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学府——北京国子监

从元代元成宗继位开始，北京开始设立大都庙学和国子监。北京国子监始建于元代大德十年间，就是公元1302年左右，是当时我国官方的最高学府，也是元、明、清三代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

北京国子监坐落在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内国子监街，街两侧槐荫夹道，大街东西两端和国子监大门两侧牌楼彩绘，是北京仅存的建有四座牌坊的古建街。国子监整体建筑坐北朝南，中轴线上分布着集贤门、太学门、琉璃牌坊、辟雍、彝伦堂、敬一亭。东西两侧有四厅六堂，构成传统的对称格局，是我国现存的古代中央公办大学建筑。

元代创建北京孔庙和国子监

那是在1222年，元太宗窝阔台的重臣王檝向窝阔台建议，待灭金计划取得胜利后，就把金国都城中都城南的枢密院旧址改建成孔庙，以便春、秋两季能有地方进行释奠礼，元太宗同意了王檝的建议。

1234年，元军攻灭金国，王檝又向太宗窝阔台提出这一想法，并同时建议在建孔庙时设立国子学，这一次又获元太宗准许。

1266年，元世祖忽必烈登基即位，立刻命令开始兴建元代新都，建都地点就选在金国中都故地，并命大臣刘秉忠负责新都的整体规划。

当时的燕京之地刚刚从战火中平定下来，刘秉忠可以说是元大都的主要设计者。从那时起，北京的孔庙和国子监就有了确切的规划位置。

刘秉忠规划好的大都，由于种种原因，在忽必烈一朝没有立即动工修建，大都的孔庙和国子监也是在30多年后元成宗铁穆尔继位时才开始兴建的。

1299年，元成宗的左丞相哈喇哈斯奏请元成宗筹建大都孔庙，庙内设学馆，选拔名儒做教员，让近臣子弟入学，这就是元代的“庙学”。元成宗同意了这一奏请。经过3年的筹备，1302年6月，在哈喇哈斯的直接督促和指挥下，修建孔庙的工程在北京正式动工。

在建设孔庙的工程中，有一位汉族官员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组织管理作用，他就是贾驯。修建孔庙时贾驯位任工部奉正大夫，他“入理曹务，出营庙事”，不管风吹雨打还是烈日寒风，他始终坚守在孔庙工程现场，亲自组织指挥，具体到涂墙墁地、砍削梁材，他都亲自谋划、指点。1306年8月，京师孔庙终于在忽必烈时期刘秉忠规划的位置上建成。

在修建京师孔庙的同时，御史中丞何玮对元成宗提议，希望按照“左庙右学”的传统规制，在孔庙的西边营建了国子监。元成宗欣然同意。

1306年正月，京师孔庙竣工前七个月，营建国子监的浩大工程也正式开工。到元武宗海山继位时的1308年，北京国子监终于建成。

元王朝从1266年刘秉忠设定北京孔庙和国子监位置到最后的完全建成，历经元世祖、元成宗、元武宗三朝42年的时间。

元代北京孔庙的建筑形制是参照当时山东曲阜孔庙而建成的，后经历代多次重修，成为了元、明、清三代京城祭孔之所在，但整体建筑仍保留了元代的风格。

北京孔庙由三进院落组成，以大成殿为中心，“大成”取“孔子之谓集大成”之意。中轴线由南向北依次为先师门、大成门、大成殿、崇圣门和崇圣祠，大成殿为主体建筑，建筑规模仅次于山东曲阜的孔庙。

先师门又称棂星门，是孔庙的大门，面阔三间，进深七檩，单檐歇山顶式建筑结构，先师门两侧连接庙宇的外围墙，犹如一座城门。

先师门之后便是大成门。大成门后来在清代重修为面阔五间，进深九檩，单檐歇山顶。整座建筑坐落在高大的砖石台基上，中间的御路石上，浮雕有海水龙纹的图样，其中五龙戏珠，栩栩如生。

大成门前廊两侧摆放着10枚石鼓，每枚石鼓的鼓面上都篆刻一首上古游猎诗，是仿周宣王时的石鼓遗物而刻制的。

孔庙的第一进院落是皇帝祭拜孔子之前筹备各项事宜的场所，东侧设有宰牲亭、井亭和神厨，用于准备祭孔时所需三牲的宰杀、清洗和烹制。两侧有神库、致斋，用来存放祭孔的礼器和供品的备制。

在第一进院落的御路两侧立有198座高大的进士题名碑。其中元代所刻3通，明代所刻77通，清代所刻118通，记载了元、明、清三代各科进士的姓名、籍贯和名次，共计51624人。

孔庙的第二进院落是孔庙的中心院落，每逢祭孔大典，这里便钟鼓齐鸣，乐舞升平。大成殿是第二进院落的主体建筑，也是整座孔庙的中心建筑，是孔庙内最神圣的殿堂。

大成殿殿内全部采用金砖铺地，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高等级的建筑，堪与后来的故宫太和殿相媲美。殿内正中设有“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牌位，以及一套清代的乐器和祭器，包括编钟、编磬、琴、瑟、笾豆、登和爵等。

孔子牌位两边设有配享牌位，复圣颜回、述圣孔伋、宗圣曾参、亚圣孟轲被称为“四配”。殿内东边分列的儒学名人有闵损、冉雍、端木赐、仲由，卜商和有若，西边分立的儒学名人有冉耕、宰予、冉求、言偃、颛孙师和朱嘉12人的牌位，这12人被称为儒学中的“十二哲”。大殿内外悬有清康熙至清宣统之间的9位皇帝御匾，均是皇帝亲书的对孔子的四字赞语，十分珍贵。

