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举行宗教活动

四月初八的浴佛节

古代的浴佛节是在农历四月初八，也称洗佛节、佛诞节和龙华会。每年的浴佛节，佛教寺庙都要举行纪念仪式，例如浴佛、举行斋会等。民间的习俗则是放生和吃结缘豆，以及浴佛节前后的拜观音求子和拜药王活动。

佛教自释迦牟尼创立之后，东汉时传入中国。北京及各地修建了许多佛教寺院，释迦牟尼的像就供奉在大雄宝殿内。

四月初八这一天各个佛寺举行功德法会，之后即要进行浴沸活动。

四月初八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辰，据说佛祖出生就非常聪慧，能说会走，大地感动于他的出生，于是用九龙吐水为他沐浴。这就是每年四月初八各大佛寺都要浴佛的来历。

浴佛也象征着洗涤人心的潮湿黑暗，洁净人的心灵。浴佛节这天，信徒可以讨一些洗佛水饮用，或者食用些佛寺提供的素食，表示对佛祖的虔诚。

老北京在浴佛节还流行放生。这一天，一些佛庙的僧侣和老百姓会把自己养的或买来的小龟、小鸟、小鱼带到河边或山野放生。

浴佛节舍豆结缘的习俗也较为盛行。这个习俗起源于元代，清朝最为盛行，据说佛祖认为人与人相识是前世结缘，而黄豆是圆的，以圆结缘，缘无缺憾。浴佛节吃黄豆于是逐渐在京城盛行起来。

浴佛节当日，民间百姓焚香拜佛后，为表示跟佛祖结缘，会将自己带来的熟黄豆倒在寺庙准备好的笸箩里。也有的妇女挎着香袋，挨家讨“结缘豆”，大家都愿意给些黄豆，一些富裕人家还会将煮好的黄豆放在自己家门口，路过可以随意取食，表示与四邻结缘，和谐共处。

老北京佛寺庙宇很多，四月初八这天佛教活动尤为盛行，其中以万寿最热闹。

旧时，万寿寺每年四月初一到十五有半个月的庙会，此时正是踏青拜佛的好时节，万寿寺以柳林为特色，自然吸引了许多善男信女前来焚香拜佛。

此外，妙峰山的天仙庙、玉泉山、碧云寺、香山等佛庙，也有各种节目可供欣赏。

白云观的道教活动

白云观原名天长观，建于唐玄宗开元（713年～742年）年间，是道教全真第一丛林，先后改称为太极宫、长春宫，至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正式定为现在的名称。

白云观的建筑格局和规模从明代沿续至今，这里举行的庙会大多是与道教节日的祭祀活动一同进行的。

每逢春节，白云观逛庙会的人特别多，大家烧香拜神，求个吉祥平安。

正月初七、初八，香客要到白云观祭星神，祈求一年吉祥平安。众星之母的斗姆元君和六十甲子神供奉在星神殿内，每尊神像前都写着天干、地支、属相、年岁。香客可以去给自己的本命神，即“流年照命星”烧香礼拜。

夜间要举行祭星大典，方丈率全体道众鸣钟击鼓、诵经，届时大殿内燃一百零八盏灯，二十八宿和蕙生灯盏分列两旁。

在正月初九，白云观要为玉皇大帝的诞辰设置盛大的祈祥道场，道士们要诵经礼忏，祈求人寿年丰，国运昌盛。

当天玉皇大帝殿堂香火最盛，人们争相朝拜。

正月十三至十七“灯节”期间道教有祭祀天官的“上元节”，白云观有夜庙活动，大型灯会吸引了很多人前来观赏。

正月十八日夜，白云观有“会神仙”的活动。据说这一天天仙真人会下界给道教真人邱处机贺寿，如果谁有幸可以见到，就会福寿无疆。

所以，这天人们齐聚白云观。

正月十九上午，盛大法会在观内举行，观外还有摊贩出售各种玩物、小吃、扭秧歌、踩高跷、耍狮子、龙灯、跑旱船、赛马射箭、作樗蒲戏的，使人们的节日生活更加丰富。

近代回族与伊斯兰教的活动

伊斯兰教发源于阿拉伯，约在辽代传入北京，回族民众是主要信仰者。

民国时期，孙中山倡导民族统一，回族在政治上取得了平等的国民地位，其信仰的伊斯兰教在北京的影响也日益增大，各种伊斯兰教民众团体也蓬勃发展。

1912年，北京第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回教民众团体——中国回教俱进会成立了。该会是北京牛街礼拜寺阿匐王宽发起组织，推举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马邻翼为会长，王宽为副会长的一个民间组织。理事包括回族上层人士，政教军警工商名流。

