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田”路上遇知己

“归田”路上遇知己

在宋徽宗和宋钦宗二帝被掳北上一个月以后，1127年农历五月初一，21岁的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县称帝，改元建炎，南宋政权至此成立，赵构是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史称宋高宗。

为了重新组成一个稍具规模的政府，作一个要抗金复仇的态势，他登基不久，就起用了主战最力，并且在抗金斗争实践中立过战功的李纲做宰相。

这年六月，经过李纲推荐，用宗泽去做开封留守。原在河北、陕西等地的将领玉渊、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等，也都先后领兵到达归德，赵构在即位后就设置一个御营司加以统辖，命副宰相黄潜善兼御营使，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兼副使，以王洲为都统制。

被赵构任用为他的首任宰相的李纲，在一年以前的开封保卫战中，曾一度担任过军事最高指挥官。

他一贯主张抗击女真军南侵，他负责指挥保卫开封的战役，虽然为时未久，就被北宋王朝所罢免，后来开封的陷落，正从反面证明了李纲的抗战部署之正确。因此，他在当时成了最具众望的人。也因此，在他做了宰相之后，重建的宋政权立即建成了一个粗具规模的政府。

当北宋首都开封被金军攻破之日，河北、河东还有许多州县并没有被金人所占领。

这些州县，有的是由北宋政府军队固守着，有的则是由自动纠集起来的忠义民兵固守着的。

金军之第二次撤离开封北返，赵构之所以能到应天府登基，这些州县军民的抗金斗争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李纲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他上台之后所提出的中兴宋王朝的建议中，认为最急切的，是控制河北、河东两路。

在他的建议之下，宋廷派遣张所去做河北招抚使，派遣傅亮去做河东经制副使。

李纲的主要用意，就是要把河北、河东的忠义民兵尽快地加以组织领导，不要使他们长时期得不到统一的领导、指挥和调度，得不到粮饷和其他物质支援，最终为金军各个击破。

宗泽受命去做开封府的知府并兼东京留守之后，首先把全城和四郊划分为东西南北四区，每区各选用谋略勇敢之士充提领，在四郊，创立坚固营垒24所，各设统领守御将官，统率新招义兵数万人，在新置教场内，练兵讲武。

在黄河沿岸的16县内，宗泽还像鱼鳞般创置了联珠寨，以便与河北、河东的忠义民兵相结连，防止来犯之敌。

这样，开封就形成了宋政权重建后恢复两河失地的一个战略基地，陕西和开封以东以西诸路的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也全都愿意听从宗泽的号令和节制。

女真贵族两次以大军南犯时，不但蹂躏了河东、河北地区，覆灭了北宋政权，涂炭了开封及其附近州县，他们还纵兵四处劫掠。

在此情况下，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已降居次要地位了。于是，前次在各地起而反抗北宋政权的农民军，便也大都把斗争锋芒转向女真的南侵铁骑。

原来活动在淮水流域约有70000人的王再兴、李贵两支部队，原来活动在摆州一带，拥众号称数十万的王善一支；原来活动在洛阳附近，拥众号称30万的没角牛杨进的一支，都先后归附在宗泽的领导之下，愿意在反击女真南侵的战争中，效劳听命。

从此，宗泽拥有了上百万人马，军声大震。

同样受到李纲的推荐而被用为河北招抚使的张所任监察御史时，力主抗战，用蜡书号召河北路人民参军杀敌，在当地有相当高的威望。宋高宗即位后，他是监察御史，曾上疏力主把重建的宋政权仍迁回开封，以便控制作为天下根本的河东、河北地区。

另外，他对于当时已经哄传的宋廷将要南渡的计划，极力反对，因而对于提出南渡主张的黄潜善也曾加以弹劾。

张所虽因此而被罢免了官职，后经李纲力争，才恢复官职。但他却也因此而在社会舆论上获得很高的声誉，特别是在河北地区，用当时人的话说，是“声满河朔”。

李纲积极贯彻抗战路线，却遭到执政黄潜善和汪伯彦多方掣肘和刁难。按照宋制，如中书侍郎、枢密院长官等执政地位仅次于宰相，却与宰相合称宰辅或宰执大臣。黄潜善和汪伯彦坚持迁都东南，以图苟安一隅，这正中宋高宗的下怀。

