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民间戏楼

广和楼

广和楼戏园位于前门外肉市路东，是老北京外城最早、最有名的戏园。这个戏园原来是明末望族查氏的花园，后改为茶园。

为了赚钱，查氏家庭扩大了茶园的面积，新建了一个小型的戏台，这就是广和楼的前身。

到了光绪年间，茶园再次重建，扩大了戏台面积，又常请一些名戏班、名角来茶园演出，渐渐提高了茶园的知名度，一时生意非常兴隆。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查家将茶园转让给一位姓王的商人。王老板将茶园重新修饰后，正式更名为广和楼戏园。

广和楼戏园的戏台分为两层，上层是台冠，下层是舞台。栏杆围在舞台的四周，舞台有三面突出，观众从演员的侧影也能看到其表情。观众席分为两层，楼下安排有长条桌子和板凳，看戏的人得侧身“听戏”，楼上前排全是包厢，后排安排有散座。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著名的喜连成科班在广和楼唱了三年戏，那时的梅兰芳还在喜连成学艺，与当时的名角儿王喜秀、雷喜福等人在广和楼同台演出。

民国时期，富连成戏班依旧在此演出多年，使广和楼声名远播。

建国之后，广和楼经过重新整修，现已改名为广和剧场。

广德楼

广德楼位于前门外大栅栏街39号，大约兴建于清嘉庆元年（1796年），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戏园之一。广德楼在京城戏园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历史价值甚至排在“广和楼”的前面。

广德楼的内部构造与广和楼大致相同，戏台子呈方形，坐东朝西。台前有两根大明柱子作支撑，台顶装有天花板，上下场的上方悬挂着“出将”、“入相”的匾额。

台下观众席安排有长条桌子、长板凳，观众坐在长条凳上饮茶品点，打趣聊天，只是看戏有些困难，需侧着身。不过，来听戏的大多是官宦显贵，赋闲人士，他们的本意是交际，所以并不在意怎样看戏。

广德楼不仅因历史悠久而声名显赫，更重要的是这里曾是当时的戏曲大师和名伶艺术家施展才艺和迅速走红的舞台。

先后在此献艺的有程长庚、余紫云、梅巧玲、余三胜、汪桂芬等京剧祖师爷以及后来的“喜连成”、“双庆社”、“斌庆社”等著名科班，名人名就的串演，使得广德楼成为当时京城场地最火、人气最旺、艺术最佳的娱乐场馆。

新中国成立后，广德楼由戏园子改称为“北京曲艺厅”，这里成了曲艺的天堂。许多著名曲艺家如候宝林、郭启儒、高德明、王长友、孙宝才、王世臣、高凤山、罗荣寿、刘司昌、梁厚民、赵振铎、赵世忠、李金斗、陈永泉、笑林、李国盛、王谦祥、李增瑞、关学曾、马玉萍等都曾在这里登台表演，随着他们精彩纷呈的表演，他们的名字也逐渐被普通百姓渐渐熟知和喜爱。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曲艺发祥地”。

文明茶园

文明茶园戏馆子，位于北京西珠市口大街路北的煤市街口，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式开业。出身京剧出家的著名武生演员俞振庭是文明茶园的主要经理人。他曾经创办了“双庆社”和“斌庆社”，梅兰芳和李万春等演员都得到过他的扶持和培养。

俞振庭是戏班行家，文明茶园开业之后，大力倡导文明新风，崇尚革新精神，打破了京城禁止戏园举行夜场演出的旧习；同时也允许妇女进戏园看戏，并在戏楼专设了女座；而且首开了女伶登台、男女同台演出的先例。

这些举措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俞振庭曾请来了金月梅、孙一清、赵美玉等天津的著名女演员来京演出，致使戏园天天爆满。他还请来天津著名坤伶刘喜奎来京出演文明戏，刘喜奎是当时较早在京演出文明戏的演员，曾经出演过《宦海潮》、《新茶花》、《铁血衫裙》等剧，这些新剧得到了观众的欢迎，特别是深受进步青年的喜爱。

文明戏是清末民初对话剧和时装戏曲的统称，也包括戏曲演出的时装戏、清装戏和洋装戏。

文明戏是社会发生的时事新闻和百姓最关心事件的生动反映。20世纪20年代是文明戏的活跃期，评剧作家成兆才创作的《杨三姐告状》、《黑猫告状》、《安重根刺伊藤博文》、《枪毙阎瑞生》等多部评剧时装文明戏就是其代表作。

20世纪30年代，文明茶园改为华北戏院，评剧演员喜彩莲曾在此出演了《十三妹》等新评剧和文明戏，盛极一时。文明茶园在戏剧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现在已经不复存在。

吉祥戏园

吉祥戏园，于清光绪末年（1906年）开业，地址位于东城金鱼胡同西口，东安市场北门东边。

吉祥戏园为新型戏台，刚建成时规模不大，围墙用砖砌成，观众座位是横排长椅，可以同时容纳七八百人观看演出。

1919年，东安市场发生火灾，救火过程中，戏园的楼顶被踩坏，之后重修时，将戏台改为了椭圆形。观众座位改为男女分座，女宾坐楼上，男宾坐楼下，均为单人椅子。而且这座新式戏园还加演夜戏，许多著名演员都在这里演出过。

