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学

牯岭的胡金芳饭店，突然住进来一位奇怪的客人。这个人穿着一身的西服，土布衬衣，领带打得不是很妥帖，面黄肌瘦，看上去有三十多岁，个子很高，但是有一条腿跛得很厉害。饭店的茶房和一些新闻记者，除了对他那条跛腿投去好奇的一瞥之外，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相当年轻的人，就是大名鼎鼎，声震中外的数学家华罗庚。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吃过晚饭，华罗庚正一个人在房中休息，忽然传来一阵有节奏的叩门声。他很奇怪，喊了声“请进”后，门外走进来一个人。

来人首先做了自我介绍：

“我是上海《东南日报》记者赵浩生，听说您住在这儿，特地来采访您。”

华罗庚脸上的疑惑消失了，代之以一种奇怪的拘束感，他站起来，很客气地说：

“您请坐，我不知道您想了解什么，我很平常，您请问吧。”

“华先生，我们就从您刚刚结束的苏联之行谈起，好吗？我想听听您在苏联了解到的他们国内数学科学的发展情况。”

一说起数学，华罗庚马上滔滔不绝，他谈了苏联对实用科学和理论科学的重视，也谈到中国目前的教学方法，对一些责任心不强的教员，他毫无保留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许多先生不愿意改练习，很多题目自己在黑板上演算一遍，让学生照抄了事；另一种毛病是不愿当堂答复学生的问题，这一种态度最坏。”

“我教书时，对学生提出的任何问题都要在课堂上答复，这样可以训练学生如何去‘想’。如果当时真解答不了，我会坦白地对学生说，我要回去好好思考一下，不要因为怕丢面子，就三言两语含糊其辞地搪塞了事。”

接着，两个人又谈到中国人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国内现有的研究环境，华罗庚反复强调“中国人绝对不比外国人差”这一观点，但同时他也承认：连年战火、贫穷、动乱严重干扰着科学家的学习和研究工作，而且国内的科学设备还相当差，很多实验无法完成。

华罗庚和这位记者畅谈了很久，最后他说：

“我热爱咱们的国家，尽管她现在是这样的落后和贫困，但我相信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如果不是不得已，我绝不愿意出国！”

1946年的深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再次邀请华罗庚访美。

9月的一天早晨，华罗庚和李政道、唐敖庆、曾昭抡、朱光亚、吴大猷等几位西南联大的教授、同学，从黄浦江畔登上“美格将军号”轮船前往美国。

站在甲板上凭栏回首：黄浦江畔烟笼寒水，雾锁重楼；远眺江面，秋风萧瑟，令人顿生凉意，日影婆娑，平添愁肠百结；身背后，祖国的土地依然湮没在战火硝烟之中，洋面上，无忧的海鸥盘旋拍打着时时涌起的浪峰……

一时间，华罗庚的心中百感交集，茫无头绪。浩瀚的太平洋，水天相接，遥远的异国，不知将以怎样的姿态接待他们这些远方的来客。

船行不久，一位陌生的中年人突然出现在华罗庚所在的船舱里。他大踏步地走进来，急切地问：

“华罗庚先生住在这里么？”

华罗庚马上站了起来，来人紧走几步，抓住他的手使劲摇了两下，高兴地说：

“华先生，我是久闻您的大名了！”

旁边一位侍卫人员忙向华罗庚介绍：

“这位是冯玉祥将军，将军听说您在船上，特地从上面下来看望您。”

华罗庚请将军坐下，冯玉祥拉着他的手不停地发问：

“华先生，您的身体还好吧？船上的生活习惯吗……”

华罗庚感动得连连点头，冯玉祥又看了看其他人，大声地感叹：

“都是蒋介石那些人的罪过，把科学家折磨的这么清瘦。此次去美国讲学，华先生，您更要当心身体阿！”

会见以后，冯玉祥对自己身边的人说：

“像华罗庚这样年轻的学者能去美国讲学，这是我们祖国的光荣，中华民族如果多一些这样的有才有志之士，那么，我们就有希望了！”

轮船在太平洋上颠簸了好多天，终于到达北美大陆。纽约附近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被葱郁的森林掩映着。华罗庚在这里开始了他的研究和讲学工作。

他的兴趣逐渐扩大到包括多复变理论、白函数和矩阵几何。美国的数学家们，对他清晰而简捷的教学方法十分欣赏，华罗庚的天才创造和理论深度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华罗庚广泛阅读并掌握了二十世纪数论的所有至高观点，他的兴趣在于改进整个领域，推广他所遇到的每一个结果。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充满了严肃的学术气氛，华罗庚在这里如鱼得水，他再也不因为一日三餐辛苦地奔波、计算，再也不用为躲避空袭而东躲西藏，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的安详、平静。可是，华罗庚心中却无时不在思恋战乱中的祖国。一年后，华罗庚住进医院，治疗他的左腿。

