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制战略导弹

• 毛泽东伸出5个手指头，“我看呀，对我们说来，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
• 钱学森轻松地笑道：“你不是常说，困难像老鼠，听见脚步响，就跑个精光了吗？”
• 聂荣臻不失时机地“激将”说：“好，好得很嘛，那你就领着他们制造出一个世界奇迹来！”

毛泽东接见钱学森

1956年2月1日，作为增补委员被邀请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会的钱学森，收到一张由毛泽东签署的大红请柬。

当晚，钱学森应邀出席了毛泽东举办的宴会，这是他第一次与敬仰已久的人民领袖畅怀交谈。

当钱学森一走进菊香书屋时，周恩来就对毛泽东说道：“主席，我将你久盼的贵宾请来啦！”

“啊！钱学森同志，”毛泽东走上前去，紧握着站在周恩来身旁有点拘谨和紧张的钱学森的双手，“盼了你好久啰！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和火箭专家！”

“我也早想来拜会主席了，”钱学森激动地望着紧握着他双手的毛泽东，“怕你太忙，不敢来打扰。”

“你说反啰！是我考虑到你才回国，要处理的事太多，不敢过早相约。”毛泽东诚挚地说。

“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5个师呢！”毛泽东伸出5个手指头，“我看呀，对我们说来，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呢！”

回想起自己在归国期间所经历的欢乐与苦难，钱学森不禁悲喜交加，那是怎样一段艰难的归国之旅啊！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美国。还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空气动力学的钱学森听到这个消息兴奋不已，立刻和夫人蒋英商量如何早日赶回祖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然而，美国的海军部次长给移民局打电话说：“一定不能放钱学森回国，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从此，钱学森经历了长达5年的迫害和拘禁。几经周折，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回国愿望终于实现了！1955年9月17日，这天，钱学森与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

钱学森抵达北京不久，就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接见。

今天，毛泽东这样平易近人，减少了钱学森初来的拘谨和紧张。

“学森同志，”毛泽东望着钱学森笑着说，“你那个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我仔细看过了。写得很好呀！”

“主席，”钱学森谦和地笑了笑，“我刚刚回国，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我只是根据我的工程控制论，对我国的国防建设，特别是航空工业的建设提了不少很不成熟的意见，其中错误一定不少啊！”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学森同志，提出了这么多好建议，怎么是错误啊！这是十分难得的呀！这些精辟独到的建议，只有你这位工程控制论创始人才提得出呀！”

毛泽东顿了顿，接着说道：“我们国家决定根据你的工程控制论，组织各个学科各个部门一起奋力搞导弹。学森同志，我想请你这个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来牵这个头，有信心吗？”

钱学森有点紧张：“主席，这么重要的任务，我怕干不好啊！”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毛泽东用筷子一晃，“你钱学森是工程控制论的开山鼻祖，还怕干不好！”

在毛泽东磅礴气势的感染下，钱学森终于坚定地点了点头：“主席，我一定努力工作。”

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

1956年月底的一天，北京西郊黄带子坟突然热闹起来。一辆辆军车载着人员和物质，从北京的不同方向开到这里，卸下物质之后又匆匆开走，然后又载着物资和人员回到这里。

这些人有的穿军装，有的穿便装，有士兵，也有将军，还有白发苍苍的科学家。他们一下车就开始忙碌起来，搭帐篷，搬设备，平整土地……在这片荒芜已久的土地上忙个不停。

他们是我国导弹研究事业的开拓者，他们正在这片荒地上将建设中国最早的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这片承载希望与未来的土地，是由北京的各军事单位无偿支援的。

在半个月前的中央军委专门会议上，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向中央军委的领导们提出《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在这份报告中，聂荣臻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陆、海、空军都已经逐步采用各种导弹作为制式装备，并且还在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英、法等国也在大力进行各种导弹的研制工作。

由于喷气技术、流体力学、电子计算机等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可以看出，各种导弹作为军队武器装备有很广阔的前景。为适应中国国防现代化的需要，必须立即开始导弹的研制与培养干部的工作。要以最大的速度在几年内解决一种或一种以上导弹的研制问题。

为此，建议在航委下面设立导弹管理局，统一管理导弹的研制工作。建立导弹研究院，以钱学森为院长，尽快开展导弹研制工作。建立自动控制、无线电定位等研究所，加速建立电子元器件研究所。

