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京城市的布局构造

“奇妙的城门，北京绚丽多彩历史的无言记录”

《论语》中讲道“谁能出不由户？”百姓以居为安，而门户是构成居的要素。一般而言，单扇为户，双扇即成门。“门”也即由户而构成。同理，城门就是城的门户，是通正气之穴，有息库之异。而这各式各样、各具特色的城门，浓缩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二”被视为“天之大数”，依周朝之制，都城开辟十二座城门，正与十二时辰之数相符。无形之中，城门披上了一件神秘的外衣。

门还是国家和政权的象征。例如北京城的天安门和前门之间的门，几经易朝，称呼也改了多次，现在已经不复存在。清朝时期，除正阳门外，其余八门均由八旗掌管：德胜门正黄旗，安定门镶黄旗，东直门正白旗，朝阳门镶白旗，西直门正红旗，阜成门镶红旗，崇文门正蓝旗，宣武门镶蓝旗。八旗分掌八门，意在使八旗互相牵制，避免藩镇割据的发生。

北京是个四四方方的城，四面设三座城门，每座城门皆有三个门沿，城中的干线道路呈东西或南北向经纬交叉状，城门之间由城墙相连，这又形成了一种城墙文化。城墙既是对外界的防备，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城墙将里内的君王和居民与外界分割开来，看似作茧自缚，其实我们不能忽略城门的作用。城门的对外开放，又将外界与里内联通了起来。这分割与联通的空间意义，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容。门不论大小，大至国门，小至家门，都有一种领域感和归属感。门内的人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归属感，门外的人获得了不属于自己的归属感。

城门理应是高大雄伟的，上建有重楼，且宽阔通畅。千百年来，城门既可以抵御外敌入侵，又可以管辖城内百姓。而那吱吱呀呀作响的城门在开开合合中，见证了朝代的兴衰更替，记录了人世的悲观离合。

“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九重门”取最大数“九”，正好与“九五之尊”相呼应，而在这里并非实指。各朝各代城门大小不一，数目也有多有少，并非完全统一。

北京城是由一道道城墙和一座座城门连接而成的，而门的作用似乎更为重要，没有门的城也就成了一座死城。细算起来，人们能够说得起来的实际上只有明清时代的北京城门了。也就是从正阳门算起，包括崇文门、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宣武门在内的九座城门。另有七门，为嘉庆三十二年开始修建的外城城门，南端正中的永定门，左右两边的左、右安门，东西两侧的广渠门、广安门，东北、西北与内城连接的东便门、西便门。了解了以上各城门，对北京整体的城市布局也就知晓得差不多了。

上述“九门”、“七门”中惟独没有“天安门”，但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其地位更为重要。中国近代以后，“天安门”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权力”的象征，现在的“天安门”以其博大的胸怀迎来送往了一批又一批人，以致于每一个初到北京的人，都要去天安门游览一番，合个影留念。“天安门”居于北京城南北中轴线正中位置，是“皇城”的正门，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天安门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尊严和国力的象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说，天安门是北京城门中的“门中之门”，即使是在封建时代，也是其他城门无可比拟的。若逢皇帝要颁布诏书，你会看到诏书由“云盘”托着，奉送到天安门城楼，待宣诏官宣读时，满朝文武百官洗耳聆听。宣诏完毕，木雕的金凤衔着诏书，从城楼上放下，由礼部誉写，以示天下。

现在你去北京城走走，不难发现，很多中心区域的主街道，都以“XX门大街”命名。例如，东直门外大街、前门大街、崇文门东大街、朝阳门内大街等等。这些城门的实体基本已经不复存在了，却留在了人们的口头上，甚至是心里。

明清的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旧址上发展起来的。这就意味着明清的北京城门与元大都的城门关系非比寻常。元大都有十一座城门。正南面共有三座城门，中间的叫“丽正门”，左边的叫“文明门”，右边的叫“顺承门”。北面有两个门，靠东边的叫“安贞门”，靠西边的叫“健德门”。东面有三个门，正中的叫“崇仁门”，左边的叫“光熙门”，右边的叫“齐化门”。西面也有三个门，正中的叫“和义门”，南边的叫“平则门”，北边的“肃清门”。北京城进行改建时，舍去了“光熙门”和“肃清门”，北京城仅留下九个城门。与此同时，正北两个城门改名为“安定门”和“德胜门”。其余七门沿用旧称。

明英宗正统元年，北京城进行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加固工程。此次修建过程中，许多城门改换了名称。南面正中的“丽正门”改名为“正阳门”，左边的“文明门”改为“崇文门”，右边的“顺承门”改称“宣武门”。北面的仍叫“安定门”和“德胜门”。东面的“崇仁门”改为“东直门”，“齐化门”改为“朝阳门”。西面的“和义门”改称“西直门”，“平则门”改为“阜成门”。

到了清朝，北京城被全盘继承了下来，城门的名称也原封不动地沿用下来了。

说到这里，大家一定想知道城门空间是怎样构成的。下面我们就以北京最主要的城门——正阳门为例加以说明。正阳门由一个巨大的瓮城，南面的箭楼和北面的城楼构成，其内留有空城。瓮城四面各开有一门，城楼、箭楼也各开一门，左右门于民国以后才开辟，北门则开在城楼之下。城墙将瓮城两边连接起来，护城河位于箭楼的前面，通过石桥与外界相连。箭楼与城楼之间的道路是皇帝进出的专用通道，东西两侧的瓮城门供其他人出入。瓮城内建有观音庙和关帝庙两府小庙。庙内竖有一支旗帜，琉黄瓦顶，灰墙，院内树木参差。

