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形式——婚姻礼俗

在我国古代，夫妻结合的“婚礼”二字被写为“昏礼”，属于传统文化精粹之一。古人认为，黄昏是吉时，所以在黄昏行娶妻之礼，故而得名。

昏礼在“五礼”之中属嘉礼，是继男子的冠礼或女子的笄礼之后的人生第二个里程碑。婚姻礼仪包括议婚、订婚和结婚等全部过程的礼仪程式，主要分为成妻之礼和成妇之礼。成妻之礼先为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在我国古代，解除婚姻关系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

月下结绳定婚姻的月老

那是在我国唐代时候，有一为名叫韦固的人，有一次，他到宋城去旅行，住宿在南店里。唐代的宋城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

这天晚上，韦固在街上闲逛，看到月光之下有一个老人席地而坐，正在那里翻一本又大又厚的书，而他身边则放着一个装满了红色绳子的大布袋。

韦固很好奇的过去问他说：“老伯伯，请问你在看什么书呀！”

那老人回答说：“这是一本记载天下男女婚姻的书。”

韦固听了以后更加好奇，就再问说：“那你袋子里的红绳子，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老人微笑着对韦固说：“这些红绳是用来系夫妻的脚的，不管男女双方是仇人或距离很远，我只要用这些红绳系在他们的脚上，他们就一定会和好，并且结成夫妻。”

韦固听了，自然不会相信，以为老人是和他说着玩的，但是他对这古怪的老人，仍旧充满了好奇。当他想要再问他一些问题的时候，老人已经站起来，带着他的书和袋子，向米市走去，韦固也就跟着他走。

到了米市，他们看见一个盲妇抱着一个3岁左右的小女孩迎面走过来，老人便对韦固说：“这盲妇手里抱的小女孩便是你将来的妻子。”

韦固听了很生气，以为老人故意开他玩笑，便叫家奴去把那小女孩杀掉，看他将来还会不会成为自己的妻子。家奴跑上前去，刺了女孩一刀以后，就立刻跑了。当韦固再去找那老人算账时，却已经不见他的踪影了。

光阴似箭，转眼14年过去了，这时韦固已找到满意的对象，即将结婚。对方是相州刺史王泰的掌上明珠，人长得很漂亮，只是眉间有一道疤痕。韦固觉得非常奇怪，于是便问他的岳父说：“为什么她的眉间有疤痕呢？”

相州刺史听了以后便说：“说来令人气愤，14年前在宋城，有一天，保姆陈氏抱着她从米市走过，有一个狂徒，竟然无缘无故的刺了她一刀，幸好没有生命危险，只留下这道伤疤，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呢！”

韦固听了，愣了一下，14年前的那段往事迅速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想：难道她就是自己命仆人刺杀的小女孩？于是便很紧张的追问说：“那保姆是不是一个失明的盲妇？”

王泰看到女婿的脸色有变，且问得蹊跷，便反问他说：“不错，是个盲妇，可是，你怎么会知道呢？”

韦固证实了这件事之后，真是惊讶极了，一时间答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然后把14年前在宋城遇到月下老人的事，全盘说出。

王泰听了，也感到惊讶不已。

韦固这才明白月下老人的话，并非开玩笑，他们的姻缘真的是由神仙作主的。

结婚以后，韦固夫妇俩更加珍惜这段婚姻，过着恩爱的生活。

这件事后来传到宋城，当地的人为了纪念月下老人的出现，便把南店改为“订婚店”。

由于这个故事的流传，使得大家相信男女结合是由月下老人系红绳，加以撮合的，所以，后人就把媒人叫做“月下老人”，简称为“月老”。

月下老人以赤绳相系，确定男女姻缘，反映了唐人姻缘前定的观念，是唐人命定观的表现之一。唐人以为，人的命运，不是自己可以确定和改变的，所谓“天下之事皆前定”，“人遭遇皆系之命”，“人事固有前定”。

唐人的这种前定观念，当然也表现在婚恋方面，“结缡之亲，命固前定，不可苟求”，“伉俪之道，亦系宿缘”。

月老形象的出现，正是这种命定观在婚恋中的艺术化、形象化。唐人小说中就有类似的形象，如唐肃宗时的进士戴孚在《广异记·阎庚》中，就曾经记载道：

仁亶见其视瞻非凡，谓庚自外持壶酒至，仁亶以酒先属客，客不敢受，固属之，因与合欢。酒酣欢甚，乃同房而宿。中夕，相问行礼，客答曰：“吾非人，乃地曹耳，地府令主河北婚姻，绊男女脚。”仁亶开视其衣装，见袋中细绳，方信焉。

这里自言为地曹的“客”，即是“主河北婚姻”者，同样是通过以袋中之绳“绊男女脚”的方式，确定世间男女姻缘。可见，在唐代，婚姻前定、主于地府冥司是普遍流行的观念。世间男女之所以能成为夫妻，是由于地府冥吏以绳相系，是冥冥之中的命运安排。

不过月老于月下结绳以定婚姻的形象，更具诗意，因而流传更广，遂成为故实，月下老人也因此成为民间家喻户晓的婚姻之神。

媒人的出现和各种称谓

在我国的传统婚姻中，从提亲、订婚，最后到促成结婚，都少不了媒人的参与，只有通过“媒妁之言”，男女双方才能共结连理、谐秦晋之好，婚姻才能合乎礼教和道德。“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双”这句民谚，反映了媒人在我国传统婚姻制度中所扮演着的重要角色。

媒人起源于何时，史料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揆之情理，媒人应当是人类婚姻由群婚制向一夫一妻制演变后的产物。

夏商时的媒人并不称为“媒”或“妁”，而是以“使”为媒。在殷墟的甲骨文中，就发现多有使者议婚的卜辞，如“己口卜，使人妇伯”、“来妇使。”前者大致说男方使者往女方，与其家族之长伯议娶女事；后者则为女方使者来说合嫁女。

在古代文献中，最早记载媒人的作品就是《诗经》。如《豳风·伐柯》说：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

娶妻如何？匪媒不得。

意思是说，怎样才能砍下大的树枝？不用斧头砍不断它。怎样才能娶到妻子？没有媒人成不了婚。

这说明早在周代，媒人就已成为婚姻的要件了。后来，便称媒人为“伐柯”或“伐柯人”，称做媒为“执柯”。如宋代吴自牧《梦梁录·嫁娶》中记载说：“其伐柯人两家通报，择日过帖。”

在婚姻形式上，民间实行的不只是一种以男女相悦为基础的自主婚姻，以一夫一妻制为标志的聘娶婚姻正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聘娶婚姻，既是上层社会政治联姻的结果，也是规范下层社会婚嫁的需要，因而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发展趋势。

自周代以后，通过媒人缔结婚姻已逐渐成为一种风俗，明媒正娶已为广大民众所认可。《孟子·滕文公》说：

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父母国人皆贱之。

史书无媒而遭讥耻的例子很多。如鲁桓公无媒而娶于齐，季姬无媒自嫁于郐子，遭经传讥耻，太史氏女自嫁于齐王子法章，虽贵为王后，其父仍深恶痛绝。这些例子都说明媒人有不可缺少的作用。

随着华夏文化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对于媒人的称谓也逐渐多起来。据唐房玄龄等人合著的《晋书·索忱传》记载：孝廉令狐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走在冰湖之上，竟同冰下的人说话，不觉赫然惊醒。

有占卜人解释这个梦认为，能站在冰上和冰下的人说话，这象征着做梦者在调和阴阳，调和阴阳就是做媒介，寓意将会给别人做媒。但这媒很不容易做，要用做梦者的热情把冰融化了，男女双方才能成婚。

就这样，“冰人”做媒一事便不胫而走。此后，“冰人”便成了“媒人”的别称，给人做媒也叫“作冰”。

媒人在婚姻的缔结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成就了一段段良缘。因此，在媒人行业几千年的发展史中，不乏许多著名的媒人传说，他们的故事在后世广为流传。

比如蹇脩和红娘。蹇脩又作蹇修，据说是古代的贤媒，很善于为人做媒。语出屈原《离骚》：

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

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蹇脩以为理。

王逸《楚辞章句》注说：“蹇脩，伏羲之臣也。理，分理也，述礼意也。使古贤蹇脩而为媒理也。”由此，后人将媒妁也称作“蹇脩”。

红娘原为唐代文人元稹传奇小说《莺莺传》中的一个人物，她是崔莺莺的婢女。在张生与莺莺产生爱慕之情以后，张生曾向红娘倾诉衷肠，得到了她的同情。红娘给张生出主意，要他以情诗打动莺莺，莺莺果然以诗相和。

