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以富国为理想的一代船王：卢作孚

1.卢作孚事略：善识时务善经营

卢作孚，1893年出生于四川合江，是中国现代民族工业史上著名的航运实业家。他白手起家，创办民生轮运公司，由一条载重70吨的客轮发展到拥有江轮、海轮148艘，在内河与外海有数十条航线，分支机构和附属单位遍及全国，职工超过万人的大公司，成为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集团之一。

卢作孚少年时因家庭经济困难仅读完小学便辍学，后靠补习自修竟成为中学生文化补习的教师。辛亥革命前夕，他加入中国同盟会，投入辛亥革命的洪流中。此后任《群报》、《川报》记者、编辑和主编。1921年任四川永宁道教育科长，推行新文化运动。1924年任四川通俗教育馆馆长。次年他毅然辞官，以敏锐的经济眼光和胆识，谋划创办民族航运业。他依靠集资，在上海订造70吨小客轮1艘，并冒着极大的风险以实行分期付款办法终将小客轮“民生”号建成下水，遂开展重庆至合川的客运营业，终于取得初步成功。

卢作孚多谋善断，善于捕捉各种契机，并适时改行重庆至涪陵江运水线，使客运开始不断兴旺发达。他大胆改进经营方式和手段，废除了买办制，开展周到服务，深受当地民众欢迎，公司名声由此大振。由于外国资本的竞争和欺压，民族资本的轮船航运业纷纷倒闭。卢作孚为了与外国资本作斗争，他主动联合破产的民族航运企业，使长江上游几十家中国轮船“化零为整”，形成联合。为更好地发展民族航运业，与帝国主义竞争，同时与四川军阀控制的军轮竞争，他出任四川航运管理局局长。由于他的经营，最后兼并了刘湘、潘文华、杨森、范绍增、李家钰等军阀的军航公司。从此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民族资本的轮船公司——民生公司。

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后，遭到了英国太古公司、怡和公司、日本日清公司和美国捷江公司的嫉恨。他们先后采用了一系列手段，如降压运价，甚至不收船票倒送礼品的卑劣手段来与卢作孚民生公司竞争，企图以此压垮卢作孚。为了迎接挑战，针锋相对地与外国轮船公司搏斗，卢作孚利用外轮服务质量低劣的特点，努力提高民生公司的服务质量，同时提出“中国人不坐外国船”的爱国口号，由此得到了广大旅客的赞扬和支持。经过两年较量，卢作孚最终战胜了外国对手，使美国捷江公司宣告倒闭。怡和和亚细亚公司也缩小了业务范围，英国的太古公司也被迫与卢作孚开展航运合作，共同协议货运价格，最终使民生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发展壮大，独占鳌头。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保证中国政府和军队及工业的内迁，卢作孚竭尽全力，几乎承担了整个内迁航运任务，为中国抗战付出了巨大艰辛和重大牺牲。在他的全力指挥下，当时国内一些主要兵工企业和军用物资以及政府机关、各界人民得到了及时疏散。在内迁中他提出的长江“三段航行”和“分段运输”的措施，取得了重大的效益。尽管在战时，他的船运大军蒙受了4000余吨位以上的损失，但由于他经营有方，至抗战胜利时，其船队仍有船只84艘，2.6万余吨位，比战前增长了1倍。

抗日战争胜利后，卢作孚为“与列强从事海洋航业的竞争”，拟向美国实业界和金融业以及加拿大政府借款发展本国航运业，经与宋子文等官僚资本的激烈斗争后，终于取得了借款，合办了“太平洋轮船公司”。由于卢作孚的精心谋划，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使企业盈利并挫败了官僚资本集团的压制阴谋，保持了拥有148艘、51000余吨位的轮船并兼营钢铁、煤矿、电力、染织、保险、银行等企事业的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之一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卢作孚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还将民生公司在海外和香港的18条轮船全部带回到了国内，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2.慧眼独具，投身川江航运事业

“四川山地多，修铁路、公路耗资大，很难办。长江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财宝，无须集聚大批财力去修通，只要有船有人，就可以办航运，目前航运业虽然不景气，但我已作过细致调查，只要经营得好，管理得当，是大有赚头的。”卢作孚经过一番考察，深思熟虑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付诸行动。

1925年5月，卢作孚毅然辞去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的职务，回到故乡合川。

一桩新的事业开始萌芽了。

“总算回来了，回来了就好！”母亲望着儿子清瘦的面容，“瘦了，瘦多了。”

母亲边说边抹着眼泪。

“娘，这几位是我的朋友。”卢作孚指着几位年轻人说：“他叫赵瑞清。”“他叫彭瑞成。”“他叫黄云龙。”……

卢作孚的母亲忙说：“快坐。叫淑仪煮饭，都饿了吧？”

“婶子，我们哥几个还有些事，想在你家商量一下，打扰了。”黄云龙说。

“别见外，当是自家一样。你们有事就忙去吧！”卢作孚的母亲爽快地说。

卢作孚哥几个应声退出。

这时，邻居们纷纷前来探望，问长问短。许多乡亲还前来请卢作孚吃饭，不答应就不走。为腾出时间，他只好一一应允。

吃完晚饭，送走乡邻已是夜深了。卢作孚哥几个凑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轻声交谈着，直到天明，方才散去。大家约好半月后再聚。

