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丧葬

丧葬礼，老百姓称为“白喜事儿”，是人死后由亲属、邻里等哀悼、纪念的礼节，也是将死者殓葬并祭奠的仪礼。丧葬礼不仅是民族特色的鲜明体现，而且蕴含了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

病笃

生老病死是大自然的规律，任何人都无法避免，但是人们依然将死亡视为一件忌讳的事。所以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面对生命垂危的病人，都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以前老北京人睡炕，按照当时的习俗，病危的人气绝之前一定要换床。如果换床之后病人转危为安了，就说是“冲喜”成功了。

其实换床是为后人着想，担心病人死后，别人睡在此处的心里害怕。

换床的形式多种多样，一般是到邻近杠房租一张灵床，也叫“吉祥板”，将病人转到这张灵床上。民间的“吉祥板”床上铺着水红布的褥子，四周挂着绒布或红绸围子。

而较为贫寒或郊区的农民，只是将家里的屋门卸掉，用两条板凳支起一张床将病人转上去就算“换床”了。

病危者若是家庭的长辈或是对家庭有功的叔伯、长子，这时都要将其寝室移到正房，称为“正寝”。

但如果病人上边有长辈健在，就不需要移屋了。这时家里主事的要与本家长辈、兄弟商量料理后事，并根据自家的经济状况，决定丧事的简繁程度。

确定丧事的规模后，主事者就要为病危的人选棺材，一些富户人家也有提前备置好的，而一些穷苦人家则要到病人垂危或去世之后才到棺材铺看寿材。与此同时，家属也要开始准备殓衣，即“寿衣”。而且要在病人还没咽气时将寿衣穿戴好，如果没穿戴就去世了，则意味着死者是赤身裸体地见了阎王。

其实这只是迷信的说法，提前穿衣服真正的原因是，人还未死之前身体不是僵硬的，这时穿戴比较容易。

穿戴之前要先净身沐浴，目的是将今世的尘垢洗净，以免带入来世。沐浴时，先洗脸、洗发，依次再洗上身、下肢，然后用新毛巾擦干，并将剪下的手脚指甲，装在小布袋里，大殓时一同放入棺内。

沐浴的余水和毛巾，要挖坑埋掉。最后将寿衣穿戴好即可。

初终

“落炕”和“衣殓”时，病人尚处于弥留阶段，这时子孙后代应守床前，直到病人气绝身亡，而刚刚气绝，即称为“初终”，旧时北京称之为“倒头”。

病人“倒头”后，亲属即刻要在灵床前设置供桌，并将“闷灯”，即“长明灯”，请回来，为的是让死者在茫茫如夜的冥界中可以得到指引。同时，要做一碗“倒头饭”，上面插三根两三寸长的秫秸棍，顶端各一个面团，饭上放三个小烙饼，目的是让死者去阴间的路上免遭恶狗的阻拦。

焚香设供后，全家上下孝子都要高声举哀，并将纸钱和金银箔叠成的元宝、锞子等焚烧掉，称为“烧倒头纸”。家境富裕的大户在这时候，还要烧“倒头车”、“倒头轿”，就是在大门外将纸糊的车、轿、焚化掉。

焚化时，可以由“引路灯”的灯花引着，也可以将倒头纸从床前一卷卷地摆在地上，等烧到门外，就会把车轿引着，从而将魂引上了车、轿。这时，全家孝子跪在门外举哀。

高官显贵、绅商富户会请来和尚、喇嘛、道士三班轮流给亡人诵“倒头经”，一般的人家请个僧、道围着灵床念经、转咒即可。

在北京近郊的地方，家里人去世后，有为亡人招魂的遗俗，即所谓的“报庙”。因为人们认为人的寿命掌握在阎王爷手里，人之所以死去是因为阎王爷派无常鬼将灵魂带走了。所以人一旦咽气，家中女眷们就会去五道庙或土地祠“报庙”。从倒头之日起一直到接三的晚上，早晚都要去“报庙”，接三之后，才能停止。

接三·送三

以前人去世三天之后，无论贫富都有“接三”的礼仪。因为民间传说，人死三天之后，灵魂要到阴曹地府去，或者得道升天，活着的人为求死人修成正果或托生于善地，就会在死后的第三天为死者请来僧、道诵经忏悔，替亡人超度灵魂。

死者的儿女晚辈要准备车马，银箱送行。

有些贫苦人家，接三则在死后第二天进行，第三天就出殡了，这只是为了省钱而已，没有别的特殊含义。

纸活——车马、箱子

接三用的车马、箱子，是在冥衣铺糊的，其根据尺码、款式、质量可以分为三等。

头等的是大鞍轿车一辆，与真的大小一般，车内挂里子，冬天是玻璃窗，夏天是纱窗凉棚，由一匹大菊花青的辕马驾辕，转轮，能拉着走，叫做“落地拉”的车。车前有顶马一匹，官人骑在马上，后面还有个跟骡。

车上的铜活是用金、银纸糊出来的，做工精细。

另外，有四只粉红色的墩箱，上面绘有花卉图案，也有糊“杠箱”的，即由两个人抬着。

二等的尺码略小，没有里子，车轱辘是用术秸做成的，只糊面，车钉也是画上的，不能转动。箱子不绘图案，是用“蜡花纸”糊的。

三等的车厢更小，轱辘是用单片纸剪的，再糊头拉车的小毛驴，用纸片剪出一个赶车的人贴在驴腿上就可以了。墩箱是用蜡花纸糊的，而且很小。

接三之前车马、箱子内要放上纸钱、冥钞和金银箔叠成的锞子，用封条封好，并且给纸人起个名字，贴在身上，并将纸锭、烧饼贴在身上，意为发给他的钱粮。

鼓乐

接三的日子，丧家大门外会安置一面大鼓，一对锣架，一对号筒，叫做“门吹儿”。富户人家用的是对儿鼓，而且是“官吹官打”，也就是吹奏传统的用于吊唁的“官鼓大乐”。

还有一种吹奏当时市面上流行的曲子、小戏、歌曲的“怯吹儿”，也叫“花吹儿”，但是一般讲究的人家嫌“怯吹儿”不够严肃。

门吹儿分别于早上和中午进行，早上也就是清早八、九点钟就将大鼓锣架摆好了，按官吹打奏乐。中午则要等到中午12点以后，架起大鼓锣开始奏乐，以示吊唁。

亲朋吊唁

旧北京习俗，至亲往往在得知人去世之后就要前去丧家吊唁，其他亲朋一般在接三时才前去吊唁，而且要穿石青褂，男的去帽上红缨，女的不能佩戴首饰。但如果与死者只是朋友关系，男子则不必摘红缨，只须将花翎取下即可。

亲朋前来吊唁，刚踏进门，门鼓就要传报。鼓手们击鼓、鸣号，说明来的是男宾，如果击鼓、奏乐，来的是女宾。

近亲一进门就要举衰，其他人到灵前再举哀，举哀完之后，由知宾挽慰下来，到账房交礼。

前来吊唁者所送的礼金都用黄色、蓝莶的封套装好，若是送挽帐或挽联则须是蓝、灰、青白等素色的，也有的送花圈、烧纸、冥钞、金银锞篓等。上完礼，账房会发给举哀人一条蓝绸条的白菊花，有的要发孝衣、孝带子。之后可以到茶座上休息。

接三面

接三坐席的主食一定有面条，而且大多是炒菜面，除了富户准备丰盛的酒席外，一般都从简。

那时坐席都用10人的圆桌面，每桌先摆4个凉碟（冷荤）谓之“压桌”，每人面前摆放一个小碟、一双筷子、一个羹匙，能装三钱酒的小白瓷酒盅一个。

宾客坐好后，再上4个、8个、12个不等的炒菜。一般上菜的时间安排的比较紧，炒菜上完之后，马上会上一海碗卤汁，一小碗炸酱，四碟面码，最后上小碗面条。

这时，孝子要来席前“谢席”，全体宾客起立，以示答谢。宾客全部吃完之后，才能一齐离席。

文场和西乐队

“文场”是指为民间花会上开路、五虎少林棍、高跷秧歌、跨鼓、太狮少狮等玩艺儿伴奏的。

文场用的乐器全是打击乐，一人打单皮作指挥，以大铙、大钹、镲锅与小鼓合奏，打出轻重快慢节奏。

有的加上两面特号铜锣，用大鞭子抽，谓之“神耳”。有的把跨鼓队也拉出来，打着“亮咚强”的秧歌点。打文场的成员除了挑“笼子”，背鼓的收钱之外，其余都是免费的。

文场一般是在接三的下午四点进棚参灵。参灵后，在一张八仙桌上放一凳子，上边放指挥文场的挂有堂号鼓围子的单皮，压一张红纸写的请帖，把大铙、大钹、镲锅等乐器放桌上。

由于文场持续时间长，而且易惹事，一般富户人家很少用，而穷人家为显热闹，通常都会请文场。

民国时期，也有丧家请西乐队的，这些大多都是做宦事的新派人物。西乐队洋号铜鼓较为文明，演奏者身穿特制的礼服，夏天穿白礼服，冬天穿黑礼服，而且胸前佩戴白花，头戴着将军帽，与中国传统丧礼很不协调。

“开咽喉”

接三当天的傍晚，一般都要举行“开咽喉”的上祭仪式。这个仪式一般都由已出嫁的女儿出头摆一桌祭席或摆一张“饽饽桌子”（即一张八仙桌上，满放大、中、小八件酥皮点心，底层最多，往上逐层减少，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饽饽堆）。

一般人家去猪肉杠叫一个里边有肘花儿酱肉、香肠、小肚之类熟肉菜的“盒子”就可以了。据佛教说法，亡者吃了女儿的祭食，可以把咽喉打开，不会成为饿死鬼。

放焰口

接三之日，晚上都要放焰口。没有白天经的贫户人家，请七钟、九钟（一位僧人谓之一钟）和尚送三，然后晚上放台焰口就可以了。

焰口座有多种形式，有对着灵堂平地设座的“鬼脸座”；房上搭台设座的叫“天荷座”。

座前用彩布、纸花扎成的牌楼加以装饰，上边出五个山尖，素彩球垂在下面，另有一付白色对联挂在座前。

座里设案，供一尊地藏王菩萨座像，加锦锻宝盖，前面是执幡的五方童子。

送三——焚化车马

接三一般要在天黑之后进行。如果没有白天经，天擦黑以后，和尚便带着自己的吹奏乐器，身穿青袍，不披袈裟，到丧家门口集合，在座外临时设位，而不到搭成的“鬼脸座”、“天荷座”上就位。

以前是吹三通、打三通、念三通（合诵《大悲咒》、《往生咒》、《七佛灭罪真言》、《心经》等）。

后来简化为先以大铙、大钹、锅子与法鼓合奏《神仙同》或《世界同》，然后合念《大悲咒》，最后用笙、管、笛、九音云锣合奏梵曲。

诵经完毕，前来吊唁的亲友举着长香，或打着白纸灯笼，等僧众法器齐鸣时，全体孝属及亲友高声举哀。然后按顺序排成长队，前为吹打的，随后是纸活冥器，但必须是落地拉的转轮轿车，车前有顶马，车后有跟骡；后面紧接是孝属、亲友，最后是和尚，出门往西送。

