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成功发射核弹

• 周恩来严肃地点着头说：“二位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 聂荣臻高兴地抱着钱学森、李觉的肩膀说：“你们两人，在新中国的大地上，掀起了一个新的‘二七’风暴啊！”
• 美联社评论员文章说：“这是不可想象的闪电般的进步，不可思议的神话。”

决定“两弹”结合试验

1964年9月11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会议，就“两弹”结合作部署。

中国人要想真正扬眉吐气，“两弹”结合才是真正令西方世界惊颤的杀手锏。美国人估计，中国研制出能够运载原子弹头的导弹，大概还像梦想一样遥远，而中国就是要来一个闪电般的跃进。

此时，“东风二号”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而作为运载原子弹的“东风二号甲”导弹也已临近成功。

早在1963年9月，聂荣臻在听取刘杰、李觉、钱三强、钱学森、刘西尧、刘暄、张钧、朱光亚的汇报时说：“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这是我们发展的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化战争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把原子弹装在导弹上，比起核航弹来，其体积和重量都大大缩小，在所经受的环境气象条件下，其要求更加复杂苛刻，研制难度确实很大。聂荣臻提议这项工作由钱学森、钱三强共同主持。

3个月后，中央专委就这个问题作了专项研究，确定核武器以核导弹为主的发展方向，责成国防工办、国防科委、二机部和国防部五院一分院立即对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作出全面的计划安排。

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为组长，一分院导弹专家谢光选为“两弹”结合技术协调组的组长。

在这样的情况下，张爱萍主持召开了这次专题会议。

会上，火箭专家谢光选对这次试验做了个生动的比喻：“把原子弹装在导弹上，就像一个‘哆嗦汉’的丈夫娶了个‘娇滴滴’的小姐。”

“为什么可以这样比喻呢？”

“因为导弹起飞前要有起竖、粗瞄、垂直测试、燃料加注、精瞄等一连串的‘哆嗦’事。而原子弹却是个怕热、怕冷、怕潮、怕振动、怕过载、怕冲击、怕静电、怕雷电的娇贵的‘小姐’。”

“虽然导弹、原子弹同属于尖端技术，但由两个系统却是分别研制的，双方谁都不了解谁，‘联姻’难度确实很高。‘两弹’从‘恋爱’到‘结婚’，是要有一个相识、结合的复杂过程的，这期间人们要做大量的工作。”

听到这里，张爱萍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边笑边把两手一握风趣地说：“我就要当‘哆嗦汉’和‘娇小姐’的介绍人，硬要把他们撮合在一起欢欢喜喜拜天地，我要当他们的证婚人，给历史做个见证。不要怕美国人说中国是‘有弹无枪’，我们就要枪好弹好，打出一朵朵漂亮的、有声有色的蘑菇云！”

这时，钱学森认真地说：“当然，搞‘两弹’结合是非同一般的事情，美国从原子弹到‘两弹’结合搞了13年，苏联搞了6年，我们暂定3年‘结婚’，或者再提前1年，那就要我们在座的‘介绍人’加把劲。”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一道关口，怎么过关就看我们的弹道专家咋个唱戏啦。中央已经给大家把台子搭好了，这个台子就是我们辽阔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美国人在海洋上搞导弹核武器试验，那是因为他们有海上霸权，有二十多艘航空母舰和几百架飞机，他在海上打靶，世界上哪个国家敢干涉他。苏联有2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疆域，不需要到大海上去。苏联的原子弹、导弹试验是在地广人稀的西伯利亚进行的，试验的风险很小。”

“我们的试验既不能到海上，因大海大洋的出入口都被美国封锁了，更不可能到西伯利亚，只能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两弹’结合的飞行试验。”

“为避免不幸事件发生，弹道设计一定要准确无误，所以产品必须是高质量、最可靠的，二机部、七机部都要采取严格的措施，特别是担负具体设计制造任务的单位更不可有一丝一毫的疏忽。只有追求永远的成功，这一对‘夫妻’才会和谐美满。”