孔庙的第三进院落最具特色，由崇圣门、崇圣殿和东西配殿组成独立完整的院落，与前二进院落分割明显却又过渡自然，反映出古人在建筑布局上的巧妙构思。这组建筑称为崇圣祠，是祭祀孔子五代先祖的家庙，后来重修时将灰瓦顶改为绿琉璃瓦顶。

崇圣殿又称五代祠，面阔五间，进深七檩，殿前建有宽大的月台，月台三面建有垂带踏步各10级。殿内供奉孔子五代先人的牌位以及配享的颜回、孔伋、曾参和孟轲4位先哲之父的牌位。

东西配殿坐落在砖石台基上，面阔三间，进深五檩，单檐悬山顶，内奉二程颐、程颢、张载、蔡沈、周敦颐和朱熹6位先儒之父的牌位。

三进院落及其建筑具有明确的建筑等级差别和功能区域划分，和谐统一地组成了一整套皇家祭祀性建筑群落，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杰出代表。

元代北京国子监坐落在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内国子监街15号，与孔庙相邻。经过元代以后的建设，成为了元、明、清三代的国家最高学府及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是我国现存唯一一所古代中央公办大学建筑。

国子监整体建筑坐北朝南，中轴线上分布着集贤门、太学门、琉璃牌坊、辟雍及两侧的六堂、彝伦堂、敬一亭，构成传统的对称格局。

集贤门是国子监的大门，门内院子东西设有井亭，东侧的持敬门与孔庙相通。

太学门是国子监的第二门，进入后就是国子监的第二进院落。里面有琉璃牌坊，辟雍和彝伦堂。

琉璃牌坊是3间四柱七楼庑殿顶式琉璃牌坊，建于清乾隆时期的1783年。横额正反两面均为皇帝御题，正面额书“圜桥教泽”，阴面为“学海节观”，彩画华美，是我国古代崇文重教的象征，也是北京唯一不属于寺院的琉璃牌坊，是专门为教育而设立的。

辟雍建于清乾隆时期的1784年，是国子监的中心建筑。建于中轴线中心一座圆形水池中央的四方高台上，是一座方型重檐攒尖顶殿宇。四面开门，设台阶6级。

辟雍周围环绕着长廊，四面架设精致的小桥横跨水池，使殿宇与院落相通，这种建筑形制象征着“天圆地方”。清代乾隆皇帝之后，每逢新帝即位，都要来此做一次讲学，以示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

六堂是位于辟雍左右两侧的33间房，合称为六堂，分别为：率性堂、诚心堂、崇志堂、修道堂、正义堂、广业堂，是国子监学生贡生和监生的教室。

彝伦堂位于辟雍以北，元代名为崇文阁，明代永乐年间予以重建并改名为彝伦堂。早年曾是皇帝讲学之处，兴建辟雍之后，则改为监内的藏书处。

敬一亭位于在彝伦堂之后，是国子监的第三进院落。建于明嘉靖年间的1528年，设有祭酒厢房和司业厢房和七座御制圣谕碑，是国子监祭酒办公的场所。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子监与孔庙的夹道内，还珍藏有190通“十三经”刻石碑，这些石经内容包括13部儒家经典，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孟子》、《尔雅》，计63万多字，为我国仅存的一部最完整的“十三经”刻石。这些石刻经书刻于清代乾隆年间，故又有“乾隆石经”之称。

元代北京中央官学的就学

元代北京中央官学是指元代执政者为官员子弟创办的学校，集中在国子监。当时创办的学校有蒙古国子学、汉文国子监学和回回国子监学，这些学校为元王朝培养了大批人才。

蒙古国子学开始于1271年正月，元世祖忽必烈下诏立京师蒙古国子学，教习诸生，在随朝的蒙古、汉人及怯薛军官员中选子弟俊秀者入学。待生员习见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者，量授官职。

元成宗时，开始增生员的膳食津贴，元武宗时，又定伴读员40人，以在籍生员学问优长者补之。

元代还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的上都设立了蒙古国子分学。其授课时间与皇帝巡幸上都的时间基本一致，其余时间都在大都上课。

从总休上说，元代的蒙古国子学呈现了发展的态势，生员的数量最高曾经达400多人。生员当中，庶民子弟也占一定的比例。同时，蒙古国子学中配有博士、助教、教授、学正、学录、典给、典书等师儒之职，各员不等。

1277年，元政府设立蒙古国子监，置司业1员。1292年，准汉人国学例，置祭酒、司业、监丞。以后又增设令史1人，必阇赤1人，知印1人。

国子学或国子监，都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都具备了两种功能，一是国家管理机关的功能，二是国家最高学府的功能。所不同的是，“国子学”是传授知识，指向教育和最高学府的功能；“国子监”是督查监管，指向国家教育管理的功能。

元代蒙古国子监既是管理机构，也是教学机构，它和蒙古国子学一道为元政府培养了众多的蒙浯人。

汉文国子监学是元政府于1269年设立的。应该说，这所学校是蒙古执政者实施汉法的产物。

1270年，元政府命蒙古人、汉人、色目人、南人的子弟11人入学，以长者4人从许衡，童子7人从王恂；1287立国子学，而定其制。

国子监学所配置的师儒之职与蒙古国子学大同小异。讲授的内容是，先学《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再学《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

元世祖时期定国子学生员之数为200人，先令100人及伴读20人入学。其百人之内，蒙古半之，色目、汉人半之。1311年7月，定生员额300。在300人当中，蒙古族生员所占的比重也是比较大的。

