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记录在中华

晴朗的夜空犹如墨蓝色的海水，静谧而清新。仰望夜空，天宇高渺，明月皎洁，群星争耀，河汉灿烂。熠熠闪烁的群星按照神话中描述的故事组成了美丽的星座。几颗钻石般的行星在群星中缓缓移步，宇宙中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与和谐。这一切多么美丽，多么奥妙，多么神奇啊！

那九天之上的神奇世界引出过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和猜想——女娲补天的英雄业绩；嫦娥奔月的美丽传说；牛郎织女的动人佳话……

像这传说一样美丽，像这故事一样动人的还有我国古代探索星空的奇迹。

翻开近代欧洲关于彗星的研究历史，许多新的成果之中都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

1835年，也就是经过哈雷的预测之后，哈雷彗星第二次回归的时候，伦敦的大街小巷人头攒动，人们争相目睹哈雷彗星的迷人风采。

这一年，冬天仿佛来得格外早，刚刚进入11月中旬，已是寒气逼人了。哈雷彗星从11月16日开始出现在天空，每天清晨，伴随着东方的晨曦，人们迎着凛冽的寒风兴致勃勃地观察这奇异的天象。

人群中有一位年仅12岁的少年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后来成为研究彗星和小行星的天文学家哈尔德。

11月20日，小哈尔德像前几天一样，天未亮就走出家门，随父亲去看哈雷彗星。然而，这一天伦敦出现了大雾，无论哈尔德如何调整望远镜的焦距，却怎么也找不到哈雷彗星的影子。寒冷的晨风中，他竟然急出了一头大汗，可还是毫无结果。他一遍遍地诅咒这可恶的大雾，不由得哭泣起来。旁边的大人们看着他那着急的样子和冻得像红苹果一样的小脸，不由得笑了起来，都夸他是个小彗星迷。

哈尔德为什么对哈雷彗星如此着迷呢？原来，哈尔德的父亲是位天文爱好者。在这次哈雷彗星回归之前，他给哈尔德讲述了哈雷的动人故事和彗星知识。从此，哈雷为天文学而献出毕生精力的动人故事以及彗星那奇特的身影，给这位少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发了他对天文学尤其是对彗星的极大兴趣。

哈尔德随着流逝的光阴而渐渐长大了，而且成为一名年轻的彗星观测能手。他立志要像哈雷那样在彗星的研究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强烈的事业心驱使他多方面发掘和寻找史书中有关彗星的各种记载。在多年的资料搜寻中他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彗星资料的最大宝库在东方的中国，特别是中国关于哈雷彗星的记载历史悠久，记录精确，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他的这一观点早已得到世界上的公认。

哈尔德从中国的史料中整理出15次哈雷彗星回归记录，排列成表，并一直推算到公元前12年（相当于我国汉成帝元年）。后来，他根据中国的资料算出，哈雷彗星的轨道面在汉朝时与地球轨道平面的交角比现在小8度之多。这一发现为探索哈雷彗星轨道的演变闯出了一条新路。

我国是世界上记录彗星最早的国家，哈雷彗星更是我国最早发现并记录的。

早在公元前613年（鲁文公十四年），我国就有关于哈雷彗星的记录，“秋七月，有星勃入于北斗”。在《史记》中也有：“鲁文公十四年，彗星入北斗，周史曰‘七年，宋、齐、晋君死’”之记录。这比欧洲的发现要早1602年，比耶路撒冷人的发现早679年。

根据我国著名天文学家张钰哲的研究，哈雷彗星在我国史料中的记载还可上溯到公元前1056年。《淮南子·兵略训》中说：“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至共头而坠。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意思是说武王伐纣的时候，向东面迎着木星进军，到共头山而山崩。恰在此时，彗星从东方上升，柄朝东而星西指，似乎有意以扫帚之柄授给殷人以扫除从西方前来的军队。

张钰哲用计算机计算了近四千年来哈雷彗星的轨道变化，并从哈雷彗星的出现规律，证实了武王伐纣的确切年代，可谓一箭双雕。

据统计，到公元1500年，天空共出现过40颗彗星，我国全部观测和记载过。史学家马端临将它们制成星表，写入了《文献通考》一书，对世界天文学做出了可贵的贡献。这部书的法文译稿至今仍存放在法国巴黎天文台。后来，欧洲人毕欧、威廉斯等编制的彗星表都是在马端临星表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

到公元1911年，我国史书上共记载了359次彗星，其中写作彗星的256次，写作孛星和星孛及其他名称的103次。这样丰富的记载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1973年，在湖南长沙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就有关于行星的《五星占》，共8000字和29幅彗星图。图中表示的内容显示了当时已观测到彗头、彗核和彗尾的形态，特别是彗头和彗尾的形态多种多样。这比目前发现的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彗星图都要早得多。据研究，它可能是战国时期所画，到现在已有2300多年了。然而，直到16世纪，西方大多数学者还以为彗星是大气里含有毒物质的气团。许多彗星图也是荒诞不经的，有人甚至把彗星描绘成利剑和人头。

在世界上最早发现彗星本体并不发光和彗尾方向与太阳有关的也是中国人。

唐代初期的天文学家李淳风（602—670）在《晋书·天文志》中写道：“彗体无光，傅日而为光，故夕见则东指，晨见则西指。在日南北，皆随日光而指，顿其芒，或长或短”。这段精彩的记载，意思是说，彗星本身并不发光，是由于太阳的照射有光，所以黄昏看到的彗星尾巴指向东方，黎明看到的彗星尾巴则指向西方。出现在太阳南北两面的彗星尾巴指向，也是由它与太阳所处的位置决定的，彗星的尾巴长短不一。这里让人惊叹的是，早在南北朝时期，我们的先人就知道了彗星发光的本质，而且将彗尾的指向与太阳之间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而欧洲人直到公元1532年才发现彗尾与太阳总是相背出现的，这之间相差近900年。

彗星的分裂是十分罕见的现象，我国也有较早的观测记录。在《新唐书·天文志》中有一段十分详细的记载：“唐乾宁三年十月，有客星三，一大二小，在虚、危间，乍合乍离，相随东行，状如斗。经三日而二小星没。其大星后没虚、危。”这里说的唐乾宁三年是公元896年，虚和危是我国古代星宿名称，即现在的宝瓶和飞马星座的一部分。这段的意思是说，公元896年，在宝瓶和飞马座观测到已分裂成一大二小三颗彗星，相伴着向东运动，时而相合，时而分开，好像是在打架。三天之后，两颗小彗星先隐没了，接着大的彗星也消失了。描写得十分形象与生动。

我国古代对哈雷彗星的观测记录及对彗星的认识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法国天文学家巴尔代称之为“世界上最好的纪录”。天文学家奥利维耶在他论彗星的著作中开头便指出：“公元1500年以前出现的40颗彗星，它们近似轨道几乎全部是根据中国的观测推算出来的。”哈雷在预测1682年彗星回归时，也从中国的彗星记录中得到了不少的启示而确定它是一颗周期彗星。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在古代的星空探索中，我们的先人曾经做出了辉煌的贡献，也必将激励我们后来人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