万分悲痛，泣不成声，他嘴里不停地念叨：“华老走了，支持我、爱护我的恩师走了。”
1985年6月21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华罗庚骨灰安放仪式。此时，陈景润已是久病缠身，既不能自主行走又不能站立。
数学所的领导和同事们都劝陈景润不要去了，但陈景润说：“华老如同我的父母，恩重如山，我一定要去见老师最后一面。”
在他的坚持下，家人帮他穿衣、穿袜、穿鞋，由别人把他背下楼去。到了八宝山，大家建议陈景润先坐在车里，等仪式结束以后再扶他到华罗庚的遗像骨灰盒前鞠躬致敬，但他坚持要和大家一样站在礼堂里。
因参加仪式的人太多，大家怕他摔倒，只好由3个人一左一右架着胳臂，后边一个人支撑着。就是这样，陈景润一直坚持到华罗庚骨灰安放仪式结束。追悼会开了整整40分钟，他就硬撑着站了40分钟，40分钟里他一直在哭，在流泪。
陈景润对自己的恩师评价很高，他说：“我的导师华罗庚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作为人，他的人格非常高尚，他对自己弟子们的关爱，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没有华老师精神上的鼓励和学术上的指导，我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果。而他自己在数论研究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更是我们数学界的楷模。我不知道这一辈子怎么报答华老师。”
华罗庚用他辛勤的汗水和高尚的人格，为我国数学界培养出了不少出类拔萃的人才，其中最出色的有：代数方面成就最大的是万哲先；在函数论方面有创造的是陆启铿；在数论方面有重要贡献的有王元、陈景润等。
在半个世纪中，我国数学界受华罗庚教益的，早期有他的合作者段学复、阂嗣鹤、樊税、徐贤修等人。
新中国成立后，受华罗庚直接教育、培养而后在国际数学界享有盛名的人就更多了，除陈景润、王元、陆启铿之外，还有越民义、裴定一、万哲先、龚升、许孔时、吴方、魏道政、严士健、潘承洞、钟家庆、孙继广、冯克勤、陆洪文、那吉生、徐伟宣等。为国民经济建设从事数学普及工作的得力助手有陈德泉、计雷、李志杰等人。
华罗庚没有愧对毛泽东的嘱托，没有愧对人民对他的信任。
计算机界的功勋
众所周知，华罗庚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但是可能有很多人还不知道，对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诞生，华罗庚还是一位奠基人和主要的创始人。
早在1947年，华罗庚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客座讲师的时候，就与被后人称做“计算机之父”的约翰·冯·诺依曼相识。
冯·诺依曼是美籍匈牙利人，1903年生于匈牙利的一个银行家的家庭。鉴于冯·诺依曼在发明电子计算机中所起到关键性作用，他被西方人誉为“计算机之父”。除此之外，他在经济学、物理、化学方面也有相当的造诣，被人们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全才之一”。
现在一般认为ENIAC机是世界上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不过，ENIAC机本身存在两大缺点：一是没有存储器；二是它用布线接板进行控制，甚至要搭接几天，计算速度也就被这一工作抵消了。
1944年，冯·诺依曼正在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该工作涉及极为困难的计算。为此，冯·诺依曼所在的阿拉莫斯实验室聘用了100多名计算员，利用台式计算机从早到晚计算，可还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那无穷无尽的数字和逻辑指令如同沙漠一样把人的智慧和精力吸尽。
被计算机所困扰的冯·诺依曼在一次极为偶然的机会中知道了ENIAC机的研制计划，从此他投身到计算机研制这一宏伟的事业中。
1945年，在冯·诺依曼的带领下，ENIAC机研制小组发表了一个全新的EDVAC方案，即存储程序通用电子计算机方案。
EDVAC方案明确奠定了新机器由五部分组成，包括：运算器、逻辑控制装置、存储器、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并描述了这五部分的职能和相互关系。
1946年7月至8月间，冯·诺依曼和戈尔德斯廷、勃克斯在EDVAC方案的基础上，为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研制IAS计算机时，提出了《电子计算机逻辑设计初探》的设计报告。由此，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计算机热”。
当时，冯·诺依曼对华罗庚在数学上的造诣和成就非常赞赏，他邀请华罗庚参观了他的实验室，并且和华罗庚讨论了许多相关的学术问题。
在那时，这位非常有远见的数学家，已经意识到计算机是科学发展新的生长点，并想着手进行计算机方面的研究。
华罗庚回国以后，仍念念不忘在中国要开展电子计算机的研究，而那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很多人还不知道计算机为何物。华罗庚迎难而上，开始积极倡导和组织这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物色从事计算机研究的人选。在现在，这个问题简直太容易解决了，随便上哪所大学、哪个研究机构都能够找到几个计算机方面的专家。但是，在1952年，别说找这方面的专家，就是找稍微懂点计算机的人，都非常困难。
华罗庚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电讯网络研究室的主任——闵乃大教授。
当时，正赶上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一些新院校成立的同时，一些旧院校被合并，还有一部分机构撤销，而闵乃大教授所在的清华大学电机系电讯网络研究室就在被撤销的行列中。
华罗庚认为闵乃大是电讯网络专家，而且他所在的部门已经被撤销，所以让他现在从事计算机研究是最佳方案。
因为同在清华，所以华罗庚和闵乃大很早就相识，当华罗庚把自己的想法和闵乃大说了以后，闵乃大有些犹豫，他说：“我在德国的时候，听说过计算机，据说那是个能够进行快速运算，而且计算极为精确的机器。但是我现在正在忙着写关于电讯网络方面的专著，我想目前我没时间去搞计算机方面的研究。”