当时，岳飞处于黄潜善的羁束之下，接连几个月无仗可打，闷闷不乐。他当然没有资格了解朝廷的许多谋议与争论。但是，从相州逃到北京，又从北京退至南京，皇帝的车驾愈走愈往南的事实，元帅府按兵不发，听任宗泽孤军作战的事实，使他不能不逐渐地明白，朝廷显然并无认真抗金、收复失地的远图，只是一味地消极地怯战和退避。

赵构的登基给当时正在进行艰苦卓绝抗金斗争的军民以新的希望，他们希望新皇帝能立即返回开封，领导全国的抗金斗争。

岳飞也是这样想的，他兴奋地说：“陛下登基，百姓便有了归属，国家便有了新的主人，这便足以挫败敌人并吞我国的阴谋，中原失地的收复便指日可待。”

可是，岳飞完全想错了，赵构根本就不打算收复国土，自然也不想再回到兵火之后的开封。臭名昭著的投降派，副宰相黄潜善及汪伯彦之流，迎合赵构的心思，竭力主张将首都迁到长江以南的建康，即今南京，立即得到赵构的同意。

当年七月，宋高宗下诏说：“京师未可往，当巡幸江南，为避敌之计。”

这引起爱国臣民的激烈反对，这就等于将中原大片失地，北方上千万黎民百姓，故都开封以至皇家赵氏的坟茔祖庙都拱手让给了金人。

面对朝廷的不抵抗政策，岳飞忍无可忍，愤然上书，严厉抨击了黄潜善、汪伯彦之流，指出他们的迁都主张是苟且偷安，鼠目寸光，必然遭到中原人民的反对。

在书中，岳飞坚决提出，请皇帝返回开封，乘徽、钦二帝被掳北去未久，敌人统治尚未稳固的时机，亲自统率大军北伐。

像这样指名道姓的直斥奸佞，义正词严的爱国主张，大大触怒了黄潜善与汪伯彦之流，于是他们以“小臣越职，非所宣言”的罪名，革掉了岳飞的官职，强迫岳飞离开军队“归田里”。

心怀报国壮志，一再立功疆场的岳飞，此时竟被赶出了军队。应天府南京待不下去了，岳飞只好渡河北上，准备返乡。沿途之上，他看到了到处张贴的榜文，这是河北招抚使张所正在招募抗金健儿。

岳飞知道张所，他原来在朝廷任监察御史，极力反对迁都江南，并上书弹劾黄潜善“奸邪不可用”，遭到黄潜善、汪伯彦之流的忌恨，被贬出朝廷。

共同的主张，共同的遭遇，使岳飞把张所引为知己。他相信，如果投奔到张所的属下，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报国之志。想到这里，他兴奋起来，竟顾不了顺路回家去探望一下老母幼子，便直奔招抚使司所在的河北大名府。

凑巧的是接待岳飞的是赵九龄，他是岳飞前不久在应天府南京新结识的一个朋友，此人很有才智谋略，岳飞时常向他请教，他也很了解岳飞的军事才能和战功，认为岳飞是“天下奇才”，于是当即向张所推荐。

张所是北宋抗战的著名代表，当时受宰相李纲的委派，在河北一带招募民兵，积蓄力量准备抗金。他见岳飞身材魁梧，气宇轩昂，很是喜欢，促膝长谈，非常投机。

张所问岳飞说：“你武艺如何？能搏击多少敌人？”

岳飞徐徐答道：“我很自信自己的武艺，但并不认为这匹夫之勇有什么了不起。用兵之道贵在运筹帷幄，而不在于逞凶斗狠。来校用曳柴诈败之计打败强楚，莫敖靠采樵诱敌之法击溃绞人之围，这些全靠的是智谋，而不是个人的匹夫之勇。”

张所一听肃然起敬，赞叹道：“原来你并非一介武夫啊！不知你对当今形势有何看法？如何才能扼守黄河呢？”

岳飞侃侃谈道：“京师的安危全看河北诸郡的巩固与否。我们当在所有险隘处建立要塞，互成依仗之势，如果任何一城受到威胁，其他城塞就会赶来相助，并且伺机骚扰敌人的后方，这样的话，敌人就不敢窥视黄河，京师也就高枕无忧了。”

接着，张所又向岳飞询问对当前战局的看法。

岳飞指出，国家以开封作为京都，可它处于平原旷野之上，无山川险阻拱卫，完全依靠河北这个屏障才能保证它的安全，因此河北地位至关重要。如果河北不能为我所有，不只京师难以守卫，连江淮也十分危险。

