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数学为祖国的富强服务

1956年6月14日，在很多科学家的记忆中，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初夏的早晨，北京城清新宜人，街上车水马龙，生机盎然。参加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的科学家们，乘车来到中南海。华罗庚和众人一起穿过繁花似锦的湖畔小路，走进一座会议大厅。

众人刚刚坐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元、邓小平、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同志，陆续走了进来。大厅里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毛主席满面春风地走上讲台，做了简短而精彩的发言，然后，和到会的科学家们合影留念。

从此，新生的共和国有了发展科技事业的宏伟蓝图。经周总理批准，将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喷气技术等列为国家急需的发展项目，立即筹建专门的研究机构，集中人力物力优先启动，争取在最短时间里，达到一个较高水平。我国的计算科学走上了正轨、蓬勃的发展道路。

1958年，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应用数学系主任。中国科技大学坐落在北京西郊绵延起伏的燕山脚下，校园环境优美，很适合安安静静地搞学问。可是，这时候的华罗庚，已经不能满足于有一方“净土”供他读书，看到很多科学家纷纷走出封闭的研究所，到实际生产中找课题，不断解决新问题时，他再也坐不住了。

一天，在给学生上课时，他说：

“在应用科学方面，基础理论的研究是很重要的，他可以用来指导实践。但是，如果有了理论，把它束之高阁不去实行，或者认为推广和应用只是旁人的事情，甚至认为那是低级的工作，那是很错误的，那样将发挥不了应用数学的作用。”

“同学们，现在我们的国家还很穷，管理工作和工艺流程都有待改进，因此，我想亲自到工厂里，试试能不能用优选法和统筹法促进生产的发展，提高工作效率。具体说，就是以毛主席统筹兼顾的思想为指导，把统计和运算、计算机手段结合起来，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摸索出一套适合我国情况的、行之有效的管理科学！”说到这儿，华罗庚停顿了一下，注视着讲台下一张张年轻、充满朝气的脸庞，他的心被希望鼓舞着：

“你们当中，有愿意和我一起去开辟这条困难重重的道路的吗？”

“愿意，我愿意！”

“我也愿意！”

华罗庚的号召一发出，就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响应。当天就有二十多份申请报告交到了系里。

华罗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很快在灯下拟出了实践活动的初步计划，正当他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中时，忽然，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

走进来两位男同学，华罗庚站起来询问：

“陈德泉、计雷，你们两个找我有事吗？”

“老师，今天在课堂上，听了您讲的那番话，我们很受启发，也很受鼓舞，以前，我们两个曾相约将来一定真正为人民做点儿事，现在，您打算走出校园，到工厂和农村去参与实践，指导实践，这正是我们两个在心底埋藏了多年的愿望，您以后就带着我们一起工作吧！”计雷一口气说明了两个人的来意。

华罗庚看了看两个心爱的弟子，被他们的热情和决心深深地打动了。此后，这师生三人就形影不离地开始了他们艰苦的实践历程。

初次试验，成绩并不理想，有人幸灾乐祸地泼冷水：

“华罗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这么做，纯粹是沽名钓誉，给自己脸上贴金，大家不要跟他学！”

华罗庚心情很沉重，他一个人默默地坐在灯下反复思考：

继续干下去吧，可能还会遇到更多更大的挫折，不继续干吧，又觉得学之无用，对祖国和人民愧疚，怎么办呢？

良久，他拿过纸笔，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为工农服务的决心，同时说明自己的观点：利用统筹法和优选法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有助于管理。

几天后，他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复信。毛主席在信中称赞他“壮志凌云”，表明了党对走理论联系实际道路的支持态度。

华罗庚的心情为之一振，他反复地看了又看，直到激动的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

1964年夏天，华罗庚突然收到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总指挥韩光的一封邀请信。信中热情洋溢地邀请他到大西南去，参加成昆铁路的建设。虽然李白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清晰地浮现在他眼前，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在川滇两省的崇山峻岭、江河沟壑之间，一支筑路大军正在日夜奋战，他们立志打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神话，要在祖国大西南修出一条跨越万水千山的“阳关大道”。这条路经川西平原，直达春城昆明。沿途山高谷深，坡陡流急，地势险要，荒无人烟。

1964年秋季的一天，华罗庚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安顺的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里。激荡在山谷间的爆破声，施工的号子声不时传入指挥部里来。华罗庚顾不上休息，坚持要工作人员带他到施工现场。