时间过得飞快。卢作孚白天被挨家挨户请去吃饭，晚上开始琢磨着自己的事业。

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如约来临。

在卢作孚家临时腾出的一间小屋子里，卢作孚和几位朋友侃侃而谈。

“我琢磨好了，”卢作孚用低沉的声音说，“靠军阀办教育是不可靠的。川南如此，成都亦是如此。每每随军事上的失败，而使事业共浮沉。这些日子我反复琢磨了，我们不能靠谁，要靠自己。为了改造旧的社会，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实现国富民强的理想，必须找出一条新的途径来。”

卢作孚越说越激动。

“要救国，必须发展文化教育；要发展文化教育，必须首先办实业；只有有了实业作基础，文化教育才有可靠的支柱。”

卢作孚猛地将话题打住，望着窗外黑沉沉的夜空，自言自语道：“办实业，谈何容易。但我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窗外漆黑的天空隐约有几颗寒星忽隐忽现，微弱的星光给那死寂的夜空增添了几分活气。

卢作孚喃喃道：“办实业，办什么实业？这是最主要的，必须选准。”他猛地转过身，对几位朋友说：“还记得李白的诗句吗？”

朋友们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什么诗句？”

“就是那首‘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卢作孚兴奋地说。

“当是什么呢！”彭瑞成不解地问，“李白的诗跟我们办实业有何关系？”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句诗说明了什么？”卢作孚自问自答，“这说明川境多山，交通不便。我们办实业，应从交通着手。”

李白未曾想到他的诗句会让千百年后的一个青年人得到某种启示，并忽发奇想。

“我们创业，交通应摆在第一位，实业放在第二位，其次才是文化教育。”卢作孚思维敏捷，才学过人。

接着，卢作孚提出了他的理由。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富冠西南诸省，又是西南通向全国的门户。《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外国列强侵略势力不断沿长江向西深入，加速了中国西南腹地的殖民化进程，四川不但成为外国势力直接掠夺的地区，同时也是它的侵入西南广大地区的跳板。但是，由于四川交通不便，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叶，不仅没有建立起一寸铁路，连通往毗邻各省的公路也没有一条。早在1904年，四川人民就决定“不招外股，不借外债”，一点一滴地由老百姓集资多达1645万元，自己修建川汉铁路。但腐败昏庸无能的清政府为满足帝国主义列强之无理要求，竟然以“铁路干线国有”为借口，强行接收川汉铁路公司，滥借外债，把川汉铁路拱手出卖给帝国列强，激起了四川人民的义愤，他们自发地组织保路同志会，展开了反清斗争，但遭到了清政府的残酷镇压……

只有长江可以使用近代交通工具，沟通四川与外界的联系。利用长江进行轮船运输，是投资少、见效快的事业。

卢作孚列举了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各种势力在长江上争相大办航运的事实。

1920年6月，英商隆茂洋行“隆茂”轮、美商大来洋行“大来裕”轮驶入川江。

这一年，日商天华洋行创立，年底即开办日本至汉口间航线，次年初，开始运行。

1921年，招商局添置“江安”、“江顺”、“江庆”、“新江天”等5艘江海大轮跻身航运。

这一年3月6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香港成立，这是中国海员工人第一个工会组织，也是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会之一。这一年的9月，重庆国民外交会成立，抵制外轮装运货物，致使外轮停驶一个月。

1922年4月26日，日清公司“三阳”丸入川，继以“宜阳”丸、“德阳”丸加入宜渝线营运。

1923年6月4日，日清公司“德阳”丸开行渝叙航线。

同年9月，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复勘长江水道，11月提出复勘报告。

1924年，美商捷江轮船公司承接大来洋行，经营川江航线……

由此可见，办航运是一个获利颇丰的事业。

但是，办航运之艰难也是众所周知的。

辛亥革命失败后，四川长期处于军阀混战、割据之中，30年代前夕，不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没有在四川实现过真正的统一。军阀征战，强令商船运载兵员、武器、弹药。不仅一无所获，有时甚至连船也被扣，开不回来。更为头痛的是，武装土匪出没无常，拦截商轮，杀人越货，民族航业愈遭摧残，发展极为缓慢。自1917年华轮“联华号”诡寄英籍得免兵灾匪患后，华轮便纷纷改挂外国旗帜，外商也踊跃派轮行驶川江。华轮改悬外国旗需支付巨额挂旗费。据一份资料表明，仅聚福洋行悬挂法国旗的华轮，每年的挂旗费高达3万两！但是由于四川陆路交通闭塞，水路使用木帆船速度既慢，又不安全，而轮船运输则能独占快捷之便，往往获利“对本有余”。外商自行经营则获利更丰。因此，到1925年，中外航业在四川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卢作孚决心赶这个“热市”。

1925年秋，卢作孚在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受挫后，回到家乡合川。他一面在亲朋好友中大力宣传兴办实业和航运的理想，一面从重庆调查了所有的公司和所有的轮船，提出“航业应作新的试探和试验”，“应以客运为主，实行定期航行”，避开以货运为主和船舶拥挤的航线的主张，得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师友的赞同。