这份报告在5月26日的中央军委会议上通过。为此，周恩来还特意作出指示：

同意组建导弹管理局，由钟夫翔任局长。同意钱学森为导弹研究院院长。局、院的副职干部由总政治部、总干部管理部配备。调人、组建机构等，由聂荣臻主持，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解决。

成立导弹研究机构的决定得到了在京各军事单位的大力支持。解放军一二四疗养院、北京军区一〇六疗养院、北京空军四六六医院，都决定拨出部分办公用房，供国防部五院使用。

这样，导弹研究院在北京西郊黄带子坟找到了第一处院址。于是，第一批工作人员赶到这里，开始为共和国的导弹事业拓荒。

牌子和办公地点都有了，接下来要解决人才问题。为此，5月29日，聂荣臻邀请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一机部部长黄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等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开会，商量为导弹研究院选调科技骨干的问题。

会上，聂荣臻首先告诉大家导弹研究事业的重要性，然后恳切地希望到场的各单位领导支援人才。

聂荣臻的话使到场的领导沉默起来。从自己的科研队伍里调人，每个领导都有些不情愿。建国初期，各行各业都急需人才，向内拉人都拉不到，更不要说向外放人了，所以，大部分人都不愿意说话。

会场上的沉默，被陈赓大将的发言打破了。

陈赓站起来明确表示，搞导弹需要集中全国的有关技术力量，才有可能进行下去。为此，哈军工将抽出6名教授支援航委。

陈赓表态，使聂荣臻很满意，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陈赓是个性格开朗、胸怀坦荡、原则性强，在处理行政事务上非常干练的人。

陈赓表示了鲜明的态度之后，会议室里又出现了一阵沉默。

后来，有人说：“搞尖端武器是重要，可是，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太少。每年只给我们几个大学生。老科学家是我们的老母鸡，大学生是新来的母鸡，我还指望他们给我下蛋呢！”

会场上发出一阵笑声。

聂荣臻听了这话有些不高兴，认为这是缺乏全局观念的表现，但他没有批评。对此他是理解的。

陈赓第二次站起来了，他对聂荣臻说：“聂总，选调专业技术干部，我院准备再增加3至4名。”说完他就坐下了。

会议室里不再有人笑。各个部委、科学院都表示尽力支持航委的工作，给航委提供用人方便。会议达到了预期目的。

聂荣臻最后在讲话中还有一些感谢的言词。

会后，包括任新民、屠守锷、梁守、庄逢甘等在内的数十名高级和中级科技人员，在经国务院批准后，很快到五院报到。

人们从事国防科技的热情很高，把这看成是无上光荣的事业。许多人甚至连调令都没有收到，接到电话就来报到了。以后又调入了蔡金涛、黄伟禄、吴朔平、姚桐彬等专家，接收了当年分配的100多名大学毕业生，组成了中国发展导弹事业的第一批骨干力量。

聂荣臻得知后，深感欣慰。

4个多月以后，为了解决五院科技干部奇缺的困难，聂荣臻又提出建议，在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组建导弹专业，在通信学院、邮电学院、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设置有关导弹的专业。

建议得到中央批准。这为日后苏联毁约，中国坚持导弹研制工作，奠定了技术力量基础。

1956年7月，经军委批准，以钟夫翔为局长的导弹管理局，即国防部五局，正式成立。

3个月以后的10月8日，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导弹研究院成立，下面设立了10个研究室。

至此，中国的导弹研究事业开始起步。

中国导弹第一课

1957年11月29日，在北京西郊一家简陋医院里，嘹亮的队列歌曲《我是一个兵》响彻云天。400多名学员和五院一分院的专家，以及院本部机关工作人员，从军队来院的军师团营干部们排成纵队，坐在院里统一发的绿帆布马扎凳上，在政委指挥下“拉歌”。

这是军队里特有的娱乐项目，唱什么歌无所谓，关键是要有气氛。而今天的气氛又与往常大不相同。

在欢乐的气氛中，拉歌结束了。钱学森院长走上讲台。他在黑板上写下“导弹概论”4个字，然后转过身对大家说：“这就是今天的课题，这课题分为5篇，20节课，30个小时，10天讲完，每天2节……”

接下来，钱学森开始为新中国的首批导弹技术人员开讲他们的导弹启蒙课。

为了讲好这堂课，钱学森院长像当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当教授时一样，亲自编写教材，写出了厚厚的讲义。