听了闵乃大的婉言拒绝，华罗庚没有气馁，他说道：“闵教授，我知道你在电讯网络方面的造诣很深，你写这方面的专著，对国家电讯网络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计算机的研制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它的研制成功将使各行各业都如虎添翼。”
闵乃大有些犹豫，说道：“让我再想一想吧。”
华罗庚看见闵乃大有些犹豫，也就不再勉强，而是说道：“你先考虑一下，但是你要给我介绍几个研究计算机的人选。”
闵乃大听完笑着说：“华教授您真是学数学的，方法一不行就用方法二。”
华罗庚听完这话也笑了：“你比我熟悉你们那个领域的人，就当帮我一个忙好了。”
闵乃大沉思了一会儿，说道：“我这里还真有两个人选。一个叫做夏培肃的女同志，她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是中央大学工学院电机系的高才生，曾出国留学，获得了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博士学位。她刚回国不久，以后究竟从事哪方面的研究工作还没有决定。”
听完对夏培肃的介绍，华罗庚点了点头，又问：“那另一个呢？”
“另一个叫做王传英，是我们电机系的高才生。”
华罗庚听完后，又向闵乃大分别要了夏培肃和王传英的地址，想对他们两人分别进行拜访。
夏培肃是受了华罗庚回国后所写的“致全体留学生的一封信”的感召而回国的，所以华罗庚的到访令她惊喜交加。当得知华罗庚来访的目的是邀请她参加电子计算机的研究时，夏培肃立刻点头答应了，并且说道：“我在英国的时候就已经对计算机充满了好奇，没想到竟然有幸参加它的研制工作，而且是在华教授您的领导下，我真是太高兴了，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
同时夏培肃还帮助华罗庚说服了闵乃大和王传英参加计算机的研究。就这样，计算机研究最初的三人小组形成了。
1952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他们3个人到华罗庚家拜访。当时华罗庚住的地方就在清华园里面，数学研究所旁边。
当时那个房子是政府专门为华罗庚修建的，一栋平房。中间是客厅，客厅比较大，沙发上、所有的桌子和台子上面全是书和杂志期刊。
华罗庚热情地招待了他们三人，对他们愿意参加计算机的研究表示非常高兴，又对他们讲了讲计算机的前景和重要性，最后向他们说了说目前所面临的困难。
华罗庚说：“你们看见我这一屋子的书了吗？这些都是我认为可能记载了计算机方面资料的书。但是我查阅了一下，很令人失望，里面有关的资料非常少。现在国际上有关计算机的资料是保密的，特别是对咱们国家，这方面的资料更加封锁。资料是现在咱们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你们有信心克服吗？”
夏培肃抢先回答：“没关系，我们可以在外刊上去找，我可以动员我在英国的同学们帮我去找。”
闵乃大和王传英也纷纷表示：要干就要干好，要知难而进。
华罗庚看着这3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仿佛看到了新中国计算机的希望。
不久，华罗庚安排闵乃大、夏培肃和王传英从清华大学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并成立计算机研究小组。
随后，在华罗庚的带领下，他们不畏困难，从英文期刊中查找零散的有关计算机方面的文章，经过大半年的准备以后，终于初步搞出了研制电子计算机的技术资料。
夏培肃在回忆计算机开始发展的时候说：
那时候一切都从零开始，什么都没有！
那些数学所的人根本不知道电是什么东西，电线都害怕，怕触电。后来我们要做无线电实验，需要电表，结果就请他们采购员采购。他也不懂那些，结果买了一个电力方面用的电表，多少安培的那种，我们都觉得很可笑，因为我们用的都是毫安什么的，都是无线电用的电表。反正和他买的不是一回事情。完全是外行，所以很费劲，后来都是我们自己去买。
而且那时刚解放，很多东西都没有，有时候就在旧货摊上去收一点东西。
1954年，计算机研究小组从华罗庚任所长的中国科学院数学所转到了钱三强先生领导的物理所。这些并没有影响华罗庚对计算机研究的激情，他仍然像以前一样，积极地从事着计算机的研究工作。
1956年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国家制定了我国科学12年的远景规划，其中计算机技术、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喷气技术等被列为国家急需的紧要项目，同时指出应立即筹建其专门的研究机构，集中人力物力大干快上。
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华罗庚组织了一系列的报告会，对计算机技术进行规划。这次规划对我国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为我国计算机事业的起步确定了正确的原则，同时也提出了具体的、有力的指导思想。
作为计算机技术规划组组长，华罗庚在这次规划中发挥了很好的领导作用。规划组中有26名各方面的专家，另外还有担任顾问的苏联专家，他们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第一个问题是发展我国计算机技术，首先依靠苏联还是依靠我们自己。当时苏联认为中国研究计算机的条件还不成熟，最好选送一支队伍到苏联去学习，在苏联的帮助下研究计算机，连人带计算机一起带回来。
华罗庚听了大家讨论以后，最后统一思想：“我们应该立足于国内，选送去的只是少数人，在国内可以比较快地培养更多的、大批的专家人员，所以在国内研究计算机，可以更好地建立起我们自己的计算机设计队伍、计算机工业生产队伍、计算机应用队伍和管理队伍。”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在国内开展计算机研究。当时有很多人主张：很多单位同时开展研究，遍地开花。后来，华罗庚综合大家的意见，提出了“先集中，后分散”这6个字，并得到了在场的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个意见成为制定规划的一个原则。
第三个问题是大力培养新生力量。华罗庚在规划过程中表现出的领导才能和正确、鲜明的立场，使得规划组的成员十分钦佩，领导部门征求对未来的计算机技术研究所所长的意见时，大家都一致推选华罗庚担任。
华罗庚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的筹备上，他千方百计落实各方面的任务，1956年5月19日，华罗庚主持召开了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第一次筹备会议，根据他提出的“先集中，后分散”的原则，由中科院、总参三部、二机部、高校专家14人，组成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
