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中国的数学事业奔忙

“呜——”汽笛一声长鸣，列车缓缓驶进北京城。

“啊，到北京了！”车厢里的人纷纷站起来，向车窗外望去。早春三月的北京，沐浴在清凉的晨风中，仿佛刚刚醒来的少女，显露出清新自然的活力。人们有说有笑，大声地谈论首都的新气象，谈论各自的旅行、工作计划，车厢里一时间喧闹异常。

吴筱元笑呵呵地给孩子们穿衣服，收拾整理行李，三个孩子都兴奋地东张西望，仿佛有看不完的新鲜事。华罗庚一边帮妻子打点东西，一边感慨地说：

“筱元，真难为你这些年跟着我到处奔波，没过过几天安宁日子，这下可好了，我们全家人都在北京，环境也好了，你再也不用受苦了。”妻子笑了笑，眼里溢满了泪水。

火车到站了。华罗庚和家人随着人流一起出了站台，他刚停下脚步，思考着应该乘车还是步行时，迎面，忽然走过来两个人。

“华先生，欢迎，欢迎！你能回国，我们代表全国人民感谢您！"周培源和钱伟长紧紧地握住了华罗庚的双手。他们是周总理派来迎接华罗庚的。

“华先生，您写的公开信我们都读过了，很感人，写得太好了！你说出了我们大家的心里话。”

“一定会在海外产生重大影响，在您的呼吁下，相信会有更多的爱国青年愿意回来参加建设！”周培源和钱伟长陪着华罗庚并肩走着，一边兴奋地说起那封意义重大的公开信。

华罗庚真诚而谦逊地笑笑说：

“信里写的是我的肺腑之言，这些话放在我心里好久了，不吐不快，和那些为全国人民解放英勇牺牲的人们比起来，我所做的实在是太微薄了。”

1950年3月27日，中国各大城市的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

“闻名全世界的我国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已于本月十六日自美国返抵首都北京，并已回清华大学任教。华氏系于一九四六年应美国伊利诺大学之聘，前往讲学。华氏回到清华大学以后，受到该校学生的热烈欢迎。华氏在回国途中曾发表一封给中国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号召留美学生回国为伟大的祖国建设和发展而努力。”

华罗庚回到北京的当天，就直奔阔别14年之久的清华园。他把家人安顿在清华园的教员宿舍后，独自一个人拿起拐杖到园中漫步。

凉爽的风拂过他的脸颊，仿佛有一双温暖的手轻轻地抚平他心中的波澜，二十年来，他一步一个脚印地在科学大道上前行，清华园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在这里，他付出了心血和汗水，在这里，留下了他青春的骄傲和成长的艰辛。他深深地热爱着这园中的一切，活泼的生命，流动的思想，以及无法穷尽的科学。如今，历尽沧桑的他又回到这个园中来了，并且坐在了当年苦心培植自己的熊庆来教授坐过的那把椅子上，成为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又一任主任。他要开拓，要创业，要在前人创造的成就基础上，倾尽智慧和心血，浇灌幼苗，让更多的数学明星，从自己的双手中升起，踏着自己的肩头，升上高空，照亮全世界。

不久，中国科学院准备筹建数学研究所。这副重担也毫无疑义地落在了华罗庚的肩上，他的工作越来越繁忙了。教课，改作业，读书，写论文，开会，沟通情况，各种事情占据了他全部的时间，他的生命像一部开足了马力的机器，高速运转而且没有间休。

1952年盛夏的一天，经过长时间紧张而周密的准备工作，中国第一个数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宣告成立了，华罗庚被任命为所长。这一天，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心愿得以实现的日子，为了祖国科学，他甘愿鞠躬尽瘁。

第二年，中国科学院组织了一个二十六人的代表团，去苏联参观访问。代表团成员除华罗庚外，还有物理学家钱三强、天文学家张钰哲、大气物理学家赵九章、生物物理学家贝时璋、地质学家张文佑、建筑学家梁思成等。

火车日夜不停地飞驰，穿过广袤的松辽平原，驶入白雪皑皑的西伯利亚大荒原。车窗外寒风刺骨，车厢里笑语喧哗。这些对未来满怀憧憬的科学家聚在一起，谈古论今，各抒己见，畅谈人生理想，纵论当代科技风云，人群中不时响起爽朗的笑声。

列车继续在莽莽雪原上穿行，外面的景物极为单调，人们的心情也随之有些压抑，华罗庚为了调动大家的兴致，笑着说：

“诸位，我们来对诗怎样？”代表团成员中没有一位诗人，可人们对华罗庚的提议却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大概是想换换思维模式吧！

华罗庚“故作神秘”地沉吟了一小会儿。然后说：

“我先来个上句，请大家对下句，诸位听清，我的上句是：三强韩赵魏。”

周围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被华罗庚给难住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还有的皱着眉头凝神思索，华罗庚在一旁看着大伙搜肠刮肚，苦思冥想，脸上露出了常见的微笑。

在“对诗”中，这是比较难对的一种，而且华罗庚还在诗中隐含了几位代表团中科学家的名字，这就要求在下句中至少要有一个与物理学家钱三强相对的、名字中也含数字的物理学家。这下，把车厢里的人都给难倒了。