正阳门的建制要高于其他各门。门楼高42米，楼身宽度可达30米，深为16米，高为27米。其余城门形状大体相当，都是双重城楼，三檐两层，每层都有围廊，经马道可以登上城台。这里的马道既可以由此上城墙顶，也可以供马车运输炮弹炸药。箭楼是一座砖构建筑，形似城堡，有两层屋四层箭窗。东西便门是呈长方形的城门楼，其城洞呈方形，顶部由几块厚重的木板搭建在两侧砖墙的横梁上构成。也有平顶的城门洞，没有门栓，可以自由开合。

城门矗立，甲第连云

中国古代城市的布局形式和城门的开法深受传统风水理论的影响。因为城门关系到一方百姓，所以要慎之又慎，其修建总是要以迎山接水为最好。城门的开法，通常以城市的东南西北四个正位为准。《宅经》认为，东西方位是不吉利的，代表着鬼门，故不易在此方位开设城门。而北京城不在正北方向开设城门的原因，据说是为了藏气。试把城比作人，既然北京城已经开设了南门，如果正北方向再开一门，城市的精华之气似乎就会随之泄掉。所以，北京城正北方向两侧各开一门，而正中却无门，也是可以理解的。

北京城的南面耸立着三座城门，即正阳门、崇文门和宣武门。正阳门是皇帝出入的专用通道，皇帝生前可以通过，死后也得另走别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箭楼正中的门洞允许大总统的专车出入，百姓也可以步行通过，车辆马车一律禁止。在这当中，安葬珍妃、隆裕太后出殡和袁世凯灵柩回原籍都属例外。古以以南为阳，为正，又取“日者众阳之示、人君之象”的含义，所以命名为“正阳门”。正阳门城楼，与德胜门箭楼和东南角楼是现在仅存的三座城楼。现存的前门箭楼，于入国联军侵华时被烧毁，20世纪初重新进行了修建。当年的北京城城楼、箭楼和角楼，总数达47座之多，现存的已经寥寥无几。

前门

“有钱你买前门楼子去”，这是老北京人常说的一句话。前门楼子不能做买卖，更不能吃，强迫商人店铺购买前门楼子就成了当权者敲诈勒索的借口。亿兆百货商店、同仁堂药铺、长春堂药铺先后都曾购买过前门楼子。看似交易，其实是强迫，是明目张胆的掠夺。

正阳门几次遭遇火灾，最严重的一次是光绪庚子年（1900年）和第二年的两场大火，门楼箭楼全部被毁。所以，逃出城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家的时候，只能在前门楼的底座上，用席棚和五色绸缎，硬生生地临时搭起了一座彩绸牌楼。与隆重的入城仪式相比，多少显得寒酸、冷清了许多。直到1906年，耗时5年，费银43万两才进行了重新修建。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对正阳门箭楼进行了改建，增添了一些西洋式的装饰。

崇文门

崇文门位于前门的东侧，意为光明、昌盛之门。元朝时叫哈达门，或哈德门，又称为“景门”。这座门人人都可以通过，连皇帝也偶尔临幸。细算起来，其实通过此门最多的还是商人。不管是腰缠了贯的巨富，还是肩挑于担的小贩，都从此门经过。瓮城左边镇海寺内的铁龟享誉京都，也是该寺的镇物。而且，崇文门更是以“税关”著称。

崇文门位于十字路口的东南角上，坐北朝南，是京师地区唯一一座征收百货税的“户关”。作为北运河的终点站，崇文门成为商船货船检查和缴纳锐金的地方，每年的税收额相当可观。户关最高官为监督，均由内务府大臣或尚书侍郎兼任职位。有内务府总管兼理此关，此关自然成了肥缺，而且任职的多数为皇帝的近亲。

崇文门税关每年收受的税银数目巨大，仅道光二十至二十二年，实征税银就达63万两。无论职位高低，只要在此任职，油水都很大。这就使得各个税吏贪婪之心日益膨胀。无论商贾游客，还是进京赶考的，包括外省官员、外国使节、外藩五公等进京，都会遭税吏的盘剥。至于那些小商小贩，被任意宰割已是家常便饭。

清道光年间，一位外省先生进京，经过崇文门关时，随身携带的几个价值连城的鼻烟壶被一抢而光。这位先生的好友周先生，决心为朋友出气。于是他将疥疮痂疤研成末，分装于几个鼻烟壶中，装做从外地进京。经过崇文门时，鼻烟壶被抢。一年后，周先生再次从此门经过，果然发现门卒个个都长了一身疥疮。尝到苦头的门卒，依然敲诈勒索，没有丝毫改变。

每年岁末，崇文门都要以银两“孝敬”内务府，以便使内务府的公公们替他们向圣上美言一番。而在此关供职的监督，收入更是不可计量。例如，慈禧的胞弟桂祥，在任崇文门关监督时，仅一年就翻修了府第，甚至连后半生的家当都积累下来了。辛亥革命以后，崇文门仍然是北洋政府的肥缺，甚至连总统的工资也要由税收来支付。1924年，“北京政变”之后，崇文门关才被取消。这也成为中国税务史上的一件大事。

崇文门是由元朝时的“文明门”改称呼而来的。据《析津志》记载：“文明门，即哈达门。哈达大王府在门内，因名之。”这就说明了哈达门称呼的由来。而崇文门则是明英宗正统初年才改称的。民间传说崇文门与宣武门的名称都是出自天意。因为崇文门的“崇”字与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的“崇”字重合，宣武门的“宣”字又与清朝末代宣统的“宣”字重合，正应了两代皇朝：“正阳门，连西东，左亡明，右亡清。”