钱学森这一席话，使在场所有科学家们都肃然起敬，他们更感到国家使命的庄严，更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

经过参加会议同志们的审慎研究，会议做出决议：

由二机部负责对核弹头进行撞击和发生燃烧等异常状态的严格的地面模拟试验，确保核弹头在未解除保险时，即使发生各种情况也不会发生核爆炸。

由国防科委组织一院和试验基地在正式发射前进行若干次不装核装置的飞行试验，在确有把握的基础上，再装上核装置进行热试验。

9月18日，国防科委把“两弹”结合试验的任务交给了东风基地，并指示采用野战方式发射。

东风基地很快研究提出了发射方案，并开始选择发射阵地的位置，抢建了临时地下指挥控制室和人员掩体等工程。马兰核基地也勘探出弹着区的位置，进行了相应的防辐射工程的施工。“两弹”结合试验拉开了序幕。

对核弹头进行测试

1966年盛夏，在西北戈壁滩上，一辆苏式吉普在马兰基地一条简易公路上疾速地来回奔驰着。

驾驶室里，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李觉对司机大声说：“快一些，再快一些，颠得再高些。”

司机二话没说，闷着头一脚就把油门踩到底。

吉普车立刻就像发疯一样地的晃荡、乱窜，车身像散了架似的轰响震颤。

吉普车几乎快飞起来了，但李觉还嫌不过瘾，又大声喊着：“再颠得高一点，越颠越好。”

司机也豁出去了，索性把车开得像跳舞一样，冲前倒后，车轮几乎不沾地地腾飞了起来。

在这辆疯狂行驶的吉普车上，装载着一颗货真价实的原子弹。

李觉之所以载着原子弹狂奔，就是要让原子弹接受这种振动、碰撞，甚至自毁燃烧等一系列异常状态下的模拟试验。

原子弹如果抗震能力不过关，在车上爆炸，那么，司机和部长肯定就会牺牲。之所以冒如此大的风险，就是因为没有试验的设备。

在万般无奈之下，李觉只好带着司机一起玩命了，希望用这种土办法测试原子弹的抗震能力。

这项试验本来是二机部九院院长朱光亚安排给技术安全负责人苏光耀的，然而李觉并不放心，他非要亲自来试验。于是，就出现了副部长载着原子弹狂奔的惊险一幕。

对于这中玩命的做法，李觉说：“小振动分步分次在振动台上做了后，我们在没有大振动台的情况下就上汽车干，看看核弹头能否经受得住这个振动才行。就这样拉一拉，跑一跑，土办法照样会让咱们心里有数。”

“要百分之百的可靠呀！同志！这是在咱们自己的国土上搞‘两弹’结合试验，不容易呀！周总理一开始就非常谨慎，毛主席虽说准备付出代价，承受住这个代价，可咱们具体搞的人，就是要强调确保安全，保证核弹头万一掉下来也不会爆炸，咱们要给毛主席顶起这个担子呀！”

李觉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因为要对党和人民负责，另一方，李觉在周恩来面前立过军令状。

那次是李觉和钱学森一起去向周恩来汇报，但周恩来却总被不时响起的电话铃声打扰。

好不容易回到座位上，周恩来劈头就问：“二位，怎么样？”

钱学森挠着头皮说：“我们保证导弹不掉下来。”

李觉跟着说：“我们保证核弹头就是掉下来也不在地面爆炸。”

周恩来严肃地点着头说：“二位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试完了车载，李觉又和苏光耀一起进行综合静力、噪声、底部压力、脉冲试验等试验，以确保弹头在解除保险之后即使发生异常情况也不会发生核爆炸。

这样，在近乎玩命的情况下，科技人员完成了对核弹头的测试任务。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大批敢于拼搏、敢于牺牲，甘于奉献的科技工作者和部队官兵，共和国的战略导弹事业才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骄人业绩。