起初莺莺还难以从礼教的束缚中彻底摆脱出来，表现得十分犹豫动摇。在红娘的帮助下，莺莺终于毅然投入张生的怀抱，与之私下结合。

崔莺莺靠了红娘的帮助得到勇气，张生则在红娘那里得到智慧，而老夫人却因红娘的机智不得不退却让步。红娘成为促成崔莺莺与张生婚姻的关键性人物。此后，红娘遂成为帮助人结成美满婚姻的“媒人”的代称。

民间传说中的另一位婚姻神是氤氲大使。宋代陶毅笔记小说《清异录》中记录了一个氤氲大使的故事。

有一个叫朱起的青年暗暗地爱上了一个叫宠之的女子，然而两个人要相爱，却障碍重重，朱起因此郁郁寡欢，神思恍惚。一天他送来访的朋友，直送到了郊外，和朋友分手后便独自一人回家。

朱起在路上遇到一个身着青巾短袍、挑着药篮的道长。道长对他看了又看，走近他身旁，对他说道：“郎君亏得遇我贫道，否则危矣。”

朱起听他这样一说，不禁吃了一惊，即刻下马作揖，问个究竟。道人说：“你有心事，请跟我直说，我可以给你解难。”

朱起便把他和宠之的事告诉了道长，那道长叹道：“世上的男女姻缘，都由缱绻司总揽，那儿的长官叫氤氲大使。有缘分的男女，要下了鸳鸯牒才会成功。我把你的事跟他说去。”

分手时，青巾道长从篮子里取出一把扇子，对朱起说：“这把扇子叫坤灵扇，你去探望宠之时，只要以扇遮面，人家就看不见你了。自此以后，你们七日可得一见，15年而止。”

朱起回去后，试用道长教他的方法，果然灵验，从此和宠之相会，来去无阻。15年后，宠之病逝。

这个故事传播以后，人们对氤氲大使的膜拜就更虔诚了。氤氲大使似乎比月老更近人情，月老系定的“结婚结”不容更改，氤氲大使却还容人说情，似乎显得更富同情心。

媒人中的官媒私媒之分

我国古代的媒人有官媒和私媒之分。官媒古称“媒官”、“媒氏”等，从国家领取一定的俸禄，执行公务。官媒制度早在周代就已出现，据《周礼·地官·媒氏》记载：

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禁迁葬者嫁殇者。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其附刑者，归之于土。

从中可以得知媒婆的具体职责，一是记录新生婴儿的出生年月和姓名，二是通令成年男女要按时结婚，不可逾期，三是每年二月农忙之前，督促青年适龄男女及时结婚，在这个时候，婚礼不齐备的也可以结婚。还有就是要监督婚礼中的财务开支并主管婚姻诉讼案，惩罚那些违法者。这是我国历史上有关官媒制度的最早和最完备的记载。

《管子·入国篇》中这样描述春秋战国时代的官媒：

凡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此之谓合独。

可见当时的官媒，除了为年轻人安排嫁娶外，还要帮助鳏夫寡妇重新组织家庭，并整合他们的财产。自秦至清，官媒的权力仍然很大。

西周、春秋时期，政府重视婚姻中媒人的作用，并为此而设置专门的机构掌管其事，媒人便被赋予了代表官方意志、执行婚姻制度的角色价值。

官媒发展到宋代，有了等级的划分，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

其媒人有数等，上等戴盖头，着紫褙子，说官亲宫院恩泽，中等戴冠子，黄包髻褙子，或只系裙手，把青凉伞，皆两人同行。

这种分级不仅反映在说媒的对象上，还反映在穿着服饰、人数等方面。有专门的服务对象，并以特有的服饰作等级之标志，这是媒人高度职业化的最明显特征。据《宋史》记载：

应婚嫁者委主婚宗室，择三代有任州县官或殿直以上者，列姓名、家世、州里、岁数奏上，宗正司验实召保，付内侍省宣系，听期而行。嫁女则令其婿召保。

这里的保，就是媒保，即专门为宗室婚姻服务的宫廷职业官媒。宋代媒人高度职业化与其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转变有关。

宋代是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城市的迅猛发展、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使新兴的市民阶层地位日益上升。市民阶层浓厚的金钱意识渗透到了包括婚姻嫁娶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宋代缔结婚姻更加注重对方的财产。但最终要使两家达成协议，就需媒人从中斡旋说合，这就使媒人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突出，成为其走向高度职业化的一个催化剂。

到了元明清时期，官媒则是指在衙门中登记认可的媒婆，其身份同衙役一样，主要是管女犯人的婚配；或者是婚姻发生纠纷，在堂上发落婚配，找官媒解决等。元《典章》中载：“媒妁由地方长老，保送信实妇人，充官为籍。”

官媒除了完成官府交代的婚配事务外，同时还为本地私人的婚嫁做婚姻中介。如元代关汉卿杂剧《玉镜台》中，一官媒婆说：“自家是个官媒，温学士着我去老夫人家说知，选吉日良辰，娶小姐过门。”这是温峤利用官媒为自己择妻。如《清会典·事例》852条载：“斩绞监候妇女，秋审解勘经过地方，俱派拨官媒伴送。”

我国古代的私媒是为民间婚姻缔结服务的人员，其不在政府登记造册，不领取国家的俸禄。私媒的起源比官媒早，早在父系氏族时代就存在。

私媒可分为两类，即职业媒人和非职业媒人。以说媒为生的职业媒人，其说合婚姻之目的，主要是为了谋取一定的财物，是属于“又吃又喝又拿”的那种私煤。

如在《警世通言》第13卷《三现身包龙图断冤》中当描写道：

押司娘和迎儿在家作地，只见两个妇女，吃的面红颊赤，上手的提着一瓶酒，下手的把着两朵通草花掀开布帘入来到：“这里便是。”押司娘打一看时，却是两个媒人，无非是姓张姓李。

媒人吃得“面红颊赤”，可见是刚从某家吃酒回来，另外两位媒婆手里还提着东西，显然也是有求于她们的人家所送。这段文字所描述的两个媒婆应该是专职媒婆，她们既吃且拿，收入颇丰。

非职业媒人，是拥有其他糊口的职业，兼为他人说媒，另挣一些说媒礼金的人。这类人在明清的小说中很常见，如《醒世恒言》第14卷《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王婆，就是这种类型的媒婆。书中这样介绍她：

王婆唤做王百会与人收生，做针线，做媒人，又会与人看脉。

王婆既替人接生又帮别人做针线，同时还会治病，这样，她就有很多机会接近各家的女眷，接生这一职业也使她知道各家小孩的生辰，也便于她做媒，王婆是私媒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典型。

在非职业媒人中，除了收取一定数量礼金的兼职媒人外，还有一些完全是为了成人之美而不计报酬的临时媒人。此类人员品类复杂，包括上至帝王，下到山野草民的各色人等都可能充当。

媒人可以是帝王，如“绍兴间，黄公度榜第三人陈修”，由于解试中赋对得好，“高宗亲书此联于幅纸，粘之殿壁。及唱名”，又闻陈修73岁尚未婚娶，所以“乃诏出内人施氏嫁之。年30。资奁甚厚”。

媒人也可以是官吏，如“杜祁公少时客济源，有县令者能相人，厚遇之”，在祁公的妻子死后，县令便为其临时做媒，“相里女子当作国夫人矣”。

媒人还可以是亲友，如苏东坡就曾亲自做媒，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好朋友词人秦观。

老师同样也可以充当媒人的角色，而且古代老师做媒的事较为普遍。老师对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脾气最为了解，做起媒来更有的放矢，而深得学生信赖，成功率较高。

民间婚礼中的膜拜神

民间婚礼中有许多的膜拜神，如天君、地司、和合二仙、轿神、灶神、床神等。按我国传统习俗，行婚嫁大礼时定要膜拜天君、地司。

天的高不可攀和无所不包，地的无比深厚和无处不在，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春去冬来，花开花落，人世间的男男女女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更迭了一辈又一辈，然而，天地却永无止日，永不衰老。难怪痴情男女总要将自己的爱情以“地老天荒”为誓言。

天主宰日月星辰在天上运行，昼夜阴暗按序更替，风暴雷电从天而降，天似乎掌握着世间的一切运动变化，神秘莫测。高山大海由大地负载，草木五谷由大地萌发，飞禽走兽由大地抚育。凡此种种，都使人感受到天地的无比威力，人们敬仰它，且被它慑服。

人类社会早期，人们无法解释大自然的种种奥秘，便将对人类自身的粗浅认识转化成了对自然的认识，这样便产生了一个人格化的天和一个人格化的地。人格化的进一步发展，就创造出了一个在天堂里主宰着天上和人间一切事务的至高无上的神，即天公和一个主宰着地上祸福的神地母。天君、地司，就是民间对天公、地母的称呼。