至元初年还设置了隶属于集贤院的汉文国子监，选七品以上朝官子孙为国子监生员，随朝三品以上官员可以举荐俊秀的平民子弟入学，成为陪堂生伴读。因此，汉文国子监是蒙古族生员学习汉族文化的一个主要场所。

当时，著名理学家许衡被延请到国子学执教，成为元代第一任国子祭酒。其后还有虞集、欧阳玄、苏天爵、张翥等。

国子监宣扬程朱理学，用儒家义理派的主张培养人才，这些人学成后逐步进入元政府各级机构，自然会对当时的政策发生重大影响。

回回国子监学设置于1289年。这年4月，尚书省的臣员进言说：

亦思替非文字宜施於用。今翰林院益福的哈鲁丁能通其字学。乞授以学士之职，凡公卿大夫与夫富民之子，皆依汉人入学之制，日肄习之。

翰林院的哈鲁丁是回回学者，是熟悉亦思替非文字的人。亦思替非文字是古代伊朗人所创造的一种特有的文字符号系统及计算方法，用以书写国王及政府有关财务税收，清算单据，税务文书等。阿拉伯哈利发帝国兴起后继续用这种文字以管理和书写有关财务税收事项，是一种具有保密性又便于统计数目的文字。

亦思替非文字不是一般的波斯文或阿拉伯文，而一种专门学问，其中有较为精密的数学统计方法。翰林院益福的哈鲁丁掌握这种学问，也可算是“绝学”了。

朝廷采纳了尚书省的这个意见议，在1289年8月设置了回回国子学。元仁宗执政时，朝廷又设置回回国子监。回回国子监管辖回回国子学。

在回回国子学中，教师们用正规的办法训练通晓亦思替非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翻译人才。元政府让相当一部分蒙古族儿童在回回国子学就读，目的是培养诸官衙口的翻译人才。

元代建立回回国子学是一所外国语学校，它是蒙古族教育史，乃至我国教育史上最早建立的一所外国语学校。我国至今使用的阿拉伯数字，就是元代时期来华穆斯林带来的。

明代北京国子监及其管理

明代北京国子监，是在1420年明成祖朱棣从南京迁都北京后改定的元大都国子监，于是明代国学有南北两监之分。南京国子监被称为“南监”或“南雍”，北京国子监则称为“北监”或“北雍”。

北京国子监还曾吸收了明代中都国子学的生员。1375年，明朝廷于凤阳设置中都国子学，当时与南京国子监、北京国子监并存，但当时中都国子学选收的学生，均为南京国子学考试优选之后的生员。至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朝廷罢中都国子监，将其师生并入北京国子监。

明代北京国子监的教职设有祭酒、司业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正等，由学行卓异的名儒充当。学生称为监生或太学生。

明代国子监学生的来源大致有贡监、举监、荫监和例监的区别。贡监是由地方府、州、县儒学按计划年选送在学生员贡国子监的学生；举监是会试落第举人直接入监的读书者；荫监是以荫袭而入监的国子监学生；例监是捐资财入监读书者。

按出身看，北京国子监学生又有民生和官生之分。民生是国子监出身庶民的学生，而官生是国子监学生中以恩荫入监的品官子弟。总之，进入国子监由于资格、来源的不同，虽然都是国子监学生，称谓却很不相同。

明代北京国子监学生到1393年增加到8000多名，到1422年已增加到9900多名，可谓盛极一时。明朱武宗以后学生只剩千余人。至明景泰、弘治之际，学生“奸惰”，教师“失职”，课业乃废。

明景泰以后，出现了用钱买国子监入学资格的“例监”现象，与明初太学相比，已是有名无实。因此，明代政府规定，必须入国学者才可当官，不入者不能得，参加科举考试的必须由学校出身，即所谓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不必由科举。这些在《明史》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在我国封建社会，为了培养“文武之才”，使国子监学生“能出入将相，安定社稷”，历代都规定“五经”或“四书”作为国子监的主要教材。明代也不例外。

明代北京国子监具体对学生课以名体达用之学，以孝悌、礼义、忠信、廉耻为之本，课程以《易》《诗》《书》《春秋》《礼记》等经典为专业教材，人习一经；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普通基础课。此外，还涉及刘向《说苑》及《御制大诰》《大明律令》等时政文献。生员还要学习书法。

朝廷对国子监的管理都很严格，颁行了各种管理制度，包括考试升降制度、历练政事制度和放假制度等。国子监监生可以在监内寄宿，而且还发给灯火，供给膳食，享有免役的权利。

明代洪武和永乐年间，北京国子监还接受邻邦高丽、日本、暹罗等国的留学生。

明代国子监教育管理机构及其管理，在培养文武官吏，造就各种专门人才，繁荣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纳育各国留学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乃至传承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等方面，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清代北京国子监及其管理

清代初年，修整明北京国子监为太学，裁掉南京国子监，改为江宁府学。清代北京国子监是全国最高学府。

清代北京国子监设祭酒满族、汉族各1人，司业满族、蒙古族、汉族各1人，职在总理监务、执掌教令。博士满族、汉族各1人，助教满族16人、蒙古族8人、汉族6人，学正汉族4人，学录汉族2人，职在教诲。典籍汉族1人，掌书籍碑版。典簿满族、汉族各1人，掌文牍事务。

国子监的生徒，来源很多，共分两大类。一为贡生，一为监生。贡生有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例贡这“贡”，监生有恩监、荫监、优监、例监这“四监”。

岁贡，有地方贡于国家之意。府、州、县学按照规定的时限与数额，将屡经科考、食廪年深的生员，依次升贡到国子监。

1645年，清政府命中央直属各省起送贡生，府学每年1人，州学3年2人，县学2年1人。各地贡生到京后，要进行廷试。时间是每年5月15日，后改为4月15日。如有滥充者，即发回原学。一省发现5名以上，学政要被罚俸。

