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破脚板

1942年1月16日，浙江大学学生，在遵义举行“倒孔”游行，素来淡漠政治、稳健持重的竺可桢校长，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轰动全城，反响很大。

“倒孔”，就是打倒当时的行政院长孔祥熙。抗日战争开始以来，以其为代表的党政官僚，乘国难当头，却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引起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

1月初，重庆大公报透露，香港被日寇攻陷前夕，孔夫人逃离驻地，用专机运载大批箱笼，乃至洋狗到重庆，而许多在港著名爱国人士，却因没得交通工具，而不能迅速脱险。消息传出后，首先昆明西南联大学生，于1月6日举行了倒孔游行。1月16日深夜，诸葛琪等把竺可桢从睡梦中叫起来。告诉他说：“刚才学生会开会，讨论是否游行，情绪空前激昂，没有定夺，早晨起来还要开会。”

由于西南联大游行后，教育部已来电，要求竺校长阻止这种游行。他请诸葛琪等通知训导长和各院院长，早晨到校长办公室来，商定处理办法。

次日早晨，山城遵义，晨雾弥漫。天气阴凉，竺可桢等来不及充分商量，即赶往学生集合的地方。沿途街上，已布满军警，看来警方已得到消息，早有准备。从七点半到九点半，竺可桢等苦口婆心，劝告学生，不要上街游行。但是，同学们慷慨陈词，积怨是一发难平，最后决定还是游行。上午十点，游行队伍出了校门，走上街头。

身为一校之长，竺可桢深知事态的严重。因为名曰“倒孔”，实际反的是国民党政府。政府既已明令禁止，则军警的镇压。现在他能力争做到的，是防止出现流血冲突。为此，他派人到专员公署，请对学生游行谅解，并派人维持秩序，免生事端；他则走访警备司令，请他千万不要让军警干涉。他还仍是放心不下。就又赶上学生队伍，并走在前头。他这样想，既然不能阻止学生游行，不管别人什么看法，他必须亲临现场，维护游行学生的安全。如果军警阻止，可以设法防止事态的恶化。要对学生负责，所以要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同时学生会的负责人，也关心他们的校长。游行时，也一直伴随着他，维护他的安全。学生游行秩序很好，得到两旁围观市民的同情和支持。军警也未正面干涉，只是将学生贴出的标语，随后撕去。遵义城不大，游行一圈回到驻地才中午，就结束了。这天，竺可桢虽感到有些劳累，但这场风波总算安全度过了。

在竺可桢看来，1·16的和平游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常有的事情。人们群起走上街头，喊喊口号，唱起歌，进行示威，发泄对政府的不满。但在当时的中国却视为大忌。尤其是发生在国民党标榜的治理模范省贵州，就惊动了重庆最高当局。蒋介石电告遵义警备司令，密切监察浙大师生的活动。这使怀有各种企图的警特党棍，乘机施展“才干”，开始对浙大师生进行肆无忌惮的迫害活动。其中最为恶毒的，要数湄潭县党部叶道明书记长了。

1月21日深夜，叶道明带领军警，以查户口为名，搜查在南门外的浙大助教潘学苏、学生滕维藻的住室。灯未点亮，这伙人即蜂拥而入，翻箱倒柜乱找，在混乱搜查中，有人从箱中取出四个信封，叶道明如获至宝了，当即拆看。说是寄往永兴的反动标语。即将潘、滕二人拘捕。

竺可桢听到消息后，当即驱车赶往湄潭调查。请潘、滕两位叙述事发详细经过。最后二人咬定，信封、标语，绝对不是他二人的。而是混乱中，有人先置入，而后又有人取出的。竺可桢相信他俩的话，但还缺乏证据说明。只得听凭专署拘留潘、滕。竺可桢当面要求专员保证不对二人行刑逼供。经学校以充分时间，搜集证据，以作辩护。