婚礼中对天君、地司的膜拜，具有多重意义。一是希望婚姻爱情像天地一样的永恒不变；二是请天地作婚姻的见证，表示婚姻大事的庄重严肃；三是认为天地能洞悉人间一切，能赏善罚恶，向天地膜拜，是请天地来检查，如谁背叛了这婚姻，就让天地来惩处，表达了对婚姻爱情的忠贞不贰。天地是我国民间婚礼中必不可少的膜拜对象，因此“拜天地”也就常被用作了婚礼的代称。

在苏南地区，特别是苏州人举行婚礼时，喜堂正面的墙上一定要悬挂和合二仙的画像。二仙的形象是两个胖乎乎的男孩，蓬头笑面，一个手持荷花，一个捧着圆盒。

苏州人认定，和合二仙就是枫桥寒山寺的寒山、拾得二僧。民间传说他俩原居北方偏远乡村，虽为异姓，却亲如兄弟。后来，寒山与拾得同时爱上了一个女子，却相互并不知晓，待到临近婚期才真相大白。

在这种情况下，善良的寒山便弃家出走，来到苏州枫桥镇，削发为僧，结庵修行。

拾得知寒山良苦用心，便也舍下恋人，到处寻觅寒山，后来听说寒山在苏州枫桥，便也到了枫桥镇。他折了一枝盛开的荷花前去会面。

寒山见拾得到来，也兴奋不已，连手里捧着盛放斋饭的圆盒也来不及放下，就迎了出去。两人相见，不禁大喜，相向而舞。拾得于是也入了空门当了僧人。

在寒山寺里还一直保存着一块青石碑，上面刻着他俩的画像和名字。老百姓称之为“荷盒二仙”。

“和、合”实为“荷、盒”谐音，苏州人将他们视为夫妻和合之神，作为婚礼时膜拜的对象。苏州人结婚，一定要拜天地与“和合”。拜天地以示庄重，拜“和合”，祈求夫妻情感笃厚，和谐好合。

过去迎娶多用轿，新娘要坐了轿，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夫家则将由花轿迎来一名新的家庭成员，嫁娶人家就有了祭祀轿神之举。古时候的婚姻让大家心中都充满了对未来莫名的紧张和恐慌，这种紧张和恐惧很自然地就转换成了对各种神灵的祭祀和膜拜，对轿神的祭祀便是其中之一。

灶神，又叫灶君、灶王。过去烧饭、煮菜多用灶，一般人家的灶头上边、烟道前面，都有一个小小的神龛，神龛里就供着灶神的神位。灶神在汉代以前，曾和火神混而为一。

灶最根本的功能是以火煮食。人类利用火来烧煮食物之初，恐怕并无专门的灶具，因此灶和火的概念是很难分清的。据古书记载，灶神原是女性，从中似乎可以窥见母系氏族的影子，也说明灶神信仰是十分古老的习俗。到汉代以后，灶神的职能已经从掌饮食，演变为主祸福了。

据说，灶神每年都要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所在人家的善恶，玉帝就根据灶神的汇报，对每个家庭进行奖惩。因此，对这样一位事实上掌管着一家祸福的灶神，人们当然不敢掉以轻心。迎娶新人，请喝喜酒，当然不会忘掉他。对他进行祭祀，也无非是希望他能对新婚夫妇多多关照。消祸降福。

喜床是婚后睡眠和过夫妻生活的重要所在，事实上古人也知道性生活的和谐与否，常常直接关系到婚后夫妻的感情和家庭的安宁，因此传统婚礼中有祭祀床神的习俗。据说，床神有两位，即床公、床婆。

俗有所谓“男茶女酒”之说，以为床公喜茶，床婆好酒，所以祭祀时要供土茶酒果饼。人们认为，祭祀了床神，“床笫之私”就能安泰快乐，婚姻久长，当然也可高枕无忧了。

过去的婚姻嫁娶制度，难免会使人有许多的忧虑，现实的担忧和期望，民间婚礼中对各种神的膜拜，使这种古老的习俗得以延续。

六礼制度下的明媒正娶

在盘古开天辟地之后，人皇氏成为最早的帝王之一，也就是从人皇氏时开始，规定了夫妇之道。

至伏羲氏时代，原始的畜牧业迅速发展，人们和睦相处，一片太平景象，但是最让伏羲伤脑筋的是在当时出生的婴儿中，经常会有畸形的怪异现象出现。后来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伏羲惊讶地发现，这与当时存在的男女群婚、乱婚有关。

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发生，提升族人的生存力量，伏羲制定了男女对偶的制度“制嫁娶”。他定姓氏，以防止乱婚和近婚，实现了中华民族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跨越。同时，伏羲还规定“以俪皮为礼”，并逐渐形成了嫁娶风俗，使得嫁娶成为一件重大而有意义的事情。

后来，嫁娶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逐渐形成了“六礼之仪”。正如唐代史学家杜佑所说：

五帝驭时，娶妻必告父母；夏时亲迎於庭；殷时亲迎于堂；周制，限男女三年，订婚时，六礼之仪始备。

婚嫁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也是人生中的喜庆之事，自古以来对整个婚嫁过程中的礼仪，尤其是男女合婚极为看重，认为稍有疏忽就会影响到人生乃至宗族的发达昌盛。所以，在婚嫁的过程中，言论和行动都具有浓厚的择吉取向。

“六礼”是我国古代婚姻仪礼，是从议婚到完婚的手续与过程，也是婚礼前最重要的一部分礼仪。儒家经典《仪礼·士婚礼》中记载的“六礼”内容是：

请媒提亲谓之纳采。询问女方名字及出生年月谓之问名，俗称讨八字。男方将占卜的吉兆告诉女方家谓之纳吉。婚约成立，正式送聘礼谓之纳征。男方择定婚期，通知女家求其同意，谓之请期。新郎亲自迎娶谓之亲迎。六礼多行于贵族，民间则从简。

古代婚姻的娶亲程式的六种礼节在周代时即已确立，以后各代嫁娶的名目和内容虽然都有所更动，但是基本上都沿袭了周礼。至清代末期，六礼演变纷繁，也就逐渐衰落了，但是对后世的新婚礼仪式有很大的影响。

纳采为六礼之首礼。男方欲与女方结亲，请媒妁往女方提亲，得到应允后，再请媒妁正式向女家纳“采择之礼”。古纳采的礼物只用雁。纳采是全部婚姻程序的开始。后世纳采仪式基本循周制，而礼物另有规定。清代的纳采多为订婚礼，与历代不同。

后世纳采的礼物都有象征意义。民俗中将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礼品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表示吉祥，像以羊代“祥”，以鹿代“禄”；第二类是夫妻好合的祝吉物，如胶漆的和谐，凤凰的合俪，鸳鸯的和鸣；第三类象征以男性为主的夫妇关系，如以雁候阴阳喻妻从夫，以蒲苇喻妇女的柔顺，以附生于山顶、屈从成性的卷柏喻妇女的服从；第四类是表示一般德性的，如舍利兽廉而谦，受福兽体恭心慈，乌鸦反哺和孝顺等。

问名是“六礼”中第二礼，即男方遣媒人到女家询问女方姓名，生辰八字。取回庚帖后进行占卜，看是否合八字。问名之后，男女家双方要交换“草帖子”，也就是互相通告各自的情况。

问名也携礼物，古礼也用雁，大概纳采、问名是一次进行的，后世的纳采、问名就是这样的。

男女两家收到八字以后，都要请算命先生来“批八字”，看看男女当事人的相性如何，如果相性好婚事就继续进行，不好就免谈。假如一切都很顺利，这门婚事才能进入正题，也就是开始谈论聘金和嫁妆。

关于婚龄，民间有一些俗规禁忌。男女年龄是不能超过正常婚龄太多的，假如婚龄超过太多，就会有嫌疑了。此外，还有生肖方面的禁忌。古人阴阳等信仰观念极重，有五行相生相克之说，又有属相相合相冲之说。一事不合，婚事便没有成功的希望。

纳吉是“六礼”中的第三礼，是男方问名、合八字后，将卜婚的吉兆通知女方，并送礼表示要订婚的礼仪，古时，纳吉也要行奠雁礼。

在行纳吉礼时，定聘的定金必须是偶数，外边包上红纸，俗称“红包”、“喜钱”或“定钱”。定礼也都要成双成对，忌讳单数。

礼单、礼帖用红纸写好，上边的字数也要成偶数，忌单数。如“一头猪”要写成“全猪成头”，“一盘菜”要写成“喜菜成盘”等。这些都是为取意“双双对对，万年富贵”，以象征新婚夫妻婚姻美满的。在定聘时，忌讳说“重”字和“再”字，总之忌单喜双。讳“重”讳“再”的禁忌习俗，都是表达美好的姻缘的愿望。