然而，卢作孚身无分文，又如何办航运？

他赤手空拳上阵了。

对于自信的人来说，自信即是成功的一半。

正当合川县城被卢作孚创办实业一事闹得沸沸扬扬时，卢作孚突然从县城里消失了。

1925年初冬的一个黄昏，卢作孚作为民生公司的创办发起人之一，出现在嘉陵江三峡地区的崇山峻岭中。

一桩颇似赌博的事业，在没看清底牌之前，他是不会轻易投下赌注的。

他开始了对合川地区的广泛调查。

合川地处嘉陵江、渠江、涪江的交汇处，历来就是交通要道。川北商贾、农副产品均需通过这些河道，汇入合川，然后运往重庆，进入长江流域。因此，合川之繁荣，乃是川北任何一地都无法相比的。但是，偌大一个合川，一无电灯，二无自来水，三无工厂，四无矿山，更无企业，只有一些零星的手工作坊屈指可数。如此风景秀丽、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令人吃惊地贫困和落后。

客观来说，是因交通阻塞。但也有人为的诸多因素。

他在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合川、嘉陵江三峡地区的构想。这篇宏论名为《两市村之建设》，他用石印刻印出来，分送各界人士。这本小册子分两个内容：一是《合川县城南岸市村建设的意见》，提出“将合川涪江对岸的南当街作为建设和改革的地方，以发展经济事业为基础，彻底改变城市的旧面貌”。另一个内容是《辅助渝合间三峡诸山经营采矿之意见》，介绍了嘉陵江三峡地区的丰富的煤矿和森林资源，提出开发煤矿、森林和进行交通、治安建设的计划，以使这个地区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区和游览区。

之后，卢作孚和挚友黄云龙来到重庆，对重庆所有的航运业进行了彻底的调查。

卢作孚惊讶地发现，外国航业早就开始了对川江的渗透。

早在19世纪90年代，《新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约定，重庆、宜昌陆续开为商埠。重庆开埠之初，英美两国最先侵入，有英商2家：太古洋行和立德洋行；美商1家，各自派员到渝设立洋行。以后，英、法、日、美、德、意等国依次在重庆设立领事署。

到1926年初，染指川江的外轮公司已多达14家！其中主要的有英商太古公司、怡和公司，日本的日清公司，美国的捷江公司。

其时，太古公司在川江拥有轮船6艘，共3388吨；怡和公司拥有轮船3艘，计2881吨；日清公司拥有轮船4艘，计3169吨；捷江公司拥有轮船4艘，计3169吨；捷江公司拥有轮船5艘，计2074吨。

此外，还有许多华商悬挂外籍旗，托庇外人。

外国航业侵入川江，刺激了我国民族航业的兴起，从而形成一支抗争的有生力量。

一些官绅为防止外轮染指川江，开始投资以获其利。1908年，川江轮船公司最初成立。这是一家官商合办的民营公司，经营初见成效。一些人纷纷效仿，川路、华川两公司继起。

川路公司1914年成立，1919年倒闭。华川公司1912年筹建，旋即分化为瑞庆、利川、庆安3个公司。但这3家公司只在川江上昙花一现。

这些民族航业的早期探索者，以自身的失败，为日后的民族航业的兴起垫上了躯体。

当时，中国的轮船公司虽有几十家，轮船也有几十艘，但还不足以达到与外轮公司相抗衡的地步。主要原因一是中国轮船公司的吨位小，几家甚至十几家公司的总吨位还不及外商公司的一条船的吨位。加之中国轮船公司势单力薄，一直处于受外轮排挤的困窘地位。因此，川江航运，几乎被这4家外商轮船公司所垄断。

卢作孚后来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一书中写道：

“当时正是长江上游航业十分萧条，任何公司都感到无法撑持的时候，而不是在航业有利的时候。”

卢作孚认为：长江上游自从开始有航运以来，不过十几年，然而它已经历了极其复杂的发轫时期、繁荣时期、过剩时期，正在进入衰微时期。他说：

“在这几十年中，由中国公司的创始，到外国公司的继起；由着重一时利益盘旋起落的若干中外公司的经营，到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凭扬子江中下游的基础，有计划地伸入扬子江上游，以成不可拔的势力。……有一段时期，扬子江上游宜（昌）渝（重庆）一段，触目可见英、美、日、法、意、瑞典、挪威、荷兰等国国旗，倒不容易看见本国国旗。”

他将笔直接伸入到事物最本质的核心：

“在扬子江上游初有航业的时期，航业是最时髦的事业。由于轮船不足，运货商人争先要求运货的迫切，运费提高到最有利的程度，几乎一只轮船一年可以赚回一只轮船……所以航业以极短的时间，发展到极盛，而且发展到过剩……大多陷于船本折完，欠债无法偿还；以至于转相卖船，其情势非常紊乱，尤其是中国籍轮船公司非常危险。”

摆在他面前的困难已经一览无余，“没有任何理由要开始办一个新的轮船公司——特别是一个中国公司，而却有一切理由不办它。”

