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耕耘

1966年3月6日，北京下了一场近年罕见的春雪。地面积雪在十几厘米，但雪后天晴，积雪很快融化，空气湿润，促使花草树木，发出嫩芽。北京的春天依然妩媚动人。竺可桢虽然已经是76岁高龄，还总在铭记着毛主席详细询问的气候变化问题，潜心于历史气候变迁的研究，决心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收集资料。完成这个研究课题。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从5月份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剥夺了他正常工作的各种条件，上街、去图书馆还得去挤汽车，还有那些每天开不完的会，这些都严重干扰了他的科学研究。虽然他受到周总理的保护，未遭到批斗、抄家。但日常生活也受到限制，比如他几十年来坚持的游泳锻炼，由于游泳池被以什么“资产阶级俱乐部”的罪名，无端查封了，只得停下来。身体得不到适宜的锻炼，加剧了肺气肿病的发展。尽管他相信领导层里有那么多智士贤人的共产党，但也不无担心，再这样“运动”下去，国民经济将成什么样子？对许多问题感到迷惑不解。

正是在这个时候，国务院通过竺可桢，1966年9月21日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赴布加勒斯特，参加罗马尼亚科学院成立100周年纪念活动。行前，陈毅副总理约代表团谈话，他说：

“现在红卫兵搞得有点过分，要把花、鸟、虫、鱼都去掉，我反对。万里长城、孙中山像不应拆掉，云冈石佛更不能毁灭。天安门也用不着改名。中国是有五千年文化的国家。古文化，如印度、埃及、巴比伦，都曾经中断过，唯有中国未中断。古文化不要去捣毁，要充分利用人类遗产。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大贡献，但五千年来的中国文化，也是一大贡献。我们不应割断历史，恣意消灭古代文化，而要以批判的眼光，对待古代文化。我们不要打倒知识分子，要他们进行自我教育，要提高到新的水平。同时，让工、农、兵也发挥他们的作用。”陈毅是在上海解放不久，竺可桢结识的第一个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当时，他就是从陈毅来认识共产党的。而这时，陈毅在“阴霾密布，横扫旧文化”的高潮中，站出来讲的这一席正直的话，又引起竺可桢内心的共鸣。使他对形势有了清醒的认识，对科学事业前景增加了希望，坚持在科研道路上艰苦跋涉。

竺可桢从布加勒斯特开会回来，感到他在大会宣读的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还需要补充修订。

可是，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竺可桢的生活条件变得更差了。使他的肺气肿病越来越重。1969年春，竟染成肺炎。住院50天，治好了肺炎，可体质太虚弱了。虽有时还与老伴一起上街买东西，或上图书馆，但许多事已力不从心，更无力去打扫院子，做大气降尘的统计了。年前一次在胡同口，被自行车撞倒，跌伤了腿。因此，1970年元旦以后，他开始深居简出，将体育锻炼的方式，从做广播操，打太极拳，改为室内散步和深呼吸了。但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竺老仍坚持修改著作。自己感到去图书馆实在太吃力了，怎么办？

他想到有一位邻居在地理所工作，就去找她商量。请她帮他，从所图书馆代借《自然》和《科学》两种杂志，带回来阅读。这位邻居见竺老身体这样虚弱，在这样动乱的时候，一门心思阅读外国科技杂志，内心很是感动，痛快地答应了。

“文革”时期的地理所，和其他科研机构一样，图书馆里冷清得很，翻阅外文科技书刊的读者，更是寥寥无几。这天，图书管理人员，见居然有人来借《自然》和《科学》杂志，感到很惊奇。一问听说是竺可桢要看，便高兴地找出来，给来人拿走。

从此，竺老又可以看到这两本享有国际盛名的杂志了。他依旧是一本本逐页翻阅。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1972年《科学》杂志第25期上，看到一幅格陵兰岛气温的升降图。这张图表示了近3000年来岛上气温的升降情况。过去年代的气温，是用最新科学方法测定出来的。这是竺可桢期盼多年的古气候测定的结果。

竺老想用这种新的科学方法得出来的结论，验证一下自己对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论述。

竺老把自己研究的结果，用一张温度变化曲线图来表示。横坐标表明时间，纵坐标表示温度，这张图上的曲线，把那个时代的温度高低，表现得一清二楚。他们自己做的图与格陵兰岛气温升降图的曲线放在一起比较。竺老惊喜地看到：两条曲线的上、下波动，几乎是一致的。具体表现在：

公元4世纪，相当我国历史上的三国到六朝时期，格陵兰岛和中国都是气温较低；

唐朝时期，中国气温较高，格陵兰岛那个时期气温也较高；

南宋到清初，中国有两次降温，格陵兰岛那两段时期也出现降温。

验证结果说明，用古史书所载物候资料，研究古气候的变化，是一个有效方法。证明竺老关于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结论是正确的，更促使他加紧对论文的补充修改。

竺老这篇论文原是用英文写的。这时，他一边译成中文，一边修改。有的部分段落，还要重写，增加新的内容。

20世纪70年代以来，竺老的肺气肿一年比一年重，呼吸能力逐渐降低，肺活量减小，只有正常人的1/3。稍一运动，就气喘吁吁。有时自己也感到手无卷纸之力，在同龄老人中，身体是最差的了。

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他仍以最大的毅力，坚持修改文章。但进度是出奇的慢，有时一天也写不满一页稿纸。就是这般写出来的，还可能又经过推敲，给全部删掉。他有时还感到，记忆力这东西，也来捉弄老年人，原本记得装进脑子里的材料，现在要用到了，任凭怎么回忆、搜寻，也找不到下落。有时为了查阅一点资料，慢慢翻上一天书籍，也得不到预期结果。第二天，继续查找，直至找到了，这时老人脸上才浮现出一丝微笑。就这样，他伏身桌案，工作不止。