纳征也叫纳成、纳币，是“六礼”中的第四礼，就是男方向女方送聘礼。男方是在纳吉得知女方允婚后才可行纳征礼的，行纳征礼不用雁，是“六礼”唯一不用雁的礼仪，可见古人义礼之分明。

历代纳征的礼物各有定制，民间多用首饰、细帛等项为女行聘，谓之纳币，后演变为财礼。

旧时，纳征之礼非常隆重，男方往往借此机会荣耀门庭。盛大的纳征礼通常备有礼单，礼品装入箱笼，或挑或抬，走街串巷，燃放鞭炮，吹奏鼓乐，在媒人、押礼人的护送下送至女家。

聘礼中各样物品要取吉祥名称，数目也要忌单喜双。中原一带的习俗中，女方收聘礼时，不留公鸡，并配回一只母鸡。母鸡要活的，而且忌白色的。回礼之后，还发送陪嫁的嫁妆。

嫁妆中的被子，禁忌农历九月里做，喜好在十月里做。俗语说：“等十月，忌九月。”因为“十月套被十相出，希望连生十子，九月套被九女星，恐怕连生九女”。而且套被子时忌用白线，喜用红线。缝制者忌寡妇或儿女不全的人参与，以图吉祥。

请期又称“告期”，俗称“选日子”，是“六礼”中的第五礼，是男家派人到女家去通知成亲迎娶的日期。请期仪式历代相同，即男家派使进去女家请期，送礼，然后致辞，说明所定婚期，女父表示接受，最后使者返回复命。

清代的请期多称“通信”，即男家用红笺，将过礼日、迎娶日等有关事项一一写明，由媒人或亲自送到女家，并与女家商议婚礼事宜。

婚姻大事，嫁娶的日子是最关键的，一定要择吉避凶。一般要占卜择定合婚的吉日良辰，以及合适的迎亲、送亲之人。民间安排年份是放在无甚特殊情形的正常年份办喜事，日子一般选双月双日，但是，嫁娶月份日期不能与男女双方的属相犯冲，迎亲、送亲的人也不能犯属相的忌讳。

过去的“请”，其实只是一种谦词，含有“不敢自专”的意思，因为事实上都是男方决定好时间后再去通知女家的，故“请期实告婚期也，必先礼请以示谦”。

在后来的实践中也有名副其实的“请”的，因为许多人笃信“坐床”之喜，希望新婚之夕便能让妻子怀孕，所以要避开女子的“例假日”，这就需要通过“请”的方式来征求意见。此外，也有男女双方同时找人选择嫁娶时间的，那就更有必要以“请”的谦和来协调了。

请期的依据是“择吉”。古人既然认为婚姻关系的确立乃“天作之合”，所以结婚的日期与时辰也应该顺应天时才会有好结果。

先秦、秦汉时期，选择“吉日良辰”的办法以占卜为主，卜者通过观察卜骨上的裂纹决定吉日，如《史记·龟策列传》中记载：

横吉榆仰首俯……可居家室，以娶妻嫁女。

后来阴阳家、风水家、星相家等各路“专家”都为人娶妻择吉日。比如汉武帝就曾经亲自出面为人择吉日。

有一次，汉武帝召集大家到宫里，问“某日可取妇乎？”结果，五行家说可，堪舆家说不可，建除家说不吉，从辰家说大凶，历家说小凶，天人家说小吉，太乙家说大吉，大家相互辩驳问难，展开了争论。最终由汉武帝出面裁决，“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

从那时起，五行占卜便成了选择嫁娶吉日的主要办法，再往后又杂采诸家，逐渐演绎成一整套庞杂的婚姻择吉体系。

嫁娶吉日选择的主要依据之一，是看所谓“神煞”的当值秩序。人们常在老黄历上看到“是日月破，大事不宜”、“是日吉星天德”等字样，这里的“月破”、“天德”，就是当值神煞的名称。

神煞有吉神凶神之分，嫁娶时间之年月日辰是宣是忌，首先就要确认这个时间是哪一尊“神煞”在哪一个方位当值，然后做出趋吉避凶的安排。比如“岁德”是年神中的吉神，所理之地，万福并集，自然是办婚事的好年头，倘若凶神“太岁”驾临，那就必须回避了。

过去还有结婚忌“当梁年”的习俗，古人以子、午、卯、酉为“当梁年”，以为该年不宜结婚。晋代张华的《感婚赋》说：“彼婚姻之俗忌兮，恶当梁之在斯。”说的正是这种习俗。至于其中的缘故，就很难搞清楚了。

也有很多人赶在“兔年”的下半年结婚，希望在“龙年”生“龙子”，于是兔年便成了嫁娶的吉年。

择年之后，还要择月、择日、择时，所依准则与择年相似。如“月德”、“月德合”等都是百福并集的值月吉神，最宜嫁娶，而“月建”是吉凶诸神的主帅，忌婚姻等。

按照明代问世的命书经典《增补诸家选择万全玉匣记》中的讲法，嫁娶最宜“天德”、“月德”、“天赦”、“天喜”、“三合”、“六合”等各尊吉神在位的时间，则年、月、日、时无一不吉。相反，如逢“月破”、“平日”、“劫煞”、“厌对”、“大时”、“天吏”、“四废”、“五墓”、“往亡”、“八专”等神煞在位的时间，则年、月、日、时无一不凶，绝对不可办喜事。

后来，人们把这些一般人不易弄清的“理论”简易化，发明了黄历，每一天都有宜嫁娶还是忌嫁娶的说明，人们就只需“照老黄历办事”就行了。

除阴阳化生、神煞轮值外，民间还有许多选择吉日良辰的传统习俗和趋避观念。如《周礼》引《夏小正》说：“二月，冠子嫁女之时。”以为春天是合适嫁娶的季节。

对此，东汉经学会议资料汇编《白虎通·嫁娶》有解释：春天是阴阳交接、万物生发的时令，男女配婚就是阴阳交接，所以春天结婚乃是顺应天时之举。

也有认为秋天嫁娶更合适的，如《诗经·卫风·氓》说：“匪我衍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大意是说，不是我失约，是你没有请到好的媒人；你可别生气，秋天才是我们的婚期。

农村的人更喜欢在岁终时娶媳妇，一方面是迎娶前需要过大礼，农民们只有等到秋收以后才具备这个财力，到了冬闲时才有操办结婚大事的时间；另一方面，据说灶王爷每年腊月二十四上天述职，要到除夕才回来。在这一段时间里，没有鬼神侦伺罪过，所以能“百无禁忌”地热闹一番。谚语说“不管有钱没钱，娶个媳妇过年”，正是这种观念的反映。

接下来就是布置婚房了。婚房布置在古代礼节中称为“铺房”，亲迎前一日，女家派人至新房收拾，并备礼前来暖房。

既为洞房，风水非常重要。古人认为，不懂风水仅凭自己喜欢，容易给以后的婚姻生活造成一定的危害。所以婚房最好选择在光线明朗，空气流通的地方。洞房颜色不要五花十色，这样做容易发生婚外情。洞房的窗台勿挂风铃，容易使新娘神经衰弱，头晕心烦。洞房不可跨在屋内外之横墙下，夫妻易发生口角。

安新床时要把床置放正位，不要与桌子衣橱或任何物件的尖角相对。新床也需放置一些吉利好兆头的物品在床上，例如百合、红枣、莲子，意喻百年好合，早生贵子等。

亲迎又称“迎亲”，是“六礼”中的第六礼，是新郎亲往女家迎娶新娘的礼仪，也是婚礼中最为繁缛隆重的礼仪。

亲迎礼始于周代，女王成婚时也曾亲迎于渭水。此礼历代沿袭，为婚礼的开端。

亲迎礼历来形式多样。至清代，新郎亲迎，披红戴花，或乘马，或坐轿到女家，傧相赞引拜其岳父母以及诸亲。岳家为加双花披红作交文，御轮三周，先归。新娘由其兄长等用锦衾裹抱至轿内，轿起，女家亲属数人伴送，称“送亲”，新郎则在家迎候。

在迎亲这天，男女两家都要杀猪宰鸡，准备喜宴，还要请好厨师、傧相、伴娘、轿夫、账房、师爷及其他帮着办事的勤杂人员。这些人应聘后，应在迎娶的前一天即到主家开始工作，做好迎亲摆宴的准备工作。

传统婚礼一般是女家早晨摆“出嫁酒”，男家中午摆喜筵，如果是纳婿则反之。

一切准备就绪后，男家鸣炮奏乐，发轿迎亲。媒人先到，接着是新郎、伴娘、花轿、乐队、礼盒队陆续到达。

女家在花轿到来之前，要准备好喜筵。姑娘要由母亲或姐姐梳好头，用丝线绞去脸上的绒毛，谓之“开脸”，化完妆后，饰上凤冠霞帔，蒙上红布盖头，等待迎亲的花轿。

花轿一到，女家奏乐鸣炮相迎。迎亲队伍进入女家堂屋后，花轿落好，新郎叩拜岳父岳母，并呈上以其父名义写好的大红迎亲简帖。接着是女家奏乐开筵。席间，媒人和新郎要小心谨慎。

