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敲错更鼓的旧事

古有旧习，把一夜分成五更，每更两个小时。每到一更，就要打梆子或敲锣报时，故被人们称之为打更。

紫禁城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是帝王生活和处理国政的中心，为此，清宫在神武门楼的大殿之中设大更鼓一面。

为了准确地报时，清宫制定了一套极为严格的规定。据《大清会典中》记载：设钟鼓楼之地，有专门鼓手卫校尉，每夜值班击鼓鸣钟报时。

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时，对击鼓报时的要求更加严格，清廷要求值更者不得有任何失误，监管报时的人也由宫中太监改为銮仪卫的官校值班。

虽然清宫对击鼓报时，有极为严格的要求，监管报时的官员也可谓尽职尽责，但误敲报错更时的事还是发生了。

那是在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的一个晚上，威严的紫禁城显得格外寂静，雍正皇帝正在灯下批阅奏章，忽然耳边响起更鼓声。雍正被惊了一下，经仔细聆听，发觉更鼓敲错了。

雍正皇帝大为愤怒，朝廷三令五申不许误敲更鼓，且又派有銮仪卫官校监守，竟然还出现这样的事，定是玩忽职守所致。雍正决定要严惩值更者，并下定决心要整顿清宫制班制度。

天亮之后，雍正便派太监把鸾仪卫的吴达礼、阿尔逊二位堂官叫来询查。二人见皇上满脸怒气，吓得浑身发抖，待皇上训示完之后，赶忙答应即刻查找责任者。

吴达礼、阿尔逊回去之后，很快就查找出敲错更鼓的当差，但此人却矢口否认此事。于是，吴达礼、阿尔逊记录了口供，并将其呈交给皇上。

雍正看完口供，正要下令严惩“犯人”时，其心腹太监急上前一步对皇上说吴达礼、阿尔逊报上来的“犯人”是他俩在銮仪卫中抽签抽出来的，此人并非真正的“犯人”，只是慑于吴、阿二人的权势而不得不承认而已。

太监说完之后，雍正皇帝更是怒不可遏，从龙椅上一跃而起：“堂堂我大清王朝，竟有如此荒唐之事。我让銮仪卫查办此事，他们却欺上瞒下，大做手脚，用抽签之法庇护真正的罪犯，诬陷无辜之人，真是胆大妄为！如果我不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岂不让好人蒙冤，让天下耻笑我是一个昏君？”

雍正决定要亲审“犯人”于是下令让心腹太监带“犯人”入殿。

“犯人”被带至殿前。皇上问“犯人”：“你为何愿蒙受不白之冤而不替自己辩解？”“犯人”看了站在一旁的吴达礼、阿尔逊一眼，低头不语。

此时心腹太监凑到雍正的耳前，小声说道：吴达礼是隆科多门下的侍从，隆科多是被陛下您处死的，吴达礼对此记恨在心，伺机报复，便伙同阿尔逊弄出这个假案，想借此败坏皇上您的名声。雍正皇帝听后，不住地点头。

事已如此，雍正帝先对“犯人”施以重刑，然后又释其绑，解其不白之冤。只是自此对吴、阿二人开始提防起来。

【链接】旧京城的百姓构成

北京这座八百年的古都，有将近五百年是在女真、蒙古跟满族的统治之下。因此，北京可以说是汉族和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共同建立起来的。

从金朝的中都到元朝的大都，再到成为今天北京城区基础的明朝北京，其城市位置并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可是每一次的朝代更替，都会使京城的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金朝的中都城里住进了不少女真人，有贵族，也有奴隶。

元时大批的蒙古人住进大都城，跟原来住在这里的汉族人、还有已经汉化了的女真人住在一起。

这个时候，住在元大都的有原来的汉族人跟女真人，有新来的蒙古人，还有蒙古人带进来的其他民族的人（蒙古人管他们叫“色国人”）。

明太祖打进京城后，蒙古族匆匆忙忙从大都城撤退。经过连年的战乱，人民的生活非常困苦。

这时的大都城已经残破不堪，人口稀少，土地荒废，原来繁华富庶的元大都城在明朝开国初期一直是“商贾米集，市廛尚疏”。

可是，当时仍旧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居民没有离开，分散在大都城及附近地区居住。

明朝初年，有一位南方学者白范到北京来，曾经写了一首诗描写将到北京时的景色，其中有两句是：“人烟多戍卒，市语杂番声”，可见当时北京附近的少数民族居民占据了相当的数量。

明朝迁京之后，为了恢复过去的繁荣，不断从各地向北京大量移民，每次移民的数目都在万户以上，移民的范围从河北、山西、山东直到江浙一带，其中有穷苦的农民，也有殷实的富户。

公元1421年，朝廷又从南方带来了大批高级官吏和各行各业的工匠。

明朝从开国到迁都北京的这50多年，迁来北京的外地人，如果每户按五口人计算，估计总有几十万人，这些人绝大部分是汉族人，分散住在城里跟附近的农村。

如今北京郊区依然还有一些地名可以看出当年移民的痕迹，例如，顺义县有绛州营、稷山营，大兴县有赵县营、大同营，都是山西的地名。北京郊区的一些老人还爱说自己的老祖宗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底下来的，这些都可以肯定北京人与山西的渊源。

明朝的移民政策，使经过战争人口已经十分稀少的北京又繁荣了起来，住在北京的人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各民族聚居逐步变成了汉族各地人汇集到北京、以汉人为主的汉族社会。

清朝入关后，北京的居民结构又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变化。

清政府为了巩固满族的统治，大量圈占了北京城郊的房屋跟土地，并且把北京内城（今天的东城区跟西城区）全部作为八旗驻地，由八旗兵从四面保卫着皇宫，原来住在内城的汉族人被赶到了外城（今天的崇文区跟宣武区）去住。

满汉分居的结果是北京外城的人口大量增加，从外地来北京做官的、做买卖的、赶考的、谋事的都只能住在外城，外城很快就成了北京的商业与文化的中心。

据乾隆年间编的《定垣识略》里记载，当时在北京的各地会馆一共有将近200所，都聚集在外城，可谓是五方杂处，百业杂陈。

到乾隆以后，满汉分居的规定执行得不那么严格了，内城也慢慢儿热闹了起来，可是直到清朝末年，搬到外城住的满族人仍旧很少，据当时统计，还不到外城人口的百分之五；而搬到内城住的汉族人慢慢多起来了，后来竟发展到可以与满人分庭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