那么，后退吗？

后退不是他的性格！

经过细致的调查，周密的思考过后，他果断提出“航业应作新的试探和新的试验”，“不应在原有轮船过剩的航线中，去与正在失败的同业竞争，以加速其失败。”

绝对的慧眼！绝对的商业道德优秀品质！

卢作孚雄心勃勃地回到了合川。

他对黄云龙说：“箭已削好，就缺将箭射出去的弓和弦了。”

1925年10月11日，卢作孚在合川县通俗教育馆内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其中有卢作孚幼年时的恩师、时任合川县视学（县教育局长）的陈伯遵先生，还有重庆名流——曾在合川等地当过知事的贤达郑东琴先生，以及同学、好友黄云龙、彭瑞成、赵瑞清、周尚琼等，一共10多人。

这次会议决定了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民生公司。为何取“民生”二字？卢作孚解释说：早年他崇尚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受之启发，并愿为之奋斗。故从孙中山先生三大主义中取其一：民生。

“兹事体大，必须有本地士绅和有名望的前辈鼎力致成。”卢作孚说。

已厌倦仕途的郑东琴，正打算弃官从商，一听卢作孚要办实业，忙问道：

“不知为何选中航运？铁路、公路不是也可使四川走向繁荣吗？”郑东琴有些不解。

卢作孚若有所思地说：“别的我也考虑过，修铁路、公路耗资大，四川山地多，很难办。惟有办航运投资少，收效快。”卢作孚侃侃而谈，“目前航业不景气，众所周知。对此我已作过细致调查，只要经营得好，管理得当，还是可以赚的，长江是自然赐予我们的财宝，无须集聚大批财力去修通，只要有船有人，就可以办航运。办了航运，四川就可以和长江中下游相沟通，一改闭塞局面，使四川经济迅速繁荣起来，以不负家乡父老祈盼。”

“好！只要用得上老朽，当竭尽全力。”郑东琴一言九鼎，“川江乃是黄金航线，创办航业实属必要。合川系我旧游之地，与当地人士相处亦得，正可为此事臂助。”

卢作孚忙道：“郑先生对晚辈信任之至，就请您老尽早来合川吧！”

陈伯遵也表示，愿以己之名望，游说亲朋故旧，促成此事。

最后，发起人一致赞成卢作孚的调查设想：开辟嘉陵江上的合川至重庆航线，以客运为主，定期航行。另一桩事业是兴办合川发电厂。两桩事同时起步，筹股2万元，分为40股，每股500元，由发起人分头劝募。等股金筹齐后，一部分用于购买供电设备，一部分用来订造新船。

募股之艰难始料不及，10多位发起人大多没有积蓄，只能向亲朋好友劝募。有的老师、朋友、同学，好不容易凑到一起才能合成一股，为数有限。于是，募股的对象转到了合川工商界人士和士绅身上。但是，大多有钱人热心于购置田地产，放高利贷，不放心将钱投到几位青年人身上，还有些有钱人隔岸观火。

卢作孚将公司筹备处设在合川。他被公推为筹备主任。整个筹股期间，全部发起人一无工资，二无车马费，食宿均各自解决。幸亏各界名流、士绅出面，方才将全部股金认了下来。虽说已筹齐股金，但只筹到现资8000元，其余的12000元只是认了股，尚无现资支付。

卢作孚未等筹齐全部股金就和黄云龙上路了。他身无分文，向别人告贷借得300元，又由陈伯遵先生暂垫200元，来到了上海。

上海的老朋友黄炎培和黄警顽先生再度热情地接待了他，还抽出时间来，陪他走遍了上海的几家造船厂。他和黄云龙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根据嘉陵江水浅流急的特点，反复与各造船厂研究，对轮船的造型、性能、造价进行了讨论和比较，经过慎重考虑，最后选定上海合兴造船厂订造新船。

合兴造船厂是上海所有造船厂中最有实力的厂家之一。卢作孚说明来意：订造一艘载重约70吨、吃水浅的客轮，不知需要多少钱？

对方告诉他，订造这么一艘客轮，至少也需3.5万元。

全部股金只有2万元，这如何是好？

此时，卢作孚又得到从合川带来的消息：已认了股的股东，大多不愿交付股金。在上海川裕公司楼上，卢作孚和黄云龙陷入了焦急不安之中。

“云龙，购买发电供水设备5000元差不多吧？”卢作孚说，“这样一来我们只剩3000元了。”

黄云龙想了想：“是不是我们先回去募股齐了之后再定？”

卢作孚没作声，望着窗外，沉思良久，忽地转过身来，斩钉截铁地说：

“没时间等了。先把合同签下来，钱回去以后再想办法。”

黄云龙担心地说：“那样风险太大了。”

“但我们已没有退路了。”

“我想订造新船的事暂时缓一缓，先把发电柴油机买回去——”

黄云龙正说着，卢作孚突地抬起右手，示意他将话题打住。

“走，签合同去！”

俩人来到合兴造船厂。卢作孚将所剩的3000元钱往桌面一拍：“这是造船的订金，其余的部分，等船造好后一次性全部付清。”

“这个——我们还从未有过如此先例。不过看在卢先生率直、真诚之品格，本公司可以破一次先例。”