在我国民间，婚礼早宴有不少不成文的习俗。在新婚的三天里，亲戚朋友中的晚辈青少年可以别出心裁地在媒人和新郎身上编演几出小小的闹剧，称之为“洗媒”和“挂红”。新娘的嫂子说不定会在盛给新郎的饭碗下层埋伏半碗辣椒面，新娘的妹妹会在斟酒时特别给姐夫抹一把锅底灰。对这些能增加欢乐气氛的小闹剧，媒人和新郎应该容让，虽不妨小小地“报复”一下，但却绝不能生气、发火，甚至同主客吵闹、扭打。

早宴之后，新郎新娘在媒人的引导下向新娘的祖宗牌位和长辈行过礼之后，伴娘就可搀着新娘上花轿了。

上轿时，新娘要哭，以示对父母家人的依恋。“哭嫁”是迎亲仪式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女子拜别养育自己多年的父母，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心中少不了不舍和茫然，于是悄然饮泣，甚至失声痛哭。“哭嫁”的程序一般是先有母女对哭，姑嫂对哭，后由周围邻居未婚姑娘和青年媳妇前来陪哭。

哭者和陪哭者都拿着手绢坐在床上，两人一仰一俯地对哭，其他伙伴低声饮泣。陪哭一个接一个，直至新娘哭倦了才停止。有时亲戚相邻前来送礼看望，也会适当地哭一阵，作为拜贺答谢之礼节。

等到上轿的那一天，哭嫁终于达到了高潮，这时不仅要痛哭，还要边哭边唱，其内容有感谢父母养育之恩的，有拜别兄弟姑嫂的，有痛骂媒人多事的，也有恋恋不舍、不愿上轿的。

新娘上轿后，即奏乐鸣炮，启轿发亲。乐队在前，乐队后面是新郎骑马，接着是花轿和其他送亲的人员。新娘在启轿时，往往要塞个红包给轿夫，以免花轿摇摆得过于厉害。

接亲的队伍将要到达新郎家门口时，男家要鸣炮奏乐相迎。花轿停在新郎家的堂屋门前，男家请的伴娘要上前掀起轿帘，将新娘搀下轿来，并相上前赞礼，宾客向新郎、新娘身上散花，将婚礼推向高潮。

总之，通过“六礼”程序完成的婚姻，展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风俗习惯和民族特色传统文化。

以天地为证的拜堂礼仪

那是在上古时期，伏羲和女娲成婚时，并没有人给他们当作结婚的证人，于是，伏羲和女娲以天地为证，这才有了婚姻与人类的繁衍。所以，后人结婚都要拜天拜地，具有表示这门婚事是“天作之”合，并有天地为证，因而也将得到天地护佑的多重意义。

其实周公所订“六礼”中，并无拜堂一节，一般认为这是北朝后才兴起的礼仪，发轫于北方少数民族，然后经汉族吸收演变而来。唐代贞元年间的吏部郎中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

近世婚嫁，有障车、下婿、却扇及观花烛事，及有下地安帐并拜堂之礼。上自皇室，下自士庶，莫本不皆然。

可知拜堂之俗在唐代已十分流行。拜堂的仪式是在喜堂正面放一张供奉天地诸神的“天地桌”，桌上除置有天地牌位、祖先神座、彩印神、龙凤花烛等之外，还有盛满粮食的米斗，斗中插有弓、箭、尺、秤等物，俗称“三媒六证”，表示这门婚姻男女相配，合礼合法。天地桌后面和喜堂两边，都挂着亲友送贺的喜幢贺联和各种吉祥画儿，又有太师椅两把，准备给男方的父母接受拜礼时坐的。

吉时一到，燃香点烛，奏乐鸣爆竹，乐止，司仪引新郎、新娘分男左女右站定，随掌礼人喊令声开始跪拜。

拜堂的口令因地而异，有的是“一拜天地，二拜祖先，三拜高堂，夫妻交拜”，有的是“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因为拜天地时已经将拜祖先包含在内了。

此外，也有许多地方把拜天地安排在庭院中，或是新人拜天地时背对花烛面向庭院，对空而拜，庭院无遮无盖，上有天，下有地，可谓名副其实的拜天拜地了。

在传统婚礼进行的前一天，男家已经张灯结彩，在堂屋门前要有对联一副，加横批。堂屋中间高悬一方形彩灯，彩灯四面分别绘上“鸾凤和鸣”、“观音送子”、“状元及第”、“合家欢”等图案。香案上一对硕大红烛，两边“对座”墙上贴“陪对”一幅，后面“金墙”上贴“天地君亲师位”6个大字，自上而下直写。

这6个字的写法有讲究，天要平，即“天”字的两横要写平，不能弯曲。地要宽，即“地”字写宽一些，不要过窄。君不开口，即“君”字要全封闭，不能留空隙。亲不闭目，即写繁体“亲”字，右边的“见”字不能把上面的“目”字最后一横全部封住，“师”字无别意，但要写成繁体的“師”，其中一撇不写。

新房的门框两边贴对联一副，加横批，横批一般写“鸾凤和鸣”四字。门上贴大红双喜字，新房正中悬彩灯，窗户上贴剪纸的大红双喜字，四角贴剪纸的蝴蝶图案，窗户两边贴对联，墙壁四周挂字画。

厨房的正门对联一副，加横批，门上贴红“喜”字。其他所有的房间门上均贴“喜”字一个。

拜堂之后，新娘便在新房落座，不再出来。新郎要走出新房接待贺客。如在宾馆、酒家宴宾，则夫妻双方都得出去会见宾客并向宾客敬酒。喜筵要按来客的尊卑长幼排定座位，称之为“请客”，或者“清客”。

排座位的原则是上尊下卑，右尊左卑，客人按其长幼和身份、地位从高到低排列座次。“大亲”坐上首右边席位，新郎的父亲或舅父坐上首左边席位作陪，其余按尊卑长幼对号入座。

除堂屋的正席外，次尊贵的一席摆在新房中，请新娘的母亲坐首位，由新郎的母亲或舅母作陪。其他各席的座位一般也要按尊卑次序排定。

座位排定后，傧相宣布动乐鸣炮开宴，新郎要先到首席斟酒敬酒，说几句表示感谢的话祝酒，然后，厨房开上第一道菜来，把婚宴推向高潮。

各席的酒菜应该一个样，惟“男大亲”和“女大亲”所在的席次，通例必须有清蒸的猪肘子一个。而且新郎要时刻守候在桌边，为“上亲”斟酒等，以示尊敬。

喜筵结束前，媒人早已溜走，谓之“逃席”。倘若不走，“洗媒”的人会把他的脸抹成锅底。喜筵结束后，“上亲”先退到堂屋休息一会儿，吃些点心，由男方尊长陪着说些客套话，待勤杂人员把席面撤去，扫了地，大亲就该起身告辞了。

临起时，男家要“打发”衣料、鞋之类，讲究的还有红包。“送大亲”是又一个热闹场面，男家所有体面的人都要送到门口，还要鸣炮奏乐，以示敬重。新郎及其父母应送客至村口。

为了驱邪避灾的闹洞房

相传在很早以前，有一天紫微星下凡，在路上遇到一个披麻戴孝的女子，尾随在一伙迎亲队伍之后。他看出这是魔鬼在伺机作恶，于是就跟踪到新郎家，只见那女人已先到了，并躲进洞房。

当新郎、新娘拜完天地要进入洞房时，紫微星守着门不让进，说里面藏着魔鬼。众人请他指点除魔办法，他建议道：“魔鬼最怕人多，人多势众，魔鬼就不敢行凶作恶了。”

于是，新郎请客人们在洞房里嬉戏说笑，用笑声驱走邪鬼。果然，到了五更时分，魔鬼终于逃走了。

紫微星能让人逢凶化吉，逢吉更吉，所以古来的研究者都把紫微星当成吉星。从上面这个故事可以看出，闹房一开始即被蒙上了驱邪避灾的色彩。

闹洞房驱邪的风俗南北各地均有。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新人入洞房前，新郎前一晚就必须睡在洞房，事先请两名女童手执红烛将新房内照一遍。这北方的天津地区，人们则请吹打班子在新房内吹打，以求吉利。