其实，细究起来。这两个城门的命名，是出于“文治武安”的美好愿望，希望帝王基业稳固，国运昌盛。

宣武门

崇文门位于正阳门西边，被视为无福之门，称做“死门”。日常送丧的，官府杀人的，都由此门出。所以，人们称之为“鬼门关”。在宣武门箭楼的西侧，立着一块其上刻有“后悔迟”三个大字的石碑，警示人们作奸犯科的后果不堪设想。

宣武门的前身是元大都时的“顺承门”，位于今西单十字路口南侧。名称来自《周易》“至哉坤元，万物滋生，乃顺承天”的含意。明朝时期重建北京城时，这座城门向前推移，到明英宗正统初年才改为“宣武门”。与左侧的崇文门正好一文一武，符合古代都城建置时遵守的方位观念。而这种文化方位与建筑象征紧密联系的例子，在城市规划中比比皆是。宣武门不仅是其城门的名称，而且明代点兵的校场也位于城门之外，皇城正门西侧的千步廊中，武职的衙署占据了多数。

据传说，宣武门瓮城内的五座砖丘中埋葬了五位英勇善战的同胞兄弟火仁、火义、火礼、火智、大信，他们曾经协助燕王朱棣打败元军，立下了仅马功劳。后来燕王心生猜忌，惧怕他们功高盖主，将兄弟五人诱骗到宣武门瓮城内杀害。将士悲痛万分，将五兄弟的尸首埋在了瓮城内，并砌成了五座坟，竖起五根七竿，意在为五人招魂，祭奠亡灵。

其实，这五座砖丘，是守城的兵卒测量北京城降水量和积水高度的水文标志——“水平”。因为北京城地势北高南低，而宣武门地势最低。每逢遭遇大水，城内的积水都会向南倾泻，守城官兵以比“水平”作为标准，测量积水的深度。水即将淹没“水平”顶，就要打开城门。否则水拥堵至城门，城内易患水灾。这可以说是这五座砖丘在实际中的作用，至于初建时的目的，至今无人知晓。

现在的宣武门已经不见其踪影了。

和平门

和平门是1926年才建造的，位于正阳门和宣武门之间。民国初年，人们从北新华街到南新华街去逛厂甸，都要绕道至宣武门，十分麻烦。于是有人建议在正阳门和宣武门之间开个洞子门，以方便出入。这项提议遭到了前门外商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样会使通过正阳门的人流减少，从而影响到自己的生意。甚至还请来风水先生，妄称擅开城门会泄露王气，这样提议也就化为了泡影。直到“北京政变”时，冯玉祥下令开辟了此门，命名为“和平门”。城门很简陋，但是却使冷清的北新华街热闹了起来。

和平门建成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进驻北京，将“和平门”改为“兴华门”。之后，张作霖听说，被他杀害的李大钊之女名为李星华，为避免触霉头，又将“和平门”的名称改了过来。

西直门

北京城的西面城墙上开有两个门：南边的叫阜成门，北边的即为西直门。

提到西直门，不得不提喜仁龙在《北京的城门和城墙》一书中的生动描述：

“无论从哪个方向看，西直门都显得气象不凡。沿着通往城门的大道望去，耸立于一片低矮建筑之上的城楼显得格外雄伟。从城外看，方形的瓮城和箭楼在四周赤裸的地面上拔地而起，颇具城堡气概。与颐和园和卧佛寺比，这个脆弱易逝的古老门面，能够提供关于古老北京的更为真切的印迹。宽阔的护城河边，芦苇林立，垂柳婆娑。城楼和瓮城那带有雉蝶的厚墙在晴空下显出灰色的轮廓。在雄厚的城墙和城台之上，门楼那如翼的宽大飞檐，似乎使它独秀云霄，凌空欲飞。这些建筑在水中的倒影十分清晰。每当清风从柔软的柳枝中梳过，城楼的飞檐似乎也在震颤，垛墙随之晃动，化在渐渐散去的涟漪当中。”

西直门在现代历史上经历了两次劫难。第一次是1957年的大拆城门之风中，在梁思成的再三劝阻下，得以勉强保留，可惜最终还是难逃被拆的命运。在“文化大革命”中，西直门最终以修建地下铁道为借口，被拆除了。北京城余下的最后一座有瓮城的城门也在历史中成了回忆。

德胜门

北门历来被视为北京最重要的防御城门。

北城墙没有开辟中门，仅有两座旁门。德胜门，是品德高尚之门的意思，又称为“修门”。行军打仗的军队都要通过德胜门，以求胜利而归。诗中有说道：“己巳王师出，安危在此门。万家裹囊囊，一世柱乾坤。炮下无敌骨，帐前有儿孙。忠勋何处显，白日照中原。”既然德胜门是“军门”，自然少不了安置守备器械。现在的德胜门外冰窑口胡同内有一弓箭胡同，就是以前兵器行会中的弓箭会馆。德胜门较为著名的还有乾隆于四十四年所立的“祈雪碑”。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天下旱情严重，饥民举家迁徙。年末，乾隆前往明陵，到达德胜门时天下瑞雪，于是乾隆留下了三首祈雪诗，并刻在石上以告慰神灵。石碑于是就立在了瓮城中（当年同兴德煤栈西侧）。往来的商户见到这座石碑都要下马阅之，而同兴德的生意也日渐兴隆。

