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从状元到巨商的实业大王：张謇

1.张謇事略：不恋当官恋实业

张謇是中国清末的实业家、教育家、立宪派首脑人物。字季直，号啬庵。1853年7月1日生于江苏南通，1926年8月24日卒于同地。1894年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时值中日甲午战争新败，张謇鉴于当时政治革新无望，决心投身兴办实业和教育。1896年，在南通筹办大生纱厂。其后陆续创办许多重要企业，并创设淮海实业银行，形成以张謇为首的大生资本集团，其鼎盛时期的总资本约为三四千万元。张謇在经营实业的同时，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以经营实业所获盈余之一部和劝募所得，在本地先后创办通州师范学校、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和十余所职业学校以及图书馆、剧场、医院等。在外地，由张謇倡议或资助而设立的学校有：吴淞商船学校、水产专门学校、中国公学、复旦学院、南京高等师范等。因创办实业、教育卓著成效而名噪东南，清末曾任中央教育会会长，在清末立宪运动中，张謇发动各省咨议局代表进京联合请愿，要求召开国会。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他被任为实业总长，未就职。1913年，出任北洋政府农林、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1915年，因不满袁世凯公然恢复帝制，辞职南归。返乡后继续从事实业、教育和地方自治事业。由于连年混战、外商对华倾销，大生资本集团各企业负债累累。1925年7月，大生各厂及欠大生款项的各公司被债权人上海、金城等银行接管。张謇著有《张季子九录》、《柳西草堂日记》和《啬翁自订年谱》等。

毛泽东主席说：“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我们不要忘记四个人……轻纺工业不要忘记张謇。”

2.科考屡受挫，无心插柳中状元

清朝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53年7月11日），张謇出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一个富裕农民兼小商人的家庭。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穷乡僻壤的农家子弟，后来，竟会中了状元。但他没有像历代高中的学子那样进入封建官僚机构去做官，终老于官场，而是视官爵如过眼烟云，另外开辟了一条新的人生道路，把全部精力用在创办新式实业与社会教育上，成为人人敬仰的状元商人。

张謇从小即入私塾读书，10岁时已经熟读四书、五经，13岁时居然能“制艺成篇”了。读书之余，也在家中干些农活和杂活，体验了稼穑之艰难，这一历练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有着不小的影响。

同治七年（1868年），15岁的张謇开始进入科举考场。经过发愤准备，终考中秀才。此后家道中落，负债颇多，在窘困的境况中张謇仍读书不辍，学业有很大长进，并开始受到地方上层人士的注意。同治十三年（1874年），21岁的张謇离家谋生，到南京给江宁发审局委员孙云锦当书记，从而开始了他的游幕生涯。在南京，由于公务不多，张謇有余暇遍访名流耆宿，领受教诲，学问和社会经验都更上一层楼，为他后来的进一步上升打下了良好基础。光绪二年（1876年），张謇入庆军统领吴长庆幕府，为吴办理公文。在此期间，他继续读书求学，与师友酬应唱和，并多次参加科试、会考和乡试，成绩虽很优异，但乡试仍未能获捷，迟迟中不了举人。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趁机派军舰干涉朝鲜内政，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出兵援朝，以抗日本。清政府遂派吴长庆率军入朝，张謇随同赴朝，帮助吴于军前筹划，参与了庆军历次重大决策。因办事干练，镇静应对，张謇多次受到朝鲜国王和吴长庆的赞誉。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吴长庆奉调回国，不久病逝，张謇为之料理完后事后，离开庆军，回到家乡。

光绪十一年（1885年），张謇再次进入科场，在京师参加了顺天乡试，结果以第二名录取，终于当上了举人。由于他是南方人中在“北榜”（指顺天会试）名次最靠前者，按习惯被称作“南元”，名声很是显赫，成为不少达官贵人着意延揽的对象。此后，张謇又陆续参加多次科考，但始终不顺，屡屡名落孙山。从同治七年（1868年）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总共25年间，他历经县、州、院、乡、会等各级考试20多次，直接消磨在考场中的时间就达120天之多。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自然使张謇灰心丧气，并且对空洞陈腐的八股制艺感到厌倦。

张謇在考场上虽然连年受挫，但这些年里他也不是毫无收获，与南派清流官僚的结合，便使他获取了另一处进取的机缘。作为曾入吴长庆幕的后起之秀，张謇很为南派清流们看重，认为他的品格与才识足以成大业，光绪帝的老师翁同和尤为赏识他。清流们利用手中有限的主试录取权力，曾数次欲暗中帮助张謇取中进士，但都没有成功。与清流们的相交，使张謇进一步卷入政治派系斗争的漩涡。