新人入房后，驱房内邪气依然十分重要。新郎进屋后要象征性地向新房四角各射一箭，或手执单刀朝每个角落虚砍一刀，并歌唱道：“一砍妖，二砍怪，三砍魔鬼坏脑袋，四砍丧神快离开，笑看麒麟送子来。”更普遍的习俗是在新房内置长明灯。所谓“洞房花烛夜”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关于闹房来历的另一种观点认为，闹房首先在北方出现，而且开始时主要是新郎，这大概与北方民族的生活习性有关。他们以狩猎和游牧为生活手段，使得男子十分彪悍和勇健，在新婚时忍受棒打可以证明一个男人是合格的大丈夫。

中原地区闹洞房，通常进行的活动有咬苹果、咬喜糖、走独木桥、夫唱妇随等。不同的地区，活动的内容不完全相同，但给新人撒喜床的节目是必不可少的。还有所谓的“听房”习俗，实质上也是防鬼怪进入洞房的一种保护措施。

有一些地方的传说认为，洞房中常有狐狸、鬼魅作祟，闹洞房能驱逐邪灵的阴气，增强人的阳气，因此有俗语：“人不闹鬼闹”。

闹洞房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能增添热闹气氛，驭除冷清之感，因而有的地方又称之为“暖房”。此外，闹洞房还能使亲友彼此熟识，显示家族的兴旺发达，增进亲友间的感情。

闹洞房是“三天不分大小”，新郎新娘乃至新郎的父母，往往会被他人甚至晚辈们取笑捉弄，被捉弄取笑者不能生气，以免破坏新婚的喜庆气氛。当然，闹洞房的人也不能太出格，不能闹得太久，以免影响新婚夫妇休息。

闹洞房又称“逗媳妇”、“吵房”，在迎亲的当天晚上进行。做法是先由小姑送灯，送罢灯，无论长辈、平辈、小辈，聚在新房中，祝贺新人。戏闹异常，多无禁忌，有“闹喜闹喜，越闹越喜”之说。

闹房结束后，还要让新娘擀面条，制作子孙汤，认为可白头偕老，子孙满堂。新娘接着喂牲口，象征接替家务，同心协力，共同致富。床铺由长辈给铺，多为男性长辈从之，边铺边道：“老公公铺炕，子女两行。”最后，小姑送去便盆。

洞房花烛夜，长夜燃明灯，新娘开柜，新郎试鞋，夫妻对话，窗外偷听的耳贴墙壁，若得其一言半语，常为人们传扬多年。

回门也称“拜门”、“会亲”、“唤姑爷”，是女子同旧生活的彻底告别。婚后第三天，新人带着礼物，相偕回女方家，女家大摆宴席，款待女儿、女婿。

由于此前女方家属包括父母多未与新郎打过交道，这是一次正式考察其人品的机会。新郎若是谦和有礼的佳公子，自然值得庆幸，可若不尽如人意，此时再发现，也于事无补，只能企求上天保佑女儿平安幸福了。

回门之礼先秦已有之，称为“归宁”。在古代，女子在婚前属于父母，婚后就属于丈夫和他的家庭。这一改变以迎亲作为转折的起始点，以第一次归宁作结。

归宁，从字面的解释来看是指向父母报平安，使他们内心安宁。也就是向他们宣告，女儿的生命，与身边的这个男人已经不可分割了，请他们不要再为自己操心。女儿也不可能再在父母身边尽孝，反而要对公婆侍奉终老，请父母也不要再挂念。所以，归宁是女子同父母的正式告别。

从这次归宁以后，妇人便不能随便回娘家了，除非父母发出邀请，或得到公婆、丈夫的批准，而且一般情况下，应该由丈夫陪同前往，否则会被视为失礼。比如《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被休回家之后，她的母亲便忿忿然地问：“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

有的女子结婚之后还要随丈夫一家搬迁，在交通和通讯都不发达的古代社会，这可能导致她和父母兄弟完全失去联系，因此回门也可能是她一生中最后一次见亲人。所以，无论对新娘还是她的家人，都特别珍惜这次机会。

回门也有不在第三天，而在第六、第七、第九、第十天或满月之时的，但总的来说，以第三天为最常见，于是“3”这个数字便发展出一项特殊的意义。

在很多地区，大年初三成了女婿上门的日子，家家户户这一天都要精心准备酒菜，犒劳新、老姑爷和准姑爷，女方的家族则精心策划，要给新郎“好看”。

新娘家老人心里非常重视三天回门，因此新郎事先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在礼品上都要有所准备，争取给岳父岳母留下愉快的好印象。

礼品事先备齐，买新娘家老人喜欢的礼品，礼品一般有四件。回门一般在上午九十点钟动身。新郎新娘应像参加婚礼那样认真修饰、打扮，保持婚礼上那漂亮、俊美的形象。

回到娘家，新郎、新娘首先要问候老人。这时，新郎就应改口，跟新娘一样称岳父为父亲、岳母母亲，要叫得自然、亲切。对待亲友和邻居也应表现出亲切热忱，彬彬有礼，见人先打招呼，以礼相待。

就餐时，新娘要陪着新郎，一一向父母、亲友和邻里敬酒，感谢大家对自己新婚的祝福。饭后，不要急于回家，应再陪父母聊一会儿，听听他们的教诲，然后再告辞回家。并应主动邀请二位老人和兄弟姐妹到自己家里做客，也可邀请亲友、邻里前来叙旧，以保持和增进感情。

新娘护身符的红盖头

传说在宇宙初开的时候，天下只有女娲兄妹二人。为了繁衍人类，兄妹俩商议，要配为夫妻。但他俩又觉得害羞。

于是，兄妹俩上到山顶，向天祷告：“天若同意我兄妹二人为夫妻，就让空中的几个云团聚合起来；若不让，就叫它们散开吧。”

话一落音，那几个云团冉冉近移，终于聚合为一。于是，女娲就与兄成婚。

在当时，女娲为了遮盖羞颜，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扇与苫同音。而以扇遮面，终不如丝织物轻柔、简便、美观。因此，执扇遮面就逐渐被盖头蒙头代替了。

这个风俗被后人延续下来。因新娘旧身份的丧失和新身份的开始，容易被邪魔乘虚侵入。为了把新娘从旧身份、旧生活中分离出来，红色的盖头也就成为了新媳妇的护身符了。

盖头又称盖巾，是新娘在婚礼上的重要饰物。娶亲花轿来到，新娘先拜别父母，然后用红巾蒙首，让伴娘搀扶上轿。来到夫家，举行婚礼。新郎亲手揭开盖头，二人正式相见。

新娘的盖头为何用红色，事情多少有一点说头。汉魏时期，天下纷争，战火连绵不断，民间娶亲有时根本无法照礼仪行事。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婚事一说定，便用纱巾将新娘的头蒙上，新郎将新娘接回，到家后揭开新娘纱巾，新娘拜见公婆，新郎和新娘便成为合法夫妻。这种方式本是为速成而采用的一种权变方式，不曾想影响却很大，新娘结婚时头顶红盖头逐渐演化为一种礼俗。

在古代，把这种简易的婚礼形式叫做“拜时婚”。唐人杜佑在《通典》卷59中说：

拜时之妇，礼经不载，自东汉魏晋及东晋，咸有此事。按其仪或时属艰虞，岁遇良吉，急于嫁娶，权为此制。以纱蒙女氏之首，而夫氏发之，因拜舅姑，便成妇道。六礼悉舍，合卺复乖。

比如晋朝时期，拜时婚就曾盛行一时。这时不仅是因为战乱，还因为丧事。礼俗规定，男女双方家庭有丧事，不能在服丧期内婚嫁。而古代丧期太长，很多家庭等不得，便冒丧举行拜时婚。

新娘盖头由谁来揭开，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风俗。在宋代时，是由至亲中的双全女亲来揭开新娘盖头。宋代吴自牧著的《梦粱录·嫁娶》中说：

其礼官请两新人出房，诣中堂参堂……并立堂前，遂请男女双全女亲，以称或机杼挑盖头，方露花容。

这里有祈求吉祥之意。吴地东莱一带的婚俗，新娘盖头要由婆母揭开。前清名臣朱轼《仪礼节略》中说：

吴东莱婚礼，婿妇交拜后举蒙头，遂就坐。按内则，女子出门必拥闭其面，蒙头即拥面也，俗谓之盖头。以锦为方帕，横直四尺，女辞父母，拜毕，即以帕盖头，升车至夫家。交拜，必姆为去之。乃合卺。

其实最普遍的习惯，还是新郎亲手为新娘揭开盖头。根据《通典》的说法，唐代新娘的盖头是“夫氏发之”，宋人朱熹也主张揭盖头的人应是新郎，“妇拜，婿答拜，婿为举蒙头。”

新娘红巾蒙首，始是出于权变，后习而成礼成俗。这里面既有模仿行为，又有追求美学的强烈意识。红色是喜庆，是鲜艳。蒙首是含蓄，是朦胧。在盖头揭开之前，人们对新娘的容貌只能去想象。可以想其丑，也可以想其美。这种悬念为新婚增添了无穷魅力。