筹备委员会由华罗庚任主任，何津、王正、阎沛霖任副主任。筹备委员会从此开始工作。
华罗庚不仅提出“先集中，后分散”的重要原则，集中了全国的计算机研究人员，保证了计算机技术研究机构的成功建立。他还为了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大楼的建设煞费苦心，亲自审查和比较了多种设计方案。最后的图纸是他亲自拍板的，施工过程他也是紧抓不放，最终使计算所研究大楼如期完工。
在华罗庚的领导下，在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内，开展了规划问题的研究，筹建了实验室和实验工厂，购买了仪器设备和资料，聘请了苏联专家。同时，他还协调了各个单位之间的关系，使研究所在筹备期间形成了团结奋进的良好局面。
此外，为了给计算机技术研究所扩充人力，华罗庚还动员中科院数学研究所里纯粹搞数学的专家改行，在他的号召下，冯康、许孔时、魏道政等自愿来到计算机技术研究所，成为我国软件行业的知名骨干和学科带头人，他们也有幸成为中国计算机发展的见证者。
1956年，夏培肃完成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运算器和控制器的设计工作，同时编写了中国第一本电子计算机原理讲义。
1957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台模拟式电子计算机。
华罗庚于同年2月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讲学，与计算机专业的青年教师及651班30多名学生座谈，给全校师生作了一次十分精彩的报告。他还参观了由这所大学研制的中国第一台模拟式电子计算机，并对计算机教研室的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
临走之时，华罗庚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题词：
聪明在于学习，天才由于积累。
651班的学生王惠通回忆，华罗庚先生和他们班同学座谈时，他讲计算机可以模仿人的大脑，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接下来的岁月中，华罗庚时刻关注着计算机行业的发展。
1958年，中国第一台计算机——103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运行速度每秒1500次，标志着我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诞生。
1959年，中国研制成功104型电子计算机，运算速度每秒1万次。
1960年，中国第一台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107型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
1963年，中国第一台大型晶体管电子计算机——109机研制成功。
1964年，我国第一台自行研制的119型大型数字计算机在中科院计算所诞生，其运算速度每秒5万次，内存容量4K。在该机上完成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研制的计算任务。
1965年，中科院计算所研制成功第一台大型晶体管计算机109乙机，之后推出109丙机，该机在“两弹”试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7年，新型晶体管大型通用数字计算机诞生。
1969年，北京大学承接研制百万次集成电路数字电子计算机——150机。
1970年，中国第一台具有多道程序分时操作系统和标准汇编语言的计算机研制成功。
1972年，每秒运算11万次的大型集成电路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1973年，中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1974年，DJS－130、131、132、135、140、152、153等13个机型先后研制成功；运算速度达每秒100万次。
1976年，DJS－183、184、185、186、1804机研制成功。
1977年，中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DJS－050机研制成功。
1979年，中国研制成功每秒运算500万次的集成电路计算机——HDS－9，王选用中国第一台激光照排机排出样书。
1981年，中国研制成功的260机平均运算速度达到每秒100万次。
1983年，“银河Ⅰ号”巨型计算机研制成功，运算速度达每秒1亿次，这是我国高速计算机研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中国计算机行业蓬勃发展的时候，华罗庚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这几十年的实物仍在，记忆仍存，它们点点滴滴体现了这位伟大科学家的远见和智慧。
推广优选法、统筹法
回国以后，华罗庚就像个永远不停止转动的陀螺，终日里忙忙碌碌。但是，他始终没有停止过一件事，那就是对数学不断地深入研究。
华罗庚在多复变函数论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典型域方面的研究，是他对数学的突出贡献之一。
早在1944年，华罗庚就指出：四大类典型域的研究，可以归化为矩阵几何的研究。也就是从那时起，华罗庚开始系统地建立了四类典型域上的解析函数的调和分析理论。
这些工作不仅有其函数论上的重要意义，而且对于齐性空间的理论，以及多复变自守函数理论等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
他在这方面所引入的度量，被数学界称之为华罗庚度量。
1955年，为了鼓励科学事业，国家特别建立了一项科学奖励制度。
1957年1月，华罗庚获得了国家科技奖项一等奖。他得奖的论文题目是：《多复变函数论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
1957年，华罗庚出版了60余万字的数学著作——《数论导引》。在这部著作中，华罗庚写进了大量的、未公开发表的研究结果，以及一些三角和方面的基本材料、华林问题和他利问题等。此书一出版，在数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数论导引》这本书中，华罗庚由浅入深，深刻而广泛地介绍了古典数论与近代数论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并揭示了数学各分支与数论之间的深刻联系。
