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年宏图

1949年10月16日下午，在北京饭店，竺可桢收到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各部（委）首长名单。郭沫若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竺可桢和李四光、陶孟和等被任命为副院长。这已是预料之中的事。

近几天来，陆定一曾与竺可桢交谈过两次。一次陆就教育工作听取他的想法。在谈了一些想法后，竺可桢明确表示，教育方面人才济济，他不想搞教育工作了，搞点科技工作，了却晚年吧！还有一次来找他谈，问到科学院院长人选的事，竺可桢提出吴玉章、李四光，讲了他们的长处。陆定一提到郭沫若，又就科学院内部组织听取他的意见，表明了未来的走向。

人民政府对竺可桢是了解的。知道他坚持科学研究，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特别是气象科学做出了开拓性贡献，知道他为办好浙江大学呕心沥血，为保护师生，坚持正义，不畏强暴，竭尽全力；知道他为人正派，作风严谨，在科学、教育界有很高的声望。所以推举他到全国科学事业的最高领导岗位。这时他已年近六旬。人到暮年，才得以充分施展科技兴国的宏图。

竺可桢与郭沫若并不熟悉。只知道也是中国的大文豪，对考古很有研究，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两人第一次会面交谈是在任命后的第二天。在恽子强的陪同下，郭沫若来到北京饭店竺可桢的住室，商量筹建中国科学院的有关问题。两人一见如故，未等恽子强介绍，两个话匣子就开起来。郭沫若通今博古；竺可桢知识渊博，擅长古为今用，讨论起问题来，两人共同语言很多。共同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把旧的科研机构接收下来，弄清家底，再图大业。两人像有说不完的话。不觉天时已晚。只得下次再谈，送走郭沫若，竺可桢称他，真不愧为大学问家。以后到20世纪60年代，竺可桢在研究古气候时，有关考古方面的疑问，经常向郭沫若求教。郭沫若在解释毛主席诗词时，有关庐山和娄山美的意境，如怎样构成了“残阳如血”，也请竺可桢予以指点。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作为郭院长的副手之一，竺可桢分管自然科学，尤其在建国初期，李四光在国外尚未回来，有关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事，主要是由竺可桢筹划的。郭沫若信任他，从不称头衔，而戏称他为老夫子。经常说，“这事，请找竺老夫子。”推给他去处理。

按照郭沫若与竺可桢商定的思路，中科院首先是接管、建立机构，充实研究人员，然后才能按照国家需要，将研究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接管旧有研究机构，归属中科院的工作，首先从北京开始。由中国科学院通过原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的多家研究所，均归本院。然后，竺可桢陪同郭沫若到各研究所，和全体研究人员会面，征求意见。同时，竺可桢又相继访问了清华、北大、燕京等大学。广泛征求对办好中科院的意见，了解有关学科领域有造诣的研究人员的人选。如果其中有的仍在国外，则探讨其争取回国的办法。调查、接管工作，在北京告一段落后，竺可桢与陶孟和又同赴南京、上海，对那里的各研究所进行调查接管。这就为中科院下属第一批研究所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竺可桢曾任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多年，最后又成为其第一批院士。对科学界情况比较了解。他每到一处，都与科学家促膝谈心，把情况摆到桌面上。有人知道他任气象研究所所长多年，就用话试探他，关于气象所的去留问题。甚至原气象所想借机充实扩大气象所。对这些，他都耐心解释，并强调要从国家对整个科学事业的要求出发，根据原有基础和今后发展的有利条件，具体确定一个研究所的去留。综合多方面专家的意见，经过反复研讨，最后决定，把原有23个研究所，调整为17个，另建3个新的研究所。成为中国科学院最初的基本研究机构。

开展科学研究，向苏联学习。竺可桢坚持结合我国实际，吸收有益经验。为我所用，而决不随声附和。他在苏联考察时，看到苏联科学院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使苏联拥有强大的科研后继力量。回国后，首先在生物学领域加以贯彻。但他对苏联在生物学领域，强制推行“李森科的学说”，不同意的就被扣上“唯心主义伪科学”帽子，甚至到迫害的做法，深为不满。早在1947年，他从欧美考察回国后，就曾在浙大发表演讲，批评苏联政治干预科学的错误。特别对苏联著名农业科学家、遗传学家H.N瓦洛夫被迫害致死，深表同情。这股怪风也曾吹到我国，严重影响遗传学界的学术研究。竺可桢对此冷静处之，决不苟同。

在1956年春天，中共中央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中宣部建议，在遗传学领域，应充分发扬学术自由，开展讨论。8月初，中科院和高教部联合发起，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百多位科学家出席。竺可桢亲自主持这次会议。并明确指出，遗传学研究领域，存在着严重学术观点分歧，在以后的研究中，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积极发言。说出自己的见解。但在分组座谈开始时，仍然有不少人持观望态度，不敢畅所欲言，怕说多了，容易招人抓辫子。竺可桢就找这些人个别谈话，针对每个人的想法做工作，打消顾虑。他还讲到，有一次他率团赴苏联访问期间，曾亲自去询问，当时任苏联农科院院长、兼遗传研究所所长的李森科，在遗传学和生物学研究中，有关物理化学的应用问题。李森科竟说他根本不主张使用物理化学方法，研究遗传学和生物学。这位显赫权威的回答，使他当时感到非常惊讶。认为此人毫无科学道理可讲，有的只是装腔作势唬人。

竺可桢的动员果真有效，后来，与会学者各抒己见，特别是近几年被压抑的“摩尔根”学派，心情舒畅，其中有位学者说：咱们只求自由探讨学术，以理服人，不要以帽子压人，这样才有益学识的提高。竺可桢看到大家争先发言，学术气氛很浓，他很高兴。相信座谈会取得成功，将推动遗传学科研和教学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中国科学院还负责指导全国各地区的科研工作。当时，东北是中国重工业基地，农业生产也亟待提高。竺可桢为此曾两赴东北调查，看到仅有一个东北科学研究所，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据此，中科院决定，首先成立东北分院。从北京、上海抽调一部分研究人员，充实力量，促进了东北经济的发展。此后，他又着手西北分院的筹建。西北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1/3，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潜力很大，但水土流失极为严重。决定首先成立中科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以适应农业生产急需。接着，根据调查情况，在他的倡议和指导下，在兰州又相继建立了一系列研究所。密切结合生产需要，进行研究。其中有些研究成果，已到达世界先进水平。我国海域辽阔，竺可桢深知发展海洋科学研究，是当代人类走向海洋所必不可少的。他商量求得教育部门的支持，从大学调来专家教授，会同有关学者，组建起海洋生物研究室，很快发展成为海洋研究所。

新中国的自然资源考察，是在竺可桢的主持，指导下，从对西藏进行综合考察开始的。1951年5月，他精心组织，选派了以地质学家李朴为队长，共有40人参加的队伍，对西藏进行了包括：地质、地理、生物、农业、社会、语言和医药等内容的综合考察，取得了丰富成果。不久以后，他又组织了对海南岛等地的考察。此后，中科院成立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竺可桢兼主任，主持工作。有时还亲自带队考察。就是这样，他不仅运筹帷幄，而且在决胜千里的征战中，走在队伍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