纸车马一般都送到附近的广场或官方指定的广场、城根焚化。如北城钟楼后广场、地安门内路西便道广场、西城的南沟沿马路等等。

送三行列到达预定广场后，将纸活放在广场中间，车头对着丧家坟地的方向，孝子们跪在正中，鼓乐、僧众在纸活前面吹奏，然后将挑钱纸连同纸车一起焚化，孝属等人三叩首之后，再向送三的各位亲友叩首道谢。到此时，送三礼成。

吊祭仪礼

在老北京，无论是王公大臣，还是普通百姓，逝世后都会由其家人给他们举行隆重的吊祭仪式，以寄托亲属对亡者的追思和悼念。

朝廷谕祭

清代，亲王、郡王、贝勒以及功臣、重臣（如大学士、军机大臣等）、帝师去世以后，皇帝都要在御前大臣的陪祭下前去赐奠，对抚恤其家属。同治（1862年）以后，皇帝一般不用亲自去，文官去世可由吏部尚书、礼部尚书代表他前去赐奠、赐恤；武官去世则派兵部尚书，捧着“圣旨”或“诰封”前去致祭，这就是“朝廷谕祭”。

朝廷谕祭之日，对于死者及其家庭都是非常荣耀的，因此，亡者生前的功名、荣典都要体现出来，皇帝恩赐的古玩、字画都得供在高堂上，功名牌、官衔牌、万民旗、伞都要插列在两旁的垂花门外。而且这个时候，全体孝属都要解孝，灵前白色全部加以掩盖，因为朝廷谕祭，乃是丧事中的喜事，体现了皇帝对死者的敬重和体恤。

届时，钦差大臣宣读圣旨，由孝子跪接，放在金漆的圣旨架子上，供在灵桌最中间。如果受奠人是女性，诰封则要放入诰封匣子里，供在桌上。

之后，钦差大臣站在高处上奠酒，全体孝属跪灵叩谢。

出殡时，有圣旨架子或诰封匣子的，还要加一座有八名红驾衣的抬夫抬着的大黄亭子，再加一把黄云缎的伞盖，即所谓的“曲柄黄伞”，用来显示皇恩浩荡，家庭荣耀。

奠礼

到亲朋家吊唁，也是有一定讲究的，除了礼节、仪式之外，还要送一些现金或礼物来助丧，称之谓“奠礼”。

向办丧事人家送的礼金，谓之“赙仪”。应酬亲朋家的丧事，赠送现金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谓之“出份子”、“随份子”，也叫“随礼”。送给丧家的现钱，谓之“礼金”、“份金”。因为这属于一种礼尚往来，故又称为“行人情”。

向丧家递送礼金通常是将现金装进一个黄纸封套（比现在的信封略大），中间贴一蓝纸签。上面可写上“奠敬×元”的字样。

按老北京的风俗习惯，送份金只是礼节上的一种形式而已，彼此不能攀比。故份金数目一般都很少，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思任意抬高数额，否则就被视为有意“攀”别人，或“撅”别人。

如果本人生活富足，与丧家情谊深厚，也可以外送若干。

民国以后，大多只有份金，而外送的这种情况几乎没有了。份金的多寡要看两家平常的交情和“过份子”的情况而定。

以前民间办红、白喜事都有礼帐，出份子封礼金之前，先要查看一下在自家最近一次办事时，看对方出了多少份子。只要比对方的钱数略多就行了。

交份子也有规矩，至亲多在参灵后，直接交给本家某爷，表示亲近；一般朋友则直接交帐房。

到亲朋好友家吊唁，除送礼金外，还可以送冥币、香烛、祭帐、花圈、挽联等，比较隆重的还有送祭席和饽饽桌子的。

冥钱是用来吊唁、祭奠死人的，它分很多种类。当时由所谓“官吊作”制做，由南纸店出售。常见的冥钱有：

金银箔。每沓百张，金、银各50张。每张长二寸五分，宽一寸八分。用这种金银箔叠成“元宝”、“锞子”。有的还要用线每10个穿成一串（金银各5个），下边缀以彩纸的穗子。

大烧纸。6刀白纸，每刀100张，每张砸有直径一寸八分、中间有方孔的圆钱4行，每行5枚。砸后露出钱形，但还与整张的纸联在一起。这种烧纸，老丧、新丧都可以用。

小烧纸。4寸见方的白纸，每沓100张，每张砸有直径八分的、中间有方孔的小圆钱4行，每行5枚。多于新丧“倒头”时用之。

往生咒。每沓100张。分佛教、道教两种。黄表纸均印上红色。通常是将经咒全文组成一圆钱状，内心多为一“口”，故又谓之“往生钱”。

冥钞。自民国年间发行了纸印钞票（洋钱票）之后，仿此而出的冥钞。每沓100张。两面均有彩色图案。正面上端标有“天堂银行”、“阴曹地府银行”、“冥国银行”、“酆都银行”等字样，中心有酆都城“日中为市”的图案，多系巨额票面。背面多东佛教徒生咒大展慈光的画面。四角有“佛法无边”的字样。

假洋钱。外面包银箔，芯是硬纸，压上与当时流通的银元一样的图案。每100枚一匣。民初，以杭州制品为多。

此外，还有所谓“官吊香”，也叫“把子香”、“引路香”。这种香接三时当做火把，长约一尺半左右，只有三道黄纸箍。后来，还有送白纸灯笼的，供接三时燃点照明，谓之“引路灯”。

祭幛：也称挽幛、吊幛。通常用青、蓝、灰等素色布料。其尺码在八尺至一丈二尺之间。上面用针别上四个白纸蓝纹的“幛光”和上、下款。用毛笔写上挽词。

祭幛要按照送幛人与本家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地位，分别挂在棚内四壁不同的地方。祭幛少就在棚壁上横挂，挽词是自右至左；祭幛多则一律竖挂，挽词是自上至下。如果祭幛过多，可一幅压一幅地重叠悬挂，但须将送幛人的下款露出来。

匾额：多出现在官宦仕绅之家的丧事上。这些人家的丧事都很讲排场，所以请一些文人墨客写匾。挽词与祭幛相似，不过更加文雅、庄重，且多是赞美死者生前业绩、德行的，因人而异。一般均为四字，也有用两个字的。为表示对死者的尊敬，多写楷书、隶书，不写草书。

伟人政客或社会名流的匾额照例都被挂在灵堂正中央的上端，其它则挂于挽联群的上端。出殡时，雇彩亭抬着走在最前列。

花圈：旧时，有专门经营花圈的店铺。糊纸活的冥衣铺也有代营花圈的。

花圈有很多种，就其用料来讲，有纸花圈、绢花圈、鲜花圈三种。其中纸花圈又分彩、素两种。

彩色花圈应用最为普遍，老丧、幼丧、男丧、女丧均可用之。

青壮年去世则用素花圈，以示惋惜沉痛之意。

民初花圈为圆形，20世纪30年代后为桃形。花圈的外围是圆瓣卷边、直径六寸至一尺的大圆抱心团花，有红、粉、菊黄、鹅黄、豆青、青莲、深蓝、纯白等各种颜色。花上无茎无叶，花蒂下是一根竹签，直接插在草把子圈上。

花圈内层多是些较小的碎花，有枝有叶，讲究的多用烫蜡枝叶的花束，月季、芍药、蔷蔽，形象各异，间有彩色牵牛花，上边还粘了玻璃粉，能够闪光。

起初，花圈都是挂于灵棚内壁，为了点缀出殡时挂在官罩上。后来，花圈本身添上了两根立柱，后边外加一根戗柱，它就可以随地而立。

花圈照例有两条白色的“挽联”，一般均为纸条，高档次的为白布、白绸，甚至是白缎，长三、四尺、宽二寸半，下剪燕尾形，供书上下款之用。一般并无题词。

挽联：民国以后，挽联祭奠的形式出现在奠礼上。一般是用已裱好的宣纸对联或白布（用布写的多是长至丈余的大幅），每幅两条，分上下两联，写上对仗式的挽词。根据本人与亡人的关系，有的赞颂其生前功绩、美德，有的感叹其生平遭遇，有的惋惜其才华。每联最少四字，多至数十字不等。

挽联也有不同的形式，有用两联，写一道七言绝句挽诗的；有用四联写一首七言律诗的；还有不题联对，也不题诗，而是以大幅中堂的形式，写一卷佛经的。

饽饽桌子：亦称“满宴”，是满人特有的祭礼。清代，各王府、宅门办丧事所收之奠礼，大多是饽饽桌子和祭席。

送饽饽桌子者须事前到达子饽饽铺会预订。有5节、7节、9节、11节、13节之分，5～9节的为“套桌”，其余为全桌。

通常每节码上糕点200块，13节能码起一房多高。码好之后，最上端还需用佛手、木瓜、香桃、苹果、橘子、麻柑之类的水果和绢花做顶子，次的则以比较便宜的大面鲜（面制的果形点心）代替。

饽饽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是桌围子必须新鲜，定货之前，买主必验看桌围子（如同验轿围子、罩片一样）。

讲究的例用头水儿、二水儿的巢围子。如是夏、秋雨季，饽饽铺照例跟着人去照应。

前清，花银子时，每桌价值为14两、16两、18两，还有20多两的。

亲友送来的满宴——饽饽桌子，一般都与祭席陈于月台四角或台下两侧。如果过多，可以随上随撤，少则等到出殡才撤供。饽饽少时，供完仅分给亲朋好友吃；如果多，则分给鼓手、执事伕们当做犒赏。

祭席：此为最丰盛的奠礼。种类不一，通常是以冬瓜瓤子、萝卜做的“样菜”，有整鸡、整鸭、整鱼、整肘子等十大碗，谓之“水供”。只能看，不能吃。

也有的则送真席：如遵照佛、道两教戒杀生的条律，送全素席，以祝祷亡人早日超生。

有的则送“满汉全席”或全席加烧烤的；或送烧燎白煮七十二个小烧碟的；也有送牛、羊、猪三牲的、送鸭翅席、燕翅席的等等。大飨亡者，以示优隆。

送祭席往往是预先即派人肩担圆箩，送至丧家，等上祭人到棚后，奠酒致祭就行了。祭文也是非常庄重的奠礼。它与祭席往往是配套而来。

祭文形式因人而异，根据亡人身世来决定。对仕、学、农、工、商，均有不同文词。

王府办丧事，所收奠礼，除有饽饽桌子、祭席、冥器（如纸糊的金山银山、尺头桌子、四季花盆等）外，还有送番经、道经、神经、尼经、居士经的。但没有人送挽联、花圈、祭幛等物。

念“丧歌”

过去民间办喜事，有些乞丐们为讨赏钱便去念喜歌。如果哪家落了丧事，一些又穷又硬又横的人则以“吊唁”的名义去念“丧歌”。

但这种活动不一定赶在丧家接三、伴宿、发引等主要丧礼环节上。只要丧家搭好灵棚，门口贴出了报丧条子（证明已经入殓），他们即刻手持三张大烧纸，表示是奠礼。进门先喊：“吊丧来喽！”一直跑到月台前边，把自编的“丧歌”有腔有韵的念起来。例如：

“白发苍苍赛银条，多年古树怕风摇，家有黄金过百斗，难买生死路一条。”