国际性数学杂志《数学评论》曾对这部书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是一本有价值的、重要的教科书，有点像哈代与拉伊特的《数论导引》，但在范围上已经越过了它。”
此书曾一度成为国内数学工作者学习数论的教材。大数学家丘成桐先生年少时也阅读过《数论导引》，对此书推崇备至。
但是，所有的这些成就都没有让华罗庚感到满足。
当他看到国家还处在一穷二白的阶段，人们的生活也只是刚能够解决温饱时，他问自己：“数学到底是什么？如果数学不能够为人民服务，那么学它的意义还有吗？”
突然间，华罗庚的脑海里灵光一闪，他想起在第二次访问苏联的时候，有位苏联科学家和他说过的一句话：
“如果你们遇到了困难，可以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去寻找解决的办法。”
对，到毛主席的著作中去找找！华罗庚立刻行动了起来。
当他看到毛泽东的《实践论》一书时，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让他的眼前一亮，“原来我应该到生产实践中去，到群众中去，把技术送到人民群众的门口，在实践中寻找课题。”
1965年12月4日，华罗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
要不是毛泽东的《实践论》指引，我敢说，今天我一定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在书斋里清茶一杯，淡巴菰一支，钻研自己所喜爱、所擅长的数学问题，管它四海震荡，五洲风雷，驾轻车、就熟道，每年写上若干篇学术论文，四海亦传颂其名字，安然自得，教教书，指导指导研究，把我所掌握的知识无保留地交给年轻一代，这样做，似乎可以无憾矣！但其真能无憾乎？不！
在当时的环境下，工农业生产的确需要大量的科学技术指导，新兴的中国工业基础落后，劳动者的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的确需要一大批学有所长的人到工农业生产实践中去指导他们。一些高深的研究对当时的现实来讲，一时发挥不出高效益来。
毛泽东的《实践论》让华罗庚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使他由一个纯粹的理论研究者转变成为一个理论实践者，使数学由一个单纯的课本知识变为指导千万人受益的实用科学。
但是，此时的华罗庚已经年近50岁。由于长年累月地进行数学研究，身体也得不到良好的休息和调养，他的体质变得越来越差，且体弱多病。
但是，为了能够把数学应用到真正的、实际的生产工作中，让数学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华罗庚经常拖着疲惫的身体，亲自走访许多工厂，并且深入到了农村的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考察。
经过一段时间深入的调查和分析，华罗庚发现在很多地方工农业生产的管理相当落后，而在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检验、机器的维修等方面也缺乏科学的管理思想。
“能不能把数学方法用在管理上呢？”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华罗庚就开始收集和阅读国外大量的相关资料，并从理论上进行了科学的计算。
最后，华罗庚决定用统筹学和优选学作为研究应用数学的起点。
关于统筹法和优选法，华罗庚是这样介绍的：
统筹法是进行科学管理的一个工具。
它对组成某一任务各个环节相互间如何衔接和安排，用一张由若干箭头连接起来的统筹图来表示。
用了它可以使错综复杂、工种纷繁的工农业生产得到合理安排，使领导者心中有数，随时知道工程进度，以及当时的主要矛盾、主要环节，使群众也能明了全局，知道自己在全局中的地位。
这一方法宜小更宜大。小至一台机床的维修，一所房屋的建筑，一个火车站的运输调配，一个水利工程的兴修，大至大庆油田开发新油区的万人千台机的大战役。现在，涉及铁路局、钢厂、铁厂、矿区的联合统筹例子也已出现。
优选法是什么？一项产品的质量及数量，都和每一道工序的操作情况有关，而每一工序的操作又和各种参数有关，如温度多高、压力多大、用碱量多少、电力强弱等。
优选法可以选择合理的参数，以达到优质、高产、低消耗。
譬如，在一起动力和化工生产中，我们经常遇到风门越开越大，酸碱越用越多等不科学的做法，这不但浪费资源，增加污染，而且往往造成低产、劣质、高消耗。
特别是料比配方、操作条件、仪器测试都少不了要用优选法，用了它不仅可以找到好方案，而且可以用最少的实验，更快地有保证找到好办法。
有了应用数学的起点——统筹学和优选学，不能把它们仅仅写出来，而是要把它们用在实处，有了这个想法后，华罗庚就开始行动了。
于是，华罗庚便一个人来到了北京郊区的农村。
这时候正是麦子即将成熟的季节，华罗庚站在田头，望着那滚滚的麦浪，赋诗道：
向在城市里，今来大地边。
东风勤拂拭，绿满万顷田。
规划处处用，数学入田间。
移植谁之力，靠党非靠天。
然后，华罗庚围着整个麦场走了一遭又一遭，同时在心中不停地盘算着，怎么能够应用优选法设计出最合理的打麦场，从而节省人力和物力。
华罗庚去了一次，但是没有想出合适的办法。紧接着，他又去了第二次，第二次没有想出来，又去第三次……他不辞劳苦地跑了一趟又一趟。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令自己最满意的方法：
即把打麦场的位置定在使沿每一条道路运送的麦子的数量小于总量的一半处。
当麦子收割的时候，华罗庚亲自来到了现场，帮助当地的农民确定了打麦场的位置。
农民们应用了华罗庚指定的办法，效果非常好。本来需要两天才能干完的活，人们只用一天半时间就完成了。
大家高兴地把华罗庚围在了田中央，不住地称赞他真是当之无愧的科学家。
华罗庚的心情也非常激动，这是他的优选法的第一次尝试，没想到首战即告捷，他对未来更加充满了信心。
同时在老乡那淳朴的话语中，华罗庚明白了：在平常人的心目中，只有为他们干了实事的科学家，才是真正的科学家。从而更加坚定了他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在1960年的《人民日报》上，华罗庚陆续发表了“数学的用场五则”，即“怎样计算面积”“怎样开木材料做成横梁”“算水库容积”“斜坡面积怎样算”和“怎样预估产量”等。
1958年，兼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的华罗庚，有一天，他正在给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的同学们上课时，谈到了优选法和统筹法。他介绍完这两种方法后，说道：