“一言为定！”

合同很顺利地签订了，黄云龙大喜过望。他们俩匆匆赶回合川。

“已经说好了的事情，股东们为何反悔？”一踏进筹备处临时办公室，卢作孚就迫不及待地问。

“我想，还是股东们不信任我们，怕把钱丢在水里打漂了。”陶建中说。

“是啊！”卢作孚轻声道，“这些年来，川江航业萧条，航运业几乎全在外国商船的控制之下，中国轮船公司纷纷被排挤，生意不景气，常有破产者，濒临破产者更不在少数。这些足以让股东们担心的了，更何况常有公司倒闭，累及股东事件发生。”

正当卢作孚举步维艰之际，郑东琴不改初衷，“大胆从宦囊中借了几千元”。陈伯遵也冒着风险从教育经费中挪借了七八千元。加之又东拼西凑了2万多元，总算初步解决了购船及购买发电厂设备的用款。

3.大刀阔斧，改革旧的管理制度

一份权威资料在评价卢作孚积极革新企业管理时说：“自民生公司创建之始，就十分重视吸取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先进经验，对当时长江航业中旧的经营管理方式进行改革，并在不断地除旧布新中，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大体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相适应的先进管理制。”

1927年1月，民生号轮船从重庆码头出发——首航涪陵。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全体股东整整齐齐排列在码头上，目送民生轮远去。为开辟这条新航线而举行的欢送仪式格外隆重，代表地方势力、时任民生公司董事长的郑东琴和代表政界势力、川府政学系的何北衡、陈学池等各界名流均参加了这一盛况空前的开航庆典。

民生公司的股东们第一次在姗姗来临的晨光中亲眼望见满载旅客的民生轮迎着旭日顺流而下，每个人的心情都异常兴奋，对这项投资事业充满了信心。有的股东甚至为自己曾经认股时的迟疑不决而产生几分懊悔。

“民生号”正式涉路川江，而非川江的支流——嘉陵江，这意味着民生公司的航运业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走出了阴影，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股东们心里很清楚，川江是长江的一部分，是长江的上游。它下起湖北宜昌，上至四川宜宾，全长1050公里——这段极有诱惑力的航程，将会带来巨大的利益。

当“民生号”消失在烟波浩渺的江面，股东们才恋恋不舍地三三两两来到民生公司重庆办事处，参加第2次股东大会。股东们怀着激动而又好奇的心情将目光集中到主持人座席上——身穿一套粗布中山服、剃着光头、精力充沛的卢作孚颔首微笑。他的身边是温文尔雅、举止庄重的董事长郑东琴先生。在这次民生公司股东大会的会议记录上有这样的文字记载：分发1926年8～12月的红息。

股东们惊喜交加。川江航业上的中国公司无一不亏本，妇孺皆知；独民生公司“获利颇丰”，实属奇迹。

卢作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的背景是民生公司的巨幅宣传画。他说：“我们决不能打小算盘，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视长远的、更大的利益！”股东们报以潮水般的掌声。

任过知县的郑东琴知书达理，有进亡之才学，说起话来慢条斯理，遣词用句极其讲究：

“诸位股东，古人云，创业维艰，斯言不虚。敝公司承蒙诸公大力鼎助，始渡难关。电水厂（原发电厂）收获颇丰，民生轮风驶于川江，各方民众，惟民生船头是瞻。此时惟需克制者，乃嘉陵江，水枯石器，顿使舟不能扬帆，客货不能畅达。总经理卢作孚君，为此昼夜苦思，认为不造新船，不造吃水浅的船，难克此劲敌。造船者，惟需资金耳。本董事会议决，将公司股额由5万元增为10万元。难关已过，以求发展，万事俱备，只待东风徐来。还望诸公慷慨解囊，踊跃认股，东琴在此拜托了。”

效益加名望，股东们纷纷将各自所认股额报出。一统计，原计划增股5万元，结果多认2.3万元，超出原定股额46%。

卢作孚大喜过望。他一面派人去上海订造吃水更浅的新船，一面准备筹建一座修船厂。

在筹备扩大发展的同时，卢作孚在公司的管理问题上也开始大动脑筋。

首先，他为民生公司的发展设计了“三个运动”。

一是“整个的生产运动”。即“将同类的生产事业统一为一个，或全部的联合。”这是卢作孚企业集团思想的萌芽期。从1927年开始，他计划“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业”，进而谋求“连带的生产事业为一个或全部的联合”，即建立一个包括与航业相关的行业（如修造船业，为供船舶燃料的采矿业），并逐渐旁及其他事业的庞大联合企业。发展之后，在航业之外，以航业为中心开始广泛投资。

二是“集团生活运动”。即“企业的工作、生产、消费、生活等都是集团性的。在这个集团里，应当抛弃个人理想，造成集团的理想，应该抛弃个人的希望，集中希望于集团，进而联合若干事业组成更大的联合集团。”

三是“帮助社会的运动”。即“尽民生公司现代所取得的机会和力量，去帮助社会寻求现代文明的方法，走入现代文明生活当中去或竟超越他们的前面去。”