恩贡，是岁贡在特殊情况下的改称。清沿明制，凡国家有庆典或皇帝登极，便颁布恩，以当年的岁贡生充恩贡。

拔贡是常贡之外所行的选贡之法。各地儒学生员，经过考选，凡学行兼优、年富力强、累试优等者，得以充拔贡。

清顺治时的1644年，首举选贡。顺天府特贡6人，每府学贡2人，州、县学各贡1人。当时为6年考选一次，乾隆时改为12年一次。

副贡，各省乡试除录取正卷外，另取若干名为副榜。中副榜者，可以作为贡监，入国子监肄业，称副贡。

优贡，类同拔贡，每3年考选一次，举送的次数比拔贡多。

读书士子除了参加科举考试者外，由此而入仕途的，亦谓之正途。五贡就任官职，按科分名次和年分先后，恩、拔、优、副贡多以教谕选用，岁贡多以训导选用。但在具体实行中，常有变动。

在五贡之外，还有例贡。凡儒学中的廪生、增生、附生，按政府规定报捐为贡生的，称例贡。这是当时由捐纳入官的必由之路，由于是出资捐买而得，很为一般人所蔑视。

例贡或在监肄业，或在籍，均可称为国子监监生。乾隆年间议准，例贡如果志在由正途入仕，准其辞掉例贡头衔，以原来的身分参加科举考试。

在贡生之外，还有监生，包括恩监、荫监、优监和例监。

恩监，清乾隆年间开始实行，主要是选拔和照顾一些资历、身份较特殊的士子，恩准入监肄业。清乾隆时的1737年，准八旗汉文官学生应讲求经史，每3年奏请钦点大臣考试，优者拔作监生，与汉贡监等一体肄业。

1786年规定，凡陪祀孔庙的圣贤后裔，本人是武生俊秀及无功名顶戴的俊秀，均恩准做监生。另外，八旗算学生、汉算学生、钦天监天文生均准考恩监。

荫监，又分恩荫和难荫两种。恩荫是按内外文武官员品级，荫子入监。

1645年，定文官中京官四品、外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可送一子入监。从1713年开始，宗室亦给荫入监。1646年，定满、汉三品以上官员，3年任满，勤于国事而死者，可荫一子入监。

清雍正以后，特别体恤军功死难者。凡八旗武职立功身故，无论功绩大小，是官员的，给七品监生1人，是护军校、骁骑校的，给八品监生1人，均于子弟内补充。

1739年规定，八旗武职立功病故，所给的监生，按立功等第定监生品级。一二等军功，给该员子弟监生1人，食七品官俸，三四等军功，给该员子弟监生1人，食八品官俸，五等军功，给该员子弟监生1人，照捐纳监生例，准其应乡会试。

优监，与优贡雷同，唯入监条件略有降低。1733年规定，在地方儒学为附生及武生的，可以选为优监生。

例监，与例贡雷同，但条件更放宽。凡未取得生员资格的读书士子，即俊秀，可以通过捐纳而取得监生资格，称例监。

贡监生入太学后，依次到六堂研习。六堂分为3级：正义、崇志、广业堂为初级，修道、诚心堂为中级，率性堂为高级，根据学习成绩递升。

国子监的监生，又分为内、外两班。内班是住在监内的，有膏火之资。外班则散居监外各地，无膏火。外班补内班，要经过考试。内班贡监生的告假等事项，都要按严格的规定办理。

清初，内班共有监生150名，每堂25名，外班120名，每堂20名。清乾隆初年，改内班每堂为30名，这样内、外班共300名，既而又裁减外班120名，拨年班24名为外班生。

国子监授课和考试的办法是：每月初一、十五日师生向孔子行祭奠礼毕，听助教或学正、学录讲解经书，然后要进行覆讲、上书、覆背，每月3回，周而复始。

所习内容为“四书”、“五经”等，还有兼学习“三经”和“二十一史”的。每人每日要摹名帖数百字，并立日课册，按期交助教等查验。

每月十五日，祭酒、司业轮换考课四书文1篇，诗1首，称大课。一般是司业月考，祭酒季考。另外，每月初一日，在博士厅课经文、经解和策论。每月初三及十八日，助教、学正和学录还要分别主持考课，试四书文、经文和诗策等。

监生坐监的期限，始初各种贡监生并不一样。恩贡、难荫、由廪生出身的副贡，时间最短，为6个月。其他有8个月、14个月、24个月的。例监最长，为36个月。1727年规定，各监生肄业，均以3年为期。修业期满后，可应吏部铨选，以教谕、训导等选用。

清代还给国子监学生制定了严格的学规。顺治初年颁布国子监学规18条，康熙年间又以“圣谕”的方式颁布《圣谕十六条》。雍正时期又将《圣谕十六条》修订为《圣谕广训》，用以约束学生，并规定每月初一、十五必须将国子监学生集中在一起，由教官宣读。

雍正时期的16条国子监学规基本内容是：

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正本以定民心；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戒逃匿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生命。

这些内容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以特定的封建礼教、法制纲常为内涵的。这个学规具有一般学规的共同特点，如道德人伦、勤劳节俭、和睦友爱、端正风气、遵纪守法等。

清代北京国子监附属学校

清代北京官学还有若干隶属于国子监的学校，相当于国子监的附属学校。这类学校有算学馆、俄罗斯学馆、八旗官学和觉罗学，他们以特殊方式附于国子监的学校，它们自成系统，学业由国子监兼管。