民国以后，德胜门城楼被军阀拆毁。“文革”时德胜门箭楼得到古建专家的极力维护，才得以幸免。

安定门

安定门，又称“生门”，因为粪场大部分都开在安定门外，粪车出入城走安定门最近，而且每年春天，皇帝前往地坛参加祈祷丰年活动时也要通过此门。最具趣味性的是，这个城门瓮城内建的是真武庙，而其余八个城门瓮城里建的都是关帝庙。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安定门城楼被炮火轰炸破坏了，其后进行了大修到1967年还是被拆除了。

在北面的两座城门，安定门更为重要。但是到民国之后，安定门门楼破坏得最为严重。垂脊和中间的平座已经开始断裂，好多柱子都已严重开裂，只能用铁箍加固着。环城铁路直接从瓮城中穿过，致使一部分瓮城已经拆毁，但没有破坏其整体形象。城楼气势雄壮，城台宽阔，砖壁上开有四层方形箭窗，且有垂檐挑出。城下有护城河，河面宽阔，水中倒映着城楼的影子，非常壮观。

东直门

南方运送的各种物资都从东边的朝阳门、东直门两座城门进京。具体来说，东直门进出的是拉木材的车，而拉粮的车则由朝阳门进出。朝阳门外有一个名为“关东店”的旅店，至今仍然存在。这是当时为方便南上的米商歇息而建的，因为这些人通常在经过朝阳门时要缴锐，没赶上的时候，就只能等到第二天缴税后才能进城。由此，“关东店”的名称也就叫响了。元朝时，朝阳门被称为齐化门，讹化为卖货门，意思是通过运河进京的奇珍异宝都要经过此门。在朝阳门瓮城门洞内还刻有一支谷穗，被称为“朝阳谷穗”，这就是粮食进城的标志。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就是从这座城门进城的。

东直门较著名的是“东直铁塔”，相传于明朝修建。塔内是一个肉身涂漆坐像的和尚，过往的行人都敬若神明，份份下马顶礼膜拜。“东直石雕”是这座城门的镇门之宝，是一尊精雕细琢的药王爷像。另外，东直门还有“商门”之称，百姓常在二闸附近从事日常买卖，靠近运河的地方还有许多木材加工场。东直门的景致要胜过其他城门。郁郁葱葱的柳色，河边尚嫩的芦苇，宽阔的护城河，水面嬉水的白鹅……成了一幅田园般的图画，令人流连忘返。南面对岸开辟了一个小渡口，使人们到火车站方便了许多。

建国门和复兴门

这两座城门是日本占领时期伪政府开设的。所谓城门，只是在东单以东的城墙和西单以西的城墙上开出的豁口，仅仅安装了简易的铁门。东边新开的豁口称作长安门，后来北平市建设局于1946年改名为建国门。西边的豁口称为启明门，后改称为复兴门。西边的豁口开了两个，分上下行道，一直没有正式投入使用，直到抗战胜利以后，北平建设局才正式修建了一座钢筋水泥的城门洞，安装了城门，并立石碑于城门脚下，书有“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北平建设局”以作纪念。而东豁口，至今没有正式建门。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东西长安街的加宽，建国门和复兴门成了横贯东西城的交通要道。1958年天安门大规模扩建，这里又成为北京最宽、最直、最方便的交通干线。

以上是北京的九座内城门，而北京的外城则是在明代嘉靖年间才修建的。外城总共开设七座城门，分别是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西便门。正中间的是永定门，左右对称分布，各有三座。左边是左安门、广渠门和东便门，右边是右安门、广安门和西便门。

永定门

永定门是北京外城墙南面的正门，地理位置显著，这座城门在明嘉靖三十二年（1533年）时建成，九年后加筑了瓮城，清代乾隆三十一年（1766）重修了城台。这样，永定门就形成了城门、箭楼和瓮城共同组成的城门体系，结构较为完整。

永定门城楼位于今天的永定门内大街南端，桥北侧。其顶为重檐歇山顶，铺设灰筒瓦、绿琉璃瓦镶边。此城楼1949年已被拆除。直到2004年9月，永定门城楼经过复建，才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左安门

左安门，俗称“江擦门”，地理位置显然不如永定门。其为单层门楼，红色墙壁，单檐歇山顶，一层有回廊，楼下有拱形城门，箭楼有两层。城内的道路很狭窄，没有内城的繁华景象，只有一些会馆的义地和简单的街巷，之后又增加了一些寺庙。

左安门最为著名的是它东南碑楼与西朝房之间的几棵虬劲、盘曲的松树。这为过往行人在炎热的夏季撑起了一个阴凉地，许多行人都在树下乘凉或者休息。现在这里已经成了住宅区。

右安门

右安门与左安门东西相望，位于外城南墙的西侧。因地处偏西，所以又称作“南西门”。右安门外水源较多，所以植物生长茂密，百花争奇斗艳，景色迷人。解放之后，附近修建了园林，如陶然亭公园、大观园等。其城楼、城墙在1956年已被拆除。

广安门

广安门是北京外城的西墙城门。自金代以来，中原广大地区都由此进入北京。早在金代，金中都就在这里设立了城门，遗址在西面1公里左右。现在位于广安门立交桥附近的城门，是明朝修建外城时建立的。清朝乾隆年间，为方便游人进出城，广安门至卢沟桥修建了石道，民国时被损毁。