“一朵白莲脚下开，家里供着上人台。上人台上写大字，金匾莲花写下来。上联写‘阳世三间多福寿’，下联配‘西方正路见如来’”。

“龙水的三江水，五重的万重山。高搭灵棚三丈三，花棺彩木在里边。上打一把白绫伞，下有一口紫金棺。紫金棺，谅有仙，死去的亡灵在里边。”

这时丧家必要出来个孝子把烧纸接过来，表示感谢，赏给他一些钱。对待他们可不能像对待乞丐一样，给几个小钱就可以了，至少要十吊、二十吊钱才能打发得了他们。

有的还把他们留下，派个临时差使，诸如打更、看门之类的活。既便不派活，也要留他坐席吃饭。以便让他给维护门外或棚里的秩序，避免其它乞丐来闹事。

道场经忏

旧时，为死者诵经超度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宗教形式，京城内稍微有一点经济基础的家庭都会举办这种活动。首场经忏的主要形式有：

番经：清代，人们称藏传佛教的僧人——喇嘛为“番僧”。称喇嘛供奉的藏传佛教所特有的佛像为“番佛”。把喇嘛念经做佛事称为“番经”。

由于清乾隆年间把喇嘛教饮定为国教，因此喇嘛在京师受到非同一般的待遇。满清王室、贵族、臣僚家里落了丧事，都以厚礼延请喇嘛做度亡佛事，但普通百姓是用不起番经的。

番经多用在豪华的厚葬隆丧上。

道经：旧京，人们受到儒、释、道“三教圆融”的某些影响，在宗教信仰上往往佛道不分。

道经法事的规模是根据丧家在家停灵的日子多少而决定的。王府、宅门有的停灵21天，35天，甚至49天。从接三之日起，直到发引的头一天都要有经，总称“祁建升天资度道场”，原则上每天所念的经、拜的忏不能重样。

关于这些法事的内容、形式，丧家未必全懂，主要由办丧事的全权安排。

居士经：居士不是宗教职业者，他们原来各有自己的职业，而且大部分是社会中、上层人士和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他们可能由于仕途坎坷，厌倦了名利争逐，对个人以往的作为有所反思，到了晚年，为忏悔自己的罪孽而皈依佛教。

居士经虽然在经坛设备上不如和尚，但诵经、拜忏却非常认真。居式经从内容到形式与禅经没有太多的区别。

居士经是为亡人做“往生普佛”仪式，这往往是与出家僧人一起做。这种仪式多在庙里举行。每坛照例为7位、9位、11位、13位不等。个别也用15位。

禅经：旧京，民间办丧事，无论贫富，都要请汉传佛教寺院的“比丘”（和尚）来做经忏佛事，称为“禅经”，也叫做“谈经”。禅经是最基本的佛事。一般禅经每班为7位、9位、11位、13位。也有用15位的，甚至是49位，108位“黄袍”的。

禅经也有很多种形式，虽有时间、地点、和斋主要求的不同，但一般都念《金刚经》。也有的丧家在接三或伴宿时，请不起禅经，只选择其简化形式，念《心经》、《大悲咒》就可以了。

瑜伽焰口：元代至清末民初，瑜伽焰口被广泛流传，因此有着很深的群众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请僧人放焰口已成为丧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瑜伽焰口》是佛教瑜伽行派，亦称“大乘有宗”的救度冥界诸鬼的经咒汇编，是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佛经。凡各种盛大法会圆满之日都有这种宗教仪式。

地藏十五宝灯——传灯（焰口）：度亡佛事有四种形式，即诵经、礼忏、燃灯、施食。其中，燃灯佛事，老北京人称为“传灯焰口”。佛教认为，灯是对佛的供养。传灯是以灯献佛，以灯宣法，最后达到以佛、法度亡的目的。

外佛事：老北京的下层市民往往在丧事的度亡道场中，请僧众吹奏或唱念一些与佛事无关的民间小曲。这便是外佛事。

外佛事有灵前品咒、灵前回向、焰口当中横插一曲、散了焰口之后，僧团大联唱四种形式。

“外佛事”一段以法鼓、忏钟、木鱼、引磬作板点。据说，有的竟然加上竹板，显得有些“离经叛道”。故当年佛教会屡次告诫，予以禁止。但民间习惯势力强大，“外佛事”始终没有禁绝。

送圣·送库

送圣与送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送圣是佛、道两教的宗教仪式；佛、道两教在法会、道场圆满时，都要送圣。送库则是中国民间以满、汉民族为主的民俗仪式。但是，由于千百年来宗教与民俗的相互融合，竟使得送圣与送库密不可分了。

送圣有两个意义：一是办道场、做法事，如道教修建无上资度斋坛，唪诵《皇经》不但要奉请王皇大帝，而且要奉请佛教的释迦牟尼文佛和儒家的至圣先师孔夫子光临法会，圆满时就要送圣。

二是道场僧众或道众唪经，每到一个阶段，都给神、佛送一道疏（焚表）。道场圆满时，要给最高的神、佛上一次总表，这次上表，叫“送圣”。

民间办丧事，是为了给亡人在阴间建筑冥府、金库、银库，所以，做道场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让亡人听经闻法，忏悔生前罪孽，从而得到超生；而且也是哀叩神、佛施法给亡人建筑冥府。

道场圆满则表示斋主的孝心受到了神与佛的认可，为亡亲构筑冥府和金、银库也成功了。

这样，送圣、送库两个仪式自然就结合在一起了。按理说，送圣是主体仪式，送库是附加仪式，这个过程应叫送圣，但是，由于“圣”是无形的，抽象的，而“库”却是有形的，具体的，可以看见的，日久，送库这个名称就在人们的心目中确立起来了，送圣这个概念反倒日渐淡化。

送库用的纸活以楼库为主，其它冥品皆为冥衣铺裱糊匠扎制的烧活。

楼库，本名“寿生楼库”。楼库是楼与库的总称，一座楼，两座库，谓之“一楼二库”，算是一堂。再加上四只箱子，谓之“一楼二库四杠箱”，是一份送库用的全活。

冥衣铺为了便于拿放与制作，把尺码大的楼库制作成尺截的，楼的上层、下层、须弥座各为一截；库是库顶和库身、底座各为一截。尺码小的楼和库则是一个整体。

楼库的样式均仿的是古典楼台的建筑形式，顶部宫殿式，用筒式脊瓦覆盖，亡人若是王公贵族，为黄顶蓝丽，亡人若是平民百姓则是黑顶绿瓦或豆青色瓦，屋脊为蓝色，楼上下均为环廊，前后都有明柱，楼前都有门户，两边山墙为蓝色。

库是双顶，头层檐下的彩绘图案有“金银宝库”字样，库身一层，窗根门户与楼一致。门口有二人站立，一是手执账本的“曹官”，一是手拿钥匙的“阴司”，表示是为主人官库的。

送库用的纸活除杠箱、墩箱、金山、银山、尺头桌子、四季花盆以外，只要丧家肯花钱，完全还可以根据亡人生前的愿望、爱好，糊些其它建筑物、交通工具、人物、鸟兽、文玩陈设等等。

过去常见的阴宅，通常仿照老北京四合院的格局，糊一所宅子，屋内陈设家具齐全，还有侍候的仆人、牌桌、烟床、绣枕、烟枪等；还有整桌的筵席，成台的戏剧等。

楼库做好以后，要让和尚或道士在上面加上封乘，叫“封库”。在和尚送完最后一道封条之后，孝子们要跪在地上，向楼库及纸活三叩首，称“祭库”。

送库，也就是“焚库”，把楼库及纸活等祭过的冥器送到指定场地焚烧。

春、夏、秋三季，一般在下午四时入席，斋主招待来吊唁的亲朋好友吃过饭，约6点送库，冬天略早。

喇嘛、道士、和尚的衣冠都整理好，带着自己的法器。由专人带上亡人生前心爱的衣服、什物等纸活。这时，茶户高喊声：“请本家教子跪灵了，送库了您哪！”

由长子带着众兄弟用铜盘托着给阴间的书札，即应捧的“圣”。一切准备就绪后，茶房又喊：“送库了您哪，请各位老爷前升了！”来宾、孝属以及喇嘛、道士、和尚均按顺序向外走，去往焚代场。

送库行列到达焚化场后，响器、僧道、进库的亲友分成两边，站在距离纸活二十余米远的地方。

正中放着白布垫，全体孝属下跪后，由铺排将所捧的“圣”接过来，用小跑的步子送至纸库前边，放在楼座上。

这时，看烧活的早把楼的后身捅开一洞，点着里边的纸钱，不等铺排跑回原处，即已起火。火会烧得特别旺，火苗蹿得老高，所有的冥器都会烧得干干净净。于是全体孝属三叩首。有道经的，道士们猛敲猛打一陈，高声唱念《送化赞》。

官鼓大乐最后以一声大锣，宣告送圣仪式礼成。茶房朗声喊道：“本家给各位送库的老爷们道谢啦！”于是本家孝子扒在地下一叩首。凡不再回丧居的亲友，均就地向本家或揖或安告别而散了。

伴宿

伴宿，北京俗称“坐夜”，即次日就要出殡，亡人在阳间只此一夜，所以家人与死者只有一夜的厮守了。

清代，伴宿为停止吊唁的日子，这一天丧家主要筹备次日出丧的事宜。可到了清末民初，伴宿却演变为丧家受吊领帖（收奠礼）的大日子，成了对亡人的最后一次总祭奠。昼夜要大作法事，规模宏大。

伴宿没有固定的形式和内容，一般都有送库仪式，故合称为伴宿送库。规模小的丧事，伴宿当天，丧家只预备一顿饭招待亲友，请一班吹鼓手，猛吹猛打一天。晚上，在灵前在烧点纸，比较简单。

还有的效区或市内的外地人，白天没有念经的，只有一堂比较粗糙的楼库，晚上由鼓手带领，孝属随后，到外面焚烧，叫伴宿送库，不是送圣。民间丧事的首场中，送圣不能独立存在。

伴宿这天还有一些主要的事宜：

第一，汉人立铭旌。铭旌，亦“明旌”，古代称为“功布”。其尺寸因人而宜，凡三品以上九尺，四品以下八尺，六品以下六尺，平民六尺。汉人于伴宿之日始在大门外的影壁前立起铭旌。

第二，亮杠、亮执事。丧家要将发引用的官罩、大杠、小杠，放置在次日换杠、上罩的地方。如附近的十字路、较宽的便道上。执事一般亮在门前的八字形影壁前。

后来人们为了节约只亮杠罩，不亮执事。20世纪40年代后，办丧事亮执事都极少。

第三，公布有关次日发引的各项公告。公告内容包括发引的具体时间以及路线。以便准备沿路设置路祭桌、茶桌的亲友有所准备。

更为讲究的还要公布响器、执事排列请单，送殡车辆、顺序请单。

第四，杠房挂盘子。杠房的头目带人到丧家请示、盘点、排列、摆放次日出殡用盛纸活、实物的盘子，后用线系牢。

第五，辞灵。指夜里敬了焰口以后丧家照例举行辞灵礼。等门彩、棚彩都撤去以后杠房伙友将棺柩前稍抬起，孝子把一个铜钱垫在棺柩下，将笤帚将棺盖上的浮土扫在新簸箕里，倒在死者生前的炕席下。