结发夫妻与结婚仪式

相传古时候有一个皇帝，在登基的头一夜，因为担心自己的胡子太短，会让天下人认为自己的学识不够，久久都无法入睡。

皇帝身边的娘娘聪明过人，她看到自己的夫君愁眉不展的样子，就剪下自己的头发，仔细地接在皇帝的胡须上。一夜工夫，使皇帝的短胡子成了长胡子。

第二天，皇帝登基时，手捋胡须，接受满朝臣子的朝拜。臣子惊叹皇帝一夜之间，胡须过脐，真乃“真龙天子”！于是，娘娘剪发结皇帝的胡须就成为结发夫妻的由来。

结发又称合发、合髻。清人沈德潜选编的《古诗源》载汉代苏武诗云：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

这说明汉代已把结发和婚姻联系在一起。唐宋两代承袭前代风俗，婚礼中流行举办结发仪式。敦煌女夫词中有合发诗一首，其词云：

本是楚王宫，今夜得相逢。

头上盘龙结，面上贴花红。

北宋欧阳修在谈到婚姻礼俗时，曾提到合发之俗。他翻阅所有的典籍，发现关于结发有三种解释。一种解释说，结发是束发的意思。古代男女幼时披头散发，或略加梳理，到成年时才把头发束起来。男子20岁加冠，女子15岁著笄，笄是束发用的簪子。及笄即是女子许嫁之年。刚一成年就结婚，夫妻双方自然都是元配初婚，这样的夫妻称为结发夫妻。

还有一种解释说，古代女子许配给人家后，便用一根丝绳把头发束起来，表示自己已有婆家。到举行结婚典礼时，由丈夫亲手解下头绳，重新梳理头发。这种仪式被称作结发。

还有第三种解释，新婚时男女双方备剪下一绺头发，结在一起作为夫妻恩爱的信物。按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说法，男人剪左边头发，女人剪右边头发。为了表示对爱情的忠贞，剪下头发绾作同心结。唐代女诗人晁采的《子夜歌》对这种情形有生动的歌咏：

依既剪云鬟，郎亦分丝发。

觅问无人处，绾作同心结。

这种由头发挽结成的信物，大多保存在女方手中。

这三种解释各有各的道理，很有可能这三种文化形态在历史上都存在过。

在我国汉代时期，那时候举行葬仪有这样一个风俗，如果结发妻因故早折，做丈夫的就会把他们结婚时用的梳子掰开分为两半，在上面还留存着妻的青发几缕，把另外一半随葬入棺，以表示生生不忘结发之妻，纪念结发之恩爱情深。南朝徐陵在东周至南朝梁的诗歌总集《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里写道：

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

虽然这首诗写的是以封建家长制度为背景的悲剧故事，但那时候彼此相爱的情人，如果女子们把她自己的一绺青丝送给男子作定情物，则形同她已经把身体交给男子那样的重要信物了。

我国古时候在结婚的时候，当新郎把新娘接回家后都要举行结婚仪式，要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然后夫妻对拜，最后饮合卺酒，又称交杯酒。在婚礼仪式中，新郎新娘喝交杯酒是一项重要活动。

喝交杯酒，古时叫做合卺之礼。周朝时这种仪式十分盛行，并被收入官方的礼典。《周礼·昏义》：

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肕。

卺是用葫芦做的酒具。每逢娶亲，人们便取来大小适中的葫芦，居中分开，成为两瓢。新郎新娘各持一瓢，瓢里装上酒，新婚夫妻举瓢同时共饮。饮后将两瓢合为一体，谓之合卺。

肕是饮酒，“合卺而肕”，就是饮合卺酒的意思。这是葫芦崇拜文化的一种流变。葫芦形圆仔多，类似于十月怀胎的孕妇。

在古代的洪水神话中，人类饱受洪水之苦，只有一对兄妹因躲进葫芦中才死里逃生。后来兄妹结为夫妻，再创人类，成为人类始祖。新婚时行合卺之礼，即是预祝新郎新娘婚姻圆满，子孙兴旺。

不同时代喝交杯酒的形式也都各不相同。在唐代，喝交杯酒时，让两个小男孩充当卺童，两人手里各捧一个小瓢，瓢里斟上酒，一个卺童说：“一盏奉上女婿。”另一卺童说：“一盏奉上新娘。”新郎新娘接过对饮。用一对幼儿做卺童，既寓有童贞之义，又暗含求子之情。

在宋代，喝交杯酒已不太爱使用瓢具，而是换为酒杯。用彩色丝线将两个酒杯连系在一起，杯内注满酒，新郎新娘各持一杯，同时先喝下半杯，然后换杯，接着再同时喝下余下的酒。

彩色丝线有千里姻缘一线牵的含义，也是表示二人心心相连，同心同德。换杯换酒，交叉而饮，含有二人合一、永不分离的意义。也有人将系杯的彩线换成彩绸，中间系上同心结。这种喝交杯酒的形式，一直流传了下来。

后来，喝交杯酒又出现一种新的方式。两个酒杯倒满酒，新郎新娘各取一杯，面对面站着，用拿酒的手臂相互套折着，同时喝下杯中酒，喝完后手臂放开。这种喝交杯酒的形式，使新郎和新娘有了身体上的直接接触，因而更具有象征意义。

拜见公婆，古时称拜见舅姑，是婚礼仪式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古代礼俗认为，婚姻不仅是婚姻当事人的事，而且是整个家庭的事。新妇进门，不仅是为儿子娶了一个媳妇，而且是为家庭娶来一个能够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主持家务、延续家庭的主妇，因而古人特别重视成妇之礼。拜见公婆是成妇的主要内容。

《仪礼·士昏礼》中说，新婚之夜过后，天还未亮，新娘就要起来，沐浴更衣，梳妆打扮，做好拜见公婆的准备。唐代诗人朱庆馀《闺意献张水部》这首诗，相当形象地描绘出这种情形。诗中咏道：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人时无。

天一大亮，开始举行拜见之礼。拜见地点一般是在厅堂。公婆先进入拜堂，新妇拿着笄和枣栗等物，随新郎进入。先拜奠神祖，把物品放在祭桌上。然后公婆就座，新妇先拜见公公，公公说几句祝福希望的话，再拜见婆婆。

婆婆将新妇扶起，把笄交给新妇，表示承认新妇成为家庭成员。然后新妇与家庭其他成员一一见面，对长辈要行拜见之礼。接着全家共进早餐。新妇要向公婆进荐一二样主菜，表示尊敬和恭顺。公婆则把甜酒倒进杯里，让新妇饮用，用以表示对晚辈的怜爱。

拜见公婆是新娘由外人过渡到家庭成员的必须履行的礼仪，同时这也是一个标志。否则，即使举行过婚礼，但未拜见过公婆，按照礼俗的说法，新娘还不算是家庭正式成员。唐代诗人杜甫在《新婚别》中，明确地反映了这种情况。诗中写道：

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

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

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

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

最后两句诗使用的是倒置法，是说新妇未能行拜见舅姑之礼，身份未明。诗人以一个新妇的口吻，诉说了自己内心的忧虑。

父母双亲如有一方或双方先亡，丈夫则要带新妇到墓地拜祭，也算是行了拜见之礼。

传统色彩浓郁的婚服

那是在我国的秦汉时期，人们在婚礼举行之日前，新夫家当以媒拜会新妇的父亲。这个时候，媒婆穿着玄端服。婚礼当日，新夫穿着爵弁服迎娶新妇，新妇由两名随嫁女子到达夫家。

在服装方面，新夫要头戴爵弁形似无毓之冕，上衣玄色象征天，下裳纁色象征地，有黑色缘边，喻阴阳调和。蔽膝随裳，棕红色。大带黑色。鞋履为赤舃，即红色复底鞋。

新妇戴着与真发混同梳编的装饰假发。婚服形制与男子同，惟服色有别，上衣下裳均为黑色，取“专一”之意。蔽膝、鞋履、大带随裳色，亦为黑色。另外从阴阳五行思想考虑，由于黑色属阴，故而在裳下缘红色边，以注入阳气而致平衡。

姆以黑色丝带和发笄束发，身着生丝所制黑色衣裳。蔽膝、鞋履和大带色黑。随嫁者也穿着着黑丝衣裳，披绣有黑白相间的黼纹的披肩。

新妇上车时由姆为其披上由黑色素纱罩衣以防风尘，此衣名“景”。婚礼中使者、侍者均着玄端服，包括玄冠、玄衣、玄色或者黄色裳、黑舃。

传统婚礼服在各个朝代、各个时期都有所差异。我国服饰经过几千年的变革，婚礼服也有其自身的变化。

自周代礼服的出现，婚礼服也应运而生。经历秦汉发展，在唐宋达到一个高峰，我国古代婚礼服制式主要有三种，分别为纯衣纁袡、钗钿礼衣和凤冠霞帔。

纯衣纁袡为周礼昏礼礼制中新妇的礼服描述。我国的冠服制度在周朝逐步完善，随着等级制度的产生，各种礼仪出现，不同场合穿戴的服饰也不尽相同，有祭礼服、朝会服、从戎服、吊丧服、婚礼服等。周代婚制中的礼服崇尚端正庄重，与后世婚制中有所不同。