广安门地理位置重要，自唐代以来，贸易和市场集中的商业街就已经开辟，到金代时达到繁华的顶峰。进入明代以后。兴建了一批会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穿过卢沟桥，沿着残败不堪的石道，经广安门进入京城，开始了长达八年的侵略占领。

广渠门

这是北京外城东墙的城门，俗称“沙窝门”。明崇祯二年（1629年），袁崇焕与后金皇太极率领的10万军队在广渠门外进行了激战。最终八旗兵惨败，后金主将阿济格受伤。广渠门见证了督帅袁崇焕的正确指挥和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

东便门

这是北京外城东南拐角处的城门。这座城门规模不大，较为简陋。因为嘉靖年间修外城时财力不济，所以，只修建了环抱南郊的一处，与原城墙相接的一座门，主要是为了交通方便。

东便门附近热闹的地方，是位于城门内桥南的蟠桃宫。每年农历三月初的庙会，都会有很多城里人来这里踏青游玩，投壶射柳。进入夏季以后，东便门通往通惠河的河面上，人们乘着船消暑纳凉，享受两岸的风景。

西便门

位于北京外城西南拐角处，与东便门遥相对应。西便门城楼在建外城时就已经修好，其瓮城，尤其是箭楼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才最终修好。西便门是外城城门中最小的一座，民国以后逐渐被废弃。

直到1988年，有关部门才将紧靠城墙东侧残存的195米的内城西墙重新进行了整修，并修复了与外城相接处的城楼。而事实上新修的靠近原北京内城西南处的一段城墙上的城楼，并非原来的西便门。

“出前门”的向往

“出前门”是北京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挂在口头的一句话，差不多也成了吃喝玩乐的代名词。

箭楼的前面，是北京最重要的交通中心。略靠近两侧，是位于两条铁路线旁，并与城墙相接的候车室。城门楼与西洋式的火车站就是通过候车室的屋顶和外廊联系起来的。它们中间，是一个开阔宽敞的广场（即原瓮城空地）。护城河狭窄的河道里流淌着混浊的河水，上面是一座横跨的新式宽石桥。桥面的一块方形场地，以铁链和石柱隔成四条大道，分别向南、东、西三面延伸，直接通往外城最重要的商业区。

从城楼上俯瞰前门大街，北京最美妙、最诱人的街景映入眼帘，两边是低垂的绿柳和矗立的旧式牌楼，车水马龙，五光十色。全城最有名的商店——“八大祥”和最有名的饭店——“全聚德”都集中在这里，闻名的“八大胡同”也隐没在大街西边的深巷之中。广德楼等戏园是京戏诞生的摇篮。民国以后开办的劝业场，将购物、娱乐、餐饮融于一体，是现代商业布局的先例。

一直到1949年，“出前门”仍然是普通百姓，甚至是城里的达官贵族无限向往的事情。

前门的北面，是封建王朝的统治中心，南面，是全城的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所以，南面既是连接外面的纽带，又是进行交换、买卖的地方。如此想来，“出前门”就被赋予了一种特别的含义：走出封闭的皇宫，加强对外交流，汲取他人之长；开展物资文化交流，发展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遗憾的是，这一符合时代要求的举动没有得到统治者的认同，除了传说中的，除夕夜文武百官都一处用膳外，并无更多“出前门”的、有意识地对外扩大交往的举动。而听得最多的，则是王公贵族“出前门”吃喝玩乐的轶事。这应该说是“出前门”的悲哀吧。

“走后面”的尊卑

古代帝王讲究坐北朝南，由此而规定出了前后。相对于午门、天安门而言，后门就是指地安门，又称北安门。

后门总是与前门（或正门）相背的。所以，后门的朝向就要由正门的坐落方向来决定。开门就是为了方便出入，但走正门总觉得堂堂正正，而走后门则显得不太光彩。所以，后人把那些为谋求好处而过于钻营的行为，称之为“走后门”。1949年后，北京的后门（地安门）拆除了，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也曾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所收敛。

不知不觉中，门的影响已从客观存在的门，发展到了观念之门，习惯之门，由此引向了社会问题，揭示着门的文化内涵。所以，不管是长居深宫的人，还是居于宫外的人，出入该走哪个门，都已不是简单的行路问题，而是封建等级观念的体现。

清朝时，慈禧太后想要废掉同治皇帝的皇后阿鲁特氏，醇亲王不同意，对慈禧说：“欲废后，非由大清门入者不能废大清门入之人。”按照当时的规矩，只有皇帝迎娶皇后时才能经大清门而入，而妃子以下的则不能。慈禧是从贵妃进升为皇后的，自然迎娶时走的不是大清门。所以，她没有废阿鲁特氏的资格。在这里，由哪门进，已成为一种名分、身份的象征。

天安门有五门，午门有三门。规模都是居中的门洞要大于两侧，这正是尊卑的生动体现。在清朝，迎娶嫔妃，只能由神武门进入皇宫。同是嫁给皇帝，后妃等级如此森严。科举高中的状元、榜眼、探花可以从居中的门洞过，但这特别的恩宠也仅有一回。中间门洞被渲染得如此尊贵，正是中国古代为官者居中的礼仪传统的深刻反映。

里九外七皇城四

北京俗语讲“内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典一口钟”，说的就是北京城内外进出的城门。现在我们就谈谈由此而来的老城门文化。

