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

少年早成

1987年4月13日，是我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与奠基者之一——丁文江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在北京的地学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济济一堂，共同缅怀他的爱国热情和科学贡献，畅叙他一生勤奋好学，孜孜以求的精神。

丁文江，字在君。英文名字V.K.Ting，是根据上海方言拼音而成的。有时发表文章用“宗淹”，是为纪念他的同乡范仲淹而取的笔名。

1887年4月13日，丁文江诞生在江苏省泰兴县黄桥镇一个书香门第家庭。他在全家7个兄弟中排行第二。在丁文江出生的年代，黄桥镇是一个偏僻的小镇，与世隔绝，充满了中国传统的农村气息。丁家祖辈都是乡绅，清朝时代丁家通过亲属与官宦有些联系，在本地可以说是名门大户，是有钱有势的人家。

若论丁氏家谱，丁文江的曾祖父任过浙江的一个小官职。他祖父的堂妹嫁给苏州一位著名进士。祖父本人没有功名，只是一个乡绅，从事村政和丁氏家族的一些事务，负责为亲属和当地贫穷百姓提供义地，举办种种慈善事业。

丁文江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诞生、成长的。

在贤淑慈祥的母亲教育下，他自幼养成了好学的习惯。从5岁到15岁的这一段时间里，他接受的教育是围绕着科举的要求来进行的。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三国演义》，以及韩愈、司马光、苏东坡等的名著，能“寓目过诵”，尤其喜爱吟诵古今诗词和题写对联。

一天，丁文江给乡村学校的小朋友们讲述七步成诗、五步成诗和三步成诗的故事。讲的是那么生动有趣，他说：

“据说三国时魏文帝曹丕即位以后，就想迫害他的弟弟曹植，他知道曹植文思敏捷，出口成章，便限令曹植在走七步路的短时间内作诗一首，如果不成就要杀头。于是曹植在走完七步时，就作成了一首诗。”

这时，一位小朋友，跟随丁文江讲故事的情节，脱口而出，开始背诵这首七步诗：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接着丁文江对这位小朋友说：“这首诗，有的书上是上面这四句，而有的书上是六句，全诗你知道吗？”

那位小朋友摇了摇头说：“不知道。”

丁文江背诵全诗道：

“煮豆燃豆萁，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小朋友们惊奇地注视着丁文江，都感觉到他的才华出众，知识超群，这么小的年龄就已博览群书了，真了不起。

说完七步成诗，他又继续讲五步成诗的故事，他说：

“唐朝有个名叫史青的人，生于零陵，聪敏强记；开元年间，他上书自荐，说曹植七步成诗‘尚为迟涩，请五步成之’，唐玄宗以‘除夕’为题面试，他当场写成下面这首五言律诗：

“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催。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气色空中改，容颜暗里回。风光人不觉，已着后园梅。”

讲完五步成诗，又讲三步成诗。丁文江对小伙伴们继续讲道：

“我读过新旧《唐书》，其中还有一段三步成诗的故事。说是柳公权跟随唐文宗游览未央宫，唐文宗对他说：‘我有一件喜事：过去赐给守边将士的衣服久不及时，今年开春就把春衣发下去了，你可贺我以诗。’柳公权立即写成，唐文宗十分喜悦，当面夸奖他超过‘七步成诗’的曹植，说：‘子建（曹植字）七步，尔乃三焉。’”接着丁文江背出柳公权的三步成诗：

去岁虽无战，今年未得归。皇恩何以报，春日得春衣。

挟行非真行，分衣是假衣。从今貔武士，不惮戎金徵。

故事讲得有声有色，他把诗融在动听的故事中，这是一种难得的本领。

老师很喜欢丁文江聪颖的天资。一天，老师要考他作对联的本事，便出了上联：

“愿闻子老，”

丁文江应声对出下联：

“还读我书。”

老师称赞他是神童。其实，丁文江学习对联知识由来已久了。他爱好各种对联，而且特别青睐巧用数字作对联。他觉得这种对联对仗工整，明朗易懂，突出了对联的表现力。他能吟诵清代诗人陈沅赴京赶考途中，船夫考他的那副对联：

“一帆一桨一渔舟，一个渔翁一钓钩，一俯一仰一顿笑，一江明月一江秋。”

11岁的时候，丁文江写出了《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的政论文章。汉高祖刘邦是汉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则是明朝的开国皇帝。要论述他们谁好谁劣，需要通读汉史和明史，从政治、经济、文化、治国方略等多方面加以论述。这对一个只有11岁的学生来说，实在很不容易。然而，当时的丁文江却完成得很好。

丁文江在少儿时代，除了读过很多文史书籍以外，还埋头研究过那些胸怀大志的文人学士的思想。对清代伟大学者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的著作，他特别爱好。

13岁时，丁文江以优异的成绩从泰兴学校毕业了。家里本想送他去上海南洋中学深造，这是中国第一所完全采用西方教学方法的中学。然而，他幸运地遇上了从长沙来泰兴任知县的龙璋先生。龙先生是来自西方的“新学”学派的门徒，他在县城里办起一所新的学校。

丁文江14岁时，龙璋先生听说他有奇才和宏大的志愿，就让他的父亲带丁文江到县衙去面试，出的题目是《汉武帝通南夷论》。丁文江作文阐述，条理分明，先生看完后，感叹不已，认为他就是“国器”，并收为弟子，而且还劝告丁文江的父亲，送他去日本留学。

海外求学

龙璋先生认为像丁文江这样出类拔萃的人才，在当时的条件下，唯一的培养途径是出国深造。泰兴是个一向闭关自守的小县城，乡绅们思想守旧，对于出国学习有很多疑虑，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赞成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学习，而对丁文江来说，他的母亲刚刚去世，父亲坚持认为居丧期间，不宜出门，否则就是不孝。

出国留学的费用很高，全由自家负担，就是当时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家庭也负担不起，何况丁文江的兄弟又多，无论选送谁出国留学，也得借债，这就等于拿全家人的前途来冒险。当时丁文江的哥哥丁文涛也想出国学习，然而自认不及丁文江聪颖过人，理应推他出国深造。全家老小一致决定送丁文江到日本留学。