另外，还要由孝属们将祭菜、祭饭用筷子夹到罐中下葬时，放于棺柩前，成为对亡人的永久供养。之后的遗像要立即翻过去，等待天亮发引。

成主·题主·点主

古人以为，家鬼依木不依墓，封建时代，仕宦之家死了人，在治丧期间，就要通过“成主”的仪式，建立一个木制的牌位，以便让死者的神魂依附于上，留给后代奉祀。一般三年之后将木主牌位即放进家族的宗亲龛内，确定死者在宗祠里的地位。

最早的“成主”仪式，只由点主官写主牌，并不用“点”主。演变到后来，族人会从亲友中请一德高望重者，在已写好的某某之王位的“王”字上加一朱点，成为“主”字。后来演变的越发繁琐，一些有钱人家，尽可能请大官、大士绅等“点主”。

点主时，必须有两名有地位、有功名，但比点主官稍逊色的“襄主官”，分陪左右。此外，还要请几名有威望、懂点主礼仪的人担任司仪，主持赞礼。

写主在点主之前进行。题主官正襟危坐在书案旁，孝子要向他行三拜九叩的大礼，将主牌奉上，依旧跪于案前。执事在一旁伺候笔墨，题字官以工笔正楷书写。主牌是檀香做成的，下有须弥座，前有雕花栏杆，座上是牌位，外套有雕孔的立罩，分内函、外函。

内函，亦称“函中”。外函后面中间成一槽状，为了合入内函之用。一般奉祀人多是孝子，所以中间就写：

“皇清故某官某公讳某字某之神主”（此为父位）。或：“某公配某封某氏讳某字某之神主”（此为母位）。内函两边写亡人的生卒年、月、日、时，甚至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葬于某处某山某向某分，也一一写上。最下边还要写上奉把人的名字，如“孝男×××奉祀”。

外函木主都用白粉徐刷，故亦称“粉面”。孝子奉把父亲，上书：“皇清显考某官某府君某讳某号之神主”；孝子奉把母亲则书：“显妣某封某府某氏之神主”。妻子奉祀丈夫称“先夫”。写时均将“主”字少写一点，成为“王”字。

题主官将主牌写好后，交于孝子。写主就这样完成了。

“主”代表亡者神魂，点主是将亡者招回，是光宗耀祖的大典，为丧事中的喜事。因此，点主时，所有孝属均脱去孝衣，换上“吉服”。

被请的点主官、襄主官均于先期到约定的地点，丧家派人前往迎接，讲究的还要有如下排场，有开道锣一对，素红云缎大伞一对，绿扇一对，全执事四对，“肃静”、“回避”虎头牌各一对，如意亮轿一乘等。由鸣主等候。届时，由丧家派出礼宾四人、六人至八人以及前引官、大赞、襄赞、副赞等陪同孝子前往迎接。

当上述迎请行列到达后，首先鸣锣，由前引官、礼宾人员、大赞、襄赞等引孝子登堂，向点主官、襄主官三叩首，然后，展读事先用白纸红签写好的《请题主帖》。

一切就绪，由大赞宣布点主仪式开始。点主官、襄主官端坐在桌旁，孝子将主盒捧到桌前，由左襄主官接住，揭去青纱、红绸，打开主盒，将主牌放在桌上。

再由孝子将笔递给左襄题官，左襄题官递给点主官，点主官大笔一挥在内外函神主的“王”字上各加一点，将笔递给右襄主官，右襄主官重新染墨，递与孝子，如前面的程序一样，点主官第二次点主，谓之“黑笔增辉”。

最后，将笔用鸡血润一润，在两函神主的“主”字上，再加一点，谓之“盖主”。鸡血即“吉血”，可以避邪。

点主完毕后，由右襄主官，将主牌放入主盒，红绸在上，黑纱在下，用五彩线扎紧，由孝子捧回灵堂或安主所，即谓“安主”。

孝子出堂复位仍要对点主官，襄主官三拜九叩。最后由点主官向神主致词，赞美死者生前的功绩。点主就完成了。

点主及晚还要举行晚奠，举行“三献礼”，由“讲书官”、“讲经官”朗读《论语》有关“问孝”的章节，再深入浅出地讲解。如一讲“孟懿子问孝”，二讲“子游问孝”，三讲“子夏问孝”。其后，再讲《孝经》里的选段；再由“歌诗童”唱一段《哀悼歌》。最后宣告礼成。

点主的具体仪程及细节，因时，因人，不尽相同。例如：最早客居京师的南方人，有在墓前点主的，有在家点主的，有的礼仪繁琐，有的则较简单。

杠罩

杠是抬运灵柩的工具，出殡时，从丧居往坟地或庙里抬灵，都必须由专人用杠抬着行走。用杠一般得向杠房租赁，只有皇宫内才有内廷銮仪自备的杠。

杠房除了提供抬棺用的杠之外，还配有各种遮挡灵柩的罩子。因为人死后必须用布盖严。入棺后，灵柩也不能光板停放。杠罩的形式和规格都有严格的规定，丧家使用时一律不得僭越。

杠

清代，官员去世后出殡用杠的大小、形式、杠夫的多少都须根据亡人生前的爵衔、品级使用。民国以后，用杠则主要是根据丧家的经济状况和丧主的意愿办理。

清末以至民国期间，用杠可分成非礼仪性用杠和礼仪性用杠。

非礼仪性用杠，亦可称为等外杠、非常用杠。凡是极度贫穷的人家，或亡者年幼，属有殡无仪，均用非礼仪性用杠。非礼仪性用杠有以下几种：

穿心杠，由两人抬，用绳索拢住灵柩两头，中间穿一根杠子，前后各一抬伕；牛头杠，由三人抬，在穿心杠的基础上，前边加一横杠，左右、后边各一抬伕；四人抬的“一提拉”，也叫“地出溜儿”，用一根主杠，前后各边一横杠，前、后各两抬伕。这些杠均是用来抬穷人家的薄皮子棺材和无主亡人的裹匣子。

礼仪性用杠是有殡有仪的用杠，有一定的规格、形式，使之符合丧礼仪程。

礼仪性用杠的特点是，灵枢必须在杠的上面，而且必须要有彩饰遮盖。

杠为四框形，四角都有相等数目且排列对称的小杠与抬伕，杠上必须要有油漆粉饰，杠绳还得用布包上；杠伕、杠头须有特定的服饰。

一副大杠是由若干节小杠组成的，每节小杠都有特定的名称。大杠前端有金色龙头，叫“吉脸子”。

横在大杠上的两根杠，叫“枕头”，四角的小杠叫“千斤”。千斤上头的小杠，叫“耙”，耙上的小杠叫“卧牛”，卧牛上边挂上绳套，叫做“做鼻子”。杠夫必须熟知每节杠的名称，不能称大小杠。

杠的规模、格局、形式是根据抬夫多少决定的。不同的杠决定了抬杠的人的多少，有8个人杠、16个人杠、24人杠、32人杠、48人杠、64人杠、80人杠等，葬礼越讲究，用的杠也越讲究。

如80人杠为亲王、郡王、贝勒所用，属于皇杠。

杠中是有一种“独龙杠”一般为外省做官死后进京安葬的人用，因长途跋涉，为了轻便，灵柩在杠的下面。

清代，帝后死后，在出殡安葬之前，要由领杠人率领全体杠伕，抬着皇杠在宽敞的街道上“演杠”，全体杠伕要听从杠头指挥，步调一致，做到四平八稳。

过棺罩片和官罩

杠业除了提供抬棺用的杠之外，还有各种遮挡灵柩的设备。出殡用的是“过棺罩片”和各式的官罩。

“过棺罩片”简称“过棺”一般是一长幅绣花软锻，上绣团龙、团凤、团花，两边最下端是一尺二的“海水江牙”。凡8个人、16个人、24个人的小杠都用它，搭在灵柩的中腰。有“红寸蟒”的过棺，多为满蒙旗人所用。

凡是8个人、16个人、24个人的小杠，都不用官罩，而是用一长幅绣花软片搭在灵柩的中腰，谓之“过棺罩片”，简称“过棺”。

“过棺罩片”最大长一丈二尺，最小的长八尺。质料都是软缎的。颜色有红、蓝、青三种，以红色为多。

这种罩子上边绣的图案各异，上等的过棺罩片，有刺绣“八团”图案的，如团龙、团凤以及各样团花，并以金线车轱辘钱串地儿。

两边最下端照例是一尺二的“海水江牙”其图案五彩斑斓，鲜明夺目。

此外，还有“红寸蟒”的过棺罩片，多为满、蒙旗人所用。

一般每副杠只搭一副过棺，一些盛大葬礼的专用物是罩。凡是用32、48、64人杠，或80、128人皇杠都要用官罩。罩的形式、大小，须根据用杠规模来决定，原则上，杠与罩是相称的，并配套使用。

官罩一般还配有顶盖，称之为“几了”，是用竹皮作成的。罩身子是个大木框。谓之“栏杆”。大的一丈二，小的八尺长。外边挂上不同图案的绣片，成为一大长方形，封闭式的亭盖。落在杠上，把灵柩罩起来。

一般情况下，仪式还没有正式开始时，罩上只挂蓝布材，待灵柩出堂之前，才临时加披彩绣的罩片。

罩片，杠房谓之“软片”。宫廷用的黄寸蟒和满、蒙旗人用的红寸蟒罩片的图案都是织成的。其余都是在不同颜色的锦缎（以红色为主）上，用金线、彩色的绒线绣成不同的图案。有按清制朝衣刺绣的朝衣罩，朝臣死后，可按自身官爵品级用罩。

此外，还有金龙罩（民国后，曹锟的秘书曹七爷死，江朝宗的丁夫人死，均用的金龙罩）、五狮同居罩、狮子滚绣球罩、二龙戏珠罩、牡丹花卉、四季花罩等等。

帝、后、亲王用黄寸蟒罩，也有用黄金龙罩的（黄罩、黄杠、黄绳、黄垫、杠伕荷叶帽上插黄雉翎、举黄拨旗，谓之“落地满黄”）。亲王正配福晋也一样。

亲王侧福晋死，用红杠、黄绳、黄垫、红寸蟒罩加黄走水。

但也有特殊情况，如亲王婚后，正配福晋未生男孩，两侧福晋却生了男孩，袭了王爵，等到这位侧福晋死时，与亲王和亲王的正配福晋使用一样的杠罩——黄杠、黄罩，谓之“母借子爵”。惟有罩上的“刷子”（四周“走水”）为青色，表示按典制区别于正配福晋。

如果侧福晋借不上子爵的，就只能用红寸蟒的罩片。四周挂上黄走水。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天，最后一个使用这种官罩的是那王爷那彦图。

民国后，落地满黄的杠罩还使用过几次，即光绪帝与隆裕后葬入崇陵时的“奉安大典”；被冯玉祥国民军从紫禁城轰出来的两位太妃——瑜妃（同治之妃）、瑾妃（光绪帝之妃、珍妃之姐）死后的“奉安大典”。

最后一次乃是长春伪满“帝宫”谭玉龄死后，抬往般若寺停灵“暂安”，亦用了落地满黄的杠罩（八十人杠）。该黄寸蟒的罩片和黄伞围子是早年清宫銮舆卫当差人暗中保存下来的。自此以后，“皇杠”、黄罩在中国就成为历史陈迹了。