在应考的这些年里，张謇还“经营乡里”，为家乡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他先是下气力办理通海花布减捐事宜。通州、海门一带盛产棉花，手工棉纺织业与棉布商业已有相当发展，但封建政府对棉布所征的苛捐杂税却严重阻碍了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张謇由于家庭经商的原因，与家乡商人的关系比较密切，也深知过重厘捐对商人的危害，于是他联络各处棉布商人，请求政府减少厘金征收数额。不过，令张謇失望的是，频繁的减捐活动未能取得实际成效。此后他又开始提倡改良和发展蚕桑事业。南通一带农家本无养蚕习惯，张謇就带头育蚕，并号召乡人也植桑育蚕，但民间反应极为冷淡。张謇于是又转而仿照西法集资兴办公司，以购桑育蚕。这个办法本来可行，但因缺乏资金，结果仅买来几千棵桑苗散卖给乡人种植。张謇前后花了四五年时间苦心提倡种桑养蚕，但都不见成效，原因是南通一带手工缫丝业很不发达，新茧上市很少有人收购，形成“丝不成市”的冷落局面。如果运到上海、苏州贩卖，沿途又要受到重重厘卡的盘剥，最终大都会蚀本。这样，农家自然是不愿种桑养蚕了。张謇认识到这又是厘捐造成的恶果，如果不是厘卡层层盘剥，发展蚕桑业是会给家乡带来富源的。于是他便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邀集一批人，吁请两江总督免除丝捐10年以兴蚕利。经过不少波折，总算达到了目的。随后他又劝说州县官就地招商开行收茧。生丝本来是当时出口货物之大宗，南通一带蚕茧业经免捐设行，争相收购，极大地刺激了该业的发展，形成一股小小的兴办蚕桑热潮。不幸的是，正在蚕业大兴之际，封建官府又见利眼红，推翻了免捐成案，要丝商补交历年已免除的丝捐，丝商由此受到较大的损失，进而把损失转嫁到蚕农身上，严重损伤了农民养蚕的积极性。这样，张謇发展蚕业以富家乡的实践又失败了，使他受到很大的打击。

经济活动的失败，虽使张謇心灰意冷，但他也有意外收获，即通过这些活动，与当地花布商、典商、木商、烟商、纸商、洋药商和一些中小地主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这些人成了他日后创办大生纱厂的主要支持者和社会基础。

除经济活动外，张謇仍未脱书生本色，在应考之余，曾先后主持过江苏赣榆选青书院和瀛洲书院，并兼修县志，还致力于学术著述，先后写成《释书谱》、《说文或从体例错》、《蜀先主论》、《赣榆释》等。此时的张謇已有了更多的经世致用思想并把志趣集注于实际事务中，所以未从事非常系统的学术研究。

光绪二十年（1894年），适逢慈禧太后60寿辰，特地举行了一次“恩科会试”。此时张謇已对科考得中毫无信心，但迫于父命只得进京赶考。他本来怀着无可无不可的心绪随意应付，却不料礼部会试竟然取中第六十名贡士，随后在礼部复试中又取中一等第十名，这就取得了参加殿试的资格。殿试之后，由于翁同和的大力推荐，张謇被取为一甲第一名，高中状元。状元及第是科举士人最高的荣誉，张謇曾苦读多年求取不到，在不惑之年已无意于此，却偏偏高中状元，真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

中状元后，张謇依循例被授为翰林院修撰。此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际，清政府内部帝后两党矛盾激化。以翁同和为首的清流派拥戴光绪皇帝，大发主战议论，强烈抨击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借以冲击后党与主和派，想为徒有“亲政”虚名的光绪帝争取一些实权。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早在家乡时即与清流派接近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时因政见相同就更结合紧密了。所以他很快成为清流派帝党中的佼佼者，并时常通过翁同和向皇帝转达自己的主张，实则已是清流派的决策人之一。

正当清廷内部帝后两党主战主和之争极为激烈的时候，张謇突然接到父亲病逝的消息，只得循例离职回籍守制。他匆匆离开政争纷纭的北京，回到家乡。

3.图实业救国，创办大生纱厂

《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面临着被瓜分乃至亡国的巨大灾难。面对此种结局，爱国志士不甘忍受，纷纷行动起来，掀起了一场爱国救亡和维新变法的浪潮，并强烈要求独立发展民族工业，以为国家自强之基础。在此潮流的影响下，张謇也被激发起来，开始思索新的救国之路，并逐渐形成“实业救国”的思想。