凡是出现“量”的学科部门中就少不了要用数学。研究量的关系、量的变化、量的变化的关系、量的关系的变化等现象都是少不了数学的，所以数学贯穿到一切科学部门深处，而且成为它们的得力助手和工具，缺少了它就不能确切地刻画出客观事物的变化；更不能由已知的数据推出其他的数据，因而就减少了科学预见的可能性，或者减弱了科学预见的精确度。
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可以在原则上说明数学应用的广泛性和深刻性的道理。
优选法和统筹法是把数学应用到实际当中的方法。
但是，这些方法在理论上能否站得住脚？在实践中是否适用？能否创造出一些适合我国特点的更有效的方法，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答案，都需要我们认真地进行深入的研究。
接着他环顾一下在座的学生，深沉地说道：
“同学们，现在我们的国家还很穷，科学还没有得到普及，很多的生产、劳动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我想走出去，走到广大劳动人民之中，试试能不能用优选法和统筹法促进生产发展，促进工作效率的提高。”
他顿了顿，用一种激昂的声音问道：
“同学们，你们当中有谁，愿跟我一起去吗？”
华罗庚的声音刚落，同学们纷纷举手响应。
“我愿意！”
“我也愿意！”
……
看着同学们踊跃地报名，华罗庚的信心更足了。
下课以后，共有20多名学生给数学系党支部打了书面报告，表示不想关在房子里闭门作论文，愿意跟随华罗庚教授到工厂里去学习用数学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其中有两名学生的态度最坚决，一名叫陈德泉，另一名叫计雷。从此这两个人成了华罗庚的左膀右臂，与他一起上山下厂，形影不离，后来他们两个在数学理论和工农业生产相结合的道路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几天后，华罗庚率领着这支朝气蓬勃的、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的“小分队”，开始了长达20年的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历程。
组建普及小分队
华罗庚是举世闻名的大数学家，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成功。在刚开始推行“两法”的时候，华罗庚带领大家到了北京电子管厂，一住就是大半年，可是这大半年里，取得的成效甚微。
当时学术界流传着两条鞭子的说法：一种是拿着理论的鞭子打应用，另一种是拿着应用的鞭子打理论。华罗庚曾多次批评这些举着鞭子的人都是既不懂理论也不懂应用的人。
华罗庚在电子管厂的第一枪没有打响，这些举着鞭子的人联合了起来，将矛头全指向了华罗庚。
有的说他：“好好的理论研究不去搞，偏要去下工厂上车间，这样是沽名钓誉，哗众取宠。”
有的说他：“理论知识知道的不少，但是该实干了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华罗庚听到大家的议论并没有气馁，而是静下心仔细地查找自己的失误之处。后来他发现自己缺乏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经验，思想上还不够解放。
华罗庚鼓起勇气，给毛泽东寄去了一封信，信的大意就是下决心，走出象牙塔，把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实践，为社会为经济建设服务。
毛泽东在1964年3月18日回了信：“壮志凌云，可喜可贺。”短短8个字坚定了华罗庚的想法，让其深受鼓舞。从此，他有了一种当仁不让的气魄，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了实践中。
1965年3月，华罗庚经过长时间思考、提炼、凝缩的《统筹方法平话》初稿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油印。6月5日，全文登载在《人民日报》上。
华罗庚就“如何才能使群众掌握这种数学方法”说：
开始时，我们虽然下去了，但和工农群众缺少共同的语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平话”的方式出现了。
平话者平常讲话之意也。不用“洋腔”，也不用“学究腔”，而是把理论上站得住脚的、群众能广泛用得上的对生产能立即见效的方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并且通过试点先是一个一个项目，再是一个一个车间进行试验，证明工人能懂，会用，见成效，然后逐步推广。“平话”起了很好的媒介作用。
1965年4月，华罗庚接受国家科委张有萱、彭敏两位副主任的建议和邀请，在艾提、沈国钧、王柱三人陪同下，以人大常委的身份去西南三线铁路建设隧道工地前沿视察，并讲授统筹方法。在安顺场铁建指挥部还举办了第一个“三结合”的培训班。
回来之后，有件事一直在华罗庚的脑海里盘旋着，挥之不去。
那是一个部队在进行爆破任务的过程中，当他们在掌子面上点燃最后一个雷管的时候，发现引线潮了。班长一面下令大家快快退出现场，一面剪短引线。这时候，一名小战士冲了上去，把引线再次点燃。
这次爆炸成功了。但是班长和那名战士没来得及躲闪，壮烈牺牲了。
华罗庚他们一行人恰巧赶上了那两名战士的追悼会。华罗庚在被那英雄的壮举深深地感动的同时，不得不进一步思考这两个年轻人的死因。
他们追求的是什么？算一算：上级规定的爆破成功率为95％，也就是爆破100次只允许有5次不成功。爆破100次要用2200个雷管，如果其中有5个废品，那就不能完成任务。因此雷管的废品率不能超过5／2200=0227％。从这点来讲，两名战士牺牲性命换得了废品率不超过2‰。
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去验证雷管的质量是不是代价太高了些呢？用什么办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数学，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数学！只有用科学的办法合理地抽样检验，才能够既避免浪费又能够解决生产的漏洞。
华罗庚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又重了，但这是自己的责任，是自己的义务，是必须完成的使命。
1965年7月，毛泽东再次亲笔写信给华罗庚，信上写道：
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听到你到西南视察，并讲学，大有收获，极为庆幸。