这里说的“内九外七皇城四”指的是内城、外城和皇城的城门。其中的“内九”，指的是东边的东直门、朝阳门；西边的西直门和阜成门；北边的德胜门、安定门；南边的崇文门、正阳门（前门）和宣武门。“外七”是指在嘉靖三十二年增修的外城城门。与最北边和内城的“前三门”平行的是东便门和西便门，东西两边分别是广渠门和广安门，南边则是左安门、右安门和直通正阳门的永定门。而皇城四门是指东面的东安门（现东华门），南面的天安门，西面的西安门，北面的地安门。

不过呢，光是知道这几个城门，还不能算是了解了北京的老城门。北京的文化，是祖祖辈辈老北京人创造的物质财富的精神财富的总和。城门，它首先是门，可是又不同于自己家里的屋门儿或者宅门儿，它是城市之门、城墙之门。北京的城门和古代的城门一样，发挥着同样的作用，除了作为出入城市的通道之外，更重要的是它的对外防御功能。

城门，其实就是一组防御设施建筑的总称。它包括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城楼。城台上面的建筑。城楼下面和城墙连成一体的部分叫城台，城台比相邻的城墙稍微高和宽一点，城台的正中间开的门，叫“城楼门”。这是城门防御的最后一道防线。

瓮城。建在城楼前的一座小城堡。瓮城的墙体和城墙相连，分为方型、长方型和半圆形几种不同的形状。瓮城把防御线从城楼外移，起到了保护城楼的作用。

箭楼。建在瓮城的正中间儿，正对着里面的城楼。箭楼分四面，面向城外的三面每层都有对外攻击的箭窗。箭楼下面的城台比瓮城的城墙稍高稍宽，并且和瓮城连为一体。箭楼保存的相对完好的要数德胜门了，有兴趣的不妨去看看。

闸楼。是建在瓮城之上或左或右，形状要比箭楼小一号。闸楼的三面儿辟有箭窗，下面辟有门户。但是，闸楼下面不设门扇，而装有由闸楼控制的可以吊起或放下的“千斤闸”。门的闸楼门一般是与相邻瓮城的闸楼门两两相对，安定门是个特例，没有按惯例辟在西边儿，而是开在了瓮城的东边儿。

以上几部分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城门。

至于皇城和紫禁城的城门为什么没有建造瓮城、箭楼和闸楼，主要是为了体现皇家威严，所以只建了城门楼。而内外城这两重城墙的主要功能是防范和抵御外敌入侵，这十六个城门的设施也不一定要一应俱全。

在各城门中，内城九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用老北京的话儿来说，叫做“九门走九车”。

朝阳门——走粮车。朝阳门的城门洞顶上，刻着一个谷穗儿。从朝阳门运进京的粮食，就存放在附近的粮仓之中。现在朝阳门内的“禄米仓”、“海运仓”、“新太仓”等地名，都证明了这里是当年存放官粮的仓库。

崇文门——走酒车。崇文门又名“哈德门”。当年的美酒佳酿大多是从河北涿州等地从城外的酒道运来的，进北京自然要走南路。

宣武门——走囚车。因为刑场设在宣武门外的菜市口。经刑部审核确定，犯人都从宣武门出去，在菜市口问斩。

阜成门——走煤车。北京城所用的煤全是从北京西面门头沟一带运过来的。所以老阜成门的门洞顶上刻了一枝梅花，特别是那梅枝，老干婆娑，颇有画意。“梅”与“煤”同音，正是寓意着这个地方走煤车。

西直门——走水车。西直门的城门洞上面刻着水的波纹。皇帝深居皇宫，嫌城里水苦，特别钟情城外西北玉泉山的水。据说玉泉山的水有一股甜味，乾隆皇帝曾夸北京玉泉山的泉是天下第一泉。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人们专门把这水送去鉴定，确实是味道甘甜，杂质较少。

九门八典一口钟

北京外城建设之前，城墙上共开没了九个门，这九个门构成了九道关口，所以有九门九关之说。在过去，九个门上都按一定时辰打典。什么是典呢？典是与钟、锣相似的金属敲击器，形状偏平，跟曲尺差不多，敲击时发生的声音清脆悠长。上面有一个孔，可用绳索穿系悬吊。每天晚上，只要钟楼一敲钟，除崇文门外的其余八座城门上就开始打典，钟声、典声遥相呼应，声音悠长苍凉，给古城增添了一种古朴神秘的色彩。等钟声停止，典打一轮就开始关城门了。俗语讲“城门响点不等人，出城进城要紧跟”。如果不小心走慢了，城门准时一关，无论进城、出城就都不可能了。除非官方特许某人可以进出，其他任何人都不能通融。

据说当时的北京城是在晚上十点时关城门，每次打三次典之后，城门就完全关闭了。第一次打典时城门关上一半，仅留一半供人通行，赶着进城的人们听到典响就得赶快往回赶。过一些时间，再打第二次典，这时城门又关上一部分，仅留下不宽的路供人通过。打到第三次典的时候，城门就完全关闭了，任何都不能进出。

崇文门因是税关，敲钟就是要通知纳税人及早做好准备，加紧赶路。另有一种说法，认为崇文门是漕运终点，打钟是提示漕粮船。这种说法没有切实的根据。因为自明代修筑北京城后，东便门外的大通桥才是漕运终点。船泊后，粮运往北边的朝阳门和东直门，并不进崇文门。况且大通桥与崇文门之间还有东便门隔着，两者无直接联系。

这里有一个典故说明崇文门为什么敲钟而不打典。相传，明朝初年修建北京城的时候，孽龙作怪，使得水灾成患，弄得刘伯温没办法，只能抓一条镇一条，有的压在白塔寺下，有的压在北新桥底，有的锁在井里，有的赶到山上。最后还剩下一条最凶恶的龙，无法降服。