用罩，不仅可以根据亡人社会地位，还可以根据亡人的宗教信仰。信佛的可用“佛”字罩；信道者可用青云白鹤罩。

“佛”字罩只是在红寸蟒的罩身四面及罩顶上，加挂金线绣的大型“佛”字，或以黄缎子砸成棉芯的“佛”字，临时别在官罩上。

另外，罩的四角有云纹，寓义佛乘祥云接引亡灵。

当年，段祺瑞、吴佩孚死后，都用过“佛”字的堂罩和官罩，因为他们均为佛教居士。

官罩上的绣花软片，根据用主的要求，可以现裁现绣。尤其是民国以后，不受国家典制的限制，许多军阀、政客、巨商富贾，独出心裁，在丧礼上随心所欲，更是花样百出，杠房内行人谓此为“野事”。

罩架子除了要挂上不同的罩片外，还有许多附属装饰物。例如：罩架顶盖中间安有木制贴箔罩漆的大金顶，谓之“火焰”。最大的能有八十公分高。

还有罩架上面的四角，都向外探出一个“草龙”，成为“兽头龙口”。每挂络穗上拴着八个小金葫芦，五个不同形状的“花拍子”（以铅丝为骨，外边缠上彩线），顶头为一绿色的“荷叶帽”。

大罩在每角的“通官”上，还要串上黄绸，行进时，每角由一名杠伕向后牵拉（前边两角也往后拉，四角成为一顺边的形式），行话谓之“拉幌”。

此外，为适应各种不同丧礼上的需要，还有特殊形式的官罩如小官罩、鲜花罩和采菱船。这些多用在民国后新派人物的丧礼上。

按习惯来说，罩片与座伞、日照影伞等执事必须成堂配套。很少混用。例如：帝、后用的落地满黄的杠罩，其座伞、日照影伞必是全黄的；满、蒙旗人用红寸蟒罩片的，其座伞、日照影伞也必须是红寸蟒的。还有用金龙罩的，其座伞、日照影伞也必须是金龙图案。原则上，罩片与伞围子的图案是一致的。

杠伕的衣服鞋帽

杠伕、执事伕大部分由穷人来做，他们平日衣衫褴褛，很不讲究。抬灵时，照例穿戴杠房的衣帽，与其所抬的杠、罩和整个殡仪相称。

杠伕、执事伕穿的衣服谓之“驾衣”，都有其固定的样式、规格、颜色和图案。

杠伕、执事伕的驾衣是将及膝盖的小大褂，或曰“中褂”。杠伕穿大襟的；执事伕和鼓手穿对襟的。

衣服的底子是深绿色的，如果出大殡用两班杠伕，一班用深绿色的，另一班则用深蓝。如果三班，就再添用青色驾衣。

驾衣上的图案大致相同。早年，车轮形的图案印遍全身，中间为“〇米”，周围是8～12个大圆点，象征着车轱辘。

这是因为古代为“素车白马”驾灵，后来，为了礼仪隆重才改用杠抬，所以就在杠伕的衣服上画上车轮，表示代替灵车。

不过，传到近代，这个图案有所变更，逐渐演化成为城头或杠房的标志。乍一看，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其实，东西南北城几乎都有所不同。

北城驾衣上边，遍身印着“草龙”的图案，周围印着8个白色的大圆点儿；南城是中心印红色的大5点，周围印着10～12个白色的大圆点儿。

东城则是红色的菊花戳子，周围印着10～12个白色的大圆点儿。让内行人或有经验的人一看便知是哪个城头杠房应出来的活。

杠伕下身一般都是黄套裤或灰套裤，只有西城西同顺杠房应出来的杠、杠伕全穿大红套裤。

杠伕头戴黑毡帽，像个小浅碟子，谓之“荷叶帽”。顶上安个有孔的红漆木墩，插个冲天锥式的雉翎，表示官品未入流。

雉羽一般都用红雉翎，只有用两班杠伕时，才有一班用蓝雉翎。帝、后、亲王、郡王、贝勒有部王衔者，用黄雉翎；入八分公者用紫雉翎。

杠伕帽翎子的颜色与其抬的杠上用的绳、垫，以及打的拨旗颜色是一致的，只有皇杠是全黄色。

王府、宅门、绅商富户的讲究者，要求杠伕洗澡、刮脸、剃头、穿新靴子、新驾衣。再加上“油杠”（杠上新刷一遍漆）、“包绳”（用新布包杠绳）、头水罩片，谓之“普新”。帝、后“奉安”时，杠伕有黄手套和黄“鞋护”。

打响尺的杠头历来是头戴官帽，身穿孝衣（丧家给的），脚穿青靴子。如果是到坟地或庙里起灵，不是新丧，仅穿杠房的蓝中褂，而不穿孝。

小杠（8～24人）杠伕一般不穿统一的靴子，他们历来是头齐脚不齐。八个人以下的杠，不能算做殡仪（有殡无仪），如四个人的，三个人的，两个人的，杠伕均为便衣抬灵。这是属于旧时所谓的“贫不能为礼”的范围了。

仪仗执事

执事，即古代文武官员的仪仗。执事分满执事和汉执事两种。满执事不只专为满人使用，凡满、蒙、汉二十四旗都可以使用。

满执事又称“旗执事”，其主要仪仗有大幡、门纛（dào）、小型纛旗、黄鹰、细狗、骆驼、刽子手、清道旗、“肃静”“回避”牌粉棍、金执事等27种。

汉执事以半堂为基数，每半堂有三色不同的幡、伞各6把，金执事4～8对，还有响器、僧道、纸活等9大类。近世，大部演变成为婚丧礼仪上的执事。

清代，对于殡仪使用的杠、罩、执事，有明确的规定。从“名份”、社会地位上，上至帝、后、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有入八分的，有不入八分的区别），从正一品至纵九品的官吏，下至各行各业的平民百姓，各不相同。

从民族上，满、蒙、汉二十四旗，以及汉族官民也有不同程度的区别。这种国家典制，人人必须遵守，不得逾越。民间贫富不等，礼仪仪仗形成的丰俭程度不同。原则上，许可从俭，不得逾越。

殡仪上使用的杠、罩、执事，除了帝、后由内廷銮仪卫准备外，其他人均须向杠房租赁。

清末，王公贵族、高级官吏发丧时，除了从杠房赁来的传统、固定形式的执事之外，还有的要用县衙门的全班执事和行役。

例如：慈禧太后的弟弟承恩公的府坐落在属于大兴县的东直门芳嘉园。他的福晋死后出殡，除了传统仪仗外，还用了大兴县县衙门的全班执事和衙役。

民国以后，高级官员出殡也有动用当时官方军警做为仪仗队的。

民国以后，无典制可循，官民婚丧仪仗，各听其便。除前清八旗王公、遗老遗少仍遵旧典外，其他阶层，尤其是汉民，丧礼仪仗的使用日趋纷杂。

有钱人不重民族传统礼制，而注重气派，从形式上说已不符合历史上业已形成的规范化的仪典。

事实上，除了执事中的附加部分，如杠房、彩子局等之外，余者均不能被视为正统、传统的仪仗。

传统的执事本身，在行进时，有其固定的排列顺序。同时，执事与殡列中的响器、僧道、孝属、亲友，一起行进时，亦有其固定的穿插和安排，使之符合礼法与观瞻。

发引

“发引”是丧事的最后一道程序，即将死者送往墓地安葬，入土为安。“发引”也有许多礼仪和讲究。

出丧五大件

旧京，办丧事有五大件，幡儿、牌儿、棍儿、盆儿、罐儿。这五大件只是旧京老太太们的口头传说，即使如此，也能反映出当时在汉人的殡仪中，晚辈对已故亲人所尽的礼节、仪式。

幡儿是古代招魂的旗帜，故称“引魂幡”。由谁来给已故的人打幡儿，也是有些讲究的，照例出殡时由长子打幡儿，父死以左手打之；母死以右手打之。

如果长子先亡，不是由次子来打幡儿，而是由承重孙代之。如果过世的人既无儿，又无孙，那就由继承死者遗产的亲属（如侄子、外甥）或义子来打。

人死后，幡儿是“承重”的标志。如果在出丧时，灵前没个打幡儿的，人们会以为是一种憾事。

引魂幡都是从冥衣铺里糊出来的纸活。其制作形式也不尽相同。其中最常见的为“牌子幡”，此外，还有筒子幡、门幡、花篮幡、鱼儿幡等。这要根据死者的具体情况而定。

北京城内出殡时，均由长子打幡，但是在郊区，凡出殡者，长子要打白幡，次子要抱牌，自三子以下都要打黄、蓝等素色幡。孙辈则依辈份不同，打粉、红、蓝、绿等彩色幡，称之为“闹幡”。丧事的所谓“承重”，这也是其中的一种表现。

牌儿是金棺入土之前供奉的临时纸制灵牌。它是由冥衣铺糊出来的小型灵龛。从外观来看，很像一小型楼库，仅一尺来高，有宫殿顶，前出廊柱，雕栏彩绘，下边糊有座儿。

前脸敞门，内贴一白纸灵牌，上贴荷叶宝盖，下贴莲花托座，例由僧人题上亡人名讳。并且还要用一块黑纱把纸制灵牌给蒙起来。出殡时，由次子捧之。

棍儿也就是过去所谓的“哭丧棒”。这是由古代守孝时用的杖演化而来的。

古代丧礼，对“哭丧棒”的用法和制作也很讲究，父死要用竹杖，母死要用桐杖，且上圆下方，其长度至胸高，正所谓“孝子哀甚，柱杖以支其身。”

后来，逐渐被简化，仅用秫秸裹上剪穗的白纸，其长度二尺左右，仅把它看作丧事中礼节性的用品。出殡时，三子以下的男孝眷，都要以左手拿“哭丧棒”。

盆儿是一种瓦器，双叫“吉祥盆”、“阴阳盆”。民间又称为“丧盆子”。与摔盆用的那块砂板砖以及儿媳妇抱的那个装“焰食”的瓦罐，合称为“倒头三件儿”。旧时，病人刚一咽气，他的儿孙们到砖瓦铺去买“倒头三件儿”。

但是，富户人家与贫户人家对盆儿的选用也有很大的区别。

富户人家落了丧事，只自己买罐儿，至于盆儿和砖则由冥衣铺负责购置。

照例，冥衣铺的裱糊匠师傅，首先用大白粉将盆儿涂一下，其次用蓝色或青莲色在盆心里画上圆寿字，或题写“西方正路”，盆沿的周围画上万字或云头的图案，就像古瓷中的青花盘子。

最后把摔盆儿用的那块砖，糊成一套古书形。也就是把砖的两头用白纸包上，并画三条横线，表示是三本经书，外边再用蓝纸一糊，左角贴一金边红签，写上“金刚经”字样。其意为以经度亡。