卢作孚深知，若想实现自己的这些理想，必须在民生公司的经营过程中，不断探索，进行一系列的创新和实验，形成民生公司管理上的独特风格。

卢作孚认为：必须在民生公司强调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上的现代化。现代的物质建设，就必须有现代化的技术和管理，把握了技术和管理这两个武器，才可以推动事业跑到时代的前面去。10年后，卢作孚的这种梦想——一个大型企业管理体制便告形成：第一，有了一个大体适应近代大型航业经营的管理机构，完成了企业经营的组织建设；第二，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形成了企业内部井井有条的工作秩序。

他在民生公司未来发展设想中写道：“组成在总经理集权领导下，由分工不同、层次不同的部门集成的总公司，归口统一筹划、指导、管理、监督整个企业的人事、财务、行政、技术、经营各项活动。总公司下设分公司、办事处、代办处以及各个附属企业和单船等相对独立的基层单位，构成一个左右、上下之间，互相协调，分工合作的有机整体。

“在总公司内部，除各职能业务部门外，专设诸如人事委员会、设计室、稽核室之类机构，用此指导、监督、制约各职能部门，避免漏误和滥用职权。严密的系统方能保证企业领导的意图得以迅速、准确地贯彻实现。公司建立一套规章制度，用以规范每个部门、每个职工的工作，使每一工种、每一岗位、每一作业过程，都有章可循。

“采行会议制度，在思想上可以互相影响，情况上可以互相明了，免除隔阂；办法上可以密切领会，联络一致，可为全部计划及管理集思广益……是促进事业惟一方法。”

一连几天，卢作孚一直蜷缩在这座寒冷而又寂寥的破旧庙宇里，忍受着饥寒。他无法与家人分享过年的喜悦，在黄昏与黄昏之间思索、奋笔疾书。现在，一切仅仅是个开始，他的脑子里出现了一座房子的模型，这个巨大的模型正支在他的头顶。他忽然想起曾国藩和李鸿章，其功过若单就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来说，功远大于过！

他再次因过于激动而难以入眠。尽管睡眠在人的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睡眠于他，无异于穿衣可多可少。几天来，他或趴在桌上小憩一会，或是闭目养神少许，直到又一个黄昏的到来。

黄昏悄无声地再度降临，他复又提笔，沉入那巨大的金色梦想之中。

随之而来的是技术建设和技术管理。眼下创办一个机器厂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为适应近期提高船舶营运率及远期加强技术建设的需要。其后是创造条件，把技术研究和技术管理引向深入。总公司设驾驶研究委员会、船舶机器研究委员会，对宜昌和上迄嘉叙的航道进行详细考察，写出报告，绘制河床图，编写出《长江上游宜渝段航行指南》和《驾驶须知》等技术性文件。还要写一份《川江船舶安全问题研究报告》，计算并绘制出各船安全装载图表等等。

一个巨大的光圈，最初使人眼花缭乱，现在，卢作孚已看到了它的核心。自己所提倡的一切，都离不开人的因素，一个人须有理想，一个企业需要精神。人的问题又摆到了他的面前。

卢作孚认为，实现现代化，根本在先解决人的问题，解决人的训练问题。因此，必须要求人们围绕着整个理想去活动，而尤其要求活动产生于思想。

卢作孚到底革新了什么呢？

大致来说，卢作孚在川江航业史、民生公司发展史上做了三件大事——轰动了整个长江航运业，以至于他的许多做法沿袭至今。

（1）废除臭名昭著的买办制，实行经理负责制

此乃除旧布新之基础。所谓买办制，就是轮船上的一切事务，全部由轮船公司包给大买办，然后，再由大买办包给二买办、三买办。这些大大小小的买办像一群又一群吸血虫一样，层层剥削船员。他们为赚钱，不惜带走私货、卖黄鱼、克扣旅客，哪里还有心思想到改进客轮上的管理？在一条船上分成大小不同、多层次、多部门的承包单位，围绕在每个承包主的周围都有一个由封建买办关系组成的小集团。由此，一船之中派系林立，盘根错节，互相倾轧，而这种封建买办关系又多与社会上的封建势力相勾结，船上事务受其干预牵制，甚至被其操纵把持。同时，各大小承包集团，通过包揽、回扣、贿赂、贪污等手段牟取暴利，并不关心企业经营的好坏和公司的利益和声誉。这种承包主的利益同企业的经营效益相分离甚至相对立的状态，导致企业主对船舶直接管理权力的削弱甚至于丧失。民生公司自创建伊始，便在它的第一条船上实行公司统制下的单船经理制，取代了买办承包。单船经理制是每船设一经理，对内代表公司对本船的领导，对外代表公司全权处理本船的对外事务。全船职工均由公司统一派任，财务收支统一由公司掌握，物料供应由公司统一核发，全船技术、行政由公司统一授权归船长、经理指挥。这一变革，其意义远不止于其本身带来的管理效果，而在于它突破封建买办制度的束缚，为此后一系列的革新管理打下基础。