过了一会儿，人们纷纷认输要求华罗庚亮出“谜底”，华罗庚不慌不忙地说出五个字：

“九章勾股弦。”

他的语音刚落，大气物理学家赵九章首先带头鼓起掌来，人们忍不住都拍案叫绝。

上句中的韩、魏、赵是战国时期的三个强国；下句中的勾、股、弦是中国古代数学名著《九章》中的有名定理。华罗庚这一精思妙对，一时间在中国科学界传为美谈。

长途旅行在谈笑风生中结束了。华罗庚等人参观访问了莫斯科、彼得格勒、基辅、塔什干和新西伯利亚的科研机构和教育机构。

回国后不久，中国科学院通知华罗庚：

“华罗庚教授，我们准备出版您的《堆垒素数论》一书，请问您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及其他意见。”

华罗庚接到通知后，心情很不平静：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各业待举，国家竟首先想到为自己出版专著，这正说明了祖国对科学事业的重视，对科学成果的保护啊！

从此后，他更加刻苦钻研，希望能为共和国的科学大厦不断地添砖加瓦。

在沉浸于科学探索中的同时，华罗庚还担负着另一个重任，那就是为祖国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在华罗庚的记忆长河里，有一页是他终生不能忘怀的，每次想起来，他的眼里就会盈满激动的热泪……

那是在1952年的一天，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了。当晚，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代表们举办文艺晚会。华罗庚应邀前来观看演出，可是因为赶写一篇文章，他迟到了。

苍茫的夜色中，华罗庚穿过中南海绿柳鲜花掩映的小路，匆匆地走进晚会大厅。大厅里，鸦雀无声，光线朦胧。舞台上，大幕已经徐徐拉开了，华罗庚急切地寻找着自己的座位。灯光昏暗，再加上他的深度近视，给他造成了极大困难，他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就是找不到空座，脸上的歉意愈来愈浓，尽管别人看不见，可是因为自己打扰别人观看演出，他心里还是很不好受。就在他进退维谷，茫然无措时，前排忽然有个人站起来，向他招了招手，他赶忙欣喜地走了过去。

坐下来，喘口气，他拿出手帕擦了擦一头大汗，这才想起看看是谁叫他过来的，他扭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好半天没说出一句话，眼泪却涌了出来。

自己身边坐着的竟然是毛主席！

毛主席看他擦完了汗，就亲切地和他打招呼，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他问好，华罗庚结结巴巴地说：

“主席，您好，我没想到是，是您，真是太，太感谢您了。”

毛主席微笑着冲他点了点头。

过了一会儿，主席一边看戏，一边和华罗庚小声地交谈起来，说到祖国建设需要大批科学人才时，毛主席用自己温暖的双手握住了华罗庚的手，笑着说：

“华罗庚同志，我很熟悉你的经历，知道你也是苦出身，所以你才这样热爱我们的新中国，我希望你能为国家培养出像你一样优秀的人才来！”

“主席，我一定记住您的话，我会尽最大努力，一定不辜负您的嘱托。”

华罗庚真的没有辜负毛主席的信任。从这以后，他在自己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抽出了大量时间，精心地培养、扶植有才华的年轻人。他在清华园里办了一个数学讨论班。数学研究所是一座二层小楼，楼上是研究人员和学生的宿舍，楼下是教室。他和自己的家人住在距小楼不远的几问小平房里。

一天，从浙江大学来了一个身材瘦小，目光机敏的年轻人，要求见华罗庚。华罗庚把他带到自己的办公室，年轻人拿出来一封信，然后带着非常惊讶的表情，上上下下打量起华罗庚来。

华罗庚很快读完了信，信是苏步青教授和陈建功教授写的，向华罗庚推荐大学毕业考试中全班成绩最优秀的王元跟他读研究生。他抬头看了看面前这个年轻人，发现对方也在注视自己，就说：

“你就是王元同学吧？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王元听见老师发问，脸“腾”地一下红了，他局促不安地答道：

“是的，华老师，我就是王元，我很早以前就知道您的成就，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到您这么年轻，跟我想象中不一样。”说完，又不好意思地笑了。

“王元，我们到教室去吧，我要亲自考考你。”

王元站在黑板前，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老师会出什么难题来考自己。可是，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华罗庚问了他一个他怎么也想不到的、极其简单的问题，关于平面二次曲线的分类，也就是解析几何中将二次曲线变成标准型，如何用二行二列的矩阵写出来？

王元一点儿心理准备也没有，当时就蒙了。

他苦苦地思索了半天，脑子里很乱，手心里也渗出了汗水。

“做不出来吗？你难道连中学学的东西都忘掉了么？”