“数学家华罗庚从北京来了，他要和我们一起修路呢！”

“听说用他的统筹法，可以节省不少劳动呢，还能提高干活速度，要真是这样，那该有多好啊！”

“听说他还要给咱们做报告呢！”

……

一传十，十传百，工地上很快就传遍了华罗庚到来的消息，工人们一边热火朝天地干活，一边热热闹闹地议论着，满怀喜悦地期待着华罗庚和他的“统筹法”。

华罗庚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很沉重。在出发前，他把花费了无数心血写成的《统筹法平话》拿给大家看，学生普遍反应很好：既通俗易懂，又注重实效。可是，真正在生产实践中应用，效果如何，他心里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所以，在给工人和技术人员作报告之前，他诚恳地说：

“同志们，坦白地说，用统筹法能不能提高效率，现在我还没有把握。在北京电子管厂，我们初次搞试点时，用了八个月的时间，最后还是失败了。这次，我是抱着和大家共同学习的想法来的。搞应用数学，我还是刚开始学走路，不能长篇大论地给大家讲。”

“那更好，施工任务这么紧，您讲得越简明扼要越好！”工人们被华罗庚推心置腹的开场白感动了，他们觉得这位大数学家不仅可亲而且可以信赖。

华罗庚挂起图表，细心地为工人们讲解起来。

第二天，华罗庚拖着病腿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爬上山顶，把自己的学生和助手组织起来，分成运输统筹战斗组和施工统筹战斗组，辗转在各个施工地点，和大家一起苦干。

白天，他们奔波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渴了，喝一口山泉；饿了，吃一个凉馒头。夜晚，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临时搭起的帐篷里。荒山野林中，不时传出恶狼的哀嚎，不知名的野鸟“嘎嘎”地怪叫，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听着山风从丛林里千军万马般呼啸而过，华罗庚常常睡意全消，又坐起来继续思考白天没有解决的问题。

“华罗庚这么有名的大科学家，不在北京城里享福，50多岁的人了，跑到这荒山里来吃苦、受罪，他图的是什么呢？”

“听说他小时候很苦，上不了学，有时候甚至连饭也吃不上，所以他想给国家多出点力，让咱们的祖国早点儿摆脱贫穷，富强起来。”

“这才是人民的数学家啊！”

工人们看着华罗庚辛苦地翻山过河，和大家一块劳动，同吃同住，都忍不住感慨地赞叹。

在山上风餐露宿，不仅身心疲惫，有时甚至还有生命危险。

一天，华罗庚和统筹战斗组的同志们，还有几位当地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乘坐吉普车从成都出发，经过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险崖陡峰，到甘洛去。车在峭壁陡直的山腰里盘旋行驶。两车相遇时，因为山道奇窄，年轻的汽车司机吓得脸色惨白。

中途，车常常要停下来，等华罗庚给正在施工的人们讲解统筹法。在一个急转弯的地方，吉普车突然“嘎”的一声停住了，司机伏在方向盘上，半天没说话。大家探头朝下一看，再前行一两步就会连人带车坠入万丈深渊，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惊出了一身冷汗。

后来，有人问起华罗庚：

“华教授，当时你也看到了车差一点儿翻进山谷里去，你不害怕吗？”

“如果是在北京，我一定很害怕，可是在这里，工人们不怕流血，不怕牺牲，争分夺秒地铺设铁路，和他们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做得太少，也就忘了个人的安危了。”

华罗庚说的完全是心里话。在西南大地上工作的日日夜夜，他完全忘掉了个人的得失。

天刚放亮，吉普车又出发了。

山路越来越难以行驶，人们心里都捏了一把汗。小司机紧咬双唇，眼睛死死地盯着前方，一眨也不敢眨。猛然间，一个大的颠簸，人们被弹起来了老高，脑袋“咚咚”地撞到了车顶棚上。司机发出了一声惊恐的叫喊，

“啊！不好了，车轱辘掉下去了！”这一声可真是撕肝裂肺，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有人喊了一句：

“谁也不要乱动！”

然后，这个人轻轻打开里侧的车门，爬出车外，又把车里的人一个个拉出来。脱险之后，人们往下一看，几乎又一次惊得魂飞魄散：山下，汹涌的大渡河正一路怒吼着奔腾飞泻！

吉普车抛锚了，华罗庚步行到附近的施工地点去讲授统筹法，几次遇险，让他觉得时间尤为宝贵。

吉普车修好后，又继续赶路了。真是祸不单行，天快黑时，车在一处弯道上突然翻了，车里的人全都摔得晕了过去。附近的农民上山采药，发现后，赶紧跑了过去，车里一点儿动静也没有，他们以为人都摔死了，非常难过。后来，好不容易用镰刀割开了车上的篷布，发现里面的人还活着，急忙把人背下山，送进医院抢救。因为这些善良村民救助的及时，华罗庚他们才逃过了这一劫难。