算学馆是从钦天监算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钦天监是国家天文台，以观测天象、编制日历为职责。因此，需要计算天体运行速度，预测二十四节气发生的日时，预报日食、月食等天文现象的发生等等。

钦天监历来有天文生在钦天监官员的带领下边观测边学习。1670年，清政府从八旗官学生中挑选满学生6人、汉军学生4人在钦天监学习算学。后来将钦天监算学生拨出，于1713年在畅春园设立算学馆，仍派八旗官学生学习算学。

1739年将算学馆划归国子监，仍在畅春园，称为国子监算学馆。1745年，准许钦天监派天文生24人交算学馆代培，称为“附学肄业”。此后，算学馆确定学生数额为：满洲八旗官生12名，蒙古八旗官生6名，汉军八旗官生6名，均由考试录取；汉人12名，由国子监会同算学馆教官考试录取。

算学馆学制为5年，前三年学习《御制数理精蕴》，分线部、面部和体部，每部限学一年，后两年学《七政》。

《七政》，原本指北斗七星以及北斗七星与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星的运行关系。将其推广到人道，《七政》则包括了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即天象与四季的确定，各种天文现象以及在地域的表现。

人道《七政》还将天文现象与人间治乱联系在一起，通过天人感应学说把自然灾异和天体祥瑞等与施政之良善联系起来，用以推测人心的向背。算学生毕业后由吏部安排就职。

俄罗斯学馆是为在华留学的俄国人设立的学校。《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中俄往来渐多，不断有俄人来华留学。

1728年，俄罗斯官方正式派遣其陪臣子弟鲁喀、佛多德、宜畹、喀喇西木、米海拉等到京，要求在华学习，雍正帝批准在会同馆设学。会同馆是礼部属下的机构，主管接待外宾、翻译外国贡书。会同馆懂俄语的官员充任俄人教师。其后每10年派遣一批俄国留学生来华，换回学成者。此外，俄国东正教传道团亦每10年派人来华留学。

1741年，清政府在国子监设俄罗斯学馆，从汉、满助教中选二人专门教授俄国留学生。俄国留学生在华学习语言、“四书”、“五经”、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和其他方面的知识，对俄国了解中华文化和清朝国情起到重要作用。

八旗官学和觉罗学也是国子监的附属学校，但这两个学校的自身体系相对完整，八旗官学更是如此。

八旗官学是专门为八旗子弟设立的学校。清顺治时期，清政府在京师八旗驻防地，各觅空房一所，立为书院，派国学二厅六堂教官分教八旗子弟。由此，八旗官学建立。

清政府规定，八旗子弟每10天赴国子监考课一次，春秋演射5天一次。其训练方法，较国子监普通学生为严。八旗官学学生的学习内容有骑射、经书、时文、翻译等，他们可以通过参加科举及考取监生逐渐获得官职，或直接考取笔帖式、中书等官职。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八旗官学达于极盛。

八旗官学在起初设立的时候就明文规定：八旗官学生，由八旗选择俊秀子弟咨送，由国子监祭酒等挑取18岁以下者记名补进。1645年9月，顺治皇帝下诏增加官学生员额：每佐领佐领各取官学生1名，以10名习汉书，余习满书。

由于一些旗人不肯习武，专尚读书，故顺治皇帝于1656年又下谕限定读书者名额，余俱令习武。顺治帝在诏书中强调：

文武乃治天下之极要，不可偏向。今见八旗人等，专尚读书，有子弟几人，俱令读书，不肯习武，殊违我朝以武功定天下之意！尔部酌量，每佐领下应读满汉书几名，更定具奏。凡部院考用者，俱照额定读书子弟内选用考试，额外私自读书者，部院不准选用考试！

诏书中的“尔部”指的是礼部。这年礼部规定：满洲、蒙古、汉军，前经题明，每佐领止留一人读书。满洲、蒙古官学生不往外省做官，只许在部院衙门选用。且奉恩诏：满洲、蒙古三品官以上，荫一子入监，遇部院衙门考用之时，此等亦可选用。

在礼部的规定中，对于汉族军官的学生，则采取内外并用的办法，在每佐领一人外再添一人，其考试生员、举人、进士及部院衙门选用，俱应额定人数，额外私自读书者不准考选。

八旗以骑射为本，为了维持民族之间的和平，清代政府仍然极其重视八旗军队的战斗力，重视骑射，因此对国子监汉贡监生不学武事则可，而八旗官学生不学武事则断不可。于是，定例八旗官学生员额，每牛录不得过几人。且私自读书者不准应科举，不给予出路。只有进入八旗官学的读书人，才为官方和社会所承认。

八旗官学生在清初就有做官资格，但满、蒙学生“不往外省做官，止许在部院衙门选用”，而汉军官学生则“内外并用”。据《钦定国子监志》记载，在1652年之前，笔贴式旧例由官学生库使补授。1652年规定，举人、生员亦得选补，1657年吏部题准：

各部院笔贴式有缺，止用官学生补授。盖满、蒙、汉军举人、生员，国初有更重要的职务让他们做，故官学生专做笔贴式。

笔贴式在清初升迁极快，不数年而飞黄腾达者很多。这也是八旗官学生学习文、武各科的动力之一。八旗官学生的员额是与出路相联系的，在此出路决定了员额。

不久，由于蒙古官学生补用缺少，议定每两牛录选一名官学生。又因此时八旗停科举之例，汉军官学生也不应试，于是减少汉族军官学生员额为每牛录1人。这都说明了出路与员额合一，由出路确定员额的情况。

1662年，清政府再次下谕，满洲、汉军每佐领各增官学生一名，共送子弟二人，一习清书，一习汉书，同时，“只许武官及甲兵子弟开送，文官子弟不准开送”。这是顺治帝逝世之后辅政四大臣鳌拜、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作出的决定。