“老师，对不起，请让我再想想。”王元的头上也冒出了汗珠，他的声音可怜巴巴的。

又过了一会儿，华罗庚脸上的表情愈来愈严肃，王元偷着看了一眼，心里更是七上八下，精神怎么也集中不起来了。

“你怎么这么笨，连这么简单的题目也做不出来，我自学的时候，没人教都学会了。你是个大学生，要会独立思考，学会联想数学这门科学中的内在关联，你在大学里学过矩阵，就应该懂得运用大学数学的观点来看待中学学过的东西呀！”华罗庚的声音很严厉。王元窘得无地自容，他觉得自己就快要哭出来了，屋子里很静，其他的学生同情地望着王元，可是没有人敢说话。

两个小时过去了，王元觉得这两个小时简直是他一生中最漫长、最难堪的经历，他一肚子苦笑，不停地责备自己。

华罗庚终于心软了，他的表情也柔和了一些：

“王元，你先回去吧，好好想想，做出来再找我。”

王元走出了教室，想起十年前自己曾对父亲说过：将来一定要拜华罗庚为师学习数学。他不由得坚定了信心，老师并不是有意为难自己，是自己学习知识不够灵活。他狠狠地检讨了一番后，当晚，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他把求出的结果工工整整地写在纸上，交给了华罗庚。

华罗庚看后，高兴地说：

“小伙子，干得不错。我再出两道题你做做。”

王元顺利地答了出来，华罗庚满意地点了点头。

“老师，我想跟着您学习数论！”王元趁热打铁，说出了自己十几年来的心愿。

“好啊！不过，你要比从前更刻苦，更用心！”华罗庚爽快地答应了。后来，王元在老师的教导下，成为一位优秀的数学家。

华罗庚就是这样严厉而忘我地做着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工作，常常是天还没有完全亮，他就起来，去敲学生的宿舍门，把学生一一叫醒后，就开始讲学或讨论问题。也有的时候，学生们苦学了一整天，刚刚睡下，宿舍门又被“咚咚”地敲响了，打开门，华罗庚披着衣服拄着拐杖喊：

“别睡了，别睡了！白天的题目还得再讲讲……”这一讲就是东方泛白，黎明将至。即使星期六、礼拜天，华罗庚也从未停止工作。俗话说，有其师必有其徒，老师要求的严，学生也个个勤奋，不甘落后。他们虽然大多是二十几岁的单身汉，可是周末从不离开宿舍，一方面是因为老师会随时来找，找不到要挨训；另一方面是为了事业，为了数学，他们甘愿如此。

师母吴筱元看着这些年轻人没有休息，没有娱乐，很心疼他们，就在学生们到家里来时对华罗庚说：

“他们这么年轻，你不让他们休息，礼拜天也不让人家出去，要是都找不着对象可怎么办？”屋子里人忍不住哄堂大笑，华罗庚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过后，师生们仍然朝夕必争，谁也没有怨言。华罗庚要求并期待自己的学生青出于蓝胜于蓝。不久，他的愿望实现了。

1956年的一天，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厦门大学署名陈景润的信。信里附了一篇论文：《塔内问题》，对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作了进一步改进。读后，他连连赞叹，忙问身边的人：

“你们知道陈景润这个人吗？他的想法很有见地，我看很有培养价值。”

“他呀，在厦门大学图书馆工作。大学毕业后曾分配到北京四中教书，可是因为性格内向，孤僻，不习惯和孩子们相处，后来求厦大校长王亚南帮他说情，才又调回厦大工作。”厦门大学一位来数学研究所进修的教师，三言两语介绍了陈景润的情况。

“你如果回厦门一定要去拜访一下陈景润，问问他要是愿意的话，我想请他作为特邀代表，到北京来参加数学讨论会；再去拜访一下厦大的负责人，如果他们肯放的话，我愿意把陈景润调到北京来工作。”

几天后，陈景润收到了华罗庚的亲笔信，还有一张事先定好了的从厦门到北京的卧铺车票。他把信反复读了好几遍，心里非常激动。向学校请了假，简单地收拾一下，陈景润就匆匆上路了。火车飞驰，陈景润心潮起伏：

“像华罗庚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数学大师，竟如此谦逊，不但不介意自己给他指出存在的问题，而且还极力提携自己这样一个无名青年，这种磊落、博大的胸怀是多么值得人敬佩啊！”

陈景润就是带着这种仰慕的心情来到了北京。华罗庚立刻请他到会客室相见。

“你写的《塔内问题》我看完了，写得很好，我很欣赏你的才华。”华罗庚一边说，一边笑盈盈地打量着面前这位陌生、腼腆的青年，心里暗想：他跟当年18岁的自己是多么相像啊！

“谢谢，谢谢老师的夸奖。”

第二天，华罗庚推荐陈景润在数学讨论会上作报告，陈景润紧张地走上讲台，在来自全国各地二百多位数学家面前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

这一年的秋天，陈景润背着简单的行李，再次走进了数学研究所的大门。经过努力，华罗庚真的把他调到数学研究所工作了。

陈景润眼界大开，从此埋头苦干，向哥德巴赫猜想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从1960年到1972年，陈景润取得了超越前人的独创性成果，既超过了国内现有水平，也超过了国际上的先进水平，“陈氏定理”诞生了！

华罗庚就这样像老黄牛一样耕耘在数学科学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同时像春蚕吐丝一样培育着一颗又一颗的数学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