1902年秋天，丁文江乘船东渡日本，这年他才15岁。他住在东京神田区的平民家里，结识了许多中国留学生，大家一起参加“谈革命，写文章”的活动。丁文江在日本的一年多时间里，没有进过正规学校。他把主要精力用在参加政治活动上，而把学习抛到脑外。说得具体一些，是参加“变法维新”的改良活动。

当时正值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主义者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在日本论战。他们为实现奋斗目标而争取海外学生。丁文江受梁启超的影响很深，他把政治热情投向了康、梁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运动。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所宣传的革命主张，在当时的日本留学生中，影响一天天扩大。抨击清朝政府，鼓吹革命的书报杂志，纷纷在东京出版。曾经以“变法维新”而名噪一时的康、梁的主张，已经落后于时代，在留日学生中的影响越来越小，而且被不少人称作“保皇党”。丁文江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想到英国去留学。

丁文江怎样想到去英国学习的？说来话长。原来有一个名叫吴稚晖的留日学生，因为在日本宣传革命，反对清朝政府，被日本政府以进行反动煽动为名，把他驱逐出境了。于是吴稚晖来到英国的苏格兰，在那里从事生物进化论和古生物学的研究。1904年春，吴稚晖给丁文江的朋友来信，信中轻蔑地写道：

“日本留学生终日开会，吃中国饭，谈政治，而不读书。”

吴稚晖作为一个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后来成为孙中山的追随者，在留日学生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因此，他的批评在日本留学生中有一定影响。

吴稚晖在来信中还说：据估计，一个中国人在英国的生活费并不算高，只要有600元收入就可以在爱丁堡学习西方知识了。这封信在留日学生中流传比较广泛，后来传到丁文江手里，他看信后很受感动，于是与好友李祖鸿、庄文亚商量，决心共同到欧洲去学习。

丁文江在3人中年龄最小，但是能量最大，办法也比较多。他出面说服了李祖鸿的父母，也说服了他自己的父亲和兄弟们。他把3个人身上仅有的钱集中起来作路费，统一掌管，以便节省开支。

1904年3月，丁文江等一行3人登上了赴英国的轮船。由于他们经济拮据，本想购买票价低廉的日本轮船票，但由于日俄战争，日本轮船不能保证安全，不敢乘坐，所以买的是一艘德国轮船票。当他们交付船票钱和其他杂费后，3个人只剩下15英镑了。很显然，这点儿钱，要去英国是很不够的。

当时，丁文江等人的世界地理知识十分贫乏，就连去英国怎么走，要多少时间，有多少里程，都一无所知；从伦敦到爱丁堡还要乘很长一段火车，就更是茫然了。所以，他们这次欧洲之旅，像我国关里人挑着担担闯关东一样，是水上的浮萍，没有根的。

由于无知，尽管钱少，他们也无忧无虑，反而被大海、波涛、蓝天与水鸟等自然景色所吸引，陶醉在梦幻与理想之中。他们早就得知，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在改良失败以后，流亡到新加坡的槟榔屿。尽管他们与康有为的主张是格格不入的，但丁文江仍然提议去拜访这位伟大人物。

在新加坡的槟榔屿，3位青年对康有为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康对这3位年轻人极为关怀，“授之以鼓励和告诫之辞”，并馈赠给他们10个英镑，还写信叫他们到伦敦后，去找他的女婿罗昌。后来，罗昌见岳父的来信，又资助了他们20英镑，这样，才得以渡过难关。

在热心人的帮助下，丁文江等3人终于到了苏格兰。当他们在爱丁堡找到吴稚晖时，经过交谈才了解到，这里的情况并不像吴稚晖在信中所说的那样好过，连他本人目前也身无分文，几乎是穷困潦倒，无所事事。经过吴稚晖的努力，庄文亚同吴稚晖一道去格拉斯奇的船场打工，丁文江和李祖鸿被一位素不相识的好心人搭救了。

这位好心人名叫史密斯，是位行医的传教士。当他了解到这两位中国穷困青年想进高等学府接受教育，但又毫无考试准备时，史密斯医生就建议他们到他的家乡林肯郡的司堡尔丁（Spalding）去念中学，然后再考大学。

丁文江和李祖鸿，接受了史密斯的建议，跟随他来到司堡尔丁中学。他们住在这个朴素的乡间小镇上，由史密斯作保证人，开始了两年的中学学习。在这里，丁文江得到了中学正规教育，学习了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拉丁文和法文等。在两年中，他跳了3个年级，完成了英国中学6年的课程，还得了好几枚紫铜奖章。

1906年，丁文江考入英国剑桥大学，此时他已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了。学了一个学期，但由于负担不起生活费和学杂费，又离开了剑桥大学，从而中断了学业。1907年春，才回到英国转入格拉斯哥工业学院预科学习，1908年转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花销少一些。在这里他专心攻读动物学和地质学。开始时，他以动物学为主科，以地质学为副科。1910年又主攻地质学，以地理学为副科。1911年，取得了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与地质学双学位。

英国是近代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发源地之一，这里拥有近代地质学史上许多赫赫有名的地质学家。丁文江把原来是副科的地质学，转为主科，是很有远见卓识的。在他看来，由于中国的近代科学落后，采矿业被外国人控制了，只有学好地质学，并直接应用到采矿业中去，才能有自己采矿的主动权。于是，丁文江立志要成为这方面的中国技术专家。

1911年4月，丁文江离开英国，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旅欧学习、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奠定了丁文江学术成就的雄厚基础。用他的亲密好友胡适的话来说，丁文江是“一位欧化最深的中国人”。

罗素说：“他掌握多种语言，他那直率的讲话方式，乃至他的小胡子和对雪茄的爱好，有时使一些老派中国人感到不快。他的朋友们十分有把握地说他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而那些不是他朋友的人则痛惜他忘了本。实际上所有这些议论的真正根源在于，丁文江在英国就掌握了一个科学家的国际性专业和思维方式。”