隆隆的炮声依然在群山中回响、震荡。华罗庚和助手们设计的施工、运输方案，大大加快了施工进度，受到铁路建设指挥部的嘉奖。

华罗庚回到北京后，给全体科技大学的师生们作了一次报告，他激动地讲述了那些日夜奋战在祖国西南边疆的筑路英雄们的感人事迹，师生们深受教育，立志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生。

1965年，华罗庚率领推广统筹法的小分队来到河北省的石家庄市。他们在十五化学工业公司办完训练班，又和工人们一起贪黑起早地做试验。

一天，在工作现场，一位工人找到华罗庚，从怀里掏出一卷自己画的统筹图，华罗庚一边看，一边微笑着问：

“你什么时候画的？画这么多需要不少时间吧？”

“我都是晚上画的，晚上比较静，思考起来更清晰，有时候，一晚上可以画好几张呢！”

华罗庚转过身，对站在自己旁边的计雷、陈德泉说：

“工人同志在加班加点地干，这种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啊！”

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华罗庚就精神抖擞地站在弟子的宿舍门外，边“笃、笃”地敲门，边喊：

“起床，起床！别睡懒觉了！”

陈德泉和计雷两个人从睡梦中惊醒，揉着发涩的双眼，从床上爬起来，给老师开门。

“昨天跟你们说的那些问题，你们思考出结果了吗？”

两个人睡意蒙眬，手忙脚乱地往身上套衣服，听老师发问，立刻彻底清醒过来，对视一眼后，陈德泉小声地说：

“昨天和您谈完了，我们两个有点儿累，回来就睡觉了，还没有来得及细想。”

“才10点钟就喊累，那位工人画图经常画到深夜两三点钟，人家哪天不是早早地到厂里上班，你们两个的精神比工人同志可差得太远了！”

两个学生吓得一声不吭。从这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让一个问题过夜，当天的事一定当天做好，否则，决不休息。

196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大动乱极大地破坏了各项事业的建设。华罗庚被禁止外出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他被当做“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受到了批判。红卫兵几次抄家，他花费了大量心血写成的数学手稿也全部遗失了。

1970年3月4日，周总理看到了华罗庚要求追查被盗手稿的来信，当即给有关部门负责人及自己派到科学院的联络员刘西尧批示：

“首先，应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

次之，应追查他的手稿被盗线索，力求破案。

再次，科学院数学所封存他的文物，请西尧查清，有无被盗痕迹，并考虑在有保证的情况下，发还他。

第四，华罗庚的身体已不适合再随科大去‘五七’干校或迁外地，最好以人大常委身份留他住京，试验他所主张的数学统筹方法。

此事请你们三位办好后告诉我。”

有了周总理的保护，华罗庚又可以进行他的试验了，他激动得连夜找到计雷和陈德泉。

1970年6月9日，华罗庚和陈德泉、计雷乘飞机到达上海。他们是应复旦大学之邀到上海搞试点的。

此时的上海一片混乱，他们刚下飞机，就有人传达了“有关方面”的意见：

“现在上海正在突出政治，搞技术的事情不太好办。你们不必下工厂了，也不要到各处乱跑，免得发生什么意外……”

三人被安排在和平宾馆附近住下了。盛夏的上海骄阳似火，热浪一阵一阵涌进屋子里来，华罗庚心烦意乱地擦着汗，工人们急切地盼望他的“双法”，加快工作进度，而他却无所事事地闷在屋子里，怎么办呢？一次次的请求都遭到了有关方面的拒绝，华罗庚待不住了。

第二天一早，他叫起陈德泉和计雷收拾起简单的生活用品，直奔工厂而来。任凭出来应付他的人怎样劝说和制止，三个人还是走进了工厂大门。

工厂临时腾出一间仓库，改作办公室，师生三人披星来，戴月去，不辞劳苦地给工人传授统筹法。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按计划又是华罗庚给工人们上课的时间了，可是天公不作美，外面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负责组织工人的小王抱歉地向华罗庚解释说：