岳飞建议张所将河北一些战略要地牢牢控制在手中，再在一些城市严密布防，如果一个城市被围困，别的城市或阻挡敌人，或来救援，这样不只河北可保，京师也就安全了。

岳飞的一席话让张所佩服得五体投地，连连点头称是。

岳飞见遇到了知己，不禁慨然请求道：“张招抚如果能提兵巡境的话，岳飞愿一马当先，供你调遣！”

张所喜出望外，立即授岳飞武经郎职，命他随已归顺的另一反金将领王彦北渡黄河，挺进新乡。

当时，在金朝统治区内抗击敌军的，并不止王彦和岳飞两支队伍。女真统治者疯狂掠夺和残酷统治，激起了各族人民如火如荼的反抗斗争。

燕山府的刘立芸聚众起义，攻破城邑。他告谕民众说：“吾欲致南北太平。”起义者纪律严明，“蕃、汉之民归者甚众”。

蓟州玉田县爆发了杨浩与智和禅师领导的起义军，队伍发展到10000余人。

易州的刘里忙年仅18岁，他领导的起义军也有一万多人。他们把截山险，邀击金军，对金朝形成一定威胁。

从河北路的北部到南部的相州，很多民众自动组织武装，结成的山寨达50多处，每寨不下30000人，人们奋起反抗女真贵族的统治。

河东路代州五台山的和尚真宝率领一支义军，同强敌周旋，宁死不屈。

在文水县，石赤页率领的队伍占据山险，屡败金军。石赤页坚持斗争8个月，被完颜粘罕军所俘，钉在车上，臀部插入利刃，以施加肢解的酷刑相威胁，石赤页毫无惧色。

完颜粘罕亲自劝降，石赤页厉声回答：“爷是汉人，宁死不降！”终于被害。

宋太原府将官杨可发在繁峙县招集20000多人的队伍，以五台山僧李善诺等为先锋，遭完颜粘罕大军的攻击，义军战败，杨可发刺腹自杀。

解州的邵兴、邵翼兄弟团聚义兵，占据神稷山抗金。金兵俘虏了邵翼，企图胁迫邵兴投降。邵翼大骂敌人，惨遭杀害。邵兴誓不投降，屡次痛击金兵。

在建炎初年的北方民众抗金斗争中，除了王彦的八字军外，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还有河东红巾军和河北五马山起义军。

河东红巾军看来不是一支统一的队伍。宋时百姓起而造反，或为盗匪，往往“私制绯衣巾”。女真贵族无法对付神出鬼没的红巾军，只有屠戮无辜的平民以泄愤，结果是“亡命者滋益多，而红巾愈炽”。

河北西路庆源府赞皇县有一座山，山上聚集一支起义军，由马扩和赵邦杰指挥。他们用高宗之弟信王赵榛的名义作号召，组成号称几十万人的武装。

金朝真定府获鹿县知县张龚也起兵响应。刘里忙、杨浩、智和禅师等领导的燕云地区起义队伍，也和五马山建立了联系。

在东北的金太宗御寨，有几千名被驱逐北上的汉族奴隶。他们以上山砍柴为名，置办长柄大斧，计划举行起义，并劫持金太宗，杀过黄河。由于叛徒的告发，起义被扼杀，首谋者都遭金人杀害。

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的抗金斗争，毫无疑问，是正义的进步的爱国主义壮举。抗金斗争作为民族斗争，参加的社会成员相当广泛。

抗金义军的领导者，如王彦、马扩等人，本是宋朝的官员，而邵兴等人来自民间下层，也接受了宋朝的官封。因此，北方各族人民的抗金斗争不免和保卫赵宋王朝纠缠在一起，成了无可避免的特点和缺点。

在宋朝统治者中，如何对待北方的民间抗金武装，也形成两条对立的观点。宋高宗、黄潜善、汪伯彦等投降派，一方面害怕金朝，另一方面也害怕和憎恶义军武装。

特别是五马山的抗金义军，既以信王赵榛作号召，被视为对宋高宗的皇帝宝座构成威胁，更遭到宋高宗君臣之疑忌。

李纲、宗泽等抗战派，为了恢复赵宋的故土，洗雪国耻，则十分重视民间抗金武装，主张依靠北方的义军抗金。

李纲罢相后，镇守东京开封府的宗泽事实上成为抗金的中心人物。两河、燕云等地的抗金健儿渴望接受宗泽的领导和指挥，宗泽也迫切需要他们的支援和配合，双方建立了广泛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