此时，400多名学员望着讲台上那位世界闻名的科学家，仰慕崇敬之情闪耀在默默相对的目光里，洋溢在欣喜的脸上，宛如仰望着科学之神、智慧之星。

教室里，钱学森用他浑厚的男中音把学员领进了一个神秘的科学殿堂：导弹学、空气动力学、冲压发动机、火箭发动机、弹头防烧蚀技术、风洞技术、导弹结构……他以严密的思维逻辑、形象生动地将渊博的知识深入浅出、春风化雨般播洒在学员的心里。

课堂上，大家认真地听着，如饥似渴地学习着，记录着，生怕漏一句话，记错一个字，每个学员都两眼盯着黑板上的公式、挂图，心随着钱学森的思路飞翔。

从弹道式导弹到飞航式导弹，从总体设计到分系统布局，钱学森娓娓道来。他循循善诱，画龙点睛，还不断提示，活跃课堂气氛，实行教与学互动、问与答的思辨，留出思考的空间，又指明研究的方向。

在讲课时，钱学森要求学员不仅要学好专业知识，还要学点哲学、心理学，特别要学会运用唯物辩证法、形式逻辑，为逐步形成科学的研究方法打好理论基础。

钱学森还特别强调，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思想。他说科学家也是一个思想家。

在美国时，他探寻科学规律的过程中历尽曲折和失败，回国后他发现自己所探索的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著作里早已有了明确的解释和答案。

他说利用唯物辩证思想指导科研和学习，能收到事半功倍之奇效。

演讲结束时，钱学森用一个小故事画了个圆满的句号。他说：

在美国时我收到一个小青年的来信，信中说我著的一本有关工程控制方面的书上某一个公式有误，我半信半疑地进行了复核，结果证实果然有误。我诚恳地接受这个青年的意见，做了更正。

这个故事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启示大家：任何一个科学家，无论他的名气有多大，成果多么显赫，在科学研究上都要有敢于修止错误的勇气，这就是科学精神。

追求真理，修正错误，不仅是科学家，也是每一个从事科学事业或从事任何一种事业人的座右铭。

通过这堂课，钱学森不仅给新中国的第一批导弹科研人员讲述了导弹的基本原理和构造，也为他们树立了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为我国的导弹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

通过培养自己的科研人员，使我们有了自己的科研生力军，这才使中国的导弹事业在苏联撕毁合同、撤离技术专家时没有停顿，而是经过摸索研究后，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

中国代表团启程赶赴苏联

1957年9月7日，一架苏制伊尔-18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呼啸着拔地而起，向苏联飞去。

宽敞的飞机上，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团长聂荣臻正和新被授予中将军衔的钱学森展望着中国尖端武器的美好前景。此行，他们要争取到苏联政府的技术支援，为中国的尖端武器事业插上起飞的翅膀。

钱学森作为没有战功的科学家被授予中将军衔，这要感谢苏联人的蛮横。

迫于国际形势，苏联不情愿地答应在尖端武器制造方面给予中国支援。苏联人答应得很无奈，所以在谈判程序上摆起了大国的架子。

开始时，苏联政府迟迟不复函中国政府，复函后又附加了一些条件。苏联国防部表示，苏联的火箭、导弹和其他尖端技术设备需高度保密，中国必须派出相当级别的政府官员和相当高级军衔的军官来谈判，否则，一些关键技术将不安排参观。

钱学森只是个火箭专家，而且是代表团不可缺少的成员，因为代表团成员中他是唯一通晓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但他没有军衔，更不要说“相当高级”的军衔了。

周恩来知道此事后，立即建议中央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周恩来诙谐地说：“早在1945年美国政府就曾授予钱学森上校军衔了。现在已经过了12年，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他当将军呢？就是按军队的晋升制度，也该轮到钱学森当将军了。”于是，中央军委很快作出决定，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

此时，钱学森中将对聂荣臻元帅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导弹演化而来的。”

“造这种导弹，你有把握吗？”聂荣臻关切地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能提供有关的设备和导弹样品，我保证能行。”钱学森满怀信心地说。

聂荣臻低下头想了想，然后说：“你觉得还有哪些困难呢？”

钱学森轻松地笑道：“你不是常说，困难像老鼠，听见脚步响，就跑个精光了吗？”