“雨下得这么大，又是晚上，有的工人住得较远，大概不会来太多人，请您谅解。”

“没关系，只要有人来，我就照常讲。其他的同志我会抽时间另讲”华罗庚温和地答道，小王感激地点了点头。

半空中的一个霹雳，雨越下越大了，华罗庚冒着大雨走进会场，他一下子愣住了。

一间只能容纳几十人的屋子里，足足挤了有二百多人，而窗台上也坐满了人，还有的人撑着伞，穿着雨衣站在门口和窗外！

华罗庚含着眼泪，一步一颤地走上讲台。当他开始讲话时，原本喧嚣的会场顿时肃静下来。只有暴雨击打着窗棂的“噼啪”声，应和着他浑厚清晰的话语，仿佛是一首优美的夏夜交响曲。

报告会结束了，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前排几个年轻的工人，看了看窗外沉沉的雨夜，又看了看华罗庚有些发抖的病腿，不约而同地走上讲台，把鬓发苍苍的华罗庚抬了起来，趟着没膝的雨水，一直送进车里。

汽车缓缓地开动了。透过如织的雨雾，看见那些工人仍旧站在风雨之中，目送着自己，华罗庚只觉得心里一热，泪水无声地流过了他布满沧桑的脸颊。

最后，在短短的六天时间里，运用统筹法，工人们硬是完成了原本需要二十天的工作量，平均每天为国家创造了二十多万元的产值。

华罗庚和他的助手们欣慰地笑了。

1972年春末，华罗庚又率领几十位科技人员，来到了武汉东湖的翠柳村。他把科技人员分成各个小分队，派到全省各地开展工作。出发前，湖北省委负责人接见了大家。

“谁负责荆门地区的小分队？”负责人亲切地问。

“是我。”计雷马上站起来答道。

“荆门地区有两大难题，这次你带人下去，别的我不管，这两个问题你一定要解决：一个是白纱咔的质量问题；一个是沙市电厂的煤耗要降下来，不解决好，你们就留在那干，别回来！”

散会后，计雷找华罗庚诉苦：

“老师，这不是难为我吗？这两个问题多少年了，都解决不了，我领了任务，心里一点底也没有，真的干不好，我个人倒没什么，就怕给您老丢脸，我还是别去了！”

“不行！非去不可，而且一定要干好！”

“我对那里的情况一点儿也不熟悉，怎么开始搞呢？”

“到了那儿，用心去学，不就了解了吗？遇到难题就后退是没出息的！”

计雷没办法，恳请老师和自己同去，华罗庚答应了。师生二人日夜苦干，在十九道工序上搞优选，注重方法，培养人才，反复试验，很快，就把白纱咔的一等品率从百分之十六提高到百分之四十三。人们有了信心，进一步努力，又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三，最后，使一等品率直线上升到百分之九十。省委书记亲自对华罗庚表示谢意。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埋头奋战，另一个难题也解决了。这件事使小分队成员深受教育，他们都认识到：只有知难而进，事业才能成功。

华罗庚结束了在湖北工作的当天，又带着科技人员日夜兼程，赶奔中国东北石油宝库—大庆。

大庆油田的职工以东北人特有的豪爽迎接华罗庚的到来，他们敲锣打鼓，挥舞彩旗，甚至鞭炮齐鸣，热闹的场面好像过年一样。

华罗庚由衷地笑了，他从心里往外地爱上了这些直爽、豪迈的东北汉子。

在高远的蓝天下，在广阔的草地上，大庆人召开了万人大会，听华罗庚宣讲统筹法和优选法。他们要让所有的工人都了解优选法，都学会运用优选法，就像人人都应该会使用算盘一样。

华罗庚刚刚宣讲完，就把自己整个融入到年轻的工人中去了。感受着油田工地上的火热气氛，倾听着油田工人的豪言壮语，60多岁的华罗庚觉得全身充满了力量，他奔走在油田各处，讲解，答疑，指导，一天忙到黑，竟然不觉得累。短短的几个月，大庆工人共搞了两千多个优选法的试验，其中一千多项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大庆聘请华罗庚担任长期的科学技术顾问，华罗庚欣然接受了，他捧着红绸子包着的聘书，就像捧着大庆人一颗颗火热的心。他知道，这份信任对他的一生来说，是一件多么珍贵、多么难得的礼物。