中国回教俱进会在全国有分支机构，20世纪20年代开展的政治活动，倾向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政治运动，曾策应支持北伐。该会的宗旨是致力于民族宗教事业的发展。

1931年，该会又在牛街自治公所内成立了回教正俗俭朴会，为推动北京地区回族民众的移风易俗作出了贡献。中国回教俱进行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被迫解散。

北平回民公会是在京影响比较大的又一家伊斯兰组织。该会于1928年在教子胡同清真寺成立，是中国最早以回族命名的民众团体，主要致力于北京地区的回族社会宗教文化事业。

1933年5月20日，回民公会与中国回教俱进会共同发起回教难民救济会，设立七处救济所，安置难民数千人。

这一年，两会还在牛街地区举办了妇女教义讲习会。

1934年起，该会在北平市广播电台举办每周一次的伊斯兰教讲座，从而在中国首创了电台传播伊斯兰教的先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地区穆斯林民众人数在伊斯兰教团体的推动下呈上升趋势，清真寺院也有所增加。

牛街礼拜寺是北京地区最为著名的清真寺，始建于996年，明清两代进行了大规模修葺扩建，成为北京穆斯林主要居住和活动的中心。

这座清真寺融合了中国民族建筑特点和伊斯兰教建筑风格。寺内有新月楼、礼拜大殿、梆歌楼、望月楼和碑亭等主要建筑。

全寺的中心建筑是礼拜大殿，殿内庄重肃穆、宽敞华丽，可容纳千人以上同时做礼拜。

此外，建于1356年的东四清真寺也是驰名中外的古寺。寺内藏有珍贵的伊斯兰教图书资料，其中现存的《古兰经》是元朝穆斯林学者的手抄本。民国时期两寺都幸免于难，但是因经费缺乏无力整修，一直勉强维持。

北京地区的伊斯兰教都属于逊尼派中哈乃斐学派，而且绝大多数寺实行单一教坊制。这个学派基本是由各位乡老聘请阿匐主管清真寺，但也有极个别的阿匐实行世袭制，各教坊的宗教生活大致相同。

北京只有少数穆斯林封斋和坚持五时拜，有些人严守主麻日，有些人比较重视节日会礼，而且对穆斯林交纳的天课并无严格规定，只要都是主要的宗教节日随意交纳和捐助即可。

开斋节、宰牲节、圣纪节都是主要的宗教节日。但是北京穆斯林民众在社会生活中进行的宗教活动，因人因事各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地区伊斯兰教学术研究团体不断组建，伊斯兰教文化教育事业有所发展。

1929年6月，北平各大学穆斯林组成伊斯兰学友会。同年10月，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师范大学、交通大学、民国大学、辅仁大学等13所高校的60多名同学参加了学友会。之后学友会开始由宗教学术研究转向政治活动，会员资格也有所扩大。不久，学友会内部发生激烈分歧，部分会员脱会，另行组织中国回族青年会，一直活动到“七七事变”。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伊斯兰教许多经典著作出版，教育事业也有所发展。绝大多数回民居住区都建立了回民中小学。20年代末北平建立了对国民青少年进行普及教育的西北公学。

1929年，成达师范学校由济南迁至北平成为一所以宗教教育为主的中等学校，并且出版了《月华》旬刊、《成师校刊》，为传播伊斯兰教文化作出了贡献。

1935年夏，在北平成立的新月女子中学，成为回民女子教育的首创之举。

40年代，北京地区伊斯兰教事业仍有缓慢发展。1943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在重庆设立回教经学研究班，大多数学员都是北平成达师范的学生。

战后，这批学生被保送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阿拉伯文组继续学习。著名伊斯兰教学者马坚通译的《古兰经》在1949年前出版了前八卷，他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并在东四清真寺设立的伊斯兰教经学院讲学。

到解放前夕，全市共有清真寺46所，穆斯林民众6万余人。

北京的天主教堂及活动

天主教是基督教三大教派之一，又称为“罗马公教”或“加特力教”。16世纪，欧洲的天主教耶稣会曾派遣一批学识渊博的教士来东方传教。

天主教传入中国，同时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天文、地理、数学知识，对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扩大了天主教的影响。