四大臣皆战功赫赫，为清政府立了汗马功劳。他们看不起“无寸箭之功”的八旗文官，以至于排挤文官，优遇武官，不准文官子弟入八旗官学。

到了清康熙时期，康熙皇帝改变了上述不合理制度，据《清会典》卷84《八旗都统》记载，不论文武官员子弟，皆“令本佐领将可学之人移送本监教习”。这表明康熙皇帝的汉化思想。

在当时，做八旗官学的学生是通往仕途的一道桥梁，大家皆争取入学，佐领看在与一些人的特殊关系上，顾及面子，常不顾其素质，滥取滥送八旗官学生。

这一弊端，在清雍正时期的1723年经国子监主管监务的司业博礼条奏，为吏部与皇帝所知。博礼得到的复准文中写道：

应于该佐领下，无论官兵子弟，不许瞻徇情面。择其资性颖秀，可以读书上进者一人，著参领、佐领保送都统验看。

于是，佐领可以保送八旗官学生的权力受到了限制，选择官学生必须经过参领、都统两道关卡的准许，才能入学，从而保证了官学生的素质。

1727年，吏部议准每旗额定八旗官学生：满洲60人，蒙古、汉军各20人，满洲额内以30人在满洲书房习满文，30人习汉文，凡有学生缺数，不必拘定佐领，可以选拔聪明俊秀子弟，申送本旗都统验看，交国子监当堂考录。

这一规定，使八旗官学生的录取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以佐领为单位录取的旧例被以旗为单位录取的新例所替代，同时取消了佐领选送官学生的权力，由各旗都统验看聪明子弟入学。提高了所录取八旗官学生的整体水平，有利于教学，有利于整个满族民族素质的提高。这是八旗官学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

下五旗包衣，原来是不准做官学生的。1768年奏准：每旗各添设下五旗包衣官学生10名，满洲6名，蒙古2名，汉军2名，但不给钱粮。这就是说，从此开始，除八旗各100名官学生外，又有下五旗包衣生50名，于是八旗官学的学生总额为850名。此永为定制。

1769年奏准：官学生已考取中书、笔贴式、库使等官，已经有出路者，不宜在学继续读书，应退学并将其缺由另行挑取的新生补足员额。

清道光时期，道光皇帝诏令，如果八旗官学生已经考取了举人，就不得留校占据名额，应归于铨选，便于录取新的八旗子弟入学。在这种情况下，包衣学生可借补额缺。

至于八旗官学的考试制度，1651年规定，八旗官学学生参加乡试，但单独命题，只考一日，内容要简单得多。这标志着八旗官学开始纳入科举制度的轨道。1687年，令八旗官学生同汉人一起同时、同地、同卷参加乡试，使八旗官学更进一步融于全国普通教育之中。1813年，将驻防京师八旗所属官学学生原来必须到顺天府参加乡试的规定，改为参加驻防省份的乡试，使八旗官学的特殊性进一步减少。但清代八旗官生参加乡试和会试始终单立名额、自为一榜，使之与普通学校一直保持区别。

清代八旗官学生的录取手续是：10岁以上、18岁以下的八旗平民子弟，经该旗都统同意后，用印文咨送国子监，八旗助教带领这些弟子上堂，当堂考验翻译、作文、背书等科目。

清光绪时期，还采取了照顾贫寒子弟、准予转学、供给早点等措施，都颇有益于八旗官学事业的发展。

觉罗学是清初为皇族子孙设立的官办学堂，创立于1729年，满洲八旗各设一学，总称“八旗觉罗学”，隶属于宗人府。

觉罗学额设总理王公8人、副管16人，掌管学务；稽查觉罗学京堂官8人，轮流稽查本翼四学课程；清书教习15人、骑射教习8人、汉书教习15人，分掌清书、骑射、汉书的教授。

觉罗学学生从8岁以上、13岁以下的觉罗子弟中挑补。并定有额数：镶黄旗61名，正黄旗36名，正白旗、正红旗各40名，镶白旗15名，镶红旗64名，正蓝旗39名，镶蓝旗45名。在学学生，每人每月给银3两、米3斗及纸张笔墨，并且冬天给炭、夏天给冰，待遇优厚。

凡觉罗学学生均读书习射，满汉文字兼学，每年春、秋考试两次，每3年钦派大臣会同宗人府考试一次，其优者记名奖劝，次者留学教训，劣者黜退。学生学成之后，与旗人一同应岁科考试及乡试、会试，并可考用中书、笔帖式、库使等官。

觉罗学在清末与八旗官学一起改并为中、小学堂，均由管学大臣管理。1908年改设八旗高等学堂，及左右翼高等小学堂、初级小学堂。

清代王懿荣三任国子祭酒

清道光年间的1845年，在山东福山古现镇东村一个王姓家里，一个男孩出生了。男孩的父母给他起名叫王懿荣，字正孺，又字廉生、莲生。

王懿荣出生的福山是一座美丽富庶的古城，古称“福地”，有“银福山”之称。这里依山傍海，物产丰富，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风光秀丽，环境宜人。福山人杰地灵，被誉为“文化之邦，诗书世泽”。

王懿荣在福山的始祖王忠原籍云南大理府云南县，明洪武年间任山东都转运盐使司下辖的登宁盐场盐课大使。王忠在福山为官几年后，喜欢上了这块美丽富庶且人杰地灵的“福山”，决定定居于此。王氏家族遂在此繁衍子孙，渐成为福山的名门望族。