确定“两弹”结合试验

1966年初秋，第一次试验在东风基地新建的导弹发射场实施。我国自行研制的“东风二号甲”中近程导弹载着模拟核弹头拔地而起，喷着玫瑰色的火焰，向预定方向飞去。

此时，在敖包山后观察的参试人员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紧张万分，而是都显得格外轻松，好像一点儿也不担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次试验的目的与以往的试验不同，这次试验是实际检验导弹安全自毁系统的飞行试验。

导弹起飞后，监控设备显示，弹上与地面所有设备全都运转正常。

导弹起飞50秒时，地面安全系统发出了炸毁指令信号。只听“轰”的一声，导弹凌空爆炸，炸毁的弹体残骸碎片“噼里啪啦”地飞落在几十公里范围的地上。

这是故意炸掉的一枚导弹。这场试验在人们的欢叫声中证明导弹飞行正常，安全自毁系统可靠。

在同一时间，罗布泊弹着区也按正式试验程序进行了合练。

随后，东风基地又成功进行了两次“冷”试验，发射区和弹着区均按正式试验程序展开工作，从而进一步验证和完善了“热”试验前的各项准备。

导弹和原子弹安全试验的结果，很快就上报给了周恩来。

10月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听取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寰关于“两弹”结合“热”试验工作和安全问题的汇报。

听完汇报后，周恩来神情严肃地强调说：

这次两弹结合的试验，安全问题是一个关键。美国是在海上搞，苏联是在西伯利亚搞，法国还没有搞，我们是在自己的大陆上搞，不能出乱子。试验弹要严格检查，一切工作都要百分之百没有问题才行，各种因素都要考虑到，核弹头要用专列运输、武装保卫，弹着区要保证安全，人员尽量撤远一些。这次试验由国防科委张震寰负责，李觉、钱学森参加。

10月20日，最后一次有关“两弹”结合试验发射的中央专委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与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等一起听取了两个基地几次“冷”试验的结果和“热”试验准备情况的汇报。

有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对整个试验的准备情况和安全问题再一次进行全面检查。

在会议上，叶剑英说：“这次试验搞成功会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震动，过五关斩六将，‘热’试验是最后一关，绝不能掉以轻心。”

周恩来一边翻看面前桌上摆着的一份介绍美国、苏联进行核试验的资料，一边说：“赫鲁晓夫诅咒我们20年搞不出原子弹，结果我们只用了4年多一点时间嘛。后来外国人说我们虽然搞出原子弹来了，但是没有运输工具，这是在嘲笑我们有弹无枪啊！麦克纳马拉说中国至少要10年才能掌握导弹核武器，现在才多长时间，两年不到，我们就要搞一个给他们看看，让他们重新认识一下中国人民的智慧。”

说完，周恩来站了起来，来回走了几步。

这时，正在同专家谢光选和龙文光说话的聂荣臻接过总理的话说：“这几天巴黎正在召开一个西方国家的禁运会，美国还怀疑我们偷他们的技术，所以提出要封锁我们。这次‘两弹’结合，我们要让他们彻底明白，我们中国人并不比他们少一个脑袋。”

之后，屠守愕、谢光选、龙文光几位专家就在试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对策。

听了几位专家的报告，周恩来加重语气说：“你们要记住，这次试验是空前的大会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为只能进行一次，一定要百分之百地完成，从领导到每个人都要更加细心，保证地面没问题，操作中不出问题，坚决消灭人为的误差。工作检查好了以后要提醒参试部队、参试科技人员、工人师傅好好休息、搞好伙食。”

聂荣臻站起来接着说：“从当前准备情况看，我们的设计工作是做得很扎实的。中近程地地导弹已经发射了16次，次次成功，证明性能可靠，发射成功率经得住考验。‘两弹’结合的试验虽然要冒很大的风险，但这点风险值得冒。”

“毛主席说当年我们要是不放弃延安，冒点儿风险在陕北和胡宗南转山沟，能打败蒋介石吗？这风险我们冒了，不但延安收回来了，我们还收获了一个新中国。所以这次实弹试验发射必须进行，即使打破了一些瓶瓶罐罐也在所不惜。”