十几年来，华罗庚一直拖着他病残的左腿跋涉在苦难的人世间。每走一步路，全身都扭得不成样子。住了四个多月院，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他左大腿骨的弯曲部分终于得到纠正，两条腿总算可以靠拢了。

华罗庚的心情非常激动，他左脚穿了一只高一些的鞋子在医院里散步，又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了，他兴致勃勃地请人拍了一张照片，寄给妻子吴筱元。筱元收到照片后，比华罗庚本人还兴奋，她深知，丈夫因为这条病腿，这些年不知吃了多少苦，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丈夫能在良好的环境中潜心钻研他喜爱的数学，而且完全像正常人一样地生活着，她高兴的逢人就谈：

“罗庚的腿在美国治好了，看这照片，多利索！”亲友们也都为华罗庚感到由衷的欣慰。

出院后，华罗庚被伊利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一天，刚从延安来美国的司徒慧敏的夫人告诉他：

“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在祖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国民党的政府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全中国的解放已成定局。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解放军过江后，他很可能把一些社会名流及家眷弄到台湾去。”

华罗庚听了这些情况，心里非常不安，他很担心蒋介石把自己的家人弄到台湾，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尽快给妻子和孩子办好护照，把全家人接到美国来。

华罗庚的大女儿华顺，在昆明西南联大附中读书时，经常和闻一多在一起，听他讲述很多爱国者为国捐躯的故事，这些故事在她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后来，她又亲眼目睹了闻伯伯惨遭杀害的经过，对国民党的暴行恨之入骨。她流着泪陪闻一多的孩子守灵，长长的黑夜，仇恨和悲痛使她无法入睡，她在心里默默地说：

“闻伯伯，您安息吧，总有一天，我要亲自为您报仇，我要亲手杀死那些卑鄙的特务，告慰您的在天之灵！”

一个阴沉沉的日子，华顺一个人跑到云南大学的操场上，静静地看着曾经和自己朝夕相处的闻伯伯的遗体被烈火焚化。闻一多刚直的个性、无私的品质像一盏永不熄灭的灯，牵引着倔强、勇敢的华顺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

告别了闻一多的遗体，辞别家人，华顺只身北上，千里迢迢地到了北平，进入燕京大学物理系念书。在大学里，她积极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多次到解放区参观，并且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天，她突然接到了一封母亲从上海寄来的信，信中简单地写了几句话：

“你父亲已经给我们办好了护照，要我们全家立刻动身去美国。你尽快来上海，我们一起走。”

华顺正沉浸在迎接解放的喜悦之中，她下定了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的决心，对去美国的事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可是，禁不住母亲的一再催促，她还是请了假，赶回上海家中。

尽管母亲力劝她同去，她还是坚决地摇了摇头：

“妈妈，你到了美国跟爸爸说，我已经加入了共产党。我们的祖国就要解放了，希望爸爸能在战争结束后，早一点儿回国参加建设。”

吴筱元见女儿决心已定，也就不再勉强，她叮嘱女儿自己保重，然后把最小的孩子托付给母亲带回故乡金坛，自己领着华俊东、华陵、华光三个男孩离开了祖国。

几天后，一家人在美国团聚了。华罗庚把妻子和孩子安顿在伊利诺伊州阿尔巴勒城的一座舒适的洋房里，自己仍然早出晚归，忙于研究工作。

有时候，闲下来的片刻间，华罗庚就会一遍一遍地思考女儿的话，异国虽好，不是久居之地，美国的物质文明，无法填满游子内心的空隙。《华侨日报》、《大公报》不断地给他带来祖国的消息。大洋彼岸，迢遥万里，唯有这一份血脉相连的爱国深情，任凭千山万水也无法阻隔、割断。

1947年的圣诞节来临了，美国各地彻夜狂欢，热闹非凡。在美国各大学工作的中国籍教授们也欢聚在一起，庆祝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华罗庚、钱学森、林家翘等人都参加了聚会。

主持人简单地说了几句之后，请各位教授谈谈自己的希望。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华罗庚走上了讲台，他的神情看起来很激动，声音也比平日凝重了许多：

“各位同胞，每逢佳节倍思亲，新的一年正向我们悄悄走来，祖国就要解放了，国内民主和科学的呼声愈来愈高。当初，大家为了科学来到美国，现在，为了祖国，我们应该回去和人民站在一起，共渡难关，同创未来！”

纽约的高楼大厦，圣佛兰西斯湾的美丽风光，每天接送上下班的漂亮轿车，还有高达两万美元的年薪，都无法挽留华罗庚，他朝思暮想，盼着祖国和亲人的音信。

1949年的一天，华罗庚从外边一回到家中，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喊自己的妻子：

“筱元，快！今天要多做几个好菜，对了，把酒也拿出来，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

“什么事呀？看把你高兴成这个样子！”

“祖国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华顺来信，催我们快回去呢！”华罗庚快步走到妻子面前，拿出了女儿的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