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看戏的趣闻

慈禧看戏上瘾。戊戌变法失败后，她想点出戏，警告一下光绪，于是她选了一出《打龙袍》，打发人去请光绪看戏。光绪心里很烦，也没心情看戏，可太后传话又不得不去。

在演到包公打袍的时候，慈禧看看左右，说：“儿子忘了母亲，大臣也可以忘掉君王，别说打龙袍，就是打皇上也是理所当然的。”

光绪装作没听见，慈禧掉过脸来问光绪在众大臣中谁能当包拯。光绪听出来里边挖苦的意思，呆呆地坐在大戏台底下，一声不吭。

慈禧见光绪不作声便吩咐他下去。光绪站起来，向慈禧请了安，就走了，随从的小太监也跟了出去。

慈禧看见小太监，又冒出一个主意，想让小太监们学演戏。于是他便让太监总管在宫外找个武把子教小太监几出武打的小戏。

武把子谁也不愿做这个差事，因为小太监不是科班出身，身子骨单薄不说，还吃不了苦。可没办法还是得教。

一招一式还好，可要连起来就难了，最后，教戏的想了个办法，凡是一个太监出手之后，就说“该您啦”，那个太监还手之后，也说“该您啦”，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总算把戏联了起来。

这一天，慈禧要看小太监的戏，锣鼓敲响之后，小太监嘴里没闲着的，一声一声的“该您啦”、“该您啦”。弄得慈禧莫名其妙，便把教戏的找来，让他边自己掌嘴边说“该我了”。

这件事传了出去，京城里戏班全憋一肚子气，有骨气的戏班谁也不把慈禧放在眼里。慈禧听小太监的戏不过瘾，隔了两天又下旨让城里名角到颐和园唱戏。

戏班子进宫唱戏，首先要知道应“忌”的字，比如慈禧是属羊的，什么《牧羊圈》、《苏武牧羊》通通不能唱。慈禧则常常拿戏子耍笑寻开心。金少山有个徒弟叫郎德山，初生牛犊不怕虎，在正扮装时，慈禧进了后台，她知道郎德山是个回民，故意让他学猪叫，郎德山鼓足劲儿，“咩”的叫了一声，这一声倒把慈禧逗乐了。

那天是二月二，龙抬头，名角一齐登台耍龙灯。龙灯本应在宽绰的地面耍，耍的人举着三丈多长的龙灯，要跑得开，舞得起来。

颐和园的大戏台不能跟地面比，龙头杨小楼一步没躲好，把台上的檀香架子给撞倒了。

慈禧下话，停演，杨小楼被带过来，问这是怎么回事。杨小楼忙回话说，走了四家堂会，全是王府的，太累了。慈禧听罢赏了他二十两银子，接着唱。

轮到李寿山上场的时候，故意往檀香架子上凑合，借着抬手的动作，又把架子给碰倒了。戏自然又被停了。

慈禧很生气，她认为李寿山也想要赏银。于是，她想惩罚李寿山，李寿山向慈禧禀明情况，并说甘愿受罚，宁愿挨打也不愿一家老小挨饿。慈禧听后也没有过多追究。

从那之后，京城大小戏园子纷纷上演《乌龙院》。《乌龙院》又名《坐楼杀惜》，是宋江在乌龙院怒杀阎婆惜的故事，‘惜’和‘西’谐音，唱《杀惜》，实际上是杀西（太后），这是唱戏的想出出心里这口气。

慈禧爱看谭鑫培的戏，晚年几乎是“无谭不欢”。可是第一次召谭鑫培入园子演戏的时候，她却连谭鑫培的名字都不认得，竟将谭鑫培的“鑫”字错认为是“金”。

有一次，西太后让谭“金”培和杨小楼合演《连营寨》的戏。慈禧越看越爱看，越听越高兴。一会儿戏演完了，慈禧要给赏。可慈禧偏偏爱看杨小楼的本来面目。于是俩人卸了装，小楼换上长衫叩头谢赏。接过赏银之后，他用长衫兜着银子，退着往后走，一不小心滑倒，银子撒得到处都是。

慈禧一看怒气横生，谭鑫培见势不妙，灵机一动就走上前来一手去扶小楼，一边大叫了一声；“孩子！”又说老佛爷赏赐太重，他小小年纪经受不起。杨小楼也急忙接他义父的话恭维慈禧，慈禧被他父子俩的话逗乐了，又赏了他们些赏银。

【链接】梨园人士的苦乐人生

在北京，梨园从业者的鼎盛时期是在清朝末年。那时，北京市民最热衷的文化娱乐项目主要是京剧。

民国之后，原来进内延演供奉戏的名伶不再进宫应差，转为以戏院为主要演出场地。此时，京剧表演的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京剧的观众也更加广泛。

演出市场的初步形成，促进了戏曲艺人们之间的竞争，他们的探索、创新，又促进了京剧风格不同的流派的形成。

戏剧演员除了在戏院、茶园演出外，还经常应邀唱堂会戏。堂会是官僚富豪们举办喜庆宴会时，邀请名角演唱戏曲助兴的娱乐活动，因常在府邸的厅堂中举行而得名。京剧、昆曲是堂会中的主要剧种。

清末民初的一些军阀也常常邀请名角演出堂会戏，这种“邀请”常带有强迫的性质。例如1917年桂系军阀陆荣廷来到北京，当时执政的北洋军阀段祺瑞在金鱼胡同那家花园举办堂会为陆接风，即邀请谭鑫培登台唱戏。