“我这次就要学主席，虽然我身体不太好，但我觉得我应该到第一线去！就这两天去发射阵地，到现场主持这次试验。”

聂荣臻的话一说完，会场上就响起了一片掌声，人们纷纷站起来向年近古稀的聂荣臻鼓掌。

周恩来凝视着面前这个与自己共同战斗了四十多年的老战友，深情地点了点头说：“聂帅，如果身体允许的话，到现场去也好。老帅亲自坐镇，定能鼓励三军士气为此一搏，胜利在望嘛。”

会议结束后，聂荣臻就随周恩来、叶剑英一起驱车赶到沉浸在夜色中的钓鱼台，向毛泽东作有关“两弹”结合试验的详细汇报。

毛泽东非常仔细地听聂荣臻的汇报，他还不时插话提出些问题，尤其对汇报中有关靶场的准备工作非常满意。

毛泽东说：“这是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啊。”说着，毛泽东吐出一串淡蓝色的烟雾，然后说：“谁说我们中国搞不成导弹核武器，看看，现在不是搞出来了嘛。”

这时，周恩来说话了：“主席，根据试验准备情况和天气预报，试验部队提出就在这几天择机发射。”

说到这里，周恩来指了指聂荣臻和叶剑英说：“我们几个已经一起开会研究过，这个方案可行，现在就请主席最后下决心了。”

“我同意，时机成熟就不要犹豫，就像当年我们打三大战役时那样。”毛泽东站起身，挥动下手臂果断地说。他转身问聂荣臻：“还是你去现场主持指挥发射吗？”

“是，主席。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一早就过去。”聂荣臻又像当年接军令状似地站了起来，立正回答。

“好！坐下说。我知道你是一贯打胜仗的常胜将军嘛。”主席风趣诙谐地笑了笑，伸出手在聂荣臻的肩膀上拍了拍，又说：“不过，这次试验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这次让你去要准备打败仗，打了败仗也不要紧，搞试验那是要冒风险的，赢得起也要输得起嘛。”

中南海里，几位伟人将共和国的导弹事业向前推动了一大步，“两弹”结合试验被确定下来。

导弹完成最后系统联检

1966年10月25日9时，聂荣臻的飞机经3小时穿云破雾的飞行，降落在东风基地刚刚竣工的飞机场上。

此时的东风基地，戒备森严，气氛凝重得似乎是大战一触即发。

聂荣臻下飞机后走进了基地招待所。他顾不上休息，匆匆擦了一把脸后就立即召来二机部副部长李觉，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国防科委副主任唐延杰、张震寰，东风基地司令员李福泽，一院副院长张镰斧、技术协调人谢光选等人，举行试前的紧急会议，听取他们导弹核弹头测试、试验情况和气象部门关于近3天气象走势的情况汇报。

会上，一个出人意料的情况引起了聂荣臻的忧虑。深秋时节本来是大漠1年中气象走势中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然而，基地气象部门却预报了一个紧急情况。

导弹发射当天的25日22时，发射场区将有一股冷空气袭来，同时，场区将刮起风速为每秒20米的大风，这将直接影响“两弹”结合运转程序的顺利进行。预报还估计，到26日风速还会增大，最大可达每秒25米以上；27日0时风速开始减低；28日8时后，风速可下降到每秒5米以下，天气开始转好。

“根据气象走势，聂帅，我看基本可以把正式发射时间定在27日。”李福泽肯定地回答了正向他转头征询意见的聂荣臻。

听了这个回答，聂荣臻果断地以他惯有的军队主帅的姿势挥动手臂大声说：“既然现在发射的一切准备工作已全部到位，发射场弹着区和场外的一切工作可以按这个时间展开，按程序进行。”