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他认为，《马关条约》准许外国资本在中国内部设厂，将使中国经济面临更深的危机，外国对中国经济侵略的重心将由商品输出转为资本输出，为此，中国应尽快讲求商务、工艺，各省应建立商务局、工政局，提倡招商设局、建立公司，抵制外国设厂和洋货倾销。民族危机的刺激，中外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使这个已踏上士大夫之途的状元，把注意力转向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上，提出了“中国须兴实业，其责须士大夫先之”的主张。在民族工业和民族商业的关系方面，张謇认为应该把工业放在首位。他说：“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徙之利。”要发展民族工商业，就必须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张謇对此有很深的认识。他主张各省应广设学堂，延聘外洋教师讲授西方各类有助于近代化的专门课程，并强调不仅要“培之于先”，更要注意“用之于后”，充分发挥培养出来的新式人才的作用。对教育与实业的关系，张謇也有自己的见解，认为：“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实业需要人才，人才出于学校。但兴办学校需要经费，这又不得不仰仗于实业，所以张謇觉得自己的救国宏图还是得从实业入手。正因为有了“实业救国”的思想和具体打算，已脱离封建士大夫窠臼的张謇便想把它付诸实践，于是他开始踏上创办实业的艰难历程，创造了状元办厂的奇迹。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底，总理衙门奏请谕令各省设立商务局，其具体方案与张謇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有关建议相近，即想以此“维护华商，渐收权利”。其原则是：“官为设局，一切仍听商办，以联其情”。首先奉命设立商务局的，正是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张之洞。光绪二十二年（1898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在南通设立商务局，让张謇带头开家乡兴办近代工商业之风气。

张謇已有投资办企业的打算，历史又偏偏在这时候为他创造了契机，所以他乘设商务局之良机，办起了大生纱厂。张謇选择纱厂作为其实业建设的突破口，并非偶然，乃是因为南通地区的地理位置、土壤、温度、降雨量、霜期都很适宜种植棉花，不仅产量高，而且质地洁白并富有弹性，素以“沙花”著称。本地手工棉纺织业也很发达，“通州大布”历来都畅销于东北市场。随着棉纱织业的持续发展，对机纱的需求量日益增长。这些条件都很有利于张謇创办纱厂。另外，张謇与当地花、布商人早就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兴办纱厂颇得地利人和之便。除了这些客观因素外，还有一个促使张謇办纱厂的重要原因，这就是出于抵御外国经济侵略的考虑。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比以往更加疯狂，在潮水般涌入中国的外国商品中，洋纱所占比重最大。棉纺织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部门之一，民族资本主义自然首先要在这个部门奋起同洋商竞争。具有一腔爱国热血的张謇当然也不甘人后，要在这个最具挑战性的部门一显身手，以实际行动抵制洋货的倾销。

大生纱厂最初定为“官招商办”。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冬起，张謇开始“招商”。经过两个多月的“招商”活动，他邀集了本地花布商沈燮均、陈维镛、刘桂馨，上海绅商郭勋、樊芬、潘华茂等6人认办，这便是大生纱厂初期的所谓“通沪六董”。他们反复磋商后，确定了大生纱厂为商办，预计招股60万两，先办纱机2万锭。股票仿照西法，以100两为一股，共计6000股。

在纱厂筹建过程中，3位“通董”相当积极，反映出本地花布商人对创办纱厂持欢迎态度。但“沪董”却迟疑观望，惟恐事业失败会给自己带来很大损失，所以招股工作没有开展起来，上海方面应招集的40万两迟迟没有下文。光绪二十二年（18%年）夏，张謇在上海召集董事会议，樊芬、陈维镛知难而退，辞去董事职务。张謇只好推荐增补本地两商人为董事，仍合成“六董”之数，并把眼光从上海转向家乡，希望以本地绅商作为集资的主要依托。但“通董”毕竟财力有限，一些有钱人又不相信张謇这样一个书生能办起大工厂，都不出钱入股，故股份始终未招上多少。纯粹商办的方案由此化为泡影，张謇不得不回过头来再向封建官府寻求援助。

恰巧，上海商务局此时要贱价出卖一批“官机”。这批“官机”原是湖北南纱局向外国洋行定购的四万余枚纱锭的纺织机，货到上海以后，南纱局又不要了，所以这些机器在杨树浦江边堆放了3年。张謇得知上海商务局急于将这批机器出手，很想购买，却苦于无钱。于是他便与上海商务局协商，把“官机”折价50万两作为大生纱厂的股金。另招商股50万两，大生纱厂改为官商合办。双方很快达成了协议。这样一来，纱厂的机器有了着落，可商人们对官府办厂缺乏信任感不愿投资，50万两商股很难募齐。无奈张謇只好向这批“官机”的最初订购者、湖广总督张之洞求援，经过张之洞向两江总督刘坤一通融，将“官机”对半平分，由张謇和盛宣怀在南通、上海分办两个厂，大生纱厂因此可少筹股金25万两，同时把“官商合办”改为“绅领商办”，以有利于向商人筹集资金。