从此以后，华罗庚越发坚信自己开始注重应用数学的研究推广是对的，在学术上做这样的战略转移是完全正确的。他觉得自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充实得多了，开始觉得这样才无愧于应用科学家的称号。
11月，华罗庚再次去了西南。先后在成昆线北段、重庆、成都、昆明等地推广统筹方法。
华罗庚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受到那里群众的热烈欢迎，因为他们知道，华罗庚的到来代表了他们的工作效率会有提高，劳动强度能够减弱……
华罗庚一改往日在大学课堂里的那种温文尔雅的风姿，而是用通俗易懂的比喻讲解道：“事实上，统筹法在日常生活中就有很多应用。譬如，早晨起来煮牛奶喝，火已经生了，牛奶也拿来了，大家说应该怎样安排省时间？”
这时，大家都跃跃欲试，但是在大数学家面前，岂敢班门弄斧，大家又默不做声。
华罗庚接着说：“我现提供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先洗好锅，便煮奶，此时一边刷牙、洗脸，一边在旁边等候，等奶煮好了，便可享用。第二种办法是先刷牙、洗脸，等这些做完了，再洗锅、煮奶，等候奶煮好。哪一种办法省时间？”
大家不约而同地说道：“第一种办法省时间。”
华罗庚满意地点点头，接着问道：“大家想一想，能不能把第一种办法再改进一下，让它变得更有效呢？”
大家立刻安静了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华罗庚，等待着这位大师的新招。
华罗庚说道：“咱们按着第一种办法，牛奶煮好了，太热，需要再放上一会儿，晾凉点再喝。我们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准备上班用的物品，当一切都收拾妥当后，奶也凉了。我们喝完奶后，就可以高高兴兴地上班了。”
这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并小声议论着：“华教授真了不起，这些琐碎的事情也能安排得井井有条。”
“那当然了，要不他怎么能够取得那么大的成绩呢！”
华罗庚说：“大家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吧，‘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这句话告诉我们要珍惜时间，同时也要合理地利用时间。从这件日常的小事，可以引出一项生产管理等方面有用的方法来。”
接着华罗庚便将第一种方法编汇成“箭头程序图”挂在提前安置好的黑板上，由此而引申到运用统筹法去解决生产流程、工程建设、运输调度、矿产采掘中的许多实际问题。
这次报告讲了将近3个小时，华罗庚始终保持着饱满的热情，没有丝毫倦意。讲完了，他又耐心地询问大家的看法，一一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
会后，大家组成了统筹施工战斗组和统筹运输战斗组。而华罗庚带来的那些学生，也根据自己的专长纷纷加入了进去，大家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当时西南的环境很恶劣，这里所谓的路，就是人们在悬崖峭壁陡直的山腰里挖凿的槽，汽车行驶在上面，如同走钢丝，稍不小心，掉下去就会粉身碎骨。
除了出行危险外，这里的生活条件与北京比起来也是天壤之别。就拿上厕所来说，华罗庚他们居住在帐篷里，上厕所只能在倾斜的山坡上就地解决。而华罗庚的腿有病，不能下蹲，在山坡上方便时都必须有人拉住他，其中的辛苦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有的人不理解地说道：“华罗庚这么大的数学家不在北京享福到这穷乡僻壤吃苦受罪，图啥呀？”
“听说他就这个脾气，年轻的时候放着美国的洋楼不要，非得回国受罪。”
“这呀，全是因为他想为国家多出点力啊。”
“还出力呢。我听说上次在山道上汽车走着走着突然来了个急刹车，差一点就要连车带人一起掉入万丈深渊了。当时华教授还在给人讲统筹学，愣是不知道刚才已经上鬼门关走了一回了。”
“真的啊，多危险啊！那他还敢在这里待着啊？”
“当时有人问他害不害怕，你猜他说什么？”
大家都被这个说话的人吸引住了，急着问：“快说，他说什么了？”
“华教授沉吟了一会儿，微微一笑说：‘这要是在北京的话，我害怕，我会觉得非常危险。现在和工人同志们在一起，看到他们，我就觉得我们的贡献太少了，所以也就不害怕了。’”
听了这话，在场的人都被华罗庚的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深深感动了。
不知道谁带头喊了一句：“走啊，哥儿几个，华教授为了咱们连死都不怕，咱们还在这里歇着实在是说不过去了。”
大家一窝蜂地奔向了工地，卖力地干了起来。
就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华罗庚身先士卒，带领大家走遍了一个个地方，解决了一个个难题。
当华罗庚一行人圆满地完成任务回到北京时，到站迎接的人几乎都不认识他们了，有人笑着说：“哪里来的一群非洲人啊？”
同学们听到这样的比喻不仅不生气而且充满了自豪，因为在西南的奔波劳碌虽然使他们变得又黑又瘦，但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使铁路的施工进度大大加快了，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变相地为国家创造了大量利润。
1966年，华罗庚带领中国科技大学的王柱、计雷、徐森林等在南京各高校，特别是南京师院数学系师生的积极参加、配合下，江苏省南京市、无锡市等地组成了许多“普及小分队”推广统筹法，活跃在大江南北。
他们同心协力为祖国的富强、国民经济的提高服务，取得了显著的效益，同时培养了一支出色的科技队伍。
迎难而上讲“双法”
1970年4月的一天清晨，华罗庚拄着拐杖兴冲冲地跑到计雷家，他一边敲门，一边喊：
“计雷！计雷！快，快，我们去陈德泉家。”
计雷打开门，看见华罗庚一脸兴奋地站在门口，他睡眼惺忪地问道：
“这么早您怎么来了？有事您叫我们过去不就得了。”
华罗庚催促道：
“快点收拾一下，我们去陈德泉家，上面指示我们要为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作统筹报告。”
计雷听到这个消息，睡意顿时全无，他急忙进屋收拾了一下，就和华罗庚一起去了陈德泉家。
一边走，两个人一边兴奋地交谈着。
计雷说：
“终于我们又有了用武之地了。”
华罗庚笑着说：
“是啊，这次的报告如果得到了那些负责人的认可，我们的统筹法就能够更加深入到实践中了。”
计雷顽皮地和华罗庚说：“让我们加油！”接着他做了个“加油”的手势。
华罗庚看后，爽朗地笑了，学着计雷的姿势也做了个“加油”的动作。
接着华罗庚郑重地说：
“如果这次报告成功，我们可能会到祖国的各地去，那时不仅有离开家人的思念，还有身处异地的艰辛，这些你都能够承受吗？”