（2）改善客货服务，提高运输质量

民生公司的短航经营，初见成效，同众多的中外航业公司进行竞争，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并不断发展壮大，靠的就是优质服务，匠心经营。当众多的航业公司，只顾追逐高额利润，不顾旅客利益，以致运输质量低劣，民生公司则注意在提高运输质量上下功夫。民生公司提出“运费持乎，限制盈利，工商航业，均等发展”；“船舶优秀，设备完善，服务周密，福利人群”；“客货船舶，两有裨助”的口号，赢得了社会的信誉，形成了与同业竞争的巨大优势。

川江水位涨落变化大，20年代行驶川江的船舶在技术性能上，多不能适应常年不断通航的要求；同时，货源不足，船舶往往需要等待装足客货后始能开航，因而大多数航线都没有实行定期航行。卢作孚看到了定期航行“一切能先期计划，如期到达”，“于旅客货物运输颇有帮助”的优点，及其成为“各国航业政策之一”的趋势，开创之初，就努力实行定期航行。公司要求，参加定期航班的船舶定期开出，定期到港；转口货物做到毫不停留，以使客商信赖民生像信赖自己一样。

抬价以牟取暴利，杀价以扼杀同行，两者交替使用，运价大起大落，是旧时长江航业界常有的现象。卢作孚认识到“运费涨落无常不但工商业经营甚难，即航业本身经营亦不易”，“其结果纵不至共同失败，至少亦难共发达”；“只有运费持平，限制盈利”，才能使“工商航业，均等发展”。于是他提出“求安定不求厚利”，并“每每寻求机会，努力谋实现”。这种“安定运费”的方针，对川江运价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改进船舶设备，保证旅客安全舒适，是卢作孚的又一举措。因陋就简，勉强维持航行以求获利，是当时航商普遍的做法。但卢作孚却对改善船舶设备相当注意，力求旅客的舒适与安全。船舶上的消防救火救生设备齐全，往往超过规定数额；大口径自动抽水泵、无线电收发报机等是当时颇为先进的设备，即使并非法定所必须，也次第设置。在船舶生活设施上，设置电冰箱、蒸气消毒器、淋浴、瓷盆；分别舱级配备弹簧卧垫、木棉垫及普通卧垫；在舱内设置电扇、儿童玩具、巡回文库（流动书箱）、收音机、娱乐用品，并为旅客提供拍发电报、邮寄信件服务项目。这些都是卢作孚别出心裁，率先创设的。

公司的茶房不仅要受严格的职业训练，职责在《茶房须知》中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因而茶房对待旅客态度和善，应对灵活，谈吐礼貌，并达到规范化的程度。对于客人上船时接收行李、安顿铺位和在船上饮食起居，下船时收拾行李，招呼力夫或划子，送客上岸，无不照顾周到。长途船上的各级舱位，都可听到广播的音乐及新闻，每天都要有新闻摘要，油印分送给各位旅客。沿江经过的地方，都要有风景照片，供客人传观，还要负责解说；船到码头后，岸上服务人员要为旅客代运行李，代觅住地。凡此种种减少了旅客在旅程中无限的困难，因而得到了无限的便利和安慰。

（3）健全工薪、奖励、福利制度

卢作孚革除了买办承包制的私相授受、层层克扣等陋习后，建立了一套新的人事、工薪管理和职工福利制度。这套制度是卢作孚改革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缓和劳资矛盾，协调公司和员工的利益发挥了积极作用。《长江航运史》在评价卢作孚的这项建设性工程时评价道：

①工薪有定制。订立了《职工年功加俸细则》，实行每年加薪一次；制定《职工薪级表》及《薪工条例》，从此奠定了民生公司工薪制度的基础。

职工薪级分事务人员和技术人员两大类，大体按照技术人员略高于行政事务人员的原则，将各种职务分别列出等阶和级别，按等套级，按级支薪。船长最高可达600元，水手起点仅12元，总工程师工资月薪高于总经理。职务愈高，级差愈大。

民生公司实行“年功加俸”制度，即每年给予职工一次晋级提薪的机会，“增加薪津以成绩为标准”，以《加俸细则》为依据，逐条对照考核。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职工都可望加薪一级，成绩特别优异者，可加俸2～3级。

职薪相对应，提职必加薪，晋升职务比年功加俸受益丰厚，这是公司工资制度中激励职工上进并为公司创造更多财富的又一重要措施。

工薪制度中，还有所谓双薪、借薪、减薪的规定，双薪即在公司盈利时，年底按月工薪额加倍发给；借薪，在公司发生半年以上亏损时，得向职工借薪，月薪高者多借，低者少借，不足40元者免借；公司亏损一年以上时，则实行减薪，减薪比例与借薪相同。

这些制度把职工工资与公司盈亏联系起来，有利于激发职工尽心职守，关心公司经营效益，不仅远胜于承包制，而且较之当时其他资本主义企业依靠压低工资，延长工作时间以榨取高额剩余价值的做法，也略胜一筹。

②奖惩有定则。卢作孚强调实施奖惩，“尤在多奖而少惩。最有效的奖励在使工作有成绩，有成绩者得赏识，有才能者得上升”，“至于惩处，在促人省悟，绝非表示厌恶”，“不可使觉绝望”。