“哈哈……”聂荣臻爽朗地笑了起来，说“对，去年在中央开会，你说过，如果没有外援，依靠我们现有的技术力量，可以在七八年内研制出像美国‘诚实约翰’一类无控制导弹。我把你的意见报告给总理，中央就叫我们7年内搞出自己的导弹，当然不会是‘诚实约翰’。我当时比较乐观，心想大概只用5年，最多7年也行。这次若能争取到苏联的帮助，就能够提前制造出性能更先进的武器了。”

聂荣臻的笑声感染了钱学森，他风趣地说：“那就不用5年了，在元帅领导下五院同志干劲足得很，就想让咱们弄一个样品回去研究研究呀。”

聂荣臻不失时机地“激将”说：“好，好得很嘛，那你就领着他们制造出一个世界奇迹来！”

钱学森略有思忖地说：

凡事成功，都会有一个先兆，我也同样有这个预感。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能使科研力量高度集中，意见高度统一，这比自由的美国更适合搞火箭工程。

飞机穿云破雾，载着中国人的导弹梦想向前飞去。

与苏联签署新技术协议

1957年9月7日18时，穿越莫斯科机场上空绯红的云霞，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坐的伊尔-18飞机缓缓降落在机场上。

中国代表团一下飞机，就受到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别尔乌辛的热烈欢迎。别尔乌辛给聂荣臻一个俄罗斯式的热烈拥抱，然后亲切握手。之后，中国代表团乘车到宾馆休息。

9月9日，谈判正式开始。中国代表团围绕新技术问题与苏联谈判代表进行广泛的谈判。他们将整个国防新技术谈判分为军事、原子能、导弹、飞机、无线电电子及有关试验基地建设等若干部分，分别由相关负责人专门去谈。

谈判进行得紧张而艰难。

正如聂荣臻出发前估计的那样，苏联方面并没有毫无保留地把一切新技术都交给中国，而是保留了很多东西。有的技术项目不是只给资料，就是只给样品。

但是，中国代表团早有准备，他们在谈判时提出了很多具体要求，这使苏联谈判代表在谈判时觉得对手远比预料的要专业。

因此，苏联人的态度逐渐变得友好起来。别尔乌辛对聂荣臻说：“有些项目你们提出的型号性能已经落后了，可以提出更新一些的型号。”

在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下，谈判的结果在一点一点地向着成功迈进。

经过二十多天的谈判，9月底，中苏双方经协商起草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

协议草案达成后，聂荣臻派人立即把草案送回北京，交周恩来，等待中共中央、毛泽东审批。

毛泽东、周恩来对这个草案表示满意。很快，回国的人把草案和修改意见带回了莫斯科。苏联方面上送的草案也得到了批准。

10月15日，签字仪式在富丽堂皇的苏联国防部举行。出席签字仪式的中苏两国代表都很轻松，彼此微笑，热烈握手祝贺。聂荣臻还拿出茅台酒与苏联朋友畅饮，感谢苏联朋友的大力帮助。

中国代表团圆满完成了任务。从此，中国的导弹、火箭研制、基地建设等尖端武器事业，展开了起飞的翅膀。

聂荣臻为科技人员“募捐”

1959年底，一场席卷全国的自然灾害给中国的导弹事业带来了空前巨大的困难。在北京郊区导弹研究院里忙碌的技术人员在副食品严重缺乏情况下，忍着饥饿坚持在办公楼、图书馆、资料室里翻阅资料，讨论方案，苦心研究，精心设计。

科技人员挨饿的消息传到了躺在病床上的聂荣臻那里。此时，聂荣臻因为劳累过度，已经住院将近一个星期了。听到这个消息后，聂荣臻不由深深地感叹：“这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呀！”这天晚上，聂荣臻穿着病号服在床前走来走去，对这件事想了很久。

第二天一早，聂荣臻把秘书找来。他坐在沙发上对秘书说：“昨天我想了好久，你今天先去找爱萍同志，让科委的同志们商量一下，五院、核武器研究所的科技人员一定要劳逸结合，要想办法改善他们的生活，决不能搞坏身体。”

秘书走后，聂荣臻站起来，望着窗外光秃秃的树枝，忧心忡忡地想：现在科技人员每天都要进行超长时间的工作，体能消耗极大。如果只强调休息，一般地讲讲改善生活是肯定不行的。假如没有足够的营养品，进行如此强度的劳动，身体必然会被拖垮。

现在，国家正面临自然灾害，全国都处在困难时期，即便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也只是维持着最低的生活标准。肉、蛋、黄豆一类副食品极为紧张，就是有钱也没地方去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拿什么给科技人员补充营养呢？