贫户则直接到砖瓦铺“请”个“吉祥盆”，既不抹，也不画。出殡时，摔盆儿用的那块儿砖，也是随便找一块，没有什么讲究。

摔盆与打幡的规矩基本相同，只不过除了摔盆还有踩盆一说。

照例在起杠时，由长子将盆摔碎，父死用左手摔；母死用右手摔，摔不碎时忌摔第二回，由后边抬杠者将盆踩碎。

如无长子者则由承重孙摔盆儿。如死者无子孙，可由其妻来摔盆（誓不再嫁）来摔盆，也可在死者财产继承人中找一晚辈来摔盆。

如果丧家孝属在继承权上有争议，甚至打架闹丧，这时无法决定由谁摔盆儿，就叫抬杠的将盆儿一脚踩碎，将幡放在棺盖上就算了。还有与死者平辈，不存在继承遗产问题的情况下，一律不以手捧盆儿。而是用脚将盆儿踩碎。

罐儿也就是所说的“焰食”罐子，正名“宝瓶”。是一种带釉的小瓦罐，上下略窄，中间稍粗，直径二寸左右，全高半尺左右。

伴宿之夜，辞灵时，按照旧时风俗由死者的儿子、儿妇、女儿以及外性亲友用一双新筷子或秫秸杆轮流把祭食夹于罐中，并用红绸扎之。

出殡时，由大儿媳妇抱着，谓之“抱罐儿”。如长子不在，又无长子之妻的，如果由承重孙打幡的，则照例由承重孙媳妇抱罐儿。

当然，也有其他个别现象，如有的让死者的原配夫人抱罐儿。据说，袁世凯死后，就是他的大老婆在出殡那天给他抱的罐儿。

下葬时，放在棺柩前座上（男左女右），做为给亡人的永久供养。

以上出丧五大件多为汉人使用，而满人并没有这种礼节。旧时，满人出殡时，孝子们只是徒手而行，并无打幡抱牌之举。民国以后，由于受汉俗的影响，满人在出殡时也要摔盆。

出堂

伴宿的第二天就要发引出殡，遵照阴阳先生给定的时刻，大多在上午八、九点钟，即“辰刻发引”。大殡则在上午十点左右，即“巳时发引”。过午发引的一般很少。

发引之日的凌晨，棚匠便来拆月台，撤灵幔，并抽棚的横席。家伙铺的伙计也来收拾家伙。这时，灵前只剩一张光板油桌，上边也就只剩下“倒头三件”，自是一番很凄凉的景象。

发引之日，族人、亲戚、世交、朋友等很早就陆续来到丧家。此时门前已不设大鼓锣架，来宾们的到来以及在灵前行礼都不再吹奏，直到正式祭礼时才会奏哀乐。

旧时有“送殡不能空肚子”之说，故丧家必须给亲友们预备些吃喝。一般只是用四冷荤下酒，（富户备有酒席）稍讲究的还有四个炒菜。不论酒菜如何，主食都是煮面片。

这时，发引出殡的时间也就快到了，杠房了事的和打响尺的杠头要招呼杠伕们穿戴整齐，为发引出殡做好准备。

发引时刻一到，本家总管事者会立即告诉杠房了事的，要求出殡。这时，一定要给杠伕们一些赏钱。

杠头得到传话，当即到丧居门外，以打响尺的形式来召集杠伕集合。这时，专事出堂的杠伕16名，手持杠绳、抬杆，立即到丧居门口肃立，对面排成两行，每边8名。听尺，进入大门，在垂花门外肃立。听尺，一齐进入灵堂，以一根大绳，用活扣将灵柩的四角各拴上一根抬杆。谓之“圈活绳”。圈毕，杠伕于灵堂两侧肃立待命。

照例还要举行参灵仪式。孝子参灵要按一定顺序脆于月台上。由长子打幡儿，次子抱灵牌，自三子以下皆手持“哭丧棒”。

女孝属要另跪一行。由大儿媳或承重孙媳妇来抱“焰食”罐子（个别的有原配夫人抱的）。满人则全部徒手参灵。

孝属跪好后，本家总管事者便会通知门外的鼓乐参灵。各种响器按一定顺序到灵前吹奏，其音哀婉，催人泪下。参灵仪式（对一般宾仪）至此也就结束了。

参灵完毕，杠头会向本家发出“请起”的信号，并随之打一响尺，此时，孝属们也要高声齐哀，灵棺也就被杠伕们抬出灵堂，即“出堂”。

宝材（已装殓死人的棺材）被抬出来时，必须要四平八稳，不管是走窄口，还是走过道，还是上高台阶，都不允许有丝毫的倾斜。其意是不要再惊扰亡灵。

出堂时，杠伕们的动作都是在其头目打响尺的指挥下进行。如果丧居坐落在很窄的深巷里面，灵柩被抬出之后，要先上小杠，然后到大街上再换杠上罩。

过去宅门府第或绅商富户家要出大殡，为了使灵柩不见阳光，不冲撞过往的神灵，一般都要用官罩将门堵上。用官罩把灵棺接出之后，一直抬到放大杠的地方，灵棺并不是放在杠上，而是要杠伕将杠抬起来去找灵棺和官罩，行内称之为“底盘找活”。此也说明杠伕功夫之深，礼仪齐全。

起杠

起杠是发引出殡时一个重要环节。灵柩从丧居里被抬出来，就要由杠伕上肩，开始向安葬之地进发，此称之为“起杠”。在出殡的时候，还有换杠、上罩、奠酒（满）、摔盆（汉）等诸多祭礼仪式。

当富户出大殡时，一般以换最后一次大杠、大罩为正式起杠。而平民户、贫户不换杠、罩者，一般以出门上了小杠，就算正式起杠了。

起杠之前，出大殡者必先选择好出灵路线，以保持其殡仪的尊严。要据街道、地形，采取绕路的方法缓缓行进。

当遇到特殊情况时，则要根据自家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而采取特殊的应对方法。

当年被冯玉祥国民军从皇宫里撵出的敬懿、荣惠两太妃死后，停灵于雍和宫东边柏林寺庙里。

出殡时，由于这个戏楼胡同太窄，杠罩走不开，于是应这份活计的北新桥义茂杠房，便请本家事先向雍和宫主持喇嘛说好，出灵时，灵榇从雍和宫外院东边“慈隆宝叶”的牌楼进去，打个穿堂，再从西边“十地圆通”的牌楼出来。

这样，既避免了狭窄的胡同，又保持了其殡仪的尊严。

出殡途中，最隆重的仪式就是换杠、换罩。杠伕在换杠、换罩时，其动作神速，令围观者大为惊叹。其操作方法，外人很难看明白。

原来，灵柩前后底撑下边，早已架上了横杠。换杠、换罩时，把前边的罩帘往起一掀，每角有两名杠伕将罩架子往上杠起，再由十六名杠伕将架有灵柩的横起抬起，顺着大杠急速往前滑行。其余的杠伕则抬着空杠罩，迅速地往后退。

与此同时，前边的杠、罩将后罩帘往起一掀，紧紧对上原罩的头部，借原罩的速度急往后退。这样，灵柩自然就换到新罩里。后边的原罩就退走了。

出大殡时，换杠、换罩一般先把市内路途分成几段，每段各用一杠、罩，其顺序为从小到大。在换时，依规矩都要在十字路口大转盘处，或比较宽阔的便道上。

正式起杠，本家长子依例要手持引魂幡跪于所有男孝属的最前边。长子之后才是次子、三子、长孙等皆依序而跪。

等大杠上好后（杠、罩已换好），执鞭压差会大声喊道：“四角扶严啦！”打响尺的杠伕头用响尺往地下一指：“爷，您请盆子！”

这时，由仆役将引魂幡暂时接过来，本家长子把盆一摔，所有的孝属此时会大声哀哭，一片悲哀的气氛。

扬纸钱的趁焚烧纸钱或冥器的火焰，猛地往天空扬上几把纸钱，使之天空一片白色，散落于空中。杠头此时再喊上几句“加钱儿”之后，大杠就开始向墓地行进了。

一般平民、贫民户办丧事很简单，在出殡时既不换杠、换罩，也不设路祭棚。只是一付小杠一抬到底，出了堂，把灵柩往杠上一拴，杠伕上了肩就算正式起杠。

起杠之后，丧家将灵花、剩下的“亡人香”等与烧纸、冥钞、金银箔叠元宝等放在一起焚化，就火势再扬一些纸钱。

本家长子把一个未经加工的“吉祥盆”一摔，杠头再喊几句“加钱儿”。前面鼓乐齐鸣，后面孝属应声举哀。此时也就可以向墓地进发了。

殡途诸礼

老北京在殡葬途中也有许多礼仪，喊加钱儿、扬纸钱儿（打发“外祟”）、路祭棚、路祭桌和茶桌等最为常见。

喊加钱儿和扬纸钱儿一般同时进行。喊加钱儿是北京殡仪特有形式；扬纸钱儿则是各地普遍通用。

加钱儿是指起杠前，本家和近亲等赏给杠伕杠价之外的酒钱，因此喊加钱儿不是对亡者的祭奠，目的是让杠伕们将灵柩抬稳，不要惊动亡人。

所以，无论大小杠，杠伕们将杠抬上肩后，都不马上行走，打响尺的杠头，要将本家和近亲们给的赏钱一一喊出来。这就被称为“喊加钱儿”。

另外，杠业形成了一种习惯，加钱儿不仅在起杠时喊，沿途有主祭人赏钱，都应该喊出加钱的数目。每到杠伕换肩时，赏钱一定要喊出来。有的杠头为了讨好本家，即使没有再得到赏钱，也会将得赏的数目重减一次。

出殡时扬纸钱是源于清朝晚期，据说是为了打发“外崇”和“拦路鬼”的。所以起杠、换杠、换罩，或是经过十字路口、丁字街口、庙宇、祠堂、井水窝子、河泊、桥梁、城门，遇有路祭棚、路祭桌、茶桌，都要扬纸钱。

新丧出殡用的白纸钱是用较厚的报纸砸成的。停灵暂厝超过三年以上者出殡安葬或二次改葬起灵，纸钱是用花红彩色的；帝、后、亲王等奉安大典用金色纸钱。

旧时，南纸店论斤出售纸钱，一些砖瓦铺也代卖纸钱，也是按份量计价。纸钱是用一根麻绳子穿成大柿饼的形状，携带行走时，可以背在身上。

扬纸钱也需要技巧。一般伺候大殡的，最少得有四个人轮番扬纸钱。

纸钱一般要先揉搓开，不能有两张粘连的。揉好的纸钱分成一叠一叠的，卡在手里，或夹在腋下，或掖在兜里。

杠头喊加钱儿时，两个扬纸钱的要身体下蹲，纵身跃起，用力将纸钱往高空扔，让纸钱借着风力在高中扩散，久久不落。

如果有丧家准备有大型冥活，场景更为壮观。在火势的推动下，纸钱会飞得更高，一眼望去，漫天白色。

出殡的路途上，为使死者的灵魂顺利通过，打发“拦路鬼”等“外祟”，除了要扬抛一些纸钱外，还要烧纸钱。而且凡是需要洒纸钱的地儿，都要烧纸钱，目的地是祭外鬼。

所以，不论大小殡仪，挎烧纸筐子的必不可少。另外，还要安排一个人提白布棉拜垫。

起杠之前，挎烧纸筐子的先将棚里治丧受吊期间剩下的大烧纸、冥钞、金银箔、往生钱、官吊香、亡人香、灵花、多余的孝帽子（尤其是“三梁冠”之类）和剩下的白纸花，收集起来，统一放在大网蓝里。