当时谭鑫培正重病在身，可在军阀的逼迫下不得不抱病上台演唱《洪羊洞》，结果因气恨交加病情加重，不久就逝世了。

北洋军阀十分凶横残暴，常常以莫须有的罪名禁戏。例如直系军阀曹锟在1923年以每张选票5000元的价格收买国民议员，登上了总统的宝座后，由于惧怕社会舆论将他比作篡夺汉朝权柄的曹操，于是下令禁止上演《捉放曹》和《击鼓骂曹》等剧目。

戏虽然禁演了，但仅仅过了一年，曹锟的部下冯玉祥就发动了北京政变，曹锟先是被捉，后来又因政局变化，冯玉祥的军队撤离北京，曹锟也被放归天津。他禁止戏台上演《捉放曹》，却在现实中，自己上演了一出现代史上的“捉放曹”，这是历史的巧合，也是造化弄人。

奉系军阀张作霖于1926年入主北京，并于1927年自封为大元帅，当时北伐军挥师北上，势如破竹地向北京进军。

张作霖惶惶不可终日，恰逢此时著名京剧旦角演员梅兰芳排演京剧《凤还巢》，并于1928年4月6日首演。

张作霖得知此事后认为“凤”、“奉”同音，《凤还巢》的上演是预示着奉军将回到老巢东北去，实在太不吉利，于是下令禁演《凤还巢》。

戏虽然禁了，可北伐军的攻势却锐不可挡，张作霖只得于6月3日登上专列逃回沈阳，不曾想该列车在皇姑屯被炸。张作霖遭到日本军阀的暗算而死于非命，他的奉军也被迫撤回到他不愿归去的老巢。

北京鼎盛时期的杰出的京剧演员有清末的谭鑫培、杨小楼，民国时期的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合称为“四大名旦”）、马连良、余叔岩、高庆奎、言菊朋（合称为“四大须生”）等。

后来余、言、高三人先后逝世，又出现了谭富英、奚啸伯、杨宝森，与马连良合称四大须生。

在小生、净角（俗称花脸）、丑角中也有许多著名演员，像美妙香、叶盛兰、马富禄、金少山、萧长华、袁世海等人都是本行当中的佼佼者。

1904年，北京城内出现一些戏剧科班，专门教授演员演戏，其中最著名是富连成科班，其先后共培养了七科学生，共有700多人。富连成科班的学生是按“喜、连、富、盛、世、元、韵”七个字依次排列的，每一科的学生的名字中都镶有其中的一个字，像头科的侯喜瑞、二科的马连良、三科的谭富英、四科的高盛麟、五科的袁世海、六科的谭元寿等都是富连成的学员。

1930年，一所比较现代化的戏曲学校又应运而生，这就是鼎鼎大名的中华戏曲学校。该校与戏曲科班不同，学生不仅要学戏，还要学习文化课。学校设有国文、历史、地理、外语、算术等课程，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

在这些学校学戏的孩子，绝大多数是贫苦人家的子弟。科班的生活很清苦，吃的是窝头、熬白菜，练功的艰苦程度更是一言难尽。师傅打骂学生是家常便饭，因此进科班学戏被人们形容为“三年大狱”。

学生出科后就可以上台演戏了，但不能一人单干，或是少数几个人搭伙，而要加入一个戏班子，每个戏班子里都有一些专演配角的二三流的演员以及翻筋斗的武功演员以及扮演龙套、宫女的演员，称为“班底”。

著名的一流演员中有的人同时在几个戏班中担任主要演员，有的人自己就是某个戏班的老板，像梅兰芳就有自己的剧团，人称“梅剧团”。

主要演员与一般演员在收入上的差距是很大的，不过二者在表演水平上的差距也很大。在一出戏中，扮演主角的演员和扮演龙套、宫女的演员所付出劳动的大小更是显而易见的。在极少数名演员收入丰厚的同时，大多数普通演员仍然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演员的演艺生涯看上去风光，实际上非常辛苦。冬天戏院里寒风刺骨，夏天穿着戏装演戏，全身冒汗，往往一场戏下来累得精疲力尽。同时，男演员要东奔西走跑码头，生活飘泊不定，而年轻漂亮、色艺双绝的女演员则常常会遭到军阀、恶霸、流氓的欺负。

旧北京的戏曲演员社会地位很低，即使是一些著名演员经济收入颇丰，在政治上仍然要遭受欺凌压迫。

抗日战争时期，著名旦角演员程砚秋就是因为不甘心屈服于日伪政权，被迫告别舞台，来到八达岭附近的青龙桥种地务农，以此举来表达他不为日伪政权唱戏的决心。更多的演员，为了挣钱养家不得不屈服于日伪政权，粉墨登场，勉强度日。

演员们演戏还要受种种限制，如清朝时皇帝皇后死了全国人都要挂孝，此时就禁止演戏娱乐。碰到了这种倒霉事，戏曲艺人只得改行，有的人去卖瓜果蔬菜，有的人去卖小食品，真是备尝艰辛。

还有就是戏院的秩序得不到保证，常有流氓、兵痞不买票进场看戏并且借机寻衅闹事，更有军人、警察、宪兵组成的“大令”频频光临戏院，这时艺人们要中断演出，由乐队吹奏欢迎的乐曲。演出重新开始后，台上的演员们更是小心谨慎，生怕出现差错。

有许多戏院还专门设立了弹压席，供那些军警招待他们的亲戚朋友看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