聂荣臻下达命令后，又严肃地环视着在座的每个人继续说：“同志们，我临来基地前，毛主席、周总理都和我谈了话，主席、总理非常关注这次试验。我们前3次试验是很成功的，这次真刀真枪刺刀见红的‘热’试验一定要更加谨慎，组织更加严密，工作要更周到，动作要很准确，一定不能出现差错，我再重申一遍总理的指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紧急会议后，全场区在李觉、钱学森、李福泽的亲自督促下，进行最后一次系统的联式检查。

在核弹头系统联试宽大的厂房里，到处笼罩着凝重肃穆的气氛。闪烁的氖灯，跳动的波形数据，此起彼伏的口令声，营造出一种不可言喻的神秘气氛……

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个意外发生了，监控器显示，引信发生误动。

这一小小的误动，使大家的神经立刻绷紧了，人们不由想起6年前发生在苏联的惨烈一幕。

1960年10月，苏联在拜科努尔发射场进行导弹发射时，导弹在发射台意外爆炸。导弹巨大的威力使现场主持发射的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火箭部队司令涅杰林元帅等数十名将校级火箭专家当场殉难。爆炸后惨烈的景象使人目不忍睹。而那次爆炸的只是常规弹头导弹，我们这次试验的是核导弹，一旦爆炸，整个东风基地将不复存在。

正在指挥桌边的电子学家彭定之、火箭专家谢光选当然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引爆系统是整个核弹头的中枢神经，是最关键的也是最担风险的部位，稍有差错，整个试验将……

是不是太过于紧张引发的误动？彭定之一边思考，一边用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

这时，谢光选突然向彭定之做了一个动作，打开了彭定之的思路，一个奇想出现了：会不会是测试引信机头体分离后发生的引信误动？

彭定之、谢光选两人会心地一笑，双双来到引信机前反复进行模拟试验，结果证明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引信机重又进入正常的运转。

一场虚惊，故障随即排除了。

“两弹”胜利结合

1966年26日下午，东风基地司令李福泽顶着风沙，亲自率领发射部队和试验队，分别从两个技术阵地将导弹和核弹头转往发射场。

此时，漫天的黄沙遮天蔽日，平日里明晃晃的太阳不见踪影，肆虐的沙尘暴将白天变成了黑夜，能见度只有十多米。

为了保证安全，李福泽下令打开转运车所有的大灯和小灯，沿着路边的一排排电线杆慢慢行进，五十多公里路程，竟走了3个多钟头才安全到达目的地。

导弹发射阵地上，狂风呼号，飞沙走石，平时柔软温暖的黄沙，被风吹起来又狠狠地砸在人的身上，像钢针一样扎得人心尖儿颤抖。

试验基地的官兵们在狂风中迅速地展开设备，开动起重机进行导弹吊装。可是导弹刚吊离运输车，就在空中摇摆起来。狂风吹着数吨重的导弹摇晃个不停，十多个人用绳子拉都拉不住。

看到这种情况，在现场指挥的李觉副部长在怒吼的大风中靠近运输车，对操作员大声喊道：“风大就停一会儿。”

但是，他的喊声被风声淹没了，操作员根本没听见。

看到操作员没有反应，李觉就走近又扯开喉咙一通大喊大叫，这时操作员才听见，他大声回答：“李部长，没事，我们能控制住这个大家伙，一刻千金，咱耽误不起呀。”

为防止导弹与地面设备相撞，李觉又叫来几个人组织了一批生力军支援，他们又加了两根绳子，三四个人拉的拉、扶的扶，还有专人给操作班长提示。

在呼号的风沙中，吊车操作手准确而细心地操作着，用最慢和最稳的速度，一毫米又一毫米将导弹安全平稳地转吊到托架上，然后起竖导弹，使弹体准确稳妥地固定在只有4个月饼般大小的支撑盘的发射台上。