一天，这条龙窜到了崇文门，拱倒了城墙，刘伯温想上去治服它，又担心制服不了，就去借来托塔天王李靖的宝塔。此时这条恶龙正在崇文门兴风做浪，弄得墙倒城陷，风雨交加，整整闹了三天三夜。刘伯温想，硬干成功的可能性太小，要等到冬至入蛰（冬眠）时再收拾它。

入蛰后，刘伯温估计这龙在南海子，就去将它镇了起来。这龙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被刘伯温全身上了锁，已经没法再闹腾了。于是，转而向刘伯温求情，保证以后，再也不会祸害百姓。

刘伯温指指这崇文门城楼说：“这城楼上打典的时候，你就可以出来了。”

“这还不好办？”龙想，反正每天都要打典，顶多委屈一天。

不曾想，刘伯温已经想好了办法，让崇文门上打钟而不打典，托塔天王的宝塔已砌在了城墙里。这下，龙才知道，自己永远都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传说虽然生动可毕竟不能相信。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崇文门不同其他八座城门一样打典却反而敲钟呢？据说，这是因为崇文门是个税关，每天进出的人很多，人声嘈杂，敲钟自然比打典的声音要洪亮。因此，崇文门才敲钟而不打典。同时，也是崇文门与其他城门不同的特殊作用的显示。

然而，北京史地民俗界的老前辈王佐贤先生却说，崇文门作为当时京师收税的总机关，每天通宵达旦地开着，并不跟其他八座城一样，昼开夜关。如果有行人想要由此通过，就要敲钟告之。这样，老北京才有了“九门八典一口钟”的说法。这里的“典”通“点”，与“钟点”的意思相差不大。

崇文门作为税收的关卡，既使不收税，检查也在所难免。可凡事都有个例外，比如一位京郊农民，进城时可以大摇大摆而来，自由自在而去，并没受到过守门人的刁难。

这是家住大兴县西红门村姓陆的一位农民。大兴都是沙地，以西瓜而出名，而这位农民种的水萝卜却是远近闻名。水萝卜又叫“心里美”，上小下大滚圆形，绿皮红芯，甘甜清脆，颜色鲜艳。具有去痰、止渴、消炎和中之效，而且价廉物美，所以，小贩们叫卖时总是喊“萝卜——赛梨！”每到冬季，尤其是到了春节前后，西红门的“心里美”成了各菜场、小摊主的抢手货，或者是把这种萝卜削成各种花形招徕买主。

西红门村种水萝卜的人很多，要数陆家的最有名。他家的萝卜有一套独特的种植办法：即以晚种为主，每年立秋后五六天，才开始下种。不求产量高，但求味道鲜，颜色美。在播种之前要深耕细耙，耗开沟后施上稀粪肥和酱渣子。平土压实，再培埂播种。霜降后，并不急着拔萝卜，还要再浇几遍水。收获前再浇一遍，边收边入窑。入窑之前，先在窑底泼水，铺层沙土，然后将萝卜码好，上面盖一层土，然后再泼上一些水，等上冻后再盖土，盖上草帘子。这样的萝卜不糠不辣，入冬后就可以陆续上市，春节过后仍然味道鲜美。

陆家的水萝卜出了名，就连清朝的官员和后来的北平市长都大加赞赏。1935年，当时的市政府曾给陆家挂匾并颁发奖状，表示奖励。上面写着：“奖给陆明通（陆家当时的当家人）”，中间贴有大红纸，上面写道“一分善士”，下方署名：“北平市市长袁良”。此匾至今还由陆家后代保存着。以后每逢春节，陆家都要给市里的官员送几筐水萝卜做礼物。进城时，只要一提西红门送萝卜的，就可以免受守门人的检查，顺利通过，久而久之，就流传下来“西红门的萝卜叫城门”的俗谚。

“五城”与“九城”

自明代后北京城就形成了“内九外七皇城四”的建设格局，即内城九个门，外城七个门，包括以后开的和平门、建国门、复兴门等四个城门。与此同时，按照东、西、南、北、中方位，可以把北京城分成五个行政区。

中城主要是指皇城。

从东南的崇文门大街向北，经东四大街，到铁狮子胡同东口，这条线以西为东城。

从宣武门大街向北，经西四大街，直到护国寺，这条线以东为西城。

在东城和西城的范围内，除了一座重要衙署之外便是商业闹市区。东城的商业网点和仓库较多，而在西城居住过的达官贵人比东城多。这里的大街小巷中高门大院不少，集中分布了好多典型的、几进的大四合院。

从铁狮子胡同东口往北，直到雍和宫；从护国寺一带到新街口豁口，属于北城的范围。积水潭、什刹海等大片水域，和威风显赫的咸、同年间的恭亲王府、庆亲王府等都在此范围内。

南城就是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一线往南的外城。这里不仅商业店铺林立，而且会馆集中，是士人、平民的聚居区。

五城的划分开始于元代。据《天府广志》上说，京师分为五城以后，每城都设有兵马司，负责夜间巡逻，维持治安。兵马司每到巡夜的时候，要到尚宝司领令牌，五城的令牌分别写着：“木”字（东城）、“金”字（西）城、“土”字（中城）、“火”字（南城）、“水”字（北城）。这一制度在明清时期被沿袭了下来。