聂荣臻想了很久，最后，他接通了周恩来的电话。

聂荣臻对周恩来讲了导弹研究院、核武器研究所的情况后，请示说：“总理，现在我想是不是可以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各大军区、海军募点捐，让他们支援些猪肉、黄豆、鱼、海带之类的东西，多少解决些问题。”

周恩来认为这个办法好，很支持。

这样，北京、广州、济南、沈阳军区和海军都接到了从聂荣臻办公室打来的电话，电话传达出这样的意思：我们正在进行国防尖端项目攻关的科学技术人员生活清苦，任务繁重，需要各大单位援助一些副食品。接到电话的单位纷纷表示，应该为科技人员提供帮助。

“募捐”进行得很顺利，“募捐”来的东西也比预料的要多得多。部队慷慨地拿出他们自己也同样需要的东西。海军和北京、广州、济南、沈阳等军区，拨给了国防科研战线一批猪肉、鱼、海带、黄豆、水果等副食品。

就在聂荣臻向各单位发出呼吁的不几天，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来到医院看望聂荣臻。

病床上的聂荣臻念念不忘饿着肚子的科技人员，对郑维山说了“募捐”的事。

他半开玩笑地说：“我知道你们的家底，你们有生产，有东西，你一定要拿出一些来。你可不能小气呀！”郑维山的回答也很干脆，“东西我一定搞一些，还可以打一些黄羊”。

“募捐”所以进行得很顺利，这里面至少有两个主要因素起了作用：一是各大单位对研制国防尖端武器的极大热心。二是聂荣臻在解放军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正是这两个因素，使得部队拿出他们自己也同样需要的东西时，是那样的慷慨。

陈毅也来看望聂荣臻。听说此事，他对聂荣臻说：“我举双手拥护，向各单位‘募捐’，也加上我的名字。”他满腔热忱地对聂荣臻讲：“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宝贝，要爱护，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硬，也得靠这些人。我们不吃，也要保障他们起码的生活。”

“募捐”的东西搞来了，如何分配呢？

聂荣臻极其严肃地对国防科工委的领导说：这也是一项有力的政治工作。要把这些东西以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全部分配给每个专家和技术人员。行政工作人员一律不分。交待任务时，聂荣臻是极其严肃的。也许他意识到自己过于严厉，又笑了笑，加了一句：“我是要检查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耐得清贫的，他们不会有超出一般人生活水平的非分要求，何况国家面临这样困难的时期，连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宣布自己不吃肉，以表示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的决心。毛泽东、刘少奇的孩子，都只吃寄宿学校的普通伙食，回到家里也就是多吃几块红薯或掺了玉米面的馒头。在这种情况下，以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发下来的副食品，实在使知识分子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在各科研单位，分发这些东西的场面，气氛令人感动，许多人热泪盈眶。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一个技术人员说：“我们国家这样困难，主席、总理都吃白菜汤，军委太关心我们了！”

所有的人都表示，要为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拼出一腔热血。通过这次“募捐”，科研人员研制“两弹”的积极性更为高涨。

第一枚战略导弹仿制成功

1958年7月，正是北京最热的时候。在北京西郊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里，技术人员正顶着高温翻译和复制刚刚从苏联运来的第一批P-2型地对地导弹武器系统的图纸资料。

夏日里令人窒息的热浪从窗外涌进室内，让人坐着不动都一身大汗。人们不停地擦着脸上的汗水，生怕汗水滴到图纸上。虽然热得要命，但谁也没有打开风扇，大家都怕把图纸吹乱。

图纸翻译复制工作已经进行几天了，很多同志已经累出病了，但是大家依然在坚持。

留学回国的著名材料专家姚桐斌得了感冒，不停地咳嗽。为了不影响工作，他把一些甘草片含在嘴里止咳，坚持审稿。

还有许多工作人员不顾家里老人生病没人照料，幼小的孩子没人照看，坚持忙碌在第一线。

太阳已经下山了，但办公室里依然明亮如昼。技术人员挑灯夜战，都想趁着凉快多干一些。

这时，钱学森院长和机关人员捧着西瓜赶来慰问大家，这使人们倦意顿消、精神倍增。

到8月时，在图纸、技术资料的翻译和复制工作接近尾声时，人们突然发现没有发动机试车及试车台资料。负责资料翻译和复制工作的任新民很快认识到这是一个卡脖子的致命问题。他立即去询问苏联的有关专家，苏联专家却慢条斯理地说：“你别着急，等你的发动机搞成了，到我们苏联去试车。”