起杠时，将灵花、亡人香与烧纸，放置在孝属跪灵位置的前边，并将“吉祥盆”摆在本家大爷跪灵的白垫前。

杠完全拴好前就可点燃纸了，等到杠伕把杠上肩，纸烧得正旺，扬纸钱的借着火势扔起的纸钱可以经久不落。

起杠后，剩下的烧纸装在一挎篮内。篮里放一盒火柴，篮外插一炷点着的香火儿。

每到十字路口、井台、祠堂、庙宇、城门就点着一张大烧纸，扔在地下，意思是打发“外祟”的“买路钱”。有的贫苦人家请不起扬纸钱的，有时就请挎筐子的兼两项差使。

路祭在清末民初的殡仪中仍然盛行。路祭者在出殡经过的主要街道路口上，搭个大棚，等殡列过来时，举行公祭。也有路旁放一供案，规模较小的路祭者。

大型的路祭棚是起脊的，分为一殿一卷，一殿两卷的。

小型的有平棚“起尖”或者平棚挂檐不等。

棚内设有一把“太师椅”，前边扎着毗卢帽式的灵龛一座，并设有上摆香炉，蜡扦等供器和奠酒池、执壶等祭器的大型供桌。

棚壁挂着挽联、匾额、题词、花圈等。

素彩牌楼搭在棚外，牌楼上挂着名人题额。

仪仗执事立于两旁。在执事架上插着金立瓜、金钺斧、金天镫、金兵拳，以及清道旗、飞虎旗、飞龙旗、飞凤旗等不同图案的大旗。

主祭人在殡仪行列到来时，托着檀香炉或举着草香到大罩前迎灵，全体送殡的孝属则就地下跪还礼。

然后，将亡人遗像从影亭里请至棚内的“太师椅”上，将祭席、饽饽桌子等丰盛的供品摆上。

主祭人、陪祭人先后奠酒或上香，孝属匍匐于供案左侧，送殡的番、道、禅依次诵经，鼓手吹打奏乐。礼完成后，主祭人、陪祭人与孝属相对大哭。

杠头根据主祭人的赏钱数目，高喊“加钱儿”。这时也要扬几把纸钱，最后，主祭人等跪于道旁目送灵柩上路。

还有一种对送殡的孝属、亲友表示慰问而设的茶桌。这一般都是亡人生前交好的店铺或住户给摆的，属于友情赞助，并不是对亡人本身的祭奠。

下葬

汉、满两族死了人，讲究先以棺椁装殓，后以土进行掩埋。认为这种木、土结合的殡葬形式是一种礼遇，也是死者最好的归宿。

故此，世居北京的住户，多数人家都置有茔地，而且是祖辈遗传下来的。这些地通常都在近郊，数量有上千亩或几亩不等。四周立以刻有“宅茔地”石头界桩为标志。

茔地内种植松柏树，有的还垒成土山，以壮“风水”。一旦家里死了人，便按尊卑长幼埋在自家坟地里。有爵位，够势派的就筑起“宝顶”；一般平民则堆起坟头，以便留给后人凭吊。

主人家里落了丧事，即由看坟的组织人力打坑开穴。其穴位大有讲究。汉人的坟位多是平排式的，正中为祖先，后代则往两边平排延伸。

而满人的坟位通常为“三穴连珠”、“五穴连珠”，中间为祖坟，每边各埋一少的，形成“八”字形，谓之“雁排翅”。新丧再埋时，一律埋在“翅尾”。

每座坟都是夫妇合葬（有“续弦”的，也埋在内），一般情况下“男把明堂女把边”（一坟穴的左穴位为“明堂”；右穴位为“边”；续弦埋在紧右边）。总之，打坑的位置要看死者在家庭中的地位。

人死后，打坑谓之“破土”，须遵照堪舆家（阴阳先生）给择定的“黄道吉日”开工。但这必须时间充裕才能考虑。一般都是“暴攒”，无法计较时日的“吉凶”。

至于打坑的深浅是根据汉材、满材的规格大小决定的。汉人打坑的深度例为五尺、七尺、九尺三种。（满人用六尺、九尺两种）

打坑时，要将头锹土留好，等下葬掩土时，由长子把这头锹土上扬撒于坑内。

如果是亲王“薨逝”，则不是打坑的工程，而是要修石穴、石门、石床、宝井，谓之“园寝”，与皇帝陵的地下宫殿相差无几。

由于工程浩大，一般说来，棺柩到达墓地，都先在地面上的“阳宅”里停灵暂厝，等园寝竣工后，再行安葬。尤其是“福晋”死于王爷之前，就要等到王爷园寝修好后再行合葬。

下葬是丧礼的最后环节，是死者享受哀荣的最后时刻，不要说亲王、郡王等贵族，就是一般官员和平民百姓亦极为郑重其事。

下葬时，首先由堪舆家找好“山向”（根据八卦找好方位）。

原来坑底已经量出正中“点”，谓之“中”，两边为各等分。棺盖上已用同样方法量出了正中“点”，而且贴以一分宽的红纸条做为标记。

阴阳先生这时用一条“卧线”，从棺头直搭棺尾。其线从灵柩两头垂下去的立线挂有线坠，直指坑底。如果灵柩已摆正，这个线坠就必然与坑的“中”线一致，此谓之“三线归一”，即符合标准了。

接着把本家大儿媳妇抱的焰食罐子拿来，杠伕将其按男左女右的位置放在灵柩前头的底座上，并在坑的四角各放一个苹果。儿媳妇在到坑口的四角各抓一把黄土，谓之“抓财土”，走的时候一百步不回头。到家将土撒在炕席底下，据说可以“生财”。

接下来，便抬来祭席或供品一桌。全体孝属、近亲一律下跪。长子跪于供桌前的中间，其它孝眷仍按在家停灵时，男左女右地跪在坑帮，由僧众品咒。

事毕，把所有的纸活，如灵人、花盆、尺头桌子、花圈、挽联、纸匾等都一齐焚化。并将路上剩下来的纸钱，尽数高高扬起。

下面紧接着就是掩土。首先由阴阳先生用灵幡在坑口上晃三遭。接着，把幡杆往棺盖正中间一戳，用手扶着不使倒伏。以便掩土后，使幡杆立于坟头之上。

三天“圆坟”时，由孝属将幡杆拔出来烧掉，或用来摆成一“门”字形，插于坟上，谓之“墓门”。这样坟上就留下一个插幡的圆孔。

埋土时，长子抓一把头锹土，扬在坑内，接着是次子、三子以及其它孝属。近亲也抓一把头锹土扬在坑内。

最后，用锹撮土，将坑填满，堆起坟头。等将坟堆好，孝属按尊卑长幼依次叩首。

礼成后，丧主跪请亲友中穿“浮孝”的脱孝，并向众亲友叩谢，众亲友则向丧主还礼告别。

停灵暂厝

过去，老北京的住户落了丧事，大部分都在自家治丧，最后埋到自家的坟地去。但有些外乡人到北京来做事或经商，虽然有房产，有买卖商号，但不一定有坟地。

依传统来讲，死后一定要落叶归根，埋到原籍祖茔去，但有时因时局、交通或其它特殊情况，不能马上扶柩回籍安葬的，就需找个寺庙把灵柩寄存起来，谓之“停灵暂厝”。有的则是在庙的后院、跨院砌上个砖窖，将灵柩放入，用灰瓦予以封闭，谓之“丘”起来。

还有些有坟地的老北京人，经阴阳先生勘测，不宜当年下葬。丧家为了避凶趋吉，办完丧事后，也只好找个寺庙把灵柩暂停起来。

还有的家庭，其中一位老人死了，办完丧事暂时不埋，停在庙里，以便等另一位老人死后，用“走双灵”的形式发引，一起并骨合葬。

也有的家里死了人，因在坟地现修“阴阳宅”，大动土木，办完丧事后，尚未竣工，暂时不能安葬，所以也需找个寺庙停灵暂厝。

另外，有的丧家虽不需要在庙里停灵，但需要在庙里办丧事。清代，除了是国家功臣、重臣，有皇帝上谕的之外，凡死在外地的，是绝对不能将灵柩运进城内的。

所以，丧家扶柩返京后，只能在京城近畿一带的寺庙里停灵治丧。

还有的北京城里的居民，家里出了“外丧鬼”，例如：病死于医院，或暴死于街巷、路途，或遭飞来横祸，如车碾马踏、雷击触电、落水悬绳、牢难刑死，被他人杀害，死于非命等等，都不能往回抬，只能在庙里治丧。

还有的人家以为，让亡人与神、佛结个缘，有利于死者超生、转世。所以，也要到庙里治丧、开吊。

更多的丧家则是为了省事，把灵柩抬到庙里办丧事，虽然多花几个钱，但是庙里设备好，有高大的殿堂，宽绰的院落，更能显示出排场。

而且，庙里的人懂得当时市面上通用的满、汉丧礼仪式，对筹措丧典是内行里手。他们与红白事上的各行都有业务联系，能一呼百应。有的行业就在庙里“常住”。

因此，搭棚、设座、办席、请经、雇响器、糊烧活，不出庙门，就地都办了。

总之，一切礼仪性、事务性的工作都由庙里负责，本家只负责掏钱就可以了。故有的富豪门第往往愿意到与自家素日有往来的庙里办事。

清末民初，北京约有近千座佛、道两教的大小寺庙，大部分都负责办理民间度亡的经忏佛事、法事。其中，很多著名的大寺庙都辟有停灵暂厝和承办丧事的业务。而且按其坐落地点，还形成了各自的“地盘”和应酬对象。

寺庙承办停灵暂厝，按其宗教意义主要是为“慈悲度亡，广行功德，以达到冥阳两利的目的。”所以，收费是象征性的。

但清末以来，战祸频起，兵荒马乱，交通阻隔，几乎所有客居京师的外乡人死后，都不能立即被运回原籍。除了埋在义地，就得在寺庙里停柩或浮葬。

英法联军、八国联军进犯京师之际，各大寺庙的灵柩不计其数，甚至把庙地、菜园、跨院开辟为坟场。“丘”棺者几乎见缝插针。寺庙遂以限制停灵数目为由，把费用涨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当时，凡在寺庙里停灵的都与庙里立有“租折”（指租殿堂、租庙地），写明“如有拖欠租金或弃尸不领者，概由本庙合律处理。”

由于停灵的后人很贫困，无力起灵回籍安葬，又交不起租金，自然有很多“弃尸不领”的人。

所谓“合律处理”，不过是灵柩归大堆，浮葬者归大坑而已，并不能销毁或远埋他处，仍要等待丧家认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些寺庙开始颓废，僧人也不知所终，其停灵暂厝，承办丧事的业务自然都向城里几个著名的寺庙里聚拢来了。

而城里的寺庙看准了这个发财的机会，便逐渐向新式的殡仪馆的方向发展，接纳停灵，承办治丧事务时不再强调停灵人的宗教信仰和丧礼形式，甚至天主教徒、基督教徒都可以在庙里举行“悼丧会”。