风沙一直肆虐到19时左右，声势才渐渐减弱。

官兵们立刻趁机将原子弹装上导弹。

为了安全起见，发射阵地上除了指挥员及给弹头引爆装置调温的几个人外，其余在场的人一律疏散到了指定位置隐蔽待命。

热闹地折腾了一整天的现场，此刻变得格外寂静。导弹发射台上，东风基地和总装厂的两个操作手在小心翼翼地进行导弹与核弹头的对接。

此时的气温使温度计水银柱都结上了一层薄冰，但是两个操作手为了方便操作，毅然脱去皮衣手套，半蹲半跪在导弹与核弹头相隔仅50厘米高的夹缝间，按平时练熟了千百遍的动作要领，准确地做着每一个动作。

十多分钟后，弹头引爆装置和调温系统检测安装完成，各个软管和电缆也被牢牢固定。

中国的导弹和原子弹实现了历史性的结合。

核导弹在预定高度爆炸

30分钟后，两名操作人员从容地走下发射架，一双热乎乎的大手朝他俩伸了过来，把他俩几乎冻僵的手紧紧地握住。一股暖气直透心底，这是聂荣臻温暖的大手。“同志，辛苦啦，快到炉子边烤烤吧，别冻坏了。”

聂荣臻一句暖心的话说得两个人眼睛湿润润的——原来聂荣臻一直在看着他们干活呀！

在潜伏着危险的现场，聂荣臻和李觉、钱学森、张震寰、李福泽、栗在山这些领军的首长一直就没有撤离，他们坚守在自己的岗位，注视着“两弹”的对接、通电和测试。

当时大家多少次劝说聂荣臻离开时，他的回答总是：“你们什么时候搞完，我们就一起离开。”元帅和士兵的心在一起跳动，所有生命的脉搏同时振荡在一个点上。

1966年9月26日22时，核导弹巍然耸立在发射台上。各系统操作人员又仔细对所有系统进行了3次检查，检查结果均为百分之百合格。

到了这个时候，大家的心稍微放宽了一些。他们高高兴兴地和首长一起，在发射台对面敖包山下的临时营地看了一部名为《奠边府战役》的电影。

刚看完电影，聂荣臻突然接到原子弹试验基地的报告：“弹着区刮起六七级大风。”

这一突如其来的气象变化对弹着区的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聂荣臻的心一下子就绷紧了。

他沉思了一会儿，随即要通了北京周恩来的电话，报告了这一突发情况。

话筒中传来周恩来沉着的声音，“你是现场指挥，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一切由你决定。”

聂荣臻放下电话，随即又接通马兰基地，询问详细的天气情况。

这时马兰基地司令员张蕴钮报告：这阵大风将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移出弹着区，27日8时左右，天气可以转好。

张蕴钮还在电话里说：“他们已从最坏情况出发，做好了组织弹着区人员转移的应急方案。

听完马兰基地的报告，聂荣臻又叫来李觉、钱学森和指挥部成员紧急研究。

经过商讨，指挥部决定：发射程序不变，按时加注推进剂。

发射现场总指挥张震寰拿起阵地直通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向周恩来报告：“总理，一切正常，准备加注，按时发射。”

27日清晨5点，导弹推进剂加注完毕。

张震寰总指挥按照程序请首长离开现场。

聂荣臻转身对李福泽说：“要撤离了，我们再看望看望部队，给大家鼓鼓劲。”

李福泽答应着跑出指挥所，命令基地操作部队与一院试验队迅速在发射场坪上整队集结。

当聂荣臻走出指挥所站在队列前时，基地参谋长王世成正步走到他面前立定，敬礼后大声报告：“发射部队整队完毕，请检阅。参谋长王世成。”

聂荣臻举手还礼后，走到队列前激动地大声说：“同志们好！”

“首长好。”

“同志们辛苦了！”聂荣臻再次亲切地喊道。

“为人民服务！”部队发出山呼海啸般洪亮的声浪，划破大戈壁沉寂的夜空，脚下茫茫沙海腾起了浪潮。

聂荣臻咳嗽着清了清嗓子，接着说：“同志们，你们这支从朝鲜凯旋归来又一脚踏进大沙漠，站在国防尖端前沿的队伍，是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铁军，还有一院参加试验的队伍同样是一支有着艰苦作战、英勇奋斗的光荣传统，有着严肃认真的作风，有着无私无畏、勇于奉献精神的团队。你们现在要做的是一件功垂史册的光荣事业。希望大家要发扬成绩，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认真做好各项工作，打一个漂亮仗，向全国人民，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喜！”