基于这一精神，民生公司公布了《奖惩规程》，对奖惩对像、奖惩标准、奖惩等级、奖惩办法都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奖励采取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的方法，经常在公司刊物《新世界》、《简讯》上公布奖励名，介绍受奖事迹，并按规定给予相应的奖金。惩罚则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予告诫、记过、记大过、罚金、降级、停职以致开除的惩处。

卢作孚说：“管理人员主要的责任就是检查工作人员的工作。”为此目的，民生公司制订出一系列考勤、考绩、考试的规章制度。考勤有《考勤规则》、《给假规定》、《船员离船办法》等等。考绩则有部门的《组织规程》、《办事细则》；个人的《职工手册》、各类人员的《须知》、《职工平时考绩表》、《逐日工作摘要报告》等等。考绩的范围总括为“工作、品行、言语态度和仪表四个方面”。至于考试，即对不同工种应具有的文化知识和技能，制订不同的要求和标准，进行公开考试。考试合格者或优异者即可晋级加薪。

这样，就把考绩、考勤、考试制度同“年功加俸”和提升晋薪结合起来，把职工工作能力、劳动态度以及贡献大小与工资待遇结合起来，以激发职工克勤克职，更加努力工作，同时也有利于促进职工素质的提高。

③福利制度。民生公司的一套福利制度是对所谓新的集团生活中，劳资合作理想社会的标榜。卢作孚在《工商管理》中写道：“为谋求职工福利，不仅为当前谋福利，并须为未来谋福利，不仅为谋职工个人福利，并须为谋家庭福利。有关福利的设施，如职工补习教育、环境卫生、运动及娱乐生活、医药及死亡保险、家庭住宅、家庭卫生、家庭娱乐及子女教育，皆所必须。其属物质方面者应视经济能力实施之，其在服务方面者应竭所有人力趋赴之。”民生公司的福利措施大体是按卢作孚的设想向职工许诺的。其主要项目是：

A.全员的集体伙食。自开办之日始，就由公司出资集体开伙，伙食标准相当于低级员工月工资的二分之一。这种伙食津贴，对低工资职工是很有吸引力的。

B.红酬。公司章程中规定，企业盈利时，在纯利中按一定的比例提成作为红酬分给职工。红酬以年资、职务、考绩成绩为依据，以工薪级别为基础，分等分级发放，其间差别很大，高薪人员受益最厚。

C.民生服津贴。为“振作职工之精神”，体现民生公司是“群的事业”，规定公司全体上下员工，在工作、外出、参加集体活动时，统一着民生制服并由公司给予服装津贴。

D.文化基金。公司每年提取盈利的5%作为文化基金补助费。这笔经费除用于补助中国西部科学院及社会办学外，还用于培训职工、购置图书资料、职工俱乐部、职工子弟教育。

E.医药津贴。在公司总部及分支机构，设有医务室或简易保健设施，免费为职工检查身体，诊治疾病，病情较重的可在特约医院就医，药费九折优待；因公伤病，则医药费全由公司负担。病假期间按不同情况，分别给了全薪、半薪及停薪处理。

F.因公伤亡的补助及抚恤。《救助金条例》规定，职工因工伤残“如能担任其他工作，则改调其工作，不能再担任任何职务者，给予终身残废救助金”。死亡救助分一次性抚恤及遗属赡养两种。一次性抚恤金为50～100元，遗属生活费则按职工服务年限而定。此后作了较大的调整，抚恤金按照月工资的倍数发给，遗属生活补助，则依工龄确定金额与享受年限……

G.职工养老。职工年满60岁不能继续工作的，可以领取养老金，其金额因职务及服务年限而异，最低者可勉强维持一个人的生活费用。

H.职工住宅。民生公司设有单身职工宿舍，并把它作为培养和体现“新的集团生活”和“民生精神”的场所。单身宿舍的房租、水电、伙食费用全部由公司开支。以后开始筹建部分职工家属宿舍。

I.职工储蓄、保险。民生公司分别于1928年和1937年起，对职工实行强制性的储蓄和人身保险，存款和保险金金额按工资比例递增。储蓄按月扣除，不得随意取出。人身保险对月薪30元以下的职工，依工薪多少分别给予部分津贴。民生公司一面在职工中实行强制保险，一面在兴华保险公司投资6.5万元。这种储蓄和保险的用意，一是集腋成裘扩大资本，二是藉以缓和劳资矛盾，三是推动“新的集团生活”，扩大社会影响。

J.消费合作社和休假、乘船优待。1932年，公司成立消费合作社，购运米、煤等生活物资，一部分供给集体伙食团，一部分以低于市价售给职工家属。后改为物产部，由职工自动认股，成为公司一个附属商业贸易机构，但仍向职工供应一些低于市价的日常用品。

民生公司实行各种休假制度，对事假、婚丧假、灾假、产假、病假不超过规定假期的，工资照发。此外，职工每年可享受12天的特别休假，假期不扣工资。在上述给假范围内回家往返及集体参观游览等，可免费乘公司的轮船，家属半价优待。

民生公司积极革新企业管理，在当时航业界具有开拓性的新意，是近代航业经营方式从封建买办制度束缚下，向资本主义现代化转化的启蒙，不仅给民生公司的发展带来了较好的实际效果，而且对促进当时的航业界的共同进步，也具有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