尽管“绅领商办”较易为一般商人所接受，但实际能够筹集到手的资金仍为有限。在此困境面前，又有两名董事辞职，集资重担全落在张謇身上。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底，大生纱厂开始建造厂基，各种开支费用很大，张謇手头6万多两现银很快花得一干二净。他只好奔走于南京、上海、湖北等地央亲求友，筹集一些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加之得力助手沈燮均等苦苦撑持，才使建厂工程没有中途夭折。经历一系列坎坷之后，张謇终于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三月将机器全部装置完毕。二十九日，张謇先行祭礼，然后试机，一切运转正常。四月十四日，大生纱厂正式开车投产，张謇的苦心奋斗结出初步的果实。

投产以后，大生纱厂仍面临着很多困难。由于须不断购进棉花，资金越来越难周转。张謇再次求助于官僚、绅商，但毫无结果。请求另派殷富绅商接办，又未能得到刘坤一的许可。他还曾与上海商界巨子严信厚等接洽，打算将纱厂出租3年，但因对方所提条件过苛而未能达成协议。最后他只好决定背水一战，坚持生产，实在维持不下去就停车关厂。幸好这年夏秋之际棉纱行市一直看涨，华洋机纱已经在南通地区畅销，越来越多的织户放弃传统的土纱而改用机纱布。由于纱价一直看涨，大生纱厂卖纱所得增多，资金周转不再困难，原料供给问题也随之消失。从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五年，大生纱厂历尽风险，总算初步站稳了脚跟。这5年里，张謇耗费心力，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毅力顽强坚持下来，成为家乡近代工业的开拓者。

大生纱厂立足已稳后，张謇努力在经营管理上下工夫，力图使该厂成为第一流的纺织企业。他很注意汲取其他新式纱厂的管理经验，结合本厂的实际情况，亲自拟订了《厂约》。《厂约》阐明了“实业救国”的办厂宗旨，规定总理（张謇）的职责是：“通官商之情，规便益之利，去妨得之弊，酌定章程，举措董事，稽查讲退，考核功过，等差赏罚。”其下分设进货出货、厂工（工程技术）、银钱账目、杂务4个部门，各有董事、执事的管理其事。在总办理处，《厂约》对各门部董、执事的职责也作了明确规定，要求负责进货出货的董、执事住在行栈，负责厂工的董、执事住在工厂办公楼，负责银钱账目的董、执事住在总办事处。《厂约》对于执事的成绩考核和奖惩制度亦有具体叙述，还规定了当时的工资标准和利润分配原则，而且要求每位董事都要在每天下午2时集中于总办事处，具体研究工厂生产、经营、销售等各方面问题，并将讨论结果“编为厂要日记，以备存核”。从这些规定来看，张謇对大生纱厂的管理比较得法，制度比较健全，这是他能把工厂创办成功的重要因素。

由于张謇精于管理，也由于南通地区具有产棉旺、销纱多、运费省、工资廉等有利条件，大生纱厂的利润常比其他同类厂为高。赢利的不断增加，使进一步扩大生产成为可能。光绪三十年（1904年），张謇利用大生纱厂的盈余和续招新股，增加资本63万两，增加纱锭2.04万，使纱厂资本和纱锭数都比创办时翻了一番多。日俄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棉纱在中国市场一度减少，大生纱厂的销路因此更加畅通，利润也更加丰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大生纱厂的纯利已达75万余两，占全部投入资本的一半以上。在生产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张謇在崇明久隆镇（今启东县）办起了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该工厂工程建设十分顺利，很快便开工生产，并产销两旺，赢利颇多。到1913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共获净利约540万两，资本总额达200万两，纱锭达6.7万枚，成为纺织行业的一个大厂，被誉为“欧战以前华资纱厂中惟一成功的厂”。

4.全面发展，形成大生产业链

庚子之变过后，清政府为了取悦列强和欺骗人民，大肆宣传将要推行“新政”，这又激起东南地区一部分帝党和维新派分子新的幻想。张謇等人颇受这一所谓“新政”的鼓舞，聚集在刘坤一和张之洞周围，真诚地为“新政”筹谋策划。张謇在应刘坤一之邀到达南京后，花了半个月时间写出《变法平议》，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从《变法平议》的内容看，它并没有提出比维新派更为新颖的东西，只不过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两年后的老调重弹。它所拟定的整个进行步骤比较迂缓，显然是为了尽量减少守旧派的阻力。但尽管如此，《变法平议》仍是张謇思想前进的一个标志，他终于公开站在了“新党”一边。然而，这样一个比较温和的《变法平议》，不仅没有被朝廷接受，也没有被大谈变法的东南督抚所采纳。这大出张謇意料，使他看到所谓的“新政”“无大指望”，所以又一下子消沉下来，政治热情转瞬即逝。