开创中国地质科学事业

1911年4月，丁文江踏上回国的征途。5月在越南海防登岸，开始了回国后的第一次旅行。他希望看看祖国的山川地貌，考察祖国西南和中南的地质情况。他坐火车直达昆明，穿过云南、贵州、湖南等地。一路上以火车、江船或汽车为交通工具，每到一地就徒步登山，或沿途饱览祖国锦绣山河，或从事民俗地理、地质考察。满怀对地质和矿产资源的极大关切，足迹踏遍了偏远的山区村寨、人迹罕到的高山和峡谷。每到一处，他都作地质记录和地貌地物描述，绘制地质地形图件。

旅行中他带了一本中国地图。在使用中，他发现图上的地形地物与考察的实际情况不符。原来这是一本中国和欧洲人翻印的地图，是以17世纪天主教教士为康熙皇帝准备的地图为底本编制而成的。在当时广泛使用的地图册中，既有乾隆年间武昌舆地学会印制的，也有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其实，都是照抄康煕时代的原本。显然，这些地图缺乏地形资料，没有标出偏远山区的地形特征，皇家信使的驿道，当然康熙以后新修建的道路、桥梁，更未能标在图上了。

见此情景，丁文江决心要编出新的中国地图来。20年后，他同翁文灏、曾世英，参考他第一次国内旅行中积累的制图测量资料，共同编辑而成《中国分省新图》，这是中国第一本完整的现代地图册。由中国申报馆于1934年出版。这本图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世纪50年代，中印边界谈判时，中国政府就是以这本地图册为谈判依据的。

考察结束后，丁文江回家小住了几天，就去北京参加“游学毕业考试”，结果获得“格致科进士”及第。在“衣锦还乡”的途中，到苏州与史久元女士结婚。史女士是一位才貌双全，很有教养的小姐。婚后，他们生活十分美满、幸福，遇事夫唱妇随，配合默契，水乳交融，相亲相爱。美中不足的是他们终生没有子女。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丁文江谢绝了去南京当共和军司令徐国卿的秘书职务。而以传统乡绅的身份担负起保护家乡的领导工作，在泰兴县组织起地方保卫团，抵御匪徒和散兵们的袭扰。

1912年，丁文江应上海南洋中学校长的聘请，在南洋中学担任化学、地质、动物、英文、西洋史等课的教员。他知识渊博，讲课生动有趣，深受学生欢迎。在讲课中，他将生物的进化论观点编入了《动物学》教材中。当讲地质课时，他还发现该校教师在课堂上只能讲一些像“侵蚀”一类的基本概念，没有矿物、岩石、古生物标本，也没有一张像样的挂图。当时在中国很难找到一本很好的地质教材，他也为此而焦虑。

1911年至1912年冬天，南京政府决定在农商部矿政司下，设立地质科。1913年2月，农商部迁到北京接受统一的共和政府的领导，丁文江应北京政府农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的聘请，任地质科科长（章鸿钊为前任科长）。在丁文江的领导下，地质科发展成为中国地质调查所，直至1921年，他一直担任地质调查所的领导职务。

当时，中国的地质科学还处在萌芽状态，基础很薄弱，人才奇缺。丁文江注意到早在1872年，在江南兵工厂工作的华衡芳，把英国著名地质学家莱伊尔著的《地质学原理》译成中文，但很少有人去读这本书。因为译者不懂地质，翻译过来的名词、概念令人难以掌握。丁文江决心翻译一些地质书籍，以便大家学习地质科学。

旧中国，地质事业无从谈起，地质成果几乎等于零。在丁文江上任矿政司地质科长的1913年，这个科只有3个科员，他们对地质领域的知识是一无所知，就连北京附近西山有一个著名的煤田都不知道，所以当时的地质科只不过是个处理官方公文的机构罢了，哪里谈得上什么地质科学。

作为发展地质科学的引路人，丁文江和章鸿钊致力于创办地质机构，培养地质人才，翻译地质书籍，引进地质学家等等。在矿政司张轶欧的支持下，大胆改革机构，把仅仅是职能机构的地质科，改组为工作机构的地质调查所，同时筹办了地质研究所。丁文江和章鸿钊着手翻译德国学者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on）的著作，该书是他从1868年起，在我国进行的7次旅行考察后所写成的5卷著作和一册地图集。这是唯一的描述我国大面积领土的参考资料，它为中国地质工作者奠定了大部分地区粗略的地质基础。

然而，李希霍芬曾对中国地质界作过评论：“中国的文人们性情懒惰，他们历来不愿意很快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既为自己的贪心而烦恼，又不能把自己从关于礼节和体面的固有成见中解脱出来。按照他们的观点，步行就是降低身份，从事地质行当在人们心中就是斯文扫地。”

丁文江对李希霍芬的诽谤反应十分激烈。他把李氏这段话收录在他写的《中国地质学会志》第1卷第1期英文序言的开头。在反驳李希霍芬诽谤的同时，又抨击社会上对于地质工作的轻蔑，而丁文江又以身作则，跋山涉水地去做地质调查、找矿、绘制地质图等。

大力培养地质人才。刚刚成立地质调查所的时候，全国没有几个懂地质科学的人，地质工作无法开展。于是丁文江决定：从培养地质人才入手。他同章鸿钊先生一起，办起了以培养人才为任务的地质研究所。1913年10月开学，1916年7月结业，共培养出22名地质毕业生。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等亲自讲课，为培养我国首批地质人才作出了巨大贡献。

聘请外国地质学家来华工作。丁文江重视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成就，引进外国地质学家来中国进行地质工作。丁文江在地质研究所、地质调查所工作期间，聘请了好几位学有专长，有一定声誉的外国地质学家来华工作。1920年，请了美国地质古生物学家葛利普（A.W.Grabau, 1870—1946）。此人对我国地质古生物事业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他不但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教学，还兼任地质调查所古生物研究室主任。当代已故著名地质学家高振西（中科院院士）曾经说过：“今日之中国古生物学家，如云铸、杨钟健、斯行健、黄汲清、张席禔、乐森、朱森、陈旭、许杰、计荣森等，直接为葛利普先生之高足，而间接为丁先生所培植”（见《丁文江先生与中国科学之发展》）。