1975年7月的一天，华罗庚又和自己的助手乘上火车，越过松辽平原，进入美丽的大兴安岭。

兴安岭上，青翠欲滴的松树，洁白如雪的桦林，如火如荼的红枫林，五彩缤纷，一片连着一片，看的人眼花缭乱。山上，空气清幽，百鸟齐鸣，登山的人顿觉心旷神怡。

华罗庚拄着拐杖穿行在遮天蔽日的大森林里，渐渐地忘掉了城市的嘈杂和北京发生的所有不快。每天，他乘坐森林小火车，奔忙在各个采伐场，用优选法和统筹法研究“采”、“运”、“用”、“育”等问题，大大提高了工效，缩短了工期，最终提前一个月完成了冬运任务。造反派们仍然在监视、干扰着他的工作。回到哈尔滨后，劳累、忧闷使他感到身心憔悴。

一天深夜，人们早已进入了梦乡。华罗庚的屋子里，突然传出了断断续续的敲击声。一位服务员刚好经过门外，他迟疑了一下，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回答，他忙打开门走进去，屋子里很暗，一阵沉重的喘息声从沙发上传过来，打开灯，他吓坏了：华罗庚脸色惨白，嘴唇发紫，全身蜷缩着倒在沙发上，那根拐杖也丢在地上。他赶紧跑出去喊医生和领导。

一会儿的工夫，医生跑来了，其他人也都从床上爬起来，聚到华罗庚的身边。

医生检查的结果很快出来了：突发性心肌梗死！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众人惊呆了，纷纷围上前去，医生站起来，劝阻满脸焦急的人们：

“请大家不要动病人，他的心跳很微弱，不要围着他，让他安静地躺一会……”

很快，华罗庚被送进了医院。科学院派一位副秘书长赶来探望，华罗庚躺在病床上，紧紧地拉住来人的手，断断续续地说：“请转告党中央，我，我没有做好主席交给我的工作，就病倒了，我对不起祖国和人民，我对不起毛主席的嘱托！”说完，泪如雨下。

周围的人听了，都忍不住转过身去，掩面而泣。

华罗庚的长子华俊东、儿媳柯小英、长孙华云，接到病危通知后，星夜赶奔冰城哈尔滨。大家日夜守候在病床旁，忧心如焚。华罗庚自幼艰难，一生坎坷，几次死里逃生，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他轻松地安慰家人和弟子：

“如果我不行了，希望你们能坚定地走下去，真正为国家做点贡献，如果我能挺过来，我一定更加努力地工作……”

大庆油田的工人，大连机车车辆厂的工人听说华罗庚病重，纷纷赶到医院，日夜守候在院子和走廊里，流着泪期待华罗庚早点儿好起来……医生和护士们看了，都感动的不知该如何劝慰这些人，他们全心全意地挽救着这位为祖国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人民数学家。

华罗庚渐渐地转危为安了。

1976年，为新中国南征北战、操劳一生的周总理、朱总司令和毛主席相继逝世了。山河悲哭，举国哀悼。

华罗庚每想起主席的重托，总理的关怀，就忍不住热泪盈怀，在那些逝去的日子里，发生了多少令人终生难忘的事啊！

灯下，华罗庚再次含泪写下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他要在有生之年，拼尽余力为党、为国分忧。

不久，“四人帮”粉碎了。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头，庆祝我们的党终于拨开云雾，重见光明。

还是在这一年的盛夏，刚刚永别了周总理、朱总司令的人们又经历一件不幸的事。唐山发生了强烈地震，几十万人一夜间从地球上消失，无数孤儿无家可归。党中央马上派人赶赴灾区，处理灾后的各项事宜。

由于开滦煤矿停止外运，各种新情况随之出现：

“北京缺煤！”

“华北缺煤！”

“工厂无法开工！”

“居民生活出现困难！”

华罗庚不顾心脏病随时可能发作的危险，于1977年2月，迎着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越过雁门关，亲自到山西大同煤矿，用统筹法组织百万吨存煤外运。

原来一天只能装702车，华罗庚来到以后，日装车提高到一千辆以上，只用了五个月，就突击完成了外运任务。

在全国工业展览会上，华罗庚主持的这项“铁路统筹和汽车节油”试验，获得了中国科学院颁发的一等奖。

将近二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华罗庚为了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27个省、市、自治区的上百个县；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地留在了成千上万个工厂、矿山和村庄；七千多个日日夜夜，他用双脚在祖国大地上丈量了一百万千米的漫长行程；雄关漫道真如铁，华罗庚用生命和智慧谱写了一曲伟大的奉献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