婚服的色彩遵循“玄纁制度”。新郎的服饰为爵弁，玄端礼服，缁衪纁裳，白绢单衣，纁色的韠，赤色舄（或履）。新娘在正婚礼的时候，穿玄色纯衣纁袡礼服，拜见公婆时则穿宵衣，发饰有纚、笄、次。新娘头戴“次”，以“纚”束发，有一尺二长的笄。

秦汉时皇太后、太后、公卿夫人等的婚礼服形式采用深衣制。深衣形制是上衣下裳相连接，当时男女服用极为普遍。禅衣内有中衣、深衣，其形无大区别，只是袖形有变化，都属于单层布帛衣裳。汉代曾采用12种色彩的丝绸设计出不同身份的人穿用的婚礼袍服。

钗钿礼衣始于唐代，它包括礼服及发髻上的金翠花钿，并以钿钗数目明确地位身份。

唐制婚礼服融合了先前的庄重神圣和后世的热烈喜庆，男服绯红，女服青绿。钗钿礼服是晚唐时期宫廷命妇的礼服，身穿大袖衫长裙，披帛，在花钗大袖襦裙或连裳的基础上发展出来。层数繁多，穿时层层压叠着，然后再在外面套上宽大的广袖上衣。常作为唐代通用的归嫁礼服。

唐以后，这种繁复的婚礼服有所简化，成为一般意义上的花钗大袖衫。在科举制度影响下出现假服，即当时贵族子孙婚娶可以使用冕服或弁服，官员女儿出嫁可以穿用与母亲的身份等级相符的命妇服，平民结婚也可穿用绛红色公服。

“假服”发展到后来，新娘通常穿红地绣花的袄裙或旗袍，外面“借穿”诰命夫人专用的背心式霞帔，头上簪红花，拜堂时蒙盖头，新郎通常穿青色长袍，外罩绀色马褂，戴暖帽并插赤金色花饰，拜堂时身披红帛。

宋代尚简，婚服虽然已经不是隆重繁重的钗钿礼衣，但依然是花钗大袖礼服。

从明代以来，男子娶妻俗称“小登科”，可以穿九品官服的，青绿色的九品幞头官服，新嫁娘则用凤冠霞帔。过去此俗多流行于满族、汉族、朝鲜族及其他民族。据《清稗类抄》云：

凤冠为古时妇人至尊贵之首饰，汉代惟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之首服，饰以凤凰。

其后代有沿革，或九龙四凤，或九翠四凤，皆后妃之服。明时，皇妃常服，花钗凤冠。其平民嫁女，亦有假用凤冠者。但《续通典》所载，则曰庶人婚嫁，但得假用九品服。妇服花钗大袖，所谓凤冠霞帔，于典制实无明文也。至国朝，汉族尚沿用之，无论品官士庶，其子弟结婚时，新妇必用凤冠霞帔，以表示其为妻而非妾。

头戴凤冠，脸遮红盖头，上身内穿红绢衫，外套花红袍，颈套项圈天官锁，胸挂照妖镜，肩披霞帔，再挎个子孙袋，手臂缠“定手银”，下身着红裙、红裤、红缎绣花鞋。这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的新娘造型。

我国少数民族的婚礼服与汉族有很大差异，但也是其民族特性的表现。许多民族的婚礼服饰都有着一些世代流传下来的特殊风俗讲究。少数民族的婚礼服饰，很大程度上是把盛装当作嫁衣。

瑶族姑娘在婚礼服上有许多装饰，如开屏孔雀，水中游戈的鱼，36颗梅花等。苗族姑娘极其喜爱佩带银饰，前胸戴银锁和银压领，胸前、背后戴的银披风下垂许多小银铃。两只衣袖有以火红色为主基调的刺绣，袖口镶嵌着一圈较宽的银饰，多穿百褶裙，再加上亲手刺绣的花腰带、花胸兜。

水族婚服多以水家布缝制的无领大襟半长衫或长衫，上装的肩部一圈及袖口、裤子膝弯处皆镶有刺绣花带，包头巾上也有色彩缤纷的图案。头戴银冠，颈戴银项圈，腕戴银手镯，胸佩银压领，耳垂银耳环，脚穿绣花鞋。

彝族新嫁娘在出嫁之日要着花边红色喜衣、红色喜帕，披一件精工制作的羊毛披毡，并跳起披毡舞。朝鲜族人举办婚礼时新郎要头戴纱帽，身穿礼服，脚穿白袜。新娘头挽“大发”，上戴“簇头里”，发钗上悬垂两条宽“发带”，垂于前胸两侧，穿淡绿色上装，下穿红色长裙，外披长衣，脚穿白袜和勾勾鞋。回族办婚礼，都要穿上红色的棉袄，主要是讲究吉庆。新娘头上还要搭上一块红绸子或红纱头巾。

侗族等地区有新娘穿旧衣出嫁的风习流行，新娘出嫁这天，送亲的姑娘都穿新衣，戴银器、首饰，惟独新娘却穿着旧衣、草鞋，且无头饰、首饰，不带嫁妆。

壮族新娘出嫁时要穿黑色的嫁衣，并由穿黑衣裤的伴娘陪伴，打着黑伞去男家。壮族认为穿黑色嫁衣才表示喜庆、吉利。

由我国传统婚礼服文化发展的整个历程我们会发现，尽管婚礼服经过了漫长历史的演变，它所蕴含的民族特征的核心意义却仍然没有改变的。

从风俗上来看，我国民间在结婚办喜事时，绝大多数地区和民族都有特制的新婚礼服。婚服要新，取“新婚大喜”之意。若着旧装，则不吉利，或有新人不贞之嫌。

在我国，服饰审美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服装被纳入社会体系中，开始了它的变化与发展。当服饰艺术融入了礼仪教化、伦理道德、宗教训诫的内容后，便摆脱了具象表现的束缚，逐渐形成为独特的意象艺术，婚礼服尤其如此。它所表达的寓意为吉祥喜庆、高贵欢快，成双成对、白头偕老、早生贵子等誓言。

古代婚礼服的样式为梁冠礼服，基本为直裾，上面附加一些礼服的配件，比如玉佩、彩绦、络穗、蔽膝、绶佩等。这些都是作为礼服不可少的，身上再披红花结带。女式为广袖对襟翟衣头戴珠凤冠。

婚礼服受当时服饰影响，属于一元文化的范畴，具有大一统观念，即人们在穿着中习惯于不突出个性，服装造型上重视空间效果，在结构上采取平面的直线裁剪法，强调用来保护人体的，所以剪裁得十分宽松。服装的形制标志着平衡、和谐。

婚礼服共同点大多是注重色彩，搭配上对比强烈、色彩鲜明，并加上夺目的配饰。中国人的婚礼主色是红色，男女婚服，皆应是大红色。红色在我国是幸福、吉祥、喜庆的颜色，意味着幸运、幸福、威严、生命、兴旺、爱情、热烈，是传统性的用于喜庆活动的颜色。

历朝女式婚服颜色多为大红色，男式的唐宋至明也都是红色，但秦汉是黑色。红色婚服起源于准庶人着绛纱袍亲迎的先例。直至宋代，宫廷命妇的婚服还是青色。汉代以前大多是周制婚礼，玄黑色和纁黄色的婚礼服，象征着天地的神秘色彩。

传统婚礼服图案多种多样，异彩纷呈，有龙凤呈祥、戏水鸳鸯等，都是中华民族传统吉祥图案，象征和和美美，团团圆圆，成双成对，或五子登科，象征早生贵子。图案本身也很有讲究，对襟是完整的对称感，且在我国文化里本身就代表合称、合美的意思。

传统婚礼服的材质受到当时服装面料的影响，多为丝绸、锦缎、棉麻等。旗袍的面料多用织锦缎、素缎或库缎等丝绸织物，上面多有刺绣。服装上还大量运用了亮片、蕾丝、饰花、饰珠来装饰。

在婚礼服中配以大量配饰也是我国民族特性的一大表现。饰品以金银、玉器居多。

唐朝时新娘的发簪金翠花钿、霞帔、红盖头，新郎的金花、红帛。明清新娘的凤冠霞帔以象征吉祥、项圈天官锁、红色绣花鞋等。后来新娘佩戴红绒花，以谐音“荣华”，象征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