丁文江还聘请了德国学者梭尔格教授（在中国待了3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回国去参加德军）、瑞典学者J·G·安特生（曾为《瑞典地质勘探》的主编，同时带了两个助手来中国担任农商部的顾问，在中国只待了1年）、法国学者德日进（1881—1955）等等。这些专家在中国工作期间，作了许多野外地质调查，奠定了我国的古物生、构造地质、矿产等多方面的基础地质工作，对我国近代地质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些成果的取得，与丁文江的精心筹划、领导是分不开的。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丁文江虽然辞去了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在北票煤矿当总经理），但他一直担任《中国古生物志》的主编，地调所新生代研究室的创建和研究计划的实施，也还凝结着他的心血。他始终如一地关心着中国的地质调查的发展。

丁文江还主办两个学术刊物，即创刊于1919年的《地质汇报》和《中国古生物志》。他担任《中国古生物志》的主编，前后达15年之久，一直到他逝世。这两种刊物都是以英文和中文出版的，很快在国际学术界中传播开了，权威性也越来越高。

1922年，丁文江和地质调查所的同事们，邀请在北京的中外科学家加入国际性的组织“中国地质学会”。同年3月，丁文江主持召开了有26个会员参加的组织会议。这是完全由中国科学家发起和组织的，仅次于医学会的学术组织。

中国地质学会很快出现了自由讨论的学术风气，并出版了《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丁文江身兼学会理事，会志主编，并多次担任学会理事长职务。丁文江为创办中国的地质学会组织，付出了很多心血。

科教兴国的实干家

美国有个夏绿蒂·弗思夫人，她于1969年撰写了一本约20万字的书，起名《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作者在序言中写道：

“……丁文江其人很难归于哪一类人物。从专业上讲，他是一位地质学家。在旧中国混乱的年代里，他或许是少数（几位）受过西方教育的科学家中最著名的先驱者，然而，他又是政府官员、新闻记者、企业家、政治家和教育家——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北京学术界的一位领袖，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

她还指出：“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是第一位这样的中国人，既从技术观点又从哲学观点研究西方的科学，感到根据科学的思想原则教育同胞是自己的责任……”又说：“丁文江所渴望发挥的这种作用——科学家作为文化的和政治的领袖——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是前无古人的。”

夏绿蒂·弗思夫人认为，丁文江就是中国的赫胥黎，是二三十年代提倡科学、促进新文化发展的代表人物。赫胥黎（Haxley Thomas Henry, 1825－1895）是英国的博物学家、哲学家、生物学家。作者把丁文江说成是中国的赫胥黎，我想可能在于他们都是博学多才的学者，既在自然科学上有突出贡献，又在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有所成就吧！

1913年10月初，在丁文江和章鸿钊的筹划下，地质研究所在北京大学预科旧址马神庙开学了。当时的北京大学地质系，已濒于停办。丁文江说服了北京大学的领导们，从北大地质系借来少量的地质仪器，例如罗盘、放大镜、锤子和鉴定古生物、矿物、岩石用的显微镜等仪器，还有一些教学用的挂图，以及矿物岩石、古生物化石和矿石标本。北大地质系还提供师生的食宿场所。丁文江和章鸿钊两人既是学校的管理人员，同时也讲课。就这样，我国第一个地质学培训班办起来了。

当时，地质研究所的学生，都是来自中学或同等学力的学生。入学后不缴纳学费、住宿费和野外实习费，这些费用都由地质研究所包下来了。学制为3年，每学年为3个学期，即从9月至年底办第一学期；1—3月为第二学期；4—6月为第三学期；7—8月为暑假，另外还有10天年假，课程门类很多，要求很严格，1915年学校根据当时我国的国情，制定了“学理为辅而实用为归”的方针，决定废除专业课的分科和一些理性课程，增设采矿学、冶金学等实用课程，同时增加野外实习时间。

丁文江和章鸿钊在教学过程中，十分重视实践教学，野外实习时间也较长。1915年春天，丁文江带领学生去河北、山西边境，经西山斋堂一带以达蔚县一带作地质旅行。当时培训班学生、后来的地质学家朱庭祜回忆说：

由于“山高路险，同学们初次锻炼，多叫起苦来，丁用种种方法，鼓励大家，每天必须达到目的地止。如将到目的地而时间尚早，则多绕一点山路，多看一点地质，沿途还要考问。”

同年11月，“又往东旅行，翁文灏教师亦同往……这一路多荒僻山陬。徂徕山的高度和泰山相差不多，同学们因连日登一千四五百米的高山，甚是疲劳，膳食仅带几个馍馍。这类生活，一向不习惯，加上精力不济，故爬山落在后面；独丁（文江）精力充足，迅步向前，还常唱歌或背诵诗句来鼓励同学们向前。”

师生实习地点，近在北京郊区，远至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每次实习之后都要写实习报告。有一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是中式印刷品，共72页和一些图件，就是由当年学生实习报告中的材料编写而成的。这本书成为我国第一本区域地质学论著。

丁文江和章鸿钊都是兼职教员，只有翁文灏一人是专职教员。丁文江主讲古生物学、地质学等课程；章鸿钊讲授普通矿物学、地史学等课程；翁文灏讲授地质学、造岩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等课程。连农商部部长张轶欧也讲课，他讲授冶金学。

1916年7月14日，地质研究所举行毕业典礼，22名第一批地质学生毕业了，这也是地质研究所的最后一批学生，他们带着发展中国地质事业的重任，奔赴矿山和各地质岗位，在这些学生中，有不少成为近代中国地质事业的栋梁。在他们的艰辛努力下，神州大地上，一个个铁矿、煤矿、油田，以至所有国家建设所急需的矿产原料，被勘查清楚，一座座矿山建立起来，满足了国家建设的需求。