1972年秋末的一天，竺老疼爱的孙女来看望他。她已下放农场半年，是回来特意看爷爷的。她推门进屋，被爷爷的衰老病态模样惊呆了，好一会说不出话来。心里难过，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她想，原本爷爷就面瘦。现在更是两眼深陷，满面倦容，失去以往的幽默。走到爷爷跟前，心痛地劝说：

“爷爷，您身体都衰弱成这样子，别再写下去了，多休息会吧！”

竺老微笑着摇了摇头。

“那么，您慢慢讲，我来给您记录，可以吗？”

竺老还是微笑着轻轻摇头。并把手边的几页稿纸推过来，给孙女看。然后说：

“瞧，我一边写，还要反复修改呢！”

孙女清楚地看到，这几页稿纸上，勾来划去，不知改过多少遍了，仍留有插入待补的空缺。她想该怎样为心爱的爷爷帮点忙呢？看到桌上篮筐里放的写完的手稿，不禁眼睛一亮，指着篮筐，对爷爷说：

“您已经修改过的这部分手稿，我抄写好了给您再修改，这样行吗？”

竺老觉得这个办法还可以。一方面可以减轻自己的劳动，另一方面，年轻人也可以练习写字。就同意了。

她在另一张桌前坐下来，在桌上摊开稿纸，一字字地抄写。她想尽力把字写得清晰工整。以便爷爷容易看清楚。抄了一页又一页，直到天色黑下来，也还没有抄完。她就把抄完的留下，没抄写的手稿，带回去抄了。

过了两天，她把抄完的部分稿子给爷爷送来。正好，爷爷在看她前两天抄好的稿子。她站在爷爷的身边，看自己有没有抄错或漏掉的地方。不一会，她发觉爷爷的眉头皱了皱，把稿子放下，拿起了红笔，在一个字上加了一撇。她伸长脖子近前一看，糟糕，自己又犯了老毛病，“或”字又先写一撇了。又过一会，爷爷又放下稿子，用红笔勾掉一个“启”字。并改写为“殷墟甲骨文”，哪有“启墟”之说呢？她越看越感到后悔起来，觉得自己不应该粗心大意，把稿子抄错了。

等竺老把最后一部分稿子改完，拿起来一看，原本工整干净的稿纸面，被勾上一个个拖长尾的红圈圈。加注上一连串的小红字。甚至一个标点符号，也逃不过这位细心的老科学家一双专注的眼睛。十几天后，竺老在孙女抄写的稿子上，做了几百处修改。又过了几个月。经过反复修改校阅的稿子，才定付出版。

1973年春天，《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在《考古学报》上发表。竺老以满腔热血浇灌的这棵鲜花，在科学园地里开放了。

5月27日下午6点，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科学家代表团，竺老应约出席作陪。客人到来之前，总理同他亲切交谈。两位年逾古稀的老人，都关切地询问对方身体，多多保重。总理告诉他，《考古学报》发表的文章看到了。称赞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楷模。竺老想，总理工作那样繁忙，还挤时间看自己的文章，又一次感到总理对自己、对科学事业的关怀。

会见过客人以后，周总理又同竺老交谈起来，总理说：

“现在到21世纪，还有1/4世纪的时间，郭老还有19年才100岁，你有17年才100岁，章士钊写书到92岁，你还可以写出不少书来！”

“我也争取写到92岁吧！”

总理临别时嘱咐说：

“以后有什么需要，随时可以打电话给办公室，找我。”

总理的深情期望和关怀，更使他感激不已。

竺老想，一定要把总理的期望变成现实。次日，他就让秘书通知有关人员，到他家里开座谈会。按总理指示，研究气候变迁问题。他带病主持了这个座谈会，然而此时，疾病更严重地侵害了他的肺脏，身体已极度虚弱，上午只开了两个小时会，就疲劳得难以支持。下午，从1点睡到7点，醒来时，误以为是早晨7点了呢！他还想到自己的论文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向，但自己不过是个“初步研究”，只谈了如何变迁，而未谈为何变迁，需要解答。他感到自己已无力完成了，就把从事气象科学研究的学生找来，一字一板地嘱咐说：

“你把这方面的研究继续下去吧！”

到了1973年下半年，竺老的身体更加虚弱了，不得不住进医院。继续研究工作，已是力不从心了，但他以极大的耐力，强忍病痛的折磨，坚持在气象科学园地里耕耘。每天写日记，记录天气变化，物候情况，并继续关注国家的科研工作。

1974年1月22日是春节，医院同意竺老回家过年，和亲人团聚。春节这天，竺老的夫人陈汲，按照医院要求谢辞了一切来访的客人，仅依竺老的嘱咐，只要孙女婿、从事高能物理研究的汪容进内室看望。竺老高兴地问起粒子研究和层子模型的一些情况，希望我国对一些前沿课题研究，能够有所突破。

如同一棵古树经不得挪动一样，竺老极度衰弱的身体，也经受不起动弹了。春节过后的第二天，他就染上肺炎，又住进医院。在医院里，他仍留心天气的变化，自己病情的发展，坚持写日记。依照几十年养成的习惯，记录自己认为该记上的一切。从2月5日起，字迹开始写得有些潦草，2月6日，竺老在昏迷中短暂的清醒时刻，用一双颤抖的手，记下天气预报，就又昏睡了。以后再没有能清醒过来。直到次日黎明。他的呼吸周期由短促而渐次拉长，呼出又长于吸入，随着轻轻呼出的一口长气，一向燃烧旺盛的生命之火，熄灭了。时间指向2月7日凌晨4时45分，竺老安然离开了人世。但他那“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的奋斗精神，却永远留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