走进北京，首先映入眼帘的西洋建筑就是天主教堂，直到现在对外开放的17座天主教教堂多数建于明清时期，北京内城有8座天主教教堂，包括宣武门教堂、王府井教堂、西什库教堂、西直门教堂和东交民巷教堂等，其余9所教堂分布在北京的郊区。其中著名的是根据所处京城地理位置而简称的南堂、东堂、北堂、西堂。

四座教堂创建于康乾盛世时期，历史悠久。现在已经成为主要的宗教活动场所。

东堂即北京王府井教堂，是清朝时期传教士在北京修建的第一座天主教堂，为纪念耶稣的父亲圣若瑟，以又命名为圣若瑟堂。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利类思、安文思二位神父受皇帝恩赐所得的一所宅院和空地，之后修建成教堂，被称为北京城内第二教堂。

东堂一般不对外开放，只在重大节日时，教友或群众进去参加相关活动。

北堂是北京西什库教堂，最初是在中南海的中海西边，地点在紫光阁以西，羊房夹道（即养蜂夹道）以南名叫蚕池口的地方，因此也叫蚕池口教堂（现在文津街北京图书馆斜对面）。

北堂建筑面积约2200平方米，高16.5米，钟楼塔尖高约31米。堂前有月台，三面有汉白玉石栏杆，堂正面上镶汉白玉石一方，镌刻着耶稣善牧圣像。

大堂正门两旁，有两座中国式建筑碑亭，亭内分别着立光绪十四年（1889年）天主教堂迁建谕旨碑和满汉文天主堂碑。

北京宣武门南堂位于宣武门大街，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天主堂，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创建，当时规模不大，称为“宣武门天主堂”，又称“圣母无染原罪堂”，建造在首善书院内。

南堂的名称是相对于“东堂”、“北堂”而言的。清顺治七年（1650年），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在旧址上重新加以整修，新建了大堂天文台，藏书楼、仪器室和住宅等，扩大了规模。

其后100多年中，南堂一直是天主教北京教区的主教教堂。

西堂是位于西直门大街路南，坐南朝北，最初名七苦圣母堂，在北京四大天主教堂（东、南、西、北堂）中，规模最小。

这座教堂是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于清雍正元年（1723年）建立的。德理格曾受命在朝内教授皇子西学，雍正皇帝就是他学生之一，所以他受优待能在京置地建堂。因堂内供奉圣母玛利亚，又称“圣母圣心”堂。

这座教堂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曾被焚毁，之后又进行了重建。教堂高二层，堂顶为尖形钟楼，四角也有尖形建筑装饰。1912年改名为圣母圣衣堂，也就是现在的教堂。

北京基督教的活动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佛教被称为是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分为三大主要教派，分别为：天主教（罗马公教、加特力教）、正教（东正教）、新教（耶稣教）。《圣经》是各教派的主要经典，他们共同信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

北京地区习惯将这三大教派称为：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基督教在19世纪初才传入北京，很快便与天主教并驾齐驱。新教的传入，给北京人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文化生活带来了很大影响。

民国时期，各派基督教会都极力拢络控制着北京政府的军阀官僚。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许多传教士都是他倒行逆施的谋士，他称帝曾得到了北京基督教会的庆贺。

在争取中国当局为传教开辟道路的同时，各派基督教教会还开展了宗教事业的“中国化”运动。其中以美国基督教领袖穆德最有代表性。

中外宗教势力的联合推动了天主教的中国化运动。辛亥革命后，中国爱国天主教教徒反对外国传教士继续控制中国教会。他们认为西方侵略者是利用宗教妄图侵略中国。

在五四运动中，许多中国天主教教徒投身爱国反帝斗争，表明中国天主教教徒民族意识的觉醒。

为顺应形势，天主教决定采取在华教会中国化的措施。1919年，罗马教皇本笃十五下令要中国各教会尽量起用中国籍神职人员。因此，刚恒毅作为驻华专使来华，任命中国籍神甫担任高级教职，培训中国籍神甫、修女，继续扩大教会势力。

东正教，由俄国传入中国后，一直以北京为传教中心。他们陆续开办了一些小学、工场及农场。十月革命后，大量白俄涌入中国，东正教徒激增。1924年，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改称中国东正教会。总会设在北京，教徒多为俄国侨民。