地质研究所培养了一批中国最出色的地质学者，奠定了近代中国地质学的基础、地质和找矿地质学的基础。在1916年的这批毕业生中，有18人立即被聘为地质所的研究人员，从事地质研究工作，而部分出色的毕业生，则被派往国外攻读硕士学位。

经过地质研究所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等严师的培养，出现了在中国地质事业中很有威望，很有学术成果的一批高徒，例如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矿产测勘处处长的谢家荣；曾任中央大学地质系主任的李学清；曾任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的叶良辅，以及地质成果累累，作出很大贡献的谭锡畴、周赞衡、王竹泉、朱庭祜（曾任贵州地质调查所所长）等。

作为一名教师，丁文江很注意实地考察，他的学生每周都要去北京郊区进行野外考察，他经常告诉学生们说：

“移动必须步行，登山必达顶峰。”

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恢复了地质系，而此时丁文江仍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工作，他对北大地质系的现状和发展十分关心。1920年，他对北大地质系第一批毕业生进行了一次考试，发现有的学生连岩石鉴定的基本功都不掌握。因此，他提出对学生的教学要看重基本功的培训。

丁文江与蔡元培共同研究如何提高北大的教学质量问题。他们作出了两项人事任命，由北大和地质调查所共同聘请李四光和葛利普来北大任教。当时李四光刚从英国学成回国，是著名的岩石学家；葛利普是一个杰出的古生物学家。他们为中国培养地质人才起了重要作用。

1924年，丁文江在一次讲演中宣布，他相信北京大学的地质学教育已经成熟，同国外的许多学校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强调注重野外实际考察方面，已超过美国等西方国家。丁文江引以为自豪的是，中国地质工作者一般都具备了一专多能和强壮的体魄，他们学会了自己绘制地质图的本领。到1930年时，丁文江还自信地告诉朋友陶孟和（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国科学院第一任副院长），再无须偏爱外国毕业的地质系学生，预料中国地质系的毕业生同外国的地质系毕业生从此可以并驾齐驱了。

跋山涉水路途遥

从1913年12月到1914年1月。丁文江把地质研究所所长的职务推给了章鸿钊，他就和德国来华工作的梭尔格教授、王锡宾等人，去山西对太行山脉进行地质考察。这是地质调查所成立后的第一次野外调查，也是“中国人进行系统的野外地质和地质填图的开始，值得大书特书”。这次调查的成果《调查正大铁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书》，刊登在1914年出版的《农商公报》第1卷第1期上。对于这次野外考察，丁文江在他的《漫游散记》中写道：

“我初次在北方过冬，御寒的衣具本来不完备，而这两星期中，早上出门的时候，温度均在零下8℃，最低的时候到零下18℃，上浮山遇着大雪；上蒙山遇着大风——在蒙山顶上，12点的时候，温度还在零下10℃，所以很苦。但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做测量地质图的工作，兴趣很好，回想起来，还是苦少乐多。”

时隔不久，即1914年春天，丁文江又携篷帐、仆五、骡马九，独行滇东、滇北二百余日。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对边远地区的大规模地质工作，重点调查了个旧锡矿、东川铜矿。这段时间里，他还两渡金沙江，对四川会理一带及贵州的威宁一带也进行了地质调查。

在西南作地质调查的同时，丁文江还对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人种学进行了研究。祖国西南的云、贵、川三省，是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区，然而由于交通很不方便，许多少数民族的风俗、人情，甚至有的民族还鲜为人知。丁文江通过调查，把土著方言记录下来，按地区绘图，并且收集了罗罗族的宗教碑文。在与少数民族生活的日日夜夜，他记下了内容丰富，生动有趣的旅游日记，其中包含了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习俗、服饰、农耕兽猎等。此外，还有对山水风光、自然地理的记载和描绘，对奇闻逸事的记述。日记中，也反映了旅途中的艰辛，但他总是抱着幽默、乐观的态度去对待艰难险阻。他著的《漫游散记》是用英文写成的每次考察的专业笔记，后来由地质调查所汇集在《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中。这是一份宝贵的地质历史资料。

丁文江是到云南、贵州进行地质考察的先驱，这些地方，在历史上只有为数很少的人去考察过。例如，法国地质学家德波（Deprat）于1909年只作过短暂的停留。17世纪的探险家徐霞客去过，当时他发现金沙江实际上就是扬子江（长江）的上游。丁文江沿着徐霞客的考察路线，除了证实徐霞客的论述符合实际以外，还发现了这一地区地质构造的特征，为现代地质科学奠定了基础，在地理学上，填补了徐霞客等前人所遗留的空白。在古人类学上，他收集了数以千计的标本，这些标本后来运回了北京。

在西南地区考察，是丁文江一生中最快乐的探险之一。这里的风景绚丽多彩，是杭州传统风景所不能相比的，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路南的石林、大理的秀丽风光，都会使杭州西湖风景黯然失色。丁文江已经陶醉在这祖国山河的美丽之中了。丁文江感到惊险的是那些崎岖险峻的山路，他穿过了靠近西藏边界的人迹罕至的山峦，其中有的是中国境内的最高峰，汹涌澎湃的金沙江就在眼前奔腾而过。金沙江和它的支流流经的地方，到处都是高山险壑，深谷绝壁。这里的气温多变，真如古人所说“早穿皮袄午穿纱”，每天气温高低相差30℃左右。由此可见金沙江水系和地形的奇妙和复杂了。从这一带穿过，他们经常是行走在那些山腰间危险的羊肠小路上。丁文江感到痛心的是，这里治安状况很差。在那些偏远而落后的山区带着帐篷、标本箱、骡队，翻山越岭，走在山间崎岖不平的小路上，有时候几天都遇不上一家人烟。

1929年3月，丁文江的同事赵亚曾与黄汲清，由四川政府分路进入云南、贵州调查，然后向东行与丁文江会合。丁文江说四川到云南的路上不安全，土匪多，曾经给赵亚曾打电报，叫他到重庆同行，赵亚曾回电说：

“西南太平的地方很少，但我还是决定冒险前进。”