计雷坚定地说：
“我不怕，跟您在一起，我觉得自己浑身都是力气，您就是我的榜样。”
“我这个榜样可决定这样奔波一辈子，难道你也跟我一辈子？你和我不一样，你的孩子还小，父母也需要你照顾。”
计雷听见华罗庚这关心的话语，心情更加激动，他说道：
“我的家人需要我在身边照顾，但是您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还在生产的第一线奔波，我有什么理由为了自己的小家而放弃呢？”
华罗庚拍了拍计雷的肩膀，肯定地点了点头，竖起了大拇指。
1970年4月20日，华罗庚在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介绍了统筹法和优选法。他的报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像他所料的那样，各部长纷纷邀请他去自己的单位搞试点。
不久，华罗庚接到上海炼油厂的来信，邀请他前去帮助解决该厂的一个炼油塔的改建、扩建工程，要把旧的设备拆掉，改建一个新的，要求停产时间越短越好。
这时的华罗庚已经61岁了，但他仍然神采奕奕，精神十足，他兴奋地对两名学生说：
“终于又能够到群众中去了，咱们又有大展拳脚的地方了。”
计雷和陈德泉也非常高兴，他俩摩拳擦掌地说：
“这次到上海，一定要大干一场，把过去几年失去的时间找回来！”
看着这两名和自己始终并肩作战的弟子，华罗庚感到由衷的欣慰，对这次上海之行也充满了信心。
当华罗庚三人下了飞机，负责接待他们的人说：
“华教授，实在对不起啊，我们领导出差了，最近不在厂里，你们先在宾馆里等几天，等领导回来，我们立刻安排你们进厂。”
华罗庚问道：
“难道一定要你们领导批准才能进厂吗？别人批准不行吗？”
“实在不好意思，您也知道我们厂子的重要性，没有领导的批准，谁也做不了主的。”
听了这话，华罗庚他们只好无奈地住进宾馆，等候消息。
7月的上海骄阳似火，旅馆濒临黄浦江的窗子大开着，仍然透不进一丝清凉的风。华罗庚焦急地在房间里等候着去工厂的消息。
到了傍晚时分，满头大汗的计雷和陈德泉垂头丧气地走了进来。
华罗庚忙问：“怎么样了？去工厂的事情有眉目了吗？”
计雷摇摇头，说道：“还要再等两天。”
听了这话，华罗庚失望地一头躺在了床上，连晚饭也不吃了。
陈德泉小声和计雷说：“你看华老师这两天都急出痱子来了，他这么大的年纪，天气又这么热，我真担心这样下去他会吃不消的。”
计雷点点头，说：“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华罗庚虽然躺在床上，但哪里睡得着，他在盘算着：
这样耽搁下去，任务完不成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国家会因此损失多少资金啊！这怎么行呢？
想到这里，华罗庚猛地坐了起来，和计雷他俩说道：
“不要再等了，求人不如求己，你们准备准备，明天一早咱们直接过去。”
第二天，师生三人带着洗漱用具来到了工厂。华罗庚对接待他们的人说：“你们不让我们进厂有你们的理由，我们理解，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们在附近找个住的地方，让厂里的技术员出来，我们给他们讲统筹法啊？”
接待的人为难地说：
“这里远离市区，环境也不太好，你们还是再等等吧。”
“我们的要求不高，只要能睡觉就行。”
“可您这年纪、这身体，受得了吗？”
华罗庚拍拍胸脯说：
“别看我年纪大了，但是身体棒着呢！”
接待的人敬佩地看了看华罗庚，想了想说：
“那好吧，我安排你们住在附近的一个小仓库里，那里条件不是太好，你们先凑合吧。”
就这样，工人们将工厂旁边的一间仓库腾了出来，改建成办公室兼居室，师生三人住了进去。厂里的师傅分成几个小组，每天来这里，听华罗庚给他们讲统筹法。
当时科学并不普及，即使是工厂的技术员，文化水平也不高，给他们讲起课来要比在学校的难度相对大得多，但是华罗庚耐着性子，一遍又一遍地给他们反复地讲，直到每个人都明白为止。
就这样过了几天，厂里的领导回来了，华罗庚他们才进行实地考察。华罗庚还让计雷和陈德泉下车间和工人们一起劳动，及时了解生产情况。
经过仔细的考察和认真的分析后，这个本来要求15天内完成的任务，华罗庚他们计划10天就能完成。
华罗庚他们解决问题时采用的是“依靠群众集思广益，先解决主要矛盾，等次要矛盾转化为主要矛盾了再想办法解决”的思路。
在开始时，第一个主要矛盾是起重工，在以前他们给吊装工安排任务的时候，总是说“明天上午你来”，或者是说“明天下午你来”，以半天为期。
经过了解，华罗庚得知工作量其实每次只有20~30分钟。这样一来，华罗庚把时间进行了重新分配，将上午分成8时至10时，10时至12时两个时间段；同样，把下午也分成了两个时间段。什么时间需要就什么时间来。这样这个问题就不再是主要矛盾了。
这时候因为炉工砌炉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又转化为了主要矛盾。一个年轻好学的炉工根据华罗庚的统筹法自行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了，撬水泥地基又演变成了主要矛盾。原计划是到时候科室的人员全部出动，停止办公，大家都去干。
可是结合现场一画统筹图，发现水泥地基的面积不是很大。如果大家都去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经研究，华罗庚果断地改变了策略，要求能先撬的就先撬，这样，这个矛盾就分散了，科室人员也不用停止办公了。
这3个主要矛盾解决后，10天的计划就订出来了。看到这样的成绩，工人们纷纷提出要求学习统筹法。
他们说，统筹法是老华专门为减轻我们工人的劳动研究出来的。工厂看见这种情况，对华罗庚他们提出，如果能够将工作缩短至7天完成，那么就考虑让工人们都学统筹法。
华罗庚认为这是一个宣传统筹法的好机会，于是他满口答应了下来，但要求先试讲一次。
工厂答应了华罗庚的请求，安排星期六晚上让华罗庚讲课。
天公不作美，临到晚上，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
计雷和陈德泉看了看外边电闪雷鸣的场面，对华罗庚说：
“您腿脚不好，要不就别去了。反正今天是试讲，让我们两个替您去吧。”
华罗庚坚决地摇摇头，说道：
“那可不行，我答应了工人们要亲自给他们讲统筹法，即使天上下的是刀子，我也得去。”
计雷他俩知道华罗庚向来说一不二，没办法只得冒着大雨和他一起去了会场。
一路上，大家的心里都在嘀咕，这样的鬼天气到底能去几个人。
到了会场，师生三人就被那黑压压的人群给镇住了。别说会场里，就连会场外都里三层外三层地挤满了人，甚至有的人嫌打伞碍事，把伞一扔，只在头上顶个塑料袋就来听课了。
“心有一善，人必从之啊。”华罗庚的内心无限感慨。
望着这张张淳朴、善良的脸庞，华罗庚觉得自己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累都是值得的。