基督教会各派势力对20世纪20年代前后风起云涌的爱国民主运动均采取压制的态度。

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爆发，许多教会学校的师生投入爱国洪流。在华天主教会下令严禁教徒参加学生运动，阻止教徒的爱国行动。一时间，基督教势力的政治倾向，激起民众的强烈反对。

1928年6月，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成为统治全国的政权。同年，美国传教士穆德来华，拜会蒋介石夫妇，第二年6月，刚恒毅主教以教皇特使身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受到蒋介石的接见。

1930年10月，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接受基督教（新）牧师江长川的洗礼入教，极大地影响了基督教的传教事业。以致于30年代，基督教在华势力不断发展，尤其是美国教势力增长最快。

30年代在华基督教各派势力大力兴办教育、医疗、慈善等公益事业，积极推进社会改良运动。

在城市，基督教会组织开展社会服务活动，在农村设立训练中心，举办农村服务实验场。宣扬只有信仰上帝，信奉宗教，才能步入正途。

20世纪30年代前后，基督教兴办的教育事业也有所发展。1928年，天主教会在北平成立中华公教教育联合会，统一全国天主教教会教育，由教皇驻华代表直接监督，并用汉、拉丁、英、法四种文字出版《中华公教教育联合会丛刊》。

后来，南京政府颁布了《外国人兴资办学条例》，规定外资兴办的学校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教会学校由华人担任校长后，对教会教育进行了改革，吸引了更多的中国青年接受“西方基督教文明”。

基督教各派还十分重视兴办医疗、慈善、救济等方面的事业。教会医院的日常经费主要来源于中国。其中，一半来自医药收入，另一半由募捐得来。

教会医院良好的医疗设备、医术、药物、护理等，得到了富裕居民的青睐。医院对富户收取费用较高，而对贫苦教徒则分文不取。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北京协和医学院。

在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大多数著名宗教领袖勇敢地站在斗争前列，主张抗击侵略。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燕京大学学生举行反日爱国大会上，司徒雷登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亲自带领学生上街游行。

天主教徒、北京辅仁大学教授马相伯不顾年迈，积极投入救国运动，被誉为爱国老人。

辅仁大学秘书长英千里在北平沦陷后，在校内组织炎社（取顾炎武不与敌人妥协之意），向师生宣传抗日救国。英千里和司徒雷登等还冒着危险，帮助爱国学生逃离敌占区或参加抗日武装。

当时，北平学生为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纷纷涌入教会学校。校方领导人继续从事秘密抗日活动。

抗日战争结束后，基督教各派教会又开始了在华的复兴与扩张计划。此时，基督教（新）的复兴计划是以扶蒋反共为立足点的。

1946年7月，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一再表示积极支持国民政府，并指示基督教（新）教会公开支持蒋介石发布的“勘乱动员令”。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宗教自由和爱国一家的政策感召下，中国广大爱国基督教徒逐步抛弃对西方教会的迷信。1948年底，基督教领袖吴耀宗抵达北平，作为宗教界代表当选为新政协常委。

【链接】慈禧与清真寺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在北京城烧杀抢掠，北京城一片乌烟瘴气。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出逃，前往西安避难。

她们逃难的第一站是昌平县西贯市清真寺。本寺僧众对太后和皇帝的食宿服侍很周到。其中有一位名叫白锡荣的“海里凡”，即阿訇的继承人，对慈禧服侍得更为周到，慈禧很欣赏他的年轻有为。

两年之后（1902年）慈禧与光绪皇帝自西安回銮后不久，便亲自召见了白海里凡并要封他为官，白锡婉言谢绝。

后来慈禧将一套红翎冠帽及黄马褂赐于白锡荣，并赠匾给贯市清真寺，慈禧题匾“灵感昭著”，并有光绪御题“忠输亲上”四个字。

除此之外，慈禧还命人给寺内修建了两个井亭，以使穆斯林净身礼拜用的井水的洁净卫生。

不仅如此，慈禧还命人专程赴门头沟三家店琉璃渠御窑特制了三套殿脊宝瓶和黄琉璃跑兽。

制成后，下旨差派官员手捧礼单，执旗护卫、鸣锣开道，用骆驼驮送于贯市清真寺、牛街礼拜寺和白锡荣“海里凡”的家乡河北高头清真寺，三寺各收藏一套表示纪念。

现牛街寺的黄琉璃兽已经不存在，只见有黄琉璃瓦。而东四清真寺殿角上却多了两个不知从何而来的黄琉璃小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