赵亚曾按计划由叙府南行，沿途测制路线地质图，采集化石标本。11月15日夜间，来到云南昭通的一个客栈住宿，一伙土匪看见他们挑着几大木箱东西，又沉又重，里面必是金银财宝，于是闯入房间抢劫。赵亚曾看见土匪闯入客栈了，他不是设法躲避，而是竭力去保护地质调查所的地质图。匪徒打开化石标本箱，即行抢劫，赵亚曾同匪徒争斗起来，一匪徒拔出枪来，竟将赵杀害了。

当赵亚曾被匪徒杀害的噩耗传来，丁文江悲恸欲绝，泣不成声。深为我地质人才惨遭劫难而痛心。在赵亚曾牺牲后，一直负担赵亚曾长子的教育费用，即使在休假时，丁文江夫妇也常把赵子携带身旁，视如亲子。在抗日战争中，赵子参加国民党空军任驾驶员，与日军作战中负伤。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飞机训练时失事身亡。1986年赵亚曾夫人已80多岁，居住在北京。

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丁文江和不少土著居民交谈，和他们交朋友。在个旧时，他曾同一位少数民族头领讨论了许多历史问题和发展地区经济问题。每当他们看见丁文江放着轿子不坐，却徒步跋山涉水时，就觉得汉族同胞是可以亲近的。

丁文江穿过威宁县，来到了元谋县。金沙江在这里弯曲成马蹄形，江水缓缓流过，河水清澈见底。当他目暏这万里长江的上游时，感慨万千，祖国之伟大真令人自豪。丁文江从马蹄形顶部的古老渡口处渡过了金沙江，来到会理县，他们勘测了环绕会理县城的雄伟庄严的龙爪山和鲁南山，这是此山历史上第一次被勘测。此后，丁文江顺着支流返回金沙江。沿途他领略了江水奔泻而下的壮举，沿着逐渐加深的道道峡谷，一直涌向与金沙江的汇合口。

接着，丁文江又勘查金沙江东边的荒山野岭，这是夹在普渡河和小江之间的杳无人迹的山岭。在这里丁文江登上了海拔4145米高的牯牛寨，这是云南省的第一高峰。当他考察小江两岸壮丽的高山和峡谷时，他发现小江峡谷是中国最深的峡谷，比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还要深1300多米，这是一个惊人的大发现（现在中国最深的大峡谷应是雅鲁藏布江峡谷，深为5382米）。

在穿越金沙江流域的旅途中，丁文江对一些小型的天然铜矿进行了考察。在会理县的青矿山，他参观了当时中国唯一的镍矿。

在这一年中，丁文江最后来到东川铜矿的开采中心，又考察了宣威附近的煤田，他作了铜矿的储量计算和矿山历史研究。清朝时期，皇家垄断开采铜矿，成为清政府用来造币的原料。后来几经易主，管理混乱，到丁文江去东川铜矿考察时，已经无力使矿山实现现代化生产了。于是丁文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情况报告和改革建议，由于他的建议，使矿山管理得到了改善。

离开东川后，丁文江继续东行，然后进入贵州，经过曲靖、陆良等地，最后回到昆明，结束了他一年多的野外地质考察。1915年2月，回到北京，又到地质训练班上课，继续从事培养中国地质学工作者的工作。

一个采矿实业家

作为一名科学家的丁文江，于1921年作出了一件令人惊讶的决定：把专职的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交给翁文灏来担任，而自己则到北票煤矿任总经理。引起他弃官当实业家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家庭经济拮据，为了找出一条克服穷困的路子来，不得不放弃科研，投身矿业。

1914年丁文江的父亲去世了，家里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依靠他的薪水来供弟弟们受教育，微薄的薪水哪能满足需要呢？实际上他早已担负起养家的重担了。27岁的丁文江为整个家庭的主心骨。他有5个弟弟，年纪很小，需要他的悉心照料。其中有3个弟弟与他属同父异母关系，是他留学期间出生的。他需要供4个弟弟和一个侄儿进中学和大学读书（其中一人在外国留学），还要接济一些生活贫苦的亲戚。为尽到这种义务，他每年要花费3000元之多。不久弟弟文渊就要到瑞士和德国留学，路费和学费都要由他来筹集，手中没有钱是不行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反动军阀的干扰，科学工作受阻，有些事情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由于家庭负担过重，对国家忧虑太深，使丁文江早年就有成为一名伟大科学家的理想受到冲击和干扰，只有绕过暗礁之后，再来拨正航向，朝科学的彼岸驶去。尽管如此，他仍然从事着科学普及的活动，他的精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写一些通俗读物了。他收集了当代采矿操作技术的许多材料，写成了《外国矿业投资史料》和《五十年来中国的采矿业》。此外，在1921年至1926年期间，他还担任着地质调查所的《中国矿业纪要》的编辑，为读者编辑出版了许多好的科技文章。

学术上，丁文江曾对山东南部的峰县煤田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研究，为那里的中兴煤矿制订了开采方案。为龙煙铁矿的开发进行过研究，是龙煙铁矿的创办人之一。

丁文江前去当总经理的北票煤矿是个老矿，当时已经衰败不堪。1922年成立北票煤矿公司，由刘原生（丁文江的同乡，朋友）任董事长，丁文江任总经理，管理委员会的委员由7位商人、4位政府官员组成。在丁文江的主管下，一些技术问题都是由他来解决的。当时煤矿的采掘很落后，都是土法开采，这样只能采掘30％—50％的煤，而浪费70％—50％的煤。在丁文江推广了国外和山西的先进采掘方法之后，就可以获得90％—95％的煤了。此外，土法开采还把煤田破坏了，不能再进一步开采，因为原始的人工采掘，坑穴和洼地遍布，地表裂隙纵横，地下水逐渐上侵地表，而且灌满这些坑穴，煤矿就不能继续开采了。经过丁文江的规划、整治、开采条件得到改善，并逐渐转入正规，挽救了一个矿山。