政治上既然已无可为，张謇便重新回到“实业救国”的老路上去，继续埋头发展实业。从光绪二十七年到二十九年（1901～1903年），他的主要精力除用于巩固和发展大生纱厂外，便是投入到通海垦牧公司的创建上。

早在甲午战争期间张謇奉命办团练时，即已注意到通州、海门沿海有大片荒滩，产生开辟之念。后来他曾向官府建议设公司开垦，没能实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秋天，由于洋纱进口减少，大生纱厂产销两旺，促使张謇迫切需要采用企业方式来解决原料基地问题。于是他想到开垦海滩荒地，种植棉花，向纱厂提供原料。他主持勘测地界、起草章程、筹集股金，并定名为通海垦牧公司。次年7月，集股已达14万元，张謇立即部署筑堤建房。这一巨大工程耗时近10年，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才初告一段。这期间，张謇和公司遇到很多困难和波折。

垦牧公司所要开垦的海滩都是盐碱地，先要蓄淡，然后要种草，逐渐减少盐碱含量，方可种植棉麦。另外，还需要筑堤拦阻海潮，不使海水淹没已垦土地。这些工作都是极其繁难的。此时没有公路，张謇乘一独轮小车来往于垦地，顶风雨，冒寒暑，规划水利，招徕佃农，费尽了心力。筑堤防海潮工作尤为不易，一遇大风暴，就有前功尽弃的危险。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夏，垦区的农民已陆续修成7条长堤和一部分河渠，并开垦了7000多亩土地。可是8月间突来一场大风暴，把刚刚建成的堤坝都冲毁了，牧场羊群几乎完全失散，落了个全军覆没。这场狂风巨潮把公司股东们继续投资的勇气冲掉了，他们不愿意再承担12万余两的修复费用。张謇的态度则是异常坚定，他四处奔走，积极筹划补救办法，筹款赈济垦区灾民。在他的动员和号召下，大批农民重新行动起来，陆续修复了已经毁掉的各条堤坝。又经过两三年的奋斗，堤防修复工程基本结束，一些堤内土地已招佃开垦，承佃者共1300多户、6500余人。到宣统二年（1910年），垦区已初具规模，不少斥卤瘠土变成膏腴良田。垦牧公司所在的海复镇已成为重要集镇，再不是以往荒芜人烟的草莽之地了。通海垦牧公司的成功，带动了其他商人，又有一些垦牧公司闻风而起，争相向荒原进军。

通海垦牧公司的建成，对张謇来说颇富象征意义，它标志着张謇的企业活动跨入一个新阶段，即从工业扩展到农业。

在建设通海垦牧公司的同时，张謇也极力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把触角伸向近代商业的很多方面。从光绪二十七年到三十三年（1901～1907年），他先后创立了19个企业单位，除通海垦牧公司外，还有同仁泰盐业公司、广生油厂、大兴面厂、阜生蚕桑公司、翰墨林印书局、资生铁厂、资生冶厂、颐生罐诘（罐头）公司、颐生酿造公司、大达内河小轮公司、通州（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外江三轮公司、泽生水利公司、大隆皂厂、懋生房地产公司、染织考工所、大中通运公司、船闸公司等。这些企业大都以大生纱厂为核心，直接或间接地为大生纱厂服务，或凭借大生纱厂以获取利润。通海垦牧公司是大生纱厂的原料基地；广生油厂利用纱厂轧花的棉籽榨油自用；大隆皂厂又利用广生油厂的下脚料制造皂烛；大兴面厂利用纱厂修的剩余动力磨粉，供纱厂工人食用和浆纱。资生铁厂则专为纱厂配机件而设；泽生水利公司、大中通运公司、大达轮步公司、外江三轮公司、船闸公司主要是为纱厂解决运输问题；染织考工所实为纱厂向纺、织、染全能发展的研究和实验室；懋生房地产公司则是实地造屋，为纱厂及其他厂职工提供宿舍并收取房租的机构。这样，围绕大生纱厂，已形成庞大的大生资本集团，使南通地区出现了有一定规模的近代化工商业，极大地促进了这里经济的革新与发展。