同时，庙里的“清规”，只适用于本庙常住的僧众。对于在庙里停灵办丧事的斋主及亲友没有任何要求和约束，治筵用荤、用素，“悉听尊便”。

抗战前后，由于政局、交通等诸多因素，各大寺庙的停灵、办丧事的业务，均出现了“回光返照”现象。20世纪30年代末期，仅南城法源寺一庙即停放灵柩达800多口，为了适应当时需要，该庙又在庙的西边开辟了所谓“经济礼堂”，承办中、下层市民的丧事。

【链接】袁世凯的丧葬大礼

1916年6月6日，倒行逆施的袁世凯多行不义，最终在忧焚中自毙。第二天，袁世凯的遗体头戴平天冠，身穿祭天大礼服入殓，北洋政府致哀，除下半旗外，还禁止民众娱乐活动一天。

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国务院拔款10万银元作为袁世凯的丧葬费，袁世凯大殓后在中南海停灵，其子袁克定挥金如土，袁世凯的丧葬礼极度铺张浪费。

灵堂设在怀仁堂内，门前搭了一座鲜花扎成的牌坊，新华门外另扎成三座素彩的牌坊。驻京军队按日分班到新华门外举枪致敬，披麻戴教的家属则在怀仁堂守灵。

灵棚内，袁家从广济寺、拈花寺和戒台寺三处各请来15位和尚，均穿绣有砖纹的红色袈裟，诵念“禅门”经典。

另外，还从雍和宫请来喇嘛，带着大鼓、大锣、大喇叭以及其他的吹奏乐器预备法事。

当然，白云观的道士也不可少。他们身穿绣团花缎子道袍，每天早、午、晚更换道袍。道袍分黄、红、绿三色。除了中间三位法师外，其余12位道士穿的道袍，绣花图案分为六种，每两人一种，十分华丽。

在停灵的21天里，五棚僧道轮流前来诵经，到做七的日子，则五棚僧道全到，一时间鼓号齐鸣，笙管齐奏，喧闹声不绝于耳。

丧礼处向冥衣铺定制了高大的牌楼、享殿、轮船、汽车、马车、纸人以及各种日用器皿等冥器，另外还定制了用松树枝叶制作的松鹤、松鹿、松亭、松人、松匾等，价值数千元。

怀仁堂袁世凯的灵堂内挂着长约二三丈的袁世凯的铭族，由整幅红锻缝制而成，上面镶着金字写成的“大总统”字样，表示其官衔。

袁世凯出殡时的路线是：从怀仁堂南出新华门，往东，过天安门，向南，过中华门，出正阳门（前门）到京汉路车站（即西车站，后称前门车站）。

袁柩先上32人小杠。黄缎生龙纹棺罩在棺上，金顶。32个杠夫穿缂丝銮驾衣，黄套裤，青布靴，头戴鸡翎帽。

棺前、棺后都有身穿孝服的“响尺”二人，一手持一根长约一尺的细长黑漆的檀香木棍，另外一只手用一根小木棍敲打作声，用来指挥杠夫的脚步。

为避免棺罩上的金顶摇晃，杠夫用四根黄色丝绳拉在杠的四角上，名为“拉幌”。还有四人，手持丈许木杆，上有小旗，称为“拨旗”，分布在袁柩四角行走，负责拔除路上遇到的障碍物。另有各背一个二三尺高的凳子的四人，负责灵柩在途中停留时，用木凳垫灵柩。这样，此杠多达40人。

起灵前，袁世凯的家人，亲属都要在灵前行三跪九叩礼，大总统黎元洪及官吏、清室代表也行礼。

其太太、姨太太、儿子、媳妇、女儿，甚至丫鬟、女佣都穿孝服。

按照旧京风俗，出殡前夕，丧家都会买一只瓷瓶，孝子捧着宝瓶跪在灵前，亲友及家属每人依次用新筷从灵前供奉的祭品中夹取少许放入其中，最后用青绸一方、红绸一方及五色丝线扎紧瓶口。据说是供死者在阴间享用的。

出殡时，由长媳捧着，到下棺时埋入墓中。袁世凯的葬礼中捧宝瓶的却是其大太太，与清皇室的规矩如出一辙。

前有铭族、冥器、旗伞、幡开路，乐队引导，32小杠即可启行，抬至新华门外，小杠换为大杠，这时袁柩解去棺罩，放在金漆木凳上，移至“皇杠”上，再扣上棺罩。殡仪队伍继续前进。

最前面为10面导旗，另有武装警察、保安队开道，再有陆军仪仗一个团，海军仪仗队一个连，后面是仪仗队。

丧仗队伍前还有撒纸钱的。袁家出丧，撒的纸钱全是金黄色的，由几辆轿车运载。

丧葬队伍由穿绿色銮驾衣的催押锣声指挥。5对锣分插在丧仪行列中各段，锣声指挥队伍的行止。

铭旌，在怀仁堂摆设，由22名头戴鸡翎帽，身穿线丝銮驾衣，黄套裤，青布靴的杠夫抬行。

香幡24把，白缎作底，绘有各种花纹，分春、夏、秋、冬四种花样，然后用特制的线香镶上去，每种花样六把。

金执事48名，身穿绿色銮驾衣，手持金立瓜、金天镫、金斧、金拳、三尖刀、斩马刀、青龙刀、象鼻刀、金轮枪、金镂枪、金伞枪等木制金漆的仪仗。

各方致送的50对花圈，由执事穿孝衣持行。

大车一乘，内放皇帝应用的各式器皿。“从独马”12对，执事穿青绒红边衣，头戴大绒帽，手持长枪，身背弓箭，骑在马上。

各色绣花大旗12对，又绣花片幡24把，均分黄、红、绿、白四色，上绣日、月、星、辰、龙等花样，每色6把。黄色大座伞3顶。两旁有4对供有袁世凯生前衣冠、勋章等物的各色扎彩配亭。

幡伞60柄，分为黄、红、绿、白、紫五色，缎绣，每色各12柄，由执事穿绿色銮驾衣抬走。

和尚、喇嘛、道士各15名，手持引幡或经幢及各种吹奏法器。

13人组成的大“清音”队，双管、双笙、双笛，外加九音锣等。

总统府军乐队，约六七十人，穿青呢制服，系学带，奏哀乐。

大黄色彩事一座，内供“洪宪”皇帝的各一枚金印、金牌。八抬，杠夫穿绿色銮驾衣，头戴红缨金边帽。

黄、红、绿各色彩亭12座，八抬，杠夫穿绿色銮驾衣，头戴阔边黄帽。

松亭、松鹤、松鹿、松匾、松人等冥器48件，由执事抬送。

大香亭一座，八抬，杠夫身穿绿色銮驾衣，头戴阔边黑帽。

纸糊冥器“金山”、“银山”12对，由穿绿色銮驾衣的执事抬送。

虎头金牌12对（朱红漆、牌头上画有金色虎头），又金牌、红牌12对，上漆“肃静”等字样，由穿绿銮驾衣的执事抬着。

黄鹰、猎狗、骆驼、蒙古包等共12对。禽兽身上披挂红绸彩球，黄鹰架在执事臂上，狗、骆驼由执事牵引。执事均穿绿丝銮驾衣，黄套裤，青布靴。

八抬绿色魂轿一乘，内供袁世凯的魂牌。轿子为绿呢面，镶黄边，青穗子。魂轿两旁，各有4对提炉、提灯，点着香烛，执事提了随魂轿行走，还有袁的卫队百余人护送。

雪柳48名。由48名年约10余岁、穿孝服的少年执事手持雪柳行走。

总统府“华乐队”七八十名，用民族乐器奏哀乐，也穿青呢制服，系孝带子。

蓝白色扎彩绸的大影亭一座，八抬，杠夫穿孝衣，内设袁世凯的大照片。

大黄色绣缎座伞两柄，黄丝绒穗子。一人手持一柄，两人“拉幌”。座伞之后，是袁世凯生前一匹坐骑，由侍卫牵引。

“洪宪”皇帝宝座，八抬，金漆加绘五彩花纹，四角盘龙，椅脚雕金漆小狮。又有一座虎皮椅，八抬，后随曲柄“影伞”一顶。杠夫头戴金边大黄帽，身穿绿丝銮驾衣，黄套裤，青布靴。

“小拿”48名，都是身穿短绒翻毛羔皮袄，背挎方盘的十余岁的少年，其中24人的盘内安放袁生前爱好的古玩玉器等24件；另有24人的盘内安放的是仿照上述古玩，用各色纸糊的冥器。小拿中还不断发出帮助孝子哭泣的“吁吁”声。

挽联几十对，由执事手持行送。

执绋宾客，内有外交使节，清室代表（送到中华门止）。又有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以下文武官吏，武官穿军服，文官穿黑纱马褂和蓝色长袍，胸挂白花，臂围黑纱。

袁世凯生前的侍卫武官侍从翊卫使、文武承宣官等穿孝服，步行执绋。

白布孝幛三架，各有几丈宽，袁克定以下的男性家属百余人在内步行。袁克定等各有两个侍从扶持，并有侍从为他打扇。

80名大杠抬着袁柩。杠夫有两班，每班是90余名。杠夫穿缂丝銮驾衣、黄套裤、青布靴，头戴鸡翎帽，两班衣服分成红绿两色，中途换肩。

大杠后有“后护”48名，手持后护刀、后护枪、后护扇、后护星、后护拳、后护铲、后护锤等等。

女眷送葬轿子分为三等：白布轿，无顶，坐着袁的大太太、女儿、媳妇等，四人抬，大太太后随两人抬的小轿四乘，坐着她的丫鬟、老妈子。蓝色相间的布轿，坐着姨太太等，每轿后各随两人抬的小轿两乘，里边也是丫鬟、老妈子。蓝黑相间的布轿，坐着远亲及袁世凯部下的女眷。

以上三种轿子共一二百乘。此外，还有马车、坐着政府高级官吏的眷属。

西车站外，由“棚陈”及“贵寿彩子行”预先搭就蓝白布素彩五门牌坊一座，三层路祭棚一座，内设大鼓、锣架、梆点、金执事24件，各色幡、扇、牌12件。

祭桌上设有五供及丰盛的祭菜一席，焚香点烛。袁柩抬入路祭棚，搁在金漆木凳上，由执绋的国务总理主祭，文武官吏（文东武西）排队陪祭。祭毕，改用24名软杠，把袁柩抬到车站月台，上灵车。

这辆灵车是由清朝隆裕太后的灵车改装而成的。车内漆了白色，车外用蓝白布结成素彩。灵堂是一节花车。灵前设有五供及祭席，四周放满花圈、挽联，袁克定把魂节放在灵座之前。袁世凯的家属就坐在这节花车内。

灵车之后的车厢里放着出殡仪仗如片幡旗伞之类的东西。

列车开动时，由军队鸣礼炮101响。

这一天，京汉路客车停驶。除袁世凯的灵车外还特为袁家开驶了两列车。一列车载运卫兵、消防队、轿夫、杠夫、鼓乐、扎把匠、扎彩匠、和尚、喇嘛、道士等500余人，还有大杠、小杠、素轿、香亭、影亭、彩亭、松亭、各色冥器以及丧礼处需用的家具杂物等。一节棚车专运袁生前的一匹坐骑。

另一列车是袁世凯旧部和政府高级官吏乘坐的。这两列车在灵车后开，为方便接灵，要早半天到达彰德。

遵照袁世凯生前遗嘱，袁世凯的灵柩将运往他的老家彰德垣上村入葬。