福山王氏一家确属官宦世家，先后录取翰林6名，进士24人，举人58人，贡生58人，秀才357人，出了3任封疆大吏，被朝野誉为“天眷其后，世泽蝉联”。清代乾隆皇帝曾称：

父子三人俱为翰林，一门多显官，皆能办事，可谓世臣矣。

王懿荣的出生，伴随的是国家与家族，大家与小家的同时变故。在他出生前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在他出生后的1849年，他的祖父王兆琛获罪被遣戍新疆并抄没家产，福山王氏一家家道中落，从显赫的高门望族败落为困顿的穷困寒门。

王懿荣幼年即遭家庭变故，但其作为文化世家的家学背景却绵延世泽，不会在旦夕之间被毁坏、阻断。就在祖父被遣的同一年，他的父亲被地方举为清道光乙酉科入国子监的拔贡，可见王家家学的延续和在福山一带的影响。

虽然家道中落，但深厚的家族文化底蕴，使王懿荣从小就接受了寒门子弟所不能有的良好家学氛围与优质启蒙教育，这为他成长为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位文化巨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清代同治年间的1862年，年仅18岁的王懿荣参加了第一次乡试，开始走上了科举求仕之路。但科举考试并非易事，仅乡试他就参加了8次，历经17年的努力，终于在乡试时中试，成为举人。

1894年7月16日，王懿荣接到清光绪帝的上谕，让他出任国子监祭酒。这是他第一次担任国子监祭酒之职。光绪皇帝的诏书说：

陆润痒现出试差，国子监祭酒著王懿荣署理。钦此。

陆润庠曾于清同治年间经殿试高中进士第一名，后入值南书房，迁侍读，出督山东学政，后做过御史，又擢内阁大学士，也做过溥仪皇帝的老师。诏书上说他“出试差”，即被朝廷特派去做乡试试官。光绪帝让王懿荣接替大儒陆润庠的职位做国子监祭酒，可见对王懿荣的知识和人品的器重。

王懿荣任职的国子监，位于北京安定门内雍和宫对面的成贤街，左边与孔庙相比邻，取左庙右学之意。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国家最高学府，因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府州县各级官学亦归其统领，故而也是国家最高教育管理机构。

国子监虽然号称最高学府，但在科举时代，其毕业生地位相对较低。若想取得功名，还须参加乡试。唯一的照顾是无论国子监生之籍贯，皆可应试于顺天府。

若不再考取功名，以国子监生身份入仕，则多被用做县丞，或教谕、讯导等学官，秩低而俸薄，权轻而利小，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监生们除学习“四书五经”外，尚有历代典礼赋役律令、边防、天官、河渠、算法之类。

就在王懿荣任祭酒期间，我国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任职半年中，他一面在南书房行走，一面兼署祭酒，还以忧虑的心情关注着战争的进展。1895年正月，他奏请回籍办理团练获准。

王懿荣由京起程赴登州府，大约4个月后，他接到上谕和议已定，停办团练，回京供职。他向朝廷请假两月获准，后归里省亲，一个月后再次奉上谕：

王懿荣著补授国子监祭酒。钦此。

王懿荣接到上谕之时，假期已满，于是，他由烟台起程北上，回京复命。在朝廷上，他具疏谢恩，并奏请注销钦命办理山东登州团练木质关防。

王懿荣第二次任国子监祭酒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不过半年。在此期间，光绪皇帝曾经赏赐王懿荣和张百熙御笔“福寿”、“荣庆”各一幅，二人具疏谢恩。

1896年2月18日，王懿荣的母亲谢太夫人因年事已高，且南北往返，劳累过度，病逝于福山，享年74岁。王懿荣在京接到讣告之后，星夜匍匐奔丧。守制期满后，他携长媳张氏及孙儿福坤回到北京。

到了京城，王懿荣蒙谕召见，向光绪皇帝请圣安，并奉旨仍在南书房行走。

王懿荣在内廷当值，备受皇帝与两宫太后信任与重用，鉴别书画、恭代御笔、进呈书籍等事经常要找他，有时一天之内要两入宫廷。

1899年7月6日，王懿荣奉上谕：补授国子监祭酒。至此，他第三次担任国子监祭酒之职。

在此期间，王懿荣为国子监鞠躬尽瘁，培养了许多经天纬地之才，深得后人尊敬。

王懿荣是皇家大学国子监的祭酒，又是北京城里有名的金石学家、甲骨文的发现者和爱国人士，加之他人品好，在京师学界颇有口碑。

当时北京的不少名流学士都愿意与王懿荣打交道，谁得了什么宝物，都想请他给鉴定鉴定，每每会学到不少的知识。来到北京的古董商大都知道王懿荣的名气，所以，有事没事的，也来请教一二。

后来，王懿荣于1899年首先发现甲骨文，被称为“甲骨之父”，是我国收藏鉴定甲骨文的第一人。但他还没来得及对甲骨文进行深入研究，便遭遇了战争。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王懿荣受命于危难之时，任京师团练大臣，负责保卫京城。7月20日，侵略军攻入东便门，他率团练奋勇抵抗，寡难敌众，不愿为亡国奴，遂书绝命词：

主忧臣辱，主辱臣死。

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

写完后，偕家人从容投井殉国，时年55岁。

王懿荣家学深厚，不负先祖厚望，博学精进，三任国子监祭酒，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是无愧于太学生的尊长。他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面对列强，奋力抗击，誓死不做亡国奴，最终以身殉难，其学术贡献与爱国节操将永世长存。

北京新式官学京师大学堂

那是在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清代改革家在“戊戌变法”时期在北京组织“强学会”，讨论学术，批评时政，宣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近代科学知识，鼓励人们学习西方，以学以致用的原则来培养人才，最终达到民族自强的目的。