在辽代的燕京，城市划分为五个部分，但不叫五城，叫五方，按照五行五色的方位，在五方各建了镇方的五色塔。其中的黑塔、青塔，即大天源延圣寺与永福寺，都在战争中被破坏了。现在遗留的，唯有阜成门内的白塔了。

清代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汉族人只能在外城居住，八旗军队及其家眷则可以居住在内城，直到清朝中后期才有高级汉官被特赏居住在内城。

一个北京城被人为地分成了两部分，内城为军事驻防，外城是居民区。

几万的满洲八旗士兵驻扎在内城，分左右两翼。左翼的镶黄旗在安定门内，正白旗在东直门内，镶白旗在朝阳门内，正蓝旗在崇文门内；右翼的正黄旗在德胜门内，正红旗在西直门内。镶红旗在阜成门内，镶蓝旗在宣武门内。

当时的旗人都称自己居住的地方在“四九城”内并且以此为自豪（“四”即皇城的四个门，九为内城的九个城门，意思是住在内城，相当于现在的二环路内，皇帝的身边）。

显然，北京城并不单指“四九城”，因为它把外城排斥在外，究其根源是在于清朝对汉族实行的歧视政策。相反，用“五城”来代表北京城比较恰当，这个范围基本上涵盖了历史上的北京城。“五城”是根据明清北京的城坊划分的，五城建立在若干坊的基础上。之后坊没了，五城的范围也有所改变。

现在北京的地名，还能发现一些带“城”的地名。一种是北京城区及近郊区还保留了有小城的，名为团城。例如北海公园南门外西侧的团城和香山脚下乾隆时的练兵之所等。另一种是曾为古城或者为依傍万里长城而建的城堡遗迹，现在已经成为北京远郊县的村镇。

例如，门头沟区有城子，石景山及顺义、通州、延庆诸区县均有古城，房山区及顺义、平谷、怀柔、密云诸县均有城关镇，昌平区有巩华城、长峪城，通州区有鲁城，大兴区有大回城，平谷县有英城，怀柔县有黄花城，密云县有大城子、横城子、新城子、半城子、南石城口，延庆县有营城、营城子等。

北京城区原有的皇城大部分已被拆除，西城区只留下了西黄（皇）城根南、北街，原皇城西线的虎城，是明朝皇帝养老虎的地方，清朝时已经废除。

【链接】外城的由来及趣闻

北京外城是明朝嘉靖三十二年修建的，相对内城而称之为“外城”，因为外城位于北京城的前三门儿以南，所以，又叫“南城”。南城东西比内城要长，而南北却只相当于内城的一半，形状上就像一个“凸”字；因为外形像顶帽子，所以过去又叫“帽子城”。

原本外城是打算环绕内城修建一圈的，可是在四十里内城外修一圈城墙，所需的花销太大，所以当时先修南边。南城的北墙包接内城的东南、西南角楼，周长二十八里，一共开了七个门，南面正中是永定门，东为左安门，西为右安门；东侧一门叫广渠门；西面一门，为了避道光皇帝的名讳，将广宁门改名为广安门。外城北边儿的东、西便门显然跟别的门不一样：脸朝北开门。而北京城其他城门都是门脸朝南。

到了清代，“前三门”（祟文门、正阳门、宣武门），尤其是正阳门外一带繁华似锦。文武百官都由正阳门上下朝。正阳门外大街一带，店铺林立，交易频繁，商众云集，摩肩接踵，是清代北京最繁华的闹市区。六必居、同仁堂、都一处、合香楼等著名店铺都集中在这里，牌匾相望。珠宝店、绸布店、粮食店、杂货店林林总总，盛极一时。

崇文门设有税关，门内往西有会同四译馆，做买卖的都由崇文门出入。

东便门外由大运河运来的南方货物都在通惠河至张家湾这一带集散。

宣武门外有许多会馆，是当时的文化人常出入的地方。

在前三门商业区中，还出现了以经营经史子集、文房四宝、碑帖字画和印玺古玩为特色的琉璃厂文化街。每年新春，书店和其他商贩都在厂甸的集市上设摊，这可以说是北京过年时的一大盛事。

南边的永定门是整个南城规模最大、最重要的城门。现在首都博物馆里还存放着写着永定门字样的大匾，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在以前，住在广安门附近的居民，可以时不时地看到“拉骆驼跑城儿”的景儿。这也成为当时的一种日常社会现象。当时交通工具不发达，路面情况也不好，建材、燃料还有山货，都要靠骆驼从山区往城里运，以满足城里的需要。

“拉骆驼”的“驼户”大多是京西、京南的专业户，根据骆驼易饲养、能负重、耐跋涉、性格温驯的特长，他们利用骆驼拉活儿搞运输，好养家糊口。

要说起这骆驼的历史，那可就渊源流长了。早在建元都时，骆驼队就有参与，到上个世纪50年代骆驼从北京的运输行业退役，算算也有700多个年头了，骆驼为北京的建设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左安门俗名叫“江擦门”。出左安门，往南偏东，不到三四里地的地方有一个“分钟寺”。

早年，庙里有一口奇怪的钟，打起钟来，声音不像钟声，倒像有人在耳朵旁边说话一样。听钟的人不同，听到的钟声也是因人而异，如果是懒人听了，就是“下炕！下炕！”，勤快人听了，就是“不忙！不忙！”，小牧童听到的是“放羊！放羊！”，换作是春天，听到的就是“倒仓！倒仓！”，等到了麦秋时候，就是“扬场！扬场！”因为每个人听到的钟声都不一样，这钟就被称为“分钟”，庙自然也就成了分钟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