任新民一下子就明白了苏联人的企图：让中国人把发动机拿到苏联去试车，使中国的导弹事业永远受制于人了。

怎能让苏联人把中国的导弹像风筝一样放呢？这激起了任新民和同事们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们决定走自力更生之路，自己设计建造试车台，自己摸索试车技术。

几经失败和努力，任新民屡败屡战，顶高温战酷暑，不分白天黑夜地研究，终于解决了这个卡脖子的致命问题。

经过突击译制，第一批P-2导弹的图纸资料很快翻译完成，并下发到承制工厂。

为了保密，国防部五院在9月正式将P-2导弹在我国的仿制型号命名为“1059”，意思是1959年10月完成仿制，并进行首次飞行试验。所有图纸也以这个代号下发。

图纸发下去了，但在仿制过程中却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导弹技术和所有尖端武器技术一样，是现代科学技术和基础工业成就的高度综合，是庞大系统工程，他几乎涉及到国民经济所有生产部门和各个技术领域。而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面貌还未改变，这为“1059”导弹的仿制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第一个困难就是，这样尖端的武器在国防工业非常落后的中国怎么仿制？要知道，全中国连个生产基地都没有。

这没有难倒科研人员。在全国各单位的协助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在全国开展大协作，将全国航空、电子、兵器、冶金、建材、轻工、纺织和商业等各个领域的1400多个单位，60多个承制厂有效地组织起来，像打三大战役一样协同作战。

第二问题是，导弹配件到哪里去总装呢？为解决这个问题，科研人员自己动手，对一座旧的飞机修理厂进行技术改造。设备缺乏，就因陋就简、土法上马，自己制造简易设备，或者想方设法利用国内现有设备。原材料短缺，就努力寻找可以代用的材料，以解燃眉之急。

在研制导弹发动机液氧活门的密封垫圈时，科研人员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部件要求很高。苏联图纸规定，这个部件只能用3岁公牛犊臀部上没有鞭伤的牛皮制作。这显然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国家正在从衰败中恢复，哪里有那么多符合条件的牛皮。而且，如果导弹定型批量生产，这种做法也不符合实际。

面对问题，科研人员没有简单地照抄照搬，而是在吃透技术文件的基础上反复试验，最终合理制定了新的技术标准。这不仅满足了发动机的设计要求，而且解决了材料的来源问题。

部件生产出来以后要进行强度试验，为了能有一个专用的强度试验室，技术人员在一个旧飞机库的基础上，用就地挖坑的办法，解决了机库高度不够的问题，并利用从飞机上拆下的旧部件和自制的承力地轨，仅用半年时间就建成了一座简易强度试验室。在这个试验室里，技术人员们完成了“1059”导弹的320次静力试验。

在仿制造“1059”导弹的过程中，全国各行各业给予了大力支持，只要是仿制导弹需要，要人给人，要设备给设备，要材料给材料，没有任何怨言。

但是，就在导弹研制工作取得节节胜利时，苏联突然撕毁合同，撤走了全部专家和设备。有“克格勃”背景的苏联专家临走时扬言：“没有我们的帮助，你们别想造出导弹。”

英勇的中国人民从来都不怕困难。面对重重困难，面对昔日盟友的背信弃义，导弹科研人员没有退缩。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忘我工作的精神，把一个又一个困难踩在了脚下。

经过我国导弹设计和工程技术人员与工人们的艰苦奋战，1960年2月5日，导弹的第一个大部段酒精贮箱仿制成功。紧接着，导弹其余7个大部段也相继完成。

一个多月后，我国导弹技术人员自行设计并施工安装的国内第一座大型导弹发动机试车台竣工验收，并利用苏制P-2导弹发动机，成功地进行了初级点火试车。这个苏联人留下来放中国导弹“风筝”的卡脖子问题被攻破了。

与此同时，“1059”导弹发射所用国产推进剂的理化性能已经分析、测定完成，弹上仪器和地面设备等关键技术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1960年秋，第一枚导弹总装圆满完成，毛泽东亲自起名叫“东风一号”。

“东风一号”浑身墨绿，细头大尾，全长17.68米，弹径1.65米，重量20.4吨，采用一级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最大射程600公里。

“东风一号”如新生的婴儿一样静静地躺在实验台上，等待着一飞冲天，发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