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丁文江的操持下，北票煤矿已变成了经济效益很高的小型煤矿，变成了具有一定机械化程度的煤矿了。这时矿上已配备了最主要的机械设备，包括一座发电厂，可用来带动小型机械水泵、排风扇、轨道缆车和起重机，还有两台机械选矿装置。矿山职工发展到3700人。

在丁文江等人的管理下，北票煤矿蒸蒸日上，它的发展走出了丁文江本人的预想。自1921年至1930年的10年间，原煤的生产数字完全可以说明他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些数字是科学管理的成果。

当时，要发展北票煤矿的生产，除一些技术问题以外，还牵涉到国内的政治纷争。北票煤矿位于当时的热河省的朝阳县（现属辽宁省）境内，属于东北督军张作霖的管辖范围。因此，丁文江不得不经常去沈阳同当局谈判。北票的煤必须依靠京奉（北京至沈阳）铁路系统，把煤炭运到沈阳和营口等地，供沈阳做燃料之用。在营口装船外运，铁路运输费平均要比生产成本费多一倍，而且铁路运输不够正常，经常是有煤运不出去，这些问题都是由丁文江出面谈判，商讨解决。

在如何发展北票煤矿生产上，丁文江主张由私营企业转向与外国资本合资的企业，中国现有条件下，可以促进企业发展和提高技术效能，他支持中国政府关于鼓励中外联合开办矿业公司的方针。这种矿业公司要尊重中国的法律，中国资本名义上至少要占50％。在这种主张下，1922年由农商部统计的22个比较成功的企业中，绝大部分都是中外合资兴办的。

1922年8月出版的《努力周报》第14期，载有丁文江著的《裁兵计划的讨论》一文，可以看出丁文江的倾向，文章说：

“照我们国家的现状看起来……私人办的盐垦，四百万资本可足用，国家办起来，八百万未必就有成绩。包工修的路，一块钱一尺，可以支持三年，工兵修的路，两块钱一尺，还支持不了两年。人才的缺乏，组织的幼稚，官僚的恶习，聚在一处，哪里能有好的结果呢？”

丁文江最大的愿望是能有一个秩序稳定、忠于职守的政府，若是财政有了办法，财产有了保障，交通去了阻碍，国民经济，是没有问题的。

丁文江在北票煤矿的工作表明，他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成就是比较突出和明显的。在他的努力下，技术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机械化程度得以提高，煤的产量上去了，但是，不稳定的政治秩序，却阻碍着企业的发展，他的良好愿望只有落空了。

最后的地质生涯

1925年秋，丁文江辞去了北票煤矿总经理的职务，1926年5月至12月，在统治长江下游五省的军阀孙传芳名下，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总办。丁文江就任军阀孙传芳赐给的这个要职，使很多人不理解，认为不可原谅。在国民党看来，他站在北伐的敌人一方；在朋友们看来，他支持混战的军阀之一；在革命左派看来，他像奴才一样为军阀和帝国主义者效劳。遭到大多数人的唾弃，使他的名声蒙上一层阴影。

1927年，在丁文江的一生中是个转折点，他辞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总办职务，隐退回到北京。几个月之后，由于张作霖的敌意，他被流放到大连。这时他感到了政治失宠所带来的痛苦后果。他面临着失业以及与首都科学界的隔绝。在大连他的经济十分拮据，生活穷困潦倒，妻病没钱医病，住在未过门的弟媳妇家里。然而，丁文江并没有被厄运所吓倒，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完成他那本《徐霞客游记》，该书于1928年出版。

1928年初，丁文江被广西省立大学聘去广西，给该大学的暑期班学生上课。后又被广西地方当局聘请，于1928年3月到12月，在西南作矿产资源调查。在这次地质调查中，他搜集到了可贵的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后来写成《中国的造山运动》论文，发表在《中国地质学会志》上（1929年7月）。他首次提出了发生于志留纪和泥盆纪之前的相当于加里东运动的广西运动。后又写成《中国的二叠纪及其对二叠纪分期的方向》、《第16届国际地质代表大会报告》（1933）等论文。此次野外勘查的技术笔记搜集在《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中。

1928年6月，国民党军队打败了北洋军阀，建立了新政府，内战告一段落。因此，丁文江又回到北京生活了。此时，北京大学和地质调查所已无人组织，无人过问，但同事们还在，机构还在。于是丁文江自告奋勇重操旧业，立即开始计划和组织工作。他建议沿南方路线修一条由四川通向沿海的铁路，建议得到南京新铁道部的好评，于是丁文江说服铁道部主办探查性勘察。借这次机会，丁文江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西南野外考察，地质学家们兵分几路，企图探查云、贵、川的大部分地区，而丁文江个人则搜集了大量资料，例如西南地区的地质结构、土著居民的分布情况等。这次考察在野外进行了一年多，从1929年暮春至1930年夏天。赵亚曾就是在这次考察中在云南被土匪杀害的。

1931年，丁文江成为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教授，负责野外考察、实验室工作，普通地质学的教学等。他课堂教学富于启发性，生动活泼，情趣盎然。当时学生高振西（中科院院士）著《做教师的丁文江先生》说：

“我很难忘记丁文江先生在课堂上讲课的样子：左手夹着一支雪茄，右手拿着一支粉笔，他那深沉的凝视，镇定自若的神情，以及其生动的言词。他常使用幽默的话去刺激学生搞研究的兴趣，去创造一种生动而轻松的学术气势……他妙语连珠，发人深省，意味无穷，每每引起学生哄堂大笑。每到这个满意的时刻，丁文江总是放下粉笔，用力吹两个雪茄，然后用双手捋捋小胡子。在这种自由讲授的气氛中，疑问与笑声并起，烟灰与粉笔末齐飞。原来是一个颇为枯燥的题目，变成了一门人人喜爱的功课。”