……

检阅结束后，聂荣臻离开了指挥所，钱学森则走到地下控制室，在高震亚引见下同坚守在地下控制室的七名勇士一一握手话别。

王世成等到所有人员全部撤离后，再一次查看了气源、电源和高速摄影设备。

此时，除了必需的人员，其他人都已经撤离。整个发射场一片沉寂。他们仿佛感到自己的心跳已跃上导弹，“咚咚咚咚”在发射台上跳动着，拍击着。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已经悄悄地爬上弹头，渲染出浓烈的红色。

操作员最后看了一眼导弹，迅速进入地下控制室，关闭了密封门。

这个发射控制室离发射台只有将近100米，深入地下4米，是个很危险的地方。

当7名在地下室操作的勇士全部进来后，大家突然发现多了一个人，原来是司令员李福泽也跟着进来了。

此刻，发射已进人1小时准备发射程序，地下室的空间非常狭小，十几平方米内还摆着许多仪器设备，因为这里危险，经专家领导慎重研究才确定留下7名操作人员，一人一个岗位已将室内塞得满满的，哪里还有司令员的位置。大伙一下急了，恳切请求司令员，“你来为我们助威壮胆，心意我们领了，但是这里太挤了，多一个人不好操作，容易出事，你还是赶紧离开吧。”

高震亚在7人中职务最高，年龄也最大，他沉着地向大家动员说：“我们要发扬孙司令当年抢渡大渡河的英勇气概，为发射‘两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一边说着一边拿出国防科委赠送的毛主席像章，庄重地缀挂在每个勇士的胸前。

这时电话传来“1分钟准备！”的口令。

“30秒准备！”

“20秒准备！”

“10、9、8、7、6、5、4、3，2、1，点火！”

9时10秒，随着点火口令响起，发射台上载着原子弹头的导弹立刻轰鸣，在大地震颤中腾空起飞，随即，导弹吐着浓烟和烈火，如冲天巨龙一样爬升、转弯，消失在遥远的天际。

扬声器里里不断传来各观测站报告的声音：

“程序转弯！”

“跟踪良好！”

“飞行正常！”

9分钟后，罗布泊弹着区发来报告：

“发现目标！”

“跟踪良好！”

最后，大声宣告：“核弹头在靶心上空预定高度凌空爆炸成功。”

这个消息立刻通过广播告诉了全体官兵。一直站在敖包山上的人们马上跳跃欢呼起来。中国自主研制的“东风二号甲”导弹携带原子弹头，从东风基地起飞，飞行了1000多公里，准确在预定地区成功实现核爆炸。

罗布泊上空升起巨大的蘑菇云，标志着中国继美、苏、英、法后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使用自己的导弹发射核武器的国家。

为了纪念这个难忘的日子，所有参加“两弹”结合试验的人员，都被聂荣臻叫到身边，在敖包山飞扬的国旗下照了一张核导弹之家的合影。

聂荣臻高兴地抱着钱学森、李觉的肩膀说：“你们两人，在新中国的大地上，掀起了一个新的‘二七’风暴啊！”

试验成功回京的聂荣臻在向毛泽东、周恩来的汇报中说，在自己的国土上用导弹进行核试验，并且一次就百分之百地成功，这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

从第一次核爆炸到导弹发射小型核弹头，美国用了13年，苏联用了6年，我们只用了2年，比美国快6倍，比苏联快3倍。正如美联社评论员文章所说：“这是不可想象的闪电般的进步，不可思议的神话。”

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有枪无弹的日子成了历史，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拥有了可以震慑敌人的强大武器，从此，共和国的天空上撑起了一张坚固的核盾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