“强学会”成员购置图书，收藏报刊，供群众阅览，并经常开会讲演。由于他们的宣传越来越深入人心，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芬在给清政府的《请推广学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议设立“京师大学”。

随着变法维新运动日益发展，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一文中再次提出：

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各府县立中小学及专门学。

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推动下，1898年初，清光绪帝命大臣孙家鼐为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孙家鼐在《奏筹办京师大学堂大概情形折》中，陈列了筹办京师大学堂的主要内容：

一、为举人、进士出身之京官设立仕学院，以习西学专门为主。

二、大学堂应为毕业生代筹出路，其已授职者，由管学大臣出具考语，各就所长请旨优奖；其未仕者，亦由管学大臣严核其品学，请旨录用。

三、精简学科门类，如经学、理学可合并为一门，兵学宜另设武备学堂。

四、编译局主要应编译西学各书，旧有经书仍应以“列圣所钦定者为定本”，即使非钦定本，也不得增减一字，以示尊经之意。

五、总教习可设2人，分管中学和西学。西学教习薪水应从优。

六、应取消学生“膏火”，而改为奖赏，以激励学生努力向学。

经孙家鼐推荐，清光绪帝任命大臣许景澄为中学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

1898年6月，清光绪帝在《明定国是诏》中，要求各行省为办京师大学堂尽力。另外，他还责成梁启超起草了一份《京师大学堂章程》，这个章程是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个章程，也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最早的学制纲要。

京师大学堂校址设在地安门内马神庙和嘉公主旧第，这里原有房340多间，又新建130多间，即后来的北大二院，又在北河沿购置房舍一所，开办译学馆，即后来的北大三院。

在经费方面，当时规定京师大学堂的办学经费为30万两，常年用费为200630两。户部指定从华俄道胜银行中国政府存款500万两的利息中支付，不敷之数，由户部补足。

京师大学堂刚刚起步，却在两年后的1900年外敌入侵北京时遭到破坏，校舍被占，图书设备被毁，大学堂难以维持，于8月3日被下令停办。

京师大学堂于1902年12月17日恢复，藏书楼也于同年重设，派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吴汝纶和辜鸿铭任正副总教习，严复和林纾分任大学堂译书局总办和副总办，各个方面开始步入正轨。

恢复后的京师大学堂先设速成、预备两科。速成科分仕学、师范两馆，预备科分政科及艺科。此时，北京的同文馆也并入京师大学堂。

同文馆是清政府于1862年在总理衙门设立的。同文馆是我国近代第一所新式高等官办学校，后来并入了京师大学堂，是京师大学堂最早的组成部分。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京师大学堂正式举行了招生考试。为做好招生工作，京师大学堂向全国各省督抚发出了通知，要求各地给予积极配合和支持。各地方官接到通知后，先在本地选拔，择优录取，然后再送到北京参加全国统一考试。

京师大学堂这次招生的首先是速成科。考生成绩评定采用百分制，以60分为及格。这种评分办法是我国高等学校以60分为及格标准计算学生考试成绩的开始，这次考试也是京师大学堂第一次举行的较正规的招生考试。本次共录取200名学生。

1903年，清政府命“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会同张百熙改定学制，对京师大学堂的章程也作了修改，出台了《奏定大学堂章程》。

新章程规定：对京师大学堂专门分科，将原来的7科35门改为8科46门，主要是增设了经学科，下分《周易》、《尚书》、《毛诗》、“春秋三传”、“三礼”、《论语》、《孟子》、理学11门课程，突出了经学的地位；大学院改名通儒院，年限规定为5年；大学堂设总监督，总管全学堂各分科事务，统率全学校人员，相当于后来的大学校长，受总理学务大臣之节制。

同年，京师大学堂增设进士馆、译学馆及医学实业馆。毕业生分别授给贡生、举人、进士头衔。同年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另设总监督，专管京师大学堂事宜，派张亨嘉为第一任总监督，京师大学堂遂成为单纯的高等学校。

1904年，京师大学堂选派首批47名学生出国留学。这是我国高校派遣留学生的开始。

1905年4月30日，京师大学堂举办了第一次运动会，校方特别强调开运动会的目的是培养青年“临事不辞难，事君不惜死”的精神。在这次运动会上，校方还要运动员一再高呼“皇太后圣寿元疆，皇上圣寿无疆”等口号。

1906年4月，京师大学堂举办第二次运动会，100米、200米、300米、499米、600米800米及越栏、障碍跑，还有跳高、跳运和投掷运动，以及二人三足竞走、一脚竞走、越脊竞走、算学竞走、顶囊竞走等。

1910年，京师大学堂开办分科大学，共开办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7科。其中经科有《诗经》、《周礼》、《春秋左传》；法政科有政治、法律；文科有《中国文学》、《中国史学》；商科有银行保险；农科有农学；格致科有地质、化学；工科有土木、矿冶。这样，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初具规模。

1912年，曾翻译《天演论》的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大学堂事务。5月更名为“北京大学”，严复成为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

自从科举制度和国子监相继取消以后，京师大学堂即成为我国唯一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管理机构，也成为科举取士制度的替代品。它继承并替代了科举制度和国子监，是古代取士制度与高等教育向现代演进的承上启下者。因此，很多学者如胡适、季羡林、冯友兰、周培源、任继愈、等都认为，京师大学堂是我国自汉代太学以来国家最高学府的唯一正统继承者，甚至它的历史可以因此上溯到2000多年前汉武帝设立太学之时。

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是我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标志，其最大特色是在继承我国古代文明的基础上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近代科学文化。使我国的官办教育事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也使北京官学教育的历史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