张謇在短短五六年里分散资金投入这么多企业，自然超过了大生纱厂的合理负荷，故引起纱厂许多股东特别是一些大股东的不满。在他们的要求下，大生纱厂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夏召开了第一届股东会，会上正式决定把上述19个企业单位合并，另行组成通海实业总公司，以与大生纱厂划清资金往来关系。总公司的总理仍由张謇担任，大生纱厂的股东和董事也就是总公司的股东和董事。这个实业总公司除了统一掌管19个企业单位与大生纱厂往来的财务以外，没有其他具体的管理机构与业务经营，所以张謇并未受到什么约束，仍能凭借自己的威望并按照自己意志决定大政方针。

通海实业总公司所属各企业单位的营业状况盈亏不一。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大隆电厂、颐生罐诘公司、大兴面厂由于亏损过多被迫停业。不久，通海垦牧公司与同仁泰盐业公司又划出通海实业总公司范围，所以总公司直接管辖的企业单位只剩下14个。不过在这之后，张謇又陆续投资创办银行、航运、堆栈等十余个企业单位。宣统三年（1911年）以前，张謇在外地参加投资创办的企业单位也为数不少，如上海大生轮船公司、镇江大照电灯厂、镇江开成笔铅厂、吴淞江浙渔业公司、海州海赣垦牧公司、海州赣丰饼油公司、徐州耀徐玻璃厂、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苏省铁路公司等等，活动范围相当广泛。

5.倾资办学，大力培养实业人才

在创办企业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科学技术和专业技术人员，张謇曾用重金聘请外国技师和技工，给予他们优厚待遇，可他们多方勒索，盛气凌人，并用技术卡人。这使张謇认识到缺乏自己的技术人才必受制于人，从而更坚定了他固有的办学育人的决心，说“苟欲兴工，必先兴学”，“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与此同时，经过戊戌、辛丑两次革新尝试的失败，张謇对朝廷和东南各省督抚都颇感失望，因此转而专心致力于经营通海地区，以期通过“地方自治”来实现自己的革新方案，建立一个“新新世界”，并逐步向全国推广。要建设他理想中的“新新世界”，自然需要知识、需要技术、需要各种各样的专门人才，所以办学成了张謇发展实业之外的主要任务。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起草《变法平议》时，张謇亦全力劝说刘坤一兴办新式学校，并为刘拟订了初、高等两级小学和中学的课程。刘此时暮气已重，没有率先兴办师范学校的决心。张謇大失所望，便回到南通自行创办师范学校。

张謇在南通选定校址后，开工建校，经过7个月的筹备和施工，于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一日正式举行通州师范学校开学典礼。该校属于中级师范性质，但老师和学生的程度都比较高，最初聘请的教员中有著名学者王国维等人，学生则是原来的各类生员。此时废除科举已是大势所趋，所以许多读书人纷纷转入新式学堂。张謇对于学习年限、课程设置、学生的住宿与伙食等，都一一亲自过问。在他的精心规划和有效领导下，通州师范学校发展很快，学生由几十人迅速增加，在原有的师范学科课程如修身、历史、地理、算术、理化等基础上，又增设了农、工、蚕桑、土木、测绘等实用学科，并附设了实验小学，规模愈加趋于完备。这是我国第一所新式师范学堂。在同一时期，张謇还兴办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这在当时也是开新风的大事。

光绪三十年（1904年），张謇又设立了“通州五属学务处”，作为南通一带统筹推广新式教育的办事机构，并且陆续兴建一批幼稚园、小学、中学和职业学校。职业学校中以纺织、农业和医校较有名气，后来三校扩充为专科，进而合并为南通大学。张謇办专业学校时，往往先附设于师范学校，逐渐发展成专科，再独立出来，这就创出了一条由小到大兴办教育的路子。由张謇创办或资助的学校还有吴淞商船学校、铁路学校、吴淞中国公学、复旦学院、龙门师范、扬州两淮高等小学、中学及师范、南京高等师范和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等。此外，张謇还为拟议中的工科大学、南洋大学进行了多方筹划设计。

为了辅助学校教育，张謇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謇到日本考察实业和教育，参观了日本的博览会和博物馆，受到很大启发，回国后便倡议创办博物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謇在通州师范学校隔河相对的一片荒地上动工兴建博物苑，分南馆和北馆，还有测候室，即气象观测站。建成后，张謇自任总理，还把自家所藏文物交给博物苑收藏，以供大家观赏。经过10年的苦心经营，博物苑藏品达到3000余件，价值不下50万元。张謇把南通博物苑看成是学校教育必不可少的补充，所以将它附属于通州师范学校。这一举措对开阔学生视野，扩大学生知识面极为有利。