1929年到1934年之间，是丁文江科研成果的丰收年，他连续发表了5篇高品位的地质论文。1933年，由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联合出版了《中国分省新地图》，这个地图集是1∶2000000的比例，为普通地图。然而，这是中国第一本综合绘图的地图集，书中包括了语言、土著居民、矿产资料分布，以及气候、农业生产及插图等，使用价值达20年之久，并于1948年修正后发行了第5版，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1932年，日本已经侵占了我国东北，丁文江、翁文灏、胡适、李四光等，为了反映独立的知识分子意见，创办了一个刊物，命名为《独立评论》。由丁文江和胡适负责组织主要社论的撰写，把刊物办成正确引导人民群众的阵地。撰稿人多数是政府供职人员，至少是负责政府中有关经济、外交、财政和教育的部、署一级的官员。这份杂志一直办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由于拥有广泛读者，完全自给自足。

在为《独立评论》所写的文章中，丁文江基本上谈的是日本侵略和中国的工业化两个问题。他极端错误的反对中国对日本宣战，反而号召同胞把爱国力量集中于经济和工业发展的具体计划。他甚至支持国民党在华北的绥靖政策。丁文江居然率直地对首都大学生说：主张全面战争是不负责的。抵制日货、军事训练、学生报名参军等，都被丁文江说成是错误的。他写公开信批评东北军张学良，甚至要求张学良辞职。所有这些都是错误的，所以长期以来都不能得到人们的谅解，甚至有人把他当反面人物看待。

1939年，丁文江曾去苏联旅游了两个月，他的好奇心被苏联的共产主义吸引住了。这年的7月，国际地质大会在华盛顿召开，丁文江是正式代表，在参加会议回国的途中，曾作过几次停留，在英国和瑞典拜访了老朋友，在德国探望了弟弟，最后到达苏联。在苏联他看到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使他感慨万分，联想到祖国当前的困境，将来何时才能腾飞？

1934年，丁文江成为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这个职务实际上是该机构的行政首脑。院长是蔡元培先生。这是政府执行和协调中国学术研究的机构。作为总干事，丁文江的目标：形成一个在大学、政府和中央研究院以外的，全国一体化的科研体系，完成重大的或国家急需解决的地质课题。

英年早逝

1935年12月初，丁文江受南京国民政府委托，前住湖南为刚刚建成通车的粤汉铁路调查煤矿，连续几天的野外地质考察，身体已经很疲劳了。12月8日，除爬了50多千米的山路外，还下到小煤窑矿坑中去勘察。井内通风又不好，弄得他汗流浃背，内衣内裤都湿透了。再加上一天的操劳，身体很疲乏，上到地面以后，经凉风一吹，于是感冒了。

晚上，丁文江吃了感冒药之后，住在铁路局新盖的一个宾馆里。宾馆的服务人员怕他受冻着凉，特地在他的卧室里生起火炉取暖。本想熟睡一夜，消除疲劳后第二天继续勘察，谁知这所宾馆是刚建成的房屋，墙壁内烟道堵塞，一氧化碳气释放不出去，大量聚集在卧室内。9日早晨，人们发现丁文江已煤气中毒，失去知觉，昏迷不醒了，便急忙找来医生进行抢救，但由于窒息时间太长，一时没有苏醒过来。铁路局领导又急忙从职工中找来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继续做人工呼吸，最后终于苏醒过来了，恢复呼吸了，这才从衡阳铁路医院转入长沙医院，住进湘雅医院疗养。

在医院住了3个星期，丁文江一直感到胸部疼痛，医生检查了好几次，也没有查出原因，后来经过X射线检查，才发现由于人工呼吸时用力过猛，把肋内压断了两根，并且已经化脓，引起胸膜炎了。由于搞不清楚真正病情，延误了时间，致使病情加重，再加上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没有抗生素一类有效的消炎药物，终于于1936年1月5日不治而死，终年49岁。

但是，衡阳铁路局和医院怕负责任，长期来竭力隐瞒事实真相，不让外界知道，因此误传为由于煤气中毒而死。曾同丁文江共事的地质学家、南京大学教授张祖为此事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阐述丁文江之死的经过，才揭开了事实真相。

丁文江去世后，按照他的遗嘱：从简办丧事。在他的遗嘱中说道：

“于余身故时即以所故地之地方区域以内为余葬化，所占坟地不得过半亩，所殓之棺，其值不得逾银一百元，今并指令余之亲属，不得为余开吊，发讣闻、诵经，或徇其他廉费无益之习尙；遇所故地有火葬设备时，余切托贵嘱执行人务必嘱余亲属将余遗体火化。”

丁文江曾为他的一位亲戚写过一首诗，看来也是遗嘱那种思想的反映，诗曰：

男儿壮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根据丁文江的遗嘱，遗体要求安葬在去世的地方，所以当时被安葬在长沙岳麓山云麓宫下的北坡上。后因年久失修，湖南省政府于1985年拨款重新修墓。1986年4月，湖南省科协在长沙举行了纪念丁文江逝世50周年的活动。

丁文江去世后，中国地质学会为了纪念他对地质事业的贡献，发起了募集丁文江先生纪念奖金基金，共得43765元，规定“以基金所得利息，每两年对中华国籍研究地质有特殊贡献者发给丁文江先生纪念奖金6000元。如有余额，再捐助北京大学地质系研究处作为调查研究之用。”

丁文江先生纪念奖金从1940年开始，先后共授奖5次，历次得奖者为田奇（1940）、李四光（1942）、黄汲清（1944）、尹赞勋（1946）、杨钟健（1948）。

丁文江去世后，他的许多朋友和亲戚纷纷著文表示悼念。他的亲密好友胡适著《丁文江的传记》，比较详细地介绍丁文江的一生；他的同事们写了很多回忆他的文章，编成专辑，表述了丁文江在地质学、哲学和其他领域中的贡献。这里抄录翁文灏悼诗二首：

《追念丁在君》（1936年1月）

踪迹追随廿载前，一朝分袂最凄然。

鸡鸣共涉浑河渡，鹞势同翻云水边。

创造艰难犹昨日，殷勤讨论忆当年。

为师为友终生约，未老何图去竟先。

携斧曾经汗漫游，西南山谷最清幽。

碧鸡金马云南路，漓水藤滩黔外州。

霞客遗踪追绝域，粤湾车路达江流。

搜罗多少详图籍，整理端须仔细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