解放后，吉祥戏园将地址改在了金鱼胡同临街路南，并且重新进行了整修和扩建，能容纳1200多人同时观看演出。“文革”时吉祥戏园曾改名为东风剧场，后来又恢复为原名称。

【链接】有踪可寻的会馆戏楼

北京会馆的作用，一是接待来京赶考的举人、监生；二是一些做了京官的读书人，使用会馆这块地盘来联络“乡谊”，进行一些官场内政治的或派系性的活动。三是一些手工艺人或商人在此进行商务活动。

总之都具有租赁居住、聚众议事、酬神宴燕的作用。

由于不少会馆里都设有戏楼而又经常演戏酬神，故使会馆具有文化场所的性质。

但是，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民国以后，会馆的各项职能逐渐消失。特别是兼有娱乐和传播文化之用的会馆戏楼，更是逐渐荒殆。令人欣慰的是，北京目前尚有三座保存大致完整的会馆戏楼，尚能对我们追慕流失的记忆，提供宝贵资料，这三座戏楼是：虎坊桥的湖广会馆，后孙公园胡同的安徽会馆和小江胡同的平阳会馆。

最引人注目的是坐落在虎坊桥十字路口西南角上的湖广会馆戏楼。

湖广会馆戏楼。

这个会馆是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由湖南长沙籍在京官吏刘云房、李秉和等人倡议公建的。但当时未建戏楼。

道光十年（1830年），在年初团拜时，由蒋丹林与何仙搓倡议集资扩建戏楼，以作为同乡们集会及公宴的地方，当时捐到5000两银子建成戏楼。

“庚子之乱”时，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联军中的美国提督即以湖广会馆作为美军司令部。

八国联军退出中国后，戏楼又重新成为歌亭舞榭，不但湖南乡亲在这里举办堂后，就是其他省籍的官绅也常常借用这个地方。

1911年以后，著名学者，赞成保皇的梁启超在这里发表过“护法纲领”，当然这里主要的还是作为一个娱乐场所。

这里演唱过多次募捐性质的“义务戏”，谭鑫培和余叔岩这些著名演员曾作为两湖的同乡在这里演出过。

湖广会馆戏楼是典型的清代戏楼，舞台凸出，坐南朝北，三面的两层楼，上下都是观众席，可坐近千人，但是舞台的面积不大。可惜剧场的建筑太旧了，解放后就不再演戏，但戏楼的结构还保持着原状。

另一个戏楼是安徽会馆的。它稍晚于湖广会馆戏楼。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覆灭后，淮军领袖李鸿章、李瀚章兄弟因军功入京，许多准军将领也因军功奉调来京，京城内安徽人增加了许多，而且在政治和经济上也具有实力。

同治七年（1868年）由李瀚章倡议并得到淮军将领的响应，决定建造安徽会馆，收集到捐银万两以上，其中李氏兄弟各捐银1000两。于同治八年（1869年）二月动工，同治十年（1871年）八月建成。

安徽会馆的面积很大，但戏楼的面积比湖广会馆戏楼略小，其形制大致相同。如舞台凸出于观众席中、方向是坐南朝北、观众席分为楼上楼下两层等等。

戏楼小巧玲珑，但因为观众的容纳量少，商业价值不大。解放后，戏楼里曾改造了一番，在原来舞台的两侧加上了水泥舞台，一直延伸到左右两侧墙边。现在，戏楼成了一个工厂的仓库。

还有一个戏楼是平阳会馆的。平阳会馆戏楼的规模及其精巧的构造，都远远超过湖广和安徽两个会馆，由此推断，它为临汾商人集资所建。湖广、安徽两会馆是官僚，也就是读书人所建，所以后来，他们都办有馆志。平阳会馆因是商人所建，所以没有文字记载。

平阳会馆现在是北京市中药材公司的一所仓库，其中保留了一块丝毫未受损的匾额，正文是“警世铎”三个大宇，从字义看是写给演剧场所的，写匾人的落款是“王铎”。

王铎曾做过明清两代的尚书，也是个有名的书法家。

如这匾确系为平阳会馆所写的，那么这个戏楼的建造日期就可以推到1652年以前了，因为王铎是这年逝世的。如果这一假定成立，该戏楼将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古代剧场。世界上以木构架为主的完整的古代室内剧场已为数不多。

平阳会馆戏楼与其他戏楼不同的地方是观众席由三个独立的双层楼围抱，再在上面扣了一个屋顶，这一点和北京的旧会馆戏楼，包括现存的原正乙祠内的戏楼都不同。

这些戏楼已是十分成熟的三面建楼、一面戏台的完整建筑，唯独平阳会馆戏楼似乎正处在戏楼的发展阶段之中。

平阳会馆戏楼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在它的戏台顶部开有方形孔道，方孔上留有装过吊场的痕迹。

清代北京有不少戏楼的舞台顶上都装有供演员上下的孔道及吊车，如紫禁城内的畅音阁戏台、漱芳斋戏台、颐和园的听鹂馆戏台、德和园戏台以及南府戏台上都有此设备。

但是以上这些戏台，均属皇家使用，民间营业的剧场、会馆戏楼，甚至府邸剧场中尚未发现使用过此设备、平阳会馆戏台上有此设备，实属罕见。

其次，以上的舞台都在室外，唯独平阳会馆的舞台是室内而又有演员升降的孔道。

从清宫演剧的经验来看，凡是台顶有演员上下孔道的，其舞台上都要演灯彩戏，演大要砌末的戏。这一点，平阳戏楼可与皇宫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