6.辞去两任总长，实业走向巅峰

1898年，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一怒之下否决了光绪皇帝及康有为等人的变法维新。可是，1900年遭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而逃到西安的慈禧小朝廷，为笼络人心，竟于1901年1月发布诏谕，宣布变法。

听到变法的诏告，张謇那颗强烈的爱国之心为之一振，他积极地投入变法，特别热心于君主立宪运动。从1901年3月到1910年5月，他数次上书朝廷，呼吁立宪并发起组织速设国会请愿团。鉴于张謇的积极奔走和他在社会上的声誉，他先后担任过民办的“预备立宪公会”副会长、官办的江苏咨议局议长，不知疲倦地为民主与立宪奔忙。

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大清政府突然给张謇加官晋爵。

1903年9月7日，大清朝廷设立商部。1904年4月16日，光绪皇帝下诏：“张謇著赏加三品衔，作为（商部）头等顾问官。”

自1894年10月张謇离京回乡之后，朝廷授予的官衔他是辞而不领的，但这次他接受了。张謇受命之后，首先支持江浙财团及民众从外国资本手中收回铁路主权，并发起筑路权运动，同时亲自筹款经营从海州（现连云港）至河南省的铁路线。接着，他协助两江总督端方筹办南洋劝业会（博览会）。

在经济政策特别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上，张謇是自有主张的，在他看来，俄国与日本有亡我之心，而美国从不吞并中国土地。特别是1908年5月23日美国国会通过议案，退还中国的部分“庚子赔款”以发展中国文化事业，更引起张謇的好感。所以，他极力主张与美国商界合作。

1910年6月5日，南洋劝业会在江宁开幕。张謇趁美国商团来华之机，与美商频频接触。美商亦很愿意与中国合作，双方达成关于银行、造船、垦殖、互惠、互访、举办展览等多项协议。也许张謇对垦殖特别有兴致，抑或出于抵制日、俄的考虑，在这多个协议中，张謇立即落实的就是辽宁、黑龙江、吉林三省的农牧开发问题。1911年6月，他亲自带有关人员赴东三省实地考察。

但是突然而至的1911年辛亥革命，定格了张謇的立宪运动以及与美商的合作活动。

作为新兴资产者的张謇，接受了辛亥革命。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聘请张謇出任实业总长，位列临时政府九大总长之一。

临时政府一成立，就面临财政十分拮据的困境，为缓解财政困难，孙中山、黄兴通过盛宣怀向一家日本公司出让了汉冶萍公司50%的股权，条件是日方向临时政府提供500万元借款，但附带后果却是日本获得了中国出让企业的优先购买权。然而，这件涉及实业的事，并未与实业总长张謇商量。

张謇早在为创办大生纱厂谋股时，就知道盛宣怀此人不可信，同时他又时时警惕着日本的侵华野心，所以，于上海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立即致电孙中山与黄兴，说日本别有用心，盛宣怀尤不可信，要考虑后果。然而，孙、黄未采纳张謇建议。这一下惹恼了张謇，他于1912年2月12日愤然向孙中山发电辞职，电文称：“汉冶萍曾一再牍陈，未蒙采纳。在大总统自有为难，惟謇自任实业总长，事前不能参与，事后不能补救，实属尸位溺职，大负委任。民国成立，岂容有溺职之人滥充国务，谨自动辞职，本日即归乡里。”

张謇牢骚满腹，任凭孙中山再三挽留，并表示愿意废除汉冶萍公司抵押借款草约，但他去意果决。

辛亥革命后，中国存在南北两个政府，一个是北京的满清皇朝政府，一个是南京的共和临时政府。张謇30年前的故交袁世凯，这时正执掌北京满清政府的内阁大权。在南北政府议和中，张謇是期盼由袁氏实行统一的，而且，他明里暗里已为袁氏做了不少工作。

十分巧合的是，1912年2月12日，张謇提出辞呈的那一天，袁世凯在北京逼迫宣统皇帝正式退位。孙中山有言在先，只要结束帝制，他就辞去临时大总统。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南北议和成功，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3年9月11日，张謇被袁世凯任命为工商兼农林总长，成为“名流内阁”九大总长之一。

在农商总长任上，张謇在工业、农业、商务、治河、利用外资以及实业立法等方面多有作为。但是，当他越来越看出袁世凯有称帝复辟野心的时候，于袁氏1915年12月12日上演洪宪帝制之前的半年时间，他坚辞了农商总长之职，回归乡里，继续经营他心爱的大生集团。