首先引起竺可桢怀疑的是，查户口，何以党部书记长领头呢？而这个叶道明，在湄潭是出了名的，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卑鄙小人。早在两年前，他初次来湄潭勘察驻地时，就领教过了。那时，浙大的人初到永兴，为商借房舍，曾经涉及永兴区党部的房子。叶道明表面说，同意迁让，暗地里却煽动地方人士反对，竟以永兴各界民众代表及全区党员名义，写了份紧急电讯，造谣说：“浙大负责人胡刚复，唆使学生，强占永兴区党部房屋，并把总理、总裁像及国旗、党旗，撕毁弃地，”到处散发。要求什么“依法严惩”等。就竺可桢的切身体会，他带领浙大师生，从东向西搬迁，移地几处，无不受到当地民众和当政者欢迎的，就是到湄潭，县府官员也是真诚欢迎的。唯独这个叶道明，这样怕浙大的到来。难道是怕浙大来这么多有见识的人，接触更多的人，了解到些见不得人的事？

竺可桢听湄潭县医院一位医生，讲了叶道明干的不少坏事。去年暑期，叶道明以共产党嫌疑，率军警围捕陈光型。陈三十岁左右，家有老母及妻女，上海体专毕业，曾在厦大、遵义豫章任童子军教官。陈跳墙企图逃越，被围兵枪击中股骨倒地，叶道明赶到又打两枪，命抬到县政府被拒收，后抬到县党部。起初三天，还曾允许陈妻前往护理照看。第四天，说是已送往遵义，几天后，钓鱼的人在湄江中用鱼钩钩着人腿，捞上来，认出是陈的尸体。真是悲惨极了，陈家老小哭成一团。何处诉冤！事发后，叶道明以追查送押的人为借口，说是去遵义途中，在江边歇息时，陈跳江妄图逃走，以致淹死的。只有看管不严，隐情晚报之责。明眼人一看便知，一个已身中三弹、动弹不得的伤号，是怎样会自行跳江呢？

竺可桢清楚，现在叶道明是恶人先告状，妄图堵住浙大师生的嘴，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凭据就是他送上门来的信封。

“信封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竺可桢亲自带领浙大几位法律系专家进行调查，谁与叶道明或县党部有过信函来往。永兴分部训导主任，体育教授高尚志，拿出来叶道明给他的信。核对信封，发现这个信封与“搜出来的装反动标语的信封”，大小、式样、颜色等都完全一样。而且信封右边，都有同样的渗水干后留有的痕迹。不同的是高教授给的信封上，有叶道明的亲笔书名。这就证实了，“搜出来的反动标语”，其实是叶道明的栽赃陷害。

1942年的冬天，黔北遵义一带，湿冷异常，加之住房、办公室取暖设备都很差，煤炉经常是整天不烧，使年过50的竺可桢脚底右侧生了冻疮。由于几天来东奔西跑，调查核对，不得休息，脚板上的冻疮开裂了。他也顾不上找医生上药，于2月20日早晨，就跛着脚满怀信心地去向专员说明情况。恰遇教育部来调查案情的人也在场。大家听后，又仔细核对了信封，认为纯属诬陷。专员私下悄声对竺可桢说：

“这事我找叶道明说一下，叫他以后别干这种弄巧成拙的蠢事。你这边，在审讯时，潘、滕二人只说自己无罪，信封装反动标语不是自己所为。不要牵扯叶道明诬陷，这样案子易于了结。否则怕引起党部方面干预，事情复杂起来难办。你这里证据在手，我想叶道明会掂量一下，不会纠缠不完。”

竺可桢同意了委曲求全，因为争取放人是头等的大事。随后，他去桃源泉山看守所，探望了潘、滕两人，把上述意见讲了。两从也同意照办。他觉得还是多找些人关照保险，就又给省主席写了一封信。详细说明案情，并请关照。为避免中途被查扣，请农学院长亲自送到。省主席看信后，也认为反动标语事是不存在的，并保证两人不会有大事。以后由于党部坚持，两人又被押到重庆去了。