他一瘸一拐地走上讲台，深入浅出，结合生产实际娓娓道来。那深奥的数学概念仿佛变成了日常生活中人们所熟悉的件件小事。
工人们听了，茅塞顿开，他们频频点头：“哦，原来这些事情还可以这样安排。”
“天啊，我们在不知不觉中竟然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
报告结束了，雷鸣般的掌声盖过窗外雨水的喧闹，久久不能平息。
几名前排的工人望了望华罗庚的病腿，什么话也没说，一起走到讲台前，把两鬓垂霜的华罗庚抬了起来。
看到这场面，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群，自动让开了一条小路，这几名工人踏着没膝深的积水，一直把华罗庚抬到汽车上。
汽车徐徐开动，华罗庚透过雨雾望着站在雨里和他挥手告别的工人们，眼睛模糊了……
经过这次报告，大家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第二天一大早，华罗庚的那间小办公室外，就来了好多人，他们都是来和华罗庚一起谈论关于7天完成工作的计划的。
看到这个喜人的场面，华罗庚的干劲更足了。他和工人们围在一起，开始了热烈地讨论。
很快要7天完成任务的主要矛盾暴露了出来，那就是冷作工。炼油塔旁边有扶梯、有平台栏杆等，都要冷作工来做。没有炼油塔，这些活不能搞，没有扶梯、平台，管工和电工也不能工作。
这个问题涉及面较广，大家讨论来讨论去，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这时，有人提出：“冷作工是不是可以给别人创造条件，让别人也先干呢？”
冷作工师傅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还保证他们两天可以完工。
大家有些意外，这个冷作工师傅可是工厂里有名的“磨蹭大王”，他怎么有把握两天就完成呢？
冷作工师傅看见大家一脸迷惑，笑着说：
“你们不用怀疑，我说到做到。我搞平台、扶梯，不一定一气搞完别的工再上去，我可以先搞好一层别人就可以开始工作了。当然，还有一个安全问题，这个大家也不用担心，你们在这边干活，我在上面的另一边干，保证遵守安全措施。”
大家听了这话都赞成地点了点头，有的人还竖起了大拇指，夸道：
“行啊，一天没见，你的学问就猛涨啊！”
那个冷作工师傅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冲大家说道：
“这多亏了老华，昨天他的课把我讲开窍了变成七窍全开了！”
听了这话，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就这样，7天的计划订了出来。大家一鼓作气在短短6天时间里就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
华罗庚高兴地对大家说：“你们厂的设备提前1分钟投产，就能多生产1吨航空汽油，估算一下，提前1天就是20万。10天变成6天，提前4天，就是80万。如果按15天算，那是多少？”
有人喊道：“180万！”
“对，180万！各位师傅们，你们为国家整整创造了180万的财富啊！”
听到这个数字，大家高兴得跳了起来。
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全国人民都知道了统筹法，知道了华罗庚，大家都纷纷行动了起来，邀请华罗庚前去宣传“双法”。
华罗庚在《要使数学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一文中写道：
工农群众一旦掌握了科学技术，就能够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双法”一到了群众手里，其发展之快、成效之大是惊人的。“双法”在化工、电子、冶金、煤炭、石油、电力、机械制造、轻工、交通运输、建工建材、医药卫生以及农业、林业等各行各业的推广，都取得了成果，为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人们一旦掌握了“双法”这样的科学工具，就会在社会实践中更主动地揭示出生产的客观规律，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有力地显示了科学作为生产力所起到的作用。
华罗庚他们师生三人在上海待了3个月，这3个月里，他们用统筹法为人们解决了许多实际的问题，同时也用优选法为人民排忧解难。
一天陈德泉的一个老同学裘履正忧心忡忡地来找陈德泉，一见面就向他诉苦：
“哎，单位领导交给了我一项任务，让我把仪器零件上的氧化膜去掉。但是我做了很多次试验，就是去不掉。原来单位领导见我总是乐呵呵的，现在看见我总是黑着脸，见面就一句话：‘小裘啊，试验做得怎么样了？’我现在看见领导就躲，就跟耗子见到猫一样。老同学，这次一定要帮帮我啊！”
陈德泉沉思了一会儿，说道：“我觉得用优选法应该能够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具体的还要和华老师商量商量。”
裘履正听完这话，脸上的愁云立刻消失了，他高兴地催促着：“那咱们快走，去问问华教授。”
陈德泉故意气他说：“等等，华教授那么忙，我可不敢肯定他有时间答理你啊。”
一听这话，裘履正又成了霜打的茄子——蔫了，“唉，那怎么办啊？”
陈德泉笑着拍了一下裘履正的肩膀，说道：“快走吧，和你开玩笑呢。华教授就是再忙，遇见问题他也会抽出时间帮你解决的。”
华罗庚听了裘履正的叙述，当即答应帮助他研究用优选法解决，并和他们一起用优选法研究出8个试验方案。
在做试验的当天，华罗庚还特意放下手头的工作，亲自进行指导。结果，大家惊喜地发现用其中的一个方案，只需要1分钟就能够把仪器零件上的氧化膜去掉。
这次的成功深深地鼓舞了大家的士气，不久他们又用优选法解决了润滑油在零下40度不凝固的问题。
当时炼油厂的一名工程师通过有关部门找到华罗庚，和他说：“我们的润滑油是用在坦克上的，希望能在零下40度时不凝固，但是我已经做了137次试验了，却只能在降到零下37度的时候不凝固。我现在是黔驴技穷了，您看您能不能帮我们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华罗庚说：“你能不能把过去的数据给我看看？”
看完试验数据，华罗庚用优选法中的“陡度法”进行了计算，然后请那位工程师用他计算的数据再做配方试验。
结果，没过多久那位工程师就兴冲冲地跑来向华罗庚道喜：“华教授，您太厉害了，我用您的配方，只试验了一次就成功了，而且在零下42度的时候，润滑油还没凝固呢！”
华罗庚谦虚地说：“这不全是我的功劳，没有你的那137次的试验，我也不可能一次就找对配方。”
这两次使用优选法的成功案例，使人们对应用数学的认识不仅仅局限在统筹法上。大家的视野开阔了，能运用的方法多了，为国家节省的能源、创造的财富也多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