张謇回到南通后，集中精力于发展实业、教育和“地方自治”。他的主要企业大生纱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几年间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一时期正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欧战而无暇东顾和战后重建时期，各国对中国的商品进口和在中国设厂都大大减少，棉纱也自不例外，所以大生纱厂能趁此空隙飞快发展起来。到1921年为止，大生一厂的资本增加到250万两，历年纯利总额累增至500余万两；两厂合计，资本共为369万余两，历年纯利累增总共为1660多万两，其中的2/3以上是欧战期间获得的。1919年，大生一、二两厂的纯利竟分别占资本的106.08%和113.02%，可谓创纪录的赢利，在当时的民族资本企业中不仅是空前的，也可以说是绝后的。对张謇个人来说，巨额赢利给他带来了丰厚收入，除股息以外，每年所获红奖超过10万两。

源源而来的大量利润，激发了张謇扩张实业的热情。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初起之时，张謇就在海门常乐镇开始创建大生三厂，并且还拟订了建立大生四厂到九厂的庞大计划。六厂于1919年开始筹建，但不久流产。八厂则于1920年开始筹建。到1924年大生一、二、三、八4个厂，资本总额共达770余万两，纱锭共15万枚，布机共1500多台，在当时的民族纱厂中是名列前茅的。

围绕纺织工业这个中心，张謇还相应地扩充了其他一些实业。在原来通海实业公司的十几个企业单位基础上，他特别着重兴办和扩充金融业及交通运输业，为了适应大生企业扩充的资金需要，1919年创建起淮海银行，行长为张謇的独生子张孝若。该行总揽了南通金融大权，在上海及江苏各大城市均设有分行。为了适应大生资本集团的运输需要，张謇陆续筹建了大达轮船公司、中比轮船公司、大储栈等几个单位，大达公司的轮船航行于沪扬、沪海两条航线上。另外，张謇还创办或协助创办了大昌纸厂、通燧火柴厂和许多服务性的企业单位，如南通俱乐部、有斐馆、桃之华等旅馆、浴室、饭店联合企业，遂生堂、延生堂等药店，以及沁生冰房、南通绣织局、天生港大包结绳厂、大达公碾米厂、通成纸厂、玻璃制品工厂等等。

张謇的盐垦企业系统也有很大发展。由于通海垦牧公司在1910年以后垦成的熟地增多，收益较大，加之大生各厂对于棉花的需要量日益扩大，所以张謇从1913年开始又连续兴办了一系列盐垦公司。到1920年为止，先后成立了大有晋、大豫、大赉、中孚、遂济、通遂、大丰、大祜、通兴、大纲、阜余、合德、华成、新南、新通等公司，地涉南通、如皋、东台、盐城、阜宁、涟水等县。张謇等人在这些公司投入资本达2100多万元，占地总面积达455万亩，已垦土地面积70万亩之多。

1920年前后，张謇的经济事业进入了鼎盛时期，当时他身兼南通实业、纺织、盐垦总管理处总理，大生第一、二纺织公司董事长，通海、新南、华成、新通等盐垦公司董事长，大达轮船公司总理，南通电厂筹备主任，淮海银行董事长，交通银行总理，中国银行董事，大生第三纺织公司董事长等各种要职，可谓既富且贵，被人称作实业大王、山中宰相、执东南之牛耳的企业家。据统计，此时张謇所经营的各企业的总资本约为3400万元。

张謇的经济事业之所以在1920年前后达到发展的顶峰，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客观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美列强减少了对中国的棉纱倾销，日本、印度因正大力发展织布业也相应减少棉纱的外销量，从而使中国民族棉纺织业扩大了国内市场，增加了发展余地。棉纺织业普遍繁荣，大生纱厂则更加兴盛。大生厂处在比较偏僻的南通，不像上海中国纱厂那样直接遭到洋纱的排挤和打击，同时它仍保持着传统的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且工人工资较低，这样不仅对洋纱具有较大的对抗力量，对上海中国纱厂也常能在竞争中占优势。大生纱厂利润源源而来，为张謇提供了投入其他企业的资本，使得他的整个企业系统迅速膨胀起来。主观上，张謇上升的政治地位以及赫赫声望，非常有利于他的企业经营。辛亥革命后，张謇政治地位的一步步提高，使他得以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的企业谋利，如创设大生三厂时，他就以农商总长之便与英国公使商定向英好华特厂订购纱锭和引擎，并委托汇丰银行代办国外汇款；辞去农商总长职位前夕，他还曾以南通教育、慈善、公益名义，一次就向北洋政府请领了15万亩荒地。张謇弃官不做，一心致力于家乡建设，这使他颇受时人好评，声誉极佳。这样，无论他办什么企业，总有人响应，并帮他安排和筹划。他以往的经历与政治势力使江苏地方政府也不敢轻易为难他，南通就更是他独有的天下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张謇发展企业的有利条件，所以他在工商角逐场上能够所向披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