当时，在重庆政界，也有不少关于竺可桢参加浙大学生游行，走在队伍前面的传闻。其中大都是不明真相的，但也有势利小人，乘机对他进行造谣诽谤的。致使竺可桢的友人，感到压抑和不安。气象局长吕烱写信，请他赴重庆北温泉疗养暂避。竺可桢却很坦然，哪里也不去。他想到，不久前，哈佛大学校庆后，哈佛大学校长和哈佛校友会来信中都希望他把浙大办成东方的哈佛而不懈努力。当前他这些努力，不求浙大成为民主堡垒的硬气名声，而且总觉得，堡垒的围墙厚壁，有碍自由，但求得一席民主的园地，总还合乎哈佛的办学精神吧！

他为教育部写报告，说明1·16游行经过，最后以未能阻止此事发生，而引咎辞职。教育部来人调查后，对他的做法无异意，不同意他辞职。他依然我行我素，照自己的想法，坚持做下去。

那天竺可桢到遵义探望潘、滕，回到遵义驻地，已经夜里10点多钟了。又听说史地系四年级学生王蕙、国文系四年级学生何友谅在住所，被警备司令部抓走了。真是祸不单行。他即刻赶到警备司令部去交涉，被告知，是按贵阳军统指示办的，已押往贵阳。竺可桢未能见到他的学生，踏着沉重的脚步，一跛一跛地走出来，心想只得以后尽力营救了。

竺可桢回到家中，脱下鞋来一看，流出来的血，已染红鞋底。夫人赶紧请校医来包扎。医生见到这般伤势，不无感慨地说：“为救护学生，不惜踏破脚板，当今世界，哪里还有这样的好校长呢！”

这年3月，竺校长去重庆办理公务。并为潘、滕二人的事，专门去找中统局长徐恩增，徐说：“发传单的事缺乏证据，思想方面问题也不大。人是可以放的。只是嘛，须保全点地方当局的面子，他俩最好不再回浙大去。”

竺可桢说：“潘是助教，不回去好办，而滕是四年级的学生，应当让他回浙大，完成学业考试再走。”

徐也同意了。竺可桢在中统局的保单上签字，把潘、腾二人保出来，并与滕一起回到学校。1942年8月滕同学毕业，专程登门向竺校长道谢，此时，竺可桢感到无上欣慰。他望着滕同学离去的背影，看到他没有耽误学业，学成走了，奔向远大的前程。他再次尝到尽了师长神圣职责的甘甜。

竺可桢经过多方设法交涉，到5月初，才在贵阳的省党部见到王蕙和何友谅二人。由于探视室里有人监视，相互没讲多少话。竺可桢看到他二人身体还好，也稍稍放了点心。后来，他二人被转送到重庆，艺术系五云山的“战时青年训导团”。

5月29日，竺可桢自己一人前往探视。早晨6点半到北碚汽车站，他在小湾站下车，问站旁的人，得知“训导团”距站还有三四里地，向东沿一石板路走，过一石桥，即临五云山麓了。经岗哨查问，踏石阶路，步步登高上山。想到这石阶比南京北极阁的每阶高出30多厘米，每登上一步，脚板愈合不久的裂口都有阵痛。他全然不顾，顶着烈日暴晒，两颊汗流哪里擦的过来，不时滴落脚下。他总算到了山上，见到陈队长。开始陈还以为他是来看儿子的，待看过名片，问明来意，陈仍有些惊异。因为他从来没有接待过有名的大学校长，来探视学生的。遂将王蕙招来，给予优待，准谈半小时。王讲了被捕经过，起因在“反孔”游行。陈讲，王蕙不久即可放出，但望陈立夫能出一信。何友谅曾逃越一次，又被抓回来，看守尚紧，不准探视，竺可桢感到非常失望。

不久以后，竺可桢保王蕙出来。再想继续努力，营救何友谅时，却得知他被杀害了。不禁使人为之泪下，也使他认识到国民党党棍军统的狰狞面目。所以几次有人请他加入国民党时，都被他托辞谢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